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战斗机视频:发现陈行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7:32:30
 发现陈行之曹谷溪           
                            陈行之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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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一本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亮点。陈忠实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它,认为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写作这部小说的人,就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陈行之。在此之前,陈行之一直用原来的名字发表作品,现在竟然舍弃在陕西以至于全国文坛都已经十分响亮的名字,用新的笔名发表作品,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文学远征将要从头开始,只有极为自信的人才敢于做出这样的抉择。
    陈行之的自信是有理由的。陈忠实在为《危险的移动》撰写的“序言”中,回顾了陈行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文坛时的情景:“陈行之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二十年以后,陈行之通过这本书再次“用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使一个陌生的名字获得了读者的敬重。
    现在,陈行之第二部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正在紧张的印制之中,陈行之必将再次为人所瞩目。我在为他的持续高产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高兴之余,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陈行之是怎样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幸运的是,我和陈行之交往了二十多年,我曾经从非常近的距离观察过他,我几乎目睹了这个人迈出去的每一个关键步伐:
    那是一个把写作作为理想的文学青年的步伐;那是一个把思想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思考者的步伐;那是一个用哲学和艺术构建宏伟的文学大厦的风格独特的作家的步伐……这一切都起因于那个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起因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一个用功的学生,起因于陈行之随后开始的文学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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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大学出了两个著名作家,一个是路遥,一个是陈行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只知道路遥,不知道陈行之。路遥上大学之前我们已经是朋友。那时候,“路遥”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他叫王卫国。他刚刚初中毕业,无情的历史便将这个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从革命的峰巅一下子甩到了偏远的乡村,他成了返乡知识青年。1971年以后,这位立志成为作家的返乡知识青年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为“路遥”。路遥是从诗歌、散文开始进入文学殿堂的,而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则是小说。
   从文学经历上说,我或许要比路遥先行几步,但是,我从路遥的习作中,惊奇地发现这个人拥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才华。以后的事实准确无误地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所以,我一向为发现路遥而感到自豪。
   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以后,我曾经多次到延安大学讲课,我尚不知道听我演讲的还有一个叫陈行之的学生,也不知道路遥与陈行之建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八十年代初,我从延安报社到延安地区文联工作,与陈行之成为同事,这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从不张扬却一直默默努力的人。
   1982年,《延河》破天荒分两期刊载陈行之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引起了整个陕西文坛的震动。陈行之就此开始井喷一样创作和发表作品,仅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我作为他的同事,既感到惊讶,又深为敬佩。
   细想一下,陈行之所取得的成功,似乎又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在我所处的圈子里,有谁像他那样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呢?有谁像他那样孜孜以求地钻研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呢?路遥曾经跟我谈到陈行之的创作:“在陕西,没有一个人能阻挡这个人。”我认为路遥看得极为准确。
   陈行之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这就是深刻的思想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显现出与黄土地作家完全不同的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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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陈行之从延安调到西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不久升任常务副主编,主持刊物工作。陈忠实曾经回顾这段时间陈行之为陕西文坛做出的奉献:“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这是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们至今还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一家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路遥、贾平凹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在幸运者之列。”陈忠实还指出:“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我也是陈行之努力“推荐出去”,扩大“影响和知名度”的人之一。
   1991年,陈行之主动提出为我编辑出版诗集,我对他充满了感激,这是因为,诗歌很难在市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当时出版社对编辑人员又有严格的经济考核,这意味着陈行之要为诗集的出版承受很大的个人风险。好在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的陕北》如期走向了读者,成为我创作旅程上的重要收获。
   所谓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准时出现在你面前的人。
   陈行之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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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行之与路遥有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据我所知,陈行之也是路遥能够深入交谈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每次到西安,我们三个人总是要聚在一处,谈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去撮一顿可口的饭食。
那段时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1991年年末,陈行之提出为路遥编辑出版《路遥文集》。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文集”还不是一个能够被使用的概念,陈行之为了争取上选题做了艰苦的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路遥极为兴奋,声称编辑出版“文集”是他“前半生最重要的事件”,夜以继日地进行编选。我们曾经聚在陈行之家里,一起讨论“文集”的编辑思路。
   让人痛惜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路遥文集》的出版,就去世了。对于路遥的去世,陈行之极为悲痛,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那种感觉:“当我从电话中听到这一噩耗时,浑身被一种寒潮贯通了。我捏住话筒呆立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话筒那边的朋友大概不难想象我做出的反应,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把电话挂了。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路遥究竟从我心中带走了什么。我经历过长辈、亲人、朋友的死亡,我体验过生活的突然断裂所带来的深渊一样的落差引起的情感撞击,我体验过痛苦和悲哀,品尝过它们那绵长的滋味,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眼前这种无情的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引起的精神世界的剧烈痉挛。
   路遥去世以后三个月,《路遥文集》出版,陈行之为此写道:“一个巨大的遗憾是,正在我们为《路遥文集》的出版紧张地工作着的时候,路遥却走完了他短短的四十二年的人生里程,到天国中去了。他终于还是没有看到这套散发着油墨香的五卷本文集。我特意把《路遥文集》放到他的遗像前,说:‘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我为在延安大学文汇山上建设路遥墓而努力之时,陈行之给以了坚定支持,
除了说服他所在的出版社进行捐款之外,他还以个人名义在路遥墓前捐奠了一個石桌,桌面上刻着这样的文字:“陕北的骄傲时代的光荣”。路遥逝世三周年、十周年纪念日,他都在百忙之中专程从北京来到延安看望路遥。
    这是一种天长地久,融化在血液里、铭刻在心底里的情谊,如果路遥天上有知,他应当为拥有陈行之这样的挚友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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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陈行之调入北京,在华夏出版社供职,不久成为副总编辑,不久成为常务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出版社工作。这段时间,陈行之忙于公务,暂时中断了写作。我总觉得陈行之做出这种牺牲不值得,数次劝他回到创作上来。
   陈行之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他为出版社的发展呕心沥血,在此期间,编辑出版了贾平凹的小说散文集《商州:说不尽的故事》、长篇小说《白夜》、陈忠实的《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以及大量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华夏出版社成为文学书籍重要的出版阵地。
   朋友之间,总会有心灵的沟通。2002年夏天,陈行之撰写了将近万字的《诗人曹谷溪》一文。我问他为什么想起写我,他只简单说:“不为什么,就是想写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很多报刊转载,我的朋友们都高度评价了它。
   2003年,陈行之工作调整,脱离了他从事二十多年的出版事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这下我就可以接受你的劝说,专门写小说了。” 果然,他开始锲而不舍地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进行耕耘,不久就开始收获累累的果实。《危险的移动》只是其中之一。据我所知,目前他已经有好几部长篇小说完稿,将陆续走向读者。
   陈行之通过《危险的移动》向人们宣布了在小说领域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归来。
   陈忠实对此评价道:“从《危险的移动》到《当青春成为往事》,陈行之以深刻冷峻的社会思索、敏锐精微的心理洞察力和独立独特的艺术体验,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之列。陈行之独具魅力的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现,成为一道别具一格的文学景观,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势必引起广泛关注和品评。”
   著名评论家雷达评论道:“这是一本具有思考者品性,能把人带到形而上境地的书——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回真实的自我。陈行之构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主人公的命运被投入无尽的长河之中,经历了奇特甚至极限的颠簸,情节大起大落,峰回路转,尽情地抒写了生命的疲惫与虚弱,瑰丽与辉煌,展现出独特的理性风采和人性深度。”
   我现在还没有读到《当青春成为往事》,但是从陈行之的电话交谈中,我知道这部作品凝结着他对陕北生活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把深邃的历史情境作为展现人性深度的舞台,构造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艺术精品。这部作品必将得到属于它的光荣。                                    
   我为陈行之取得的成就感到极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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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回到《危险的移动》。我在北京得到陈行之馈赠的《危险的移动》,回到延安以后这本书就被别人借走了,一个传一个地争相传阅,有的人甚至看过两遍,所有人都高度评价了它,认为是一部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力作。
   《危险的移动》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陈行之创造的那个世界却历历在目,人物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图景。陈行之笔下的人物,在权力的重压下,或施小计,或玩心数,或玩权谋,把生活的空间弄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处所。
   尽管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关于本书的评论似乎不多,但是,真正的艺术精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危险的移动》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会从这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深处看到它所蕴含着的非同一般的思想艺术质量。
把陈行之与路遥作一番比较,或许是有意思的。
   路遥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在他刚刚步入社会之际,适逢两万多名北京知识青年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落户。这群“洋蚂蚱”的到来,给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路遥对在清华附中上学期间起草“造反有理”大字报的陶正、卜大华等北京知青极为敬重,把陶正看作自己“思想维新”的启蒙者。路遥的第一个恋人是北京知青,他的妻子还是北京知青,这不是偶然的。京都文化和乡土的文化习俗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路遥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树立起了辉煌的人生坐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才从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并且在这个基点上建造了他的文学大厦。
   陈行之与路遥完全不同。陈行之经常说:“我是在陕北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的确,陈行之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北京之外的世界完全不了解,正是陕北这块土地向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打开了进入社会与人生的大门,人生中的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涌到了他的面前,逼着他去思考,去了解未曾了解的一切。我们从陈行之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陕北文化以及陕北社会现实生活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眼前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在陕北生活的经历,就不会有现在的陈行之。
事情还不仅如此,陈行之独特的思想气质也同时决定着他的精神状态。这里所说的“独特的思想气质”,是指陈行之长于理性思考,由大量阅读积淀而成的思想深度,深刻地作用着他的艺术世界,这也是陈行之长篇小说独特魅力之根源。  
   如果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具有史诗品格的社会生活画卷,那么,陈行之的《移动的危险》就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对人性美和人性丑的深刻展示,它们各自的美学特征决定着彼此难分高下。
   在《危险的移动》“后记”中,陈行之这样归纳这部作品:“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我觉得,陈行之做到了他想做的。
   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人们突然发现了陈行之,而是陈行之用他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再度发现了自己,而这也是让这个世界发现一个有质量的作家的开端。
                                           (2007-4-23)
     
                 陈行之在苏州(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