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撒切尔谈判视频:名将王耀武 30

       国民党军阵营中一直以来有批将领是“哈德门”（盲目崇拜德国的意思），他们推崇“唯武器论”，其实这也是自湘淮军阀开始左右中国政局以来慢慢形成的基本土壤所致。对于洋人的“船坚炮利”心向往之并没有啥大错。但问题在于是不是“船坚炮利”决定一切？“兵民是胜利之本”，从来没听说过“武器是胜利之本”。前四次“围剿”战役吃尽的苦头让一些“哈德门”开始低下高傲的头颅思考问题了。就王耀武本人来说，他的思考更早一些。         这倒不是因为王耀武的脑袋瓜子比“哈德门”聪明多少倍，而是他现实中接触到的德国顾问团的成员的一番谈话令他深思不已。1934年，国民党政权迎来了大批量的德国顾问，长期保持人数在四五十人以上的德国人经常穿行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间，他们操持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或者通过翻译传递对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指手画脚，里面不乏扯蛋的东西，可也有一些货色让王耀武等人不得不承认“旁观者清”的道理。 德国顾问中有一位炮兵上尉叫做吉尔伯，有些促狭的国军将领就叫他“鸡巴”。但是，这位吉尔伯的履历中有一段历史比较“耀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德军的排长，在他的领导下有一名士兵名叫阿道夫•希特勒。这名士兵在1934年的时候已经荣任德国的总理，曾经领导过总理的往事令吉尔伯在顾问团中“熠熠发光”，虽然他还仅仅是个上尉。 吉尔伯与王耀武比较投缘，原因也很简单，吉尔伯喜欢青岛啤酒，而王耀武总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搞来。在酒精的发酵下，吉尔伯说出了很多肺腑之言，里面有些东西王耀武是懒得听的，惟独关于中国军队的事情，王耀武支起耳朵，仔细谛听。吉尔伯跟王耀武抱怨：“充当贵国贵军的教练是天底下最麻烦的事之一。比跟赫尔曼说话还费劲。”吉尔伯所说的“赫尔曼”指的是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吉尔伯经常吹嘘自己如何可以自由进入戈林的庞大的花园公寓，如何与贵族出身、血统高贵的戈林夫人谈笑风生。看来，拉大旗作虎皮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都不乏其人。  王耀武没有打断他，听他继续“喷”：“贵国的士兵逃亡之多，是世界罕见，逃兵在这里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经常教了一个人，第二天就要换另外一个人来，因为昨天教的那个人已经跑掉了。”吉尔伯又说：“最感奇怪的是，贵国的军官对金钱物质的喜好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军人荣誉的珍视。听说贵国古代有位了不起的将军岳飞说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天下就可以太平。可是，我所见到的贵国的军官不但怕死而且爱财。王，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王耀武只好先告诉他，国军中也有不怕死的将军和不爱逃命的士兵。不过，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耀武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耀武对于杨永泰等人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只有从个人入手，才能彻底整顿军队。具体到如何整顿部队，王耀武自有一套办法。 王耀武认为，作为一名统带一方兵马的主官，要同时身兼四个师：导师、军师、医师、厨师。导师是精神层面的，要求部队官兵对主官要有信仰；军师是军事层面的，要求主官每逢战机来临之际，都应该具有烛照的素质；医师是生活层面的，部队主官应该随时了解下属的疾苦和需要；厨师是勤务方面的，部队主官对于官兵特别是各级官佐的基本口味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事实上，王耀武的“军师”、“医师”、“厨师”的角色虽不能说特别到位，但至少是做到了，特别是“医师”和“厨师”的身份，在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属于翘楚。王耀武带过的部队，各级官佐从没有因为钱财而发愁，也没有因为钱财而逾格收刮。有人说王耀武行军打仗都带着银行，这是一点都没错的。“千里做官只为财”，那么，万里当兵也未必就是求死。因此，王耀武在尽可能的满足官兵物质方面的需求上甚至不输于陈诚。这里面自然有王耀武本人身属嫡系的原因，而更多的则是王耀武的生财有道、散财有道。就此点来说，王耀武也特别自负。 然而在精神层面上王耀武却始终找不到利器。蒋介石大力推荐阅读的“曾胡治兵语录”一类的东西，王耀武也拜读过，而且也承认曾国藩、胡林翼确有一些办法。可是，今昔异势，共产党不是太平军，曾国藩的办法未必都管用。上次在南昌接受蒋介石召见时，老蒋话里话外谈了不少关羽的东西，能够听得出来老蒋对关羽是比较欣赏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勉。”关云长矢志矢勇、必信必忠为的是大哥的江山，到如今总不能还以哥们义气来号召吧？王耀武就觉得虽然也搞了庐山训练，也搞了类似的攻心教育，可是，国民党军内部的信仰始终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以支点带动全局。 比如说在庐山搞轮训时，陈诚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行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凡是听到“委座”二字，都要自行起立，标准立正。但据王耀武观察，这些不过是机械性质的被动运转，高呼“委座万岁”的声音也没有多少成分发自肺腑。蒋介石的侍从副官翁元回忆说：“自60年代起，蒋介石到任何场合，都会有一些人在他离去之前，高喊‘蒋总统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拥护口号，蒋介石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蒋介石的表情充分说明，老蒋本人在消受这些“尊崇”的待遇的次数估计还没有到超负荷的状态，否则老蒋本人也就不会“高兴得合不拢嘴”，封建皇帝听到臣仆们山呼万岁时是断然不会“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喊万万岁就是臣仆们应尽的义务，而听到万万岁也是皇帝老儿必须享有的权利。 王耀武主动下到三团是有来由的。三团团长李天霞与王耀武都是黄埔三期毕业的，李为人比较阴，主意多，不好驾驭。平素在第一旅中，李天霞只听王耀武的，王耀武以下谁也指挥不动他。但李天霞也有“讲义气”的地方，侯龙安曾经拉拢过李天霞，准备作为与王耀武对抗的砝码，转过身来，李天霞就把这件事捅给了王耀武。所以，不论李天霞后来怎么好色，怎么过分，王耀武都给他留足了面子和台阶，即使是李天霞同张灵甫搞的势同水火之际，王耀武还能做到不偏不倚，尽可能的照顾李天霞。眼下，李天霞不瞎（李天霞被政敌称之为“李天瞎”或“李天虾”），也不虾，他知道这一战的关键，因此，他把第三团的看家本钱都端了出来。

这就是生死之交、战友之情，没经历过的自然难以理解。这也是俺想起另一个李瞎子，粉碎“四人帮”后，在对待黄、李、吴、邱等问题上，不就有领导说过：他们有资格吃的更好些。恐怕与四个帮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这种沉湎于往事中的追忆本来已经不轻易能够掀起心底的波澜。但眼前的谭家桥战役中，王耀武的望远镜中抖动前行和饮弹扑地的各色镜头却再一次的拨动了王耀武的心弦。有一种王耀武说不出来的精神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关在战犯管理所里的王耀武回顾这段历史时，他写道：“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迭次冲锋、前仆后继这在战场还不是什么稀罕事，王耀武的部队也能做到这一点，黄埔系将领统带的其他部队做到这点的也不在少数。关键是这些衣衫褴褛、武器破旧的红军参战人员一边玩命的冲锋，一边不顾自身生死的抢救战场上的伤员，子弹在他们身边横飞，血肉在他们旁侧飞溅，而他们自己却几乎形同事外。关于这一点，不仅王耀武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连杂牌军高级将领也无不如此认为，万耀煌在日记中记道：“（红军）各级指挥员勇敢争先，••••••无不奋勇•••红军纪律极严，在战场上人多枪少，有人伤亡立刻抬往后方，战地从不遗一人一尸一枪。” 谭家桥战役虽然没有结束，可局面已经明朗了。至于他们为何遭致惨败，不用王耀武发话，他的部下都能总结明白。二团团长周志道给王耀武来电话时说：“今天敌人没有沉住气，开始袭击早了。他们如等到第二团通过，然后集中力量猛扑旅司令部，先将司令部打乱，失掉了指挥，再打各团，那我们就完蛋了。”三团团长李天霞也说：“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如待我们最后的部队通过乌泥关，他们再派部队占领，那不费一弹就可以占领该关。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对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作为红军方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方志敏也总结了三点：“第一，地形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这三点中既有刘畴西的错误，也有寻淮洲的失误。不论是刘畴西还是寻淮洲，都亲身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战役，也都清楚“初战”对于长途转战的部队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都陷入低级错误的烂泥潭中未能自拔，历史是公正的，刘畴西、寻淮洲的壮烈殉节也不足以掩盖他们曾经犯下的错误，而且正是这些错误让红十军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战场上枪声逐渐稀少，硝烟慢慢远去，王耀武却特别谨慎，他告诫前卫团团长周志道：“从今天作战的情况看，他们很顽强，千万不要忽视。今天因为你们搜索不严密，使我们遭到突然的袭击，部队仓皇应战，弄得手忙脚乱，几乎失败，这不是教训吗?”从不说“硬话”、“狠话”的王耀武嘴中吐出这几个反问句也足够周志道喝上一壶的了，周志道捂着负伤的臂膀，低沉的回答：“旅座放心，卑职一定万分小心，不敢有半点疏漏。”刚放下周志道这边，李天霞的电话又追屁股后面跑了来：“旅座，截击我们三团的是匪军二十一师的一个营，已经被我们击溃，枪声稀少，敌人的行动隐敞，看不见他们还有什么积极的企图，可能已开始撤退。一团那边打得实在操蛋，差点给匪军摸了过去。”李天霞今天表现不错，因为表现不错，所以，趁机踩一下同僚也就可以理解了，王耀武哼哈了两句，不置可否。实际上他已经从安慧民那里了解到一团的情况，侯龙安督导不力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个消息对于王耀武来说，不减于谭家桥战役的胜出。 战事稍定，俞济时便把王耀武找来商量下一步对策，夸赞的闲话，俞济时来不及细说。他想先听听王耀武的建议。王耀武说：“我认为匪军十军团弹药极为缺乏，这次向我们袭击，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以速战速胜的战法，消灭我们一部，从我们身上得到人员和物质的补充。他们计划虽厉害，但对我们开始袭击太早，过早暴露了他们的企图以致遭到挫败。以他们的力量和物质条件来说，他们不敢恋战和在一处久呆。我判断红军今晚一定撤退，现在可能在做退却的准备工作。为了打破红军的准备及与其保持接触，而免失踪，拟令各团酌派部队向红军进攻。”俞济时同意王耀武的看法，把追击的时间选定在第二天拂晓。次日一早，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开始缓慢推进，逐次盘查。在草地里只发现对手遗留下来的少量枪支，和屈指可数的两个伤兵。据三团团附黄伟斌报告，“匪”军十军团的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受重伤，目前去向不明，正在进一步打探。王耀武对这个消息没有像他们的部下高兴的那么夸张，在他们看来，分水境内的遭遇战的劲敌寻淮洲命在旦夕，着实可喜。而在王耀武看来，真正的对手却仍旧健在，周志道报告中的那位被十几名战友抬下去的人无疑就是寻淮洲了，这多少给王耀武的心境带来一点怅惘。这点怅惘在1946年时揭开了谜底，王耀武对罗明理说：“谭家桥那仗，我当时听周靖方报告有共军方面的大头目受伤，我是真希望抬下去的是粟裕，可惜的仅仅是寻淮洲。那是一次最好的机会，错过了，错过了。” 下午，安慧民来电话报告，说是寻淮洲的下落已经打听清楚，确系已死。寻淮洲在战场上负重伤，很快送到茂林医院，不治身死。此刻，南昌行营发来的第一笔奖金已经到位。俞济时说：“佐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寻淮洲的尸体找不到还不能算克奏全功。这件事你要抓紧。”俞济时拉着王耀武坐下：“佐民，还有一件事，加强营营长告你们第一旅的副参谋主任侯龙安的状，你去调查一下？”王耀武：“这件事我也有耳闻，正准备向大哥汇报。侯龙安此次作战督导不力，致使第一团战绩最差，几乎误了大事。而且，又怠慢友军。我想如果不稍事惩戒，恐怕众人不服。”俞济时：“嗯，佐民，你有这个态度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操作。” 几天后，寻淮洲的遗体被发现，王耀武派人将遗体挖出并且拍照。据王耀武转述办事人的话是：“照相后又把尸首埋在茂林附近(具体地点不明)。”但《解放军将领传》之《寻淮洲传》中记载：“敌人••••••获悉寻淮洲牺牲在茂林，即令搜山，找到寻淮洲的安息地方后，残忍地掘开坟墓，并将寻淮洲的首级割下，装进石灰桶内，向其主子邀功请赏，当地游击队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寻淮洲烈士的遗骸重新安葬在蚂蚁山的隐蔽处。”寻淮洲遗体照片上报后不久，南昌行营再次颁发嘉奖令，奖励补充第一旅五千元。同时，根据俞济时的汇报，补充第一旅参谋副主任（副参谋长）侯龙安上校以临战畏敌、贻误军机为由交南昌行营军法处严加勘问。 就在俞济时调兵遣将、王耀武步步紧追的关键时刻，红十军团主要军事负责人刘畴西再度犯下不可原谅的大错。

谭家桥战役后，刘畴西对于率领全军团进入白区开始犹疑不定。1935年1月9日，红十军团在浙西遂安县境内的茶山村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走向。粟裕在会上提出，部队要摆脱困境，必须立即分兵，改变大兵团集结的部署，迅速实现两个“转变”，即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这一建议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茶山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全军南下返回赣东北苏区。方志敏被捕后，对这一决定的评价是“正等于老鼠钻牛角”。全军团分成两路，一路由粟裕在军事上负责，号称先头部队，方志敏、乐少华、刘英随行，总计800余人。另外主力2000多人由刘畴西亲自率领。 粟裕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所以，1月10日晚从茶山村出发，他就命令全军不惜一切代价急行军冲破封锁线。1月12日，粟裕率部到达开化县的杨林，有人主张部队过于疲惫，应该予以休息，粟裕当即否决，他再度下了死命令，要求部队破冰踏雪、一鼓作气的冲出去，不能有丝毫懈怠。粟裕离开杨林不多时，刘畴西的主力也赶了上来。但是，刘畴西没有立即驱赶部队继续前行，而是就地宿营休息。这给了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一个足够的时间，俞济时下属的浙江地方保安部队赶在刘畴西部之前到达开化、愗源、德兴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有利地形，构成堵截十军团主力部队的态势。 此时，十军团的全部战略意图已经被敌察觉，国民党南昌行营严令各部务必将十军团一网打尽。人在港头的方志敏、粟裕决定全军不能在此停留，应马上转移。同时，他们通知刘畴西率主力迎头赶上，务必于1月16日晚通过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1月16日下午6时，刘畴西派人送来短信，说军团主力部队已经到齐，但人员过于疲惫，需要休息，当晚不能行动。粟裕大吃一惊，赶紧与方志敏商量对策，方志敏让粟裕以他的名义写信给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限令全军务必今夜迅速跟进，不能贻误。信送走后，粟裕并不踏实，他跟方志敏建议，他准备回去协助刘畴西指挥部队突围。方志敏考虑到粟裕的位置还在刘畴西之下，对刘只能有建议权，而他本人则是红十军团最高负责人，所以，方志敏决定留下来，说服刘畴西尽快率部脱险。午夜前，粟裕率领所部顺利冲出封锁线，1月17日进入闽浙赣苏区。而留下来善后的方志敏和犹豫不决的刘畴西不幸落入对手的包围圈，几经突围不果，全军危在旦夕。刘畴西对于自己的铸成大错，悔恨不已，他跟与自己结伴突围的红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说：“给我一枪吧。”1月25日，刘畴西被俘，1月29日，方志敏被俘，至此红十军团主力部队覆没。（乔信明，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捕入狱的我党干部中职务较高的幸存者，也是方志敏狱中斗争和生活的见证人，原南空后勤部政委，著有《掩不住的阳光》小说。新四军北渡以后，乔作战一度被子弹击中胸口，居然没死。黄桥决战时，打独六旅，还是乔信明看准了旅部的方向，一举歼灭。（1909.3—1963.9.4），湖北省大冶县人。新四军老战士、开国少将） 就在方志敏遇俘的前两天即1月27日，王耀武率补充第一旅抵达白沙关附近，参与搜山。王耀武后来回忆说：“我遵照指示加以部署，以第一团在中间，第二团在左，第三团在右，由怀玉山北部向南搜索。在各部出发后，有时听到一阵一阵的枪声。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 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军射击，因手冻僵，扣不动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军投掷手榴弹， 因肢体被冻硬，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的很多。”参谋长（参谋主任）罗明理因病住院，代理参谋长吴克定得意洋洋的对王耀武说：“敌人无衣无食，困在山上不打也会饿死冻死。十军团残部这次化整为零，是最后的一次，就要被我们完全消灭，再也不能化零为整了。”  被俘的胡天陶与王耀武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王耀武面无表情的走了出来，外边的周志道、刘保定、李天霞都望着王耀武，王耀武也简单的看了看他们，随手一指书记官记录的询问笔录说：“都在这上面了，你们看吧。”周志道等人拿着讯问笔录一看：“王说：‘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胡答：‘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是坚决反对的。’王问：‘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答：‘我不知道。’王又问：‘你们进入苏区后准备作些什么?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胡答：‘不知道。’王说：‘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胡答：‘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李天霞看完，叹了一口气：“怪不得校长说共匪不灭，我等异日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王耀武心里想得更多，这些衣衫褴褛、饥馁缠身的人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在支撑着他们呢？作为胜利者的王耀武并不感到轻松，时至今日，他想起了胡宗南的那句名言：“剿共是无期徒刑”。他承认胡宗南的这句话不无道理，而且他比胡宗南还要进一步的明白，这支军队即便可以打败，也无法征服。



胡天陶被送往俞济时的指挥部，也是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经由俞济时交送南昌行营处理，暂时押在南昌第二陆军监狱。 南昌陆军监狱统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具体负责的机构是军政部。但是，惟独这个第二陆军监狱的管理方特殊。国民党留下一个“传统”，那就是举凡带有“二”字的政府、军队机构、机关都无不与“特”（特务）、“情”（情报）有关，大家都知道的如二处、二厅等等。包括警官学校，凡是叫第二警官学校或者第二警务训练所的都是培养情报人员的基地。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管理方是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就是中央宪兵司令部。蒋介石本人特别重视宪兵，他说过：“一个优秀的宪兵相当于一名连长。”中国宪兵当时的重要参照物就是日本，所以，南京宪兵司令部常年聘请日本顾问。中央宪兵司令部下设六个处，即总务、警务、军医、军械、政训、军需。其中警务处是宪兵司令部的灵魂所在。 谷正伦在日本留学期间虽然学的是炮科，但对日军中的宪兵队特别艳羡，回国后也做过专门的研究，他发现日本宪兵队之所以有“力度”就在于特别重视警务工作，宪兵队中的“特别高等课”（即“特高课”）就是警务系统在军队中的再造。所以，他亲自挂帅布置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的构造和格局。他把警务处分为六个课。第一课管总务，第二课管军容风纪以及警卫，第三课管外事，第四课管特务，第五课管刑侦，第六课管司法审讯。警务处最关键的是第四课，即政治警察课，俗称“特务课”。 “同行是冤家”，谷正伦办宪兵司令部，最眼热的是戴笠。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早就是鸟枪换炮了。1932年4月1日，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任处长，办公地点选在南京鸡鹅巷53号。复兴社特务处是“军统”的前身，所以，4月1日也成为后来“军统局”成立的日子，这个在西方称之为愚人节的日子里诞生的机构在日后的十多年中令中国无数人都谈虎色变。 特务处有了内务机构，但还没有外勤机关，也就是说让特务组织完全公开化。戴笠首先将目光瞄准了宪兵司令部。1933年冬，谷正伦聘请复兴社的骨干给宪兵司令部设立的“特务教育班”（对外称特别研究班）充当教官。戴笠便利用这个机会将赵铁夫等人安插进去。由于谷正伦对赵铁夫的赏识，赵很快楔入第四课，开始是副课长，继而担任了课长。不过，谷正伦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赵铁夫的出身，所以，在第四课课长的旁侧又设立了政治指导员负责监督赵铁夫，以免其坐大。 “特务教育班”毕业后的学员组建为“特警队”，这也是谷正伦仿效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组”的模式建造的近现代中国第一支特别武装警察部队。“特警队”在南昌设立联络办事处，该办事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通讯设施，其主要职能有三种，第一种就近保卫南昌行营的安全；第二种归口代管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第三种协助驻军肃清各类“匪患”。而宪兵司令部对各地特警队联络办事处设有“巡视”制度，巡视员即有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不定期派出。1934年至1935年这一年中的巡视员便是赵铁夫。 谷正伦将赵铁夫派出去的目的在于让赵逐渐淡化宪兵司令部第四课的业务，这样便于挑选其他人来接替赵。可是，谷正伦的这一妙计也正好被戴笠所利用。因为1934年这一年对于戴笠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不亚于1932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叫做调查课，课长是黄埔干将邓文仪，也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邓文仪因为有“清党”的功劳被蒋介石看做是难得的人才，调查课内部人员众多，不乏特务工作上的“干才”，这点尤其为戴笠所看重。他一直在打调查课的主意，可惜的是，蒋介石并不准备让他染指。可是，1934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天而降。 说它是“从天而降”就在于它跟飞机有着密切的关联。1934年南昌机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蒋介石视作珍宝的飞机和油库统统烧光。蒋介石下手令让邓文仪限期破案，邓文仪在限期内未能破案，即被蒋介石撤职。而这里其实主要是戴笠起了反作用。戴笠早就掌握了邓文仪与徐培根的材料，徐培根曾任航空署署长，此时担任军事委员会空军处处长，他同邓文仪关系颇厚。戴笠从有关渠道中了解到徐培根经手办理了一批飞机的进口，取得了大量的回扣。这件事已经被特务处所关注，碰巧的是忽然起了大火，难免没有“毁尸灭证”的嫌疑。而邓文仪在查办过程中碍于徐培根的面子，始终不敢下手。这就给了戴笠钻空子的机会。他秘密陈奏给蒋介石，并且拉拢调查课内部骨干张毅夫（张严佛）作为内应。最狠的是戴笠自己不出面，另外引出宪兵司令部第四课出来调查，课长赵铁夫自然配合戴笠的双簧表演，这样下来，即便是老蒋是个“神”也很难看穿戴笠的把戏。说起来，邓文仪素来看好戴笠，复兴社成立之初，邓文仪还说过：“做中国的希姆莱，我是不行的，我们中间只有雨农才行。”但到了关键时刻，戴笠在邓文仪的背后插了致命一刀。从此，邓文仪彻底退出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改任党务、政工方面。
 不过，接收南昌行营调查课，戴笠还是心虚。他让黄埔大哥（黄埔三期）柯建安出面搞接收，他自己隐在幕后，对于反正的张严佛特别优待，任命为南京总处（特务们称复兴社特务处鸡鹅巷53号为总处）的书记长（即秘书长），张严佛以后成为军统局内三大派系之一的湖南派的主要头目。接收过来的特务中如王新衡、谢力公、严灵峰、徐业道等人日后都成为军统乃至蒋太子身边的重要干将。一直到戴笠摔死，蒋介石还是坚持叫戴笠为“戴课长”（戴科长），也是由接收南昌行营调查课引出的。 赵铁夫早已加入复兴社，复兴社其实也只是蒋介石重新建党或者说整党的外围组织，其核心组织为力行社，其核心成员包括贺衷寒、康泽、邓文仪、刘健群、肖赞育、滕杰、戴笠、周复、酆悌、杜心如、葛武啓、桂永清等人，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但这也是始终没有固定的概念，很难说出这十三个人的标准名单。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还一度被讹传为“蓝衣社”，成为当时社会上目之为“天子近亲”的标志。 赵铁夫因为不是“黄马褂”，所以至多只能进入到复兴社这一层面，戴笠对这点很满意，在他看来，赵铁夫这种人是只能用而不能信。但是，既然说到用，戴笠还是愿意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放手使用老赵的。



赵铁夫这次到南昌还带来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客人的大名叫做顾顺章。现在只要是反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国共暗战的题材，都拿顾顺章说事，但实际上顾顺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家了解他多少呢？ 说起顾顺章，人们首先想到一个名词：叛徒。但是，只要你翻开中共早期历史资料，你就会发现这位顶着“叛徒”头衔的顾顺章颇有来头。1927年5月，顾顺章成为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央军委只有三名成员，一名主任。（三名成员包括加伦、顾顺章、彭湃，主任为周恩来）顾顺章还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兼任特务工作处处长的党史人物。 一般党史资料认为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是中央特科的前身。在中共的“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局成立，下设特务科，由顾顺章任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局特务科也就是俗称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设有四个科，顾顺章兼任其中的行动科科长。中共“六大”以后，在中央特科之上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顾顺章还兼任过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的叛变直接导致向忠发、蔡和森的被捕和恽代英的牺牲。间接导致周恩来、聂荣臻、陈云等大批领导人不得不离开上海赶赴苏区。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安排在徐恩曾的领导之下。但相处一段时间后，顾顺章便发现徐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而已，靠着“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却并无实际本领。而且，徐本人过于渔色。在苏联受训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内务部的前身，“格伯乌”）局长亚戈达转述斯大林的名言：“过度好色与酗酒乱言标志着个人意志的薄弱，这种人最易转向，不可亲任。”所以，顾顺章看不起徐恩曾，进而开始同戴笠频频接触。顾顺章与戴笠出身相仿，受教育程度也差不多，共同语言自然也就多。而且，这两个人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次戴笠让赵铁夫把顾顺章带到南昌，主要目的是利用接收南昌行营调查课的机会在江西设立一个特殊的情报点，情报人员的培训和引导工作交由顾顺章来完成，同时，顾顺章还可以配合赵铁夫做好“剿匪”后期的某些“善后”工作，可谓一石两鸟。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戴笠要看看顾顺章的理论之外的实践本领。（顾顺章叛变后曾经编辑出版大量的有关特务工作的手册，“理论”著述“丰厚”） 顾顺章也算不负戴笠的“厚望”，一到南昌就掀起了一起大案，牵连数百人不说，居然还挖出了另外一桩多年以来缠绕在赵铁夫等人心头的疑案。 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典狱长是谷正伦的亲信，上校军衔，正牌的黄埔生。他对赵铁夫并不感冒，所以，老赵每次来，他都不亲自出面接待，而是派了副典狱长和狱政科副科长敷衍。老赵这辈子最以自己没有穿上“黄马褂”为耻，而且也最看不起那些个“黄马褂”狐假虎威。典狱长的这一招很让老赵没面子。因此，老赵一直琢磨如何让典狱长彻底没了“里子”。但值得老赵欣慰的是狱政科副科长白文冰的热情、周到。并且，白文冰还是老赵的山东小同乡。自古以来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白文冰对老赵热情、周到，那是自有一番来由的。 白文冰是王耀武亲信副官安慧民的拜把子兄弟，都是山东人，平素白文冰就没少花安慧民的银子，到了关键时刻就必须冲上去。侯龙安被羁押在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即将驻防西北，远离江西，侯龙安的生死成了王耀武的心病。侯龙安的弟弟侯腾最近没少找关系托人，要把老哥从监狱里给弄出来，只是因为老哥脑袋上的罪名有点“潮”，不好熨平。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最恨的两条就是临阵退缩与接战不力。偏偏这两条都让侯龙安给占全了，而且这次不是泛泛之辈将侯龙安送进了监狱，而是俞济时与南昌行营，所以，陈诚尽管想捞侯龙安，可就是张不开嘴，最主要的是陈诚本人也特别痛恨临阵退缩的无能之辈。 不过，陈诚再痛恨他也得卖夏楚中、郭忏的面子，侯腾转拖到他们，他们就在陈诚面前念经，陈诚只好答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帮上一把。这些动态自然瞒不过王耀武，补充一旅即将开赴西安，侯龙安被弄进监狱还只是完成了既定方针的第一步。下面怎么办？放虎归山的后果王耀武是非常清楚的。 王耀武的心思给一旁专司窥伺的副官安慧民看在眼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同乡、拜把子哥们白文冰，想到了白文冰目前的特殊的位置。有一天，他趁着王耀武高兴，对王耀武说出了这段原曲，王耀武笑容满面：“哦，既然都是我们山东同乡，你去支点钱好好的跟他聚一聚，问问他有没有什么难处需要我们打点的，大家都在外面混，总要互相照应才好。”王耀武又说：“安子，你的升职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估计很快就会批复。”安慧民此时是上尉副官，进一步便是校官，校官的升降当时掌握在南昌行营和军政部。安慧民连连道谢，他提醒王耀武：“旅座，我们即将开拔，可是，侯龙安还在南昌羁押，日子久了，您看会不会夜长梦多啊？”王耀武“坦然”笑道：“侯副参谋长的去留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个层面可以考虑的问题。”王耀武拿起书桌上的一册《明史》对安慧民说道：“安子，我平素让你多去读读这套《明史》，你到底看了多少了？”安慧民赧然。王耀武“语重心长”的教训道：“安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汉光武帝刘秀如何？戎马之间还是手不释卷。校长经常教导我们要多看书。你我都是做下属的，都要时时刻刻主动为上司、为长官分忧。”说话间，王耀武就指着手中这册《明史》：“我们到江西这么久了，你知道江西有个才子叫做解缙的吗？”安慧民：“我哪能知道啊。”王耀武：“就是啊，不知道就要学习，就要找来书读一读，《明史》上有解缙传，你回去好好学一学。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不会坑你的。” 安慧民捧着《明史》找到解缙传，看着上面的古汉语，脑袋瓜子当时就大了一圈。安慧民从小就不喜欢读书，背《三字经》经常挨打，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有点恨之入骨。但是，他又很快想起王耀武在他临走时说过的一句话：“你去看看解缙是怎么死的？作为下属不能为上司分劳，就要被上司分尸。”他硬着头皮读下去，读到了解缙之死的这一段：“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安慧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脑瓜子一下子醒了不少。 他跟着王耀武前后有五六年了，从勤务兵干起，一路升到副官，他太清楚王耀武的脾性了。这个人从来都很少疾言厉色，也很少背后臧否他人。可是，此人的手腕从来都不软，真正算得上是“杀人于谈笑间”。而且，王耀武对下属交办事情，向来没有废话，尤其是交办大事时可谓滴水不漏。今天，王耀武格外对他交待阅读《明史•解缙传》，一样具有不可告人的深意。 第二天一早，安慧民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看法。他去了一趟旅部特别会计室。这个“特会室”其实是王耀武的“小金库”，掌管着王耀武各方生意的资金命脉，特会室的主任叫王鲁方，是王耀武的远房堂弟，很受信任。安慧民跟他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王鲁方一见安慧民就拱手笑嘻嘻：“恭喜恭喜，一角三就要换成二角一了。”国民党军中习惯将上尉领章说成“一角三”，把少校领章说成“二角一”。安慧民也跟着打哈哈。然后他说他来领点钱，是旅长昨个交待的。王鲁方拿出一张纸：“旅座已经关照了，你签个字，马上领钱。”安慧民一看单子上面写的是“贰千元”，他立刻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次碰到“大活”了。 1935年的“两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上海滩顶级的演艺明星白杨月薪是340元。北京城内学术界有三位被称之为“老板”的重量级学者，分别是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其中顾颉刚月薪是610元。而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量级的国民政府委员月薪是800元。北京海泉居拿手的好菜“溜腰花”是四角钱一大盘，猪肉白菜水饺是一角钱二十五个（皮薄馅大）。你就想想看，“两千元”能办多少事，能养活多少人了。 南昌行营发给补充旅一共是一万元的奖金，王耀武拿出五分之一水平的银子交给安慧民去款待一个山东同乡白文冰，区区狱政科副科长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百元上下而已，安慧民暗想：王耀武这回的心思深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