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如意金箍棒吸血吗:农村合作基金会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历程昭示着农民对合作金融的客观需求

    农村分散的社区结构和小农经济格局客观上要求农民们在对抗大资本的艰苦历程中要团结起来，事实上，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合作社都
是弱势群体对抗大资本的“自救性组织”，因此，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政治家和理论家无不把合作社当作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工具。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在宣讲
“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指出：“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如果要向商人间接买来，商人便从中取利，赚很多的钱，工
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费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价去买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
货物，都是向自己所开的店子内去买，供给便利，价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顾主消费的多少分派利息。这种店子分利，因为是根据于顾主
消费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费合作社。现在英国许多银行和生产的工厂，都是由这种消费合作社去办理。”晏阳初、梁漱冥等理论家则把孙先生的这种思想引向了农
村，他们分别在河北和山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合作社，虽然他们的试验后来因战争原因而被迫终止，但是他们的行动为当时试验地的农民谋得了一定的福利，这
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共产党使得农民翻身解放的标志性制度建设之一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合作社思想”，于建国之初就在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信用社、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
等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了试办农村信用社的方针和任务。此后，农村信用合
作社在中国农村纷纷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多采用“农民入股、民主管理”的模式，农民们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
1954年2月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首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发展信用合作社的方针、步骤和具体计划。同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发展农
村信用合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推波助澜。从此，农村信用合作社走上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应该承认，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为我国第
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和农村战后经济恢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1955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成立后，农村信用合作社“稀里糊涂”地接受了农业银行的领导，农民们
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信用社已经是“公家”的了。虽然直到196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召开的信用合作社工作座谈会上仍然强调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是“贫下
中农管理；职工不脱产，走亦工亦农的道路。”但在此后的“一大二公”和“人民公社化”的滚滚潮流中，农民们为了“革命无不胜”不得不自觉地“加强纪律性”，
并慢慢理解了“民主管理”需要以“集中”为前提的深刻“革命”内涵，而信用社也在农民的“觉悟”中加快了“农转非”的步伐，先是信用社的信贷业务纳入了
银行部门的“统一计划”，信用社的“班子”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是信用社的职工跳了“农门”，领导有了“行政级别”，员工有了“商品粮户口”，农
民们怎么看信用社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到1979年，党为农民们当初的“二元钱”股金“落实政策”时，农民的感觉已不是惊喜，而是惊愕！

平心而论，从1969年农村信用社全面“异化”到1979年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十年中，虽然农村信用社和农民有了一定的“感情隔膜”，但“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的办社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为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央于1993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之后，农村信用社也加快了“与市场接轨”的步伐，农民和信用社的关系已不仅是“感情问题”了。

在“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农村信用社一下子转变成“经济人”，他们的业务操作变得越来越“理性”了，他们感到和分散的小农们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高，于
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办社方针被“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发展战略”所代替——信用社变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了。以1993年为例，当年全国农
村信用社存贷款差额高达1153.4亿元,其中农户存款3756.2亿元,而农户得到的贷款仅有880.6亿元。人民银行合作司司长张功平同志于2002年初在介绍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情况时表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农村
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7263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12％；各项贷款余额11971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4417亿元，占金融机构
农业贷款总额的77％。农村信用社已成为我国农村联系农民的重要金融纽带和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但仔细研究张司长这“鼓舞人心”的话语
后我们发现，农村信用社这个“支农”主力军把他的63.1％ (1-4417÷11971=63.1％)的贷款放在了“非农部门”，而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商业银行对农业
部门的贷款仅有1319亿元[（4417÷77％）×23％=1319]。温铁军博士的最近研究则表明:“1985年以前农户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和信用社，1990年以后
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40％左右。而1995－1999年下降为低于25％。”从各方面资料综合来看，农村无疑已成为资金的净流出部门，而农村信用社对此“功
不可没”。

农民们不能不感到农行和信用社是靠不住了。于是，1983年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诞生了第一个后来被称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在政府先默许后
承认的政策下，此后这类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农村建立、发展起来，到1992年全国已建立乡（镇）级“农村合作基金会”
17400个，村级合作基金会112500个，分别占乡（镇）总数和村总数的36.7％和15.4％；农民们庆幸地想：自己的“银行”总可以更直接、更方便地服务于农业
生产了吧？事实也果真如此，自1990年至1996年，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累计投放于种植、养殖业生产的资金达到1515亿元；其中1996年投放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占
其当年投放总额的比重高达43.3％，投放于农村生活服务方面的资金占其当年投放总额的19.9％,这两项支农资金合计占其投放总额的63.2％，大大地高于农业银
行和信用社支农资金所占的比重。但好景不长，1999年1月，在“规范金融市场，整顿金融秩序”的旗帜下，国务院一个3号文件否定了农民们在农村合作金融领域
的“二次创业”——“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了。

然而，我们从农民们的“二次创业”中至少得到两方面的启示，它一方面说明了农村信用社已经“异化”为不被农民所信任的“虚假”合作金融组织，另一方面它
又昭示着农民对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客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