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地图:康生如何逐步取得毛泽东信任

    当时，由于康生与王明的思想理论观点一致，因此王明对他非常重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康生就成为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康生可以说是一条王明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棍子”。

    在私交上，康生也是王明的亲信之一。他清楚，在中共中央，大权在握的人是王明，因此他一切都看王明眼色行事，甚至整天围着他身前身后转。

    由于王明实行极左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所以1933年，他带上康生去了苏联。就这样，康生于1933年7月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和王明副手的身份，来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后，王明给了康生更高的地位。经王明推荐，他成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之一，并且被安排进入了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由于王明的极力推荐，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王明、康生等回到了中国。

    康生是一个惯于观察形势、搞政治投机的人。回国之后，他通过对党内斗争形势认真的观察和分析发现，王明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必败无疑，因此，他决定舍弃王明，投向毛泽东。打定这个主意后，康生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之交谈，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还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当然，康生还不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及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

    一开始，毛泽东对康生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知道康生是紧跟王明的。可是当看到康生“真正”转变后，毛泽东就对他有了初步的好感。就这样，康生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外，我还知道有一件事也促进了毛泽东对康生的好感。康生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江青正在中央党校学习。通过跟江青的接触，康生看出了江青主动追求毛泽东、而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一些好感。于是他觉得，如果促成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则既能增加毛泽东对自己的好感，又能满足老乡江青的心愿。就这样，在对于江青和毛泽东恋爱一事，延安的反对者比比皆是时，康生则坚决表示支持。同时，当江青因历史问题招来满城风雨时，又是由于康生的帮助，使江青渡过了这一关。可以说，康生为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出了很大力，自然也在毛泽东那里进一步留下了好印象。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康生。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你去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此外，你再去下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接着，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听后，我觉得康生讲这番话是为了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随后，我按照康生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

    当时康生问岸青：“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后，我们准备告辞。临走时，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还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1960年2月4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邀请中国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而我是随团的翻译。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然而，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的主张是唱了反调，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讲话稿中还申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在他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了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随后，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了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他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毛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倾向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