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晶亮唇蜜606号:一百年前的笔墨“表情”

一百年前的笔墨“表情”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　　8月15日 7:12

顾玮 文 贺宇红 谢振声 摄
【文化关注】
●100年前，硬笔书法已经随着教会学校带入了中国的课堂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正在分流。100年前，宁波城里普通人家的子弟往往会面临两种选择：为文或从商，而宁波独特的地域文化又往往把“写一手好字”和“打一手好算盘”结合在一起。

梅调鼎所录杜甫诗《秋兴》

梅调鼎的八言对
清奇独创新风
20世纪的宁波书坛，可谓名家辈出，而梅调鼎（1839-1906）正是其中的第一座“山峰”———浙东书风的开创者。只是直至梅调鼎病故，他在当时中国书坛都并不甚出名。翻阅资料，见到最多、经常被后人引用的是两个人的叹与赞：其一是作为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梅调鼎抱不平而发出的：“三百年来所无，惜乎布衣，致声名寂寥。”其二是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的评语：“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
透过这赞与叹，让人忍不住去细细张望梅调鼎的一生，但文字所载，也不过区区数百字，寥寥三二事。梅调鼎，字友竹，慈溪人（今江北区慈城镇）。宁波历史文化研究者徐建成用“人品和书品两清奇”来概评梅调鼎。据他考证，梅调鼎的名字可能取意于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也许，梅氏祖上为其取名时希冀其建功立业，而梅调鼎却布衣终身。不入仕途的原因很简单，他不肯附俗，厌弃死气沉沉的“馆阁体”，而在当时，科举考试规定，必须书写“大小匀落，横竖整齐，圆润光滑”的“馆阁体”。不肯违愿的梅调鼎从此绝意仕途，宁可鬻字度日，他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梅派书法。
令人吃惊的是，梅调鼎在日本却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他被日本书坛誉为“清代王羲之”。徐建成多方考证认为，这是有两方面文化因素决定的：一是晚清著名书法家、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杨守敬的推介。杨守敬的书法注重北碑，融北碑南帖为一体。1880年至1884年，杨守敬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的随员，在日本留驻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副使就是我们宁波慈溪人（今江北马径村）张斯桂。杨守敬从张斯桂收藏的墨宝中看到了梅调鼎的作品和书札，梅高洁幽峭的品性、书风令杨守敬喜不自禁，感到知音可觅。由于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地位，他对梅调鼎书法的推崇，自然大大提升了梅调鼎在日本的知名度。二是梅调鼎的茶器之道。杨守敬归国后，晚年留居上海，日本文人远涉重洋前来受业。而此时的梅调鼎出于文人爱好，又得沪甬两地慈溪籍望族名门的助兴而偏好紫砂壶，在慈城创办“玉成”紫砂壶窑，与当时的制壶名家交往频繁，关系甚笃。常为紫砂壶题字作诗，与制壶名家一起完成壶器精品的制作。梅氏的“饮用饱，其乐陶”、“生于棚，可以赞，制为壶，饮者卢”等题铭，颇有孔子弟子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的精神。中日文人在沪上雅饮时，不乏讨论梅调鼎壶具之作的话题，梅调鼎的人品同时得到极大推崇。
目前，存世的梅调鼎作品已经为数不多了。天一阁副馆长贺宇红告诉我说，天一阁藏有几幅梅调鼎的书法作品，而她本人最初见到的“梅”字却是在秦氏支祠的戏台上，一块“寓褒贬”的匾额是梅调鼎亲笔所书。
根据甬上书法家沈元魁先生的回忆，这块匾原本是挂在慈城大关圣地戏台上的，“寓褒贬”三字看上去是正楷，实则为行书笔法，写得非常好。沈元魁本人的书法正是跟承梅调鼎衣钵者钱罕学的，“钱先生晚年住在上海儿子家，那时我20岁左右，常常上门去拜访求教。钱先生有一次说起过，梅先生有一幅写在绫上的黄山谷的莲花诗，是他本人颇为得意的。梅先生的笔法很好，每一个字粗看似无力，细看却是很妩媚的。”
沈元魁曾将数十年间自己过目的梅调鼎、钱罕的书法作品摹写成册。他说：“钱罕是梅调鼎开创的浙东书风中的重要一环，其后，还有吴泽、凌近仁，上海的刘惜庵等，都是学梅、学钱的。”梅调鼎书法能圆能断，圆断结合，结体典雅、风神秀逸。而在继承中创新，这大概是梅派书法的最大特征，也因此，梅调鼎和钱罕尽管是师生，字却不尽同，细辨才能发现渊源。
1906年的3月，奇崛一生的梅调鼎在其67岁那年，丢开了手中的毛笔，他病逝的居所在慈溪三北杜湖岭解家，家徒四壁，惟有笔墨纸砚，以及几箩筐因长年挥笔抒情而积累的废字和作品草稿。之后，友人将这些大小不一、真草混杂、支离破碎的剩字残篇以及梅氏生前分赠给亲友的、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书法作品搜集整理出来，取名《赧翁集锦》，1943年在上海出版。这部集子当时被抢购一空。
●100年前，梅调鼎和严信厚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书法家掷笔归去，前者清贫自守独创新风，后者多财善贾不离笔墨。回望他们，也许能触摸到20世纪初宁波书坛可感可温的历史脉动，虽说只是某些片断与瞬间，细微之处，却能给人丰富而真切的历史回味。

严信厚的七言对

严信厚的《芦雁图》
商海更见文心
1906年，不得不抛下案上笔墨的还有“宁波帮”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是著名书画家的严信厚。
江北区政协文史办的谢振声先生一直在关注严氏家族，他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
严信厚（1838-1906），著名实业家、书画家。字筱舫又作小舫，浙江慈溪人（今江北区庄桥街道）。严信厚曾创办过中国的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商会和第一批工厂，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一位开创局面的人物。
据说，早年就读私塾时，受其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严信厚爱好书画，常临摹名家书法。他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学业，17岁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时，刻苦学习英语、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真传，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去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他通过勤学苦练，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其书法亦名重一时，笔力沉凝，庄重大方。曾作“题画芦雁”诗云：“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收到他赠予的自绘芦雁折扇时，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伶比也”。
在上海，严信厚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一代巨商大贾，他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兴办，有过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但商不掩文名，并不影响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他将上海寓所定名“小长芦馆”，并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此外曾编辑过《七家名人印谱》和《秦汉铜印谱》等书。
在宁波历史上，务农、投身商业、通过进学而入仕，一直是三条出路。也许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宁波商人的“儒化”和宁波知识分子的“亲商”倾向。严信厚正是其中典型一例。有业内评价说：“地域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这里起了积极的作用。”
甬上书法家周律之先生在《宁波书坛百年回眸》一文中指出：“宁波帮”实业家中热衷于书道的不乏其人，后继者方椒伯、虞洽卿、秦润卿都受其（严信厚）感染，逐步形成了实业家中的书家族。这是宁波、上海开埠的产物，既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也具有地域特色。
如今，在宁波江北岸外滩的扬善路上，留有寿芝山庄（现称严氏山庄）一幢，内有铸铁栏杆、水泥立柱和扶手，采用了石膏装饰顶棚，而门窗上的如意纹等又是细腻的传统工艺，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目前严氏山庄已被按原样修复并列入宁波市级文物保护点。
据谢振声介绍，严氏第四代中，又有人同样展示出了艺术方面的不凡才能，他就是国际著名动画艺术家、漫画家、导演徐景达，又名阿达。
笔墨当随时代
梅调鼎、严信厚素有往来。见诸记载的关于二人的“交集”是这样一个小故事：梅调鼎不得仕进，只好鬻字谋生。同乡人严信厚，入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幕府。有一天，他准备好纸墨，邀请梅调鼎来家饮酒作书。梅调鼎酒后即兴挥毫写了几幅，当写到一幅上款题为“少荃公台大人之属”时，马上察觉“少荃”就是李鸿章，即对严说：“我今日写的字有酒气，不好。”说毕，当即将这幅字撕毁了。严信厚脸上顿显窘色。
这个故事凸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大时代背景下，梅调鼎和严信厚不同的笔墨“表情”。而影响他们作出各自选择的是近现代宁波的特殊的发展历史和城市的集体心理。著名学者陈振濂教授在他《20世纪宁波书法史研究》一文中，分析认为，“纵览宁波人在本埠和外埠表现，最典型的两个性格，一是重读书，二是懂经商……善于经商形成了开放、灵活、反应快捷、善于交际的宁波人生存性格，重视诗文传统带来了重视文化、以读书为高、并极重设帐授徒礼教传世的宁波人的独特价值观，再综合宁波作为通商口岸与上海、杭州的独特的联系渠道，这三个要点是我们把握宁波近现代书法史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规范的基本出发点。”
从宁波走向上海，进而走向全国乃至海外，这在宁波当时的社会百业中几乎司空见惯，严信厚也走在这条路上，令人瞩目的是，他同时背着商人和书画家的身份。
至于梅调鼎，巧合的是，就在他辞世之际，他所厌弃的“馆阁体”也走到了尽头。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得到了当朝批准，下诏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从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
而科举瓦解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书法从“应试”中挣脱出来，随后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面临“笔墨何处去”的疑惑：“在键盘上”的21世纪，我们会离书法越来越远吗？
那么不妨回望百年前，思考他们的选择。砚上的墨不曾凝干！
另外，不妨一提的是，1906年之时，后来名满大江南北的沙孟海正受父启蒙，开始学书识篆。另一位甬上书法篆刻大家朱复戡随父在上海与吴昌硕相遇，所写五言石鼓集字联受到赞许。
这些，都是翻阅“20世纪宁波书坛大事记略”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