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马大姐第二部:Paula Chakravartty：谁为那些被统治者执言？ - 传播与社会(Commun...

世界首脑峰会就信息社会、公民社会[1]和“多重利益主义”[2]的局限性展开讨论

原著： Paula Chakravartty 副教授（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MA 01003-7525）

翻译：徐婷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2004级）；吴冬妮（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英语旅游系2006级应用英语专业）

全球关于信息和传播技术获取渠道的分歧使得举办一次联合国首脑峰会以讨论信息社会显得十分必要，峰会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除了私营部门和国家代表，经共识的公民社会组织[3]也第一次被邀请出席讨论，讨论的议题涉及资助信息与传播技术（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求发展、确保文化多元化、知识产权的未来以及一个新的体系对于互联网治理的价值所在。本文批判性地检验在推进“人道主义议程”中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挑战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居主宰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统治模式。本文特别思考了为什么狭隘的认同诉求——表达于信息自由权利中——超越了在接近信息与传播技术基础和内容方面更宽阔的对认同和再分配的寻求。女性主义者借此得以洞察到：在二十多年关于跨国界行动主义和向差别商讨发出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后，全球社会公正的标准尺度是什么。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信息政策以技术领域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却在大体上受限于那些具有“专门技术”的人，他们有权进出企业大厅，接触世界银行资助的智囊团和国家机构的经济技术顾问，主要聚焦于对外贸易投资。当信息社会的利益获取被视为新千年的发展目标，亦即消灭贫困和饥饿，提供更多的健康、教育和工作机会，这些证明了联合国世界首脑峰会最初召开的必要性。而现实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最终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克服南北地区，甚至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数字和物质鸿沟搭起桥梁。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第二阶段于2005年11月18日在突尼斯结束。该阶段会议决定组合那些游离于“联合国大家庭”组织的漫长峰会过程之外的评论和有限的政治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不再如其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新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NWICO）的讨论那样成为意见的渊薮，更多的由国际电信联盟（ITU）主宰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两阶段的会议，会议的第一阶段在日内瓦（2003年），第二阶段在突尼斯（2005年）。会议进程的最后，所有多元利益群体——民族国家代表、企业经营者（corporate actors）以及公民社会——宣称在商议的主要焦点——网际网路治理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就是网际网路治理论坛（IGF）的创办，它具有阻止美国拒绝停止控制因特网制定名称号码（ICANN）的作用。网际网路治理论坛中多元利益集团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全球治理“不再是政府的单独领域”，实则“一个为新的全球外交发展创新模式和机制的实验室”（Kleinwachter， 2004）。突尼斯峰会结束，公民社会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员的言辞集中于以东道国政府信息检查为形式实则造成的人权侵犯，证明公民社会组织监督的必要性。公民社会办公署的Renate Bloem 强调了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多元利益群体语言的重要性，用以阐述“我们已经在协商中成为伙伴”（APC 2005）。除了公民社会组织在互联网管理等领域大量的正式参与外，甚至那些一贯乐观的人也同意峰会离其更远大的目标尚有距离，亦即：

集合全球一致的意见和要求得到的承诺，即所有国家为谋求发展而迫切需要拓宽信息、知识和传播技术的获取渠道，随着对信息社会的共同期待和理解的形成、宣言的采纳和政府、国际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和部门的行政计划，所有的国家得以获得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的全部利益并且解决有关信息社会的全部相关问题。（UN Resolution A/RES/56/183,December 2001）。

且不论1990年关于计算机革命的丰富论述，全球关于信息和传播技术（信息与传播技术）获取渠道的分歧依然十分明显，而这个原因使得需要举办一次类似于1992年里约环境首脑峰会和1995年北京妇女首脑峰会规模的多边会议的呼声比较强烈。作为对于后华盛顿共识警戒性的回应，被共识的公民社会组织第一次被ITU邀请列席参加资助发展信息与传播技术（信息与传播技术4D）的商议，以确保文化多样性，商议知识产权的未来和讨论网上管理新体系的优势价值。持历史观点的传播学者通过不同阶段的协商讨论评估了公民社会在新颖的利害共同承担过程中塑造政策成果的这一角色。无论正式谈判旁还是保证平行会议的召开抑或通过在日内瓦组织的但在突尼斯被禁的相对峰会，公民社会组织大量的存在，对于官方峰会的过程起着道德监督的作用。在会议两个阶段中，公民社会出版了富有竞争力的宣言对照官方文件提出交替性的原则设置，并且一场更加有趣激烈的讨论继续着，它超越了联合国组织公民社会团体的官方机构领域。

多重利益关系组织的逻辑预示着从先前讨论NWICO的时代深远的转变，先前民族国家主要来自于不结盟的世界，他们的资源再分配和民族主权皆受到西方信息浪潮席卷而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迫。在此文中，笔者将追溯这个转变，从过去的时代，那时讨论集中于未经共识的再分配，到现在的多重利益关系的时代，讨论强调以再分配为代价的认同。在这个特殊问题更广泛的主题上，本文还论述了科学技术在后殖民社会和后殖民讨论中的政治，并且秉承了McMillan和Hashmi著作的精神，也就是女性主义主义学者的分析为科技、社会和社会权利问题的争论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批评。于是，笔者吸取了女性主义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因其洞见了在二十多年关于跨国界行动主义和向有差别协商发出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后，全球社会公正的标准尺度意义。Nancy Fraster之类的女性主义主义理论家认为寻求正义是多方面的，其沿着至少两个公认的、内部相关的尺度：再分配（主张围绕经济平等）和共识（主张围绕文化多样性）。历史地说，Fraster认为寻求再分配在福特时代，也就是民族发展的时代居主要地位，但是没有合理地注意到社会性别、国籍和种姓，而在全球化的后福特主义、后社会主义时代，求取认同遮蔽了平等的要求权（Fraster and Honneth 2003）。虽然对于这些范畴的严格划分，女性主义学者中间仍存有很大的分歧，而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笔者认为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会同意要求社会公正应该同时致力于物质材料（再分配）和文化（认同）两个尺度。另外，女性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研究了新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代价，赞成需要对一些非常的话题如贫困、妇女和边缘群体（他们经常被认为是不公正的牺牲品）的活动场所和他们的呼声加以更大的关注。代表谈到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峰会民众参与的局限性，因为参加峰会需要象征资本与权限，且不提必要的物质资源。请记住这些限制，因为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思考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公民社会关于社会性别的小组讨论过程，这次讨论作为多重利益主义的限制转化为生产压力的场所，如上面所述在迷茫中开辟出一条大道。

从万隆到突尼斯的迂回长路

突尼斯峰会有很少南方国家领导人的官方发言触及上一个时代国际传播讨论的“遗产”，那次讨论深深扎根于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第三世界整体的团结。虽然1995年的万隆会议议事日程上没有“殖民信息”和倒置的“文化帝国主义”。六十年代末之前和整个七十年代，77国集团的领导人在UNESCO内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彻底挑战了国际信息分配权力的平衡，并且提出了对文化自主的迫切要求。继拉丁美洲学者对美国在其南北和东西的冷战矩阵中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提出明确批评后，77国的领导人也再次表达了他们的批判态度（Mattelart 2002:181）。轴线上来自东部和南部的领导人同意国家通过信息和传播的手段，逆美国主导的资讯流通远景而行，达到国家自治的需求。Akhil Gupta（2001）认为，第三世界通过呼吁新的经济传播秩序达成团结，即“努力改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对薄弱的国家，通过使用洲际体系巩固国家政权”（p191）。国际传播资源的再分配需求以国家的实力为转移——向NWICO对国家以压制和审查为基础的模式开辟了一条协同战略攻击之路。

当美国率领着它的G-7同盟军，在仅限于讨论相关贸易和技术管理话题的场馆内，左右协商的条款的时候，NWICO讨论的历史意义在后冷战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在国际舞台上，不结盟集体反对声的消散，使得讨论走向GATT的乌拉圭谈判，最后到世界贸易组织（WTO)，ITU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着实轻松了不少。九十年代，国际传播重新规范，投射于知识产权体制的开放市场、结构和执行的协调性，完全取代了早先相关的再分配。但是，当那些原本在国际舞台呼吁再分配和义务的人们携手对世界上的不公平和压制保持沉默时，学者最近才开始提出NWICO时期后殖民状态的黑暗面。[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 2006]。早些时期，伴随着国家主权经常遮蔽国际文化差异的问题，诸如社会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少数民族和不同政见者受的政治压迫，国家领导人在严格的民族框架下一次次地提倡文化多元化。

在NWICO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三十年间，女性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和一系列新兴的社会运动一次次向国家的角色发起挑战，使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都能更好地代表其所承担的公众利益。随着全球信息经济框架的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主要以北方为基地，它们继承赖德委员会（MacBride Commission） 的“遗志”，推进新一代社区媒介行动力和协同研究，挑战以贸易为基础的扩张并重新规范主流逻辑（Calabrese 2004）。换句话说，当过去不结盟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大多数在九十年代签订了新自由主义信息经济的新条款，正是以北方为基地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始阐释与之对抗的“人道主义议程”。在其他的组织中，包括总部在加拿大的世界社区广播电台协会（AMARC），总部在英国的世界基督教传播协会（WACC），和始于美国和英国的进步传播协会，它是非赢利组织的一个自由网络。我有必要指出一下我主要关注围绕信息经济涌现的多边政策舞台 ，如反对地区、国家，地域级别的不同官方或非官方传播网络和项目，包括竞争和行动主义的补充形式，反对和干预[Downing2001;Lovink 2002]。

为了引进一种选择性的标准模式作为信息社会管理的规则，这些组织认为应把知识视为共有的财产，区分公民权利和与之相对的消费者权利，规范全球媒体的热点，通过免除文化领域的贸易法规推进文化自主并促进个人隐私的保护（Hamelink 2002）。在2001年，有些致力于这一领域的非赢利组织了信息社会传播权利（CRIS）运动，以回应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作为多重利益主义峰会的形成。CRIS运动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协调公民社会声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作为社会公这讨论的基础加强了交流的权利：

我们关于信息社会的构想根植于通信传播的权利，同样这也是一种加强人权巩固人们及其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命手段。对我们有益的信息社会应当是这样的：它基于透明化、多样性、参与性和社会经济公正，鼓励两性平等、文化平等和区域意见言论平等。

http://www.crisinfo.org/content/view/full/79

从以上的陈述来看，其与NWICO时期社会公正的构想相比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断裂。再分配聚焦于这个论述并保障开放式的公众交流，且为不同民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人提供平等的通信渠道。根据认同索求，这个新的构想否定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取而代之以关注具有传播权力的社区和个体的文化自治。随后，对作为人权的通信权力的聚焦设置了“文化共振”标准（Keck and Sikkink 1998），为那些多重利益关系舞台上的要求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合理地位。下个部分我将讨论为什么情况是这样。

重新分配缺失下的认同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CRIS以及达成共识的公民社会参与者在左右政治结果方面的影响力实际上十分有限。狭隘的制度在历史上一度将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求拒之门外，而作为对其批评的回应，赞助方ITU授权“公民社会分配”意在使公民社会能够中完整参与峰会进程。但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主要参与者仍是其191个成员国和650多个由名为“商业对话统筹委员会”（CBBI）为代表的企业参与者。在公民社会自己的组织中，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平衡。公认的利益共同体如何定义，强调程序细节的结构局限性，以及最终的公民社会部门的集权化，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除官方的公开议程外，大体上使公民社会的声音集中且局限于北部组织和他们讨论的条款中。

三次预备委员会（PrepCom）会议和UNESCO推动的地区性会议先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召开，并促成了2003年12月第一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但是多元利益集团向ITU提交书面文献时并不像企业以及国家领导人那样遵从ITU内部已确立的程序，会议的新条款在公民社会团体中成了讨论的热点，最终，只有经共识的组织通过政府间的ITU成功注册登记并与公民社会部门（CBS）协同合作，才能计入公民社会的代表中。公民社会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的工作性质构成了如下的什么才算作公民社会的定位：

组织——包括运动、网络和其他实体。他们独立于国家和非政府间，亦不代表私人部门在本地、国家或国际上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捍卫、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捍卫人权，推进目标的发展和双赢。

有一个名为“声音”的公民社会组织，通过CBS与上述的定位保持一致，该组织由地方的团体构成，包括“家庭和焦点”组织，它覆盖了16个主要区域，从非营利组织，媒体和教育学术研究到本土社区，工会，残疾人，年轻人和受社会性别歧视的人士。（参看http://www.csbureau.org/contactinformation.htm）

随着公民社会的定义成为中心议题进入日内瓦峰会，CSOs开始表达他们对政府间ITU国家代表们阻止授权的人权独立组织参与会议的关注，这些代表主要来自中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和突尼斯(Banks 2005)。 这一问题受到来自北部国家的代表和CSO代表的支持，他们也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对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官方文件的语言意义的坚持反对，该官方文件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并包含19号条款保障言论的自由权利。

虽然通信权利和人权运动致力于更广阔的通信权利构想——包括其基础构造和内容——主要由美国领导的北部国家代表，战略性地把狭义的传播权利定义从其他领域隔离开来，这些领域包括为人们使用承担得起的电信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提供费用，根据更加开放的内容公开重新构想知识产权。在日内瓦，美国代表John Marburger在其完整的演讲中清楚地说明了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国内政策必须鼓励科研和创新投资，这意味着支持私有化，竞争和自由主义……第二……未审查的出版和广播媒介，对旧的问题发表新的观点，并对出现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映。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国家已经肯定他们对新闻自由，媒介独立、多元化和多样性应承担的义务。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家承认并执行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第三……尊重知识产权和有形资产是社会基础构造成功的必要部分。这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网络安全的全球文化氛围，无论使用者在哪里，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本周达成的一致意见强调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John Marburger, director,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Geneva, December 11,2003。）

http://geneva.usmission.gov/press2003/1211Marburger.htm

基于以上原则，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宣言重新肯定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显得惊人，事实上所有的CSOs，私营部门参与者和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北部的国家，都支持这一项权利。除人权之外，公民社会在其他独立领域的最伟大的承诺是有关网络管辖的，CSOs呼吁ICANN更民主化，而美国和它的一些北部联盟、私营部门却强烈支持其作为以美国为基地的非营利组织的现状。但是，在谈判中，公民社会和它更有权的“伙伴们”之间其他方面的争执在第一阶段基本没有任何解决甚至导致进一步的讨论。其中两个最有意义的争执是知识产权( IPRs )的恰当标准和筹资构筑数字鸿沟的“桥梁”。之于前者，也就是知识产权，无论阿根廷、巴西、中国、南非和其他南部国家如何不懈地坚持提议重新考虑那些偏袒北部国家和私营企业的法律的必要性，因其对他们的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发展造成影响，北部国家在加强现行的IPRs和不让有意义的协商接近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议程方面仍取得了大体上的成功。南方国家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内的此问题上缺少相应的行动，与其最近在WTO和WIPO的转变形成鲜明对照，在那里它们支持公民社会，批评这些机构的痼疾并提出一系列的改革[Shashikant 2005]。作为日内瓦峰会的先导，塞内加尔代表团提议成立“数字团结基金”(DSF），从南到北重新分配资源以资助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扩大，但是这遭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强烈反对。美国提出一项计算机“数码自由倡议”（FDI），基本上建立于已经存在的一项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在非洲的发展计划，即“为了非洲的美国公司创造‘有利环境’”[Accuosto and Johnson 2005:13-14]。北部与会者的共同反对以及私营部门对建立这样的筹资机构的反对，给DSF递交了一项非常无力的程序，这需要依靠自发的力量来反对向使用者和公司企业征税。Accuosto和Johnson（2005）仔细地证明了在这一基础领域实际上进步很少，且不论一项新建立的多重利益主体的任务已经强加于金融机构，这意味着第二阶段的峰会将会突出金融的问题。

在日内瓦阶段的最后，多数CSO与会者和观察员都认为多重利益关系承担的进程在影响政策结果的方面令人失望[Dany 2004]。然而，很多CSO的与会者认为在多重利益主体的过程中建立联盟、网络和专门技术的机会有其自身的优点。他们也认为公民社会宣言的陈述对于那些地区和国家信息政策管辖的制定者是一个证明，即其竞争的严峻远景。[Padovani 2004]代表公民社会的组织中存在着有关经济发展议程上人权优先的巨大分歧，经济发展议程成为峰会自身形成的合理化原则。人权运动正如Rikke Frank Jorgensen和Meryem Marzouki (2005)所说的把财富不平等分配与人权区分开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深深地相关联，它们说明“大部分CSOs并没有把人权看作任何社会的标准基石，它独立于发展水平，但又是仅次于发展问题的事物。”（P20）虽然这些相同的批评证明了一些北方的CSOs。对于人权的定义非常狭隘，仅局限于“言论自由”，当谈到在表达信息社会公平全球途径的基础时，有关国家间不平等权利却很少被提及。

知识产权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权利领域的战略干预的缺失，从南方国家CSOs的“低参与”的结果即可看出。信息与传播技术相关领域，出席、语言商议和必要“技术”无法承受的价格使欧洲和北美组织主宰了公民社会的讨论。[Kleinwachter 2004]。在公民社会内，那些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最积极的，如APC的执行官Anriette Esterhuysen,认为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南方CSOs影响国家政策的网络机遇。

当前，有一项国家信息与传播技术政策在肯尼亚实行，它相对而言范围较广，包括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在菲律宾，CSOs用公民社会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宣言中赞成的原则来衡量他们政府的国家政策进程。在南非，SANGONeT,一个进步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服务提供商，正在中小型城镇召集信息与传播技术政策的公共咨询，远离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团体组织者能够向政府官员提出问题，比如“1996年承诺给我们的电话线在哪里？”在塞内加尔，ENDASynfev,一个女性网络举措召集了一个由75位妇女参加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反馈会议。与会者从残疾人团体到IT企业家团体不等。在巴西一个名为RITS（信息网络第三部门）已经建立一个互动的线上“观察”以推动信息共享政策的公共参与。

http://www.choike.org/nuevo_eng/informes/1788.html

对南方的组织而言，在技术政策领域构建专门知识或者使地方和国家的举措符合信息与传播技术议程都有可观的利益，但是，对于南方CSOs，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吸取教训并运用这些教训却存在固有偏见。这里，关于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存在着一个假设，在信息与传播技术领域，更多的培训和资源进入地方NGOs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追随北方创立模式的政策利益干预。实际上，Anita Gurymurty和Parminder Jeet Singh (2005) 主张改变因特网的领导者，在信息与传播技术及其发展的讨论中，有必要加强国家角色的集中性——作为唯一的制度行动者，能够支助并在这个规模协调发展。以印度为例，在印度，国家和地区的 IT政策一直以来几乎都以出口增长为主。他们认为国内IT工业和城市中产阶级会强烈反对“农村电话设备的落后，政府支持软件来源开放，为数字平台上知识和内容的共享而更大限度地开放”。（P115）他们呼吁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重新考虑把信息与传播技术作为发展的优势。在这一意向下，Carlos Afonso (2005), RITS（上文提到的组织）的执行官认为公民社会在有关巴西网络管辖地位的讨论上日益有影响力的原因是：巴西政府不懈地探索以期达成有关全球网络管理的一致意见（P131）。

峰会的第二阶段，延续了2004年和2005预备会议和区域会议的其他流程，这次的公民社会商议“具有差异、分裂和身份与代表等问题特点”。[Banks 2005]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主要中心组织有CRIS运动的Sean O Siochru (2004)和来自APC的Karen Banks (2005),他们指出公民社会的合法性持续被提出，因为由美国支持的保守集团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挑战社会公正平台。虽然毫无疑问，一些组织和个人也在公民社会商议中提出了这一干涉的反面，亦即关于更广泛的认同和再分配缺少相应的关注。Beatriz Busaniche (2005), 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自由软件积极分子认为，在陈述一项候补的公民社会宣言中，这一宣言为了有效地干预和国家、合作的利益集团的协商而削弱代表们的能力，试图统一愈加微弱的代表的声音，实际上大多都处于危险之中。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基础和内容的使用权问题上，这是CSOs影响极微小的领域，同时也进一步唤起了公民社会在多重利益关系进程中代表什么的基本问题。Busaniche (2005)认为与会的CSOs“除了它们自己的组织外不应该代表其他人”，他也认为“公民应该是参与的基础”。（P51）峰会的第二阶段亦即在公民社会参与多重利益关系承担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观的变化，反而增长了南方积极分子对反抗的缺失以及权力问题收效甚微的消极情绪。突尼斯峰会的大部分CSOs与会者认为，在对抗企业利益和美国的网络统治领域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胜利，因为公民社会的参加促成了IGF的创立。Hans Klein作为公民社会在网络统治领域的专家，积极参与这一过程，他的观点是：突尼斯峰会的成果应被视为民主协商的胜利：

早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之前，ICANN是在美国贸易部门地下室创建的一个作法自毙的（Frankenstein）组织。没有来自美国国会的官方权力代表批准其行使公共权力，它的全球选举也不能给与它合法性，因为选举在完全推行前被取消了。现在ICANN宣称自己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很多人可能会惋惜联合国对ICANN隐晦的认同，但是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拒绝接受这一进程的合法性。ICANN是和而不同的。［Klein 2005］

“和而不同”的观点对很多积极分子和观察家而言并不充分，他们认为ICANN集中并有限增加干预，显示了公民社会网络局限于少数有特权的人，他们帮助这个非常不完美程序的合法化，所以ICANN很容易被更多主导性言论和私人利益所占有。［Gurnstein 2005, Busaniche 2005］

这一点在获得信息与传播技术领域资助方面非常明显，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权力是突尼斯会议讨论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另一个是网络治理）。Accusto和Johnson认为CSOs参与多元利益集团融资的特别工作组，仅使“一些胆怯的语言进了官方文件。”（P24）在北方，DSF作为一种依靠自愿捐献的薄弱资助方式处于边缘地位。这个发展模型，在对“公私合营企业（PPS）新的重视下，在思科、微软、惠普等公司、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团体间普及开来，他们冒险“施加科技解决方案把南方社会转变为自保的市场”[Accuosto and Johnson 2005,P43]。再分配索求的建议基于一个规则的全球公共产品模型，这个模型提出向微芯片的生产或其他提升、分配资金的方式征税，但没有成功进军突尼斯峰会。进一步说，在突尼斯峰会上几乎没有关于IPRs议题的任何讨论，因为私营部门和北方政府有效地把中心议题从技术和内容的获取权利转移至信息社会的未来的官方商议。

事实上突尼斯——一个在信息自由上有着不可宽恕的记录的极权国家——举办第二次峰会，这成为公民社会内部迎接峰会而讨论良多的一个问题。突尼斯决定对计划性的联合公民会议的禁止，提高了CSOs在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度。在峰会期间，大约有150人出席了支持绝食罢工的一个示威，由突尼斯人权同盟组织，抗议在峰会进行期间突尼斯对人权问题的审查制度。以下一些段落摘自给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an的一封信，有上百人签名，其中很多人隶属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的CSOs：

我们相信从这个星期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十分必要，所以我们向你呼吁，联合国秘书长，请您发起一场针对人权和言论自由迫害的全面调查，有关的迫害我们在突尼斯已经亲眼目睹，无论是在进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还是在整个峰会的过程之中。我们请求您能够密切地监控突尼斯峰会之后的阶段。我们亦请求您对东道主国家的选择程序进行一次彻底地审查，包括东道主国家与联合国机构达成的一致协议和东道主国家理应履行的义务。我们进一步请求您为了结束公民社会组织被排除在外的宿命，审查公民社会在ECOSOC认证和联合国会议方面的规则，它们被排除的基础是个别政府的个别决定，而那些政府并没有权利呼吁特派。

致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an阁下的公开信。

http://www.citizens-summit.org/Letter-SeeGen-241105.shtml

突尼斯举办全球信息社会峰会的残酷讽刺在于个人和团体在这些讨论中再一次提高了对权力狭隘定义的关注。这次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官方“对突尼斯在广播媒介，无政府主义组织运动和新闻工作者干预等方面施加限制的关注”。同时辨称美国在ICANN的立场相对政府网络审查制度而言是一个胜利。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今天似乎尤其令人烦恼，我们知道布什政府，如果不侵犯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普遍标准，那么就坚持逃避。

公民社会主要投身于人权和网络治理领域，突尼斯峰会表明了私营部门是如何控制话题，亦即维持信息发展和文化多元化。峰会现场，在武装检查站，人们被分开保护，检查站张灯结彩，充满了难以想象的“丰富的非西方”的各色人群——特别是女人和孩子——他们从信息与传播技术中受益。随着一些高水平内部协商——主要向国家代表、私营企业、一些公民社会被选中的代表开放——在巨大（一般是空的）的大厅中，四处可见总统、首相和信息部门的首脑们在那里发表演讲。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各信息与传播技术和传媒集团的小官员、官僚和首席执行官。与这些由ITU 组织的官方活动相比，上百个话题小组如召开专业会议一样层出不穷。但是，所有的支路都通向一个交点，也就是高科技博览会，以尼葛洛庞帝100美元的手曲柄笔记本和其他神奇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为特点，这些都来自于从欧洲到北美商人，亚洲的商人出售最新的商品给联合国政府，南方政府和NGOs推出了一系列增加发展的计划。

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峰会的两年内，私营企业一致保持着一个“低姿态”，当“上百万美元投入到南方PPPs的传播建设中”，Accuosto和Johnson（2005）指出，“这些资源主要包括南方教育中心的硬件设备和软件方案的改善。并有一个为创造新的忠诚市场而设计的战略。”（P22）在突尼斯，人们对“贸易博览会”的感知一直以来被公司代表们欺骗着，他们指出他们的摊位并非被店员而是被“社区事务”或“公共部门经理”操纵着。来自美国电脑科技公司、微软、诺基亚和其他公司的代表辩解他们在非洲农村正在“出售的是网络政府、地区软件语言和移动电话的成功案例。”[Toros 2005]在发展的舞台上，私营企业的频频亮相，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正如惠普在非洲地区的总经理阐述的,“投资者不会为了慈善而经商……商业必须能够自我维持和调节，资金可循环进入本土。”[Toros 2005]这个说法对南方CSOs 提出的以征税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和全球的公益模型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这在突尼斯的官方文件中也非常明了。此外，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会议保证了知识产权问题和“公共领域的萎缩”稳稳地“弹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议程”。在日内瓦，从多数南方国家发展远景看来，公开来源的软件如果不是需要优先发展的那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这一趋势的部分回应，非营利组织的IP监视者报告了微软是如何成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突尼斯峰会的官方赞助，获得其自己的“”强调“知识产权严密保护”的重要性，微软把原先日内瓦峰会的6个代表扩展至突尼斯峰会的70个代表，在起草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官方文件的时候扮演了一个与其自身不相称的角色。[Ermert 2005]

北方的一些CSOs在全球政策领域里，定义并阐释社会公正图景的合法性，受到了一些挑战，认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的公民社会是“结束网络特权”的，但对社会运动和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很少触及。[Gernstein 2005]一些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有关但处于边缘的国际激进分子和研究者促成了一项改革禁止传播项目，由Michael Gurnstein和Geert Lovink发起，“不允许属基本的和次要的议程的组织公司进入国际公民（信息）动态社会。”这新的构成提供了“加速独立自主”的观点和“运用（关注）信息与传播技术服务于群众的方法”。加速独立自主的标准化视野作为对世界社会论坛的追忆，在此论坛上，对社会公正的呼声比我们在ITU资助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发现的更为浩大。在论文的最后一节我指出即便有了合理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的替代品，如果我们关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社会性别领导人秘密会议,也可以定位更广泛的涉及代表认证、再分配和提问的社会正义要求，并将其作为一个进步制度的融合。

展望未来

事实显示，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的CSO们能为那些有跨文化的共鸣，但在再分配的要求中没能引起注意的人权进行申诉，迫使我们注意到多重利益主义的结构局限，还有公民社会作为一个世界范畴的概念上的局限。假定NGOs是“人民”的代表是无历史依据的，纵然过去两年内它在南方“消毒”社会运转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Jenkins，2001）。反观北方，在CSO出现在针对传播和分为“公众兴趣”或“消费者权利”的信息政策的公众政治辩论中的那些地方，我们必须在后殖民社会中对黑暗的线路加以重视，它们把国家机构从公民社会中分裂出来，包括那些处于公民社会和被Partha Chatterjee称之为政治社会之间的路线。换言之，认为当公民社会更多地参与多重利益关系进程，以及南方CSOs相关信息与传播技术组织的缺席，公民的利益将会得到满足之类的说法是不合时宜的。这一设想忽视了CSOs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事实上，CSOs致力于信息政策领域，认为应该把其历史定位于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复杂轨迹相关的处境中。正是在南方需要对信息社会给予更大的关注导致了新的“南-南”联盟的形成，也使得研究开始进入更广泛的认同寻求，而这在获得再分配的基础和内容权利之后才能预见。

全球信息社会的社会性别差异十分严峻，在使用权利方面女人们普遍面临不利条件，这一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信息与传播技术的竞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我认为尽管ITU多厉害关系集团的组织结构施加限制，社会性别小组会议考虑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再分配需求结合起来，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了代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数十年变化无常的和不变的有效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讨论的结果。讨论主要关于怎样去筹划全球公正运动，但同时又注意到公正的差异和不同。[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 2006; McLaughlin 2004]。

如果北方CSOs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进程中，可以把他们的起源追溯至NNICO讨论和MacBride委员会的“遗产”，男女平等提倡参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人对从1985年到1995联合国在内罗毕和北京主办的妇女问题峰会，有一个直接的了解。这两次会议为二十多年跨国界对妇女性主义利、男女平等、现代化标准等问题的拥护和讨论打下了基础。2002年在马里的多重利益关系社会性别小组会议的创立带来了更广阔的关注社会的跨国动员经验。这比大部分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信息与传播技术制定相对狭隘的领域里所做的影响大得多，而2002年会议的个人和组织也成了之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中，一系列地政治意见明显地从意识形态和地理上划分“伙伴”，但是在这里，我简单关注为批判性评议创造的空间。

Heiki Jenson (2005a), 一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专家和积极参与者，认为社会性别小组会议不像其他“公民社会家庭”内的会议，它是独特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多重利益关系实体，又有资金补助（来自于一些北欧国家和UNIFEM的发展协会）。社会性别小组会议的结构组织准许举办由地方组织、个人参与的区域会议，强调听取南方的观点，尤其是当峰会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女性主义活动家从一开始便争论对于男女平等和男性专家主宰的技术决定论和迟钝感在三个多利害团体中过于猛烈，包括公民社会的组织也提倡“无社会性别差异从而以男性为中心”的政策干预。［Jensen 2005b］。女性主义主义组织在社会性别小组讨论中表达了对地缘政治环境的关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峰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召开的，并谈及女子、妇女以及边缘团体在全球恐怖主义战争中的人权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信息和传播渠道提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法，我们将无法期望一个发扬人类最高价值的信息社会，包括服务于和平的媒介有可以用来极力反对所有违法的战争。”［George 2003］社会性别研究者已经提出进一步要求“社会性别敏感基础的发展”，可被承担的普遍渠道，可维持并且合适的技术，软件免费和开放的优势，教育和工作机会中的社会性别偏见，这些全部与其他领域中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有关。为了延续之前的讨论，在日内瓦原则宣言和突尼斯承诺以及一项针对“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和需求”而建立“社会性别敏感指示”的保证中，社会性别小组会议限制了塑造政策成果的影响，超出了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的妇女性主义利和男女平等讨论上颇多的篇章。但是，正如Jensen（2005a）指出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取得的有限的成果必须由地区运动的真知灼见来衡量，这些洞见来自于活动家和研究者的优势和经验，以及他们在努力追寻和监控未来几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优先权执行方面扮演的角色。

活动家经常在这些地区会议中表达对南北方CSOs优势差别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商议进程缺少社会团体和公民参与的关注。[Mundkur and Kochar 2005]女性主义批评家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认为政策制定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在识别信息政策的政治现实方面往往是失败的，尤其是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显得最为无力，IS讨论的要求恐怕正是最高的以及进步的公民社会的参与。换言之，社会性别小组会议的活动家认为有必要向公民社会组织，国家团体甚至是官方网络学习而不是寻找或资助南方的CSOs执行政策，前者拥有较少的制度权利，但却能更接近对于信息社会提出的要求。本文很难给出重新构造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议程的诸多方法，相对少数的女性主义主义者致力于这一新的政策领域，但是很明显社会性别小组会议允许为讨论信息与传播技术基础和内容获得权利的基础问题留出空间。

女性主义活动家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进程中已成为一些最响亮的评论家，在有关全球和国家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政策中固有的“市场基本教义”中，在那里“扶贫”的干预只能由“亲市场”的解决方案来证明。［Gurumurthy 2005］对南方妇女工作者进行经验主义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实行更多的干预以使妇女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在信息与传播技术相关的领域——从芯片制造，到数据处理和电话中心工作者，到计算机编程师。[Ng and Mitter 2005]南方的女性主义主义者坚持主张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区分信息与传播技术生产能力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服务消费先后次序的必要性，尤其当她们有可能会影响边缘团体的时候。这些例子证明了打着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或其他差异烙印的认同需求深深地卷入了通过合适的技术和信息与传播技术基本路径达到的再分配需求。同样地，二十多年关于跨国界公民社会代表问题的争斗和讨论，为男女平等的拥护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亦即怎样去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权诉求，但同时又不放弃对社会公正解放的展望。公民社会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执行和之后的阶段中的努力方向是避免最狭隘的认同诉求——言论自由权——变为定义全球信息社会伦理标尺的单一问题，那么吸取这些教训是十分关键的。

注释：

1.This paper is based on arguments initially developed in a co-written book with Katharine Sarikakis (2006),Globalisation and Media policy.My analysis of the WSIS process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ongoing conversations with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Yuezhi Zhao .Gianpaolo Baiocchi’s careful reading and comments were also crucial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aper .Rescarch for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alysis of WSIS-related documents,discussions with civil society participants and attendance of the WSIS meeting in Tunis ,November 2005.

2.For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see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3),2005.

3.The 2003 civil society declaration was published  at the I’TU site and referenced widely elsewhere ,see: http://www .itu.int/dms-pub/itu-s/md/03wsis/doc/SO3-WSIS-DOC-004!! PDF-E.pdf.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the 2005 Tunis civil society declaration wa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inalized.

4, ó Siochrú(2003) has shown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s like (www.ngowatch.org) which is a project of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s like (www.ngowatch.org) which is a project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Federalist Society.

5.See US state department press release on the Tunis meeting: http://usinfo.state.gov/gi/ Archive/2005/Nov/19-134756.html.

6.See Human rights watch on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 violations after September 11,2001 (http://www.hrw.org/campaigns/september11/).

7.For more on Incommunicado see their website at: (http://incommunicado. Info/conference).

8.A number of south-south research initiatives have been launched in response to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WSIS process.See:Briefing Papers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the South: Vision or Hallucination,published by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TteM), (http://wsispapers.choik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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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即民间社会

[2] 译者注：multistakeholderism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利害的共同承担，译者结合多方说法译为“多重利益主义”

[3] 译者注：即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