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报警设备:新闻话题 20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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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清华该不该紧裹“真维斯”阅读原文

清华该不该紧裹“真维斯” 导语：清华大学多了一个“真维斯楼”！23日下午开始，这条消息忽然在网络上传开。不少清华学生发现他们的第四教学楼被更名为了“真维斯楼”，纷纷拍照上传到网上。百岁“老人”清华，...全文↓

清华该不该紧裹“真维斯”
导语：
清华大学多了一个“真维斯楼”！23日下午开始，这条消息忽然在网络上传开。不少清华学生发现他们的第四教学楼被更名为了“真维斯楼”，纷纷拍照上传到网上。百岁“老人”清华，突然就“穿”起了休闲服、牛仔裤，实在让人诧异。
清华大学宣传部也在昨日做出了回应，“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而这也是他们和这家服装集团友好协商的结果。
其实，给教学楼冠名并不新鲜。而大学管理者们也都理直气壮——冠名是为了筹资，筹资是为了办学。
果然如此无可厚非？
学生在“真维斯楼”前留影
2011-05-25 第 1673 期
今日话题
这不是捐赠，更像是广告交易
“真维斯楼”还有企业介绍
之前清华大学也有“冠名楼”，但争议不大
2003年，台湾裕元集团捐助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的建设，第六教学楼也叫“裕元楼”。
2006年4月7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馆正式命名为“宏盟楼”。宏盟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媒集团。
2011年3月10日，清华大学医学楼举行奠基仪式，该楼命名“郑裕彤医学楼”。郑裕彤是香港著名企业家，医学楼由其旗下周大福慈善基金捐赠8500万元人民币兴建。
2011年4月19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综合楼王雪莲楼”奠基。王雪莲是佳莲集团董事长。
2011年5月17日，清华罗姆电子工程馆完工，成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主楼。罗姆株式会社是日本知名电子企业。
以上是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冠名楼”，还有其它的冠名，比如富士康等。可以总结出来两点：1.郑裕彤、王雪莲或者裕元集团，他们捐赠资金盖楼，楼并不是早已盖好。2.其余的两座楼，虽然有广告之嫌，但是还都是和本专业（行业）有关的，各自也属于这个行业的翘楚。
并不是说这些冠名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可言。虽然冠名不是感谢捐资者的唯一形式，但是用此来表达谢意并不离谱。
“真维斯楼”开先河：这和在闹市立广告牌其实是一个性质
在一项网络调查中，参与投票的5800多名网友，有58%将票投给了“反对冠名，还校园一片清静天地”。24%的投票网友觉得，冠名没问题，但不能接受“真维斯”这样的名字。
一片骂声是有道理的：
1.这座第四教学楼都修好20多年了，也无翻修打算。
1987年，清华大学这座第四教学楼就已经建好了。不过类似的事情也不是孤例，就在几天前，暨南大学的主教学楼还被一个地产公司给冠了名。
2.“真维斯楼”金光闪闪的冠名下面有公司介绍，并且这座楼处于南北主干道上。
第四教学楼楼身，有大大的牌匾，上书“真维斯楼”四个大字，并用英文标注“jeanswest building”。名称的右下方，还悬挂了一块牌匾，专门用来介绍真维斯这个服装品牌。
3.休闲服装企业“真维斯”和这座教学楼没有任何专业、文化领域的联系。
许多人不反对冠名，但是反对用“真维斯”。他们也不见得歧视这个品牌，而是因为这个品牌确实和清华这座教学楼无论从专业领域还是从文化领域来说，都不搭边。如果是用“真维斯”来冠名服装学院的教学楼，恐怕争议不会这么大。
4.普通教师、学生此前不知情不说，到底捐了多少钱，具体用途，院方和“真维斯”也讳莫如深。
综上，这块金光闪闪的冠名牌匾，和我们在闹市中看到的大型户外广告牌没有本质区别，它把广告打在了万众瞩目的清华，多有“商业价值”！
更“厉害”的是还有十四个“广告位”招租中，最高的广告费是1.38亿元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官网在“项目介绍”栏目中，有一个关于筹款项目的子栏目，共有29个项目在筹集资金，其中14个为院所、中心或者博物馆、实验楼等楼宇，冠名捐赠金额共7.5亿余元。
由于具体的院所、楼宇不同，冠名接受的捐款价位也不同。其中最低在200万元左右，如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冠名金额最高的是球类馆，要求1.38亿元。
那么，高校冠名应该有什么标准？能不能卖冠名广告筹钱？
高校帮企业打了广告，拿着这些钱来做研究经费或者购买教学器材，是不是这样的商业行为就可以存在呢？
国外大学，也接受社会捐赠冠名。但是，第一，冠名有严格考量。能够在大学冠名的，通常是有着光辉成就、完美道德和广泛影响的著名人士；接受捐赠也要看捐赠者的身份、声望和声誉，并非来者不拒，有钱就行。英国烟草公司曾经想给剑桥大学捐赠三亿英镑，剑桥大学断然拒之。剑桥认为，烟草公司的钱是肮脏的，剑桥不能接受。第二，捐赠不能影响学校的独立精神和办学传统。1996年，沙特亿万富翁塞义德意欲捐赠巨资，给牛津建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遭到拒绝。牛津校监称：“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反观清华大学，在冠名上似乎“有奶便是娘”，基金会官网上只提资金要求，别的一概不管。难怪有人直斥为“媚俗”。
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广告交易来看的话，清华大学买卖的是“无形资产”——声誉、社会地位等。而我国的公立大学都是国家出资，追踪到源头，清华大学的财产所有权全民有份，那么做“无形资产”的交易是否需要广泛征询下公众意见呢？就算不搞大范围的，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有发言权吧。
“大学不做权力的侍女，也不做商业的奴婢。”这是个拜金社会，但清华本该是一泓清泉，这座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都如此“低廉”起来，实在有失风范。在道德高度上，我们当然希望大学是表率，冠名是发自内心的对捐赠者的感谢，而不是交易。就算这样太过于理想化，起码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卖广告”的同时，综合考量。
其实清华大学不差钱，反倒是高校“财富帝国”
暨南大学主教学楼也被地产企业冠名
清华大学是全中国绩效最好的大学
去年两会期间，清华校长顾秉林曾经表示过，自己“就像丐帮帮主,得到处找钱”，因为国家拨款并不多。清华大学真的如此缺钱到要靠教学楼卖广告了吗？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在2009年曾经发布过一个《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比较了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绩效。结果显示，清华无论是在投入还是产出，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而这个报告中排前面的几所高校都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清华大学每年所拿到的教育部直接拨款、科研经费都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国最富有的高校，如果清华都要“为五斗米折腰”，岂不是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败？
五宗“最”构建“财富帝国”
在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中国经济周刊》有个封面报道叫做《清华财富报告》，标题很传神。如果中国大学里有哪所称得上财富帝国，非清华莫属：
1.国家拨款之最。
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清华每年能够拿到的拨款大概有18亿元左右，和北大比肩，因为这两所都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过，教育部拨款占到整个支出经费的20%。
2.科研总经费之最。
2010年，清华大学各种课题立项有3000余个，另外，清华大学涉外科研合作大幅增长，新签项目537项，合同额3.1亿元人民币、到款额2.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分别增长31.2％和24.8％。科研总经费在2008年突破20亿元大关后，2010年又破30亿元，达到36.02亿元。
据顾秉林说，这部分收入占40%左右。
3.校办产业之最。
清华同方、清华紫光这些企业大家都耳熟能详，而它们都是由清华大学控股公司来控股的。这是一家清华大学出资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9月30日由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整体改制设立，旗下有控股企业20余家，参股企业40余家。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08年，清华控股总资产达353.24亿元，经营总收入达260.38亿元。2003年至2008年6年间，清华控股及所投资企业与清华大学签订横向科研合同总计已达93026.58万元。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曾经透露，每年清华大学能够从中得到的分红有10亿。这家公司还支持清华的研发十几亿，另外还有50多亿税收上交国家。
4.继续教育培训之最
清华，是继续教育的“航母”，网传2007年各主要高校继教(不包括MBA教育)盈利情况：清华大学6.9亿；北京大学5亿元；中国人民大学3亿元……企业老总、官员则是参加培训的主体。据“清华干部培训网”资料，仅2005年至2008年四年间，该校累计为中央部门和31个省区市培训党政官员5万多名。
曾经有一位总裁学习班的学员，因为交了3万9的学费而学不到东西（承诺的条件不到位），怒把清华告上法庭，虽然败诉，这个案子也揭示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被承包的问题。一位北大的中间商出来说话，表示自己只能拿到28%，其它收益归学校，无论如何学校都拿大头。
5.捐赠之最。
国内大学的基金会只有十余年历史，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是国内高校第一家发起设立的基金会，规模为十几亿元。这个数字虽然跟国外知名大学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注意到光是2010年，为清华捐资的个人和机构的名字就有12页。
借鉴：清华校长艳羡的哈佛捐赠资金如何运行
顾秉林艳羡哈佛，“我去哈佛考察,人家真是牛啊,搞了个捐赠基金,以钱生钱,收益占了学校经费的30%左右。”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官网上也屡屡提到哈佛捐赠基金的名字。既然清华官方屡屡拿哈佛捐赠基金说事，我们就来比较一二，看看一个成熟的大学捐赠系统该如何运作。

 
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者名单截图；右：哈佛大学2010年年度财务报告封面。
1.哈佛大学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基金会也定时公布报告。
清华大学基金会网站上的2010年捐赠名单，长达12页，全是名字，但是没有和捐赠数额、款项去向。尽管教育部去年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遗憾的是，清华大学官网目前也没有此类信息。
而哈佛大学2010年的财务报告长达50页，各项资金来源和支出都清晰明白，由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捐赠基金会也有定期的投资收益情况报告。
2.哈佛大学捐赠基金会有专业的运作，有不错的投资收益。
1974 年, 哈佛正式成立了哈佛管理公司 ,专门管理学校的捐赠收入。而公司管理者都精通风险投资。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基金缩水了很多。但是去年情况不错，投资回报率有11%，截止去年6月30日，基金总资产为276亿元。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则没有这方面的动作，收到的捐赠都直接使用了。
3.尊重捐赠者意愿，具体指定给某个学院甚至某个人的，基金会都遵守约定。
4.校友捐赠率高。
一般美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都在30%左右，耶鲁大学最高，在40%。校友捐赠，真正证明了一所高校的底蕴和实力。中国的大学离30%这个比例都差得远。
5.绝不接受威胁到大学自主权的捐赠。
只要威胁到了大学自主权，就算金额再大，这笔捐赠都不会被接受。
6.接受任何一笔捐赠，都请各方论证这笔钱是否带有附加条件，是否会影响学校声誉。冠名更不用提。
但是，哈佛大学还是有一项没有清华做得好。2010—2011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清华名列第58名。不过在产业收入这一项清华却远远超过了哈佛，哈佛只得了34.5分，而清华得了97.8分。这说明清华大学在产业化上做得不错，某种程度上是在服务社会。不过，在“论文引用率”等相关学术指标，清华大学得分却很低。
结语：
今天我们看到的还只是真维斯楼，明天就会风吹草低般出现杜蕾斯楼、妇炎洁楼、安尔乐楼、甚至是不孕不育医院楼。如此，学生的对话也会变的很有趣：“喂！今天送爸妈，黄金酒那边有课吗？”“没，不过别忘了下午去无痛人流楼考试。”——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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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黎明：从此告别暴力拆迁？阅读原文

黎明知名网友近日出现一种值得密切关注的新动态。5月15日媒体报道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应急预案，妥善解决征地拆迁中突发事件，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不得强行实...全文↓

黎明 知名网友
近日出现一种值得密切关注的新动态。5月15日媒体报道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应急预案，妥善解决征地拆迁中突发事件，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
继而，5月20日媒体报“国办要求确保再无暴力拆迁，全国立即展开检查”———国务院办公厅于5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立即在全国开展征地拆迁制度规定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强化监管，严肃问责，坚决制止违法强拆行为……
中央以及多部委就暴力拆迁提出“要求”，这是事实。如国办、纠风办、中纪委、监察部、最高检、公安部、国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就强拆问题均有或多或少的安排和意见。集中展示一下这类文本，亦可见暴力拆迁端的涉及面广，真的具有“全局意义”，也真的被中央高层重视起来了。
成熟的学者和媒体人，并不依据“文本规格”与“发文密度”来预计执行效果。国务院《严格征地拆迁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是2010年5月下发的，早就申明了“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加之“新拆迁法”出台，这分量、力度和权威性均已“达标”。但禁令和法规颁布后，地方权力策动、驱使下的暴力强拆事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并且所引发事件之恶性程度更甚，其“恶性发展”的势头也似乎愈演愈烈。
地方权力“顶风作案”，无视中央及多部委三令五申，官场中俗称“不听招呼”。下官漠视民生犹可忍，而下官无视权威实难容，此事态非常严重。
面对这种局面，高层不可能听之任之。事态发展到严峻的程度，“动真格”的决心还是能够拿出来的。观察者可以不在意文件、法规写过什么，但对“高层决心”和“执行诚意”却不可不察。在全国范围——— 从此之后——— 以国家的名义“确保再无暴力拆迁！”话说得很绝了，没有回旋余地。国家杜绝强拆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或许会实现？还是一定不会实现？
我是“乐观派”。我以为：杜绝暴力拆迁，国家权力非不能也：倘若不能，是不为也。至少名义上、书面上、宣传中，我国各地官员都能做到“没有强拆”。
强拆是一种严重腐败，但与其他各式各样的腐败相比，也有其特色。貌似强大的强拆，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第一，信息透明性强，多种贪腐活动可暗中行事而不被察觉，而强拆必须结集成军、轰轰烈烈地进行，即便“夜袭”也无法封锁消息。第二，被强拆的人家反抗精神极强，在现场尽其所能保产，于事后又拼死上访，到处求爷告奶，即使现场能摆平，事后“灭口”的代价也相当大。
无视禁令继续热衷于强拆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在经济利益方面，必有足够的诱惑力，或许也遭遇不得不冒险的压力；同时在政治、执法和组织等方面，地方权力必具备无视权威和禁令的保障条件，正所谓“有恃”方可“无恐”。
而今，“确保再无暴力拆迁”的狠话既出，就必须为这句狠话负责。我预测，对其负责的结果，将导致出现三种现象：一是“权力保护伞”成本抬高，经济成本增加，客观上“低人权优势”有所消弱；二是法律程序、形式被经常借用、滥用，多有官员高举“法律挡箭牌”行非法事；三是即使有强拆也没有官员介入强拆，经检查，发生的强拆均非行政行为。
即使仅实现上述有限的“三项效果”，也需要严格而简单的前提条件，即对“近期一些地方因征地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立案查处；尤其是，在发生“夺命强拆”事件的地方，要问责、问罪于主要负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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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最牛官腔”其实是“最流氓官腔” 阅读原文

刘洪波评论员网络爆出“最牛官腔”，据说产自吉林辽源市环保局。这是一段教育人的音频：“啥叫公平？……啥也不发都公平了。……那领导都得骑马坐轿。……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你什么东西，臭不要脸的！” 音频...全文↓

刘洪波 评论员
网络爆出“最牛官腔”，据说产自吉林辽源市环保局。这是一段教育人的音频：“啥叫公平？……啥也不发都公平了。……那领导都得骑马坐轿。……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你什么东西，臭不要脸的！”
音频中的氛围，很容易让人想到一间会议室，一个领导在侃侃而谈。报道说，发帖者透露这是全局大会的讲话，因年度目标责任奖局长高出职工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平，向纪检部门反映，局长就在大会上发泄。
事情还未得到该局的直接证实。不过，这段音频和音频中的内容，即使只是一段创作，也完全具有生活基础，可作为现实的传神写照。
有老问题，有新问题。老问题是，一个单位有人到纪检部门反映情况，单位头领能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某种程度上，这次的不满还有可喜之处，那就是谁反映了问题，可能没有被泄露，于是不满似乎未针对具体人。但也说不准，知道是谁，然后公开不满，暗给小鞋，也是可能的。
还有一个老问题，是头领对某人某事不满，可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通通聆训。一个机关单位，有内外管理。对外管的是社会，那是说一不二。对内管的是全体职员，这里仍然是头领的撒野场所，有气就出，有屁就放，随意得很。
新问题是，领导就得和一般人不同，奖金高三倍，下面的人不能有意见。这其实也不算新问题，只是这回把话挑明了说。相差三倍的奖金能够发出来，就是认为差三倍没有不合理。这做法的逻辑是早已有之，挑明了说，只是把这逻辑从语言上确定下来罢了。
领导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从来如此的么？领导有配车，一般人不能有；领导工资高，一般人不能一样高；领导有单人办公室，一般人不能有。任何事情，哪有领导跟一般人一样的呢？在一个机关里面，待遇就更加不可能一致。
然而，这种不一样，往往还要从语言上进行一下包装，如“只是分工不同”，“大家应当平等”等。这样的包装，你相信一回都应该算天真。我所奇怪的只是，分明就是岗位、职级、责任、待遇无一相同，何故不能直言相告，而要让人误以为领导与一般职员一个样。
所谓“最牛官腔”，说到底只是语言粗鄙，道理上我真不以为有太大问题。它确实不同于“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工作”的套式，但那个套式本身就既不必要也不符合事实。人们原本就应该了解，正常的情况就是，在公务机关里，人人按照科层级别来获得相应待遇。公平不公平，不在多少，在是否与职级相符，以及分配规则是否先行公开。规则不公开，是有问题的；假称“只是分工不同”，以及相信这种假称，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即使只是语言粗鄙，也不能说是小问题。对一个官员来说，拍桌打椅或者口出秽言，不管道理对不对，都不适当。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个人修养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见政治风气。
我不认为，从道理上讲，官员跟一般人待遇不同，有什么不妥当的。但是，从音频来看，我可以听到一股流氓腔，颐指气使，秽言处处，粗口频出。这到底是政务机关，还是地痞堂口？这段音频，与其说是“最牛官腔”，不如说是“最流氓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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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叶檀：房产税收得越少越成功是什么谬论？阅读原文

叶檀财经评论人 5月23日，在就房产税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按目前房产税试点城市的方案来看，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这样的认识是有害的，也是不符合金融规律...全文↓

叶檀 财经评论人
5月23日，在就房产税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按目前房产税试点城市的方案来看，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这样的认识是有害的，也是不符合金融规律的。
政府开征房产税的目的必须厘清。开征房产税，是为了寻求替代“土地财政”的良方，而绝不仅是为了抑制高价房。
“房产税收得越少越成功”的逻辑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沪渝两市都实行了针对高房价的差别化税率，如在上海，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商品房，按平均房价的两倍为界，分别实行0.4%和0.6%两档税率。在重庆购买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的，按前两年平均房价的3倍、3至4倍和4倍以上，分别设定了0.5%、1%和1.2%三档税率，重庆居民购买普通住宅不征税。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收得少，只能说明价格高的住房卖得少。这意味着高价房的需求低，那么高价房的价格上涨的概率就小。而如果高价房的价格不涨，低价房的价格上涨空间就不大。据了解，重庆市今年应税高档房的成交价同比已经下降了10%。从本质上来说，沪渝两地的房产税是对某一区间以上的高价房的惩罚性税种，既不是持有税，更不是资本利得税，与通常意义上所称的物业税意义完全不同。
如此房产税埋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房地产多了一个抑制高价的税种，却没有解决中国房地产的心腹之患。虽然还未到征税周期，目前判定房产税数量为时过早，但两市房产税总体较少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今年两市房产税收入高达1亿元，对地方财政仍然是杯水车薪，两市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会因此下降。2010年，重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900.3亿元，增长112.2%，上海则超过1500亿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房地产蓝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累计超过7万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占比从2006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65.9%，这还不包括附着在房地产上的众多税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资金大量来源于此。
但今年前4个月，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均减少超过三成，北京更是大幅减少55%，至今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政府将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变异的房产税却温柔无力，被加上成功的桂冠端坐一旁。
不从根本上治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经济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地方财政赤字与银行风险。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绞尽脑汁增加投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地方政府收入从何而来？向伤痕累累的实体企业严厉征税吗？向个人头上增加税收吗？银行利率水涨船高，表面上渔翁得利，实际上却暗含了越来越大的坏账风险，或者在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引发野村证券所说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第二个风险是民间高利贷的风险。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目前民间投资资金有70%投向了房地产信托或者房地产基金，以稳获10%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这背后是房地产公司背负高额融资成本。目前中小房地产开发商信托融资成本高达20%甚至25%，而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成本则在15%左右。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加上成交量下挫，很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据测算，从去年开始有5000亿元以上资金流入房地产信托，一些人盲目相信地产不灭的神话，趁房产商资金链抽紧大发横财，而一旦房地产急速下挫，将引发民间金融漩涡。
房产税是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做空工具。如果说限购行政色彩过浓，无法持久，限贷无法应对社会上四处流动的现金，那么，房产税则是能够改变投资关键预期的手段。如果房产税接近资本利得税，那么当投资收益上升时，政府可以通过房产税扼制投资收益空间；如果房产税接近物业税，那么当持有者大批捂房浪费社会资源时，政府可以提高持有税将存量房逼出市场。一种拥有收益决定权的税收，必定是资本或者货币市场的武器，但目前房产税的定向目标只是新购高档房，好端端的武器就这样被束之高阁。无怪乎还有物业拥有者，因为他们无需支付任何持有成本，只要是前几年买的，就能够做到以房养贷。在交易时也无需缴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
我们必须从中国税费结构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局上认识房产税，而不是向既得利益阶层一味绥靖，使新税种堕落成为无关痛痒的杂税。与此同时，应当开辟通向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使民间资金最大限度地参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变革，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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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割据】罗天昊：中国急需扫平国内关卡阅读原文

罗天昊经济学者最近以来，关于中国公路收费的争议，在国内此起彼伏。年初，河南农民时建锋因为使用假军车逃过过路费368万而被判无期徒刑，大众更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一辆车的过路费就达...全文↓

罗天昊 经济学者
最近以来，关于中国公路收费的争议，在国内此起彼伏。
年初，河南农民时建锋因为使用假军车逃过过路费368万而被判无期徒刑，大众更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一辆车的过路费就达到了368万？
此案所反映的中国公路高额收费问题，已为世所公认。目前，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总公里数的70%。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9倍，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广州到北京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
如此高昂的成本，已经使中国国内事实上形成了重重关卡，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将要持续发展，必将有重大的调整。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趋势，。内需时代方是中国崛起的未来大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等小经济体，才适合贸易立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主要是依靠外贸。
以前，国内严重的关卡问题，之所以没有彻底暴露，乃是因为外向型经济使中国以外贸为主，所以，“北京至广州”的运输成本高于“广州到美国”的成本，并未引起重视，而在内需时代之后，“从广州到北京”的贸易模式，将取代“从广州到美国”的模式，大陆交通，将重新取代海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
如此，则国内交通成本的上升，使交易各方开始有切肤之痛。而在油价上涨的助推之下，各种过路费和关卡通融费用，尤其显得无法忍受。扫平国内关卡，对于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战略，至关重要。
事实上，纵观全球新现代史，扫平国内关卡，成为各个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统一的国内市场，公平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律保障，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各个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而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则是大国崛起必然之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诸侯林立，各地关卡多如牛毛，工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制约。1868年，明治政府发表《五条誓文》，成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第四条，即是宣布废除封建内地关卡，实现国内自由贸易。
明治维新倡导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战略，由此得以推行，扫平国内关卡之后，日本“殖产兴业”的国家战略得到彻底实施。仅仅用了25年时间，即崛起为世界强国。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也是国内矛盾重重，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奴隶制和废奴主义之间，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直至爆发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各个州之间的贸易，基本畅通无阻，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随着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美国由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美洲大国，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居功至伟。
而美国也从当初的非均衡发展的格局，过度到均衡发展时代。立国之初，美国东北部远远领先于国内其它区域，南北战争之后，更大规模的西进运动，使从前荒凉的西部，变为富庶之地。美国成为均衡发展和普遍富裕的大国。
未来，中国亦即将从非均衡时代，过度为均衡时代。中西部崛起，已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国内的重重关卡，将成为实现“大陆战略”的巨大阻力。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将市场中心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与此相应，以前借重于港口和海运的商业通道，亦将重新回复到借助公路和铁路。最近几年，中国高铁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即将步入内需时代暗合。
目前，中国的内需占比，尚在40%左右，而且很多都是政府消费和基础消费，将来中国的内需占比如果达到目前大陆性大国通常的70%左右，则统一的国内市场，将至关重要。废除国内关卡，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时势所迫。
国内关卡林立，不仅使工商业贸易成本剧增，更使全国性的产业布局，无法完成，产生了遍布全国的诸侯经济。最近几年，广东和江浙沿海区域，其产业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更有优势和基础，但是，这个优势却无法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侯经济，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沿海相对高端的产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广东的“腾龙换鸟”，最后成为笨鸟走了，好鸟出不去。深圳的高端技术产业领先全国，但是，全国却有数十个高新园区，这其中就包含无数地处内陆，根本没有技术和经济优势的园区。要素流动的不自由，使全国资源配置不合理，先进区域无法完成突围升级，后发地区亦重复先进地区的道路。整个国家徘徊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无法完成转型升级，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崛起，伤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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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法】竹立家：社会“燃点”问题是最大危险 阅读原文

竹立家学者中国发展文本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全文↓

竹立家 学者
中国发展文本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
未来30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我们现在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能不能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面临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外来入侵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发展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犹如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要知道，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带头奉献和牺牲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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