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翔和高泰宇采访: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二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二

作者：茅庐放翁 2009-08-30 22:13:33 发表于：博客中国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二

茅庐放翁（王明月）原创

【文革的是与非，让历史去评说吧，我仅在耄耄之年，写下四十多年前的回忆。】

1967年二月，新年伊始，出了个“军委八条”，于是那“腥风血雨的二月镇反运动”从悄悄地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顿时，强大的“保皇派”势力上下呼应，内外勾结，以多胜少，将毛主席刚刚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处于少数派的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扭送到公安局投入大牢，曰“依靠群众组织专政”。后来知道，中央说这股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大闹怀仁堂掀起的”。那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是反对搞文革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泄，借这股“军委八条”之风，他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于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据当时北京反川代表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成都市仅一夜之间就抓上万人，下面的区、县也是上千人，监狱里人满为患，一间牢房10平米左右，常常关8人以上，一张小小的板床上睡二至三人。在“革命的红班房”里，我们大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种英勇就义的气慨，相互鼓励，“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于监狱里我们“人多势众”饱含着热泪由低吟到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盼天明，···”歌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李井泉，炮轰大西南；砸烂黑公安，解放造反派！”口号整齐而铿锵，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当然，引来的是看守所人员的迫害和摧残，对男的往往是捆绑、打骂和罚站，对个别不守监规的女同学施行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污辱，甚至几个彪形大汉配合“妇科”女医生强行按倒后用检查“经产妇”用的窥阴器进行“破处”······那痛苦的漫骂和吼叫声，令人撕心裂肺，惨不忍闻。这些，就是看守所所长祝××在监狱的高音喇叭里每天数遍地吼叫“全体现行反革命分子听着：让你们也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山东（东山）再起”。——这位“大老粗”干部常常给我们读报，又常常出洋相地误读/错读，更常常引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阵阵哄笑。他又声嘶力竭地吼道“雅静，雅静，我又要抓几个典型出来······”

那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纷纷逃亡北京，得到以聂元梓/蒯大富为首的北京红卫兵的接待和支持。他们通过“北京记者站”或“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不断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写材料汇报四川的“镇反运动”。自四月初，中央即开始着手解决四川问题纠正镇反运动，特别是周总理多次接见逃亡到京的造反派代表，给予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于是消息以各种渠道传入牢房，“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各地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当时公安局/监狱/档案馆都是军管的）从四月上中旬就开始“纠错放人”，先学生，后工人，再机关干部，最后是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直到“红十条”（即1967年5月7日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之后月余才被陆续释放。

我被“保皇派群众”在辩论台现场扭送到监狱（2月16日晚8时多～4月17日9时许）整整坐了60天“红班房”。

由于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出得狱来，是鞭炮声声大红花朵朵，欢迎人群前呼后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浪撼山震海，我们“造反派”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俗称“光头左派”。

在中央透露出支持四川的革命造反派信息之后的1967年5月4日，成都“兵团”（工人组织）和“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学生组织）造反派联合摧垮了川棉厂“产业军”（保皇派）重要据点之后，又联合行动，于5月6日，发起了对成都“产业军”（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组织）“保皇派”组织势力最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的冲击。造反派群众数以万计（以大中院校学生为主，部分“兵团”产业工人）把132厂团团围住，人山人海，呐喊声声，直捣“保皇派”的老巢。在此情况下，132厂的领导以保护工厂安全为由，错误地发枪武装“产业军”。

枪声突然响起，前面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前赴后继，冒着枪林弹雨，手挽着手一排排地踏步前进，整齐地呼喊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还-我-战-友，还-我-血，誓死-保卫-毛主席！”泪水混杂着血水，继续前进。此时此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激情和对枪杀的怒火立即激发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那百倍的勇敢瞬间演绎成千倍的疯狂，反复重复着一个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人们只知道前进，忘记了后腿。血，染红了132厂的地，染红了132厂的墙，染红了132厂的天，场面悲壮而惨烈。从而酿成了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最后，枪声停了，“产业军”拖枪撤退了······。

这个不幸消息的电波很快传到北京，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解决四川问题迫在眉睫。中央于（第二日）1967年5月7日迅速公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注意：不是“意见”而是“决定”其它省多数是“意见”）的红头文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台反复播放。其内容为十条，故此称为“红十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四川的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指出了5月6日枪杀革命群众事件的性质，抚恤死难者；安抚和医治受伤群众；惩办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中央指令以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成员；指出了四川宜宾问题，并给刘结挺（原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夫妇平反。在中央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造反派”的攻势下， 不久各地“保皇派”组织纷纷瓦解瓦解。

然而，“旧的矛盾在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地产生”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了两大派。成都以邓长春“成都产业工人造反兵团”和江海云（女）“川大8·26”为首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另一派；在重庆以黄廉为首的“重庆产业工人反到底”为主为一派，以学生周家喻为首的“重大八·一五”为主的另一派，在对待“红十条”中点将的“省革筹”成员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是保还是打及其它“枝节问题”（中央语）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形成了全川的两大派，以此划线波及专/县/乡甚至农村。我，是“反到底”“兵团，8·26”派。

【待续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