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的下场:外媒报道1976年“毛遗孀被捕”始末

                                       李奉先 文

1976年，中国之龙年。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是个充满伤感与阵痛的一年：

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

3月8日，吉林省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时节雨纷纷，“四五运动”备受瞩目；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频发；

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河北爆发唐山大地震！

紧接着，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毛泽东，这是个一生充满理想主义而又不失魄力的社会主义领袖。他所勾勒的政治蓝图，是想急切提升贫苦农民政治地位的纯粹社会主义蓝图。有着这样一种对“平等”的渴望，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与其他革命者开创的政权，距理想相去甚远时，他便想采取非常道的方式来予以实现。

尽管他拥有最高权力，也拥有底层人民支持的声望，但他忧虑的是，他身边地部属究竟还隐瞒多少事情。说到底，他深惧并防止“变修”，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文革”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调至身边的叶剑英说些什么，已成了历史之谜。总之，他走后，叶剑英握有实实在在的军权，掌控了中国未来走向。

果然，不足一个月，1976年10月6日夜，江青被捕，王、张、姚亦被捕，为外媒所形容的“中国十月革命”猝发！

对于这次行动，互打招呼的是华国锋、叶剑英；建言献策的有汪东兴、李先念；负责执行的则是汪东兴、张耀祠及武健华等。由于相关史料证明，这次行动主要拍板人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有学者称此次动作为“华国锋行动”，或“十月事变”。

至于具体细节，中国当局自然守口如瓶，云遮雾障。即便是事件本身何时发生，亦理所当然是中国高层的“最高机密”，叶剑英曾下令“秘密封锁两个月”，新闻界奉命沉默，中外莫知。

不料，1976年10月12日清晨，英国伦敦刚刚出版的《每日电讯报》打出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一时，外媒纷纷转载，世界为之震惊！

这篇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事件始末。眉题是：“华粉碎了极左分子”；主题则曰“毛泽东的遗孀被捕”；副标题补充道“中国有四个领导人被指控图谋变乱”。

众所周知，新闻旨在“抢”字当先，尤其是“抢”重大爆炸式新闻。伦敦《每日电讯报》抢到了一个“世界第一”：独家披露了中国封锁的这则消息。事实上，这一独家新闻，是出自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手笔。

韦德具有极强的职业责任心和超强的政治嗅觉。他非常关注中国步入后毛泽东时代的政局变幻。韦德早在1976年9月18日的“追悼毛泽东”的实况电视转播中，注意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细节：追悼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当华念悼词时，王不安地侧身看其讲话稿。韦德同时注意到华的讲话中，没有提到两天前《红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嘱”“按既定方针办”。于是，韦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中共第一副主席华和中共副主席王之间，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

不过，身为局外人，在当时的中国，韦德的采访深受严厉制约。直到他从英国驻华使馆获知一重要线索：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的话甚是蹊跷：

“任何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莫名其妙。后毛泽东时代迫切需要稳定的中国，社论为什么突然这样说？谁背叛了毛泽东思想？是谁篡改了毛泽东指示？谁在闹分裂？

这个社论当下已由华铁杆支持者汪东兴等控制，如此言论，虽未点名，必有所指。韦德断定，中国历史在大转折时已出现了急转弯：事变肯定已经在北京内部发生过！10月11日，韦德通过使馆渠道及北京消息灵通人士，很快获知：社论中所指的篡改毛指示的人，居然是江青及其盟友！当夜，韦德赶写新闻发往伦敦，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

英国《泰晤士报》眼看韦德一炮走红，便在10月14日，也以法新社头版头条报道《毛泽东的夫人在伪造毛的遗嘱时被捕》，然而此条报道有些言过其实，耸人听闻。因而，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一经不起检验的谎言泡沫稍纵即逝。

美国资深记者、作家罗斯·特里尔根据这些媒体所述，写下了《江青正传》一文，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我们从当事人汪东兴、张耀祠、吴忠等的回忆录来看，江青被捕没有戏剧性，她只是在后来对簿公堂时才有了厉声呵斥责问领导人之事。10月6日夜，江青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度过，王、张、姚也没像外媒传言那样“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值得回味的是，越南媒体质疑说，下令拘捕江青的决定者是叶剑英。事实上在此次事件发挥作用的是华、叶、汪：华是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指定的接班人；叶为毛临终所托，手握军权；汪东兴则掌控中南海警卫安全，三人缺一不可。

有待指出的是，筹划粉碎中共极左派，早在毛逝世不久悄然展开了。江青自“毛夫人”降格为“毛遗孀”时，已使叶痛下决心终止文革运行。加之聂荣臻、李先念、陈云、王震等的支持，这场行动已在所难免了。

这样，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定格在那个时段：“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紧接上文，1976年10月6日夜，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果断拘捕“江青集团”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显然是确保最高领导人正式底定。以免党争不断，影响大局。但鉴于极左顷分子尚未被完全控制，此次会议，由叶建议的选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有待指出，毛泽东自林彪事变后，心灰意冷，他委托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深知北京风云多变，为叶人身安全计，故而把上述居处拨给了叶剑英。事实上，叶在北京住处有三：一则中南海小翔凤5号；一则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9号楼。

是夜，叶、华二人驱车奔赴玉泉山。留下汪东兴坐镇中南海，负责给各政治局委员打电话，要他们务必于夜11点赶赴指定地点出席会议。半夜开会，政治局委员顿感诧异，纷纷夜奔。此时的政治局委员有：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

按照叶、华事先商量，会议由华主持，并由华作主旨讲话、叶负责补充发言。

华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拘捕江青是遵从毛泽东主席的遗愿。华解释说：“毛主席多次讲，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主席说四人帮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那时，我和叶帅考虑主席病重，就没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立即解决。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想另立中央，我们才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

叶在华讲完话后，与李先念等带头鼓掌。随后，他讲话强调会议主题时立即决议华为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

玉泉山下剑出鞘，叶剑英让华国锋。他直言不讳地强调华是毛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只有借重毛的威望才能稳定国家政局。

而华提议由叶帅任军委主席，叶说华年富力，具备驾驭全局能力，我们必须尊重毛的遗愿。于是有人再次劝进叶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婉言谢绝曰：“我是军委副主席，是主抓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是让人指责是搞‘宫廷政变’吗？再说我年事已高，处理事情恐力不从心。”

玉泉山政治局会议，从10月6日夜11时开至10月7日晨6时，可谓“通宵达旦”。会议通过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将来提请中央全会予以追认，要求党内立即向全国各界传达会议精神。

会后，叶不忘立即控制新闻传媒。

事前，新闻喉舌为姚文元掌控。叶经华同意，建议耿飚、迟浩田、秦基伟去快速夺取舆论阵地。毛泽东生前有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现抓上层建筑，现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显然，叶、华也深谙其道，“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叶强调对10月6日的行动，各大媒体要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即比照毛泽东等封锁消息，先封锁消息两个月，以争取时间，逐一解决尾巴工作。

然而，等到耿飚、迟浩田、秦基伟决定“衣袜不脱”，牢牢封锁消息两个月时，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捅破了那层窗纸，全世界为之震惊。

自此，在万众欢呼声中，戴上了“全国英明领袖华主席”桂冠的华国锋，在实力派老帅叶剑英的陪同下正式登上了天安门，并开始了这个老实人“按既定方针办”的另一个时代。

万民胪欢，恍若换了人间。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为了大力宣传华国锋，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22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编辑部文章，欢呼“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于是，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泥鳅似的郭沫若又开始写赞美诗了。

只是，这个被郭沫若“赞美”的时代很短很短，以至于在后来的教科书的结论中，这仅仅是个过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