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骑南瓜来结局:名将王耀武 31

对于王耀武的大名，白文冰本人早就仰慕了，安慧民这小子在江西这段时间里没少来跟他聚，手面特别宽，人也亮堂了很多。开口旅座，闭口旅座的，人都是来世上一遭，看看人家这个活法，凭啥啊？不就是跟上了财神爷了吗？上面教导说都要认真捧读《曾文正公全集》，白文冰就记住了曾老爷子的一句话“不信书，尽信运气。” 等到安慧民旁敲侧击的说出了侯龙安的事情以后，白文冰就琢磨着这次自己的运气来了。其实，在监狱里弄死一个犯人，先别管他是不是死囚，那真跟碾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什么叫“犯人”，那就是“犯在人手里的人”，他是死还是活，那全在狱方的一巴掌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犯人是上面挂了号的，可只要把银子码足了，狱方让他初一死，他也肯定活不过十五。 目前的问题是怎么个“死法”，白文冰手里托着沉甸甸的两千块大洋，心里就盘算开了。安慧民办事不少地方是跟王耀武学的，最主要的是一点是敢下注，一般的副官跟班拿到这两千元，至少得自己留下一半再说。但安慧民不同，但凡他感觉这是王耀武交下来的大事，他从不在中间抽头，因为他知道只要把这件事办成了，办妥了，王耀武后续的重赏还会源源不断，见小利忘“大义”可不行。他把这两千元一起交到白文冰手中，话说得相当活络：“老弟，留着养家，这年头谁都不容易。我这次去西边，再聚不知道猴年马月，实在有难处就来西边找我。”这等于连白文冰的退路都给点出来了，如果再不办事，那除非是二百五。 在监狱里杀人，通行的办法有三种。其中比较阴狠的叫做“果丹皮”。监狱里收拾犯人，都给起各种食品的名称，听起来特“温馨”。比如“红烧排骨”，就是用烧红的子弹头刮犯人的肋骨。那么，什么叫“果丹皮”呢？就是暗中把犯人找来，说是准备让你出狱了，狱方给你准备点酒菜，交个朋友，将来出去以后呢，大家不要彼此记恨云云。这首先在思想上解除了你的“武装”，然后一杯杯的灌你，灌到基本醉了以后，拿温水扑面，再用事前寖好的桑树皮、山楂树皮为主要原材料做成的特殊的纸张一张张的铺到犯人的脸上，盖住口、鼻、耳、眼等处出气口。一般只用三张，犯人就嗝屁朝凉。前清时代管这个叫“开加官”，但那时候科技不发达，纸张原材料主要是桑树皮，进入民国以后，狱方开动脑筋，加入了山楂树皮，加入这种材料以后最大的“好处”在于犯人死后的首轮尸检容易被误导，据说这都是山楂树皮和桑树皮混合的功效。 不过，用“果丹皮”的办法弄死侯龙安显然不够稳妥。因为侯这种人不是普通犯人可比，尸检通常要三次，而且，制作“果丹皮”需要人手，弄死侯龙安这种人知道的越少越好。有时候，钱多了的确咬手，不仅咬手，而且还咬心，白文冰这一段为了弄死侯龙安的买卖特别费脑子，中午一开饭就点红烧肉吃，狂补。 侯龙安是单独羁押，而且名为羁押，其实与一般的监犯还是大大的不同，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这对于想要弄死他的白文冰来说，既有利也有弊。但相对来说，弊更大一些。白文冰不能通过同监的犯人作弊弄死侯，也不能通过饭食毒死侯。只能用“智取”，而这个“智”到底从何而来，真是让白文冰有些为难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侯龙安提出自己所住的地方有些潮湿，要求换一个监所。白文冰知道机会来了，马上呈报典狱长，两天内就批复同意。这次，白文冰给侯龙安安排的这座监所地点比较隐秘，距离监狱的一个废弃的后门特别近，在监所附近有一处青砖垒砌的“独角亭”，名义上是亭子，其实就是一个石头桌子，两个石头墩子。侯龙安喜欢下棋，狱政科的小伍经常陪侯玩一玩，白文冰以这个“独角亭”的位置“迎合”侯龙安下棋的习惯，这让侯非常满意。他对白文冰连连道谢，可白文冰这时考虑的则是尽快弄死眼前这位“业余初段”。 弄死侯龙安的办法，安慧民倒是神神叨叨的给白文冰讲了江西才子解缙遇难的经过。应该说，这段典故的确提醒了白文冰。“压死”的确是个好办法。因为侯龙安新搬过去的监所素来不被人注意，在距离侯住的地方，一直屯着一些麻包和袋装水泥，作案工具是现成的。而且，白文冰听老狱卒们说起过，早些年监狱里杀人用压死的办法特别容易蒙混过关。所谓“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这是明代北镇抚司传下来的“绝活”。 踩点、找工具、安排人手，杀人前的三项准备工作在白文冰的秘密运作下基本都到位。人手没有外人，只有他一个。可是，变化来了，来得特别突然。而且就发生在顾顺章、赵铁夫的一次偶然巡查中。 这次巡查不是特意安排的，而是例行检查。本来，这种例行检查，顾顺章是不可能到场的。但赵铁夫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力度，就带着顾顺章进了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白文冰全程陪同，他们几个人正走着，赶上一个狱卒提着大食盒往禁闭室走。赵铁夫、白文冰没说什么，倒是顾顺章问了一句：“弄了些什么吃的啊？”他这么一问，赵铁夫也来神了：“都瞧瞧。”狱卒就不得不停住脚步，把食盒打开。食盒里面一共摆了三个菜，一碗饭。三个菜分别是辣子鸡、酥炸鱼、椒闷排骨，饭是姜丝炒饭。顾顺章看的非常细，还用鼻子闻了闻：“新做的？”狱卒点点头。赵铁夫又问：“给谁送去？”狱卒报出了在押犯人的号码，白文冰给翻译了一下：“赤匪师长胡天陶。”顾顺章皱了皱眉：“他为什么关在禁闭室里？”白文冰说：“他带头闹事，所以，先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关进去了。”顾顺章：“动刑动到什么程度？”白文冰张了张嘴，没说话，眼珠子直瞟赵铁夫。 赵铁夫不以为然的说：“有啥可隐瞒的，顾专员是外人吗？”白文冰马上堆笑：“不是，不是。”接着他压低声音说个大概出来。顾顺章一把将赵铁夫拉到一边：“请赵兄给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赵铁夫一看顾顺章的脸色就知道事情来头不小，立即吩咐白文冰照办。 白文冰找的这个地方的确安静。屋子里只有赵铁夫、白文冰和顾顺章三个人。顾顺章问道：“你说说起因。”白文冰就告诉赵铁夫和顾顺章，原来有个长押的共党分子绝食，已经绝了好几天了，狱政这边怕出人命就用老法子整治一下。所谓整治也就是用胶皮管子捅进犯人的肛门，然后将牛奶输入，这样避免犯人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是老法子，而且犯人又是长押的犯人，所以，动手的时候，保密工作没那么细致，刚好给两个犯人看到了，这下子就起了麻烦，胡天陶带头要求不准虐待政治犯，不少人也跟着一起闹腾，狱方费了不少周折才算平息，转过头来自然不会放过胡天陶，一顿恶打，直至将胡彻底打晕为止，拖进了禁闭室。 顾顺章听完经过，脸上浮起一阵阵冷笑，不屑的说道：“往肛门里送牛奶这招是跟德国人学的吧？”白文冰点点头。顾顺章转过脸来看了看赵铁夫：“洋人放个屁都是香的。这种长押犯一年也洗不了一次澡，他的腚沟子没把你们给熏死啊？”白文冰：“顾专员真是体察下情，那个味就别提多鲜灵了。”顾顺章：“告诉你们，以后再遇到这种绝食的犯人，用不着费那股子牛劲，直接把他的门牙敲掉，然后顺着牙床子灌米汤，就他们也配喝牛奶？”赵铁夫一听，指着白文冰说：“小白，你听听，我早就跟你们说过，顾专员是人才啊，看见没有？什么叫兵不血刃啊，这就是。” 接下来，顾顺章详细的问了食盒的来源和胡天陶受刑的全部过程以及伤口受创程度。食盒是优待室的“主人”萧逸自己订的饭菜，这个萧逸是国民党，狱方用他来感召胡天陶，而且答应如果“工作”有了“成绩”，萧逸自己也会捞到不少好处。这样一来二去，萧逸与胡天陶经常利用特殊的机会在一起聊天、吃饭。赵铁夫听到这里，当时就火了：“哪儿冒出个特优犯（特别优待的简称）来？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怎么从来不向我汇报？”白文冰只好报以苦笑。赵铁夫也明白了，陆军监狱里的特优犯的基本卷宗都是由典狱长直接掌握，除非有上峰手令，否则是无法知道这些特优犯的来源和构成的。白文冰他们不向赵铁夫报告也是正常，因为在谷正伦的嫡系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典狱长看来，赵铁夫不过是门前过客，又算老几？ 顾顺章提醒了一句：“能不能看看这个萧逸的照片？”白文冰比较为难。赵铁夫走过去说：“老弟，帮帮忙，不会亏待你的。”白文冰知道眼前这二位的来头，尤其知道赵铁夫的为人和背景。所以，他尽管脸上装出为难的表情，但暗地里却很快找到了一张萧逸的照片送来。赵铁夫一看萧逸的照片，脸色立刻变了：“他叫萧逸吗？”白文冰：“是啊，登记表和档案表都是这么写的。”赵铁夫：“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个混蛋跑这儿装大尾巴狼来了。该着我老赵今年走运。小白，事成以后，我不会忘了你的。”赵铁夫的这番话把顾顺章、白文冰都给说愣了。 照片上的萧逸其实就是曾经从王耀武那里走脱的改组派分子滕超。他自离开王耀武以后，受改组派的秘密委派到南昌进行活动，化名萧逸。在一次接头时被捕，送往南昌第二陆军监狱关押。他被捕以后，改组派进行了狱外营救，特别托了滕超的姨夫，此人与蒋介石的头号智囊杨永泰是同学，又是同乡，在杨永泰的暗示下，南昌第二陆军监狱非但没有为难滕超，反而把他掌握为特优犯。 顾顺章长出一口气：“赵兄这么一讲，就严丝合缝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晚，最迟午夜之后，监狱要出大事。”赵铁夫、白文冰都把脑袋凑了过去，那表情就是两个字：“为啥？”顾顺章得意的笑了笑：“这种招数要骗别人或许还可以，但要骗过我的法眼，那就是做梦，这些把戏想当年都是老子玩剩下的。”赵铁夫通过接触顾顺章了解到顾一旦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将“老子”挂在嘴边。看来，这把南昌之行要捞“大鱼”了。 赵铁夫和顾顺章商量了一下，定下密计，准备将劫狱的人一网打尽。站在一边的白文冰听得仔细，他此刻盘算的是，按照老法子弄死侯龙安目前看已经不需要了，眼前的这场突变正好可以给侯龙安量身订做一副“新棺材”。 赵铁夫亲自给戴笠打电话，通报这件事。第二陆军监狱是宪兵的地盘，赵铁夫虽然可以指挥特警队驻南昌联络办事处，但商调宪兵进驻这种事，南昌办事处肯定要请示南京的谷正伦，这样一来无疑就给典狱长那边通了消息。赵铁夫要利用这次机会不但挖出劫狱的老根，而且还彻底砸了典狱长的饭碗。他给白文冰开出的支票是保他坐升副典狱长兼狱政科科长。至于顾顺章，那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而且，顾早就是静极思动，他很想借这个机会给南京“中统”徐恩曾那些人看看，看看他顾顺章的“超强纠错”的“本领”。 戴笠接到赵铁夫的电话，马上电令南昌行营调查科（调查课）特务队队长唐家训（原特务队队长张心洁被戴笠撤换）全力配合赵铁夫，在信仁医院（南昌第二陆军监狱主办）和通往信仁医院的路途中布置大量暗哨和暗探，随时密捕。 赵铁夫立刻率人直扑兴安土畜公司，将该公司所有人员全部带回调查科，只是没有抓到经理许随安。在连夜的审讯中，让赵铁夫倍感奇怪的是，这位兴安土畜公司经理许随安竟然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所有该公司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详细的描绘出许经理的全部容貌。 赵铁夫决定立即提审滕超，南昌第二陆军监狱典狱长也奉陪在座。此刻，赵铁夫整理汇报的有关这次劫狱的材料已经上呈戴笠，戴笠将其精心剪裁后呈报蒋介石、何应钦。在这份材料中，戴笠刻意突出赵铁夫的背景是来自于中央宪兵司令部谷正伦的门下，这样一来，不但何应钦不会产生反感，连已然有些冒冷汗的谷正伦也格外感谢戴笠，他严令南昌第二陆军监狱典狱长，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滕超。 顾顺章提醒赵铁夫，不要用南昌监狱的这些刑具，滕超在这里既然是特优犯，想必暗中已经早有人做了手脚。让滕超张嘴，一定要做点细功夫。所谓细功夫，顾顺章告诉赵铁夫，江西当地乡下有三样私刑最狠，名唤：烧香火、拔阴毛、割胸口。这三桩连续给滕超用上，保他开口。赵铁夫问：“有那么神吗？”顾顺章神秘的笑道：“智慧来自于民间，大智慧更是来自于群氓。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这是苏联特工的祖宗捷尔任斯基的名言。你只管用，我估计不出这两套刑罚，滕超就会开口。”  前一阵，据说这个女的给一个做生意的许先生包养了，再以后也不招待其他人了。而这个许先生据说就是什么土畜公司的什么经理。赵铁夫得到这个消息，回去立刻布置抓捕被许先生包养的女人，而且吩咐下去，只能在这个女人出门逛街时密捕，千万不能走漏一丁点风声。



几天后，终于将这个女人抓到。赵铁夫特别下功夫，一个小时内啃下这根骨头，通过这个女人作为诱饵，将许随安一举拿下。 “‘军师’是不是左撇子？”赵铁夫问。
“不是”
“是不是经常用红珊瑚烟嘴？”
“他就是抽一般的香烟”
赵铁夫还追问到具体的联络方式。但他知道这已经没有用了，以许随安描述的这位“军师”的诡谲，他与许随安之间的旧有的联络方式早已形同废纸。不过，他还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许随安并没有完全说实话。---------------------------------------------------------------------------------------------------------------------------------------------------------------谷正伦1889年--1953年　　1906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保送湖北陆军中学学习。　　1909年再保送日本振武学校深造，并于其间参加中国同盟会。　　1911年，回国随黄兴参加武昌起义，12月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　　1913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陆军部少校科员，不久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　　民国5年(1916年)，学成归国后任黔军炮兵团上校团长，不久传任步兵团长。随后的护法战争中率部入川，攻克成都、遂宁。　　民国9年(1920年)，升任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民国10年率部撤反贵州，奉孙中山令兼任贵州南路卫戍中将司令。在平定桂军陆荣廷叛乱中，6月兼任中央直辖黔军第四路军中将司令，率部攻克柳州，进占桂林，12月升任中央直辖黔军上将总司令。后因部属叛变回贵阳，化装经重庆抵上海闭门读书。　　民国14年(1923年)7月任湘军第一师顾问，10月兼军官讲习所少将教育长。　　　　民国15年(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率部北伐克九江。　　民国16年4月，升任四十军第一师师长。　　民国17年兼任南京上将戒严司令、首都中将卫戍副司令。　　民国21年(1932年)，任首都上将卫戍司令、宪兵中将司令、代理南京市市长，成立宪兵训练所，制定宪兵制度，开办宪兵学校，组建宪兵。　　民国23年(1934年)6月，平息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失踪事件。　　民国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25年兼任宪兵学校中将教育长。　　民国26年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率宪兵司令部至湖南长沙。　　1939年2月，任鄂湘川黔绥靖主任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任中清查户口，建全保甲，巩固抗战后方。　　民国29年(1940年)，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民国30年兼西北训练团副团长，9月任行政院水利委员。　　民国31年(1942年)，兼甘新公路督办。任职期间重视建设、民生，发展农林牧，修筑天兰铁路；整顿行政，改善粮政，除弊便民。　　　　1947年6月，调任国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长。　　1948年5月，回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后有任贵州绥靖上将主任。任职期间召训财经干部，扩充保安团，进行反共自卫干部训练。　　1949年11月，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　　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3年11月因病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