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宅风水砂水看法: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97——明朝大顺政权及君主李自成

李自成

李自成（1606~1645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人称闯王、李闯。明末农民军领袖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任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卒，负责照看马匹。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李自成鎏金冠

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著，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姦，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于是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掛的义军。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0年王佐掛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明。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李自成玉玺

崇禎七年（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是年六月，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此时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李自成行宫

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裡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召开滎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因争夺俘虏，李自成与张献忠失和，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

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崇桢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著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崇桢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昇的激烈反对。崇禎和战不定，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李自成大难不死。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反叛，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余民，郑廉在载李自成大賑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賑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旬，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賑饥民”。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年决黄河堤冲毁开封，城中平民遇难者甚眾。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3月，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5月张献忠克武昌，称“大西”王。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党项人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大西皇帝。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军五十万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歿，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縊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省忻州市），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餘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寧武关（今山西宁武境）。

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蝟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餘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寧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寧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城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崇楨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抱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禎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眾，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双方谈判破裂。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縉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率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禎前往景山自縊，李自成下令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竇美仪为妃。大顺军进城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舖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餉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製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帧、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餘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

据说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迴圈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国内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白银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真实的血流成河，堆尸如山的山海关大战！   

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的重要战役。

明末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644年5月27日，明将吴三桂联合关外清兵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决定各自历史命运的大战，结果奠定了清朝260余年的江山。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福临年幼，辅政的多尔衮洞悉明朝连年与农民军交战，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认为入主中原时机已到。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以清帝名义致书大顺军，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十余万人,离盛京(今沈阳)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今北京)，明朝已亡，遂采纳明降将洪承畴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今属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一带南下，直趋北京。

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立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与明廷分庭抗礼。1618年，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第二年，明廷集全国47万之兵，兵分四路，企图一举消灭后金，结果被歼45000余人，沈阳、辽阳先后失陷。皇太极继位后，改“金”为“清”，建立清朝。此后，清军攻陷大凌河，招服明朝的盟友朝鲜与察哈尔蒙古，之后围攻锦州，打败前来解围的13万明军，使明廷苦心经营十多年的锦（州）宁（远）防线全部崩溃。至此，在清军南下亡明的道路上只剩下山海关及其前哨孤城宁远了。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位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路咽喉之地。即使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山海关之险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海关之险令清军无法逞其入关之志，只得绕道蒙古，越过长城，采取不断蚕食的策略。皇太极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1643年，皇太极死于沈阳，其幼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

值此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关外清军的动向并没有令明廷特别关注，明正大举起兵围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爆发于1627年的陕北农民起义，经17年的起伏转战，终于在1644年从居庸关向中原长驱直入，一举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知大势已去，泣退群臣，逼死周后，砍死袁妃和女儿坤仪公主，然后自己吊死在煤山（今景山），267年的明朝灭亡了。

在关内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刻，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认为，明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明军而是农民军。他建议清军抓紧时机，火速进关，直取明都。摄政王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率14万大军进关争夺天下。清军过辽河时，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于上月攻占北京，明朝已亡。此时，多尔衮进退不决，征求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 ，洪承畴坚决主张攻打北京，表示清军与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多尔衮听后深受鼓舞，决定取道蒙古入关，准备攻打北京。

在清军与农民军之战难免之际，发生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主动向清朝“借兵”一事，导致清军联合吴三桂与农民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大战。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意识到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之向背对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解决山海关问题，只有两种方案，一是武力夺取，彻底消灭吴部；二是招抚，避免流血战斗。以农民军入京后将领无心再战、士兵沉溺享受来看，招抚为上策。于是李自成派人马劝降吴三桂，携犒银四万两、黄金千两，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时，总管京师兵马的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降。吴三桂无奈，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但当吴三桂准备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行至永平府（府治今河北省卢龙县）西沙河驿时，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对于吴三桂降李又中途返回，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顺农民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心中明白凭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农民军抗衡，为逃避降清负君之罪，并借他人之力达到复仇目的，吴三桂修书予多尔衮，意向清军“借兵”。多尔衮得书后虽惊喜交集，却不露声色，许诺援兵，同时提出条件：吴三桂率兵投降清朝。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重返山海关，亲率20万大军东来。当农民军迫近山海关时，吴三桂再次催促清军火速来援。多尔衮接信后，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农民军占领山海关，下令清军日夜兼程前进。当清军终于到达距关城10里的地方时，吴三桂已与农民军在激战中。至5月初，据守山海关北翼的吴军向农民军投降，吴三桂的军队已呈崩溃之势，而此时清军却一直止步不前。吴三桂多次派人前去敦请进兵，但多尔衮就是按兵不动，他要迫使吴三桂亲自出马，将“借兵助剿”改为“投降清朝”。吴三桂只有点齐将官精骑，出关突围，一口气驰至。1644年5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吴三桂率将返回山海关，按约定率5万余人出战，同时下令开城迎兵。山海关的东大门洞开，清军汹涌而入。而李自成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
时至中午，山海关战场在大风中飞沙走石，当吴军与农民军酣战之时，进入关城的多尔衮下令突击，清军如弦上之箭锐不可当。李自成立马于高岗之上，见一白旗军冲破农民军阵势，正惊异之际，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为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李自成一言不发，策马下岗西走，农民军也在一片“满兵来矣”的惊呼声中被冲过来的清军压向海边，以致“死尸相枕”。

山海关之战农民军损失士兵数万人。李自成遂下令将吴襄处斩。

山海关之战改变了清朝、农民军、吴三桂的各自命运。清军结束了农民军短暂的胜利，开辟了清朝的历史新纪元。在山海关之战结束后的第十天，多尔衮率清军入京。而吴三桂的命运便由此交给了大清朝。
从而，由攻明转为与李自成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吴三桂率兵4万原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在大顺军直逼京畿时，吴三桂奉命率兵进关入卫京师,行抵丰润(今属河北),闻京师已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明降将唐通领兵8000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行至永平(今卢龙)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崇祯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李自成闻讯，即召文武大臣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于四月十三偕权将军刘宗敏等率兵约10万(一说6万)向山海关进发。为争取吴三桂，携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清军在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遇吴三桂使者，遂改道从连山(在今葫芦岛市境)、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李自成对清军情况不明,行动迟缓，廿一日才抵达山海关下,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当晚，清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 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1万、乡勇约3万人。李自成抵关当日，向吴三桂发出逼降通牒,遭拒绝后,一面令唐通、白广恩部近2万人从一片石(今辽宁绥中九门口)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一面以主力6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迫守军一部投降。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廿一日夜，唐通部在一片石被清军击败，余众退入关内。经一日激战，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

廿二日晨，吴三桂见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城东二里的威远堡向多尔衮剃发称臣,归降清军,请其入关进击大顺军。多尔衮见吴三桂归顺非诈，遂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8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乃改取野战，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多尔衮以吴三桂部为右翼迎战，重兵则鳞次列阵于渤海滨大顺军阵尾薄弱处，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大顺军不明清军意图，仍按原计划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时狂风扬沙，咫尺不见，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大风渐止，疲惫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刘宗敏中箭伤。战至午后,李自成见无法挽回颓势,急令余部且战且向永平方向撤退。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率余部于廿六日退回北京，旋又弃京西撤。此战，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李自成究竟率领多少军队前去山海关和吴三桂展开较量呢？考诸史料我们暂时看到这样几种版本：

1.中说李自成是率领大军二十万东行。
2.《明史》采用实录的说法，也取二十万的说法。
3.顺治朝《东华录》不采用以上说法，只说自成统兵十余万。
4.《明史纪事本末》和只说自成率兵几万，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卷78说自成率兵万东行。
5. （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中介绍自成率兵六万东行。
6.《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率领大军四十万。
7.中说李自成率兵六万，号称二十万。
8.也说自成统军六万东行。

以上是古人的考证，今人中明末史学者顾诚根据山海关人佘一元的山海关人和清康熙八年的《山海关志》考证李自成率军将近十万，如果加上民工在内则有十几万之众。

我们从自成在西安建都以后领军进攻北京的军队总数以及留守山西一带驻防的总体情况看，自成带往山海关的军队应该在六万到十万之间，不会超过十万军队。更不会有什么四十万之众，这不过是当时满清出于*上的需要夸大其词罢了，等到清末的时候，连官方自己也修改了口气。

下面再看满清方面的军事部署，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满清官修史料很少正面交待出兵人数，而军事编制上连《清史稿》上也承认经常具有时代的痕迹，也就说编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军事背景加以损益。所以，想要确切的知道清军在入关的具体兵丁其实是办不到的，也只能笼统的接近事实而已。

1.满清最具有-权威的皇帝的亲笔之作《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世宗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这里说清军进入山海关战场之时是十万之多。

2.朝鲜方面的当时记载只说：“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七）具体兵丁也没有说。

 而后代学者多数根据朝鲜方面的这个记载来判断清军的总人数应该在十万上下，因为按照满汉蒙八旗在籍的军人总数十二万六千余人的基础上断定如果是三分之二的话，那就是八万以上，明末史专家孙文良考证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时带有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以后有些人质疑这组数字，然而始终没有具体的列举出来努尔哈赤究竟率领多少人马进攻宁远，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东西驳倒孙文良所引证的史料。如果从孙文良的这个数字判断的话，当时清军整体军队应该在十五万以上，那么按照三分之二的说法应该在十万以上。

我们透过和《清史稿》等正面介绍清军入关历史的资料看，清军这一次入关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的，而且，清军尽管对农民军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考察，但是，对于农民军的战斗力还是从来没有亲身尝试过，所以，决不可能掉以轻心，也因此调动倾国之兵来争是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是在山海关之战、怀庆之战以后，多尔衮仍旧改变阿济格单独追击李自成的决定，除了阿济格所部八万人以外，增调多铎本来南下的劲旅合并一起追击李自成，足以说明清军对镇压农民军的严肃态度。潼关之战打响以后，清军正面进攻始终在人数上不处于弱势，其时顺清双方已经交过手，清军仍旧给予高度的重视。即便是阿济格统军西上时，仍有八万之众，抽调山西一带精兵悍将。（根据根据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另外《清代》中也有介绍）而且动用了先进的火器红衣大炮，可见，在山海关之战开启之初，多尔衮是不可能也不敢轻视农民军的，这点从他使用吴三桂打前阵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吴三桂方面的明边军力量历来争议比较少，一致的看法是在四万到五万之间，其他人丁八万左右。辽东军阀历来有贪报、隐瞒的恶习，所以，吴三桂一部的军马并没有原来他自己吹嘘的那么之多，但是，吴三桂一部因为在历次战争中善于保存实力，所以，比较明军其他部队战斗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自成统军东行其实是冒着绝大的风险的，然而这一点自成内部的高级将领们甚至包括自成自己都浑然不觉，刘宗敏公开说：“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卷一）他们没有把清军的人马计算在内，更没有想到精锐的满蒙八旗主力会和吴三桂联合起来，自成的军队在单独吴三桂上虽说略有多余，却是余者有限，而对付清军不仅战略上未予充分重视，就是人数上也不占任何优势。

山海关之战-各方兵力概况   

首先是清军的兵力，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

而清军此次进兵，是“满洲、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即满蒙八旗各出动2/3，汉军八旗和尚可喜、孔有德等三顺王及续顺公所部全部出动，据记载，此时满蒙汉八旗的牛录数分别如下、满洲八旗共有309个牛又18个半分牛录，蒙古八旗为11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 汉军八旗为15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虽说此时满蒙八旗间有不满员、1牛录仅存120-150人的现象、但据《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蒙古八旗在顺治五年则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而入关数年间、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战死必多、兼以《清史稿》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加上此次入关、清朝“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可知此次出征的满蒙八旗的每牛录兵数当近满员，应为6万人左右、而据学者考证，三顺王和续顺公的兵力并不包括在汉军八旗里面，则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两部合计约10万人、而这并非清入关大军的全部，尚有两部分未统计入内、一为包衣家仆、其虽不能算为正规兵士、但也多凶悍善战之辈、三藩之乱时、察哈尔布尔尼起兵叛乱、北京空虚，以八旗家奴及包衣成军平定之、且据载：诸王贝勒每当出征，总是私带家中的仆人或其他“闲散无甲之人”冒充兵士。二为外藩兵马、内分外藩蒙古军及朝鲜军、朝鲜军600人、史有明载、在天聪三年三月，皇太极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申定军令：“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从征”。大凌河之役：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五度入关、亦有蒙古军从行、外藩蒙古军虽不知其数、据。《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可见外藩蒙古军不少、以各种情况判断、清军此次出兵总数为：上限15-16万人、下限12-13万人、冯梦龙云九王（多尔衮）兵约14万、当是。那么、投入山海关之战的又有多少呢？有人说、此役仅两白旗二三万人参战、有人还活灵活现的说：多尔衮在得到吴三桂输诚后、即率两白旗日行二百里、赶赴山海关参战。根本在胡说八道、首先、我们从史证上来看、据《清史稿》：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初隶镶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遣其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於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席特库嗣。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可见正黄、镶蓝二旗己至、且有两道外藩蒙古察哈尔旗官员的世职敕书、原文如下：色冷伊尔登、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略去处为参加松山之战、入关伐明、击追腾机思）、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率本旗兵步战破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巴达礼、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同上）、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与色冷伊尔登一同败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出自《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另另据顺治元年五月、清世祖宣谕山海关之捷提到“固伦公主兵”（即察哈尔旗）与蒙古科尔沁、土默特两部兵一同参与此役。出自《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冶元年五月初一日、第13页。可见外藩蒙古军亦至。而且从清军的统帅体制与多尔衮的心态上来看、仅带两白旗、也是不可能的。在皇太极时期就己经改变了“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的体制、由于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怡误战机者多、天聪元年、清军征伐朝鲜、阿敏欲直入汉城、岳托反对、七旗皆不愿、阿敏以镶蓝一旗阻之、争论良久。八旗分统、有如泾渭、天聪三年、祖大寿围滦州、阿敏坐镇永平、以滦州无镶蓝旗士卒、竟不相救、有鉴于此、贝勒萨哈廉请于大军征伐时、选立贤能之人为帅、从之、事见《清通鉴》卷二、天聪五年七月十八日条。在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清军围攻大凌河城时，莽古尔泰犯下御前露刃之罪的起因、即是以“昨天战斗，我旗将士被杀的很多。巴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的，也有随达尔汉额驸营的，是否应送还我旗？”为由向皇太极请求。而且就当时而言、顺治即位时、亲王、郡王者六、代善、济尔哈朗、豪格、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后顺治元年四月己未，晋封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这七人中、代善年事己高、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豪格因被告悖妄、己被废为庶人，阿达礼被杀、阿巴泰、《清史稿》中并无其山海关之役出征记载、仅有入关后平满家洞之记载、椐载、与白旗三王一同出征的满族亲贵为和、、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如白旗三王甩下主力、仅率两白旗出征、余众谁能统帅？再从多尔衮当时的心态来看，当他得知吴三桂求援时、与阿济格、多铎密议说：“莫非吴三桂知道我南来，故意设此圈套来引诱我吗？我兵曾三次围过北京，都不能马上攻克，李自成却一举破之。

看来，此人的智勇必大过一般人。现在他统大军亲至，志不在小。他是否欲乘此次战胜的精锐，有窥我辽东之意？不如分兵固守，以观察动静。”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色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令将士夜间披甲戒严，并半夜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踏至”，多尔衮与诸王进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   
观察动静、至第二天出战时、又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可见其谨慎、而且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李自成军数十万之多、如洪承畴以为“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则是李自成军“骑兵十余万、步卒倍之”，如此、多尔衮又如何会仅带两白旗来参战呢？但清军全军十几万人、不可能全部于一日半急行军200里到达山海关附近，至少辎重和红衣炮队不会到、再加上掉队等因素、清军真正到达的估计约七八万之众。据《清世祖实录》，卷4，19页。当为：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 
投入实战的清军是多少呢？在清军冲击李自成军阵时、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卷1，《国榷》，卷101，6076页，以李之万乘之尊、岂容无名之僧近前、况且当时唐通己经与清军交过手了、在战后也未受惩罚、可见其将清军己到的消息告知李自成了、且不算唐通、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再从当时李军的动态来看、集中全军、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可见其己有与清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顾诚先生认为：“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我的看法是、李自成虽然己知清军己至、但不知清军来的有如此之多、因为出动十几万大军、是需要周密的准备的。他不知清军于四月九日大举出阵、而是根据吴三桂据关的时间推算、清军纵至、亦不多、因此、个人看法：僧人告知的不是所谓的““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而应当是清军己大至的消息。同时、在战前、多尔衮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但在实战中、吴军“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被李自成军重重包围、再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察哈尔蒙古军步战破敌的情况、个人认为：有部分清军在白旗两万骑兵冲阵前己与李自成军交手、但作战不利、后多尔衮乘李军久战疲劳、于中午投入了以白旗为主的两万骑兵、才取得胜利。  

吴三桂军的兵力情况

吴三桂军的兵力情况、则说法较为一致，据《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大体上、吴军5万人、另又征召当地乡勇3万余人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而但非清政府官方的说法却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各书记载是：《燕都日记》说数万..《定思小记》说十余万，《遇变纪略》记1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10万，号30万”；《北还纪变》说13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 《孤臣纪哭》说6万《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明鉴易知录》、《四合王传·吴三桂传》都是这个看法、《流寇志》认为顺军是5万，声言10万；，《怀陵流寇始终录》是这个看法，综合各书所记，北京发兵之数当为5-6万，如再加上己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所部，约7-8万人、已近10万之数、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可见，加上民夫等、约十万人左右。因此、《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  

关于这点、还可从李自成军的总兵数及北征兵数来判断、清官方所修的《明史》记载李自成军“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但在山海关一役失利后，却是百万大军短短的一二年内节节溃败。完全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我从李自成自入豫崛起开始推算、据载、是年、自成复招集亡命百余人、潜渡入豫，计取洛阳，群盗复聚、又据《绥寇纪略》、自成以五十骑突围走、自向伊洛、崇祯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杨嗣昌以书谕左良玉、其中有谓：前报闯将闯上龛者、独闯一支、将军留兵二千，足办此贼、六月二十七日、李自成部又在胡其里遭左军降将刘世杰、马进忠追击，“获其伪印，大败而走”，可见其兵不多、至多千人。因此、《孤儿吁天录》言：其势尚微，军中不以为意。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先克宜阳、继克永宁、杀万安王、再克新安、“饥民从自成者数万”。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接着攻打开封，根据《守汴日志》，当时李自成的全部力量是“精兵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既而，罗汝才率领部队和李自成军联合，个人估计、此时联军虽号称数十万、实际能战之众不过四、五万。后又连败傅宗龙、汪乔年、收秦兵数万、至三攻开封时、据《豫变纪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时“步贼十万、马贼三万…胁从之众近百万”。后来革、左五营也加入了李自成的联军，大大增加了起义军的实力。但李自成杀罗汝才及贺一龙、罗部多散去、罗之亲将杨绳祖以兵数千投郧阳、外甥王龙率三千精骑入关投孙传庭、部将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老回回马守应亦离去。是时、李自成军能战者估计约二十万左右、号称百万而己、及破孙传庭，入潼关、再入北京、加上收降明军等原因、兵力五六十万、但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收降的明军、李自成对于这些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往往是任用其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但这些人多擅长于见风转舵，风向一转，则叛变而去。二、乡兵、李自成除在某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自己的嫡系部队、其余地方则或由投降的明地方官兵及地方团练守卫、或新招募、这些部队或不可靠、或战力不强、形同虚设。三则是李自成的嫡系部队，但兵力不超过三十万。而且兵力捉襟见肘、如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留守湖北的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派绵侯袁宗第带领右营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甲申年、李自成率军北上时、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由李自成亲率、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由刘芳亮指挥。由李自成亲率的一路、据载：由刘宗敏率两万精兵为先锋、由此可见，山西一路、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十万、河南一路为偏师，亦不过数万、加上一路上也要分遣部队占领要地。到北京时、不会有多少了、其中尚有部分降军，有人认为：刘芳亮的部队在保定，但据 所载，刘芳亮军除部分留守保定外、己大部开至北京，另据顾诚先生考证：留守北京者为刘芳亮与李侔，率老弱万人留守。可见当时李自成军力之薄弱。    

二十六日（5月31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二十九日（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24]。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多尔袞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击李自成军，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败。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尔袞军入主北京城。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於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於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抱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採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邓州，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

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五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於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武装杀死，尸首不知何处，自成牺牲后，大顺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大顺军餘部称李自成為先帝，其妻高氏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就已被专家们所确认。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有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经过有以下几种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

  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李自成亲族提出的观点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

另说李自成兵败后脱逃，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削髮為僧，名奉天玉和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於该寺。又说李自成隐居到甘肃兰州青城。

虽然目前李自成死地之谜众说纷纭，但在湖北通城周边先后发现上千件李自成以及大顺的相关文物，其中更有数十件直书李自成死于湖北省通城县九宫山，相信不久的将来，历史会还李自成死地之谜一个真正的清白。

甲申年中国历史的巨变，李自成的大起大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记忆。实际上他的真正失败是在永昌二年。这年夏天后，从陕西败退至湖广的李自成，再没有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出现。有人以为他兵败后就死了，也有人说他从此潜隐了。但即使人真未死，他的政治生命也于此时终结了。

透过数百年历史烟云，回望李自成成功、失败的经历，特别是他的品德、作风和“爱民”精神，是有意义的。逼上梁山，揭竿起义兵。

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606年9月22日），李自成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双泉里李继迁寨。他的祖上本居米脂城北七十里属于泰安里的李家站村，因无定河之西土地广，草地宽，生活困难的李自成之父李守忠、祖父李海迁居距县城二百里的李继迁寨，后又移居同属双泉里的常峁焉村。在河西，作为养马户的李家遭遇破产，李自成给姬氏、艾氏揽过工，牧过羊。二十一岁，在米脂城内的银川驿应募当驿卒。生长在封建腐朽统治下的穷荒边地，他青少年时期饱尝了人生艰辛，世态炎凉。

明末驿递积弊甚深，驿站经费本来就少，地方官克扣，过往官员也勒索，驿马倒毙道旁，驿夫枵腹应差的现象十分严重。李自成为生活所迫，只好借贷度日。尽管驿卒的差使非常苦累，毕竟聊可谋生。在陕北农民军风起云涌之时，李自成并未较早起义。可是明政府的裁驿使他失了业。

在此前后，他因死了三匹驿马，官府索赔追逼甚严。富绅艾同知趁危逼债，还送官责治，唆使县令晏子宾将他枷于街头烈日中笞打示众，不给饮食。众驿卒不胜其忿，毁枷拥他出城。李自成驿卒失业，无所得食，除了“造反”，走投无路，遂于崇祯三年在米脂西部西川一带揭竿起义。

李自成少年开始习武，当驿卒后仍习骑射，见识日增，起义之后作战骁勇，多智而有胆略，很快在众义军首领中脱颖而出。几经大浪淘沙，他领导的农民军，成为为数不多的一支劲旅。

他当初是被明官绅“逼勒为寇”的，后将崇祯逼上煤山自缢之人，正是被明政府裁掉的驿卒李自成。崇祯裁驿节省的财政开支用于“剿寇”，却不料失业的驿卒又参加了起义大军，其中的李自成最终成了他的掘墓人。他自酿自食的苦酒，真是耐人寻味。

明末农民军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势力不强，不断受到官军的追杀，至崇祯十一年陷入低谷，首领们有的徘徊观望，有的投降官军。李自成这年于潼关南原惨败，妻女俱失，仅十八骑突出重围。在此情况下，性格倔强的李自成绝不言降，潜伏深山，养精蓄锐，矢志东山再起。崇祯十三年冬，他看准时机，星驰入豫，饥民群附，很快发展到百万之众。他初为闯将，破洛阳后，正式继称已故农民军首领高迎祥的闯王称号，确定了“据河洛，取天下”的目标。

尽管军需给养数量巨大，为不增加百姓负担，改善饥民生活，李自成提出和推行了“均田免粮”、“蠲免钱粮”、“三年免征”等政策，还拿出钱粮赈饥济贫。大顺政权财政、军需的主要来源和打击的对象，是明宗室贵族、贪官污吏及豪绅地主。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为贫民百姓着想，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

史籍有李自成“敬天爱民”、“除暴恤民”、“问民疾苦”等许多记载。他进京不久，就将紫禁城乾清宫原有匾额“敬天法祖”四字改为“敬天爱民”。在如见原明代检讨梁兆阳时，他说：“朕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他还两次召见京师耆老，问民疾苦，了解士兵对百姓有无扰害。李自成农民军军纪规定，“各营有擅杀民者，全队皆斩。”“敢有掠民财者，凌迟处死。”“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如此等等，可见李自成政策.军令所出，无不为农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正因为如此，李自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民众的拥护、支持和颂扬。远近饥民荷旗结队往应者有之，满城结彩焚香迎接者有之。各地百姓更有“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等许多歌谣，表达自己的愿望与喜悦之情。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李自成议事讲民主，军中有事，召集主要将领和谋士共同商议，他听取和采纳合理意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每有谋画，集众讦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可测也”。沈国元也说，李自成“凡事皆共谋之”。

与农民军首领罗汝才和张献忠妻妾成群相比，李自成妻妾很少，即使在称帝之后，他的后妃也只有高氏、陈氏、窦氏等数人。这与封建帝王妃嫔三宫六院不可同日而语。

李自成进入北京，虽然身居皇宫，生活仍然十分俭朴。“早起喝少许米汤，惮用他物。”不用宫中华贵的龙凤器物。“衣帽不异人”，仍是毡帽箭衣。出行骑马，只张小黄盖，没有铺张排场的仪仗。

李自成出身寒门，起义前生活艰辛，深知衣食来之不易，奢侈危害良多。尽管义军破城，经常是美女如云，财物堆积如山，但作为义军首领，甚至称王称帝后，他仍能自奉甚俭，不好酒色财物，充分显示了他劳动人民的英雄本色。
败之过速，功绩垂青史。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对官绅、富商追赃助饷，当他发现刑拷面过宽，波及到无辜时，立即纠正，并对负责追赃的将领说：“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有做一个好皇帝的理想，但他从往外流亡至垂败仅历一年，战争尚未结束，人民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美好的愿望竟成遗憾。

李自成目睹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造成广大农民生活极度困苦的悲惨境况，“不忍坐视”，在占领区内推行“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政策，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推行“招商赈饥”.“平买平卖”等工商业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这说明若无清军的入关，起自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疾苦的李自成，必能迅速结束战争，统一全国，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学者指出，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代替大顺朝的清王朝，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王朝，推迟了明末凋敝的社会生产的恢复，导致了我国社会在较长时期里，陷入发展缓慢的境地。

清政权入关后推行民族征服政策，尤其是清军对江南扬州等城士民的屠杀是那么残酷。满族无法比拟汉文化的悠久丰厚、博大精深，清代，动辄大兴文字狱，是那么小气。清中后期，在西方国家大兴工业革命时，清王朝仍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当人们回顾这段不很遥远的历史，很自然地思及李自成，更有人感言：“十八子当主神器”。

尽管李自成成之艰难，败之过速，但他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944年给李鼎铭的信中说：“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使深受欺压的贫苦百姓扬眉吐气，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为清前朝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扫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他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明朝官方和其代表的地主阶级把李自成当作十恶不赦的贼寇。而黎民百姓是从不认为李自成是贼寇的。史料记载：“贼（指李自成）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指官军）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曾为明官的有识之士对他也有高度评价。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梁兆阳就盛赞他说：“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恒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将以迎王师，其神武不杀，直可比隆唐若汤武不足道也。”

李自成推翻明朝，却抗清失败，实际上为清入关扮演了清道者的悲剧角色。满清以为明复仇为名，行入主中原之实，窃取了李自成农民军的胜利果实，却以正统自居，仍将他骂为贼寇。清政府修的《明史》就把李自成列入“流贼”传。这正应了“成者王侯败者贼”这句古话。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清亡之后，明、清官府戴给李自成的贼寇帽子终被扔掉。现当代论者，无不认为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墓李自成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下牛迹岭。李自成（1606一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本名鸿基，陕西省米脂人。据记载，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初夏，他由武昌挥师东下南京，因形势逆转，征途受阻，即取道九宫山转战江西，不意在山下李家铺突遭清军袭击，仓促突围，单骑误入葫芦槽，被小源口寨勇头目程九伯杀害，遂葬于此。建国后曾多次维修，并增建了拱桥、层台、花坛、墓碑、陈列馆、休息厅等附属建筑。墓碑上书“李自成之墓”系郭沫若所题，墓后高处耸立着下马亭，附近还有落印荡、激战坡等遗址。 南虹桥在通城县城东南16公里鲤港河上。因形若长虹坐落塘湖之南而名。清咸丰七年（1857年）建，为邑中著名石桥之一。青石叠砌，五拱并置，长40米，高5米，宽5米，设计大方，结构坚实，卓跞宏伟。经历百余年风雨，迄今依然如故。碧波荡漾，夹岸树木，烟霞掩映，异景别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