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腾业南院:克格勃绝密档案 3

大特工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党和国家两者的领导机构）召
开会议对外国科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命令它加强对三个目标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
这三个地区是：一。英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的三大强国）；二、苏联西部的邻国
--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三、日本--苏联在亚洲最主要
的对手。至于1933年才正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并没有被提到。虽然早在19
21年苏联就曾经派遣特工横渡大西洋，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相对孤
立的地位，使得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仍然处在次要地位。
　　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外国科工作的扩展主要是靠增加秘密情报站的数量来实现
的，每个情报站有七名（在特殊情况下最多曾达到过九名）特工。与之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即使是设在驻英国和法国的苏联大使馆里的合法情报站，以外交身份做掩
护的特工最多也只有三名，有时甚至只有一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更重要的特工
提供与中心联络的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在20年代，公开和秘密的情报站都有权决
定间谍发展对象和招募这些间谍的具体办法。1930年，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这位
“辛迪加”和“托拉斯”行动中的英雄接替特里瑟尔成了外国科的负责人。他认为
目前的谍报网中有‘不良分子”。因此，他规定以后发展间谍需要得到中心的批准。
由于通信方面的问题，他的指示并不是都能被贯彻落实。
　　在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历史上，3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应该被称作“大特
工”时代。所谓“大特工”就是指那些形形色色的非常有天份的特工人员，他们共
同改革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招募和情报搜集工作。战后的特工需要在建立假
身份、保护自己的伪装和准备在西方展开活动等方面接受长期的训练。而在战前，
他们的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主义办事程序的
束缚，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他们的工作对象比他们
后辈的工作对象要容易对付得多。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
代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安全机制都是非常松懈的。这些出色的特工的个人才能加
上其工作对象的相对脆弱性，使他们的行动与冷战时期开展的特工行动比起来，更
富有传奇色彩，有时甚至有些会使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一些最有能力的大特工并不是俄国人，而是那些四海为家。能够流利地使用多
种语言、对共产主义社会充满幻想的中欧人。他们在加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以前曾
为共产国际从事地下工作。在剑桥大学里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阿诺德·多
伊奇（我们将在第4章里进行详细介绍）就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第四局（军事情报
局）中最成功的特工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佐尔格。一个曾与他在共
产国际中共事、非常崇拜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浪漫的理想主义学者”，
可以称得上是魁力四射。他最大的成功是在日本获得的，当时他以一名纳粹记者的
身份进行活动。不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特工的成功
都是在欧洲取得的。
　　虽然在人们现在的记忆中，特别是在英国，大特工的成就主要是发展年轻、有
才干、有理想的间谍；但是他们最初的成就并不如此光彩。开始时，他们只是通过
被金钱和女色而不是理想驱使的间谍获取外交密码和文件，虽然这在重要程度上比
后来的行动毫不逊色。密码破译工作只能依靠杰出的数学家在密码分析方面的天才，
而如今这些工作是在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辅助下进行的。事实上，在20年代，有资料
记载的破译密码的重大成功，往往都是依靠间谍窃取密码和编码系统的帮助获得的，
有时这种帮助还是至关重要的。沙俄的密码破译者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主要是因为
他们在窃取或购买外国代码和密码方面具备非凡的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0年以前，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查尔斯·哈丁爵士发现，有人用1000英镑的高价
收买他的档案室主任，让他窃取使馆里使用的主要密码。1000英磅在当时可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虽然这一次沙俄的特工没有得逞，但是他们已经得手过许多次了。一
位俄国的政治家曾对哈丁爵士说，他“并不介意在书面报告中提到他在谈话中向我
透露的内容，但是他恳求我绝对不要发电报，因为我们所有的密码都被人破译了！’
这令这位之使感到很震惊。沙俄保安部成了现代第一个通过窃取外国密码以辅助密
码破译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的情报机构。它为它的苏联后继者树立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榜样。





　　大特工和密码破译者们提供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外交通信情报，而对斯大林外交
政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从1924年起，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工作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向克格勃
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密码资料。然而，克格勃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早期在
获取外国外交密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统统归功于代号为“汉斯”或“安德列”的
“大特工”--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所有大特工中此人
是最神气的一个。在国外活动期间，他曾经使用过许多化名，其中也包括一些假的
贵族头衔。作为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最出色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照片悬挂在雅瑟
涅沃（如今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的总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密“荣誉室”里。他
是一个非常英俊、性格外向、能流利地使用多种外语的间谍；他出生于1901年，是
一个私生子，母亲是库班哥萨克人，父亲--后来他确信--是著名的小说家阿列
克谢·托尔斯泰。
　　1995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出版了他的职业生涯传记，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他
作梦都想着确认自己父亲的身份这回事，也没有提到他最初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
以名噪一时，是因为成功地引诱了一些在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门里能够接触到秘密
文件的女职员。他用来引诱这些人的办法后来被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广泛采用，例
如在西德开展的“秘书攻势”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他的离奇的
记录，说他能“很快与女职员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和她们上床”。1927年，他
在布拉格成功地勾引了法国大使馆里一位29岁的女职员，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上
了第一个重要的战利品，中心给她的代号是拉罗什。在以后的两年里，拉罗什向他
提供了法国外交密码和机密通信的副本。
　　可能就因为这种非同一般的风流惆悦，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没有被提升为苏联
情报部门的官员，始终都只是一名特工。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他属柏林秘密情报
站的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管辖。与他不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更多的平
庸的官员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招募到能够接触外交密码的间谍的机会。斯大林就曾
经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斥责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当事人。那是在1928年8月，一位不
速之客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要求会见武官或一秘。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瑞士的
商人和冒险家，名字叫乔瓦尼·德利（代号罗西）。后来比斯特罗列托夫依据使馆
的报告记录了这件事，据他的记录称，德利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的红鼻子与黄色
的手提箱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反差。他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弗拉基米尔·沃伊
诺维奇声称：
　　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意大利的代码和密码。当然，你们手里肯定有当地意大利
大使馆密码电报的副本。请把箱子拿去，核对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如果证明是真的，
请拍照并付给我20万法队
　　德利说他以后还可以提供意大利的外交密码，要价也是20万法郎左右。沃伊诺
维奇把密码拿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他的妻子给这些文件拍了照。然后，他把原件
还给了德利，说这些是假的，要他立刻离开大使馆并威胁说要叫警察来。当时，中
心高度赞扬了他的机智，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了意大利的
密码，但是后来，中心改变了这一看法。
　　恰巧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年后，1929年8月，另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大
使馆。这次，来访者是在法国外交部通讯部工作的厄尼斯特·霍洛韦·奥尔德姆，
他专门从事与密码有关的工作；当时，他正在巴黎陪同英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沃
伊诺维奇想故伎重演。但奥尔德姆比德利要小心。他并没有把密码带在身上，并试
图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尽量减少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接触，他希望进行一
次简单的交易。他只说自己叫“查理”，并使沃伊诺维奇错误地认为他在法国外交
部的打印室工作。他声称自己能搞到一份英国的外交密码，并索要5万英镑。沃伊诺
维奇把价砍到了1万英镑；双方商定第二年初在柏林见面。
　　然而在这次会面进行之前，1929年10月，苏联临时代办格里戈里·贝泽多夫斯
基被指控参与了反革命“阴谋”。为了避免被枪毙的厄运，他从大使馆翻墙而出，
逃跑了。他的叛变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的工作造成了很
大混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警卫奉命找到他并把他押回莫斯科，而且他肯定会被
处决。1930年，贝泽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使中心非常气愤。在回忆录中，
他谴责斯大林是“最无情的东方专制统治的化身”，并批露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
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曾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意大利和英国密码的
情况。
　　这次泄密事件导致比斯特罗列托夫被立即召回莫斯科。在鲁比扬卡，阿布拉姆
·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此人后来当上了国外情报局局长）向他展示了一本贝泽
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在提到欺骗德利--也就是1928年提供意大利密码的那个人-
-的地方，斯大林亲自在空白处用铅笔作了“恢复联系！”的批示。斯卢茨基指示
比斯特罗列托夫立刻返回巴黎，寻找到两年前曾被他欺骗过的那个不速之客，恢复
与他的联系，并获取密码。“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比斯特罗列托夫问。“那就是
你自己的事了”。斯卢茨基答道，“你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找到他。”
　　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日内瓦的一间酒吧里找到了德利。有了两年前在巴黎被欺骗
的经历，比斯特罗列托夫相信他会拒绝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接触。于是，比斯
特罗列托夫使用了后来被称作“假旗号”的技巧，谎称自己是日本情报机构的人。
虽然这一招也没能瞒德利多久，但是他还是同意继续出卖意大利密码，他声称这些
密码可以从一个腐败的外交官那里弄到。以后，他们总在柏林会面，因为据说那个
外交官就在这个城市。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很可能不完全--德利至少得到了20
万法郎。
　　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曾经有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外交部使
用的密码的那个英国人（厄尼斯特·奥尔德姆）。1930年4月，在一年前安排好的约
会上，可能是怕被欺骗，奥尔德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阿尔诺）只交
出了一份外交密码的部分内容，并要求先拿6000美元的预付款，然后再交出另一部
分。会面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试图找到他的行踪，才发现他留下的是一个假地址。
　　很可能就在他与德利见过第一面之后不久，比斯特罗列托夫就在巴黎的一家酒
吧里找到了奥尔德姆。搭上话之后，他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搬进了奥尔德姆住的
那家饭店。在那里，比斯特罗列托夫向奥尔德姆和他妻子介绍说自己是一个穷困潦
倒的匈牙利贵族，和奥尔德姆一样，落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中。在妻子的同
意下，奥尔德姆同意提供外交部使用的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通过比斯特罗列托夫
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月奥尔德姆拿到了6000美元，第二个月拿到了5000
美元，再后来减少到了每个月1000美元。在整个过程中，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把自
己装扮成奥尔德姆的好友，有几次还到他在伦敦肯辛顿的彭布罗克花园的家里做客。
然而文件却是他们在法国和德国接头时交接的。
　　奥尔德姆一开始就想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他越来越担心
作为苏联间谍可能遇到的危险。为了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比斯特罗列托夫多次让
柏林秘密情报站的站长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和他一起去见奥尔德姆。巴扎
洛夫化装成一个名叫达文西的非常凶恶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在他们耍弄的白脸和红
脸的把戏下，奥尔德姆同意继续工作，但逐渐开始酗酒。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比斯
特罗列托夫通过与露首·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的妻子）建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
告中半遮半掩地所谓的“亲密关系”，加强了对她的的控制（此后她有了一个代号
叫“夫人”）。
　　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的骗过了奥尔德姆，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奥尔德姆
夫妇也在欺骗他。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奥尔德姆告诉比斯特罗列托夫说他是
“一个贵族，在外交部负责密码工作，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实际
上，他只是个普通的职员。后来，奥尔德姆又吹嘘说他使用外交部里一个名叫坎普
的朋友给他提供的假护照周游世界，他还声称这个朋友也在为苏联秘密情报部门工
作，而这基本上也肯定是假的。在帮助比斯特罗列托夫用罗伯特·格伦维尔的名字
弄到了一本英国护照之后，奥尔德姆告诉他，这本护照是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
亲自签发的，他以为这本护照是发给他的一个熟人--当时在加拿大的一位英国小
贵族罗伯特·格伦维尔勋爵的。奥尔德姆还说，西蒙爵士还对他说“我怎么不知道
罗伯特勋爵已经到了英国呢。”奥尔德姆夫人也非常善于编造故事。她告诉比斯特
罗列托夫，她的哥哥是一位陆军军官，名字叫蒙哥马利，在外交部里负责情报工作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后来（时间很可能就是40年代）的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把这
位神秘而且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蒙哥马利就当成了指挥阿拉曼战役的陆军元帅厄尔·
蒙哥马利！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算得上是个控制招募到的间谍的行家，但是由于不
了解英国外交部的工作模式和英国的国家体制，他也非常容易被蒙骗，中心和他比
起来，也强不到哪儿去。
　　德利在柏林与比斯特罗列托夫见面的时候，交给了他一些真正的外交文件（其
中很可能主要是意大利的密码），但也有不少是德利自己编造出来的。比斯特罗列
托夫后来回忆说，当他问德利他提供的文件是不是真的的时候，德利气愤地答道：
“这是什么话？这些文件当然是真的……你们日本人真是白痴。你可以写信让他们
开始印制美钞；给我100万假美钞，而不是20万真法郎。那样我们就可以两清了。”
至少他编造的一部分假文件把中心愚弄了。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也在向法国和其他国
家出卖意大利密码的事实，德利声称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蒂·科特
尔拉佐伯爵（后来当上了意大利外交部长）在进行“大规模的密码交易”，有一份
德国大使馆里的密码丢失了，他还曾下令处决了一个替罪羊，以避免对他的怀疑。
因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相信西方的情报部门和它一样，也组织秘密的暗杀活动，因
此它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德利的这些鬼话。这可真让人惊讶。德利还两次试图用别的
方式欺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他让他们与一些假官员联络，这些人声称自己有德国
和英国的外交密码可以出售。
　　德利还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介绍了他的好朋友，一位巴黎的商人鲁道夫·勒穆
瓦纳，法国情报机构--军事第二总局的一名特工和间谍发展人。中心认为这个情
况非常重要。勒穆瓦纳是柏林一个富有的珠宝商，博恩·鲁道夫·施塔尔曼的儿子。
从1918年起，他开始为军事第二总局工作，并成了法国公民。对于他来说，情报工
作是他的挚爱，也是第二职业。他在第二总局的一位长官说“他对谍报工作的着迷，
就象酒鬼沉迷于酒一样。”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931年成功地招募到了一名德国的密
码和技侦员汉斯一蒂洛·施密特。这个人因为有嫖妓的恶习而债台高筑。在以后的
十年里，施密特（法国人给他的代号是海和阿舍）是第二总局最重要的外国间谍。
他提供的一些情报，为二战中英国的密码分析专家成功地破译德国的艾尼格马机器
密码奠定了基础。
　　为了让比斯特罗列托夫集中精力操纵奥尔德姆，在比斯特罗列托夫与勒穆瓦纳
（第二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雷克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的代号是约瑟夫）见过一面
后，中心就命令他把这个人交给另一个名气不如他的苏联特工伊尼亚斯·赖斯（化
名“伊尼亚斯·波雷茨基”，代号雷蒙德）。在最初与勒穆瓦纳的接触中，赖斯把
自己伪装成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勒穆瓦纳则表现出与他交换德国和其他外国
密码体制方面情报的急切心情，并提供了一些真假掺半的情报，以显示第二总局愿
意合作的态度。他1931年5月提供的意大利的密码似乎是真的。但是1932年2月，他
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假消息。他说希特勒（不到一年之后即成了德国总理）曾两
次秘密地访问巴黎，并受雇于第二总局。“我们法国人，”他声称，“正在尽一切
努力促使他早日上台。”中心认为这是一个假情报，但是命令继续与他保持联系，
并付给他钱。这可能是为了招募他而设下的一个圈套。
　　1933年门月勒穆瓦纳带着第二总局技术侦察处处长居斯特夫·贝特朗（中心给
这个人起了个代号叫“鹰”）来和赖斯见面。赖斯为了使贝特朗相信自己是一位愿
意与他们交换密码的美国情报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拉丁美洲的密码。可是，贝特朗
对欧洲的密码更感兴趣。和贝特朗见了第一次面之后，赖斯告诉勒穆瓦纳自己不是
美国特工，而是在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中心很可能认为勒穆瓦纳已经中
了圈套，这样可以迫使他要么向他的上级承认他拿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钱并且被
欺骗了，要么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并被迫为苏联工作。但是勒穆瓦纳并没有被吓倒。
这很可能是因为勒穆瓦纳早已经发现了他认识的这个“瓦尔特·斯科特”，也就是
赖斯，是个苏联间谍。赖斯后来又和勒穆瓦纳及贝特朗见了几次面，交换了意大利、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使用的密码方面的情报。
　　就在赖斯与勒穆瓦纳保持着接触的时候，比斯特罗列托夫发现奥尔德姆越来越
急于摆脱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关系。到了1932年夏天，比斯特罗列托夫担心奥尔
德姆越来越严重的酗酒和在工作中的粗心大意会引起英国安全局的注意。中心认为
奥尔德姆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还可能招致据称相当残酷无情的英国情报机关对比斯特
罗列托夫的报复。9月厂日，为了鼓励其面对英国暗杀威胁的大无畏精神，中心发给
了他一支枪。枪上还刻着一行字：“与反革命进行不懈的斗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全体同志。”当然，所谓的暗杀计划并不存在。
　　比斯特罗列托夫拿到枪后不到两个星期，也就是在1932年9月30日，奥尔德姆由
于无法承受双重身份的压力，辞去了在外交部的工作。但是，让他感到绝望的是，
中心并没有放过他。在以后的一年中，比斯特罗列托夫向他了解了通信部里他以前
的同事们的详细情况，希望从中至少能找一个人来接替奥尔德姆的工作。奥尔德姆
的酗酒越来越无法控制了，他认为被捕只是个时间问题。他的妻子告诉比斯特罗列
托夫，奥尔德姆认为是外交部终身副外交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亲自下令对他
进行监视，而且英国的情报部门也在追查比斯特罗列托夫。虽然这些可能并没有事
实根据，但中心对此仍然非常重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危机处理的“飞行特工’
特奥多尔·马利在7月6日给中心的报告中称，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处境十分危险：
　　安德列（比斯特罗列托夫）很可能会被敌人干掉。但我还没有命令他马上离开。
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奥尔德姆），而这将会
削弱我们的防卫，同时助长敌人的力量。今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安德列，明天我们
还可能会失去其他同志。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8月10日，中心的答复是：
　　请转告安德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与阿尔诺一起工作的这段非常困难而危险
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自律、足智多谋和勇气。
　　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智胜英国式的谢列布朗斯基特工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继续
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赞扬。而实际上，这种特工只存在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
于外国阴谋的想象之中。
　　1933年9月29日，也就是奥尔德姆从外交部辞职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被发现昏迷
在位于彭布罗克花园自已家的厨房里，厨房里充满了煤气味。他被火速送往医院，
但刚到医院就死了。经解剖发现，他的死因是在“头脑不清醒时”“煤气中毒”。
中心肯定他是被谋杀的。在关于他的死亡报告中，中心认为：“（英国）情报机构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是他们杀害了阿尔诺，因此使他的死看上去象是自杀。”但同时，
中心也相信，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因此英国外交部认为
奥尔德姆一直在为法国而不是苏联的情报部门服务。
　　奥尔德姆的自杀并没有引起英国外交部对于长期存在的其自身及驻外使馆的安
全问题的警觉。比斯特罗列托夫因为仍在担心自己正受到英国一支秘密暗杀小组的
追踪，也未能意识到英国外交部依然是一个防卫相对薄弱的目标。最后，他得出结
论，日内瓦是一个更安全的招募间谍的地方，在那儿还有奥尔德姆以前的几个同事
在英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中从事密码工作。1933年门月，他与雷蒙德·奥克（代号
谢利）这个被奥尔德姆认为是通讯部里最有希望的发展对象进行了接触。奥克有充
分的理由对他目前所处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满。自1920年进人外交部后，他一直是一
个低级“临时职员”，退休之后连养老金都不会有。比斯特罗列托夫把对奥克的培
养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代号为库用的特工，他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真
名叫亨利·克里斯蒂安广汉”）·皮克。
　　几乎和比斯特罗列托夫一样，皮克也是个性格外向、神气活现的人，无忧无虑
的个性使他在驻日内瓦的英国官员和记者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他邀请奥克和
其他一些从事密码工作的职员到海牙他的家里做客，充分展示着自己的魁力和友善，
同时也在评估哪一个更适合被发展成为间谍。奥克对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贡献是给
它介绍了约翰·H·金上尉。金1934年进人外交部通信部当“临时职员”，后来成了
一个比奥克本人重要得多的特工。据皮克报告称，金出生在爱尔兰，自认为是爱尔
兰人而不是英国人，虽然他反对苏联，但也“痛恨英国”。与妻子的不和以及还要
赡养一个美国情妇，使他发现光靠外交部里的一点点薪水是不够的。皮克很有耐心
也很有策略地培养他。有一次皮克夫妇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到西班牙进行了一次豪华
旅行，住的都是最好的饭店。皮克夫人抱怨说整个旅程简直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
金和他的情妇“让人非常厌烦”。但是，皮克夫妇的热情好客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七个月后，金（以后的代号是马格）开始提供大量的秘密文件，
其中包括外交部的电报、密码和外交通信每日和每周的要点。
　　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金提供的情报中有30％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
（代号杜坎）--一位长期潜伏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间谍-
-提供的情报是一致的。这种重送对于印证两个人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是非常有益
的。1934年接替阿尔图佐夫成为外国科科长的阿布拉姆·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决
定让另一位大特工莫伊谢伊·马尔科维奇·阿克塞尔罗德（代号奥斯特或奥斯托）
代替罗马情报站负责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这充分地显示出外国科对他提供的情
报的重视程度。阿克塞尔罗德也是一位出名的间谍指导员。1898年，他出生在斯摩
棱斯克一个犹太人家里，长大后加人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俄国的支部。1922年该
组织解散后，他加人了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开始了在外国科的职业生涯。和大多
数大特工一样，他也是个杰出的语言大师，能够流利地使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德语和意大利语；而且，用另一个特工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
敢于冒险的人”。1934年，他使用奥地利的护照来到罗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
秘密情报站，并开始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1月。
　　在苏联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指导员像阿克塞尔罗德那样频繁地约见康斯
坦丁尼。有时他们几乎天天见面。1935年10月27日，中心致电阿克塞尔罗德：“从
9月24日至10月14日，你约见了（康斯坦丁尼）16次。以后，一周内见面的次数不得
超过两到三次。”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杜坎这个间谍如此热情。康斯坦丁
尼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和密码材料，有些取自于使馆的红色信箱、外交文件袋，
有些取自于档案柜，有些甚至是保险柜里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不仅限于英国与意大
利的关系，还包括通报给驻罗马大使馆的外交部报告和英国驻外大使们就许多重大
国际问题发出的急件。1935年11月15日，中心的报告指出，在这一年里，康斯坦丁
尼提供的情报中至少有101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已经“送到了斯大林同志那里”，
这些情报中包括外交部关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外交次长安东尼·艾登（当
年年底接任外交大臣）和希特勒在柏林的谈话记录；艾登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
贝克在华沙的会谈记录；艾登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艾德华·贝内什在布拉格的谈话
记录以及艾登与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会谈记录等。
　　中心并没有把获取到的所有外交部的重要文件都呈送给斯大林。其中最令人吃
惊的就是1935年3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后，艾登对斯大林的评论。这份文件也被
发到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而且康斯坦丁尼可能也得到了它。由于这是斯大林第一
次会见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长，因此他们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未呈报这
份文件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斯卢茨基害怕让斯大林知道艾登对他的评价。如果只汇
报说“斯大林在国际事务方面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理解”给艾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外国科就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显然它不敢让斯大林知道，文登还说斯大林
“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武断而自负；他表面的客气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冷酷无情”。
中心很可能也不敢汇报艾登有关斯大林的另一些观点。例如，艾登说他“可能比里
特维诺夫先生更欣赏德国人的观点”。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比复述对斯大林的批评或
者表述一些关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更危险的事了。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乐观地报告说，“本来苏联认为我们在
鼓励德国反对苏联为东部安全制定的计划，”但是文登的访问，“使苏联政府消除
了思想上的恐惧”。但是，斯大林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放弃过阴谋理论，
对英国的政策仍抱有深深的怀疑。艾登在莫斯科讲话之后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对自
去年苏联加人国际联盟（苏联一直把国际联盟当作“资产阶级联盟”）以来给予集
体安全这一原则的支持表示欢迎。但是，从外交部的文件中，斯大林肯定已经了解
到，艾登并不希望苏联参与任何旨在控制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计划。在斯大林深存
疑虑的思想中，艾登的这种保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希望德国全力向东方进攻的
阴谋。虽然斯大林放心地把日常外交事务交给了能干而且务实得多的里特维诺夫，
但是他自己仍然把持着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的决策权。
　　一段时间以来，中心一直怀疑十年来为其提供英国文件的唯利是图的间谍弗朗
切斯科·康俾坦丁尼（杜坎）把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也出买给了意大利。
1936年2月，这个怀疑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当时《意大利日报》的头版刊登了康斯
坦丁尼从英国大使馆里窃取来的英国对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战争做出的评估。在阿
克塞尔罗德的威逼下，康斯坦丁尼被迫承认他曾经把一些文件提供给了意方，但还
是隐瞒了大部分事实。1936年，他承认自己丢掉了在大使馆里的工作，但并没有说
明他是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他让阿克塞尔罗德放心，说他在使馆里的一位以前
的同事能够继续给他提供机密文件。后来证实，这个同事就是他的兄弟塞孔多（代
号达德利），二十年来他一直在使馆的档案室里当职员。
　　但是，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谨慎。l月份他从一个上了锁的
红色盒子（通常是用来存放外交文件而不是珠宝的）里偷走了一条大使夫人的钻石
项链。盒子就保存在档案馆旁边的大使官邻里。这么一下，本来认为意大利日报上
刊登的英国外交文件不可能是从他的大使馆里被窃取出去的大使先生--埃里克·
德鲁蒙德爵士（不久就变成了拍思勋爵），现在终于意识到需要对大使馆的安全问
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了。因为外交部里没有负责安全的官员，他只好求助于秘密情报
局反间谍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少校。维维安谦虚地宣称说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工作
并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考虑到外交部更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他同意展开一次调查。
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重大问题。使馆里的文件、保险柜
和红匣子都不安全，而且“未经授权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档案馆
或者档案室里呆上很长时间”。
　　没过多久，维维安认定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可能就是那个窃取钻石项链并将至
少是一部分文件提供给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人：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在档案馆已经工作了2且年。因此，他可能对大使馆里有些
或者全部文件和财物的丢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曾经
也是档案馆的职员，不久前因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解雇。我认为他也不能摆脱与这
件事有联系的嫌疑。另外，虽然外交官们当时并没有把他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但我
认为他或者是他的哥哥，或者是他们俩就是在1925年窃取了锁在档案室文件柜里的
两份“R”型密码的人。
　　虽然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出于礼貌，对维维安提出的改进使馆安全措施的建
议表示了欢迎，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他和绝大多数使馆人员都不相信对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这个被他们当作“家庭的朋友”的人的怀疑。他不但没有被解
雇，相反作为对他在使馆里长期和所谓忠诚的服务的奖赏，1937年5月，他令人惊讶
地被邀请到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
　　在伦敦的公费旅游结束之后，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又开始向他的哥哥提供英国
的秘密文件；弗朗切斯科把这些文件交给阿克塞尔罗德的情报站和意大利情报机构
复制，再把原件还给塞孔多。在维维安的调查之后，康斯坦丁尼居然还能够接触到
使馆里的文件，对这一现象中心满腹狐疑。由于不能理解英国外交部门对使馆安全
工作如此疏忽大意，中心认为这是英国或意大利，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狡猾而险恶的
阴谋。于是于1937年8月停止了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正常联系。
　　康斯坦丁尼兄弟、金上尉和其他潜伏在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外交部里的间谍提供
的密码资料，都被送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技侦四局共同组建的一个技侦单位。这
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它并不在鲁比扬卡里边，而是在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外交
部大楼里。1933年开始在这里工作的叶夫多基姬·卡尔采娃垢来使用彼特洛娃这个
名字）介绍说，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地点透露给他们的直系亲属。
与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非常害怕这一单位的负责人格列布·伊万
诺维奇·博基。博基以残暴而著称，1918年他曾在彼得堡实行过“红色恐怖”，内
战期间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过恐怖统治。而且，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为自己
非凡的性能力而自豪，并经常在他的郊外别墅里组织周末性聚会。卡尔采娃非常害
怕被邀请去参加这种狂欢之夜。值夜班对她来说是最不安全的，于是她选择“最普
通、最单调的服装，以避免引起博基的注意”。
　　虽然这个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四局联合组建的机构的负责人生活堕落，该机
构却是世界上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技侦情报机构。特别是，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和
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它从间谍那里得到的协助比任何和它类似的西方情报机构都要
多。米特罗欣档案显示，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至少能够破译出英国。奥地利、德国
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外交通信。还有证据表明，它也可以破译日本、土耳其的某些电
报，以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法国的电报。在30年代，没有任何一家
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在苏联外交
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技侦部门的确破译
了日本方面发出的关于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谈判的电报。1936年11月份
德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协议的公开版本中，只提到德日双方将交换有关共产国际
活动的情报并共同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活动。但是它们的一项秘密协定还规定，如果
缔约方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的）无端攻击或者攻击威胁”，双方都将立即协商
采取行动，并“绝不做任何缓解苏联局势的事”。虽然日本实际上仍然非常希望能
够避免被卷人一场欧洲战争，而且也并没有打算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但是苏联还是
从这个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险恶用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三天后，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
布莫斯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协定。他的讲话中还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密码破译工作：
　　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
协定中，反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
　　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还破译了意大利的外交通信，而这很可能又导致苏联掌握
了意大利决定第二年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情报。
　　由于在英国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间谍和密码破译人员，加上英国外交部本身松懈
的保密措施，苏联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大量涉及它的主要对象国--大不列颠--
的外交政策的情报，然而规模比苏联小得多的英国情报部门却很少能了解到苏联的
政策。自1927年以后，英国的密码破译者根本无法破译苏联的高级通信（虽然他们
在破译共产国际使用的较为简单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秘密情报局甚
至在莫俾科没有情报站。1936年，英国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驳回了在莫斯科建
立情报站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麻烦”。但是没有秘密情报处
的机构，他又对无法了解到苏联决策的重要内容而感到失望。
　　可是苏联对其搜集到的政治和外交情报的理解能力，比起它搜集这些情报的能
力来就差得远了。在分析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动机时，苏联本来就有一种用
阴谋理论取代务实分析的倾向，而在30年代，由于俾大林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进行情
报分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斯大林并不鼓励其他人。对情报进行分析；
说他们是在“进行危险的猜测”。据报道，他曾说过：“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只把事实和它的来源告诉我就够了！”因此，外国科里根本没有分析部门。整个斯
大林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年代中，情报报告就是对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综
合，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或者分析。负责编辑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性命，
生怕他们没有说出斯大林想听到的内容。在筛选中心获得的宝贵的英国外交文件和
通过密码破译得到的情报时，他们首先要发现的就是针对苏联的阴谋。因为斯大林
同志，这位“列宁的出色的学生、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儿子。列宁事业的称职的接
班人和伟大的继承人”确信这些阴谋肯定存在。因此，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主要职
能就是强化斯大林对西方世界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
　　中心对英国外交部有关1935年3月约翰·西蒙爵士、安东尼·艾登和希特勒在柏
林进行会谈的记录的处理，可以说是中心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而歪曲情报的一个
典型例子。在外交部的金上尉和在罗马大使馆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都提供了
这份记录的副本。在会谈开始九天前，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塞条约，
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这次--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
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苏联的怀疑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目的是
了解希特勒到底希望如何对凡尔塞条约进行修改，看一看有没有接受其要求的可能。
但这却引起了莫斯科很大的疑虑。希特勒一边否认自己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一边声
称存在着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他声称自己“确信终会有一天人们将急切地寻求合
作和团结，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西蒙和艾登没有表现出丝毫要签订
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协定的兴趣，但是他们与希特勒交换的相当普通的外交辞令在莫
斯科看来却是暗藏着险恶的用心。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话：“英国外交大臣由衷
的感谢在柏林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德国方面所表示出的友好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英国方面的会谈记录长达23000字。而中心向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交的俄
文译本只有不到4000字。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洁处理，而是选择了西蒙、艾登、
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讲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和连续的谈话一样。
由于省略了一些详细的上下文环境，因此许多话的意思被歪曲了。或许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西蒙的一段话被误解为给予了德国占领奥地利的自由处理权。
　　中心无疑是为了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保持一致，把西蒙和艾登赴柏林的访问看
做英德一系列会议的开端。在这些会议上，英国的政治家不仅要设法取悦希特勒，
而且还会鼓励他进攻俄国。事实上，虽然一些英国的外交家会高兴地看到两个独裁
者自己发动互相攻击，但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或政府都不会试图导演这样一场冲突。
然而，30年代诞生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的阴谋理论，却在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依
然存在。国外情报局1997年出版的一本官方历史书坚持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英国外
交部的文件和更多的封存于档案局的档案都是不可靠的。该资料还声称，英国政府
仍然企图把反映二战前英国外交政策可怕现实的文件隐藏起来：
　　30年代的一些涉及英国领导人与法西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希特勒本人在
内的会谈内容的文件，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档案中。英国人不希望暴
露自己曾经实行勾结希特勒并敦促德国向东进攻的政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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