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盼盼单手解内衣:亲历者揭日开拓团真相 占中国土地后变地主

亲历者揭日开拓团真相 占中国土地后变地主(图)

左上图：亲历者刘安发。　中上图：进入“弥荣村”的日本妇女。1933年，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迁入黑龙江省的永丰镇，并将其命名为“弥荣村”，当地　中国农民约500人被驱赶。　右上图：亲历者陶青山老人的左手无名指当年在“部落”时因饥饿偷食而被碾子轧断了一节。　下图：武装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成员正在伪满洲国北部佳木斯开垦土地。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媒体曝光哈尔滨市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内，一座刻有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字的石碑被立于“日本人公墓”旁一事，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开拓团”是什么?是否如当地政府辩解的那样“不是日本军队，既是侵略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采访实录结集成《我的见证》一书，其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亦有回顾。在此，我们将这段采访重新录出，以当事人、亲历者的眼光，重现历史，揭露当年“开拓团”的真相。

移民侵略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是血腥的侵略军。为了真正占领并成为中国的主人，它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强暴、残忍、卑劣的手段。移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

1933年2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进入吉林省桦川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99 户、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流离失所，有的人被强行迁入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集团部落”，不少人冻饿而死。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当时日本拓务省曾指出：“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三千万人，二十年后将近五千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五百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则我对满洲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它们密布东北各地。这些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20町步，近乎20垧)，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而一些日本人对邻近的中国人肆意地强奸、殴打、偷抢，其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

见证人：陶青山　男，69岁，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此。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好地，把我们迁到从来没人住过的野山坡上，还圈起来，叫做“部落”

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八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

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

当时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那地方的水特别，浅红里带点锈色。当景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这儿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个。我们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就变得通红。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节，很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我们就两家人盖了一个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我们家抓阄儿领了一头牛，但那是什么牛啊，又瘦又老。

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

我们村又叫“挑灶沟”———很多人家那年冬天都死得绝户了

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黄水，传染得厉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

我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日本人、“满洲国”都没人管。日本人来了，不敢靠近，挎着大刀、骑着洋马，离大老远地看。

村里只有一个姓梁的，叫梁老二，会拔罐子，算是医生吧，整天穿着麻编衣给人看病，但他治不了病，再说哪有药呢?只要一看吐黄水，就知道完了。

闹瘟病时，我母亲不让我出去玩。那时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据说，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那可是金贵的礼物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到，两个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孩子死了咋不埋?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还活着，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2斤小米放在灶头，把炕点着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旧撂在冰冷的灶头……

那时都是这样，得了病就躺着等死。现在想想，那是什么世道啊?

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

那次闹瘟疫，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有10户“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

因为偷吃黄豆，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今天，我们家的牲口，也比我那会儿生活得好十倍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

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

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

那时，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的人家连像我们家这么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

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

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

那一次，我差点没死了。手指头后来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了下来。

我们部落的人饿得像狼一样，偷东西都出名了，人家都不敢拦

地要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高，所以收成很薄，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米，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没办法，只好出去偷。

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邻近———一般是去爱邻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就带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来。

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都饿得像狼一样，看着都害怕，谁还敢拦!

直到光复后，有了区政府，开始斗恶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衣服，是更生布做的，也有了糊涂(玉米粥)喝。

我是在建国后20岁结的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岁了，现在还在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

部落的那些旧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坏事，应该记下来———他们造了多大的孽啊!

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

见证人：刘安发　男，81岁，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

方正县是我们寻找开拓团见证者的最后一站。我们到方正后，与县史志办、县政协文史委的人联络，对方说，这样的健在者，早就没有了。

我们抱着一丝侥幸，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我们的苦心有了好报，中午12时30分，好消息传来，找到了一位，而且刚刚打完针，精神尚好。顾不上吃饭，我们一溜烟跑了去。

本来是我们的地，日本人来了就占了。我们反而要给他们为户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块钱，实际上，能闹10块8块钱就不错了。

康德8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

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

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在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

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撒籽，然后耙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

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　粮食　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