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波暗沙:论萧观音诗词创作

　　作者：莫锦莲
　　
　　摘要：辽代作为一个在政治上能与北宋王朝相抗衡的强大帝国，在文化方面也创造了独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辽代文化。这其间出现被誉为契丹文人中的楚翘的女性作家，辽道宗耶律弘基的皇后——萧观音。她流传的作品不多，只有《伏虎林应制》、《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回心院》词等15首作品。但她的作品虽少，却也有她自己的创作特色。而造成她的“十香词”冤案根本原因则在于辽汉两种文化习俗的冲突。
　　
　　关键词：萧观音，诗词特色，冤案，文化冲突
　　
　　从唐代以来，契丹族与中原王朝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长期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唐灭亡以后，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存，疆域更加辽阔，契丹与汉人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在此基础上，契丹人吸收、借鉴汉文化，创造了独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辽代文化。辽代文化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贵族妇女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诗人。这当中又以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懿德皇后萧观音最为有名。
　　
　　懿德皇后萧观音（1040——1075）,是圣宗钦哀皇后弟枢密使萧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从小便是一个能诗，善谈，通音律的才女。兴宗重熙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兴宗闻其贤淑，纳为长子耶律洪基的妻子。二十四年（公元1055年），兴宗崩，耶律洪基即位，改元清宁，萧观音被立为皇后。萧后十分仰慕唐代徐贤妃的德行,时常向道宗进谏得失。在当时“国俗君臣尚猎,故有四时捺钵。……上所乘马号飞电,瞬息万里,常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后患之”，便上《谏猎疏》一文进行劝谏,但道宗“虽嘉纳,心颇厌远。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萧后为了使道宗回心转意;作了十首《回心院》词,“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太康元年（公元1075年），萧观音被耶律乙辛等诬陷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不明真相，“敕后自尽”。一代才女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在辽代文学中，萧观音无疑是佼佼者，她的诗文历来受到不少名家的赞赏，而她的冤死又引起后人的扼腕。本文将对萧观音这位辽代奇女子的诗词创作进行分析。
　　
　　一
　　辽朝作为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它一直未能受到后人的重视，有关这个朝代的历史记载很少。金朝在灭了辽以后也没有为其修史，一直到元代才官方修了《辽史》，但众所周知，《辽史》是历代史书中最简略最粗糙的一部。有关辽代文学的资料记载也很少，而有关萧观音的生平事迹、诗文创作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有关她的事迹在《辽史·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和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中有部分简略的记载，而有关萧观音最早最全的记载要数辽代人王鼎的《焚椒录》了。
　　
　　但是有人却认为王鼎的《焚椒录》是一部伪作。不过，王鼎的《焚椒录》还是值得我们相信的。首先，王鼎是道宗朝文人，在《辽史·列传》中有其人其事的记载。《辽史·王鼎传》云：“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隆寿初，升观书殿学士。”其次，根据王鼎在《焚椒录》所作的序中所说，其妻的乳母，有一女名为蒙哥，她又是耶律乙辛的宠婢，因此知道乙辛陷害萧观音的详情。由此可见，王鼎为人正直不阿，而且又是萧观音冤情的知情人，所以他为揭露虚妄构陷，澄清事实真相而写的《焚椒录》是可信的。而《焚椒录》笔记体小说的文学性质又比较详实地记录了萧观音的生平及她的文学创作。
　　
　　萧观音的作品，《全辽文》所收，有疏奏一篇即《谏猎疏》,应制诗两首具体为七绝《伏虎林应制》和五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回心院》词十首,《怀古》诗一首以及《绝命词》诗一首。共有15首作品。这些均录自《焚椒录》。
　　在萧观音的所有作品中，《回心院》词流传最广，在徐釚的《词苑丛谈》、徐诚庵的《词律拾遗》、叶申芗的《本事词》、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钟惺的《名媛诗归》、陆昶的《历朝名媛诗词》中均有收入、评析。
　　
　　另外，造成萧观音冤案，致使她被诬致害的《十香词》，不能算作是萧观音的作品，至于是谁的伪作，李正民在《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一文中怀疑是宰相张孝杰所作。这种观点还是可信的。因为耶律乙辛要陷害的人是当朝皇后，这是至关重大，他只可能与少数死党相谋划，而根据《焚椒录》所记载参与此事的主要人物为单登、清子、朱顶鹤、张孝杰四人，在这四人中只有张孝杰具有写出“十香淫词”的水平。张孝杰为进士出身，必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才能将《十香词》创作得合情合理，细节描写也具体可信。
　　
　　因此，王鼎的《焚椒录》中收入的作品可作为是萧观音传世的可信的全部文学作品。即萧观音作品有诗四首：两首为应制诗《伏虎林应制》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首七绝《怀古》及一首骚体《绝命词》；另有《回心院》词十首以及疏奏一篇《谏猎文》。本文即据此对萧观音作品进行分析。
　　
　　二
　　
　　萧观音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契丹文人中的楚翘，她既能有此誉称，必然她的创作有她的过人之处，而对她的创作特点，后人也是各有各的说法，本文就对其15首作品进行评析。
　　
　　首先是七绝《伏虎林应制》，其诗云：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
　　
　　这首诗作于清宁二年八月，当时道宗率后妃群臣到秋山行猎，到伏虎林时，道宗请萧后赋诗助兴，萧观音便口占此诗。这首诗主要是歌颂了辽国的强盛以及道宗的声威。诗的前两句写了当时行猎队伍的盛况空前，辽国的威风一边可压倒南方的宋朝，一边又可征服高丽，渲染出辽国国力的强盛以及道宗横扫天下的雄心和气势，题旨重大。第三句的“灵怪大千”，既是说野兽也包括了当时的“南邦”和东邻国家，在“破胆”之前，用一“俱”字，更有力地托出了辽国所向披靡的“威风万里”；末句“那叫猛虎不投降”又与地名伏虎林相应，巧妙地点明应制主题。全诗意境开阔，风格豪迈，用一系列的比喻和夸张手法突出了辽人的勇武气概和契丹统治者吞并天下的夙愿。全诗充满了阳刚之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清宁三年，道宗皇帝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献皇太后，萧观音应制附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云：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琦琛。
　　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同蠡谷，声教薄鸡林。
　　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这首五律，虽然限于应制文体，诗中不无夸张粉饰，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全诗对仗工整，内容典雅庄重，鲜明地表达了辽国君臣齐心协力实现文治理想的决心。首联将辽廷比作虞舜圣朝，受到四方各路部落的拥戴，表明君臣上下团结一致实现她们的崇高理想的决心。颔联写万民秉承天意，人人像崇敬太阳一样拥护他们的皇帝，说明辽朝统治深得民心，受到万众拥护。这前四句写出了“君巨同志”。而后四句则主要是写“华夷同风”，表明辽国与中原一样重视礼仪教化。颈联写其教化的影响巨大，邻国都纷纷效仿；尾联写整个天上都仰慕辽国风教之好。在诗中萧观音将辽廷比作虞廷，将辽国的教化之盛抬高到与中原文明等同的位置以及“华夷同风”的认识，流露了萧观音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仰慕。而从诗中“虞廷”、“王会”、“声教”、“交泰”等等词语典故的娴熟运用，也可看出萧观音对汉族文化典籍的熟悉程度，也可看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对萧观音为人为文影响的深远。当然从此诗中也反映出辽人接受汉族文化影响，注重“文章”、“声教”的情况。可以说这首应制之作是辽汉文化融合的结晶，是萧观音的优秀代表诗作。
　　
　　萧观音的这两首应制诗《伏虎林应制》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分别赞颂了辽国的“武功”和“文治”可见她身为皇后的豁达心胸，高瞻远瞩，诗风豪迈，极具阳刚之美。
　　
　　萧观音“常慕唐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咸雍中，道宗荒于畋猎，“常驰入深林幽谷，扈从求之不得”，萧后担忧道宗的安危和国家政务的荒废，便上疏谏曰：
　　
　　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哀；太康佚预，夏社几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窃为社稷优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
　　
　　这首《谏猎疏》精湛地效仿了汉族通史明经的贤儒手笔，全文仅125个字，但通篇援引中原历史教训与典故，用穆王和太康游猎误国之事，极陈荒于畋猎，毁家误国之弊。可见萧观音文化素养之深厚。全文读来入情入理，委婉而畅达，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深情关切。前人吴梅评曰：“辞意并茂，有宋人所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但道宗却虽表面嘉纳，但内心却对萧观音此举“心颇厌远”，于是逐渐冷落萧后，至咸雍末，遂稀幸御。
　　
　　萧观音因进谏而被疏，内心凄苦，故作《回心院》词十首，“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回心院》十首词全文为：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展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在萧观音的所有作品中，这十首《回心院》词流传最广，徐釚的《词苑丛谈》、徐诚庵的《词律拾遗》、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钟惺的《名媛诗归》、陆昶的《历朝名媛诗词》中均有收入、评析。
　　
　　这十首词，以“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全词以扫深殿，拂象床，换香枕，铺翠被，装绣帐，叠锦茵，展瑶席，剔银灯，爇熏炉，张鸣筝等十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题来写，联章铺叙，反复咏叹，使十首词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十词中心明确，都表达了盼望道宗能回心转意，从而表达自己“不愿伊当薄命人”的主题。其词反映出词人期盼重新获得宠幸的迫切心情和失宠时的寂寞苦闷，情感描写非常细腻，表达极其婉转。女主人公费尽心思：扫深殿，拂象床，换香枕，张呜筝，只为待“君”。词句不惜笔墨联章铺叙，反复咏叹，把一个被君所弃，为爱所困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这十首词表现手法细腻，描写生动。如第一首表现了女主人公由于被弃，心情索然，终日苦闷，无心打扫殿堂，以致游丝网成堆，青苔厚阶面，一座富丽豪华的殿堂却成了荒凉幽暗的世界。此后九首词基调与此一致，都是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所作所想，用来感动君恩复返。词中用词也十分巧妙。如第一首形容殿用“深”、“暗”二字，使荒凉之景顿现，凄苦之情顿生。又如第二首中，象风却“半边卧”，第三首中，“香枕边“一半”无云锦”。且这十首词都巧妙地运用了以景托情的手法，生成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像在第一首词便采用以景托情的手法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以“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这种特定的景物，突出了深宫内冷寂荒凉的景象，从而表达了自己苦闷凄婉的心情。在第八首词中作者用对比、拟人的手法将生命赋予无生命的灯，责备它“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的不公，要求它“须知一样明”，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幽怨，这也是移情的手法，灯何尝会“偏是君来生彩晕”，只不过是萧观音将自己的幽怨之情加于银灯罢了。以景托情的手法使主人公为爱所痴，所迷，所困的情景跃然纸上。
　　
　　这十首词细腻地描写宫闱之事，对女子所用的衣物记述也颇详细，有南朝宫体诗和五代花间词的遗风，但它又不同于宫体花间，因为它的重点不是记述这些衣物，而是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来刻画人物内心惆怅、幽怨之情，感情真挚而含蓄，深得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的韵味。故徐釚在《词苑丛谈》中评价说：“其回心院词，则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
　　
　　萧观音还有一首《怀古》诗，诗云：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首《怀古》很有名，它是萧观音在“十香词”后所题的一首七绝。一首诗立意高远，但却因诗中含有“赵”、“惟”、“一”这三个字而成为萧观音冤案最有力的证据，使耶律乙辛成功地制造了一起文字狱，为萧后遭来杀身之祸。
　　
　　从内容来看，这首诗是萧观音读罢“十香词”，有感而发的一首怀古之作。诗人鲜明地批判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争宠乱政的史实，同时又对后妃们应有贤德，做好皇帝的贤内助作了深沉思考。此诗首句点出了赵氏姐妹擅专宠于后宫的地位，次句写了赵氏姐妹狐媚惑主，淫乱后宫，给汉王及汉朝带来的影响，“败雨残云”四字更是直接对赵飞燕的批判。末两句改用婉笔，写赵氏姐妹的所作所为当时无人敢言，只有那天上的月亮“冷眼”窥视着，一个“窥”字用得十分传神，把月亮拟人化后，表明历史会还事实本来面目。“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这两句诗颇与刘禹锡《石头城》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神似。萧观音的这首《怀古》借批评赵飞燕无后妃之德，以女色败坏汉家，来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同时也表达了对君主的忧虑及无人进谏的遗憾。因而她写赵飞燕是虚的，表达自己的忠贞才是实。
　　
　　在艺术上，这首诗既有情感的直接抒发，又意于言外，泼辣直率与含蓄婉约相结合，耐人寻味。
　　
　　萧观音在被赐死前做有一首《绝命词》。诗云：
　　
　　嗟薄祐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
　　托后钧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
　　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
　　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堕，忽吾去兮椒房。
　　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我生兮必死，又焉爰兮旦夕。
　　
　　这首骚体诗表现了萧观音临死前悲痛矛盾的心理活动。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忆了嫁给皇室的荣幸和自己严禁自律，尽好后妃义务的愿望。第二部分表现了忽然遭到小人迫害的痛心以及希望君王谅解的心理。第三部分抒发了临死前的无限悲痛和绝望心情。这首诗中最后两句“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我生兮必死，又焉爰兮旦夕。”最能体现萧观音临死前的心理。前一句表现了诗人无端蒙冤的无限悲愤和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悲哀，而后一句笔锋一转，说道自古人都终将一死，又何畏惧于此时呢，即使死也要从容不迫，保有最后的尊严，可见萧观音思想的豁达，个性的刚毅。这首诗作者直抒胸臆，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语言浅直，音节急促，与诗中强烈的感情相适应。
　　
　　萧观音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既有表现身为女子细腻柔婉的花间词派风格之诗，如闺情词《回心院》十首，更有身为皇后的豁达心胸，高瞻远瞩之作，如《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伏虎林应制》和《谏猎疏》。萧观音的这15首作品生动形象的展示了其一生的命运与心路历程，我们从中可见诗人丰富而深邃的内心世界。这些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辽朝的宫廷生活、文化、习俗风尚，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她作品所体现的体裁各异、题材多样、善于用典等特点又反映出她对汉文学的深入了解及辽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因而后人对萧观音作品的评价颇高的。
　　
　　三
　　
　　萧观音的传世作品虽然只有15首，但她却是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排得上位，在契丹诸诗人中公认的第一人，足见其创作才华。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萧观音能在文学上技压众人，称誉于文坛呢？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原因：
　　
　　首先是受社会的影响、家庭的熏陶。从唐代以来，契丹族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长期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唐灭亡以后，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存，疆域更加辽阔，契丹与汉人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随着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的影响，一些契丹贵族也逐渐受到中原文风的影响。萧观音出身高贵，国姓的贵族家庭让她从小就有接受汉文化熏陶的机会，而且契丹族也不象汉族那样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为萧观音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萧观音自身的天赋与苦学。萧观音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女性。《辽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传云：“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王鼎在《焚椒录》中也提到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诸子”。良好的天赋能激发创作上的灵感，生活中的事件和感情上的细微变动都能激发出她的创作欲望，因而像《伏虎林应制》所表现出她的才思敏捷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灵感的突发也是来自作者长期的经历而形成的，她的苦学使她头脑里积蓄的意想多了，素养深厚了，技法熟练了，她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得心应手的境界了。所以萧观音的文学成就的取得和她自身的苦学也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因个人婚姻的不幸，经历的坎坷而诉说失恋的痛苦，描写相思的忧愁，这是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主要的特点。萧观音的文学创作也逃离不了这个模式。早年的受宠，到因上谏而逐渐失宠，再到被诬陷致死，这样的人生经历使萧观音写出了不同体裁、题材的作品。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创作发自肺腑，作品才能情真意切。而文学创作讲究的也就是一个“真”字。
　　
　　萧观音这样一位品貌高洁，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却因蒙受如此不可思意的冤屈而英年早逝，古往今来，无数后人为其扼腕叹息。王鼎在《焚椒录》中就感概到：“遂使懿德蒙被淫，愧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
　　
　　而对于造成萧观音冤案的原因，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最早王鼎在《焚椒录》中分析到：鼎观懿德之变，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其次则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祸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惨无匹，固无论。而孝杰以儒业起家，必明于大义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诤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则太子可保无恙。而上亦何惭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声，自保禄位，卒使母后储君，与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册所书未有之祸也。二人者，可谓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乎？至于《怀古》一诗，则天实为之。而月食飞练，先命之矣。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王鼎认为导致萧观音悲剧的形成有“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乙辛的凶残和张孝杰的贪昧、萧观音本身“好音乐”“能诗善书”以及所谓的天命所定这四方面的原因。
　　
　　王鼎认为萧观音之死是天命所定。首先萧后所作《怀古》诗，偏偏含有“赵”、“惟”、“一”这三个字。其次在萧后出生时，其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其父萧惠认为此女必定大贵而不得善终，况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另外，清宁元年，萧观音被册封为后时，“后方出阁升坐,扇开帘卷,忽有白练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问:‘此何也?’左右曰：‘此天书命可敦领三十六宫也’。”而萧后最后是以白练自尽，时年三十六岁，符合了白练之说。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萧后怀古诗中含有“赵”、“惟”、“一”这三个字，纯属偶然。即便没有这三个字，耶律乙辛也会找到其他的诡辩之词。至于“月食”、“白练”等异相，可能是萧观音被害以后，民间百姓出于对她的怀念，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而杜撰出来的传说。王鼎则是根据民间传闻将其录入。况且如此写萧观音之死,则乙辛谋害萧后,只不过是代天行事,有何罪过可言？
　　
　　也有人认同萧观音之死在于耶律乙辛的政治阴谋。身为北院枢密使的耶律乙辛“威权震灼,倾动一时,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浚册为皇太子,益复蓄奸,为图后计矣”。乙辛早已欲谋害萧后,便借单登之手,施行诡计,制造假案,而参予办案的参知政事张孝杰又与其勾结,促成道宗“敕后自尽”。耶律乙辛诬后这种政治原因确实是萧后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乙辛权势再大再凶,也处决不了一位皇后,“敕后自尽”的是决定权是在道宗皇帝手中。可以说耶律乙辛因谋权而诬陷萧后是直接原因，是一根导火线，但绝不是根本的原因所在。
　　
　　导致此冤案的根本原因应从萧观音本人以及她与道宗两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那么，导致此冤案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50年代，台湾大学姚从吾教授作过《辽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分析》一文，认为究其原因“皆由于文化方面的阴错阳差”，“单就中原儒教的观点，或契丹游牧社会的观点，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惟有契丹接受中原文化以后，这些阴错阳差的事情，才会发生”。[3]综合王鼎在《焚椒录》中所陈述的几点原因，我觉得造成此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辽汉两种文化习俗的冲突。以下试作简要分析：
　　
　　辽代是契丹民族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有辽一代，伴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以及同中原交往的日益增多，特别是在燕云十六州归属辽国统治以后，传统的中原文化在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契丹及北方各族不同阶层人们所认同，从而加速了契丹的汉化。但是宋与辽毕竟曾长期处于敌国状态，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差异很大，即使契丹贵族有意识地学习汉文化，即使双方处于和平交往时期，其文化交流还是会有很大的局限，辽不可能与中原文化融合成一体。此外，文化的接受必以接受者本身的文化状态，社会心理，风气习俗为前提。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辽汉文化的交流融合必定与矛盾冲突并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种矛盾与冲突不仅会反映在以不同人物为代表的群体里面，还会表现在同一阶层，甚至同一个人的思维或行为当中。
　　
　　萧观音自身互相矛盾的文化思想是导致悲局发生的一个原因。萧观音的冤案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文字狱”。她作为一代才女,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在诗词创作上尽得汉文化之精髓，在政治理想方面也仰慕中原唐太宗时期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希望自己能像太宗时的徐妃那直言劝谏君王。正是由于萧观音在思想文化上的“汉化”，才导致了其悲剧的发生，萧后“好音乐”,曾召赵惟一、单登等同自己一起弹琵琶,从而落人口实；再者，萧后“能诗”,写了“香艳入骨”的《回心院》,乙辛才有机会命他人作《十香》淫词来诬陷萧观音。另外是“善书”,使得乙辛让单登骗萧后说,《十香词》是宋国皇后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三绝’”,乞萧后手书一纸,萧后为之书一纸。正是由于萧观音在诗歌上有如此大的才华，才让耶律乙辛有了可乘之机。而在另一方面，萧观音又保留了某些契丹族传统。如其最循不严密的辽代宫廷制度,允许伶官赵惟一等入宫帐演奏。萧后召赵惟一演奏《回心院》，赞其技艺之高,从而引起宫婢单登对他俩关系的疑猜。而且范荫艾在《从诗学角度看辽王朝有限的几首契丹汉诗》一文中指出萧观音的《怀古》“自儒学诗教眼光观之，同样有失厚道。她虽然效法唐人，用汉王取代了当今皇帝，但像‘败雨残云’这类污言语，像借赵飞燕姐妹为喻暴露宫闱丑闻，都非皇后所宜为”。从纯萃的诗文欣赏角度来说，萧后此句辛辣直白，富有表现力，但从一个皇后的角度来说，“败雨残云”这样的话不合皇后的身份。以及王鼎在《焚椒录》中所陈述的那样她因循宫禁不严的契丹旧俗，让伶人进入宫帐，这在中原宫廷是不可能出现的。正由于萧观音自身互相矛盾的文化思想，才导致其落人口实。
　　
　　其次，造成萧观音冤案的原因，还在于萧观音与辽道宗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程度不同，从而两人之间才会产生间隙。有人认为萧观音的悲剧源于她的失宠。但是道宗早年仰慕萧后的才貌品德,加之帝唱后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建立在辽制规定的耶律皇族惟与萧氏后族通婚的基础之上的,,理当非常牢固。况且道宗在“意犹未决”之际,还提出疑问，认为怀古诗是在骂赵飞燕，怎会作“十香词”，看来道宗还是相信萧后的道德品行的,至于萧后的才貌更是无可置疑，萧后死时才年仅36岁，正处于盛年，不致于年老色衰。难道仅由于《怀古诗》中含有“赵惟一”三字,就使“性忌”的道宗反爱为恨,非置萧后于死吗？我想根本原因在于萧观音与辽道宗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程度不同，从而两人之间才会产生间隙。早年，道宗慕后贤淑，纳为妃，两人帝后唱和，十分恩爱，到皇子睿出生，更有专房宠，直到萧后忧虑道宗和社稷的安危而作《谏猎疏》，道宗虽表面嘉纳，但内心却对萧观音此举“心颇厌远”，于是逐渐冷落萧后。《谏猎疏》中萧后以中原帝王耽于畋猎，荒政误国的沉痛教训来劝阻道宗远游出猎。萧后是出于一片好意，但是萧后这样的劝阻，在道宗看来，是要他改变君臣尚猎的国俗，抛弃其契丹民族的传统。自古契丹人的生活方式是渔猎的，游牧的。即使是皇族，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或缺的。《辽史·营卫志中》记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调之捺铢。辽皇室常随四季的变化而变换行宫，进行各种渔猎活动，称为四时捺铢。这种四时捺铢还有比较规则的狩猎活动，春水期主要是钩鱼与捕鹅，秋季则入山林射鹿，冬季时常出校猎讲武。并且在狩猎初获时都要置酒张宴，进行庆祝。由此可见，游猎是辽族很大的一个特色传统，况且辽人尚武，狩猎更能很好的展现他的勇武过人和英雄本色。在加[③]上道宗本身就十分的热衷于狩猎活动，萧后用汉族历史事实，汉族诗文形式来劝谏，在道宗看来是决不能接受的事，更何况萧后用汉族的历史教训来劝谏是否也把他看成了与汉族皇帝一样懦弱无用。而萧观音对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要远高于道宗。萧后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其母为圣宗钦哀后之女越国公主，其父为钦哀后之弟楚国王萧孝惠。萧后的父母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辽史·公主表》说越国公主“资质秀丽，礼法自将”而其父萧孝惠更是一个汉化程度很深，富有革新精神的人。萧后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中成长，且从小所习又与中原贵族女子无异“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再加上性格温婉。契丹的尚武精神在她的心中影响不大。萧观音与道宗在对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上自然有所不同，也就造成了他们对狩猎活动的不同看法。
　　
　　综上所述，可以说萧观音的诗文虽数量不多，但体裁广泛，风格多变，艺术个性鲜明，富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不愧为辽代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而辽汉两种文化习俗的冲突导致了其冤案的发生，让无数后人为其扼腕叹息。
　　
　　
　　参考文献
　　
　　1、[辽]王鼎：《焚椒录》，《香艳丛书》第三卷[M]，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年
　　2、[宋]况周颐：《蕙风词话》[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3、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元]脱脱等：《辽史》[M]，中华书局，1974年
　　5、李正民：《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J]，《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
　　6、范荫艾：《从诗学角度看辽王朝的几首契丹汉诗》[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
　　7、陶淑霞：《萧观音和她的诗文》[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6增刊
　　8、刘凤华：《读〈焚椒录〉谈萧观音死因》[J]，《晋阳学刊》，1999年第2期
　　9、田广林：《辽宣懿皇后评传》[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10、刘今明：《辽金元文学史案》[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1、陈述辑校：《全辽文》[M]，中华书局，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