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斯语音:食品安全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食品安全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许多委员在审议中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地表达意见、建议。
     
      媒体说他们是“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地表达意见”，那么他们具体都表达了哪些意见呢？限于篇幅，我不在这里全部引述。略为综合了委员们的“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认为食品安全搞分段式监管的体制不健全，即“制度不完善说”。我认为，这是所有意见中最垃圾的一种。因为这种垃圾“理由”早就被官府用臭掉了。百分之一万的社会毛病到最后都可以用“制度不完善”做挡箭牌，制度什么时候能够完善呢？告诉你，永远不能，因为世界是变化的，制度也永远是随之而变化的，世上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能完善可靠包医百病。把做不好的事情推给“制度不完善”，实际就是开脱责任，是一种典型的“臭不要脸”。
     
一类认为食品安全屡出问题，是违法成本太低，应该对违法者予以严惩。对此，我想，割一回韭菜，砍几个人头是很容易做到的，但病根不除，割过之后，有毒食品照样还会“长”出来，这就好比咱这么多年反腐败，也不知砍了多少人头，割过几回韭菜了，腐败形势好转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权力归属这个根子问题没解决，公权力可以搞私人寻租的根子问题没解决，所以，腐败只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
      
还有一类认为政府尤其是法律机关在处理食品安全案件是，一定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而向着食品企业，要把坐歪的屁股挪回来。几条意见中，我认为就这一条还说到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点皮毛，但屁股为何会坐歪，还是没有揭开。
      
凡事都有源头，中国食品安全老出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这样分析过：社会强势阶层可以通过控、调、提、拔、审、批、罚等权力渠道敛聚钱财，就不得不出现靠溜须、拍马、关系、圈子、回扣、投机、为致富手段的中间分子，就不得不出现靠欺、诈、骗、抢、劫、夺、偷、、造假、为职业的刮地皮者。这些年来，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幌子下，各级政府不仅没从经济领域将权力退出来，交还给市场，相反，还在协助经济饿狼搜刮民脂民膏的同时分得一杯羹。其中卖地不就最为典型吗？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大家都将自己的成本想方设法转嫁他人，那么，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赤贫。假如执政者都已在践踏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良心，那么，社会成员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按照一般的道理，既然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政府早应该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背负在自己身上的管理权力和责任转给市场调节，这就势必意味着政府规模的不断缩小，机构的不断精简，人员的不断减少，行政成本的不断压缩。可是，三十年来，扬言搞市场经济的政府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政府规模膨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权力腐败又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这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据市场人士分析，由于政府经营土地，中国近年来的货币发行量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在暴增，GDP每年的增长速度才10%左右，那么，过度的纸币发行量势必引起极度的通货膨胀，但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CPI,每年平均增长不到5%，虽然国家统计局在指数取样上不断花样翻新，将暴涨的房价不列入统计，但就许多其他民生产品而言，其涨价幅度确实不算疯狂，那么，这物价指数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放任产品质量劣质化。

     比如，目前对生猪的养殖普遍追求的是规模化、速生化。笔者曾做过认真调查，城乡结合部的小型养猪厂，其饲料基本以泔水为主。将城市饭店、居民的剩饭剩菜运回来，倒进一口大锅中熬烂，冷却沉淀后将浮在上层的油水舀起卖给地沟油加工厂，下面的东西则用来喂猪。而正规的大型养猪场则用合成饲料喂养。现在，养猪场一般每年养四批猪，每批三个月。一头猪仔三个月内可长到250斤左右。即使天天喂大米饭，一头猪的生长速度也不可能有这么快。那么，这些养猪场是怎么把猪养肥的呢？几乎没有一家养猪场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说，饲料里面含有生长激素。如果不用激素饲料，一头猪从喂养到出栏至少要半年以上时间。也就是说，如果用传统方法喂出等量的肥猪，要多用一倍的饲料，一倍的时间，换算成人工，就要多付出一倍的劳动。这里就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假如监管部门马上坚决不让这样的激素猪肉上市，那么，市场上会出现什么呢？对了，是无肉可买。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恢复传统养殖法，猪肉是安全了，但价格怎么定？现在的激素猪肉每斤15元，假如安全猪肉一下子卖到每斤30元，全国的消费者，有几个能受得了？最近媒体报道河北有地方养出了“健康猪”，一年才出栏，绝不喂激素，绝对的放心肉，只是价格为每斤160元。

    是的，假如没有猪肉劣质化作“后盾”，那么，今天的猪肉可能已经卖到每斤30元以上，甚至是每斤160元，以此概算，那么，CPI该是多少？为了掩盖早已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当局一方面采取“饮鸠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移劳动力，实现虚假就业，拼命大搞所谓的“基本建设”，一面就是通过让产品劣质化来维持虚假的物价“稳定”，这其中，将降低国内乳业标准就是典型。 

   在所有的养殖、种植上，这些年都有依靠激素增加产量，减少劳动力投入的现象，包括粮食种植。如果把住这些产品的上市质量关，那么，生产等量的产品，就必须投入成倍的劳动力，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可问题来了，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为外国人打工”的廉价劳动力上哪里找去？就目前这种状态下，部分地区就已经出现民工荒了，如果大批的民工再回家种养健康食品，那么，“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将大受影响。新兴资本家们将会“很不满意”。另外，城市平民阶层将更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吃“垃圾”食品，你现在给他提供高价的健康食品，他能消受得起吗？更何况，那么多的劳动力已经忘掉主业，外出打工，耕地也已严重缺乏.......

      社会目前已到了没有添加剂就没有食品生产的地步，这个时候，你管肉，肉就没有了，管菜，菜就没有了，管粮食，粮食也会没有了。你能靠喝西北风活着？有 “毒食品”吃着总比饿死强，因为保障供应的现实背景是，只要有吃的，就算不错了。如此状态下，降了标准的牛奶你还得喝，否则，要不你就喝不起，要不你就再也喝不到了！

     有专家认为，降低标准成为“最省事”的做法，是因为这既可以名正言顺说保护奶农利益，又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有关部门也容易管理。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消费者的利益。可我要说，降低标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持物价稳定，CPI不高的假象，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有这样的“防通胀”思想做指导，食品安全能不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