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赵秉志为何去北师大: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_历史--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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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与朱执信、古应芬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会章。8月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11月《民报》创刊后多次以“精卫”的笔名发表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调。1906—1908年后随孙赴南洋吉隆坡、庇能、越南等地进行建立同盟会分会，和保皇党论战以及筹款等工作。1909年10月抵东京复刊和主编《民报》，秘密刊行第25—26号。次年春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后得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秉承袁的旨意，与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以拥袁为前提的南北统一。12月在天津设立京津保同盟分会并任支部部长，受命代孙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主孙让位于袁。此后4年间3次赴法留学。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1923年任国民党改组委员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次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11月陪同孙及宋庆龄北上入京。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遗嘱。3月孙逝世后协助宋料理治丧事宜。后一度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面目出现。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部长等职。1926年1月主持国民党“二大”，欢迎宋到会并提议增选宋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负气离职，出走法国。1927年4月初归国，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4月22日与宋等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其意图则在同蒋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7月14日撕下“左派”伪装，在汉口召开“分共”会议，背叛孙的革命事业，遭到宋的痛斥。9月国民党汉、宁、沪三派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等职，与蒋明争暗斗。1931年联合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次年与蒋合组政府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等职，拒绝宋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要求。1935年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负伤后赴德国就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1938年12月由重庆飞抵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叛国当头号汉奸，遭宋等声讨，并被国民党中央议决永远开除出党和撤销一切党政职务。1939年12月在上海出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3月赴日本治病，11月10日在名古屋医院病死。 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铭。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
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消。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亡故。他在长兄的管教下长大。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汪精卫与黄兴、陈天华等8人一道被推为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汪精卫也是同盟会刊《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早期推翻满清政权的斗争中，以满腔热情和洋溢的才华为革命呐喊，并取笔名“精卫”，用精卫衔石填海的精神自勉。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10年1月中旬，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悄然来到北京。4月2日夜，汪精卫一行三人潜伏在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的银锭桥畔埋置炸弹，不料被人发觉。清政府民政部警察追查14天后将他们捕获。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在狱中，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写诗。汪精卫写出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堪称枭雄的蒋介石无可阻挡地异军突起之后，已成为汪精卫政治生命中的宿敌。有知情者戏说，汪精卫虽出生在广东，原籍却是素以师爷著称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游幕于乡间衙门的幕僚。虽然比起父兄来，汪精卫的政治舞台要大得多，但他最胜任的还是笔杆子，不是枪杆子。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曾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他承担了暗中与日本密谋和谈的主要工作。他曾对一位相交甚欢的日本人表白说，自己之所以和汪精卫成为所谓和平反共的同道，是因为面对战祸，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
促蒋议和失败走向单独媾和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有人告知汪精卫，这是由于日军的炮火射程远，火力大，中国官兵难以招架。这个消息给了汪精卫极大的刺激。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1937年秋，中日战局的幕后出现了微妙时刻。55岁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听到了一个让他为之兴奋的消息: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方交涉和谈。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内容包括:内蒙自治；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亲日政权；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抗日；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在华日侨的权利。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对于蒋介石不肯接受和谈，汪精卫很是不解。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几度往复之后，虽然汪精卫和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都力主和议，但蒋介石终于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眼看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同日本和谈已成定局，汪精卫一度犹豫起来。此时，汪精卫的周围亲信对密约的内容都表示可以接受，而对于是否出走重庆意见不一。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地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地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当晚，重庆的文艺界人士公演话剧《中国万岁》，鼓动抗日热情。而汪精卫的住宅里，门窗紧闭，只有隐约的灯光透露着阴郁与不安。
机场，第二天上午9点钟。飞机平稳地向南飞去，山城重庆被云雾遮盖，渐渐依稀。此时的汪精卫还不知道，他正在与自己曾经光荣的历史挥手作别。
河内“艳电”投敌成立伪政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在一如既往地以武力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的同时，与中国所谓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的决心。此时的汪精卫刚到越南河内，由于心神不宁摔伤了腿，养病期间，他看到近卫声明。虽然对于声明的含糊其词并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汪精卫也只好发表声明响应。旧时发电报时有韵目代日的习惯，29日是以“艳”字代替，后来它被人们叫做“艳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表示可以就近卫声明中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他甚至说，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939年1月1日，重庆及全国各大报纸在元旦祝辞的旁边，都登载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的消息。
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寡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的越南还是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3月20日深夜，河内高朗街2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发生了一起枪击血案。6名刺客手提冲锋枪破门而入，他们一路开枪射杀，直奔三楼的一个房间，见房门紧锁，就用铁器凿开一个洞，由此向室内扫射，直到射完最后一颗子弹。闻讯赶来的法国警察惊讶地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是几个中国籍人士，原来发生血案的正是逃离中国内地数月的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寓所。
汪精卫自己曾经是一个刺客，一生中也遭遇过多次暗杀，这一次河内遇刺是最令他震惊和伤感的。他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鸣，在枪击中腹部中弹十多发，形同蜂窝，于次日下午不治身亡。重庆方面突然采取这样一个霹雳的制裁手段，刚好提供给汪精卫离开河内，到沦陷区一个很好的借口。
为了说服日本政府，1939年5、6月间，汪精卫决定带着亲信赴日，就建立政权事项，进行具体磋商。飞机在横滨机场降落。这样汪精卫得以回到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战斗过的地方。汽车驶过大森，汪精卫喃喃自语。当年，和他一起加入同盟会的陈天华就是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在这里的海岸边投海自尽。而今的汪精卫，又是以怎样的心情遥望那片海呢？
不久，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作出答复，规定新政权如沿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帜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建国”等字样。对于旗帜上的布条，连周佛海也认为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后来，这条滑稽而多余的猪尾巴，成为国人抨击和嘲笑的对象，它也无情地隐喻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抗战历史中的可卑地位。
千夫所指终落得可耻下场
1939年新年的前一天，汪精卫集团和日本特务机构好不容易签订了秘密协议。因为方案中有很多处过于苛刻的条款，很“不好看”，与会人员还必须在这张纸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如下:
(1)中国承认满洲国。(2)在新的国家外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两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3)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4)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5)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这个协议把汪精卫想象过的一点点自由也完全剥夺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权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鹰犬。如果脱离重庆后的汪精卫还可以用谋求救国来自我安慰，那么面对如此苛刻的卖国条款还可以签下自己的名字，已经放弃了作为中国人起码的尊严。
令汪精卫始料不及的是，1月3日，被日汪双方视为最高机密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初稿竟然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汪精卫集团一下子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一致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1940年里，人们的抗议声并没有使汪精卫产生丝毫的顾忌和不安，他在人们的注视中越走越远了。3月底，汪伪政权几经周折始告建立。今天的南京市政府前，还竖立着“还都纪念塔”，它见证了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没有一个外国使节前来祝贺，甚至日本方面也没有派官员出席。刚刚结束仪式，汪精卫就碰到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这一天，伪政权中央党部悬挂的旗帜，没有像日本人要求的加挂三角黄布飘带，竟引来日本士兵的枪击。汪精卫只好下令将旗子降下来。
早在伪政权成立之前，汪精卫就在日本人授意下，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主要负责保护汪伪高层人员的安全，同时破坏重庆政府潜伏在上海的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并大肆镇压抗日力量，迫害进步势力。当时76号是人们眼中的魔窟，哭闹的孩子听到大人说“再闹，给你关进76号”，会吓得哑然失声。
自从成立伪国民政府以来，汪精卫还没有什么值得日本人夸赞的表现。他急需一次运动来强调自身的存在。1941年7月1日，日汪开始所谓的清乡。首先进行的是军事清乡，其最大目的就是剿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接着进行的是政治清乡。他们逐户摸清户口，建立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武装的手段。日汪之间，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还签订了《清乡协定》。规定清乡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进行，军事由日方负责，政治由汪伪负责。为了表示对清乡工作的重视，汪精卫多次视察清乡地区。据说他每到一处，只问两个问题，“你这里清乡前后人口有没有增加？”“税收有没有增加？”接待他的官员们当然知道怎么让他开心，索性信口将一干数字吹得天花乱坠。
汪精卫把经济清乡解释为“改善经济”，这里指的当然不会是改善老百姓的经济。而是凭借着军事上的威慑力，抓捕进步抗日民众，并大肆搜刮、抢掠民间财物，以致人们说清乡就是“清箱子”。
1942年5月，汪精卫抵达伪满洲国进行访问。他恭恭敬敬地拜会了溥仪。
其实这溥仪与汪精卫彼此并不陌生，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的生身父亲正是当年汪精卫为“不负少年头”而决意冒死刺杀的摄政王载沣。30年过去了，这个早已习惯了点头哈腰的汪精卫，心中再也没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了。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明眼人清楚，这样的闹剧之后，必是临近败落的收场。
3月，这场卖国闹剧的谢幕已经开始。由于陈年枪伤发作，汪精卫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救治。11月10日，汪精卫病发不治，死于日本。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之后，陈公博召开临时会议，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
真正收获残局的人是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了汪精卫的伪军22万7千人，加上杂牌军70万，实际上有100万之众。其中的30多万都被国民党收编，成为随后反共反人民的一支武装。
汪精卫死后，尸骨被葬在南京的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夜，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工兵炸毁汪精卫的墓，将他的尸体火化。后来在墓地旧址上修建起一个亭子，供游人歇息。直到今天，来梅花山游玩的人还会不经意走进这个亭子休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清楚，那些楹联上的文字中埋藏的那段沉重往事了。
往事如烟——人们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却可通过自己的作为，在人生舞台上选择如何被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