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眼中的范冰冰:陈瑞华：刑诉法：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

陈瑞华：刑诉法：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

　　为了惩治和控制犯罪，我们需要颁布法律吗？答案是否定的。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制定、颁布和实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个国民不受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任意侵害。这部法律应将警察、检察官、法官、刑罚执行官员都视为潜在的“侵权者”，而把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都看作可能的“被侵权者”，也就是国家公权力滥用的受害者。

　　公共安全与法律安全

　　曾有个流传甚广的外国寓言故事：汤姆和伊凡一起旅行，两人分别讲述了自己遇到的“最快乐的事”。汤姆曾遭遇入室盗窃，窃贼不仅将他的现钞、银行卡、金银首饰席卷一空，而且把他的笔记本电脑也顺手牵羊了。电脑本身不值多少钱，但里面存着他刚完成的一部书稿，这是他历经十年、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警方最终将窃贼抓获，成功追回了汤姆的财物和书稿。这起失而复得的经历，使汤姆感觉“非常快乐”。

　　听了汤姆的故事，伊凡默不作声。在汤姆再三追问之下，他也讲述了自己平生“最快乐的事”：一天，他跟太太、孩子正在准备生日晚餐，忽然两名警察敲门而入，严厉地说：“伊凡，你被捕了，跟我们走一趟１伊凡自知凶多吉少，与太太和孩子抱头痛哭。在紧张收拾行囊的当口，伊凡的太太怯生生地问道：“我们这栋楼里还有一个叫伊凡的，可否请你们查查，有没有可能抓错人了？”一名警察微微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逮捕证，又仔细查看了伊凡的证件，说：“对不起，打扰了。我们要找的是楼上那个伊凡１

　　这个故事近乎天方夜谭，却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要过上一种安宁、平和的生活，人们既不希望受到违法犯罪者的侵害，也不愿意受到国家公权力机构的无理骚扰。为躲避违法犯罪者的侵害，避免损失财产、受到身体伤害甚至丧失生命，人们渴望获得警察的有效保护，罪案发生后期待警察迅速破案，抓获真凶，严厉惩治，使“正义得到伸张”。而为了摆脱公职人员的无理骚扰，避免受到任意逮捕、无理起诉和错误定罪，人们又强烈要求约束他们的权力，为逮捕、起诉和定罪设置严格的法律手续，给予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机会，并在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滥用权力后，也能使“正义得到伸张”。

　　在法律理论中，我们把前一种需求称为“公共安全”，就是不受犯罪侵害的社会安全；而将后一种需要命名为“法律安全”，亦即不受国家公权力机构任意侵犯权利的安全。

　　为维护“公共安全”，需要设立警察打击暴力犯罪，任命检察官来惩治腐败案件，并对罪案提起公诉，要建立法庭来审判，对犯罪人定罪判刑。还要建立监狱执行已经生效的刑罚。甚至在必要时，为对付极端严重的有组织犯罪，还可以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对付犯罪方面，国家公权力机构“有的是办法”。

　　那么，为了惩治和控制犯罪，需要颁布法律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类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为了控制犯罪，维护社会安宁，没有必要制定法律。就连那部经常被人误解为“打击犯罪之工具”的刑法，如果仅仅为了有效打击犯罪，也完全没必要存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没有刑法，犯罪案件照样得到了处理，社会的秩序和安宁大体得到了维护。

　　至于刑事诉讼法，更是对“有效打击犯罪”没有益处。君不见，在1980年代初的“严打”期间，当局强调从重从快地打击各类犯罪分子，其中的“从重”直接与刑法规定背道而驰，而所谓的“从快”则对刑事诉讼法造成了冲击。要单纯地追求打击犯罪的效果，可以不要任何法律，只要恢复军事管制状态，按军事化的模式管理社会，就够了。

　　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将刑法命名为“犯罪人的大宪章”。后来也有人把刑事诉讼法称作“刑事被告人的大宪章”。所谓“大宪章”，其实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章程的意思。

　　与刑法一样，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制定、颁布和实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个国民不受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任意侵害。这部法律将警察、检察官、法官、刑罚执行官员都视为潜在的“侵权者”，而把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都看作可能的“被侵权者”，也就是国家公权力滥用的受害者。刑事诉讼法所要保护的不是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而是“法律安全”。几乎所有法治国家的宪法，都为每个公民确立了不受任意拘留、无理逮捕、违法搜查、无根据起诉和不公正定罪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也都为那些“受刑事起诉者”设立了“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

　　这些都显示，刑事诉讼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门法，而是极重要的人权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滥用，惩罚其滥用的行为；二是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不因国家权力滥用受到侵害，并在侵害行为发生后为公民提供有用的救济。

　　当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史上尚属首次出现。对于这部多达99条的修正案草案，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提出了大量十分中肯的意见，有些条文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显示出公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走向成熟和理性。

　　尤其是，与十五年前的上一次刑诉法修订相比，公众已不再被诸如“打击犯罪”、“控制犯罪”之类的政治语句所迷惑，而直接追问“公民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一核心问题。

　　这表明，无论是在权利意识还是在程序观念上，公众早已今非昔比。在此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负责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转变观念，将刑事诉讼法视为民权法，而不再是所谓的“治民法”甚或“牧民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