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辰和谭松韵图片:从王安石与蔡京看改革拜物教之误

从王安石与蔡京看改革拜物教之误

笔者认为，今日谈王安石与蔡京，能够有两方面的感悟：

其一、了解改革开放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实际上，很难说现代的变革的水平高于宋代，因为现代中国经过两次灭文化和一次来自日本的重创。其中有一个典型的证明，例如在王安石的变革中有一个“青苖法”，实际上是以小资本的借贷帮助老百姓发家。但是，在现代中国，改革者们是否有勇气以小资本的借贷帮助寻找职业越来越困难的新大学生群体创业？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是否有勇气承担小资本的借贷风险？

其二、注意到王安石与蔡京相似的变革，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应，实际上是破除改革拜物教，或者说是应该对改革要有一个性质的判断。即便是同样形式的改革，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一、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5月21日（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的官吏，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王安石在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有了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成为一个批判者，而不是一个歌功颂德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改革者必须的最基本的素质，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是现代改革者最为缺乏的，事实，现代中国改革者有许多不敢接触的禁区，是现代中国改革出现许多怪现象的根本原因。

因此王安石能够正视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宋仁宗赵祯万言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

“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

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应该承认王安石变革的核心是企图解放社会的生产力，例如“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一点为是判断改革真假的试金石。

对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现代的改革是否重蹈王安石的复辙？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改革是否蹈入蔡京之路，这是很需要认真关注的。

二、蔡京变法：

蔡京(1047～1126)，兴化仙游（福建）人，与北宋政治家、书法家蔡襄同乡。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后据明代弘治年间编写的《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宋徽宗和王安石的重用。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顺利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在莆田，就有侯官（今闽侯），“长者”李宏应诏，携带巨额家资来莆田建造木兰陂，此陂于宋熙宁八年（1075）动工，历经八年完工。

列宁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在当时，反对变法者却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

《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

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由于高太后临朝听政，对变法者大打出手，使北宋政权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淳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

《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淳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解决问题。“京谓淳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依以济”。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十分敬仰，对他的新法很有研究。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八年后，蔡京还继续宣传和介绍王安石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

但哲宗时的这次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难于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了蔡京的死因：“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蔡京因“穷饿”死。然而，蔡京当时真的很穷吗？据史料记载，蔡京被流放岭南，临行之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显然不穷。不穷而被饿死，何也？原来，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至此，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腹与背贴”，饿极而死。

史载，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万千钱财今何在，千古留下惟骂名。

史上党争残酷如此，一至于明代党争，终于促使中国灭亡，令人嗟叹。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兴党争，深得中、近代中国历史之真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