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音乐风格:二次北上记（三）

在河北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华北平原是中国北部的大平原，由黄河、海河、淮河等冲积而成，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夏季炎热多雨，历来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是中国的重要粮棉油生产基地。
    蓝天白云，车轮铿锵，向着北京飞驰。车上的旅行者们兴高采烈。
    后面敞棚货车厢里的数十名男女看来是集体出来的。他们一路歌声，欢声笑语。不过，当列车到了河北省石家庄时，大家都笑不起来了。
    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部，毗邻邢台、衡水、保定，与山西省结壤。我们列车到时大概在中午11点左右。车停下以后，大家发现列车两边一字形地排列着许多解放军指战员，下车后的人员按照他们的安排，排成队列，从铁路走向公路，显然是去某个接待站，以后统一遣送回家，这是当时为了劝阻盲流人员上京采取的措施。
    人们排成队伍，竞有好几百人呢！
    刚才还在欢声笑语的人们中有些人沉不住气了，还有人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嚷着：“我要上北京，我要去看毛主席呀！”有人企图出队，队伍乱了，解放军战士人少，阻拦不了。溃散的人们在公路，田间夺路而逃，试图摆脱军人们的阻挡。战士们用跑步、骑车等到方式赶上他们，进行劝阻，大部分人还是被拦下了。我们下了公路，从铁道上拼命的跑，因为摩托车、自行车是不能在铁路上行驶的。为了躲避后面跑步追来的解放军战士，我们闪身进了铁路中间的道班。
    道班里有几个工人，他们分别是搬道工或者是进行列车车厢分合的工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起初并不是太友好，当听到我们是四川成都来的后，就改变了态度。结果是，全体成员在一起，像开会或学习一样，听我们讲述成都132厂武斗。这样，我们不仅吃到了免费的馒头，还由他们安排上了北去的列车。我看到其它漏网的同行者，上车后得送他们纪念章，以表示感谢。
    列车向北京方向前进，如果顺利，当天就可以到达。车上的人已经不多，大部分盲流已经在石家庄被拦下了。
    可是到了保定，列车两边守候的解放军比石家庄的还多。于是，我们只有规规矩矩地随同他们去了接待站。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保定，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地带，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因此，这是阻止盲流北上的最后的一道关口。一九六六年五月，河北省省会由天津迁到保定，保定成为河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到的是市里大串联之后唯一保留的接待站——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具体的地点因为年代久远也记不清了。这个接待站由部队负责管理，他们的任务是把大量上京的工人、学生留在此地，以减小首都的压力。然后通过做思想宣传工作，动员他们回乡就地干革命，与石家庄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个站里眼下有一百多名外来人员。每天有新的人来，也有人被送上回乡的列车。伙食是一日三餐，早餐稀饭馒头，午餐晚餐多是大米饭，偶尔也有面条，是加盐的汤面，上面漂浮着或青或黄的几片菜叶，对我们来说也是美味的。我们出来时带的钱和粮票已经所剩无几，只好靠在接待站借贷度日。自从上面下文停止全国性的大串联后，各地众多的接待站都已撤销，只有某些大城市或特殊的地区才有保留；但是从前那种只交粮票或者什么都不交一分钱不花，逢州吃州、过县吃县的辉煌日子已是风光不再。每个人必须采取借支的方式，并注明以后回乡时归还，于是我们用学生证进行了登记，手续完善后每天借支。
    部队的领导特地派了个四川兵来帮带我们四人（还有一个是来自重庆的十四岁的小男孩）。军人小伙子来自黄继光的故乡——四川中江县，他的年龄也就大我们两三岁吧，部队生涯把他锻炼成了聪明干练的军人。他给我们讲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等等，那时候，不少人都是这方面的理论家。我记得我们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和焦点，我们曾经讨论了两三天。那时候的单纯和狂热，真是无以伦比啊！不过好多次的讨论，却是有趣的收场。
    “你们说，文化革命运动的焦点是什么？”军人问我们。
    七嘴八舌的回答了一些，张同学充能，想出了多个答点。
    讨论很热烈，独有一个人声色不动，那就是重庆小子。
    怎么回事，大家都去关心他。结果是，小家伙睡得香香的，嘴边流着舒适的口涎。
    在保定的几天，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整，生活有了规律。我们抽空游览了市容，街道边上做小生意的大婶儿，用熏得我们眼泪直流的大葱就窝窝头的午餐，让我们目瞪口呆；在市游泳场，我们三人下水后仅用了不到半分钟就取得了深水游泳区的许可证让我们得意非常。我们还参观了古城墙和我们能找到的一些名胜古迹。
    按照惯例，我们该返乡了。十来个人排队进入月台时，领队的军人把车票给了我们，上面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主席语录，车程是保定——成都，这是专用车票，不是硬纸片那种。部队的解放军看着我们上了车。
    然而，我们通过过道，走到另外的车厢门下了车，然后故伎重演，从月台上飞跑到列车尾部后面穿过铁路，到铁道之间的道班里躲了起来。值班的人们没有干预我们，可能是见惯不惊的缘故吧。
    几分钟内，先后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女学生和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小女生十五、六岁，面目娇好。日晒使她的肤色微黑，青春期发育使她体态丰满优美，他一来，就与我比较亲近，可能是我外表质朴，对人憨厚的缘故吧。她来自于湖南醴陵，是初一的学生，真还是有些胆大妄为，孤身一人竞走南闯北！好在那时一般治安状况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据她自述一路上都是混客车，因此并未出现过意外。她是和我们从一个接待站出来上车返乡，也是乘乱溜到这儿来的。
    那位男子是来自郑州的，据他自述是铁路工人，二七公社的成员。这次是上北京去告状，中间经过许多挫折，好不容易到了保定。他态度坚决，神情慷慨激昂，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北京心不甘！
   列车开走后，月台上的车站服务员和接待站的解放军也陆续走了。我们在二七战士的带领下步行到货站去乘车，他本身是铁路上的人，去过几次北京，对这些是轻车熟路。然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令人遗憾。原因是二七战士说乘货车只能到长辛店，离北京很远，下车后要乘夜步行十多公里才能乘汽车到地安门，女孩子受不了，他劝女学生等机会上客车去北京。其实我看出他还有一层意思是带上女孩子目标太显眼，不方便而已。
    “带我一起去嘛……”女学生噙着眼泪，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我们说。
    小男孩都心软了，用道地的重庆话说道：“你各人跟到走就是撒！”我也用眼色示意女孩一起走。
   “算罗，算罗，带个女子一起走，影响不好啊！”许二娃和张同学从中作梗，他们不同意带女孩子去。
    五个人有三人反对。因此，女学生只好留下，仿佛被我们遗弃了。
    我隐隐觉得许与张私心杂念太多，不能容人。这件事，可能他们是不是有些醋意在其中吧！

到北京

    半夜时到了丰台长辛店。这里，北上可以到天津市，也是列车中转的枢纽。这儿能看到当时国内尚未普及的内燃机车头。机车和车厢排在铁路线上，重重叠叠，我们在二七战士的带领下，经常从车厢下冒险穿越。
    出站后，我们开始步行，二七战士带领我们抄近道，全是走的乡间机耕道，他对此地之熟悉，已经到了令人生疑的地步了。不过，没有他的带领，我们又将何时到目的地呢！
    北方的天空总是一如既往的晴朗。星星满天，银色的月光如泻，洒落在树林、田野和道路上；如果说不是急急赶路，还真可以体会辛弃疾那首《西江月》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夜半鸣蝉……”的意境呢。
    途中，二七战士还带我们到一家土房去要水喝。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北方土屋，房里有一个老人，据说是五保户。昏黄的灯光下，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看起来很吃力。里面除了睡觉用的一个大土炕，桌子和另外的地方都放着盛有酒糟的高粱秫编织的箕子，发出很浓的气味，上面密布着苍蝇，人一走近，立即“轰”的一下全都飞了起来，令人头皮发麻。老太爷和二七战士很熟，一直在对话，他的听觉不好，听了好久，他还在问着：“啊，他们是从‘喜船’（四川）上来的……”
    半夜的时候我们到了镇上，好像是丰台吧。我记得我们直接到了汽车站的候车室里，那里面靠墙有像电影院里一样的木椅子，我们身体单薄，可以穿过方框形的扶手睡在上面。二七战士说他有事要先走，于是我们互相告别。由于十分疲劳，我们很快就在这里睡着了。
    公交发车的时候，我们被喧哗的人声惊醒。随着进城的人们一起上车。汽车现在经过的地方已经是城镇模样了，就这样到了地安门。啊，北京，我们终于见到了你！
    首都和其它城市就是不一样，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秩序井然。许和重庆小子都是第一次到这里，他俩东张西望，喜悦之情不亦言表。在吃早饭时我们发现身上带的钱粮所剩无几，已经接近枯竭。重庆小子更糟糕，在保定就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他很精灵，自述来自于重庆市市中区模范农场。数年后我经常在重庆公干，曾经向友人问起过这个地址，结果是，没这种地方，只有一个模范监狱，看来，小家伙可能是某就业人员的后裔。
    去年大串联时的众多接待站已然不在，我们打听到唯一的接待站在市内左家庄，于是我们欣然而去。
    这里是什么部门所属单位现在已经无法回忆。已经有数百人住在这里，每天吃饭的时候还真是闹热极了。伙食标准当然是不能与去年相比啦。我观察了一下，人员结构也不是去年纯粹的老师或者学生，工人和社会人员之类占相当比例。我们旁边的住室里闲时经常聚集十多个广东人打牌喝酒，口中不时的骂着：“丢那妈”一类的广骂语句，看他们的样子全不像学生，看人时贼眉贼眼、鬼鬼祟祟的，不安好心。我们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策略。
    这里的管理也相对粗放，平时让你自由安排，写告状材料。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通知你领票返乡。我们是没有什么材料可写的，由于现在出门在外坐公交车得买车票，吃饭喝水都得自己掏腰包；用“132厂武斗的敲门砖”没啥人接招，我们现在已经是举步维艰了。
    我们在北京逗留不到十天，最远也就去了天安门。全不如去年，什么景山、香山、颐和园……现在全都没法办到了。这时候，我们都有了归心，体会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要摆脱窘境，回家是最好的办法。重庆小子最先回去，三人与他送行，目送他瘦小的身子，背着装有衣物  干粮的书包上了汽车，互相挥手告别。他走上汽车时，回头望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结果只是对大家点了点头。看得出来，对于分手，小家伙心里还是有点难受。

  重庆小子走后第三天，罗骏他们也踏上了回成都的特快列车。

  回去自然比来的时候快，特快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回乡之路。许二娃在车上喜形于色，心满意足。他用一把铁皮铅笔小刀，小心地把一个馒头切开，放上切成薄片的酱萝卜，美美地享受着。这回他到了北京，又坐了特快列车回乡，今后又有了资本对那些半大子娃娃吹噱一番了，他有功成还乡的感觉。

  张和罗骏则比较平静，毕竟他们不是第一次出远门。

    回乡自然比来的时候快，特快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回家之路。许二娃在车上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心情特好，因为他终于坐了火车，又到了北京，回去后又有资本对那些半大子娃娃吹一番了。他有衣锦还乡的感觉。
    张和我则比较平静，毕竟我们不是第一次到北京嘛。

古城西安

    车到西安是上午，我下了车，找我舅舅去。之前在途中，我曾邀请他们二人一起去逗留两天，游游古城，他们却死活不愿去，特别是许，他是怕下了车以后又只有去爬货车，眼下又是囊中羞涩，坐客车回去一直到成都，当然是安全舒服又风光的呀！我却想到，出来一次也不容易，上次过西安没有条件下车，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放过机会了。
    西安站是大站，捡查很严，我注意到中途出站的学生会被拦阻盘问，于是我伙同几个无票乘车的学生以出站办票为由很容易地出了站。
    我老舅是刚解放那年（1949年）随学校迁移到西安的，是道地的成都人。两年后舅母也由成都转到西安，他们在那儿安家已经有十八年了。我是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只知道他们在市西郊的针织厂。
    我在车站广场右面的广告牌上的市地图上面寻找针织厂，找不着，在西郊只标有纺织厂。我询问蹬三轮车的，他们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询问没有结果。
    我心想管他的，趁天早，我先去纺织厂，不行好回头。我乘一路电车到了西郊的终点站，正好，到郊区的车来了，那是老式的解放牌客车，车顶上顶着硕大的装天然气的黑色橡胶袋子。我上去发现，车上连司机、售票员、我和其他乘客共五人。
    “到哪？”售票员问我，一口的陕腔。一边做出收钱和撕车票的准备。
    “我到纺织厂，啊不，是到针织厂！”我先说是纺织厂，突然又灵机一动，说出了针织厂，看她怎样反应。
   “嗬——，针织厂还是纺织厂？”她问我，显得有点不耐烦。
   “针织厂！”我心里暗喜，完全不在意她的表情。
   “八分钱！”她道。
   我高兴的给钱买了车票。
    那时，汽车出城后全是黄土路面，车后激起滚滚黄浪。手里捏着车票，我心里很坦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目的地。
    到站停车的不远处，就是针织厂大门。不巧的是，那天是星期天，工厂没人上班，我到传达室向守门的老大爷询问我舅，因为他是厂里的总工程师的缘故吧，一下子就中的了。老头子马上用值班电话通知后，叫我等等，说是一会儿人就来了。
    十来分钟后，一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进了小门，他面带微笑。凭直觉，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的老舅。
    “你是不是罗骏啊？”他问道。问的是名字，显得很亲切。
    “啊，我是罗骏！”我答道。此时已经完全确定了他就是老舅。
    寒暄几句后，他带领我出厂转弯抹角地走进厂家属区，到了其中一间平房面前停下来。房子是普通的青砖砌成，门侧不远处有一个露天的公用自来水笼头，旁边有一个滴水形成的浅水荡，不知谁家的两只小鸭子不失时机的在里面戏水。
    舅母也在家，她是厂子弟校的语文老师，现在休暑假。这时候，大的表弟在外面玩耍还没归家，小表弟才两岁，舅母在带他。
    尽管从小没有见过，亲人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亲情之意不溢言表。
  “这孩子胆大！”听了我是如何来到西安的经历后，他们如此认为。
    西安是历史名城，名胜古迹多不胜数。我在西安呆了三天，这中间除了浏览市容，还去了钟楼、碑林和大雁塔。
    全称为“慈恩寺大雁塔”的大雁塔位于大慈恩寺内，当时是郊区。据传是玄奘法师（唐三藏）为了供奉和储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等物亲自设计并督造建成的。
    大雁塔是座高六十四米，共有七层，塔身呈方形锥体的楼阁式砖塔。附近有曲江池旧址，已然干涸，再没有杜甫诗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景致了。登上七层可以俯瞰西安城区，其中一方，可以笔直的俯眺火车站。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年间（公元1090年）。是中国古代书法和石刻艺术宝库，收藏了从汉代到清代的碑石共2300多方，现展出的碑石达1000余方，其中多数是唐人所刻。有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亲笔刻石，王羲之、苏轼等名家的墨宝。
    石刻陈列馆里可以看到许多古代的精美石像，比如汉代的马踏匈奴，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其他两只石骏被美国人盗走。
    浏览市容，必然会看到西安钟楼。它位于西安市中心 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会处。鼓楼位于钟楼以西数百米处。钟、鼓楼建于明洪武年间 （1380-1384年）。钟楼高三十六米， 三重檐四角攒头鎏金宝顶，是市内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在楼下摄影留念。
    乘坐电车从城里回针织厂，其间要经过玉祥门，那里有著名的西安古城墙。
    西安城墙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隋、唐都皇城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西安城墙建筑型势宏伟，设计功能齐备，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而又保存完整的古代城池建筑。全城共98座敌台，每座敌台上建有屯兵敌楼1座。东、西、南、北各有城门1座，城门外均建有护门瓮城，瓮城上建有城楼、箭楼。瓮城外临内侧护城河岸，建有 “吊桥”。城垣内面建有登城马道和供排水用的“溜水槽”等。
我们照了好多照片，可惜的是后来都没有保管好，散落了。
    老舅带领，我又参观了厂针织车间，在数十台织机哗哗啦啦地喧嚣中，美丽的织品成批地织出来，让我大开眼界。他领导的技术室里，技术人员用手动计算器做数据运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亲友的热情接待，美丽的古城风情，使我心旷神怡。
    俗话说“长安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思乡的心情让我决定尽快地回家。第三天下午，我到火车站签票口去签了车次，带着舅舅一家对我们全家的深切问候，乘坐下午西安——成都的直快，登上了返乡的路程。
    第二天傍晚回到了家，长途旅行终于画上了句号。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人，旅途劳顿一扫而光。
    这次出门前后用了近一个月之久，虽然说不上历经千辛万苦，却也吃了不少苦头。我事后思忖得失，觉得还是有收获的，第一是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知识面，二是了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事实证明，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受用不少。
    回家第二天在街头又遇见了许君，他依然故我地伙同那一群小子在拍纸烟盒，有好些为烟盒不简单，它们来自于北京。看得出来，他在他们中的威望提高了很多，这次上北京造成的影响功不可没。
    成都的形势发展又有变化，随着保守派组织逐渐消亡，城区的各造反派组织出现了分化，分成了以“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和“红卫东（东郊各厂工人组织）”为一派的两大阵营，整日为组建省市革委会的诸多事项喋喋不休的争吵，誓不两立，后来又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直接动用枪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笔谈
                                                    零九年一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