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郡滨江中学的前身:再谈“大师难产之问”（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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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大师难产之问”（学术随笔）
彭国华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04日 07 版）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有钱老在关注，学术界的很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还离不开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大师难产之问”，学术界归纳总结了一系列的原因，如片面强调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导致学生创新能力匮乏；奉行量化为主的学术考核评价机制，导致学者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缺乏“十年磨一剑”的动力和精品意识；高校“官本位”色彩较浓厚，很多学者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以后就放松甚至放弃了学术研究；“学者商人化”现象突出，一些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热衷于通过兼职、讲学、开公司等来“创收”，无暇也无意“坐冷板凳”；等等。显然，这些归纳总结是符合实际、切中时弊的，对此无需赘述。这里想要探讨的，是此前涉及不多而又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两个问题。
其一，当前之所以难以产生学术大师，除上述诸多主观原因之外，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以西方哲学为例，在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罗尔斯、德里达等大师级学者相继谢世后，西方哲学界也在为后继乏人而慨叹和反思。从客观的角度看，这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可谓大师辈出、硕果累累。与此同时，其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这样一个论域不断变窄、不断细化的过程，甚至面临被“终结”和“解构”的命运。西方“大师难产之问”与西方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史发展的这一规律性现象不无联系。一门学科在初创时期，空白点多、开拓空间大，获得“拓荒性”成果、成为大师相对容易；随着学科的逐步发展，研究成果不断积淀、空白点不断减少，再想获得“拓荒性”研究成果、成为“开山鼻祖”式的大师，难度就不断加大。因此，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宜一味苛责“大师难产”，而应正视产生大师的难度，并结合学术研究的现实情况，对大师级学者进行合理定位，而不应拿今天的学者与古圣先贤进行简单类比。当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警惕另一种趋势，即成为大师的“门槛”太矮、标准太低，导致“大师”满天飞，完全扭曲了这个称号的应有意义。否则，同样不利于当代学术的健康发展。
其二，我们在慨叹大师“难产”、渴望大师尽快出现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下学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如果我们把大师级的学者看成高峰，那么，高水平的学者群体就好像作为高峰基座的高原。高峰的崛起能促进高原海拔的整体提升，而高原的海拔高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峰的海拔高度。同理，大师级学者的产生能引领和带动一批潜心治学、学有所成的优秀学者，从而促进学者群体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说，学者群体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大师级学者脱颖而出，并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成就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一方面需要重视“大师难产”这一现实困境，重点扶持和培养具备大师潜质的优秀学者；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大师产生的基础，着力提高学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和研究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是一项更为重要和紧迫的现实任务。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产生学术大师也就不再如此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