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利app是真的吗:名将王耀武 26

       以前有人写对联讽刺老蒋说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以往多数人都看到下联，没注意到上联。现在貌似也有很多人仅注意到上联，没注意到下联。以至于蒋介石的形象永远都是缺胳膊断腿的。        对于老熊的所作所为和施政方针，陈诚最看不起。陈诚这个人最自负的还不是他的领兵作战，而是治课农桑、管带一方。他在江西统兵时便对江西地方行政指手画脚，提了不少建议，你想，老熊能高兴吗？老熊这人最是睚眦必报的主儿，当年他跟赖世璜搭班子，一个军长，一个党代表，硬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一般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多是一走了之或者改换门庭。人家老熊不这样，他从部下黄光斗（就是前面挨了老蒋一耳光的那位警务处处长，正因为有这段与上司一起策划于密室的渊源，所以，才能后来在老熊面前掼纱帽）那里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消息，说是孙传芳许诺赖世璜，只要反正，就可以给江西督军的位置。老熊才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呢，他素知白崇禧与赖世璜不睦，便把这个消息透给白崇禧，此时白崇禧正大权在握，就以这层因素将赖世璜抓来枪决。老熊收拾异己通常是一石若干鸟。赖世璜不仅是白崇禧的对头，更是刘峙的对头，赖世璜同刘峙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赣军总司令彭程万为了调解刘峙、赖世璜的矛盾，亲自出马，刘峙手下的一个连长知道了消息去拜望彭程万，碰巧给赖世璜看到了，赖世璜掏出手枪就打，那个连长边跑边躲，赖世璜死追不放，到底一枪击毙。赖世璜一死，刘峙跟过年似的，心里甭提多感激老熊了。如今陈诚找上门来，不仅开罪于刘峙，而且直接冒犯老熊本人，老熊哪能闲着啊。           陈诚毕竟不是赖世璜，老熊对待陈诚用的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将陈诚起家的十八军化整为零，拆散了事。这个办法老熊运筹了很长时间，而且居然上达何应钦、刘峙知道，得到了何的默许和刘峙的赞成。不过，老熊虽然步骤紧密，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老蒋之于枪杆子的基础论调。在蒋介石看来，部队只能由亲信的黄埔系带领，而黄埔系中又以浙江籍为主。正如“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与肖作霖酒后闲聊时指出的那样：“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３个命根子。这３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 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３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３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３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老熊要抽的“薪”是陈诚的十八军，而十八军并不姓陈，而姓蒋，尽管老熊矛头所指是陈诚，尽管新政学系眼下正得老蒋的宠信，可一旦触及到根本，老蒋那是寸土不让的。他暗中通过别人将这一消息递给了陈诚，陈诚马上准备组织反击。         进入三十年代，蒋介石开始刻意培养黄埔系的“中生代”将领，以便逐次取代何应钦等人，其中，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都是重点培养对象。对于陈诚，蒋介石还格外有着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准备提携陈诚作为他的“半个接班人”。因此，蒋介石专门促成了陈诚与谭延闿（原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女儿谭祥（谭曼意）的婚事 ，使蒋、陈的关系更笼上一层或明或暗的“亲属”政治面纱。谭延闿的老爹是谭钟麟，历任满清的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太子少保衔。谭家两代都位极人臣，阖门富贵。所以，宋美龄的老娘倪老太太最初是要把女儿宋美龄许给谭延闿的。但老谭那是久于世故、人情的主儿，他年长宋美龄十七岁，虽然老夫少妻之于豪门来说算不得什么，可谭延闿却另有打算，因而，他拜倪老太太为干妈，认宋美龄为义妹，既给足了宋家的面子，也照顾了自己的情绪和算盘。仅此一点来说，足以让宋美龄感激，更让后来者蒋介石另眼相待。更兼宋美龄与谭延闿的“兄妹关系”，所以，陈诚、谭祥夫妇在老蒋面前较之以前更有面子。         有了更多面子的陈诚还没忘了里子是怎么回事。熊式辉跟他玩的小动作说到底也还是在公事公办的范畴内，而且，熊式辉、杨永泰这几个“新政学系”的头面人物既有老蒋本身的看重，也有张群为之奥援。因而要跟他们对手，目前还不是时候。而何应钦早就是他陈诚的老冤家，但是，人家何应钦毕竟是第二号人物，以陈诚的实力还不能与之抗衡。那么，就剩下了刘峙。陈诚便把开刀的对象对准了刘峙。当年熊式辉用杀赖世璜的办法来讨好白崇禧和刘峙，那么，他陈诚也可以如法炮制，名义上是敲打刘峙，实际上则是做给老熊看。但“敲打”刘峙也是明敲和暗敲两种，陈诚选择了暗敲，因为这样放出的冷箭既可以顺利的达到目的，也还有一定的转圜余地，至少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全部“火力”。          陈诚把这件事交给亲信夏楚中来办，夏楚中在南京办差时结识了供职于中央宪兵司令部的赵铁夫。通过老赵了解到滕超与刘夷的那段往事，赵铁夫一直找机会准备报复刘夷，夏楚中也是来者不善，两人一拍即合，将滕超一事整理成材料，经陈诚上呈蒋介石，连同此间刘夷“追剿”红军不力的事情一并纳入。老蒋看完以后，批了几个字，一则一定要把滕超缉拿归案，另一则便是换掉刘夷，改派柏天民担任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         独立第三十二旅旅团主官中不少都是黄埔一期、黄埔二期的学长，刘夷在的时候，因为有他照应，王耀武可以不那么顾忌这层因素，如今刘夷走了，而且是灰溜溜的被赶走的，王耀武的日子也不那么自在了。           然而，更不自在的还是老蒋与陈诚。第四次“围剿”是老蒋特别下血本的一次大动作，可这次大动作也让老蒋丢尽了颜面，陈诚本人更是如此。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到重创，损兵折将不说，还无形中给同僚提供了一堆攻击他下课的炮弹。十一师在草台冈战役中，师长肖乾被击伤，旅长黄维被扎伤，三个主力团长悉数阵亡。蒋介石给陈诚的手谕中称：“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立马回应说：“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给陈诚的十一师这个下马威的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打黄柏岭时，战事异常激烈，一军团三个师长都是给抬下去的，其中彭绍辉的胳膊就是这次战斗中被打断的。（彭绍辉系“少共国际师”出身，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林彪急了，把预备队的李聚奎、耿飚给喊来，给他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抢占阵地。别看林彪急得火上房，可嘴里还挺客气，连说：“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李聚奎一看林彪不是用命令的口吻说话，就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林彪、聂荣臻交下的任务。          十一师因为这次重创，记忆尤其深刻，将其称之为“三•二一覆辙”（因时间是1933年3月21日），对红军方面的总指挥林彪，他们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据淮海战役中担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副军长的杨伯涛回忆（按：杨伯涛原任国民党军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副军长，军长为胡琏兼任，1948年11月29日，杨伯涛被任命为十八军代理军长。12月15日，杨伯涛被俘，前后代理军长仅有十六天，故此处用十八军副军长头衔称呼杨伯涛），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下令十八军各级官佐认真学习林彪的《论短促突击》，足见十八军系统对林彪的重视程度。            不过，王耀武对林彪却并不“感冒”。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最看不起林彪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宗南，一个则是王耀武。胡宗南与王耀武看不起林彪各有各的着眼点，但共同一点便是对林彪为人的轻蔑。            1943年周恩来到西安，胡宗南大摆筵席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胡宗南还特意从在西安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中挑选黄埔六期以内30人，各携家眷作陪，并且对筵席中的称谓做了事前严格规定，胡宗南要求这些黄埔系将领对周执以师礼，称周为“周先生”，称邓颖超为“周夫人”，称胡宗南不称“长官”而称“胡宗南同志”。负责酒筵的王超凡请示胡宗南，如何称呼林彪，胡宗南当即表示：“不请林彪。”            而王耀武对林彪早有评价，四个字：“险幸如狼”。这番评价是怎么说起来的呢？时间还要推回到1927年。              但有一点不是谜，那就是王耀武的的确确的认真研究过十一师在草台冈战役中的落败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个局外人对此事的关注程度比起肖乾、黄维、宋瑞珂这些局内人还要夸张。                 1933年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为了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扩大苏区”的号召，由林彪、聂荣臻率领包括红一军团在内的大批红军开始进攻乐安等地。5月上旬，中共中央以朱德身在前线为由，提出项英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落到了项英和博古的手中。              5月16日，红一军团在中沙、藤田一带集中，进行整编。原红七、九、十、十一各师以及红二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其中罗炳辉任第一师师长，徐彦刚任第二师师长，整编后的红一军团共8500余人。6月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接到方面军总部命令，原镇守宜黄的国民党军第十师李默庵部于6月4日已经离开宜黄开赴崇仁，接防宜黄的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二旅，其先头部队第一团已经由抚州开至宜黄，另外两个团尚在途中。方面军总部要求红一军团为主攻力量，红三军团为总预备队，红五军团为助攻，全力消灭敌第三十二旅，此次行动由红一军团统一指挥             李默庵在黄埔生中颇有些虚名，例如同学中传诵的“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云云。实则纵观李默庵的军事生涯，罕见大手笔。1932年8月，同为军校第一期同学的徐向前、陈赓与李默庵在战场上相遇，一战下来，李默庵的第十师被歼2000余，师部几乎被毁，李默庵和顶头上司卫立煌差点被活捉。1948年夏，为了同黄杰竞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李默庵开足宣传马力，大街上小报横吹，为程潜的高参唐星嗤之以鼻。不过，李默庵再怎么着，名气也比后来的这位柏天民要大一些。而且，镇守宜黄的第十师是整建制的，而目下进入宜黄城内的不过是独立第三十二旅的一个团而已。应该说，这对于能征惯战的红一军团实在是小菜一碟了。          红一军团冒雨赶到宜黄以北，部署如下：以第一师围攻宜黄，以第二师北上在遭遇战中消灭敌独立第三十二旅剩下的两个团。围城的红一师师长罗炳辉，人称“神行太保”，他原来是红二十二军军长，朱德公开说过：“老罗带个军团都没有问题。”（以后罗炳辉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兵讲究的就是一个“兵贵神速”，这个风格那是连美国人都知道的。红一师猛的一下子扑到了宜黄城下，柏天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宜黄四门就给红一师围上了。           这边红二师徐彦刚的战绩也不错，用伤亡二十人的代价击毙独立第三十二旅一百多人，获人枪二百余。转过头来，红二师也扑到了宜黄城下，这样一来，红一军团几乎全部兵力都集中用于攻城，这是摆明让柏天民“成仁”了。

          柏天民立刻向上峰呼叫求助，上峰指令柏天民相机突围。可是，往哪儿突啊？柏天民旅部是在西门，主攻西门的是红二师徐彦刚，徐彦刚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红一军团整编前那是一军团的参谋长，年方26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亲自冲到第一线指挥战士们猛攻西门，跟柏天民“死磕”。独立第三十二旅自打成建制以来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劲敌，柏天民方寸有点乱了。          怎么办呢？柏天民想起王耀武来了。自1933年年初柏天民到任以来，他跟王耀武的关系是不咸不淡、不冷不热，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王耀武是前任刘夷的亲信，所以，柏天民不管怎么看，他对王耀武都得端着点。今天这是非常时期，“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好歹要找王耀武来商量商量，再说一旦突围被击溃，责任也能分担出去一些。柏天民一看王耀武一脸的油汗，连跑带颠的就知道他那边也是吃紧。叹了一口气说：“佐民，上峰有令让我们相机突围，你怎么看？”王耀武拿着茶缸灌了两口水：“旅座，恕我直言，相机突围行不通。”柏天民：“怎么个行不通？”王耀武：“赤匪素来善于围点打援，我们现在兵不过三千，分路突围更等于送死，不如固守待援。” -------------------------------------------------------------------------------------------------------------------------------------------------------------- 柏天民（1901-？），别号天明，云南习峨（今峨山）人。祖辈务农，耕读为生，经济中等。信仰孔教。本县高级小学及县立初级中学毕业。1921年随滇军到广东，任援闽粤军漳州司令部少尉副官，驻粤滇军总司令部委员、参谋。1923年到广州，入驻粤滇军讲武学校学习。次年春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排长、副连长。1925年秋派赴云南，不久返回军校，参加北伐
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一军第二师营长、第二十师第六十团团长。1928年任第三师第九旅副旅长，1929年第九旅改隶第二师，改番号为第六旅，任旅长，第二师副师长。1933年任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1934年改任第三十六师副师长。1935年5月接范石生任第五十一师师长。1936年5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一师师长，1941年10月任赣南师管区司令，1943年5月任中央军校第3分校中将主任，1945年12月任第12军官总队总队长，1946年7月退役，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起义部队扣押 徐彦刚(1907-1935)原名徐兴华。四川开江人。1927年，徐彦刚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途中，该团被张发奎部缴械，他转而加入平、浏工农自卫军，后随该部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徐彦刚受毛泽东委派，参加了对袁文才农军的改造工作，任该部副连长、连长等职。该部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不久又改称红4军第32团），他任团参谋长.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此时，红4军主力已向赣南出击，徐彦刚奉命率第32团1连和红5军第5纵队1个大队扼守黄洋界哨口，与敌苦战四天。在前面遭敌1个旅的攻击，后面大量敌军截住退路，左右是万丈深渊的危急关头，他沉着指挥，一边率部队英勇抗击前后夹击之敌，一边命令战士以绑腿结成长绳，从绝壁悬下，突出重围。同年4月，调任莲花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翌年初，莲花县赤卫大队编入红6军，徐彦刚任红6军第3纵队（后改称红3军第3纵队）纵队长。8月，在文家市战斗中，率部向敌发起攻击，迅速占领高升岭、棺材岭敌主要阵地，对全歼守军3个团又1个营起了重要作用。不久，任红3军第9师师长。　　1932年3月，徐彦刚升任红3军军长，率部在漳州及南雄、水口等战役中猛冲猛打，屡建战功。8月，在红1军团攻打兴国、宜黄的两次攻坚战中，指挥第 3军担负强攻城门任务。1933年1月，徐彦刚升任红1军团参谋长。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的作战中，他先是指挥两个师以迅猛的动作歼敌于第52师师部及2个旅，接着，又指挥部队将敌第59师残部歼灭于登仙桥，活捉敌师长陈时骥。继而在草台岗战斗中，率红9师采用中间突破战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敌第11师大部和9师一部，击伤敌第11师师长肖乾、旅长莫与硕。6月，在红一方面军进行的整编中，调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10月，徐彦刚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到职后，立即指挥红16师等部抗击敌人对该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5月，红16师师长高咏生牺牲后，徐彦刚又兼任该师师长。同年六七月间，红16师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遭受严重挫折，全师仅余1营兵力。此后，徐彦刚积极倡导和组织恢复红16师。11月，他毅然离开省军区机关所在地，奔赴鄂东南前线，率领新恢复的红16师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在崇阳、通城间的老虎洞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他又重返前线，指挥红16师连战连捷，仅在崇阳大源桥一役中，就歼敌第50师第300团两个半营，击溃4个营。当敌调集重兵向红16师逼近，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红16师时”，他率部在虹桥设伏。战前动员会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打垮敌人不是红军真本事，全部歼灭敌人才算真本事。”当敌进入伏击圈时，他一声令下，红16师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歼其1个团，俘敌500余人，极大地振奋了湘鄂赣边军民坚持斗争的信心。　　1935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6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赣党政军机关及红16师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徐彦刚立即与省委书记傅秋涛组织党政机关及部队分 3路突围。徐彦刚率红16师第46团于7月中旬突过麦市河，拟把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途中，他不幸身负重伤，带着警卫员和卫生员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月，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3兄弟杀害。 李默庵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是黄埔生中第一个退党的。军校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任六十团党代表、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经历了攻占武昌、南昌、杭州、上海、徐州等著名战役。　　1928年以后,任第一军六十五团团长、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参加国民党中央军同地方军之间多年的新军阀混战,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负重伤,立下战功。　　1932年以后长期担任卫立煌的副手。参加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　　1935年任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十师中将师长。　　  

邓小平会见李默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十四军军长,在山西忻口会战中任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5个师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两周,后转战中条山游击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长期作战。　　1938年转任有名无实的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由于在华北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熟悉游击战术，1940年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与八路军教官共同培养抗日游击战指挥员。　　1941年底,奉命与英军军事代表团合作训练突击部队,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后任十四、二十六、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奉命主持浙东地区日军受降事宜。　　1946年6月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徐州绥署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坐在小飞机上遥控指挥所部10万进攻苏中解放区，与粟裕大战，极短的时间就被消灭5个旅，（新四军七战七捷），从此退出指挥第一线。　　1948年春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就争取李默庵与中共合作反蒋反桂,曾给有关方面发出了指示。　　1949年夏,他退出军政生涯,移居香港,坚决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安排。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中将他列为领衔者之一。　　  

著名爱国人士李默庵逝世遗像

1949年8月,他在香港参加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44人联名的起义通电,表明自己对时事和政治的认识和主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1951年移居阿根廷,1964年移居美国。　　1981年,他偕夫人应邀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1990年回祖国定居,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