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战斗机视频:发现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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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陈行之曹谷溪 ![](http://image30.360doc.cn/DownloadImg/2011/06/0714/12558356_1)
陈行之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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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本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亮点。陈忠实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它,认为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写作这部小说的人,就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陈行之。在此之前,陈行之一直用原来的名字发表作品,现在竟然舍弃在陕西以至于全国文坛都已经十分响亮的名字,用新的笔名发表作品,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文学远征将要从头开始,只有极为自信的人才敢于做出这样的抉择。
陈行之的自信是有理由的。陈忠实在为《危险的移动》撰写的“序言”中,回顾了陈行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文坛时的情景:“陈行之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二十年以后,陈行之通过这本书再次“用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使一个陌生的名字获得了读者的敬重。
现在,陈行之第二部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正在紧张的印制之中,陈行之必将再次为人所瞩目。我在为他的持续高产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高兴之余,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陈行之是怎样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幸运的是,我和陈行之交往了二十多年,我曾经从非常近的距离观察过他,我几乎目睹了这个人迈出去的每一个关键步伐:
那是一个把写作作为理想的文学青年的步伐;那是一个把思想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思考者的步伐;那是一个用哲学和艺术构建宏伟的文学大厦的风格独特的作家的步伐……这一切都起因于那个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起因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一个用功的学生,起因于陈行之随后开始的文学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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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出了两个著名作家,一个是路遥,一个是陈行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只知道路遥,不知道陈行之。路遥上大学之前我们已经是朋友。那时候,“路遥”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他叫王卫国。他刚刚初中毕业,无情的历史便将这个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从革命的峰巅一下子甩到了偏远的乡村,他成了返乡知识青年。1971年以后,这位立志成为作家的返乡知识青年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为“路遥”。路遥是从诗歌、散文开始进入文学殿堂的,而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则是小说。
从文学经历上说,我或许要比路遥先行几步,但是,我从路遥的习作中,惊奇地发现这个人拥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才华。以后的事实准确无误地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所以,我一向为发现路遥而感到自豪。
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以后,我曾经多次到延安大学讲课,我尚不知道听我演讲的还有一个叫陈行之的学生,也不知道路遥与陈行之建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八十年代初,我从延安报社到延安地区文联工作,与陈行之成为同事,这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从不张扬却一直默默努力的人。
1982年,《延河》破天荒分两期刊载陈行之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引起了整个陕西文坛的震动。陈行之就此开始井喷一样创作和发表作品,仅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我作为他的同事,既感到惊讶,又深为敬佩。
细想一下,陈行之所取得的成功,似乎又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在我所处的圈子里,有谁像他那样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呢?有谁像他那样孜孜以求地钻研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呢?路遥曾经跟我谈到陈行之的创作:“在陕西,没有一个人能阻挡这个人。”我认为路遥看得极为准确。
陈行之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这就是深刻的思想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显现出与黄土地作家完全不同的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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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陈行之从延安调到西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不久升任常务副主编,主持刊物工作。陈忠实曾经回顾这段时间陈行之为陕西文坛做出的奉献:“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这是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们至今还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一家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路遥、贾平凹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在幸运者之列。”陈忠实还指出:“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我也是陈行之努力“推荐出去”,扩大“影响和知名度”的人之一。
1991年,陈行之主动提出为我编辑出版诗集,我对他充满了感激,这是因为,诗歌很难在市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当时出版社对编辑人员又有严格的经济考核,这意味着陈行之要为诗集的出版承受很大的个人风险。好在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的陕北》如期走向了读者,成为我创作旅程上的重要收获。
所谓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准时出现在你面前的人。
陈行之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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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与路遥有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据我所知,陈行之也是路遥能够深入交谈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每次到西安,我们三个人总是要聚在一处,谈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去撮一顿可口的饭食。
那段时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1991年年末,陈行之提出为路遥编辑出版《路遥文集》。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文集”还不是一个能够被使用的概念,陈行之为了争取上选题做了艰苦的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路遥极为兴奋,声称编辑出版“文集”是他“前半生最重要的事件”,夜以继日地进行编选。我们曾经聚在陈行之家里,一起讨论“文集”的编辑思路。
让人痛惜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路遥文集》的出版,就去世了。对于路遥的去世,陈行之极为悲痛,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那种感觉:“当我从电话中听到这一噩耗时,浑身被一种寒潮贯通了。我捏住话筒呆立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话筒那边的朋友大概不难想象我做出的反应,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把电话挂了。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路遥究竟从我心中带走了什么。我经历过长辈、亲人、朋友的死亡,我体验过生活的突然断裂所带来的深渊一样的落差引起的情感撞击,我体验过痛苦和悲哀,品尝过它们那绵长的滋味,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眼前这种无情的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引起的精神世界的剧烈痉挛。
路遥去世以后三个月,《路遥文集》出版,陈行之为此写道:“一个巨大的遗憾是,正在我们为《路遥文集》的出版紧张地工作着的时候,路遥却走完了他短短的四十二年的人生里程,到天国中去了。他终于还是没有看到这套散发着油墨香的五卷本文集。我特意把《路遥文集》放到他的遗像前,说:‘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我为在延安大学文汇山上建设路遥墓而努力之时,陈行之给以了坚定支持,
除了说服他所在的出版社进行捐款之外,他还以个人名义在路遥墓前捐奠了一個石桌,桌面上刻着这样的文字:“陕北的骄傲时代的光荣”。路遥逝世三周年、十周年纪念日,他都在百忙之中专程从北京来到延安看望路遥。
这是一种天长地久,融化在血液里、铭刻在心底里的情谊,如果路遥天上有知,他应当为拥有陈行之这样的挚友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