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国家族诞生:人物随笔·独立崖端（潘光旦）

（本已发表于《随笔》2011-04期）

独立崖端

——潘光旦凭一条左腿行走“江湖” 

新月社里高人多多，徐志摩称道胡适为“圣”，称道潘光旦为“仙”，这样的封号显然包含了雅谑的成分在内，但也有合理的地方。“胡圣潘仙”的名目一叫就响，在北平文化界和教育界，对此懿评表示首肯的人远远多过反对者。潘光旦应算作哪路神仙？八仙传奇中的铁拐李庶几近之。他们都曾断腿，倚靠拐杖躜行人间不平路，也都有慈心，肯将自己的善意和长才悉数贡献给社会。在梁实秋的眼中，潘光旦是当时国内的人尖子，不仅中西贯通，而且品格高尚，办事能力强。“清华之父”梅贻琦曾两度礼聘潘光旦为教务长，对其刚柔并济的秉性褒赏有加。诚然，潘光旦将“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美德集于一身，但他遵行不悖的并非标准的中庸路线，该讲的话他敢讲，该做的事他敢做，他的分寸感与世俗的分寸感并不是针针吻合。

在清华园，潘光旦是一条公认的硬汉。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洋留学的机会。1922年，闻一多在家书中赞叹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体，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潘光旦能让狂生闻一多敬佩（近乎顶礼膜拜）到这个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潘光旦从不曲学阿世，这一点尤为难得。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意犹未尽，希望谱牒学名家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至于润笔费，用“丰厚”二字形容，绝不为过。潘光旦的答复却不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以学术良知论，这并非孤例。别的事情还可以商量，要他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就没得任何商量可言。1943年，潘光旦在新著《自由之路》中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和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予以更正，使“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般学者能有他这样的勇气吗？

潘光旦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其为人的传神写照尽在这十二字当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入室弟子，长期将毗邻而居的恩师当成有呼必应、有查必得的活字典，由他评价潘光旦，想必字字靠谱：“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潘光旦不向古人沿门托钵，也不受潮流颐指气使，治学做人他均能脚踏实地，不唱什么响遏行云的高调，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潘光旦一生遭遇不少困厄，皆能“心存百般忍让”，用感情调和，用理智化解。冰心夸赞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张汝伦夸赞潘光旦“始终站在我们文化的最积极的方面，来观察世界，来对世界做出自己的回应”，他们的话令人信服。

    老诗人曾卓写过一首《悬崖边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若以诗中的孤树拟人，一个坚韧的硬汉形象便呼之欲出，潘光旦岂不就是时代悬崖上的铜柯铁干吗？

一、一条左腿照样能够挺立

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是一位肯坐冷板凳的读书人，也是一位不缺热心肠的实干家，他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一生忙于乡国事务，对儿辈言传不少，身教尤多。毛孩子喜欢到户外掏鸟蛋，捉迷藏，摸瓜扑枣，潘光旦却喜欢躲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一条悠游自在的书虫，神秘世界的一扇扇大门递次向他訇然洞开，古今人物的隽言懿行令他目不暇接，那样的时光就是最快惬的时光了。潘光旦的母亲明大理，识大体，有一年，潘家从宝山逃难到上海，老屋中许多值钱的物什她弃若敝屣，急于带走的珍宝是三个儿子和四担书籍。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潘光旦耳濡目染，自然形成重视精神胜过重视物质的心性。

　　1912年，潘光旦毕业于两等小学堂，他遵从父亲的遗命，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在寒暑两个假期，别人都想方设法寻些乐子放松筋骨，潘光旦则将一日当成三日来用，学习中文肯下苦工夫，学习英文也铆足了劲头。他说：我是中国人，要是没学好中文，那是一桩羞耻的事情，要是没学好英文，跑到国外去留学，岂不是滥竽充数，贻笑大方？

如果你因此认定潘光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体育天赋不低，许多项目都玩得转。体育教员马约翰有一句口号在清华园叫得响彻云霄：“年轻人，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可以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潘光旦对这个说法深以为然。但不幸的是，一次跳高的闪失致使他落下终身残疾。当时，他纵身越过横竿，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整个腿部如同千针齐扎一般剧痛。这不是轻伤小疥癣，他却全然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伤处感染了结核杆菌，不锯掉右腿就会危及生命。那年潘光旦十六岁，就遭遇到人生的大变故。往日生龙活虎，今朝拄拐而行，换了谁都难免悲观，难免消沉。潘光旦在家休养了整整一年，挺过了那段极难打发的苦闷日子，为此他信奉了基督教。应该说，他走出心理阴影的速度要比常人快出许多，回到清华后，他的性情依旧豁达开朗，脸上的笑意并未凋落，集体旅行一次不缺，多人篮球照打不误。别的同学能够征服的山峰，他也能够征服。别的同学能够看到的风景，他也能够看到。身残志不残，潘光旦绝对不肯沦为自卑感的囚徒。然而身处缺乏同情心的社会，他能敏锐地察觉到残疾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偏见是绊马索，歧视是拦路虎。当年，在中国，残疾青年留学海外尚无先例（梁思成同样受伤致残，他留学美国比潘光旦要晚两年），因此潘光旦心存忧虑，不可遏止。有一次，他单刀直入，郑重其事地询问清华代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校长沉吟少顷，然后用不太肯定的语气回答他：“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来了。”这句话有点难听，潘光旦为此难受了好一阵子。然而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连教图画的美籍女教师都为他抱委屈鸣不平：“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公论如此，校方只好破例。

天才早秀，往往令人惊异。1921年，潘光旦初次接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深受启发。翌年，梁启超在清华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交出读书报告《冯小青考》，有板有眼地分析道：“影恋无他，自我恋之结晶体也。”他以弗氏的精神分析法研究明朝万历年间郁郁而终的美女和才女冯小青，将其死因确诊为性压抑后的极端自恋，痨病只是生理表象。传统社会对“性”讳莫如深，潘光旦的这一分析可谓惊世骇俗。但它比以往的各种猜测和推论更为高明，因为弗氏的理论包含了科学的合理因子。梁启超读罢此文，拍案叫绝，他在批语中写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对一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评价如此之高，梁启超一点也不觉得过誉。

《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以当时最锐利的精神分析法作为灵敏的探针直探入汉民族的人性深处，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梁启超从这位晚学后辈的研究成果看清了他非凡的实力，他提倡新史学，研究旧材料，讲求新方法，以西方现代科学为准绳，在这一点上，师徒二人乃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梁启超对潘光旦期许甚高，叮嘱弟子集中兴趣，在心理学方面狠下一番工夫。但潘光旦自有主见，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包括遗传学和优生学，旁涉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一个填不满的大“字纸篓”。

1922年冬，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潘光旦顶风冒雪，拄拐上课。那个寒冷的季节他摔了七跤，但他并不气馁，翌年就只摔了两跤。有一天，潘光旦乘电梯上楼，一位同乘者看到他只剩一条左腿，误以为他是伤兵，竟勾动恻隐之心，掏出钱来作为施舍。潘光旦笑而不接，他缓缓掏出口袋里的荣誉奖章，证明自己是在校大学生。那位好心肠的美国人顿时犯窘脸红，赶紧为其唐突之举连道几个“sorry”。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闻一多为好友专门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在西南联大时，潘光旦难耐技痒，一有闲暇就自告奋勇，撑单拐上场打篮球，不少师生在四周为他鼓掌喝彩，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确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1935年，一位清华学生向潘光旦请教治学方法，他稍稍沉思之后微笑作答：“除了一部分天才之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天资出众，勤奋过人，古人用“三余”读书，他则用“三隙”读书。哪“三隙”？旅行的间隙、开会的间隙和访友的间隙。他一卷在手，其乐陶陶，可以忘忧，亦可以忘饥。曾有人在读完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后感叹道：“相比她的身体残疾，我们的精神残疾更为可怕！”在潘光旦面前，一定有人也这样想过，感叹过。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双拐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的群众游行，那天，他身轻如燕，双拐竟成为了他飞翔的翅膀。

二、优生学是他的命根子

    清朝末年，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之少年”尽快闪亮登场，凭仗热血和明智使中华民族再度焕发勃勃生机，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与梁启超一样，潘光旦也不乐意别人言必称“老大之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老”而无妨，偌大的民族则不可暮气沉沉，失去进取的锐志。及至民国初期，中国仍然事事不如人，从政治上找原因，是专制政体（共和只是假象）不敌民主政体；从军事上找原因，是土枪土炮不敌洋枪洋炮；从生物学上找原因，是退化人种不敌进化人种。列强环伺，外患煎迫，亡国之忧，日甚一日，“保种”和“强种”便成为中华民族的要务和急务。潘光旦研究优生学，以强国优种为职志，他认识到，讲求良善的繁殖方法，可以谋社会之进步。好友闻一多曾对他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该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手枪打死你。”潘光旦显然不会下这样的“诊断书”。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在上海教书，创设优生学课程，主编《优生月刊》。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苦心焦虑，为中国寻找出路，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潘光旦又怎会置身事外？他研究的专业与现实并不隔膜。

1928年，潘光旦出版《中国之家庭问题》，这本书拿出第一手的社会调查数据，撇开主观的意气感情，具备严谨的学术思考，专为“推阐优生之原理而作”。潘光旦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1929年5月19日，平社在上海范园聚餐。当日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潘光旦化繁为简，他的结论是：中国要谋求根本上的富强，就必须优生，高质量的人口越多，中国的希望就越大。

1934年，潘光旦到清华大学任教，主讲优生学、家庭演化、家庭问题、儒家之社会思想等六门课程。他发现家门口有个现成的架子，就在下面栽种攀援植物藤萝和葫芦，为夏天预备一片乘凉的好地方。两年后，瓜棚上结出了一对并蒂葫芦，就像头与头黏在一起的连体婴儿，这使潘光旦又惊喜又担心，并蒂葫芦不常见，要长好恐怕不容易。他每天细心观察，精心照料，并蒂葫芦果然争气，它们发育健全，大小相等，体形匀称。潘光旦感到十分欣慰，逢人就说，这是造物主对他当年主修生物学的最好回报。有好奇者闻讯前来，参观之后，赞叹之余，不禁要问他：“这样完美的并蒂葫芦，为何生物学系的师生培植不了？”潘光旦的回答颇为诙谐：“生物系的师生通常只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葫芦难入他们的法眼，再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大家都笑称，并蒂葫芦生在门前是好兆头，潘光旦也视之为赏心乐事，于是他将书房“胜残补阙斋”改为“葫芦连理斋”，这个斋名一直沿用到他去世为止。并蒂葫芦伴随潘光旦长达三十一年，战火不曾毁掉它，搬迁不曾失掉它。文革期间，并蒂葫芦被抄家的红卫兵丢弃在长满荒草的院子里，近邻费孝通将它捡回，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并蒂葫芦重见天日，回到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手中，它历尽劫波，已从黄褐色变成了红褐色。

潘光旦研究优生学，费尽心血，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显著。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将优生学与其主要理论基础的人类遗传学贬斥为纳粹科学。1949年后，中国受到苏联影响，优生学横遭批判，被列为学术禁区。潘光旦只好偃旗息鼓，相关的研究工作半途而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遗憾。

三、教务长不是那么好干的

潘光旦既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也担任过西南联大教务长，教务长不是那么好干的。在清华，九一八事变后，学潮闹得凶，有时军警径直闯入校园抓人。一次，清华学生怀疑潘光旦出卖了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竟在校园里拦住他，夺走他的双拐，不仅用极其难听的话辱骂他，还作势要动粗行暴，所幸梅贻琦校长闻讯赶来，说明事实，及时制止学生的无礼举动，才不致酿成恶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沉睡百年的石狮子在枪声中倏然惊醒，抗日烽火一点即燃。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扎在北平郊外，与日寇正面交战之后，形势不容乐观，放弃北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7月28日晚，潘光旦获悉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阵亡的噩耗，震惊之余，痛苦不已。翌日，他拄杖前往二十九军军营，只见营房空空，官兵已悉数撤退，不禁触目伤心。回校后，潘光旦遇见好友梁实秋，两人握手良久，相对而泣。留美时，他们满怀爱国热忱，创建过以“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为宗旨的大江会，如今国难当头，恨无补天之石和回天之力。在清华园里，不乏惊弓之鸟和毁巢之人，同胞如此不争气，潘光旦恨铁不成钢，再次悲催，放声痛哭。

1940年，潘光旦身为教授，又是西南联大教务长，薪水不算低，叵耐家中人口太多，物价飞涨，总是入不敷出。不得已，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走出家门，抛头露面，与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联手制作“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寄卖，好歹换些活命的钱钞。抗战后期，潘太太仍要缝制绣花绸睡衣，刺绣头巾、手帕（闻一多曾为潘太太画过两幅龙的图案作为绣样），卖给美军官兵，补贴家用。

釜底生尘，依然弦歌不绝，这是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的可佩可赞之处。身为教务长，潘光旦每日忙完公务，还要利用余暇研究优生学和心理学。心理学的课题俯拾即是，比如，云南老鼠多，不怎么怕人，在潘光旦眼中，它们既是害，又是菜。他诱之以鲜饵，捕之以铁夹，十余只硕鼠便成为他的猎物。剩下的工作便是斩其尖头，剥其灰皮，弃其内脏，配足佐料，猛火爆炒，潘太太的治馔功夫一流，一道香喷喷的荤菜上桌，潘光旦诡称它是山中野味，将数位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馋得垂涎三尺。一杯淡酒下肚，潘光旦带头猛嚼，众人大快朵颐。酒过三巡，一位客人想吃个明白，便询问主人：“这道菜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种野味？”潘光旦如实相告：“鼠肉。”这两个字一落音，大家目瞪口呆，甚至有人恶心反胃，作势欲呕。潘光旦反复声称，鼠肉营养丰富，毒性全无，但他费尽口舌，劝诱无效，再也没人在鼠肉盘中下箸。潘光旦倒是开心，他当场作出总结：“我又在心理上得一证明。”

1942年，潘光旦赋诗赠弟子赵文璧，生计虽然艰苦，他的心情还算乐观：

知吾不作稻粱谋，避地五年一敝裘。

未信文章憎命达，只将身世寄鸥游。

应怜士道衰微甚，莫为师门贫病忧。

爱汝囊中无浊物，买薪权当束修收。

书生未敢忘忧国，这就是中国传统士道的外现。潘光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在1949年之前，他对“学人论政”兴趣盎然。他认为，学者必须能在书斋坐得下来，也必须能从书斋走得出去，出去干什么？关注国计民生。他说：“学术界人士应当于专门学术之外关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个。积极的说，清明的政治应以学术为张本，学术家不问，试问谁更有资格来问，此其一。消极的说，政治败坏，迟早必波及以至于殃及学术家的园地，致使学术工作无法进行，此其二。这两个理由几乎是几何学上所称的自明的公理，无所用其证明的，要不是因为目前这种普遍的隐遁的状态，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过次要的第三个理由，我不能不略说几句，就是，为了教育青年，学术界人士也大有关切政治的必要。学生在专门学术上需要领导，教师们承认这一番领导的权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学生的兴趣原不限于学术，他是国民，他也有一般的国民的兴趣，政治的兴趣，在动荡不定以至于风雨飘摇的当前局面之下，这兴趣自更见得浓厚而不可遏抑。”潘光旦还阐发道：“学术与教育是民族生活的一个部门，一个方面；民族生活的总枢纽，就任何一个时代论，是在政治。学术和教育势不能和政治绝缘。政治清明，学术教育也清明，政治混乱，学术教育也混乱。政治而民主，学术也就客观，教育也就自由。政治而受一种或多种信仰与教条之支配，试问学术与教育能完全免于同样势力的支配么？不能。”书生关心政治，希望把当权的坏人骂走撵走，换成好人执政，未免失之天真，傅斯年骂倒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国民党政府仍然毫无起色。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总比“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家中叹气”要好些。事实上，以胡适、潘光旦、傅斯年、张奚若、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爱国书生恰恰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终因责骂声稀疏寥落，那些原本受到惊吓的政客仍复关起门来高枕安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哀。

在西南联大一百多名教授中，左、中、右三派立场各异，政见不同，但主调都唱自由民主。左派教授、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国民党腐败、蒋介石独裁，骂完即拂袖而去，令蒋介石极为难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各路接收大员，他们趾高气扬地回到昔日的敌占区，接收日寇汉奸的票子、车子、房子、条子（金条）、女子（汉奸的妻妾），谓之“五子登科”，将一幕幕腐败丑剧演至高潮迭起。在昆明，最可怕的事情则是特务横行，气焰十分嚣张，造成恐怖气氛。1946年7月中旬，四天之内，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暗杀，一时间人人自危。当时，有一张莫辨真假的暗杀黑名单在学界疯传，潘光旦的姓名赫然在列，为了确保人身安全，他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在那里，他满怀黯淡的心情度过了四十七岁生日。黑暗的现实压迫着他的神经，仿佛置身于深深的墓穴，他艰于呼吸。个人的出路何在？民族的前途何在？潘光旦深长思索，写下一百六十六行的七言长诗，“正气豪强不两存，历朝忠鲠几孤魂。碧鸡月落凄凉黯，白马涛惊呜咽吞”，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四、教育的真实目的

说到底，潘光旦是学者，是教育家，他对学术的关注度肯定高于对政治的关注度，然而在泛政治色彩浓厚的现实中，教育难免遭到各方挤压而扭曲变形。

潘光旦的教育观异常明确：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完整的人）远比成为“专才”（专业人才）更重要，因为后者只不过是优良的工具。

在《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等一系列文章中，潘光旦尖锐地批评道：国内的教育只是“为物”的教育，与“为人”的教育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一件事情最对不起青年和国家，那就是没有把人当作人来培养。潘光旦反思中国现代教育的种种失误和失败，尤其是青年迷失自我，丧失个性，被异化为只知听命行事的工具，他不免有痛心疾首之感。

潘光旦认为，完成人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以“自我”为对象。自由的教育无须“受”，也无须“施”。自由的教育属于“自求”，教师所要负起的责任是辅助青年踏上“自求”的旅程，使之“自求”于前，“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归无获。潘光旦强调，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是“自由教育”的精义，真正进入“自我”状态，以“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为目标，教育才能水到渠成。他解释道：“明”就是西洋人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强”就是战胜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一个人认识了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而独独不能认识自己，这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一个人征服了世界，征服了人群，而不能约束自己的喜怒爱憎，物欲私情，这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弱者与愚人怎配得上自由？潘光旦对专才教育实行反拨，强调通才教育才是努力的正确方向，他认为，以德育、智育、体育划分教育的主体功能，既牵强，又狭隘，与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这一初衷并不吻合。事实上，欧美教育的旨趣更为宽泛：讲求道德和宗教，讲求智识的探求，讲求健康，讲求我与世界、我与人的和谐相处，讲求美的欣赏，讲求财富的积累和运用。潘光旦将这六个方面归纳为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美育、富育。以“六育”替代“三育”，不仅面宽了，还从量变推向了质变。他的总结不缺后手，仍有更高的升华，儒家早已在经典文件《中庸》中提出的“位育”概念被他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价值。“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中庸》的原文。“安其所”为“位”，“遂其生”为“育”，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头等大欲。个人也好，民族也好，若不能“安所遂生”，就注定会苦不堪言活受罪。教育的目的何尝不是追求良知良能各得其宜的“位育”？潘光旦极力倡导通才教育，也是“位育”的需要，他看得很清楚，通才教育才是一条完善自我的“山阴道”。

教育离不开方法，方法离不开可操作性。潘光旦认识到：完人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事实上很难一蹴而就。更易着手实行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教师要唤醒学生的价值意识，学会区分是非真伪，使这种辨别力不仅仅限于科学家、哲学家；学会辨别善恶荣辱，使这种辨别力不限于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会识别利害取舍的途径，使这种辨别力不限于商人和企业家；学会美丑精粗的鉴赏能力，使这种审美能力不限于文学家、艺术家。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是价值意识日复一日得到增强，久而久之，离“完人”的目标就渐行渐近了。

抗战期间，潘光旦看得最清楚的一点，也是批评得最彻底的一点，是国民党在大后方的学校（尤其是大学）里强力推行党化教育，确定“宣传即教育”的方针。1940年，潘光旦连续写下《宣传不是教育》，《再论宣传不是教育》，抨击党化宣传危害教育事业。他指出，宣传采取的方式是灌输，教育采取的方式是启发，宣传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启发人“自得”，二者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国民党将宣传和教育混为一谈，并且把这个错误观念强加给全社会，居心何在？他在《自由之路》中索性拆穿“西洋镜”：“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作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官方的说法不外乎“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政治需要”，这样做的结果只可能使学生的个性遭到湮没，使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的歧途。在专制政体主宰的国家里，或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社会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普遍现象，一方面是奴化的训练，另一方面是功利的需要。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则付之阙如，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且是故意的不作为。

五、风中残烛

1951年下半年，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潘光旦共计“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勉强过关。他在报纸上发表近万字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将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罗列出来，逐个加以否定。这条昔日的硬汉终于垂下了高傲的头颅。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遭到无情的裁撤，潘光旦和费孝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教授，这一放逐从此没有回归。潘光旦被迫割舍多年研究的优生学，转向人类学和民族学。1953年，他撰文提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1955年11月，潘光旦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上发表，以翔实的文献资料论证土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这个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56年春，潘光旦不辞远征之苦，拄着拐杖，前往交通极不便利的湖南吉首、龙山、永顺、凤凰、保靖、古丈实地考察，同年深秋，他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巡游鄂西南、川东南土家聚居地，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嗣后，他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和《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政府，受到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重视。1956年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57年9月，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正式成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个月后，潘光旦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状竟是“破坏民族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潘光旦的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拒不承认自己在土家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态度如此强硬，不知悔改，自然要罪加一等。当时，右派中有自寻绝路的，也有怨天尤人的，潘光旦却看淡荣辱，克服高度近视的困难，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他查阅史书和资料时，眼睛紧贴书页，油墨将鼻子弄得乌黑，家人笑话他这不叫读书，应该叫“闻书”和“舔书”。他拄着拐杖上班，步速很快，高度近视带来了其他麻烦，有人公开批评他架子大，目高于顶，目空一切。这样一来，潘光旦就额外添出一份劳累，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宁肯自己辛苦，也要免除碰见熟人不打招呼的误会。曾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的回答相当爽利：“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柺杖。”

文革期间，红卫兵一度强迫潘光旦排队跑步，只为逗笑取乐。潘光旦被编入中央民族学院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下地劳动，他单腿不方便蹲下，随身携带的小板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不得不坐在或趴在潮湿的地面上拔草，重感冒之后，一病不起，由于缺医少药，已成风中残烛。潘家被抄，书房和卧室被封，别说书籍，连棉被都取不出来。费孝通尽其所能雪中送炭，一件旧大衣和一床薄薄的被褥终归抵挡不住长夜的寒凉。

当年，民盟的老友叶笃义常去探望潘光旦，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许多话都是在喉咙口逗留一瞬，又强行咽回去。但潘光旦还是忍不住向叶笃义介绍了自己的三S策略：“第一个S是Surrender（投降），第二个S是Submit（屈从），第三个S是Survive（生存）。”这条清华硬汉终于失去了其固有的刚度，举起了白旗。须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生存恰恰是最为艰难的事情。潘光旦患尿潴留，身上插着管子，受罪不轻，但他在积水潭医院没法住个安稳，主治医生被撤换，红卫兵时不时来审问他，外调人员也冲他大吼大叫，猛摇他的病床。叶笃义激励好友：“你要坚持生存下去。”潘光旦神色凄然，摇摇头，用三S之外的另一个S开头的英文词回答道：“Succumb（毁灭）。”女儿潘乃穆用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接父亲出院，潘光旦很高兴，向身旁的陌生人挥手道别。那一刻，他的疾病仿佛霍然痊愈，做人的尊严也完全恢复了。明知回家必死，但他仍要死在家里才安心。

1967年6月10日夜间，老保姆看到潘光旦病情恶化，急忙请来邻居费孝通。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索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恩师的脑袋拥入怀中，这匹中国学术界的识途老马渐渐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这十六个字催人泪下。硕学大儒奄然物化，一个极热忱的人只得到极孤凄的死，他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吗？

1979年，潘光旦的右派帽子被摘除。女儿潘乃穆将父亲的骨灰掩埋在燕园的某棵树下（潘光旦可能更想长眠在清华园里），因为心有余悸，她不敢留下任何标识。翌年，潘光旦得到平反昭雪。在北大校园，潘光旦的孤魂依然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真不知他何时才能拥有一块专属于他的墓碑？

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潘光旦的词条里没有出现“右派”一词，也见不到他在文革的遭遇。乍看去，他平平安安度过了一生，这是谁的好心和善意呢？莫非是词条作者刻意为之？真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