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以人为本”最早源于我国古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4:11:13
“以人为本”最早源于我国古代
——与陈丹青先生商榷
陈增辉
陈丹青
陈丹青先生在题为《教养与人文》的讲演中说：“‘人文’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就是我刚去过的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国。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书摘》2008年第9期第5页）“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果真是从 “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就正于陈先生和其他方家。
首先，看文艺复兴。关于文艺复兴，《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欧洲（主要是意大利）从14到16世纪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潮流。据说那时文化的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位，反对以神为本位的宗教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1428页）这里告诉我们两点：其一、以意大利为主的文艺复兴，其时间跨度是公元“14到16世纪”；其二、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倡导人文主义的但丁、彼特拉克、瓦拉、彭波那齐、薄伽丘和皮科，都没有提出“以人为本”这一命题，更没有作具体论述。我们不可能“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得他们没有的“以人为本”。
其次，看中国。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把中华文明概括为“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亲仁善邻”，认为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关于我们今天坚持的“以人为本”，演讲明确肯定它渊源于中华文明的“以民为本”。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此，下面略作阐发。
在我国，春秋初期齐国名相管仲（约前725－前645年），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由于当时广大的奴隶都不被看作人而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管仲的“以人为本”体现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精神，肯定了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在一百多年后的春秋末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前585－前500年）提出了“以民为本”。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论语·宪问》），使齐国成为称霸诸侯的强国，对后世影响很大。晏婴对“管仲所以治齐”的理论和实践都非常尊崇，并深受其影响。那么，他为什么要撇开“以人为本”提出“以民为本”呢？因为这时已经有着与春秋初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当时社会正处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大变动时期。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婴分析当时齐国的阶级矛盾时，揭示了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残酷压榨：“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奴隶和平民的起义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民”的伟大力量开始充分显示。社会存在孕育了“以民为本”思想的萌发，晏婴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这一思想。
管仲和晏婴的上述思想说明三点：其一、中国古代明确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命题，并作了简明的阐发；其二、“以人为本”提出的时间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七世纪之间，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要早二千二三百年！其三、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也发展到了“以民为本”，它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源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我们今天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与中华文明中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思想，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中间存在着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从管仲的“以人为本”到晏婴的“以民为本”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中的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都是在否定前一阶段本质的同时，吸取了前一发展阶段的优点和长处，重复前一发展阶段的某些特征， “仿佛是向旧事物的回复”（《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由于它吸取了前两个阶段的优点，增添了前两个阶段所没有的新内容，其实际内容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阶段的特征是“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列宁指出：“发展似乎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页）这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揭示了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例如，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将“人”与物对应起来，认为相对于物而言“人”是根本，主张把“人”（包括广大奴隶）当作“人”对待，肯定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主张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晏婴的“以民为本”，在摒弃管仲“以人为本”把“人”泛化的形式的同时，吸取了其中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人比物更根本等优点，增加了体现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认为在一切“人”当中，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才是最根本的，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这样，晏婴的“以民为本”比管仲的“以人为本”，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为本”，是对晏婴“以民为本”的否定。尽管在形式上仿佛是向管仲“以人为本”的回复；但是，在实际内容上比管仲的“以人为本”和晏婴的“以民为本”都是一种新的超越。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既不是管仲“以人为本”中泛指的“人”，也不是晏婴“以民为本”中特指的农民，而是指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切现实的人，即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 “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科学发展观的 “以人为本”，基础在提高人的素质，核心在满足人的需要，重点在释放人的潜能，目的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管仲的“以人为本”、晏婴的“以民为本”有着天壤之别。
总之，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 “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而是既继承了先哲“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思想的精华，又体现了当今时代精神，是中华文明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中华文明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切切实实地把“以人为本”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香港孔教学院顾问兼院长助理）
——与陈丹青先生商榷
陈增辉
陈丹青
陈丹青先生在题为《教养与人文》的讲演中说：“‘人文’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就是我刚去过的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国。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书摘》2008年第9期第5页）“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果真是从 “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就正于陈先生和其他方家。
首先，看文艺复兴。关于文艺复兴，《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欧洲（主要是意大利）从14到16世纪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潮流。据说那时文化的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位，反对以神为本位的宗教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1428页）这里告诉我们两点：其一、以意大利为主的文艺复兴，其时间跨度是公元“14到16世纪”；其二、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倡导人文主义的但丁、彼特拉克、瓦拉、彭波那齐、薄伽丘和皮科，都没有提出“以人为本”这一命题，更没有作具体论述。我们不可能“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得他们没有的“以人为本”。
其次，看中国。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把中华文明概括为“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亲仁善邻”，认为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关于我们今天坚持的“以人为本”，演讲明确肯定它渊源于中华文明的“以民为本”。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此，下面略作阐发。
在我国，春秋初期齐国名相管仲（约前725－前645年），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由于当时广大的奴隶都不被看作人而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管仲的“以人为本”体现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精神，肯定了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在一百多年后的春秋末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前585－前500年）提出了“以民为本”。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论语·宪问》），使齐国成为称霸诸侯的强国，对后世影响很大。晏婴对“管仲所以治齐”的理论和实践都非常尊崇，并深受其影响。那么，他为什么要撇开“以人为本”提出“以民为本”呢？因为这时已经有着与春秋初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当时社会正处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大变动时期。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婴分析当时齐国的阶级矛盾时，揭示了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残酷压榨：“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奴隶和平民的起义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民”的伟大力量开始充分显示。社会存在孕育了“以民为本”思想的萌发，晏婴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这一思想。
管仲和晏婴的上述思想说明三点：其一、中国古代明确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命题，并作了简明的阐发；其二、“以人为本”提出的时间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七世纪之间，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要早二千二三百年！其三、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也发展到了“以民为本”，它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源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我们今天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与中华文明中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思想，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中间存在着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从管仲的“以人为本”到晏婴的“以民为本”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中的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都是在否定前一阶段本质的同时，吸取了前一发展阶段的优点和长处，重复前一发展阶段的某些特征， “仿佛是向旧事物的回复”（《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由于它吸取了前两个阶段的优点，增添了前两个阶段所没有的新内容，其实际内容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阶段的特征是“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列宁指出：“发展似乎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页）这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揭示了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例如，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将“人”与物对应起来，认为相对于物而言“人”是根本，主张把“人”（包括广大奴隶）当作“人”对待，肯定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主张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晏婴的“以民为本”，在摒弃管仲“以人为本”把“人”泛化的形式的同时，吸取了其中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人比物更根本等优点，增加了体现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认为在一切“人”当中，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才是最根本的，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这样，晏婴的“以民为本”比管仲的“以人为本”，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为本”，是对晏婴“以民为本”的否定。尽管在形式上仿佛是向管仲“以人为本”的回复；但是，在实际内容上比管仲的“以人为本”和晏婴的“以民为本”都是一种新的超越。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既不是管仲“以人为本”中泛指的“人”，也不是晏婴“以民为本”中特指的农民，而是指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切现实的人，即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 “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科学发展观的 “以人为本”，基础在提高人的素质，核心在满足人的需要，重点在释放人的潜能，目的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管仲的“以人为本”、晏婴的“以民为本”有着天壤之别。
总之，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 “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而是既继承了先哲“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思想的精华，又体现了当今时代精神，是中华文明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中华文明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切切实实地把“以人为本”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香港孔教学院顾问兼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