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奴思想与“下跪”基因

下跪这一明显带有自卑和自甘屈辱的文化行为和导向，确实不是在与时俱进，甚至与时代精神明显不合拍，着实影响着国人创新精神的发挥，是该寿终正寝，彻底放马南山了

    日前，在苏州某小区内，一辆面包车行驶中意外撞死一条宠物狗。目击者称，面对狗主人要么赔偿5000元，要么给狗尸体下跪1小时的要求，面包车上两小伙赔不起钱，最后选择了下跪，且一跪便是1小时。“人跪狗”抵消5000元赔偿的事件，暴露了当前部分国人异化的下跪心理。环顾四周，下跪事件比比皆是：有为了乞讨下跪的年轻人，有跪求城管的小贩，有给学生下跪的校长，有给官员下跪的百姓——下跪文化是精华还是糟粕？

    任何一个民族总有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理由。有时我想，我们这个民族自从诞生以来，堪称源远流长，其中最源头最具标志性的东西究竟有哪些？　　

    为什么要下跪

    孔子提出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礼教文化，是直接承袭了夏商以来的家奴式思想文化体系。其中，以下跪为封建礼教起点的教化仪式，是由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确立定制的。

    至于为什么要下跪？孔子说过，人生必须有“畏”。什么是“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就是惧怕，从“畏”字中绝对找不出亲切平等和蔼的意思——因惧怕而下跪，因下跪而表明低人一等——主动低人一等才能表明诚惶诚恐诚服，才能分出长幼尊卑，才能理出等级秩序。反过来说，不知下跪就是不成熟，就是不懂世事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还是个毛坯，毛坯当然不可委以大任。所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首先向孔夫子下跪学起。下跪了，你才是孔门弟子，你才有资格登上这好像是从野蛮人到文明人转变之路，才有条件按照三纲五常等礼教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可以参加乡试、大考，才有资格做官，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传人。于是以下跪为始的礼教文化形式，两千年来点点滴滴注入代代国人的思想流程中，精神骨髓中。

    下跪文化是精华还是糟粕

    按理，这些东西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大家都在与时俱进，都在向前看，重提这些还有必要吗？据《报刊文摘》一篇文章称：“下跪绝非特例，现实中此类跪地谢恩的事不胜枚举……住个房要下跪，就个医要下跪，办个事要下跪，读个书要下跪，打个官司要下跪，吃个低保要下跪，尊严在利益面前值多少？”如此现象让人们不得不深思：下跪文化传统究竟属于精华还是糟粕？如果是精华，它为什么没有像毛笔字一样成为我们的国粹？如果是糟粕，它又为什么没有像清朝的辫子随着时代之变迁给剪去了，反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绵延流传？如果说有人对生养自己的父母和亲近长辈行下跪之礼表示感恩之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些在公共服务过程中也要行这种大礼的人们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倾向？明明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是你交纳的税金设立了一片片设施，修建起一座座政府大楼，养着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各类工作人员，你以税金换得各种各样的服务，这本来是一种平等的交换，为什么要演绎成一种不平等的下跪和恩典呢？

    此外，如果下跪能切实反映一个人真实的思想底色倒也罢了，查查我们的历史记录，答案往往是一笔糊涂账。那些下跪了的人中，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仁”者“善”者；那些不下跪者，也不一定是最危险的“歹”者“恶”者。古训有云：大奸似忠，大忠似奸。且这下跪之事也切切实实让不少帝王们迷了眼昏了头，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他们身边的各类朝臣为例，那些把下跪功夫做得最好的人，看上去没有任何棱角，甚至是大忠大孝、大仁大义之贤良。实际上往往是这些人暗地里下绊子，做着瞒天过海的假善事真阴谋。比如王莽，比如董卓，比如李林甫，比如安禄山、贾似道、秦桧、魏忠贤、袁世凯等。这些人不能不说把下跪磕头之事做得很到位很得体，也正是他们多长了一个心眼，真正地悟透了孔夫子关于“尺蠖之行，以屈求伸”的真谛，以绝不多见的心狠手辣，让那些被侍奉的君王们尝到了什么叫能伸能屈，什么叫悔之晚矣，甚至不给留下任何亡羊补牢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孔子的礼教正好充当了这些人的宗师教头，一生谨慎、循规蹈矩的孔老先生恐怕没想到，无意中如此这般地为人家作了护身符隐身衣，被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建立一种文化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改变或者扬弃一种文化同样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国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融合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杂家以及后来传入的佛家等多家文化精神。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免有其精华的部分和糟粕的部分，我们说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但谁也没说连其糟粕也要继承；我们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但谁也没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说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谁也没说儒家思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具普世价值，要用儒家思想或任何一个文化流派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流变

    从文化基因的传递方式看，遥远先祖们的文化印记在我们的体魄中始终没有断绝。即便在个别时段由于诸多原因，有些信息的传承被截流或弱化了，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基因已经消失了。从盘古，精卫，女娲，后羿，到马克思，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跨越了很多，尽管时间不同，方位不同，文化源流不同，但在社会目标和文化追求上，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比如勇当大任、惠济天下、开辟文明、创新纪元等使命感，比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等社会理念，展示了人类追求在主流方面是殊途同归的。此外，由于传承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在有些方面存在差异之处，比如西方文化主张性恶，于是他们多用法律制度来扼制和监督这种恶的延伸——下自百姓，上至高官乃至皇帝。中国文化主张性善，主张服从，却也不乏拐卖妇女儿童、假冒伪劣产品、叛国奸佞、腐败官员等社会肿瘤。可在我们的文化元素中，从大禹到孔子以来，确实很难找到关于监督的思想痕迹——监督不仅需要公平、正义，同样需要平等的社会机制，你那里低头下跪，履行“畏”的功课，怎么监督？但中西文化在总体上，发展趋向上还是一致的。至于下跪这一明显带有自卑和自甘屈辱的文化行为和导向，确实不是在与时俱进，甚至与时代精神明显不合拍，着实影响着国人创新精神的发挥，是该寿终正寝，彻底放马南山了。也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很有必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教育在宣示孝顺、节俭、谦让、服从时，是否也注意了平等、科学、自主、创新、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我们在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的过程中，是否考虑过决不可再染有臣民的色彩？无论我们称其传统文化也罢，国学也罢，总是要以科学的精神取舍之，才是全面有效正确的思想方法和途径。中国文化大师季羡林、冯其庸，在国学和儒学的问题上曾这样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可以说，大师们的精辟之见为人们回答了很多诸如此类的疑问和困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我国传统文化的明天必将更加厚重，更加辉煌，更加优秀，更加积极向上，更加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作者为山西省忻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