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机兵2金手指代码:演化经济学:由经验实证走向逻辑实证

    “硬核”尚未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演化经济学主张避免使用抽象的理论原理，更加偏好于某种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相容的归纳的、跨学科的经验主义方法。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演化经济学，同样试图抓住传统科学的目标，但他们达到目标的途径与“老的”截然不同，注重运用简单的分析原理来理解复杂现实中的时空形态。但迄今为止，演化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似乎主要体现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统计学的以及分类学和解释学方法论主导下的成功，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并未就经济学分析中所使用的“演化”的科学性阐释达成一致意见，即演化经济学中并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所谓范式性的“硬核”。

    逻辑实证滞后于经验实证

    演化经济学在其成长过程中缺乏一个亚当·斯密式的立论与一个马歇尔式的综合，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演化经济学虽然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科学，但在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条件上并不完备：它的陈述在逻辑上有效，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但理论体系至今却没有做到“逻辑自恰”。

    按照新实证主义的观念，经验事实对一个科学理论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其表达方式和陈述方式也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使用逻辑的方法，才能把经验分析上升为一般的知识体系。因此，一个科学命题的“经验实证”和“逻辑实证”是经验实证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环节，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发展首先要实现“逻辑自恰”，而后方能赋予经验的验证。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始于“均衡”范式基础上的逻辑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者在整个20世纪的重要工作集中于不断完善这一逻辑体系，现代主流经济学因此在逻辑上不断得以证实，从而使得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证远远走在了经验实证的前面。当然，这也许是其理论危机的内在根源。

    与之截然相反，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自产生之日始就聚焦于经验研究，并就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的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重大纰漏与缺陷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经验研究成果。然而，这同样也导致了目前演化经济学范式的自我紧张与分裂：经验实证远远走在了逻辑实证的前面，一个统一而自洽的理论体系的缺乏已经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

    “集体行动”推进逻辑实证

    与主流经济学百余年的发展相比，演化经济学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理论范式，但事实证明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更具解释力与生命力。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演化经济学者为推动逻辑实证曾经展开过几次集体性的、大规模的论战与讨论，这些“集体行动”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的整合与综合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要件。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一轮以演化范式与新古典范式何者更科学为中心议题的经济学方法论讨论。通过宏观行为与微观动机间关系的选择论界定的论战，演化经济学传统得以全面复苏，成就了80年代以纳尔逊和温特等新熊彼特学派这一演化经济学重大分支的形成与大发展，为研究企业动机与决策规则的演化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乃至于今天仍未停止的争论，是经济学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援用生物学隐喻或物理学隐喻（从一开始，演化经济学就拒绝物理学隐喻）。此时，演化经济学阵营已经逐渐形成，对生物学隐喻替代物理学隐喻逐渐达成了共识，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却开始了一场关于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演化机制的大讨论，这些为廓清经济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分析框架从而发展一个演化模型提供了理论要件。

    统一演化阐释的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集体行动”还是凸显出了某种趋势。一方面，该阵营对演化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在演化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感兴趣，这反映了演化经济学者对一种统一的演化方法的兴趣和寻求。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阵营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分支，其间甚至出现一种各自为政的迹象，尤其是目前各分支的侧重点及其取得的进展大不相同。按照流行的看法，西方演化经济学一般被定义并划分为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复杂经济学以及有争议的演化博弈论等六大理论分支。各理论分支之间因为缺乏统一的关于演化阐释的框架，因而呈现出参差不一的发展格局，但又都贴着“演化”的标签，结果造成了外界对演化经济学的诸多误解乃至曲解。更有甚者，例如演化博弈论，不但很少关注能更广泛地与演化经济学相联系的研究，而且或多或少地显露出走向“均衡”分析范式的倾向。

    因此，调和这些不同分支不同立场的可能性仅是次要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厘清这些理论分支关于演化经济学的解释、主题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发现关于“演化”定义的分歧的主要来源，以此来展望统一的演化范式的前景或者存在的障碍。

    一般而言，逻辑实证过程最常发生的差异通常体现在三个层次的科学推理之中。它们分别是本体论层次——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基本假设，具体到演化经济学则是指对经济变迁与自然变迁间关系的假设；启发式战略层次——分析方法为架构问题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演化经济学中是指“演化”的概念化；方法论层次——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现实和处理问题，演化经济学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而拥有大量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方法论，但这并非导致演化经济学存在根本争议的渊源。

    从本体论层次来看，演化经济学对现实结构的基本假设是统一的：不同分支在其理论体系中都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明确地同意“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也成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但从各理论分支研究的进展来看，“新奇”似乎是以一种初始形态存在于它们的理论架构中，并衍生出了诸如制度、技术、惯例、知识、复杂系统等各分支用以构建与发展其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基础。

    就启发式策略层次而言，演化经济学家们或者是通过对达尔文主义的类比而对演化进行概念化，进而阐释技术、研究与开发、组织惯例化、产业动态、竞争以及技术的制度基础；或者是通过演化的一般概念来讨论与长期发展相关的内容，如文化和制度的演化、生产、消费、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此二者的一个综合的、用以阐释技术与制度演化的演化模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接下来，演化经济学需要尝试的是，一方面，将这种演化模型进一步与达尔文主义进行综合，包括合适的方法论的确定；另一方面，要对本体论层次貌离神合的演化经济学议题进行整合，以便于和以上启发式战略层次的综合形成呼应，从而最终促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实证的演化经济学。

    未来发展指向认知领域

    当代西方演化经济学确实出现了一种能够统合各理论分支本体论问题的契机。德国耶拿大学马克思·普兰克经济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权威调查研究显示：用以描述演化经济学成就而提到最多的两个关键词类别是“创新和内生的技术进步”与“研究机构和制度的演化”， 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依次是新熊彼特学派的“整合制度面”（integrating the institutional side）、“基于主体的建模工具和计算方法”以及“认知层面”、“产业演化和生命周期”、演化心理学等，公认学习行为、知识的创造和使用、有限理性以及惯例是演化经济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见解，而最有前途的新发展则依次为认知方面、偏好演化、知识的创造和使用、企业演化理论与演化心理学等。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面向全球演化经济学家展开的同行调查的启发意义，那么演化经济学至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未来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均指向了“认知”领域。这恰恰符合以下事实：主流经济学对个体/人的假设的普适性框架并不关心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事的经验研究，因为它们仅仅适用于规则的行为的研究，但演化经济学自产生之日始强调的是个人的认知（模式、能力等）是多样化的，因而行为未必规则。

    所以，上述一切并非偶然。认知主题既蕴藏于演化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是近些年来行为经济学复苏与骤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兴起，更是激发了包括主流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范式的极大关注。神经元经济学作为对行为经济学的深化，试图从神经细胞、高分子的角度解读人类的经济行为，使经济学从研究最终财富转为研究人。主流经济学似乎从这里抓到了“救命稻草”，但演化经济学的反应略显迟钝。实际上，演化经济学一直将人的心智视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的因素，这种自主意味着主体的积极适应和能动创新，进而演化本体论假定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状态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从此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从不缺乏一种微观的观察，尽管其主导理论及其最新展开的“微观—中观—宏观”结构的分析框架建构，均将本体论探讨指向中观层次。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演化经济学合理借助新兴的行为经济学而将本体论层次的争议聚合于认知问题，一个综合的、统一的演化经济学逻辑实证结果也许会来得更快些。

    当然，其中又要回到方法论层次，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整合计划与过程也许对演化经济学一贯坚持的整体论的科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它也许会迫使演化经济学去寻找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有机结合，以揭示问题的本质。（陈劲 王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