栗彦卿：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栗彦卿  时间：2011-02-12   浏览次数：20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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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结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推出，基层一线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群众的智慧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和恰当的总结，集体的人多力量大的力量尚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正确的引导，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远不是健康的务实的和谐的可持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还没有露面，没有脱颖而出的条件。
　　人民之所以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甚至仇官仇富，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特权主义和官僚腐败，少数官商勾结，鱼肉百姓，官僚暴富者们为富不仁，漠视民生。做得较好的也就是施以小恩小惠，表面应付。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总结的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弊端——权利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严重腐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用党代会的话说，就是“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人大代表还主要是少数官僚内定，民主选举还主要是走形式走过场，各级官员依旧由上面层层任命，绝对多数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政府高级官员，自己监督自己 根本不可能。所以，人代会也就成了举手会，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成为最不重要单位，与宪法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基本不相符，党政事实上并没有分开，仍是高度一体化。
　　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是比较渺远的。现在谈还没有资格，须等将来有条件了再说。
　　出路有没有 有的;走不走 该走的路必须走，一步也不能少。就看我们是空想式，自上而下官僚主义改革代价较大走，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上下结合走群众路线改革代价最小走，还是被民众逼迫，自下而上暴力革命改革代价最大走。自上而下走，就是仅由中央的少数领导听汇报，发文件，做指示，推着拨着省市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动动转转，拨拨动动，推推转转，不拨不推就不动不转，实际上是集权主义，是官僚主义，是表面功夫多，形式主义多，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改革有走苏联复辟老路的危险，不过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大众是决不会答应的，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决不可能照搬苏联经验，这一点毋庸置疑。上下结合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的科学与民主的指引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指引下，继续真真实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权于民，还政于民，走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再“干部决定一切”，或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充分发挥亿万人民大众的智慧力量，广聚民智，合理民主集中，建设阳光政府，和谐社会，积极务实地改革开放，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动力足，方向正，可以最大化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自下而上走，就是民众被压迫无处可诉，被逼迫无路可走，只好自我组织起来，改组现行的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为主的官僚专制政府，还原共产党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真正做到“三个代表”的社会主义阳光政府，并领导人民大众继续深化各项改革事业，健康推进社会主义宏大伟业。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才能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如何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真的是一头雾水吗 不是的。当前社会上传的最多的政府管多了，严重约束了经济发展力的谣言，若针对官僚政治有一定的道理，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则是肤浅的，是少数野心家的别有用心。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过去、当前乃至今后的长时期，国有、国家控股、国营经济在总质上占主导性，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在战略上占主导性，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基础保障，是防止内部的复辟变色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的最基础保障，这就直接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规定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为主体，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市场经济及其机制的有益的局部的利用，互补，总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如何面对国有、国家控股、国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 如何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对社会物质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我们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必须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弥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对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必须改革开放，积极与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市场经济接轨，积极有选择地承接它们的高端先进制造业转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此充分调动、促进、激励各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因此，各种各样的国有的民营的或是外资的混合型的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改革没错，市场对社会物质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时代大环境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是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就是基础性调节，不是主体性调节，主体必须是国家宏观调控。远观一下西方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等现象，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在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西方经济已经高度区域化跨国集团化垄断化的现当代的经济体，经济单元，经济活动，必须从国家甚至区域间乃至于洲际间合作的战略高度，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以更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导，展开纵与横的布局。列宁的时代，西方已经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先是在国内垄断后是在所属的殖民地垄断，再继续朝国际垄断方向发展的程度，但“一战”“二战”的历史实际，也事实地证明了一国一极独霸世界的不可能。经过了血与火的教训，首先是北约，是“马歇尔计划”，其次是欧共体，发达国家间就开始内部团结，组成“富裕者的俱乐部”集体之合力，一致对付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接也对付傲视群雄的美国。那么，作为后发展的大国，也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只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强调以市场自主调节为主体为主导呢 市场自主调节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不能作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方才符合世界市场形势和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大潮。就像不集团化不链条产业化多种经营的企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大潮，已经与跨国集团型企业不是一个重量级一样。这样的话，有人就问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事实存在的国有国控经济大而不强、主要靠权力垄断而非科技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弊端呢 如何有效避免国有国控经济体里面的大量官僚腐败与论资排辈、消极怠工呢 如何有效解决事实存在的主要针对民营经济的“弹簧门”“玻璃门”甚至是“隐形门”不公正待遇呢 如何有效地解决相当数量的官与绝对少数的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而造成的对其他大多数的商和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呢 直至如何健康规范发展国有国控以及民营经济体的社会责任呢 归结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综合性地一言以蔽之，即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民众综合科技文化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落实发展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方式，形成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这里，不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的当家作主，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在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行事。强调党的领导，不能是大搞集权官僚主义的借口，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是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借口。事实上，党的正确领导，必须经过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来实现，这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必须桥梁，人民大众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舍此无通途;人民正确的当家作主，也必须经过党的正确领导来完成，航行要靠舵手，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结合体，并不矛盾)，形成集体领导与首长负责的有机统一，最终达到依法治国，达到科学民主决策及管理。因为，有了合理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权力得到人民大众的制约，群策群力，一是造成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党风政风继而民风环境，可以根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充分激发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为“中国创造”奠定雄厚的高新人才资源基地，二是务实，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量力治国，从而使社会和谐可持续，群策群力，力量集中，众志成城，三是真正通过民选，选出适当数量的专职任期制国资代表，而非一人二人，经常性地就同一类行业走动监督、决策与管理，只是这个过程中，要因企而异结合一定数量的工会代表、工人代表，以达到比较的公开公正，比较的因地制宜、务实。也就是说，国企的生产与国资的管理，也必须是集体领导体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有了以上三者，我想，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不在于高度集权式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而在于务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打造阳光政府，从根本上遏制官僚腐败，从制度上遏制新的大跃进和确保实事求是，确保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民主，就人才辈出，社会和谐，力量集中，就务实，就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从而生动活泼，群策群力，众志成城。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历史，已经更清晰地证明了，唯有科技与民主才能决定一切。
　　因为，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主人，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计于民，借力于民，才能得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的度，才能积极地建设内需市场，才能积极地衔接国际市场。
　　七、结论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方面不适合我们，我们由于落后生产力的局限，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苏联即是如此)，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尚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在艰难地探索之中。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放权于民，才能真正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可能积极地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跨越“卡夫丁峡谷”。
　　物质经济不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可能;物质经济不发展，或发展，而民主政治不发展，后发展国家社会要长期或短暂走向封建专制，或被殖民取代，或成为西方的附庸国，二流国家，或最终成就法西斯主义;物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也随之同步协调发展，后发展国家社会就会健康可持续进步，就会良性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反“左”、反右重心是不同的，改革初期，市场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弱小，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尚未形成，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的后期，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民营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关键是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顽固，就需要倒个个，需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但是，我们仅知道防“左”或防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才导致了“左”或右的产生，还必须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即实施什么制度来具体地防“左”防右。在近现代世界高度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产生“左”或右的东西已不再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了，而主要是落后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官僚特权腐败。时代的最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直选制度，是我们有效地防“左”防右的根本途径，唯一途径。官僚集权已经葬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使“拉美化陷阱”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的屏障，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还政于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配套协调改革，如此健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这句话，我认可第一句，以后的都不苟同。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需要经济、民主政治并驾齐驱，两个中心，协调统一，不能偏废。在我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在经济社会环境改变的前提下，在依然的高度集权前提下，少数的权贵既得利益者，和少数的血腥资本家，早已同流合污，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群体，共同阻碍着社会主义中国的继续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