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人流手术丽人优质:陈中华认为铁道部对高铁事故，处理得当，顾全大局

陈中华认为铁道部对高铁事故，处理得当，顾全大局 陈中华认为铁道部对高铁事故，处理得当，顾全大局  

    首先我对在事故中遇难的人和家属表示同情，对在事故中遇难的家属悲痛之余痛恨中国高铁归罪于铁道部表示理解。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沉痛，谁都有亲人，亲人遇难，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已查明40人死亡，还有不少人受伤。这也是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民众和受害人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这是应该的。但是，一些人却疯狂地借这一事件传播各种谣言，企图置铁道部与死地，企图置中国高铁与死地。实在是别有用心

  

    也许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反华势力预谋的针对中国高铁工程的破坏攻击，高铁工程是中国极具国际竞争力，涉及国家战略走向的战略工程。这起事故不可能是铁道部故意造成的，

  

    另外;有迹象表明，日韩间谍在支持一部分民间组织在中国活动，招募人员发帖回帖，企图在有一些竞争行业诽谤中国企业，比如汽车业，高铁行业，电子产品行业，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企业或者产品，企图在舆论上打击对手，给对手制造障碍，那些明显造谣惑众的帖子就可能是这些人所为。

  

    还有越南，菲律宾，美国等国家企图利用此等时间来增加国家的内耗，早国内制造政府于国民的矛盾，甚至企图制造动乱，以便自己在一些国际争端中获利。

  

    以及高铁集团内部的DZ---哪里有人哪里就有DZ，集团内部有人企图增加舆论压力来促成内部的变革，促成铁路的转型或者是一直争论铁路市场化改革，当然也不排除内部的一些人事矛盾，企图达到一些个人目的。

  

    国安局某官员称，这次动车追尾事件是美日发起的电脑病毒袭击导致，他们掌握了一些基本情报，并说这是一次机密行动，由美国和日本联手发起。两国计算机专家制造出这种病毒后，今年5月份时曾在日本新干线电网控制系统做过模拟测试，以确保病毒能对高铁电网造成有效破坏。

  

    造谣谩骂; 这绝对不是促成国家强大的中坚力量，查明事故原因，吸取教训，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才是正确的。国家发展，行业发展中出现差错，事故，不足为奇，看看在航空事业的进步中，坠毁了多少飞机，死了多少人。高铁事故在发展中，德国，日本都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为什么国人就不能宽容一点呢。失败是成功的先导，失败是成功的基础。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最后取得胜利。

  

    从目前的新闻信息看，铁道部对这起高铁事故是，处理得当，顾全大局，第一时间向上国家领导人汇报，得到救人第一的指示后，为了方便救人不顾日后自身的清白埋掉事故车,为了给事故中遇难的人和家属解恨在24小时内就免掉局长， 为了人们出行方便不顾事故中遇难的家属的指责以最快的速度恢复通车。

  

    希望事故中遇难的家属要通情达理和顾全大局，不要得理不饶人。这起事故不可能是铁道部故意造成的，最多是失误。

  

    现在最要 紧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我认为首先，确保我们的铁路运营系统的完全国产化，尤其是控制系统，每一个芯片都必需是国产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激活植入伊拉克军方打印机芯片的蠕虫，成功破坏了他们的防空系统，为空袭提供方便。——看来外国的芯片是不能用的。中国人的生命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其次，要加强铁路系统的集中统一。现在有一种错误理论，认为铁路必需拆分，要私有化。这是非常错误的。从这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出，铁路运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必需密切配合，而不能相互分离。最近几年，铁路部门在某些错误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了一些分解和“市场化”改革，结果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需保证我们的铁路像军队那样集中统一，而不是被分解开。例如：英国的铁路私有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美国的铁路一直是私有化，因此其运营效率远不如中国铁路。

  

    千万不能抵制铁道部和中国高铁

  

    在发生事故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煽动大家抵制铁道部和中国高铁，真是无知。抵制铁路，我们坐什么出行，汽车每年的死亡人数是高铁的上千倍，就在这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一辆长途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起火，41个人死亡。难道大家应该放弃铁路坐汽车吗？

  

    请理性对待这次动车追尾事件。我们必需明白以下事实：中国铁路的事故次数不到公路的千分之一；中国铁路是世界上运输效率最高的铁路系统；中国铁路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铁路；中国铁路是人民最主要的长途出行选择。如果中国铁路跨了，或者被私有化了，中国人民该怎么办？

  

    由于动车相撞事故 闹得沸沸扬扬。主要问题

  

    1：人们认为施工人员在地上挖坑是为了掩盖真相！ 我想问问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2：很多人以这次事故说高铁死多少多少人！ 我想问问谁家的动车是高铁？

  

    3：很多网民说这次事故是由于雷击影响的! 我想问问 在国家还没正式出事故调查报告的时候怎么就一口咬定是雷击（专家也只能是假设）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影响国家正常工作的往往是自己国家的人。

  

    我很为我们国家无知的人担忧，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国家搞的不可安宁，什么都是要真相，其实有得时候真相已经很明确，但是就是有几个极端分子造谣，无知的人们跟着起哄。

  

    看来还得用几个凡是来解决：反叛的人杀造谣的人杀，无知的人杀不得得教育。

  

    真的是：穷乡僻壤出刁民，无知的人也就只能在网络这个虚幻的地方发发牢骚。

  

    事故调查报告没出来之前：谁企图用 造谣 来 制造混乱 的话，那么他就是人民的敌人，破坏社会和平的人

  

    “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现在的一些人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对有些人来讲，挑战可能还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负担。在我们现在看来挑战是一种长期的、影响深远的威胁，并且超出了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外。每一个明天都是希望。无论陷入怎样的逆境，都不应该绝望，因为前面还有许多个明天。乐观的人，在绝望中仍然满怀希望；悲观的人，在希望中还是绝望。

  

    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想获得成功，首先须学会失败。只要坚持不断地敲门，成功之门总会打开。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只要我们平常面对，总有一天会和成功握手，其实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不成功，而是在失败面前低头

  

    此次动车出轨，让人感到更可怕的是舆论导向的出轨：现场的新闻报道缺乏合理的组织，使得各种谣言、猜测满天飞。

  

    动车事故，救人、抢险是第一位的，但有关事故现场的报道，却出自各种管径，加上网上图片，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禁止一些媒体的记者进入事故现场采访，更加给人以利用的空间。

  

    事故现场，因为救人与抢险以及事故现场的施工，拒绝一些非救人、抢险人员的进入是正确的，很多媒体人员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专业的救援安全知识，国家首先要对媒体的从业人员，培训一部分有资质的事故现场专业报道人员，没有经过培训的媒体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不仅仅对其本人安全有危险，而且会给救援与抢险带来麻烦。

  

    建议政府对事故现场的相关报道制定一个管理办法。

  

    1、媒体人员应该经过专业的培训，这样的人员才有资格进入事故采访现场。

  

    2、媒体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事故现场往往不能进入太多无关人员，所以要经过一定的组织。

  

    这次我们看到，温州居然有人用动力伞在飞行中采访，以后就应该制定相关的管理法则。比如你动力伞采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等都应该有一个组织与管理办法，现在都是乱遭糟的。

  

    3、媒体的报道应该经过认真的核实。一方面报道没有组织，媒体人员为了完成任务，道听途说的都去发表。另一方面，现场的真实情况媒体人员没有能够深入去了解。

  

    前苏联的垮台，舆论的导向很有关系。中国应该吸取教训，一方面充分给予媒体自主、自由报道采访的权力。另一方面，媒体人员不能仅仅从各自企业的利益出发，而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客观、准确的报道事故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企图吸引眼球，只看发行量或者浏览量，应该给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才是中国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坚决支持和保卫高铁工程。。

  

    高铁工程本身，和铁道部官僚作为无关。高铁不是铁道官僚的私有品，是属于中国民众的工程。。

  

    不要让中国战略地位的高铁工程成为铁道部某些官僚作为的牺牲品。。。

  

    不能因铁道官僚，让民众成为外国倒华势力的工具。。。

  

    不能因铁道部官僚，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反华的破坏阴谋得逞。。。

  

    中国民众一定要分清两个层面的问题：

  

    铁道部在事故的处理存在官僚问题，在反破坏渗透、反恐怖袭击的保障措施上工作不到位，该究，该负管理责任的坚决究责，该下课的下课，该负刑事责任的坚决判刑。。

  

    但是，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反华势力预谋的针对中国高铁工程的破坏攻击，高铁工程是中国极具国际竞争力，涉及国家战略走向的战略工程。。不能因为铁道部有问题，而让整个中国的战略受到重创。外国反华势力害死这么多中国乘客，目的就是打击高铁工程。。。

  

    虽然国内有很多官僚腐败很多不公平的事，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权力指责腐败，有权力追究某些部门的责任。但是，我们更有义务分清事实的两个层面，更有义务保卫中国战略工程。

  

    人民民主要有秩序，言论自由要有限制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民主无序，言论无限，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人民民主必须是有秩序的，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群众有什么建议可以向国家主席提出，国家主席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

  

    当然;言论也不能太自由了，特别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事关重大,现在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建议中央应尽快整顿,现在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太多太杂,重复办各种报刊杂志.重复建广播电视台.致使互相争读者.听众观众.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员.而且为了经济利益搞有偿新闻和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以.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比如象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为了响应中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出资出专利药物还出医学专家在北京几个合作医院里给各种疑病患者看病治疗，实行治好病再收费，也不收任何押金,对治没好病的患者不收任何治疗费用，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来暗访，暗访是真实后却不报道，还要我出钱做广告。这算什么事呀？且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

  

    希望中国政府马上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整顿应照以下几条:1.尽快压缩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数量。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普法科教类节目为主,身体健康,戏曲,歌曲,音乐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里播放 [直播也好]，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其实,我是言论自由的受害者，深受其害，没有切身体会真不知其苦，目前号称治疗各种难治病及各种疑难病的医院多，医生也多，疗法也很多，鱼龙混杂，病人往往是充满希望去治却带着失望回来，总是花了好多钱病却没治好。近年，中国还发生多起病人因花了钱病没治好而杀医生的案件，我为了避免各种疑难病人上当受骗。为了响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为了让患者相信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的医疗技术，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我院出资及用已通过国家申请的专治各种疑难病有独特疗法和较好疗效的十多项专利，在北京合作的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病人凭身份证明及诊断证明，不交任何押金，就可以先免费治疗，因举措比较创新，好多人有疑问，感觉是不是天上掉的陷饼，有什么圈套似的，打电话咨询的好比审犯人一样，还有,因开展治好病再收费后.损害了一些医院及医生的利益.有些医院及医生经常打骚扰威胁电话.还有竞争对手在网上发布不符合我院实际情况的言论攻击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说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是骗子。我院是实行治愈后一年不复发了再收费. 不收任何押金的. 治疗前和治疗后都让病人去301医院和302医院及北京协和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等大医院检查确诊，对没有治愈的病人.我院是不收取患者任何治疗费的.治愈的患者可以在任何一级以上医院检查.也就是说病治好否由其他医院说了算,医患双方达还签订有协议.是法律保障的.这样做事还有人说我们是骗子。

  

    还有人瞎说我们是在拿病人搞试验,这怎么可能？每个病人都要用几千元冶治疗费的，国家又不给我们经费，想搞也搞不起的。我们用的都是目前已知成份和功效的中草药组合成方，并巳通过国家申请发明专利的药物给病人治疗。疗法都是十分确切的。若疗效不好或搞试验，治愈率肯定不会高的，我们是治好病一年后不复发了才收费，若治愈率不高，大部分病人都不交费，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一定的疗效是不会开展治好病一年后不复发了再收费的。按瞎说的人之逻辑，那各个医院都是在拿病人搞试验的了，我们的合作医院是经国家工商局和卫生局批准开办的正规医院，还是医保定点医院，我院的科研人员把执业医师证注册到合作医院,合理合法与其他医院一样给病人看病治疗.怎么能因我们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就说我们是骗子，是在拿病人搞试验。害得病人都不敢来享受治好病再交费了，我认为这样的言论自由不要也罢。

  

    另外;我建议中国应实行网络实名制,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但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大量是无用的，有些甚至是“垃圾”，误人子弟.我建议中国应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好处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更方便安全。你若发表的言论是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留下真实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实的，就应不怕报复地留下真实姓名.帮助有关部门破案解决,邪是压不了正的。怕什么？要有正义的心还要有正义的胆才行。我认为那些反对网络实名制的人，不是胆小怕事就是图谋不轨之人。网络实名制并不是堵塞言路，而是规范网络环境，也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它强调言论要负责任，实名制不仅在减少网络虚假信息传播、恶意留言，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等方面作用明显，在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最大意义，在于树立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而自律才是网络管理的核心。

  

    希望大家要以国家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幸福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与言论自由。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搞新闻和言论自由及开放建党派。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RQ而DZ”，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