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全文阅读无弹窗:具有悲怆气质的魔?（转）

    一、癫狂者的寓言
    我有点诧异公众对《又做秀，又做秀》的普遍漠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成就不比《遮蔽》低，而且它是陈希我目前的中短小说中唯一让我感觉他有炫技的一篇。炫技在此不作贬义，它可以炫得很巧，很漂亮。小说的炫技主要表现在语言的错位和形式的癫狂作态上。首尾交叉着引线和伏笔，足见作者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尤为出彩的是语言。那些批评陈希我小说的语言粗糙不忍卒读的人，请放下成见读一读他这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十三岁孩童的眼光，来描绘他所看到的荒诞世界。语言乍看之下很笨，通篇尽是脱口开出的粗野、赖气和鄙俗。然而在被肆意泼洒的泥沙里，一些用心修饰过的字句和段落，就象偶尔露出沙面的珍珠贝壳一样令人惊艳。摘小说中描写镇上跳舞的一段：
    “我的眼睛居然穿过大人们的腿，勾到了一丝丝红绸带。是一片军装绿衬着红绸带，一甩一甩的，唱歌声就是红绸带甩出来的。红绸带一个甩，唱歌声就一个扬，歌声一个扬，那绿军裤的腿就一个跺。你一个跺，我也一个跺，镇上人杂色的腿也跺了起来。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跺脚声和着唱歌拍子，一下一下推着我的血，一圈一圈通我的脉。”
    一连串的“一”，疯狂节拍一样的用得又野又窜。再比如另一段形容小阿庆嫂美丽的：“可她也好像总是没瞧见，头昂在脖子上，骨碌骨碌能打转。她全身的骨头都能活，头在脖子骨上骨碌骨碌活，上身又在下身骨上骨碌骨碌地活。一路走过去。”这次只反复强调一个“活”字。动词化的“活”，一路走过去，便如走过一个美得诡异的女妖。篇末描写小阿庆嫂跳崖自杀的段落，很有光影移换的幻境感，因为篇幅有点长，这里就不转贴了，有兴趣的可去看他的原文。至于其他只言片句，比如用“破”字来形容一个永远长不高长不大的小孩；用“耳朵溜出来”形容偷听；用“脚们”来形容抄家的人群；用“素下来”形容板正了的脸……俯拾即是。
    可以说陈希我是个感官捕捉者，他用眼睛和耳朵去敏锐捕捉最微妙的感官感觉，然后用他认为最恰当的词语来修饰它。值得赞许的是陈希我用字的精准性。他取字多动词化，并且用的往往是字词的次要定义或引申义。正词歪用的模糊性反而逆向加强了文本的精准表达。也许须事先提醒，在捡拾那些漂亮字句前，读者也许要先适应一下作者刻意模仿一个无政府无意识凭本能蠢动去行为的孩童说出的粗野与童真相杂糅的“赖童”语言。那些看似不加修饰的狂徒妄语，很可能会让有视觉洁癖的读者反感与排斥。
    除了崎崛的错位语言，小说的结构也采取了一种看似玩拼板的衔接模式。相信很多读者会疑惑，作者何以会在小说开始之前附上一篇明显不搭边界的自序。而这自序也是全无逻辑的疯癫。一会抨击文坛，一会自比妓女，一会新世纪的钟声，一会跳出个做秀的小丑狂呼乱吼。我们跳到后面看看小说的结尾部分，发现什么共通点了吗？对。结尾收束是由主旋律歌曲、丑生的念白、激昂口号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罗列而成，仿佛一团乱纸被顽劣孩童拢做一堆，荒诞诞的一团热闹。那个被诅咒的永远长不大长不高的主人公，己经从小说结尾跳到开头自序里继续叫嚣“我不忏悔!我愿以不忏悔的面目登场，也做秀给你们看。让你们恶心，让你们做秀，来个大呕吐!”。就这么跳跃着衔接了首尾。文本的中间又留存着那么大的空隙和漏洞，仿如搭建得无比笨拙的建筑，风一吹过就呜呜作响。谁都可以对这漏风的作品放肆取笑。然这个看似百孔千疮的架构，正是作者巧手搭出的“笨拙”。他以他的“笨”结构和“笨”语言，来点明贯穿小说的主旨，“明天还是那个太阳，那钟，倒好像还是半个多世纪前方鸿渐他老爹的那口钟。”文革、改革、新世纪，时间更替，不变的是被抽骨的站立，做秀的本质。
    在一个患了精神瘟疫的荒诞时代，没有哪一个阶层能脱身事外。集体高蹈虚空。每一个人既是自身的妄念神，又是他人的摧命鬼魂。所以小说里，代表信念执守的小小梅自杀了，代表爱和美化身的小阿庆嫂自杀了，代表文化的校长失言了，失控的荒诞舞台最后只剩下一无所用的愚民歪脖子小鲁班，脸苦苦随波逐流的顺民小庭训，当然还有跳来跳去惯于做秀的乱民“我”。
    主人公在小说里是个侏儒。我一度以为作者将其写成永远长不大长不高是民族矮子化的喻示，是又一个稀里糊涂闹革命的阿Q。后来我发现作者的喻意似乎不仅于此。诚然，侏儒主人公乍看之下的“革命”动机和阿Q很像，都是凭着本能驱动的蠢动，他并不真正懂得分辩是非。然而作者的用意仅在批判蒙昧的国民性吗？再读，有点倒吸冷气。作者对笔下主人公似有模糊的赞赏意识。他是否将假疯假癫的主人公视作某种程度上的先知？“一个全是假的处境，一个没法做真的世界。我简直受不了。我有一个壮烈的念头，我要索性摔下去。”这个壮烈这个摔，是赞吧？一边是鞭笞，一边是赞赏。我终于确定了陈希我在道德审判上的模糊性。而这个模糊性，在《遮蔽》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飞翔的轻感
    评价陈希我，《遮蔽》将注定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小说的冒渎其实不在母子的实质性乱伦，而在残疾儿子惊世骇俗的“借用”理论上。这就是以吗啡为代表的反方辩士激烈抨击的“乱母哲学”。在吗啡看来，陈希我对乱伦的罪恶表现出亢奋、宽容和崇尚，因而《遮蔽》是一部邪恶的小说，是一种为乱伦造势的伪文学。吗啡固然慷慨激昂，只可惜他的抨击全然不在点上。比方说他把小说的对立简单分为肢体健全和肢体不健全的分立，公共秩序的虚假性和“我的逻辑”的真实性的分立。这个分立会让他的目光盯紧了残疾和贫穷的弱势群体，归结为社会的罪过。因此残疾儿子的乱伦在简单的两分对立上不可避免的走向反道德、反文明、反社会的结局。并认定残疾儿子的诡辩就是作者龌龊肮脏的性心理所赋予的反抗心声。然而陈希我真如吗啡所言是为乱伦造势吗？
    在论及文学和道德的两者关系前，我想引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举例过的一个希腊神话。海妖美杜萨有种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唯一能够砍下美杜萨的头是英雄柏修斯。柏修斯不去看美杜萨的脸，而只观察映入他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成功斩杀了她。但斩杀不是唯一目的。目的是如何处理英雄与海妖，即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关系。卡尔维诺继续提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把美杜萨的头放在什么地方？“为了不让粗沙损伤这长满小蛇发卷的头，他用柔软的树叶铺垫地面，上面又加一层水下植物的嫩枝，才把美杜萨的头放下，脸朝下。”在这令人耳目一新的礼仪姿态中，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细软的海草稍一触及美杜萨就变成了珊瑚和水仙，而且，为了让珊瑚成为装饰品，又急急忙忙把嫩枝和海藻推向那可怕的首级。在优美的珊瑚同美杜萨这种凶蛮恐怖形象的冲撞之中，包含着深远的意义。卡尔维诺认为，柏修斯作为一个英雄所代表的那种轻逸，在对如此凶恶、如此恐怖，同时又有些脆弱和夭折的妖怪所表现出来于文学的叙事过程，而不是我们从旁对其添加的因素。
    引用到这，我想我己经很清楚的转述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如果你认为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可以再直白一些：文学具备道德的模糊性。它不承载完善的教育意义。它是冲撞的、甚至是散发毒气的无用之作。我之所以说吗啡的抨击全然不在点上就是基于文学属性的方向。他急于维护伦理道德，把文学等同于社会教义，时时诘问一部小说的人心善化功能在哪里。而当他的诘问越来越趋向于判断是否存在社会性功能的同时，他也越来越遥远的背离了文学属性的本身。
    好的小说的确需要具备一种“邪感”。就像把柔弱的海草与恐怖的海妖的首级冲撞在一起的极限之美。《遮蔽》冲撞的，正是社会公允的伦理道德体系。小说中残疾儿子的自辩混淆了人们眼中的“真实世界”。因此而呈现的扭曲关系和不可理喻，就是吗啡所指责的“将伦理违规视同儿戏。”
    陈希我眼中并没有绝对正确的情和理。他不过是把自己代入残疾儿子的情境，去发出虚拟人物的可能之声。因为身体在场的感觉太深了，因而被误认为小说人物的观点就是作者本人的观点。这是一种很浅见的误解。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不会成为他笔下人物的上帝，反而更有可能被虚拟的“我”驱使得心力交瘁。“忘却”亦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作家只能在创作中千篇一律的发一己之声，那他最好不要写下去了。再写，无非是复制一个你。不同的只是外衣。甚至有些作家连外衣也懒得换的。同理，一个读者如果只简单的认为作家就是其写作中的人物，以文如其人文即其人的概念一言定论，那这个读者也不要读下去了。他只会直线条的认为鸡蛋就一定是母鸡生的，哪天母鸡身边忽然出现个鸭蛋，他一定会大惊失色，指责鸡鸭乱伦，而不去设想或有别的可能。
    文学不以道德定论。但既然争议到了道德问题，我们不妨看看陈希我面对道德问题摆出的情理姿态。表面上，残疾儿子的“借用”自辩确己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然而他所有的激烈只为求得一个“确定”而己。他的世界那么小，小得只有他的母亲才有可能帮他完成这个“确定”。她是他获得救赎的唯一存在。所以需求“确定”的表面是“我爱我妈”，“确定”的背面却是“我也有被救赎的能力”。然而他弱。弱到贴近“非人”的境地。因为面对这世界无能为力，他只能以他“非人”的眼光去歪曲它。他的母亲，在象征意义上己超出了母亲的身份，而成为解救他的神。他需要这个神。拼命的抓牢。在这过程中他的亢奋始终是矛盾重重自我交战的。他憎恨的是他的无能为力，而不是伦理道德。他不是摒弃人伦，而是他根本无暇顾及。这就是他所宣称的“我有我的逻辑。”
    他的母亲又真如吗啡所说，“由不断退让暗含了首肯，不顾文明规则。”吗？如果是这样，她何苦要拿起鞭子？索性抹开了脸，接受就是了。然而她不能。因为她是“人”，她不能理解儿子的“非人”境地。所以她有着无法挣脱的巨大的羞耻感。
    现在我们谈到了小说最关键性的情节。即作者对发生在母子间乱伦和施虐的叙述。陈希我也是因此被反对者判定为变态和龌龊的。而其实质，正是因为那些情理上难以接受的情节，小说才不至于陷入低俗的巢臼，从而抵达了作者所期待的“变态的升华”。棚屋里，残疾儿子用态度向母亲强势进攻，逼她给予一个确定。母亲并不完全理解，但她同意为儿子手淫。儿子不满足。手是虚拟的“洞”。他要真真切切的“抵达”。（洞和抵达在小说中象征着救赎的目的与途径。）母亲被巨大的羞耻感激发，将儿子的索求转向鞭子。她挖空心思改变种种姿势，以期让儿子打得轻巧不费劲。因为担心儿子的手被鞭子的握柄弄伤，还亲自缝制绒布护套，绣上花边。这个花边绒布护套的细节在前面层层渲染的乱伦施虐中推进、推进，终于如同被注满水的气囊在至高点上一声爆破。
    母亲的至爱行为，正如卡尔维诺形容柏修斯的，“柏修斯的力量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否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承担着现实，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特殊负荷来接受现实。”母亲正是通过抽打在她身上的她亲手缝制握柄护套的鞭子，将她不可抗争的命运，连同生活中无法躲避的现世沉重，化为苦涩的认可，从而在身心剧痛中呈现出一种悲苦而逆忍的人性。小说在终不可忍之境，奇迹般的获得一种轻逸的飞翔感。
    金基德有部电影《空房子》，讲述了现世不可逾越之境。片尾那个名叫泰石的孤独少年，凭着意念轻羽一般飞落。与他的爱共融在不可度之空间。《遮蔽》如果没有最后被逆反化开的虐与受的细节，它的乱伦只能是一个逻辑混乱的疯子故事。幸而它化开了，用一种有别于世俗常理的逻辑，一种规避直视、移向青铜盾牌映像的观察眼光，一种对生活沉重艰辛的认可，以复活死亡的姿势，飞向了另一度空间。
复活死亡。不去追问作家的书写是否合乎生活逻辑。不下武断。生活有它无限多样和逆反性。套用一句现成的句子：在绝对正确的伦理道德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
    小说结尾，陈希我没有安排残疾儿子自杀。尽管丧失了半身能力，残疾儿还是有能力杀死自己的。他没有自杀。只论辩其实他早己死去。他究竟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审视内心？是否如亨利米勒在《南回归线》中写下的，“我原谅自己犯下的每一桩罪行。我以人性的名义这样做。我知道人性意味着什么。尽管人性有强有弱。我为知道这些而痛苦，也为此洋洋得意。”他的死不悔改激怒了很多举着伦理道德旗帜的人。吗啡特地举例了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底普斯王》。用俄底普斯得知自己娶了生母后刺瞎双目永远离开迪拜王国的故事，来类比《遮蔽》里儿子决心娶生母的“丧尽天良”。
    我们总是厘不清文学世界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概念的分别。文学世界有规避道德判断的属性。在小说中，自杀或放逐其实是最取巧的结尾方式。两者意味着谢罪、悔改、以道德来审判自身。是获得原谅的一条虽死犹荣的光明正途。港片《无间道》可以视作被道德审判的极佳例子。为了通过内地广电总局的审核，大陆版《无间道》的结局是善恶有报。港版《无间道》的结局却是好人屈死，坏人隐藏身份继续蒙蔽。两个结局谁优谁劣？我想诸位应有清晰判断。光明的尾巴固然是人间愿望，但真实更接近千丝万缕的复杂。一如全文，陈希我在结尾也没有确定界限的情和理。他模糊暧味。不选择人物的自杀或放逐，或许是摒弃空泛的道德脸面，而寄望于更具体的社会公理和程序正义吧。

    三、辛酸本质与无力荒诞
    接着举例的是《欢乐英雄》和《晒月亮》。这两篇小说并不招来热评或获奖，但我认为它们比获得官方肯定的《上邪》，比评论家们热捧的《我的补肾生活》更有写作上的诚意。《欢乐英雄》至始至终都给我带来阅读上的惊吓。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而是满纸难言的辛酸。如同小说质朴的语言，不带修饰一刀一刀的剜心。尤为凌厉的，是李杜和妻子在医院心照不宣的拖延时间，不去筹手术费故意争执打闹放任以期达到儿子无救死亡的目的。这己经不是《绑住我》中想离婚的丈夫一个人的阴谋了，而是两个想挣脱捆绑的夫妻对杀死生命的合谋！然而生命又是多么具有弹性，就像被李杜用来伪装尿泡的塑料水袋一样，可以毫无障碍的含合在我们身体。忍时收，怒则放。每个人都是最坚韧与最柔弱的生命体。我们失言于如此凌厉穿透的悲悯情怀。在受难中沉陷的人却希望是一场梦。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以网络留言的方式跳出来，一下子将真的故事推进虚的境。质问声中真假莫辨。李杜真的存在过吗？他是作者的幻境还是隐痛？一个出轨的妻子却被作者称为情种，逻辑的颠覆又如何理解？陈希我又陷进自己亲手交缠的结。
    他眼中的世界如此纠结，以致他逃不脱。索性跳下去。“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丹尼尔•笛福）。如果说《欢乐英雄》的结局是归于有限的结点，那么《晒月亮》一开始就因其多重寓意指向无限的向度。《晒月亮》的故事很荒诞，男的想进入实质性的交媾，女方竭力配合他，但他们必须先冲破处女膜这层现实障碍。因为男方不是女方被公认合法的身体拥有者，所以他们要借助女方的未婚夫先破了这层膜，来达到他们无障碍交合之目的。他们为未抵达的快感千方百计。事情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怪异的滑稽感。看第一遍，想，怎么可能？看第二遍，还是想，怎么可能？恰恰是这种不可能带来了小说叙事的张力与爆破力。男女未能成事。多年后，他们以同学聚会的方式再遇，各为人夫人妻。膜己经构不成障碍，可男方却被讽刺性的身体不举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人面对无障碍的无能为力。《晒月亮》的荒诞性和无力感让我觉得不应仅仅把它限定在它所表述的内容上，它应有多重寓意指向的深广度。我不讳言对这篇小说的喜欢。
    读和写是各自独自的两个空间。无论如何努力，读者也不可能完全贴近写作者的意图。读者和写者在文字间碰触、交游，发出细微之差的赞赏或叹息。理解的难求就在于理解的不可求。接近三分己是不易。何况三分有时竟如天地之间的遥距。在解读的过程，我不赞成断章取义的谩骂，也讨厌毫无见识的吹捧。成熟的读者应是，一个适度，一个沉默，一个微笑。均可。

    四、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
    陈希我是个感官型作家。我说这个概念并非指他热衷于性描写，而是指他的身心投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让人有“狠”的感觉。他的写作从来不是抽离的冷静叙述，他把自己抛进小说里，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生死，所以每一次写作的历程，他都有本事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像刀。但这把刀是戳向自己的。
他的笔下没有英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个被放大变形的精神病人。比如《风吕》中精神洁癖自溺的华仔，《上邪》中偏执天真的叶赛宁，《暗示》中“我”的妄想分裂，《我的补肾生活》中的偷窥成狂……他用极端化的写作解释他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他扭曲世相人情。下着审判。在他所描述的世界里，他常常把人物和自己逼近绝路，做不到抽离。因而他也被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所困惑，在信与疑中摇摆不安。因为摇摆，他跟自己对话。寻求挣扎中的认同。他的拷问源于深刻的自我质疑。反映到小说内容，是将受虐的肉身引向狂躁的精神层面。反映到写作技巧，是采用多重视角叙事。多重视角就是不停的转换叙事主角，让小说中的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叙述发生的事件。他似乎偏爱这种“全能角度”。在长篇《抓痒》，中短篇的《风吕》，《遮蔽》中，他都用了这种叙述方式。
    阴谋、黑暗、性与死亡是他的永恒题材。这是否是他的黑幸福。《又做秀，又做秀》里那个疯癫狂童说的，“我的实际没有英雄。我有我的黑幸福。丢进泥里，我就索性在泥里面打滚啃呢。”他幸福得要哭了。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致有全部生命都压在手中那支笔上的错觉。他写。不停地。哪怕死于透支。
    黑幸福有黑幸福的表现形式。情欲和死亡，是他的执迷。有时阴谋沉潜其间。他坚信性的欲望是对艺术创造欲望的一个隐喻。他也用性作出种种喻示。他期望理解。但对迎面泼来的脏水，他也有选择的保持沉默。
    他有一种偏执的不合时宜的悲怆气质。几乎他的每篇小说，都会频频出现“勿宁”这个词。勿宁是怎样一种姿势？简直就是要把脖子拧断的决然。他也确实把一生勿宁着过。当他用二十年的时间来赌一个写作的命局，当他的书辗转出版尽管得到激赏却历经刀斧之伤，当他被福建海关以黄书的名义全国封杀……他像当代的孔乙己一样去跟当权争辩。孔乙己申辩：“窃书不算偷”。他驳斥：“我就是要较这个真。我的作品有别于法律规定的淫秽传播”。认真却没有对话的平等与识见。因而可怜。因而悲怆。他感到失言的渴。他一定想起了当年回国时，被强制安检的满满一箱的影印本。那是他对理想的执守。压在手中，如此沉甸甸。
    他是，被锁禁的，具有悲怆气质的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