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小张郎:张子林书法 收藏 西方现代艺术流派——表现派（下）

　　康定斯基曾总结出一整套的有关抽象主义艺术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艺术不是客观自然的摹仿，而是内在精神的表现；其二，艺术表现应是抽象的，而具象的图像有碍于精神的表现。

　　康定斯基指出，艺术是属于精神的，必须全力为这个领域服务。不过其“精神”的定义较为模糊，有时被说成“内在情感”；有时则称作“内在需要”、“内心生活”等。从精神出发，他认为艺术不应仅仅是自然外观的显现，而必须具有精神的价值。他指出：艺术家“必须观察自己的精神活动并聆听内在需要的呼声……。内在需要所要求的一切技法都是神圣的，而来自内在需要以外的一切技法都是可鄙的。”

　　康定斯基所说的“内在需要”，想必是指艺术家所体验的表达精神的冲动。他说“内在需要”由三个因素组成：1．每个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心中都拥有需要表现的东西（这是个性的因素）；2．每个作为时代之子的艺术家都必须去表现他时代的精神（这是风格因素）；3．每个作为艺术的仆人的艺术家必须为艺术事业作出贡献（这是纯艺术的因素，它永远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之中）。康定斯基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他说：“只有最完善的艺术的要素将永世长存”，“第三要素在作品中占优势的人，正是伟大的艺术家”。

　　在康定斯基看来，艺术与自然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各有不同的原则和目标。艺术应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一件艺术品的成功与失败，最终取决于其“艺术的”及“审美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它是否与外在世界相似。正因为此，他的画最终走向了抽象。

　　康定斯基的绘画，在1910年转为彻底抽象之前，主要趋于野兽主义的风格。他1896年从莫斯科来到慕尼黑之后，便全身心投入前卫艺术运动中去。他曾在巴黎渡过数月，在那里接触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派及立体派的绘画。这对于他日后抽象绘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他认识到色彩在绘画构成要素中占有首要地位。他发现高更和凡高的画尤其将色彩的表现放在首位；在这两位画家那里，把草地画成红色，要比将房子或人体变形容易得多。他还领悟到，色彩与线条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也许对修拉在此方面的观点有过专门的研究。事实上，修拉的有关绘画不同要素（色彩、线条、调子、构图、节奏等）的理论，几乎预示着某种抽象艺术。因而，康定斯基在他早期的绘画中，特别强调色彩的表现力。他以浓重而明亮的色彩来表现自然风光，表现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抒发其浪漫、诗意的情怀。他作于1909年的油画《有树干的风景》，便是其早期的代表作。

　　《有树干的风景》，康定斯基作，1909年，油画，72．3x97．5厘米，杜塞尔多夫美术馆藏。

　　画面呈现了一个浓烈而富于对比的色彩组合。那横贯画面的条状色块，与垂直的树干呈十字形交叉，远景的栋栋房舍，色点斑斑，有如乐曲中跳动的音符。可以看出，画家在这里对于景物的描绘并不十分在意，而似乎更关注于画面本身的表现力，关注于那色彩、块面、线条的组构秩序。画面简约而富于装饰性的图像，以及那种平涂勾线的造型语言，使人想到高更和野兽派的画风。康定斯基对于绘画的精神性及音乐性的强调与重视，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一幅水彩抽象画》，康定斯基作，1910年，水彩、墨水、铅笔、纸版，49．6x64．8厘米，妮娜康定斯基藏。

　　1910—1914年，是康定斯基绘画发展中的所谓“戏剧性时期”。这一阶段他的作品，寻求以抽象的语言表现情感及内在精神。这些被归为“抒情的抽象”风格的作品，大多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辨的形象的。这些画中，往往隐约地显现着某种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图像，反映出画家对其故乡童话所保持的痴迷与神往。不过这些画中的图像并不清晰易辨。它们往往只是以某种极简单的线条或色块暗示出来；色块常常涂在轮廓线外，与轮廓不相一致。在这里，线条、块面及色彩本身，显然要比所描绘的故事重要得多。因而，这些图像往往被飞舞跳跃的形状及饱满绚丽的色彩所淹没。作于1911年的油画《构图4号》，便是康定斯基这种半抽象的抒情画风的代表作。画中所有形态均有可辩的来源。此画描绘的主题是在山野中撕杀的俄罗斯骑士（康定斯基总是醉心于画这种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在这幅趋于抽象的画上，我们仍可隐约地辨认出一些形态来：画面中央是战作一团的持矛骑士；右边是戴红帽子的持矛者；背景上有一个城堡；空中飞鸟成群；阳光透过细雨化成一道彩虹……。

　　画家在这里进行了有意味的形式处理。他有意地隐去那条作为风景画中主线的地平线；山的形态使他能够将地平线分解成道道斜的线。这对整个画面空间产生直接的影响——不仅使那客观、沉静、分出天与地的地平线在这里消失，而且，还使画上有了一个象立体派绘画一样完整的绘画性空间结构。
　　线条和色彩成为画中独立的要素。线条的断续形成了张力，产生贯穿全画而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节奏。色彩独立地表现形状，作为平面而游离于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与那描述性的内容相分离。画中的物象不再是被某种外在光源所照亮：光完全来自于色彩本身。

　　康定斯基的传记作者格罗曼在谈到他该阶段的作品时，曾以哲人的口吻说道：“康定斯基所见的世界，是一个力的宇宙，摆脱了感官印象的桎梏，从外物及其实质上分离开来，并依其周围的造型而获得经验。”在康定斯基这种半抽象的绘画里，所有形态都高度变形。客观的物象几乎消失在那些颤动的形体和耀眼的色块中。故事及风情的描述，在这里几乎可有可无。然而整个画面却充满韵律。那丰富而生动的画面结构，显示出画家对于内在情感及某种宇宙精神的追求。

　　《即兴二十八号），康定斯基作，1912年，布面油画，111．4x162．1厘米，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藏。

　　康定斯基的许多画，都被冠以音乐的标题，如“即兴”、“抒情”，等等。仅以“即兴”为题的作品就有三十五幅之多，都被一一地编号。这些作品，起初还较为写实，到后来，则愈加变得简约和抽象。最终在画中仅留有几根主要线条，而客观内容的描述则被全然地抛弃。康定斯基认为，绘画与音乐具有相通性。他常常把绘画用音乐的术语来描述。他曾形象地用乐曲的弹奏来比喻画家的创作：“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锤，心灵仿佛绷紧着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意按动着各个琴键，以激起心灵的和谐的震动。”康定斯基对音乐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他曾经将他自己早年的一幅描绘莫斯科暮色的画，用诗一般的语言形容成交响乐：

　　“太阳将整个莫斯科融为一体，它象一支狂欢的大号，使人整个身心、灵魂为之震颤。……它只不过是这部交响乐中使每一种色彩达到最最强烈程度的最后一个音符而已，不过它确实迫使莫斯科象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重复地奏出最强的音节。粉红色、淡紫色、黄色、白色、蓝色、淡黄绿色、火红的房屋和教堂——每一种色彩都是一首独立的歌——令人心醉的绿草、低声喃喃的树木和白雪，都随同成千个声音在歌唱，光秃秃的树枝奏出小快板，克里姆林宫那红红的、坚定庄严的围墙及上方精美的白色钟塔，象一声胜利的欢呼……。”

　　而当他后来在剧院听着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的时候，那乐曲的旋律，则又转化成这幅莫斯科暮色的画面上飞动的线条和璀璨的色彩：

　　“对我来说，《罗恩格林》似乎是这个莫斯科的充分体现。小提琴，深沉的低音调，尤其是管弦乐器，那时在我看来都形象地层现了黄昏时分的冲突。我用心灵之眼去体会这色彩，粗野的、几乎着了魔似的线条在我的眼前飞舞。”

　　正是他的这种对音乐的敏感，使他总是把绘画和音乐相提并论。他认为，画家其实做着与音乐家同样的事情，他们都追求表现“内在精神”，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用的是视觉的语言，而后者则是用听觉的语言。他把绘画当作由各种视觉要素所构成的交响乐，称其为“色彩的大合唱”。他说：“绘画是不同世界雷鸣般的碰撞……。每一件作品的创造恰似宇宙的创造一样——通过各种乐器浑然一体的喧嚣所形成的有如洪水爆发的那种巨大声响，来创造一支交响乐，创造一支天球的音乐。”

　　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定斯基抽象主义艺术观的产生，也正是由于受到音乐的启示。在他看来，音乐一直是一门旨在表现艺术家的灵魂和创造音乐的独立生命的艺术，它不需要复制自然，也不受自然的约束。而绘画，作为一门寻求表现画家的内在精神与灵魂，寻求表现艺术的内在意蕴（色彩与形式生命）的艺术，也不应该受自然表象的约束。他说：“一个画家如果不满意于再现（无论艺术性如何），而渴望表达内心生活的话，他不会不羡慕在今天的艺术里最无物质性的音乐在完成其目的时所具有的轻松感。他自然地要将音乐的方法用于自己的艺术。结果便产生了绘画的韵律、数学的与抽象的结构、色彩的复调，赋于色彩以运动的现代愿望。”

　　《蓝马》，马尔克作，1911年，布上油画，103．5x180厘米，沃克尔艺术中心藏。

　　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马尔克（FranzMare，1880—1916）是青骑士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墨尼黑的画家之子，1900年进入墨尼黑美术学院求学，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和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其艺术受到印象派和凡高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影响来自麦克、康定斯基和德劳内。1909年，马尔克与麦克相识并结为好友，麦克画面上生动绚丽的色彩使马尔克深受启发。1910—1911年，马尔克与康定斯基共同编辑《青骑士年鉴》，筹划并参加青骑士艺术展，成为青骑士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画风逐渐由早期的落寂忧郁而变得生气勃勃、富有表现力。象康定斯基那样，他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和谐，并借动物这一题材表达他对事物精神实质的理解。此后，在德劳内奥费主义及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其艺术的抽象倾向日益明显起来，色彩斑斓的形状和色块在画面上相互挤压碰撞，传达出某种原始和神秘的意味。遗憾的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便于1916年3月4日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马尔克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对事物外貌的摹写上，而应该深入内部，努力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内部的客观精神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艺术应当表现“人们眼睛所见到的背后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马尔克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他认为：“那属于动物生命的纯洁的感觉激起了存在于我的那些善良的东西。”马、鹿、虎、狍子……这些动物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和活力，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得世界更为平和融洽。1911年，马尔克的重要作品《蓝马》问世。在这件作品中，他以鲜艳明确的色彩和起伏有致的曲线营造出一个宁静感人的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以大片蓝色构成的三匹马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低着头，闭着眼，从温暖绚丽的背景中突起，安祥而温和地吸引着观众的视线。马的轮廊线是曲折委婉的，它们与弧形的山丘、飘移的云彩及植物的枝枝叶叶融为一体，创造出某种引人人胜的形体节奏。画面的色彩明丽灿烂，大面积的蓝色在红、黄、绿的簇拥下显得高贵沉静而又生气勃勃。在这里，“形”固然还客观存在着，但又在大胆恣意的颜色和平面性的涂绘中被弱化了，熟悉的形象悄悄隐去身形，湮没在色彩组构的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马尔克的色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蓝色传达了男性的气概，坚强而充满活力；黄色意味着女性的气质，宁静温和性感；绿色表示这二者间的协调一致；而红色则是沉重和暴力的象征。这四种颜色在《蓝马》中有机地分布着，折射出他对世界精神实质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曾有人这样说，马尔克“带着牛羊和几本好书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他籍各种动物，尤其是马和鹿创造出许多生动明快、不受约束的动人画面。在《蓝马》中，动物被自然同化，与自然相融，成为相依相伴的整体。而《马厩》（1913—14）中，动物则被肢解成五光十色的块面，发射出眩目的灿烂光辉。这种半透明的结晶体显示出马尔克对抽象的探索。他的晚期作品，如《战争的形式》（1914），则完全展示了形与形、色与色之间的相互抗衡，及由这种抗衡而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张力。这时他几乎已走向了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马尔克的艺术观，一如他在青骑士年鉴第二版前言中所宣称的：“我们深切爱好这样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自生自长，不依赖于习俗的扶持。当我们在因袭的表壳之中看到一条裂缝，我们就予以注意，因为我们希望底下的一股力量，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动物园》，麦克作，1912年，油画，129．9x230．5厘米，德国多特蒙特奥斯特瓦尔德博物馆藏。

　　虽然奥古斯特麦克（AugustMaeke，1887—1914）与康定斯基、马尔克交往密切，人们也习惯于将他看作青骑士社的组织者之一，但事实上，麦克的艺术与他们的艺术绝不是一回事。麦克并不追求“精神世界”的表现，也未在抽象化道路上走远。他的艺术总体上看来是自然而具象的。在麦克画中，赏物的少妇、散步的绅士、天真可爱的儿童、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保持了具象沉静的、一眼可辨的形。这些形与明亮丰富的颜色在画上共同组构出和谐、欢乐的韵律。麦克在色彩上的造诣曾对马尔克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重视画面色彩的力量，所使用的颜色色域宽广，既纯又亮，闪耀着诱人的光彩。这可能与其早期师从于德国印象主义画家柯林思时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立体派启发他的形变得简洁概括，野兽派帮助他更好地表现生活，再加上印象派的色彩基础，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画面布置得亮丽、高雅且富有音乐性。

　　三联画《动物园》是麦克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品。画面前景描绘了一些动物及专注地观看动物的妇女和儿童，背景则安排了几位绅士正在园里漫步或参观。人、动物、树木、房屋经过了某些抽象化处理，但总体上仍保持了自然主义的风格。颜色以明亮的白、黄为主，间以深色和纯度很高的红、蓝色，看上去丰富绚丽，如同水彩画一般呈现出半透明的光泽。温暖明朗的色调传达了悠闲、欢乐的情绪，人、动物、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遗憾的是，麦克的艺术才华尚未充分发挥，便于1914年在一战中阵亡，年仅27岁。

　　保罗克利（PaulKlee，1879-1940）出生于瑞士，但其一生主要是在德国度过的。作为音乐教室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不过最终他走上的却是美术这条道路。曾经拉小提琴的双手创造出了极具个性、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这成就使他无可非议地跻身于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列。

　　克利早年曾在尼尔艺校求学，并曾师从于墨尼黑艺术学院的斯塔克。1911年，他与康定斯基、马尔克、麦克等人相识，并参加青骑土社的有关活动。1914年前后，他与麦克结伴去了突尼斯和非洲，这一旅行使其艺术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渐渐地，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角。应该说，克利所接触到的艺术影响源是相当复杂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雷东、思索尔、德劳内、毕加索、卢梭……。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影响面前，他保持了冷静。审慎的思考和细致的探究对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克利认为，在艺术中“直觉是决不可能被替代的。”他对凭直觉自主描绘的儿童艺术很感兴趣。儿童特有的符号创造能力、形状变化能力，尤其是无拘无束、天真率直的特性令他颇有启发。有时他也试着象孩子画画那样，由着笔在画布上信马由缰地自由涂绘，获得某种直觉形象，再对之加以有意识的改进，从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作品看似天真稚拙，实际上却是深刻而独特的。形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重要方面。他用点、线、面组构出各种象征性符号般的形状，这些形状在画面上自由自在地延伸变化，又出乎意料地碰撞在一起，激荡出某种不可思议的震颤力。有些形象非常可爱，游弋的鱼、怪物的面孔、红色的气球……仿佛出自孩童之手。有些形象则与显微镜下的浮游生物、微生物等有着高相关，它们排列、组合、变化、重复，展示着艺术家的奇思妙想。颜色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另一个方面，它们与形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有时，暗底衬托出鲜明响亮的红黄色；有时则是颜色样片般的渐变与叠加；有时，色块与色线进行着小范围内的分割与争斗；有时，在棋盘似的网格中，在最亮和最暗的两极间，色彩和色度被非常娴熟地推进和后退……克利那些令人心动的画面常常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音乐，确实，深厚的音乐素养令他很自然地把某些音乐的形式借用到了绘画中。节奏、韵律、渐变、重复、展开，这些与音乐相符的性质在其画中反复出现，带给观者难以言喻的美感和极具丰富的形式。克利认为，艺术应该关注“已经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世界的那种力量”，认为“以前我们惯于表现地球上看得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揭示可见的东西后面的实在，这样来表示一个信念：可见的世界只是宇宙中一个孤立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潜在的实在……。”这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克利的艺术探索，也让我们能对他那隐　　含在稚拙下的深刻和精辟有所了解和领悟。威尔奈哈弗特芒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一个有新感受的原始人。”

　　《喜歌剧“航海者”中的战斗场面》，克利作，1923年，有色纸、水彩和油画线描，38x51厘米，瑞士，私人收藏。

　　克利对剧院演出很有兴趣，在魏玛包豪斯学院任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到剧院听歌剧。如此强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于音乐，更来自于歌剧本身那充满矛盾和对比的抽象性、独立性。这期间，克利创作了众多的剧院系列作品，作于1923年的《喜歌剧“航海者”中的战斗场面》正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嘲讽和挖苦。它描绘了站在小船上的人物与三个鱼怪搏斗的场景。我们看到，头戴羽毛头盔、身着短衣短裤、脚穿红色袜子的男高音被描绘得稚拙可笑。他的四肢如棍子般生硬，且被夸张加长。手执长矛的模样让人想起木偶人物。而三个鱼怪大张着嘴巴，看上去更为滑稽。画家在人物、小船、鱼怪这些形体轮廊内又进行了分割，形成各种富有装饰意味的几何形。这幅画的形十分天真，如同出自稚童之手，但颜色却不同凡响，十分老练。橙色、紫色、红色、褐色、浅百合色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优雅而和谐。方格状的舞台作为背景又被分割成两个色域，一部分为蓝色的逐渐推进，另一部分为黑褐色的逐渐后退，这种渐变产生出某种奇妙的空间振荡和韵律，一如高音与低音的音域对比及它们的奇妙振响。从这幅画上，我们可以看出克利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孩提般幼稚的线描与老练优雅的光色空间的结合。它们是一对矛盾体，在画面上碰撞、冲突，产生某种神秘和新异；它们又被结合得如此巧妙，带给观众整体和谐的视觉体验。

　　《高尚的园丁》，克利作，1939年，布上蛋彩和油画，95x70厘米，伯尔尼，私人收藏。

　　由于纳粹的指控和驱逐，克利于1933年离开德，国至瑞士定居。1935年广克利大型作品展在伯尔尼及巴塞尔举办。1937，年，他保存在德国的102l件作品受到纳粹查封，其I中17件作品被陈例在墨尼黑的“颓废艺术展”上。1938年，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克利作品展”。自1935年以来，由于疾病的侵扰，其健康大为受损，1940年，病情危及心脏，导致了他的离世。在这期间，尽管身体在衰退，有时甚至只能病卧在家，但他仍以超人的精神继续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无可否认的成熟精妙。他的晚期作品往往简练而隽永，展示出艺术家炉火纯青的技法和深刻的象征性。《高尚的园丁》正是这一时期风格的代表之作。画面以鲜艳的色块相互渗透晕染，形成一个亮丽的平面色场。以此为背景，简约的黑色线条自由大胆地勾画着，形成一个个令人费解的图案和符号。迷宫一样的结构，充满着象征的意味和神秘的幻想。

　　有人这样说，“莫扎特留给我们一个音乐的世界，这个音乐世界甚至可以打动那些不能领悟音乐世界与象征世界关联的人。克利留给我们一个绘画的世界，这个绘画世界甚至对于那些不能理解其渗透到绝对的洞察力的人来说也是存在的。”留存于世的那些数量庞大的艺术品，诱导我们一步步走进克利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幻想，它天真美妙，又意味深长。

　　《共和党的自动装置》，格罗斯作，1920年，水彩，60x4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乔治格罗斯（GeorgGmsz，1893—1959）是新客观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柏林，曾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及柏林皇家工艺美术学惋求学。他是柏林最早参加达达运动的人之一，受到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及战后德国混乱社会的亲历者，其艺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往往矛头直接指向社会阴暗面。他用简约的线条和夸张的形象对独裁、腐败、战争等问题作了直接揭露和无情嘲讽，画风冷酷、尖锐，具有挑衅性。
　　《共和党的自动装置》是格罗斯政治讽刺画的代表作品，嘲弄了魏玛共和国标榜的大言不惭的所谓“民主政治”。画面前景描绘了两个可笑的机器人，它们没有面目、脑袋空空、缺胳膊断腿，却一本正经。左边那个戴帽子、打领带的断腿者正在摇一面德国旗子，而右边那个结领结、佩铁十字勋章者腋下有个奇怪的齿轮装置，这个装置可能是让其头壳发出声音的控制中心。它们行走在机械般的都市街道上，按事先所得的授意忠实地投票选举。
　　格罗斯尖刻辛辣的讽刺艺术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也令他常常与当局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纳粹上台后，他被迫于1933年逃离德国，来到纽约。鲁迅先生曾将格罗兹与珂勒惠支并列，称格罗兹的作品“漫画而又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