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未来15天天气预报:高风亮节耀人间——记官乃泉烈士

高风亮节耀人间——记官乃泉烈士

营口市委党史办  张海平

宫乃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声望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和军事医学专家。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40年10月经邓子恢、罗炳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医务主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解放军医学科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卫生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以后，宫乃泉多次遭受打击和错误处理。因长期受迫害，心脏病复发，于1975年4月20日逝世。1979年8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文件，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刘少奇曾对宫乃泉做过如下评论：“乃泉同志象一把利斧，多硬的木头，经他一劈，就裂为两半，任何困难环境都阻挡不了他进行工作”。

1910年宫乃泉出生于营口市，少年时期，他就亲眼见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横行街头，日本浪人不断寻衅闹事。嫉恶如仇的宫乃泉，常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学时代起，他就痛感“东亚病夫”的耻辱，开始寻求救国之道，立志要为增强人民体质而努力奋斗。

1928年，他从奉天第一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就投考了奉天医学院。他明确表示：“要把学到的医学专长直接为祖国工农大众服务。”

宫乃泉从奉天医学院毕业后．于1935年到山东省邹县参加工作。邹县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模范卫生实验县。”他参加了这个县的乡村卫生教育实验工作，发现所谓的“搞实验”都是虚假的装潢门面。他在写给同学王聿先的信中说：“这里的这些东西不可能救中国，都是不切实际的，收效甚微。”后来他离开邹县，到福州协和医院当了外科医生。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广泛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介石被迫抗日。在新的形势下，宫乃泉离开协和医院，从福州来到武汉。见到老同学王聿先时他说：“我们有机会找到共产党了。”他给延安去信，要求参加八路军。延安回信告诉他：“汉口有新四军办事处，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设法找到了新四军驻汉口办事处，和王聿先一起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1937年底宫乃泉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他筹备了一些药品和器材，离开汉口奔赴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

1938年初，宫乃泉任新四军军部医务主任。他开始把培养大批医务人才的工作放在首位。

4月，新四军还在皖南时，他就开始举办卫生人员训练班，连续办了3期。

1939年秋，他随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东进到定远农村后，立即着手办卫生干部训练班，培训军医和卫生队长以上的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完成了6个月的训练计划。

1940年秋，他在淮南路东新四军 2 师师部医院所在地古城，举办卫生干部训练班时，刘少奇来淮南视察部队医院，参加了古城卫生干部训练班毕业典礼。他对军医处的工作赞扬说：“这个班办得好，要坚持办下去。”乃泉同志贯彻这一指示，在残酷多变的战争环境中，从未间断过，先后坚持办了4期。多次受张云逸、罗炳辉、邓子恢等军政首长的表扬。

1944年，宫乃泉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后，就在卫生部驻地常庄举办医训班、药训班、检验训练班（化训班）。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日子里，轮训班的学习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课本，没有讲义，全靠上课时边听边记。乃泉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当堂可以吸收。在课堂记下来，就是一部很好的医学讲义。

1945年，他组建了白求恩医学院。学员大多是根据地高中毕业生和上海等地来的青年学生。学习时间较长，前后共办了3期，培养了一批高级医务人才。他们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医疗战线的骨干，也是建国后社会主义祖国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乃泉负责接管全市卫生系统的机关和医院。他用主要精力抓了教育人才、团结人才、搜罗人才的工作。还到上海请来各科专家，充实师资力量，将白求恩医院、齐鲁医学院、山东医专合并改组为山东医学院。

1949年上海解放后，乃泉由山东调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还领导了上海各医学院的改编整顿，合并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并亲任这两个医学院的院长。安排就绪不久，他又接军委调令，组建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担任院长职务。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乃泉组织专家队伍，参加反细菌战的斗争。在朝鲜战场上，两次参加震惊世界的细菌战调查。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宫乃泉以身作则，不怕牺牲，团结鼓励专家教授，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疯狂扫射下，坚持战斗，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乃泉就十分重视后方医疗基地的建设，强调办正规医院的重要意义。坚持科学的医疗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为战士服务。

1938年3月，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转移到皖南后，他就开始筹建小河口后方医院和军部云岭附近的南保医院。此时分散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转战千里，陆续来到皖南集中，沿途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围追、袭击。指战员们风餐露宿，健康状况极差。不仅内科病多，而且虱子遍身、疥疮蔓延。消灭虱子和疥疮是首要任务。宫乃泉从农村的土烤烟房受到启示，亲自动手设计了一个灭虱土烤房。在专用房内砌上火炕，烧热后，将有虱子的衣服被褥悬挂室内，紧闭门窗几小时。这样，时间短，效率高，虱子和虫卵、寄生虫等全部被消灭。

战争环境中的农村，很难找到干净合适的房所做手术室。他教大家用洗净的白布缝制成帐棚，再进行消毒，便成了一间简易手术室。医疗病房都设在分散的农民家里。他始终坚持科学的医疗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做好护理工作，无菌操作，每天查房的制度雷打不动。

新四军2师师部医院，先后曾设立在淮南路东地区的新铺、古城、大刘营、小朱营等地。战时农村遭敌破坏，没有房子，他就发动大家自建简易病房。没有病床就用门板、竹笆代替，自力更生，尽力解决药物和设备问题。动员大家亲自动手广泛采用中草药，将桔梗、甘草、樟脑等制成酊剂、合剂和各种药片、注射液。并自制石膏绷带，请铁木工制作托马氏架和各种副木、消毒器、蒸馏器、便盆等医疗卫生用具。

1941年时，2师卫生部直属卫生所设在大柳营，常常收治八路军干部伤病员。当时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患严重肺结核（住在罗店），在宫乃泉的精心治疗下，多次躲过了死亡的威胁。有一次，他从徐海东处急诊回来，天已很晚，身体不适，又过度疲劳。偏偏这时部队送来一位重伤员，胸腹贯穿枪伤，内脏出血，陷于休克。乃泉立即进行抢救，连夜施行手术。手术结束，伤员得救，天已拂晓。乃泉同志则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他还是为伤员得救而流露出满意的微笑。难怪战士们都说：“有宫大夫在，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也不怕！”

1947年，乃泉创办了山东第五国际和平医院（即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他以和平医院的名义，通过宋庆龄向“联总”争取到大量救济物资：药品、血浆、器材、营养品（奶粉）、被服和医院设备等，装备了和平医院。从而使和平医院能卓有成效地为解放战争服务。

1948年10月，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济南。这次战役是华东野战军首次大规模的攻坚战。乃泉同志为更好地救死扶伤把野战医院设在接近火线4里的地方，远的也只有30里。由于及时抢救伤员进行手术，使伤员的死亡率由3％降到2.15％。

1957年宫乃泉被下放到西藏军区卫生处工作。 1960年解放军总部正式批准修建西藏总医院。他欣然接受承办筹建总院的许多具体工作。他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奔走于各有关业务部门，商讨总院建筑设计和装备等适应西藏特殊情况的许多问题，为创建西藏部队总院而尽心竭力。他说：“能为西藏部队的建设做一些有益的事，就不虚此行了。”充分体现了他不顾个人得失、忘我献身的崇高精神。

宫乃泉酷爱学习。学生时代，对学习就很刻苦。以后，无论是在战争或和平环境中，他常常手不释卷，贪婪地读书，如饥似渴地钻研业务。日积月累，为他一生中的办学、授课、撰文、译书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他不仅自已热爱学习，还不断鼓励和引导其他同志坚持学习，并积极为大家创造读书和学习的条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突破日寇和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千方百计地通过宋庆龄和进步商人，不断购进一些中外医学书刊杂志和各种图书，调配合适的图书管理人员，亲自主持创办图书馆。他工作到哪里，图书馆就带到哪里。有了图书馆，大家不仅可以读到中外医学书刊，还可以读到诸多马列主义政治书籍和一些国内外文学名著。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卫生干部的医学水平、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了他们英勇救护、忘我献身的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下，部队分散、战斗频繁。部队卫生干部集中学习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乃泉于1941年11月在淮南根据地创办了医务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医学书籍。同时还创办了全军闻名的《医务生活》刊物。根据当时客观需要，1946年，他还在山东临沂创办了面向连队的通俗小报《卫生战士》，通过小报，普及卫生知识，推广卫生工作经验，表扬卫生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小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部队广大医务卫生人员和战士的喜爱。

《医务生活》从1941年创刊一直延续出版到1954年。几平每期都有宫乃泉撰写的1～2篇有关战伤治疗、医疗工作和卫生工作等方面的指导性文章，使《医务生活》成为新四军2师卫生部、新四军卫生部、华东军区卫生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卫生工作指导性刊物。在动荡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为了拯救无数伤病员的生命，他分秒必争，撰写军事医学著述和文章，付出多少艰苦劳动，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他曾说过：“我所撰写的文章，经军内刊物发表的就有百万字之多，这些文字，若能对部队卫生工作有所裨益，我就如愿以偿了。”战争环境所致，他早期发表的著述和文章大都已经无法找到。仅从1946年后出版的部分《医务生活》上就可辑录出《战时外科麻醉剂》、《破伤风的治疗和预防》、《济南战役治伤工作初步总结》、《红军战时的医务组织》等20余篇。

解放战争初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乃泉将胡田成调回军部，协助他进行《战伤疗法》一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战伤疗法》是他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伤疗法的经验，结合自己多年治疗战伤的大量心得体会，按头部、胸腹、四肢、血管等战伤分类发表的专论，是比较有系统，有较高医学水平的一本战伤治疗的军事医学专著。

《战伤疗法》一书的出版，影响很大。当时就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的广泛应用。在大型战伤救治记录片《白衣战士》中，曾有一个特写镜头将该书封面突出显映。此外，还有《血管战伤》、《腹部战伤》、《人体解剖学图谱》、《生理知识》、《革命工作与卫生修养》、 《英勇的救护员》 等等。乃泉同志的大量著述和文童，充分体现了他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战士服务的崇高境界。

抗日战争期间，宫乃泉还曾和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罗生特在一起，共同为消灭日本法西斯而战斗。1938年，美籍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做战地采访。她住在宫乃泉所在的南保村医院驻地。宫乃泉的英语讲得很好，他们俩人经常互相交谈，处得非常和谐融洽。他向史沫特莱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真心抗日的艰苦战斗情景，通过史沫特莱的战地报道，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了解和同情。1941年，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后，他和宫乃泉工作在一起，他是泌尿外科专家，部队中泌尿外科病人较少。乃泉就请罗生特医师帮助看其它科病人。罗生特总是欣然从命，并笑着说：“只要病人需要，我乐意服从您的分配。”有时他俩还一起同作手术，抢救危重伤病员，体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宫乃泉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是勇于实践开创新局面的一生，是坎坷不平而忠贞不渝的一生。正如他的夫人刘球志同志的悼念诗所写：

世事风云留正气，

白山黑水忆乃泉，

生死寻常无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