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斯维达和达斯摩尔:新闻话题 2011-5-20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电荒是怎样炼成的阅读原文

电荒是怎样炼成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拉响了电荒警报，国家电监会近日表示，继湖南、湖北、山西等省宣告电力供应紧张后，浙江、广东、重庆等省市也出现“电荒”的声音。此外贵州、陕西、河南、山西、湖南、青海都存在...全文↓

电荒是怎样炼成的
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拉响了电荒警报，国家电监会近日表示，继湖南、湖北、山西等省宣告电力供应紧张后，浙江、广东、重庆等省市也出现“电荒”的声音。此外贵州、陕西、河南、山西、湖南、青海都存在一定的缺煤停机的现象
。
电荒为何年年来袭？该怪煤炭价格的“过度市场化”，还是供电改革的“市场化不足”？
国家电网否认电荒缘于电网暴利
2011-05-20 第 1667 期
今日话题
一，供电的缺口在哪里
停电的城市蜡烛昂贵
1，装机量并不短缺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用电总量为4.19亿千瓦时，而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称，2010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6亿千瓦，也就是说，中国的用电需求仅为发电能力的40%，有60%的发电能力闲置。是电荒压抑了用电需求吗？美国发电装机总容量为10亿千瓦，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4万亿美元左右，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可见，即使没有限电，中国也不会比美国消耗更多的电能，电荒并非来自产能不足。
2，电荒来自煤电减产
春季旱情会导致水电企业发电能力下降，但这不能作为电荒的主要原因，因为目前煤电比例仍占全国发电量的70%，而用电需求仅为总发电能力的40%。电荒的真正原因是各地煤电厂纷纷“停工检修”。目前湖南全省超过一半的火电机组宣布停工检修。而河南超过500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中，现有1200多万千瓦的机组处于检修状态。所占比例也超过了20%。
3，“市场煤”与“计划电”矛盾
为何煤电厂不开工？“十一五”以来煤价随着市场需求不断高幅上涨，而电价在国家控制之下，只有很小的上调幅度。目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缺电是因为电价没有理顺造成的，只有电价的大幅度提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荒问题——真是这样吗？
二，问题不在发电而在电网
电荒经常来自煤荒
1，利润被供电截留
要求涨价来解决电荒是不负责任的，电力行业并非不赚钱，只不过利益分配不均。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10年前11个月，电网（供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19万亿元，占整个电力行业的65%，2010年，全国主要电网企业平均购电价383.89元/千度，平均销售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和附加)为571.44元/千度，这意味着每千度的购销差价有187.55元，毛利率高达30%。如果这30%的利润属于电厂而不是电网，电厂还会不愿意发电吗？
2，电网是“微利企业”吗？
5月19日下午，国家电网副总经理舒印彪在第十四届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论坛上表示，电荒主要由电力供求关系紧张所引起，和电网的利润没有任何关系。舒印彪的理由是，国家电网有2万亿的资产，但是只有400亿的利润，这种利润在全世界企业和国内央企里面都是最低的。然而据前面举算，供电企业的毛利率高达30%，按照2010年前11个月电网营收2.19万亿元计算，其毛利润应该在7000亿左右，之所以利润只有国家统计局公告的592亿，只能解释为其运营成本太高了。
3，不能把垄断企业的成本当真
实际上，垄断企业在没有竞争威胁的情况下，必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这就像中石化会把茅台酒作为成本一样。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根本不会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它的成本里面总是包含了太多的茅台酒和考察费——反正消费者必须为此买单 。
三，电荒的根源是市场化不彻底
半途而废的电力体制改革，才是电荒的真正原因
电力垄断造成的后果
1，发电本应有竞争机制
不仅供电没有竞争，连发电的竞争都没有产生。竞价上网能提高发电企业积极性，促使其降低管理成本的模式。2006年电监会就参照国外情况，提出了竞价上网方案，方案提出由电厂每15分钟报价一次，谁报价低就买谁的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电厂拿出的电价没有竞争力，就只能逐步退出市场。但这一提法没有被采纳，目前电厂仍然只能按照固定电量和发电小时数生产，等于国家帮助发电企业形成价格联盟，其实如果让发电企业之间展开价格竞争，上网电价未必没有潜力可挖。
2，电力改革被利益打断
在2002年2月国务院下发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确立了“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四个改革任务，然而，这一由众多专家论证的理想方案至今也没有执行。在厂网分开改革中，原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两家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及四家辅业集团。但其后的主辅分离、输配分开便陷入了停滞，尤其是两家电网公司出现以后，利益迅速固化，针对他们利益动刀的输配分开改革没有任何进展，电网企业甚至声称“一旦输配分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缺电。”
结语：只要形成既得利益，改革马上就陷入停滞，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市场化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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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新京报：高价“路桥费”真的没治了吗阅读原文

■社论收了26年钱还要再收6年的济南黄河大桥，拟收费50多年的广东三水大桥，可谓一个比一个登峰造极。网民的自力救济反衬出政府部门的失职，谁来改变这一局面？日前，网络上一则《台州椒江大桥收费10年欢...全文↓

■ 社论
收了26年钱还要再收6年的济南黄河大桥，拟收费50多年的广东三水大桥，可谓一个比一个登峰造极。网民的自力救济反衬出政府部门的失职，谁来改变这一局面？
日前，网络上一则《台州椒江大桥收费10年 欢迎曝光你们当地的“路桥费”》的帖子引发热议，帖文里有一个“路桥费排行榜”，浙江台州椒江大桥、河南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济南黄河大桥等跻身“排行榜”前列。新华社记者实地调查几处上榜收费路桥发现，大桥收费“敛财不止”；网民们对路桥费深恶痛绝，如梗在喉，可相关企业和政府却是振振有词。
台州椒江大桥收费已近10年，早就连本带利赚回来了，继续收费是为“建二桥”。旧桥（路）收费建新桥（路），建成新桥（路）再收费，如此循环往复，真是笔无本万利的生意。可问题是，收费单位有什么权力把民众当成提款机？
椒江大桥还不算过分的，收费已达25年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收了26年钱还要再收6年的济南黄河大桥，拟收费50多年的广东三水大桥，可谓一个比一个登峰造极。国家规定经营性路桥收费最长不得超过25年，可这些收费路桥单位却能公然抗法，且地方政府明文为其保驾护航。
对高价“路桥费”问题，网络上经常曝光，媒体不断进行舆论监督，审计部门一再点名———如2008年审计署调查18个省市收费公路，结果显示，辽宁、湖北等16省份违规设收费站158个，违规收费149亿元。山东、北京等12省份35条经营性公路，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
此前，央视记者通过跟车调查发现，有些二级公路收费站仍然没有取消，有些地方“站”取消了“费”却没取消，在下一站交费时再补上，总费用不变。
人们早有共识，高价“路桥费”不仅提高物流成本，更阻碍了居民社会交往，禁锢了地方经济活力，由此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恐怕更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人们要问，高价路桥收费，真的没治了？当初征收燃油税时，说是要削减收费公路，但实际削减的数量与公众的期望相差甚远。不久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免费公路将占中国公路的96%，但有人算了算，按400万公里中国公路总里程算，4%意味着收费公路约16万公里，中国现有10万公里的收费公路，还要发展6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才能“达标”，如此“非收费公路体系”，让人高兴不起来。
不错，公路收费是有历史原因，当初各地采取“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方式发展交通事业。但那些收了二三十年的费用、早已经收回成本、现在变成了取款机的收费路桥，为什么不能马上喊停？
从网络曾经疯传的“逃费地图”，到“路桥费排行榜”，民众一次次向路桥费说“不”，这显示出网络草根的智慧和力量。然而，网民的自力救济也反衬出政府部门的失职，路桥费对经济民生的负面作用与日俱增，但行政治理的效率却异常拖沓，谁该为之负责，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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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读】杨涛：离奇的镇政府“公款雇人上访”阅读原文

杨涛检察官原题：有种行政干扰司法叫“组织上访” 黑龙江鸡东县向阳镇与村民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向阳镇政府败诉后，被指雇佣村民大规模赴哈尔滨上访，知情人称，上访人员可获40元补助。为维稳，鸡西中院最后...全文↓

杨涛 检察官
原题：有种行政干扰司法叫“组织上访”
黑龙江鸡东县向阳镇与村民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向阳镇政府败诉后，被指雇佣村民大规模赴哈尔滨上访，知情人称，上访人员可获40元补助。为维稳，鸡西中院最后撤销终审判决。当地4月已成立调查组，但尚未展开具体工作。（《中国青年报》5月19日）
农民与镇政府打官司，镇政府败诉。如果镇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理应按法定程序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而向阳镇政府败诉后却组织村民大规模上访，获得再审，再审再次败诉后，又组织村民上访，迫使主审法官被停职，向阳镇政府为行政干扰司法审判，真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堪称最新妙计。
事实上，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在地方党政官员手中，许多地方党政官员往往迫使司法机关就范，违法作出判决。像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要求区检察长汪成打击报复举报人，汪成便忠实执行了张治安的命令。当然，有更牛的行政机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干脆直接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
不过，乡镇一级的政府机关，面对法院却鞭长莫及，因为县级法院根本不受乡镇政府控制。但这并不妨碍其利用行政权力干扰司法，最常见的就是打着“维稳”帽子，像重庆涪陵区李渡新区管委会就给涪陵区法院发“公函”称，如果法院不按管委会意思判决，那“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将一顶“破坏稳定”的帽子扣在法院头上，让案件当事人不得不吞下败诉的苦果。
如果说，李渡新区管委会还只是以“维稳”名义威胁法院，那向阳镇政府的创新在于，居然通过“组织上访”来制造不稳定的假象，从而坐实法院判决“破坏稳定”，进而达到干扰独立审判、改变判决的目的。如果平时其他公民要正当上访，恐怕向阳镇政府会利用各种方法阻止，但这次公民没有要上访，向阳镇政府却组织他们上访，居心何在？
问题核心恐怕还在于，我们的司法缺少独立品质。一个乡镇级的政府本来无法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但问题在于，法院同样有同级政府下达的“维稳”任务，法院如果面临上访，同样要在各方面受牵连。司法无法独立于同级政府机关，也就无法独立于下级政府机关，下级政府机关会以“维稳”名义，借助上级政府机关权力干涉司法独立审判。
另外，还得反思的是，上访何以成了“不稳定”的代名词？上访本是公民正当权利，为何一些地方政府对上访如临大敌，不惜以干涉正常审判、停法官的职来避免上访，换取所谓“社会稳定”？其实，上访只是公民表达诉求的体现，有利益冲突，有诉求反映，并有相应的机制解决，是正常社会的反映。而正当审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因为捍卫法律尊严体现公平正义，能让更多人信服，让社会更和谐。缘何本末倒置，把上访当成不稳定，而损害公正审判，最终真的导致社会不能和谐稳定？
如果不用制度保证司法独立审判，如果总是以偏见将上访维权当作“不稳定”，恐怕我们的社会要实现和谐稳定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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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牛克：清华新闻教授怎轻易传谣阅读原文

牛克媒体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老爷子怒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5月16日转发微博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作家张××（引者按：原名隐去）60万美元‘翻译定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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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玉】李华芳：美国的“人走茶凉”阅读原文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最近对K街游说行业的批评之声高涨起来了，缘由不免老套。美国金融业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走下坡路，但金融业高管大佬们依旧获得了不菲的补偿，所受影响很小。是以，大众怀疑...全文↓

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对K街游说行业的批评之声高涨起来了，缘由不免老套。美国金融业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走下坡路，但金融业高管大佬们依旧获得了不菲的补偿，所受影响很小。是以，大众怀疑这是游说者使坏，使得救援法案刻意朝这帮“无耻之徒”倾斜。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甚至居心叵测推断某些经济学家捞黑钱，为利益集团写文章鼓与呼。好莱坞将这部片子评为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至少表达了演艺界人士的不满。
这种公众不满的背后原因是憎恶“裙带关系”。我们经常听到的例子是某地方行政长官的秘书在长官进一步升迁后，也相应获得了更高职位或者更大好处。但如果地方行政长官在位时失势，秘书如果不被牵连，其能获得的好处通常也相应减少了。这种“人走茶凉”的现象，是裙带的一种典型特征。在民主国家，例如美国，通常认为民主制度有助于限制这种裙带关系，使得内幕更多公开化透明化。
但笼统的制度决定论也正在遭受质疑，美国的“旋转门”现象也加重了公众的怀疑。所谓旋转门是指有政府工作经历的人随后进入商界，利用之前在政府部门的人脉关系获得市场利润。也就是所谓“变现”政府人脉关系。
如何来检验到底美国是否存在人走茶凉的情况呢？K街的游说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达尔(JordiB.Vidal)等人做了一个研究来验证是否人走茶也凉。他们选择了有政府工作背景而后投身游说业的游说者，因为游说者需要公开登记在册，其背景也容易查到。特别是在国会工作过的前员工，其与国会议员的私人关系更是公开可查的。这样如果有关系的游说者能获得更多的游说收入，至少说明政府人脉和游说业之间存在联系。
比达尔等人的研究发现：一个游说者，如果之前为国会参议员工作过且和参议员有私人关系，当这个参议员离任后，这个游说者的收入大概会下降24%，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8万美元。而如果是和众议员有私人关系的前雇员，后来去当了游说者，一旦众议员离任，其收入大致会减少10%。同时，研究还发现，有前政府雇员背景并与政府官员建立了私人关系的游说者，在官员离任后也更容易离开游说业。这项研究证实了，游说者变现政府人脉现象的确存在。尽管这种人脉关系很难从游说者之前的经验、人力资本和关于政府政策制定的一般性知识中分离出来。
总体而言，如果游说者的私人关系涉及的政府官员官阶越高，该官员离任后对游说者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人走茶凉的情况非常明显。这对于公共政策讨论的启示不小，尤其对关心中美比较制度研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来要避免简化的两分法制造中美对立的假象，裙带关系可能是因为大政府本身固有的特征，而不是民主与非民主的差异造成的；二来要避免简单的立场站队，而是应该通过仔细研究来辨析制度的细节差异，在旋转门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常常听说这一制度的“想象中的危害”，但很少有实证的研究来证实这种效应到底有多大，比达尔等人的这种做法值得推荐；三来还要避免选择性失明，美国的“人走茶凉”同样也表明了大政府情况下存在裙带关系，但同时我们应该明确，由于这种旋转门与民主与否并不相关，所以不能成为诟病或赞扬民主制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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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之祸】刘洪波：好一个“拆迁公司夜间作业” 阅读原文

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员原题：当一种发展如鬼魅之行山西大同“居民遭拆迁公司夜袭”，这是网帖所透露的信息。大同居民没有遭到夜袭，这是大同官方的回应。夜袭还是没有夜袭，官民说法大不相同。官民说法不一，这在...全文↓

刘洪波 长江日报评论员
原题：当一种发展如鬼魅之行
山西大同“居民遭拆迁公司夜袭”，这是网帖所透露的信息。大同居民没有遭到夜袭，这是大同官方的回应。夜袭还是没有夜袭，官民说法大不相同。官民说法不一，这在很多地方，太常见了。而事实的真相如何，好像并不重要。官方有书写正式记录的权力，民间有保留民间记忆的自由。然而，久而久之，民间记忆将变得稀薄，而官方记录将全面覆盖，这是可以预期的。所幸，民间记忆总还是有一些薪火，微弱而不灭，从而给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大时代保留了细节的证据。这使人相信，未来的人们将能够听到这个时代里包括被拆迁的人们在内的哭泣与反抗。
大同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5月17日凌晨，这里进入了“有事状态”。
按照网帖的说法，是“数百人手持管制刀具、铁锹杆、火枪、铁斧强行破门而入，数百户居民的窗户玻璃被砸，家里东西被车拉走……”，其间有流血事件，有居民封堵街道。
按照大同官方5月18日对中新网记者回应中的说法，这里在进行一次本意为“防止白天拆除造成人员冲突”而进行的夜间行动，拆除了已办理完拆迁手续的房屋的门窗。事发突然，引起居民情绪激动，封堵街道，此事“市、区、乡村毫不知情”，而处置之下，“住户情绪逐步平稳”。
真是一个好回应啊。市、区、乡毫不知情，拆迁公司负全责；而拆迁公司拆迁有理，只是夜间作业，引发情绪。现在事情又解决了，不值得大惊小怪。
问题是，且不说凌晨拆迁如同鬼魅之行，拆迁公司“白天无法进入楼房的单元门”，显示拆迁对立已达到何种程度。夜间行动为何又能够进入单元门，采取了什么特殊手段吗？数百人手持管制刀具、铁锹杆、火枪、铁斧行动，有没有？这到底是一次拆除已办好手续的家户的门窗的行动，还是一次威逼打砸全体居民的恐吓和暴力行动？疑问未因官方回应而减少，而是随官方的轻描淡写而增加。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乃至乡镇，拆迁都是大张旗鼓。准确地说，情势已非拆迁可以描述，那分明就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城市再造。这样的景观使人震撼，一半是因为壮观，一半是因为壮观背后令人胆寒的力量。大同自不例外。这里同样有着“造城史诗”。媒体近年对大同新任官员在城市再造上的宏大畅想和两极评价，多有报道。市民生活在城市再造中的价值，就定位于拆除，拆除其生活不仅使城市获得了地皮，而且制造了买房群体。
大同乃至现在才进入拆迁大潮的那些地方，只是在追赶先进。中国的先进城市，更早地进入了拆迁大潮，而且那时的发展语境更为单一化，从而使得被拆迁的人们的哀苦更少被展示。现在，拆迁到处开花终于将苦难显现到无以回避，就像当初下岗普遍化将“再就业天地更宽”的抒情撕得粉碎。
我们未曾停止对城市大型再造的赞美，我们对城市的评价标准仍然“焕然一新”、“大手笔”，而非市民生活如常。这样的发展逻辑，编织出怎样的苦难图景，都会被轻描淡写地认作“小的代价”，而牺牲品的身上则被加盖“幸福”的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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