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余建堂最近情况:小说闲话第三篇：贵族之家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而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又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屠格涅夫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他的六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与作家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既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作者，又是他们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一八五六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脱稿，最初发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后一版文集里，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说：“《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会”。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暑格涅夫选择的、为俄国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 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

    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俄国；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角色，将要上演的也该是不同的剧目了吧！
　　评论家皮沙烈夫对《贵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评价，认为它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没有进行说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代生活，突出它各个好的和坏的方面，阐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的根源，促使读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深思。”
　　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堪称几乎近半个世纪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但就篇幅而言，他的长篇却短小精致，除《处女地》外，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中篇小说。
　　生活场面和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但这些描写从不喧宾夺主，遮掩情节。他的小说是单一结构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贵族之家》的结构尤其严谨，对人物都有简明的交待。作者自己曾说：他对这部小说的情节考虑了很久，希望避免像《罗亭》中那样令人感到意外的结局。的确，《贵族之家》情节十分紧凑，故事迅速展开，简练凝缩，不蔓不枝；中间几处插叙主人公的往事，都是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所必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屠格涅夫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直接继承者。
    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是对主人公的感情作详尽的心理分析，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物内心活动的结果上。我们知道莉莎对拉夫烈茨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莉莎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屠格涅夫甚至宣称，她的内心活动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语言不能表达一个姑娘纯洁的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本人来说，那也是秘密；就让它对于大家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吧。”他还借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之口说：“别人的心就像不透光的树林，女孩子的心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此，他也拒绝写出拉夫烈茨基和莉莎在修道院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感受。
　　屠格涅夫并不深入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却十分巧妙地让读者能充分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他经常利用潜台词，对主人公的微妙感情只是点到为止。莉莎和拉夫烈茨基的爱情几乎是默默无言的。他们在卡利京家的客厅里、花园里和拉夫烈茨基家池塘边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少谈话，而是默默地感受对方心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自然景色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起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随着人物命运的改变，自然景物的色彩也在发生变化。在《贵族之家》中，自始至终都让人感到有一种衰败没落的情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都是傍晚、黄昏和夜晚的景色，或明月当空，或星光闪烁。拉夫烈茨基回乡村去一路上看到的景色，与他忧郁的回忆和对幸福的憧憬是协调一致的。具有象征性的小说结尾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拉夫烈茨基以及他那一代人虽然一生蹉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青年一代已经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正在精力充沛地走向未来。
　　除了自然景色，小说中的音乐也与人物的心情相互交融。借用柴科夫斯基评论普希金的话，可以说：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的天才常常冲破“散文”的狭窄天地，进入音乐的无限的领域。拉夫烈茨基在花园中与莉莎相会，知道她爱他以后，听到了列姆的奇妙的音乐，而当他的妻子突然回来，使他关于幸福的梦破灭以后，同一个列姆，也完全变了样，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二十四小时前那位充满灵感的音乐家的影子了。
　　屠格涅夫从不用个人的注释来代替情节的发展，从不歪曲他不喜欢的现象；他叙述故事的时候是完全客观的，决不对情节发展进行任何干预。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感情，是通过他独特的抒情风格表现出来的，这也正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贵族之家》中，抒情色彩更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伴随着拉夫烈茨基和莉莎，为他们谱写出一首首同情、叹息、哀婉的抒情歌曲。一方面在叙述中力求做到客观，另一方面又要以作者的感情感染读者，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可以说这二者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屠格涅夫的语言特点是：反对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他的词汇丰富多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比喻比比皆是，而且善于巧妙地运用隐喻。他的句子通常都简短精悍，结构清晰，节奏和谐。许多人都曾指出屠格涅夫语言的特殊魅力，对他运用语言的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高尔基说：“未来的文学史专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位卓越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其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的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的电报一样令人兴味盎然”，他的现实主义也因此被称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是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深受读者欢迎。刘半农、郭沫若、巴金等文学大师都曾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也深受其影响。 
    屠格涅夫在15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继而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后又赴柏林大学深造。如果把他在1833年12月莫斯科大学时完成的诗剧《斯杰诺》看作他初期文学创作的起始，那么直至逝世，他的文学活动亘绵了整整50年。屠格涅夫的造诣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是语言大师，对音乐也有很深的修养。但是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就其文学创作而言，奠定他在文学史上一流作家地位并使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主要是小说创作，尤其是自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依次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着手创作于1855年夏，于1856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的第一、第二期。其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结局是俄国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围绕俄国的前途问题，早在40年代就在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强调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而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有关俄国前途的争论主要在贵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前者表面上也赞成废除农奴制，但希望由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其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后者则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消灭农奴制。从“不可救药的西欧派”转入自由派的屠格涅夫试图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这便是作家仅用50天时间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身上集中了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想中最主要思潮的影响，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感染人、吸引人。但是他徒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却不会正确将其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一事无成。屠格涅夫所塑造的罗亭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将自己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都融合到了他的身上。就是罗亭所参加的波科尔斯基小组，也是以30年代莫斯科的文学哲学团体斯坦凯维奇小组为原型的。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由于取自现实内部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继奧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贵族之家》是其中的第二部，1856年开始写作，1858年10月完稿，翌年首先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办事能力，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貌女郎瓦尔瓦拉并轻率地与之结了婚。后来夫妇定居巴黎，妻子成为社交场上的“闻人”。发现妻子不贞后拉夫列茨基愤然离家，回国后邂逅远亲卡里金娜之女丽莎，逐渐产生爱慕之心。报端一则他妻子的死讯燃起了他追求幸福的希望之火。就在他与丽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对幸福的憧憬化为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的恳求下未与其离婚，却从此孤寂一人度过余生。8年后当他故地重登再访丽莎家邸宅时，已经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丽莎依然隐身修道院；年轻一代已经成长，入主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日与丽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了既往后悄然离去。
    这虽是一部感人至深、充满悲凉气氛的爱情小说，但和《罗亭》一样是以俄国19世纪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的。屠格涅夫虽然长年侨居国外，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因而他的小说多以国内重大社会政治生活作背景。关于俄国的命运前途问题，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早在40年代就发生过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主张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的论争。至50年代相关论争转而在主张自上而下改良的自由派和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沙皇、消灭农奴主的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如果说作者在《罗亭》中主要批评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弱点，那么在《贵族之家》中则是哀悼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退出历史舞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唱出了一曲挽歌。小说尾声中拉夫列茨基在卡里金娜家花园长椅上的那段内心独白颇能说明问题。
    屠格涅夫善于从周围人物身上汲取素材，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大都有生活原型或取自一人，或取自多人。研究资料显示，拉夫列茨基这个形象，既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更多地有作者的朋友革命家、诗人、政论家奧加辽夫的影子，从外貌、性格乃至婚姻悲剧和后来的恋爱，都十分相似。此外有些次要人物则直接取自生活原型，如老仆人安东、法籍女家庭教师莫萝，连名字都未改变。
    《阿霞》开始写作是在1857年夏，同年11月完稿，翌年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首次发表。其时，作者正在欧洲旅行，在德国城市齐津格作矿泉治疗，这就是小说中的小城，另一座小城即德国城市林茨。这一年4月7日涅克拉索夫写信给屠格涅夫，称赞了他的中篇小说《浮士德》、《雅科夫·帕森科夫》和《三次相遇》，同时呼吁他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爱情中去，回到那尽管狂热却又不失为美好的蒙咙的青春的激情中去，回到那似有若无的怅惘中去”，要他再写一些这样的作品。《阿霞》正是对涅克拉索夫呼吁的回应。
    在公开发表前，《阿霞》就在《现代人》编辑中激起了广泛兴趣，大家为之兴奋、喜悅。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幽会中的俄罗斯人》，文中称《阿霞》是近年来“几乎唯一优秀的作品”，并联系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对“多余人”进行了深刻、精辟的分析。
    同样，1860年3月发表在当年第三期《读者文库》上的《初恋》也是一篇感人肺腑、充满诗情画意和淡淡哀愁的爱情小说。作者是以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为小说素材的。小说中父母的原型也基本上与作者的双亲吻合。这部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和《阿霞》一样，都是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初恋》发表后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于1863年被译成法文，两年后又译成德文。
    《春潮》写于1871年与其他小说不同，作品并没有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情节看似乎只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虽然其篇幅与作者的长篇小说相差无几，但屠格涅夫却称其为中篇小说。1840年5月屠格涅夫在游历了意大利和瑞士回柏林途中来到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偶然踏进一家糖果店想喝杯柠檬汁，适遇店主的女儿向他呼救，请他帮助抢救突然昏厥的弟弟。女郎的美貌和气质使他产生爱慕之心，只是由于匆匆离去，爱情种子未及萌芽便夭折了。这成了30年后创作《春潮》的基础。小说开始部分的情节与作者的经历几乎毫无二致。但不能说这是自传体小说，因为作者只是采用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件事作为小说的引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潮》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俄国评论界的反应则褒贬不一，后来的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在论及屠格涅夫创作时对它较少提及或几乎不提。究其原因，大概就如本段开始所说的那样，小说不像作者其他许多小说那样总是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不过《春潮》在艺术上仍是成功之作。无论杰玛这个从外表到内心都美的少女形象，还是萨宁这个青年贵族的多余人的虚弱性格，甚至波洛索夫太太这个外表华美内心丑恶的坏女人形象，都刻画得极为成功。情节的安排，景物描写也引人入胜。本小说的俄文原名□，确切地翻译，应是“春天的河水”或“春汛”，由于以往已有“春潮”的译名播行于世，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本文译者遂袭而用之，而同一个俄文词组在小说开篇所引的古老抒情歌曲的第三句中则译作了“春水”。
    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描写景物的高超技艺，简直臻至出神入化的境界。景物描写不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也烘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屠格涅夫对音乐的描写也都成为神来之笔，同样巧妙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