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美军单兵装备: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第二十三章 特别任务第二部分：安德罗波夫时代及其以后

1967年，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后，立即宣布他打算恢复克格勃的“特别行动”，作为冷战时期推行苏联政策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宣称克格勃一局（国外情报局）“必须采取进攻，使敌人行动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在不利状态下卷人斗争”。

两年前，由于对负责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别行动的十三处的最近一些成绩不甚满意，将其改组为五处。为响应安德罗波夫“发动新的进攻，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的号召，五处的的工作重点便成了“政治性的特别行动”——和平时期运用破坏行动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推行苏联政策。各驻外情报站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要求在策划特别行动时必须发挥更多的独创性，使克格勃的插手不被察觉。所有新策划的破坏行动在被提出时都使用统一的标准代号和暗语。如称每一次破坏行动为一支“百合花”，炸药为“一束花”，雷管为“小花”，爆炸为“洒水”，行动人员为“园丁”，等等。

安德罗波夫时代初期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是在希腊进行的。1967年4月希腊一群陆军上校夺取了政权，架空内阁并宣布军事管制。希腊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其领导人与莫斯科一度失去联系。1967年7月克格勃正式接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令，要求恢复与地下党的联系（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早已开始），并给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物质援助”包括财政补贴（通常交给驻布达佩斯的党代表）并协助准备开展游击战。克格勃总部决定五处1968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希腊领土上建立一些破坏和情报小组（特工组），以便准备进行暴动，推翻军人统治。五处还作了在意大利开展游击战的准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十分害怕出现像希腊那样形式的军事政变，他们请求苏联帮助意大利党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因为该党有可能像希腊共产党那样不得不转人地下活动。

1968年，克格勃给所有国外情报站都发出了业务函件，标题为《关于特工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在潜在敌国领土上为开展特工行动创造必要条件的建议》。

在给雅典情报站站长伊万。彼得罗维奇。基斯罗亚克（代号迈斯基）的信中补充说：“在不久的将来，在事情进程中并非没有可能需要我们对当地进步力量给予协助，因此我们必须事先为此作好准备。”中心还指示说，所有在希腊当地发展的特工小组均需由克格勃间谍领导。但此点对组里其他成员需要保密。

1968年，特工保罗被派往希腊奉命为坐飞机来的苏联特工小组选择降落跑道和活动基地——”蜂箱“，并检查早先确定的地点是否合适。保罗勘查的”一号跑道“位于色萨利平原的南部，在拉米亚城西北约40公里。”二号跑道“则位于色萨利平原西北，在卡拉姆巴卡居民区以南4－5 公里。贝拉西察、皮里和森格尔等地均林木葱郁，丘陵起伏，都被选为穿越保加利亚一希腊边界偷运特工和设备的合适地点。

1968年8 月，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颇具信心地通知中心，只要有一名克格勃特工协助，他们就能推翻希腊政变后的政权。所说的这位特工就是希腊情报局的前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此项雅典政变计划，并指示其情报局领导与克格勃和苏共中央协商计划。

米特罗欣所见到的克格勃文件中并没有说明苏联为何拒绝了保加利亚的建议。估计很可能出于以下三个考虑：其一，中心对此计划失败的危险性的估计远远大于保加利亚人。其二，苏联政治局几乎在收到保加利亚人建议的同时，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无疑不赞成同时在希腊进行冒险的政变计划。其三，由于希腊共产党分裂情况日趋复杂，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希腊共产党分裂成两派：亲苏派和欧共派。身为克格勃与希腊地下党主要联系人之一的布里拉基斯（代号谢苗）为抗议华沙条约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再与雅典情报站的人会晤。

尽管克格勃不断向希腊共产党输送大量金钱，但其在希腊境内建立特工小组的事却没什么进展。在希保边境成功偷运的主要物资不是运人希腊的破坏设备，而是从希腊运出的希腊共产党档案。材料总重14吨，装满1598个大包裹和4 只柳条箱，由30个希腊共产党员押送。材料从保加利亚运抵罗马尼亚，然后再运往苏联，被安全地封存在伊凡诺夫镇。

1968年，在五处最有雄心的特别行动建议中，有一个代号为“联系”的建议，目的在于破坏一条主要输油管线，以转移西方舆论对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注意力。

这条输油管线靠近博登湖的奥地利一侧。中心认为它在意大利和西德之间每年的输油量达一千万吨。据五处估测，如在穿越莱茵河水道处将管线破坏，可能污染博登湖，从而污染西德和奥地利边界的主要饮用水源。为了携带炸药，克格勃维也纳情报站买了4 只西方产的容量为1 升的旅行用热水瓶，还有10支圆珠笔（估计用来藏匿雷管）。爆炸造成环境灾难的替罪羊将是意大利的极端分子，他们将被怀疑是报复奥地利南蒂罗尔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

代号为“联系”的破坏活动成了五处和平时期大部分特别行动的模式：经过大量艰苦和细致准备工作后，由于担心政治上的风险，尤其担心在采取了周密措施后，克格勃的手脚还是可能会被觉察出来，而下不了付诸实施的决心，这次行动一再推迟，经过若干年的审查，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了事。

很多（或许是大多数）建议在欧洲开展的特别行动目的在于引起北约内部发生纠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章终了时还将述及）就是1969年4 月克格勃雅典情报站建议：用炸弹袭击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并驾祸于希腊极端分子。克格勃总部赞赏雅典情报站的建议，但又一次不敢冒险将其付诸实施。相反，它于1969年5月12日，发出了如下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我们同意你站收集材料，准备一支“百合花”【破坏活动1 对付雅伊卓【土耳其总领事馆1 这个目标。我们已将这一目标记录在案，如有需要，我们将会令你们对其采取“百合花”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监视“雅伊卓”，收集更多材料并注意可能的变化。

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批准五处的一个重大特别行动可能就是对英国采取的“艾丁”行动。该行动的目的在于破坏准备于1969年7 月1 日为加封20岁的查尔斯王于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仪式。此仪式在卡尔那封城堡举行，届时女王将在4000名应邀出席的嘉宾和全世界5 亿多电视观众面前将王冠、权杖、戒指、佩剑和办公室的披风授予查尔斯王子。仪式本身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特别行动难以得手。

可是，在仪式举行约一个月前，五处计划用英国生产的硝酸炸药炸毁由扑斯马多格到卡尔那封的公路上位于A487号和A498号公路交叉点附近的一座小桥。在爆炸前夕，向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国会下院议员格威福。伊文思发送一信，警告他英国安全局和伦敦警署正在计划一起“挑衅事件”，以损害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声誉并为强制执行在威尔士的主要安全措施提供借口。如果爆炸发生，伊文思和他的同僚们必然会揭露“英国当局”意欲破坏威尔士自由活动的阴谋。虽然艾丁行动被克格勃一局撤销，但将计划推迟实施的却是最高当局——安德罗波夫或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未具体指明是谁）。毫无疑问，这是害怕克格勃卷人会被曝光。

中心1969年的一份报告对十三处和五处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仅对特工小组的训练感到满意。事实证明有些特别任务是十三处及其继任者五处无力胜任的，更不必提其他一些任务了。该报告认为，特工组为破坏美国和北约军事设施目标而进行的精心策划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些军事设施也是苏军总情报部更多的特种部队的打击目标，同时，大部分也是苏联核导弹部队的打击目标。该报告指出，最近三年来，仅有一次成功的“政治性特别”行动，这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灰烬行动”（具体情况不详）。报告没有提到和平时期使用特别行动搞破坏活动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这是由于安德罗波夫对向他呈交的一些建议一概未予批准之故。

安德罗波夫不太愿意承担他任克格勃主席时所号召的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风险，于是不得不反思他的战略。他在重新评估了克格勃直接参与的影响范围之后，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代理人采取行动。北爱尔兰的一些新的活动就是使用恐怖主义代理人活动的首次机会之一。1969年11月6日爱尔兰共产党总书记迈克尔。奥赖尔登——西班牙内战时国际旅的老战士——通过马克思主义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卡塔尔。古尔丁和谢默斯。科斯特洛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

据奥赖尔登称：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产党之间一直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良好关系。我们不仅共同进行许多公开的反帝活动，而且一年多来在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爱尔兰工人党联合委员会和北爱尔兰共产党之间已形成了一条秘密协商机制，并一直在运行。在有关为爱尔兰公民权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联合斗争中所使用的策略方面，他们历来是采用我们的建议的。

爱尔兰共和军由于在1969年8月贝尔法斯特动乱中保卫天主教会不力，已经受到其支持者的广泛批评。在这次动乱中，7人被杀，约750人受伤，1505个天主教家庭（约为丧失家园的新教徒家庭的5 倍）被迫离开家园。据一个天主教神父报道，他教区居民蔑视地称爱尔兰共和军为“逃跑军”。奥赖尔登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爱尔兰共和军在“八月镇压”期间未能起到民族主义团体的“武装保卫者”的作用，因为“它过去把精力都集中到社会抗议活动和学生运动上面了，从而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他认为目前在北爱尔兰两派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内战，并且在英军和天主教徒之间也有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因此爱尔兰共和军要求提供武器。安德罗波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坚决主张在提供军火前，必须证实奥赖尔登能“保证运送武器及武器供应来源的必要秘密”。等到安德罗波夫对提供武器这两个条件均感到相当满意时，时间已过去了两年半。

在与奥赖尔登继续会谈期间，特工保罗得到指示，研究利用魁北克极端分裂分子对美国采取特别行动的可能性。根据魁北克解放阵线使用恐怖主义暴力的不断加强和它对古巴和苏联集团的帮助有着明显的兴趣，中心所寄予它的希望决不会落空。

1969年，魁北克解放阵线炸毁了蒙特利尔市长府邸和渥太华国民防卫总部。1970年它企图绑架美国和以色列驻蒙特利尔总领事未遂，但绑架英国商务官员詹姆斯。克罗斯和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的行动则取得成功。克罗斯最终获得释放，交换条件是答应将绑架他的一些人安全地送到古巴。拉波特则被谋害——被人用戴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链勒死。

虽然保罗或许至少在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间接联系上取得成功，但中心几乎肯定地得出结论，在克格勃与魁北克解放阵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风险太大。然而，克格勃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却散布伪造文件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解放阵线有联系。1971年9月24日蒙特利尔《星报》刊出一幅伪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10月20日备忘录的照片，其中写道：致魁北克：提供消息者建议采取紧急行动暂时切断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联系，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措施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接着在加拿大议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皮埃尔。特鲁多总理宣称，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加拿大活动，这是“未经政府认可和同意的”。在20年后，这个伪造的备忘录仍为加拿大出版物。甚至被一些学术界权威所引用。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加拿大前夕，一些暗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极端分子有联系的伪造文章散布甚广。

安德罗波夫要开展和平时期的特别行动，而又不愿留下任何克格勃插手的痕迹，这本来就很不容易，加之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进行一系列反对生活在国外的克格勃官员和其他苏联公民的特别行动，就更加重了他在这方面的疑虑。在1970年5月21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头上标有“极端重要”字样的信中，安德罗波夫列举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或企图进行“劫持”活动的三个事例：1966年3月17日企图在东京劫持克格勃官员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未遂；1970年3月2 9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皮沃瓦罗夫未遂；1970年3月9日《消息报》记者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兹曼诺夫在德里失踪。

安德罗波夫的断言并非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秘密行动计划，而是来自他本人对阴谋理论的盲目迷信。皮沃瓦罗夫是阿根廷右翼恐怖集团曼诺（代号“手”）绑架暗杀活动的牺牲品，该集团声称这是对被阿根廷左翼恐怖分子绑架一巴拉圭外交人员的报复。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克格勃官员采取的特别行动的其他事例大多数实际上是一些叛逃或企图叛逃事件。克格勃一局有些官员承认——而安德罗波夫则不承认一“劫持”一词是驻外情报站用来掩饰可耻的叛逃事件的一种遁词。

例如别兹曼诺夫的失踪即其一例。别兹曼诺夫叛逃后，驻德里情报站为了保全面子，向上级报告说他被绑架了，并且给予他儿子以经济补偿。实际上，别兹曼诺夫后来承认：我决定留在印度成为像嬉皮士那样的人，并准备了解这个国家。不幸的是，我阅读当地报纸时发现，印度警方正在寻找我。我慌了。我力图与偷渡者打交道把我弄出印度，但他们不是要价太高，就是不相信我。

最后，别兹曼诺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上了，先被安排由印度隐蔽出逃到希腊，经过盘问后被重新安居在加拿大。1974年克格勃见到别兹曼诺夫在蒙特利尔参观一个展览会后，遂放弃了别兹曼诺夫被劫持的虚构故事，并且命令他的迷惑不解的儿子交还以前付给他的全部补偿金。

然而，克格勃总部的一些阴谋理论家仍旧深信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心要劫持克格勃官员，或劝诱他们“叛国”（换言之通敌）。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为止。

当克留契科夫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第一把手于1987年访问华盛顿时，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发现难以使他相信，在西班牙失踪的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瓦连京诺维奇。亚历山德洛夫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央情报局绑架的。

安德罗波夫1970年5月21日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坚持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敢于向克格勃“猖狂”挑衅，仅因为“我们缺乏适当的措施”。因而他认为现在该是我们以牙还牙，以同样手段绑架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给美国人一个教训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克格勃特别行动出错和公诸于众的风险，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涅夫同意雇用代理人。

过去使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军阵线游击队在中美和北美对付美国人的先例鼓舞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五处去考虑使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作为其在中东和欧洲的代理人。主要负责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输往欧洲的是以乔治。哈巴斯为首的马列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第二把手瓦迪。哈达德。1968到1969年间，哈达德干出了数起飞机劫持事件，在欧洲国家一些首都袭击以色列办事处和犹太人开设的企业，博得中心青睐。1970年他被克格勃发展为特工，号称民族主义者。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称：我们与W.哈达德关系的性质可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对外行动，以一种有利于苏联的形式施加影响，也可在遵守必要的共同秘密条件下通过这个组织实施有利于我们利益的一些积极措施。

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涅夫批准利用哈达德开展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他在报告中说：在我看来，最好进行一次行动，将驻黎巴嫩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第二把手加以劫持……并将他送往苏联，这既可作为报复性措施，也可从他口中获得一些有关美国在中东的计划和特定行动的情报。行动计划拟由我贝鲁特情报站的一个可靠特工“民族主义者”（即哈达德）付诸实施，此人负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破坏行动并在实施进攻性措施上颇具经验。

行动计划的要点是民族主义者的可靠战士在贝鲁特或其附近绑架【中央情报局官员1 ，然后将其秘密送往大马士革地区我们所选定的地方，移交给我们的行动组官员。然后再从大马士革将其秘密地用我们的专机或轮船送往苏联。

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近来在黎巴嫩加强了对付美国情报机构及其人员的活动，黎巴嫩当局和美国人将怀疑上述行动是巴勒斯坦游击队所为。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在国外仅限于民族主义者知道，在苏联方面，仅限于直接参与计划和实施此行动的克格勃官员知道。

我请求你批准准备和实施上述行动。

勃列日涅夫于1970年5 月25日批准了上述申请。克格勃驻贝鲁特情报站即传给哈达德一宗详尽的有关这个中央情报局人员（代号“维尔”）经历的档案材料，其家庭地址（在4 层楼上的公寓），汽车（挂有外交车牌的淡蓝色福特营星车），去美国使馆办公来回路线和个人习惯，例如维尔经常牵着一只黑色长卷毛狗外出散步。

哈达德同意挑选三名“最有经验和可靠”的枪手来绑架维尔。当他被抓获时，他的嘴鼻立即会被戴上一个充满由五处提供的一张麻醉剂的面罩。在维尔失去知觉之时，将给他注射一针（药剂也由克格勃供应），这样在他恢复知觉后他仍将迷惑不清，并且毫无反抗能力。然后人阵将给他穿上阿拉伯突击队员服装，用车将他沿克格勃事先仔细踏勘的路线送人叙利亚，在扎巴达尼附近一小村庄将他交给来自克格勃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特种行动官员。从扎巴达尼克格勃将隐蔽地把维尔送往苏联。

哈达德同意为苏联当特工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想为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搞到武器。

1970年7 月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第一项请求，即由克格勃武器库存中向哈达德提供五具RPG－7 型反坦克火箭筒供恐怖行动之用。后来，五处处长尼克拉。巴甫洛维奇。古谢夫及其助手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会晤哈达德，双方商讨了下一步的武器交接方法，双方同意在天黑后用充气橡皮艇运至亚丁附近指定港口。

这个代号为“东方”的行动由五处副处长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拉扎连科（后升任处长）负责。根据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命令，提供给哈达德的军火装在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艘情报收集船库尔索格拉夫号上。由五处的S. M. 格兰金随舰进行交接监督，库尔索格拉夫号驶往亚丁湾与哈达德派遣的汽艇在当地时间21：见点于北纬12O34 ‘与东经45“12’交会点会合。按照约定信号，哈达德用360ort色信号光显示他的到来。库尔索格拉夫号熄灭灯火和锁闭其无线电信标，用信号灯两短闪（并在很短间隔后重复短闪）显示自己的到来。库尔索格拉夫号在收到哈达德回答信号（闪光四下）后，即放下装有武器的橡皮艇并给出“发出货物”的同意信号（闪光三下）两次。哈达德回答相同信号以示也已放下橡皮艇，一俟军火搬运完毕再回以两次一短一长信号。

提供给哈达德的武器包括50支西德造手枪（10支带消音器）和5000发子弹；50挺缴获的MG－21机枪和10000 发子弹；5 支英国造带消音器的斯特林式冲锋枪和36000发子弹；50支美国造AR－16自动步枪和30000 发子弹；15个用外国材料制成的饵雷；以及5 个也由外国材料组装成的无线电操纵的SNOP地雷。这两种地雷被认为是苏联军火中最先进的小型武器，它们像供给哈达德的一些消音器一样，过去从未向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提供过。这种SNOP地雷在城市中可在2 公里外、在农村可在15到2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

中心把“东方”行动的胜利完成作为一次重大胜利来庆祝。经克格勃国外情报局推荐并经太平洋舰队克格勃特工部门头子、海军少将拉琴科批准向参与“东方”行动的7 名海军指挥员颁发了“东方”纪念章（每枚值600 卢布）和奖金600 卢布。这7 名军官是：库尔索格拉夫号舰长V.P.列别捷夫上校；大副A.G.什特洛夫和E. P. 洛帕京上校；二副G.S.巴勃科夫和V.I.阿夫拉缅科上校；海军少校A.V.加尼茨基和A.S.克里姆楚克。中心还给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N.D.谢尔盖耶夫发去了正式致谢信。

中心认为，利用哈达德和人阵在中东实施的许多特别行动，特别是反对以色列的特别行动（下一章将予以叙述）都是成功的。然而代号为“螺旋桨”的行动，即利用人阵绑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第二把手的行动则以失败告终。

维尔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哈达德的枪手难以按原订计划绑架他。1971年五处制订了若干绑架维尔的计划。其中一项简单地建议哈达德暗杀维尔了事。可是全都失败了。

银即克行动也同样以失败终告。该行动是企图利用人阵恐怖分子去刺杀两个苏联叛逃分子P.S.布兰丁卡斯和他的儿子（代号“海盗”）。该父子俩在1970年劫持了一架苏联民航飞机逃往土耳其。据此次行动档案记载，此次行动所以失败，是因为“民族分子”对暗杀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并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许多广泛利用人阵来追踪苏联叛逃分子的计划后来虽然都放弃了，但安德罗波夫经勃列日涅夫批准的关于利用哈达德进行特别行动的决定，仍然标志着克格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纷纷仿效苏联，利用或默许利用恐怖分子进行特工活动。

五处的特别行动像赫鲁晓夫时代的十三处的特别行动一样，遭到了背叛分子的严重损害。最重要的背叛者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特工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此人是一个散打高手、神枪手和跳伞行家，1971年春天在英国被英国安全局收买。利亚林于当年9月叛逃，在此前的6个月当中，他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克格勃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详细的破坏计划。除了泄露许多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一些准备措施外，他还暴露了五处在国际危机或冲突期间的一些恐怖应急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渗透人目标国家的特工和当地间谍来实施。

据克格勃下属的PR线头头和情报站副站长奥列格。卡卢金称，在华盛顿，克格勃下属的F 线“任务繁多，从想办法向首都饮水系统下毒到策划暗杀美国领导人，什么都干”。在英国的破坏计划包括水淹伦敦地下铁道，炸毁北约克郡费林台尔预警雷达站和停在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五处有些计划十分稀奇古怪，与10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的暗杀卡斯特罗的一些不成功的计划差不多。根据利亚林透露的一个计划，由克格勃特工人员扮成送信人和送货人沿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白厅要人常走的走廊抛撒无色有毒小胶囊，过往人员一踩破胶囊即会毙命。尽管英国政府很少泄露有关利亚林背叛后的情况，但检察总长告诉下议院说利亚林担负着“组织英国国内的破坏活动”和“消灭被认为与苏联为敌的人”的任务。

中心完全没有料到利亚林的叛变和英国政府几乎同时采取的对付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行动。1971年9月24日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务次长丹尼斯。格林希尔爵士召来苏联代办伊凡。伊凡诺维奇。伊波利托夫（克格勃间谍），并告诉他，有90名以官方掩护身份常驻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将被驱逐出境，另有15名正在苏联休假的官员不得再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出境的人员共计为105 名。其实，英国安全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知道苏联在英国的许多情报人员，不过在过去6 个月中，利亚林证实了许多人的身份，并在黑名单上加进了一些新的名字。在这期间，白厅的代号为“底座”行动的大规模驱逐苏联间谍的准备工作已在秘密地进行讨论了。

外交和内政秘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和雷金纳德。莫德林在致爱德华特。希思首相的联合备忘录中认为，在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的绝对人数“超过英国安全部门预期的人数”。利亚林揭露的五处一些破坏活动计划的可怕性质加强了英国采取驱逐行动的根据。

9月24日，星期五，伊波利托夫从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回来不久，在肯辛顿皇宫花园靠近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英国安全局监视小组报告称，看见一名克格勃官员自对面的驻伦敦情报站疾奔横穿马路，无疑他被电话召唤去参加有关大规模驱逐问题的紧急会议。在短期内，利亚林的背叛或许引起了比“底座”行动更大的关注。中心在周末报告苏联当局说，利亚林可能对五处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损害。9 月27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缩短了对东欧的访问，返回苏联，在莫斯科机场贵宾室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其后不久，克格勃属下F 线的大多数官员被从西方各国首都召回，这使五处力量大为削弱，不能在危机时期完成其协调国外破坏活动的任务，中心对伦敦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像以往一样，强调背叛者个人的腐化堕落，声称利亚林曾诱奸其在伦敦的一些同事的妻子，报告还对前伦敦情报站长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掩盖利亚林的劣迹，以避免产生丑闻。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其职责是负责包括在英国的一些行动）也是受到降级或撒职处分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中的一个。

1961年斯塔申斯基的背叛使中心在下达暗杀命令时更为谨慎，10年后利亚林的背叛给予其和平时期的破坏活动计划以更大的打击。五处从此开始了痛苦的重组，经过三年半的时间，重组才得以完成。米特罗欣记载的档案中未见在利亚林“叛变”后数年内克格勃有新的“特别政治行动计划”（当然，也可能档案中记录有一些特别行动，而米特罗欣未曾看到）。米特罗欣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明中心对特别行动的热情下降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心对基洛夫芭蕾舞团另一明星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在1974年6 月去加拿大访问演出时叛变的反应。巴雷什尼科夫完美无假的古典风格和自然优雅的气质使他成为米特罗欣崇拜的人物之一。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内看到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截获的致他的信件中，有一封来自列宁格勒一个女芭蕾舞迷的信，信上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我亲爱的小兄弟…是我所遇到的最聪明，最漂亮和最帅的人”。所以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仍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这就不足为奇了。克格勃的间谍中还包括另一个代号为“莫里斯”的芭蕾舞演员，此人过去还举报过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然而，使米特罗欣吃惊的是克格勃未制订出残害巴雷什尼科夫的计划，可是在数年前对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则制订有一些残害计划，不过这些计划未付诸实施。

尽管克格勃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在西方直接实施特别行动的风险，但它在与美国及其盟国斗争中仍继续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分子集团作为代理人。不过，中心的态度更加谨慎。1969年＊月爱尔兰共和军通过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提出的提供军火要求，几乎在三年后才由克格勃最终予以满足。苏联满足了提供军火的要求以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就分裂成了两派：卡塔尔。古尔丁领导的官员派和肖恩。麦克斯蒂奥芬领导的临时派。克格勃完全同情马克思主义官员派，而不支持民族主义倾向较大的临时派。尽管古尔丁的长远目标是创立一个非宗派的、非军事的和全爱尔兰的革命运动，但官员派对70年代初期的一些最血腥事件负有责任。古尔丁在1971年宣称：“回答帝国主义和剥削势力的惟一手段就是用最有效的办法使这些贪婪而又残酷的人恢复理性，也就是要用炸弹和子弹来说话”。官员派爱尔兰共和军推行血腥政策的目的在于战胜临时派，结果却使自己的一些支持者疏远离去。

1972年2月埋藏在伞兵团奥尔德休特司令部里的一颗炸弹爆炸，杀死了7 人，其中包括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五名小卖部女工。民族主义分子于5 月21日在特里杀死一名休假回家的英国士兵，导致官方派武装委员会在其后宣布停火8 天。然而，由于官方派保留其所谓采取“防卫行动”的权利，停火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效果。在1972年下半年和1973年，虽然古尔丁在逐渐缩小“军事行动”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当地好战分子仍在继续进行恐怖主义袭击。

 1972年7月3日，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他在1969年11月首次代表爱尔兰共和军请求的军火迄今尚未收到。自此以后，他代表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就输送军火的方法与克格勃的“技术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两年半来，情报点滴未有泄露，这一事实，依我看来，证明在保守秘密方面可以说达到了高度责任心。” 安德罗波夫对此表示同意。8 月17日，安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向爱尔兰朋友输送武器的行动计划”，此项计划代号为“闪光”行动。

“闪光”行动是两年前向哈达德和巴勒斯坦人阵输送军火的“东方”行动的翻版。该计划拟输送的军火包括2 挺机关枪，70支自动步枪，10支瓦尔特手枪和41600发子弹。所有枪支弹药，均非苏联制造，以便伪装成与克格勃无关。这批军火再次由苏联情报收集船“减速器”号运送。所有武器都用防水布包捆，当运到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的司当登沙滩处时，被放置在水下40米处，系在用来标明水下有渔网的那种标志浮筒上面。克格勃实验室在军火装运前对军火进行了仔细检查，以确保与苏联丝毫无关。瓦尔特手枪用西德油润滑，包装材料均由克格勃驻外特工购自国外，并规定标志浮筒必须是芬兰或日本产品。军火被置放于沙滩水下几个小时后，将由一艘“爱尔兰朋友”的汽艇前来取走，其全体水手都不知道货物是什么。此项“‘闪光’行动”由S 局（其前身为五处）8 处的一位官员在“减速器”号上进行指挥。后来，苏联数次向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提供军火都是用同样的办法运送的。

克格勃对其所提供武器的用途很难作出一些设想，因为从沙滩上收回武器的负责人是官方派最强硬的恐怖主义分子谢默斯。科斯特洛。73年下半年，因与古尔丁发生争执，科斯特洛被赶出官方派后，开展了一场新的托派运动，成立了爱尔兰共和社会党。官方派建立了4 个暗杀小分队来消灭异已分子，但在1975年春天，一系列暗杀活动都无结果。不过他们在当年下半年与临时派改善了关系。1977年，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暗杀了科斯特洛。克格勃偷运进爱尔兰的武器，有些很可能被用在共和军两派的内战之中了。

克格勃除运送军火给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外，还在继续利用第三世界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桑解阵游击队作为其代理人。在拉丁美洲，克格勃发现其古巴盟友——古巴情报局暗地里在抢它的地盘，这使它有些不快。中心认为，到1970年古巴情报局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火星”游击队。1969年古巴情报局资助游击队从监狱中解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曼多吉德罗洛格的行动。丰塞卡是由于抢劫银行而被囚禁于哥斯达黎加监狱的。丰塞卡越狱成功后不久重新被捕，但又再次越狱，并在桑地诺游击队劫持一架飞机后飞往古巴，该机上载有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些美国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作为交换条件均被释放。古巴情报局还在古巴为桑地诺游击队培训人员，并资助他们10万美元购买军火。古巴情报局长曼努埃尔。皮内罗。洛萨多（他的绰号“红胡子”正好反映了他的暴躁性格）告诉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凡诺夫说：在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中，我们工作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尼加拉瓜。我们正在援助白卡洛斯。丰塞卡领导的游击队，这个运动已产生影响且能继续扩大下去。

1971年2 月，皮内罗在与丰塞卡的一次会谈中重申，古巴领导确信对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武装斗争是获得解放的惟一途径。古巴仍愿意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任何种类的支持和援助”，但如果该阵线想避免在过去10年中所遭受的失败和重大损失的话，就需要在组织上作出重大调整。中心认为，今后如要利用桑地诺游击队进行特别行动来对付美国一些目标的话，就必须与古巴情报局进行合作。

克格勃在桑地诺游击队内部安插了许多间谍，其中有一个代号“格林”的间谍（在米特罗欣档案中未证实此为何人）专门负责确定哪些行动克格勃能利用桑地诺游击队人员。1974年5月，桑地诺游击队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并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援助。桑地诺游击队惹人注目的一次袭击美国目标的行动是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同意并在古巴情报局协助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绑架美国驻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大使、索摩查家族的亲密朋友特纳。B.谢尔顿。值得注意的是，谢尔顿和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拜勒总统的肖像一同出现在1974年印制的尼加拉瓜20科多瓦纸币上，这位大使的头恭敬地俯向总统。这种纸币很快以“马屁精‘而闻名。最初的袭击计划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由一小组游击队员强行进人美国大使馆。可是在1974年12月27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即前农业部长何塞。玛丽亚（谢玛）。卡斯蒂洛设宴招待谢尔顿。一个扮成招待会服务员的暗藏桑地诺游击队特工打电话给游击队说卡斯蒂洛住处戒备松懈，是绑架这个大使的好机会。

然而，谢尔顿却幸免于难，逃脱了绑架。当晚10点50分，桑地诺游击队一个训练有素的突击小组11男3 女）冲进卡斯蒂洛宅邪以前几分钟，谢尔顿离开了招待会。

突击队员发现大使已离去，遂杀死招待会主人，劫持其他客人作为人质，并要求马那瓜大主教作为调停人。经过数日紧张谈判，索摩查总统释放了18名关押的桑地诺游击队成员并为释放人质付出了100 万美元赎金，另外还答应发布一篇12000 字的谴责他本人和美帝国主义的文告，提供一架飞机将桑地诺游击队员运往古巴。

在桑地诺游击队员飞抵哈瓦那时，古巴人获得了这100 万美元。虽然桑地诺游击队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可是在尼加拉瓜后来实施残酷的军事管制期间却有许多游击队员死亡，桑解阵在如何打赢游击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内讧。丰塞卡崇拜俄罗斯的革命传统，于是特向莫斯科请教。1975年2月14日他请求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为他本人和其他一些桑解阵成员安排一次莫斯科之行，以便研究和学习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和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战战术。他还请求苏联继续提供财政支援。1975年末，丰塞卡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便秘密地前往尼加拉瓜，试图解决桑解阵内讧。1976年11月8日他在一次与国民警卫队巡逻队的枪战中阵亡。1979年桑解阵胜利后，丰塞卡被当作革命英雄重新安葬。

1976年2 月，政治局批准对克格勃第一总局的S 局特工指挥部增加人员和经费。根据1976年4 月12日克格勃第0046号命令，作为重组的一部分S 局扩大编制，五处正式并人S 局，组成八处，到1980年，八处共有400 人，其中仅处领导机关就有23名行动官员。八处处长是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索夫斯基，他为近几年来克格勃特别行动的衰退感到沮丧。他作为一个行动官员的自我形象可以用放在他写字台上的一枚杀伤性手榴弹上安装着的一只打火机来象征。但是，他抱怨道：“我们将文件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八处最基本的任务——消灭逃到国外的叛徒——在目前几乎已成为一个绝望的任务了。但中心无法使自己放弃对克格勃叛徒处以死刑的规定，也不能放弃这些判决终有一天会被执行的托辞。

据克格勃第一总局K 局（反间局）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称：自 1973 年到1979 年，克格勃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叛徒，成功的仅有两人，一个在澳大利亚（可能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另一个在美国（可能是彼得。杰里亚宾），此两人都是在50年代叛逃的。“见他们的鬼，目前他们都已是老人了！”安德罗波夫告诉卡卢金：“去逮住奥列格。利亚林或尤里。诺先科，我将批准这两人的死刑！”

大约在1974年，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阿尔塔莫诺夫（代号“拉尔克”），苏联前海军军官，用“尼古拉斯。沙德林”假名混人美国海军情报部担任分析员工作，他告诉克格勃指导员说他能够查出诺先科的藏身之处，他就住在华盛顿附近。1975年，在美国的俄国天主教神父中的一名克格勃特工找到一名歹徒，他保证能找到诺先科，代价10万美元。但此歹徒未及做此事即以其他罪行被捕入狱。几乎在同时，苏联发现阿尔塔莫诺夫已是一个为美国联邦情报局服务的双料间谍。1975年11月，佯称要他去见新指导员，他被引诱来到奥地利后，被克格勃驻维也纳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塞进一辆轿车，他们打算把他送回莫斯科受审。他们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以便使他在后座停止挣扎反抗，但因镇静剂药力过大，使他一命呜呼。然而这使克留契科夫很高兴，叛徒最终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问卡卢金：“你要哪种勋章？十月革命勋章，还是战斗红旗勋章？”卡卢金选择了红旗勋章。

从1976年到1981年，克格勃反间局官员E.R.波诺马廖夫（代号凯德罗夫）常驻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其惟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叛变者。他的掩护职业是领事馆副领事，这使他有借口去移民局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询问。波诺马廖夫也有资格到一些俄语书店查阅购书者的资料和访问一些可能与叛徒有接触的学者。他在华盛顿住了五年，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苏联集团内克格勃的一些盟友，尤其是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在跟踪叛徒方面比克格勃总部要松懈得多。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对逃往国外的叛徒进行追捕的力度主要视保加利亚独裁者（东欧统治者中最突出和怪诞的一个）托多尔。日夫科夫对流亡者的批评和嘲笑的忿恨程度而定。最有名的流亡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在BBC 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世界综述保加利亚语节目中定期评述日夫科夫政权的腐败和暴行，他嘲笑日夫科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令人厌恶的低级幽默感”和“乡下警察”的盛气凌人态度，他满嘴夸夸其谈，还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猎手。

1974年，鲍里斯。阿尔索夫，另一个敢于攻击日夫科夫政权暴行的背叛者，有一天在他的公寓中突然失踪。两个月后他在索非亚重新露面，被叛处15年监禁。在阿尔索夫受审期间，官方声明实际上是承认了他是被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所绑架的，该声明称：阿尔索夫在玩火。国家安全局的及时行动制止了他的危险活动。这足以表明正义之手长于叛徒之腿。

1975年，官方宣告阿尔索夫已死于其牢房中。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个保加利亚流亡者——伊凡。科列夫、彼得。奈查莫夫和瓦瑟林娜。斯托约娃——因协助他人叛逃在维也纳遭暗杀。凶手很快由奥地利警察局证实是混人移民团体中的一个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特工，暗杀事成后逃回索非亚。

克格勃最终被卷人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别政治行动中。早在1978年，保加利亚内务部长兼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长迪米塔尔。斯托扬诺夫将军请求中心协助消灭格奥尔吉。马尔科夫。马尔科夫其时住在伦敦并被控在许多无线电广播中“诽谤日夫科夫同志”。

此项请求在一次由安德罗波夫主持并有克留契科夫，海军中将米哈伊尔。乌萨托夫（克留契科夫的副手）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局长奥列格。卡卢金参加的会议上予以考虑。尽管安德罗波夫对帮助保加利亚人要冒风险而感到踌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克留契科夫的看法，即如若拒绝此请求，则对日夫科夫将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藐视，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说：“但是我们不直接参与。保加利亚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它，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并派人到索非亚对他们的人进行培训。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中心向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提供了绝密的毒品实验室资源，该实验室的前身是斯大林时代的卡梅拉，属于行动技术处，由克格勃主席直接控制。克格勃第一总局安全处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此人是一毒物专家），专门负责与保加利亚人联络。暗杀武器暗藏于一把美国生产的伞中，此伞是驻华盛顿情报站应戈卢别夫的要求在美国购买的，这样的武器一旦被发现，也不会牵涉到克格勃。伞顶尖由行动技术处的技术人员改装成能射发一种小子弹的无声枪，子弹中包含有一种由蓖麻子油制成剧毒蓖麻蛋白的致命毒剂。

1978年9月7 日，马尔科夫在滑铁卢桥公共汽车站候车时，突然感觉到右大腿被叮了一下，他本能地回头见他身后有一人将伞失落于地。陌生人抱歉了一下捡起伞就上了附近一辆出租汽车远去。尽管马尔科夫当时未感到不适，但在次日他感到患了重病，于9 月＊日死于医院。医院在尸检时，在马尔科夫大腿上发现J 一粒小子弹，但蓖麻蛋白据戈卢别夫估计业已分解。马尔科夫被暗杀一事提醒另一个保加利亚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对他8月26日于巴黎受到的一次莫明其妙的袭击的重视。大约一个月后，即9月25日，从科斯托夫背部取出了一颗类似于杀死马尔科夫的但未爆炸的小钢弹。

此后不久卡卢金访问索非亚时，斯托扬诺夫将军赠给他一支价格昂贵的布朗宁猎枪，以对克格勃协助暗杀马尔科夫表示感谢。

冷战后期，苏联特别任务力量大有增强，主要是由于1974年安德罗波夫亲自指示在阿尔法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克格勃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在70年代后期人数不断增加，由于计划用于国外行动，除克格勃第一总局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特种部队的首次大行动也是安德罗波夫时期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那就是暗杀阿富汗总统哈菲兹。阿明。阿明在1979年9 月一次残忍的宫庭政变中夺得政权。尽管安德罗波夫对安排此次暗杀十分谨慎，但他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这一措施而别无选择。他认为阿明企图结束阿富汗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转向西方，甚至有些报告说阿明正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安德罗波夫对此十分重视。正如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所作的那样，安德罗波夫带头坚持实施“勃列日涅夫主义”，即莫斯科有权制止苏联集团任何成员国的背叛行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八处自成立以来，首次参与克格勃的第一线行动。暗杀阿明的阴谋（代号为“玛消”行动）是一个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一部分。11月下旬，在阿明要求更换苏联大使A.M.普札诺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政治局中的两个主要的主战派分子）达成共识，认为需要苏联出兵干涉并消灭阿明。12月初，安德罗波夫写给勃列日涅夫一封亲笔信，报告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情报），即阿明的一些秘密活动预示着他有可能转向西方”，从而共产主义统治行将结束和苏联的影响也将丧失殆尽。12月8 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共同得到勃列日涅夫批准拟订侵入计划。

在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总参谋部负责入侵行动的作战小组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司令部的同时，S 局局长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和八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克拉索夫斯基秘密飞往喀布尔监督推翻阿明的行动。“玛消”行动的日常管理由克拉索夫斯基的副手A.I.拉扎连科负责。克格勃七局（监视局）的一个小组也飞来喀布尔以监视阿明的行动。这时候还采取了一些精心安排的措施，以免引起阿明的怀疑。例如，阿明要求的军事供应悉数照给，并且为他建造了两个无线电台。可是，12月23日，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报告说，由于西方电台报导苏军的调动情况和喀布尔市郊巴格兰姆苏联空军基地飞机起落频繁，已引起阿明的怀疑。12月25日，当地时间下午3 时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

根据一些有关苏联入侵的报道，苏联已成功地使阿明受骗，使他认为红军的到来是为他提供“友谊援助”以镇压反共叛乱。然而，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则另有想法。12月26日，他向中心报告说，在英语版《喀布尔时报》上刊出一篇标题为《人民的意志是决定性因素》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及苏军大举入侵，但文章结尾用了一句口号“打倒干涉者！”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断言：由于阿富汗报纸均受到严格审查，这篇文章未经阿明批准是不能刊出的。选择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并非巧合。它刊出在英语版日报上，而英语在阿富汗很少人能懂。很清楚此文目的在于使人民中间亲西方国家的群众起来反对苏联军队，并使西方大众新闻媒介对苏联干涉阿富汗作出紧急抗议。一般而言，这篇文章反映了阿明及其追随者对苏联增兵阿富汗所持的模棱两可又谨慎小心的态度。

12月27日对总统府的攻击是由克格勃“阿尔法”和“泽尼特”特种部队的700 名身着阿富汗军服、乘坐带有阿富汗牌照的军车的军人发起的。攻击开始的信号是引爆数天前埋藏在首都中央广场一棵树底下的爆炸装置。攻击发起后，总统府的保卫队进行了出乎预料的顽强反抗。克格勃部队在占领总统府和打死阿明前有百余人被击毙，在死亡人员中有突击队的头头格里戈里。博亚里诺夫上校，他是克格勃八处巴拉什卡特别行动训练学校校长。

按克格勃惯例，战斗中阵亡军官的照片均因以黑框在克格勃总部展出以示悼念。这一回，由于“玛消”行动中阵亡的烈士人数太多，安德罗波夫下令概不展示其照片。但对一些幸存者却按其在“玛消”行动中的表现给予了奖励。基尔皮琴科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其后不久又撰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拉札连科由上校晋升为少将。八处的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科兹洛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克格勃驻喀布尔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负责人伊斯梅尔。穆尔丘扎。奥格雷。阿利耶夫和攻打总统府的若干战士被授以红星勋章。

攻击总统府后不久，流亡国外的阿富汗共产党员和克格勃的老间谍巴勃拉克。卡尔迈勒被莫斯科选定来接替阿明。他请求在喀布尔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代向安德罗波夫同志保证，他作为总统，将坚定不移地听从他的指挥。他还要求“最严厉地惩处”阿明余党和所有反抗苏军的人。卡尔迈勒对克格勃和其他特种部队在攻打总统府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作了令人作呕的奉承，他说：一俟我们有了自己的勋章，我们愿意把它们赠予参与此次战斗的所有苏联军人和克格勃人员。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对这些同志授予勋章。

时间拖得极长的阿富汗战争把几乎70年代大多时间处在意气消沉中的八处拯救了过来。1982年在巴拉什卡的特别行动训练学校设立了“阿富汗训练中心”，由前在哈瓦那的F 线官员V.I.基科特负责，此人对古巴非正规战争具有丰富经验。八处还对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对付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方法进行了深人地研究。巴拉什卡特校在广泛使用特种部队和恐吓人民的方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如在恐吓老百姓方面所使用的方法中有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毒气、从空中布撒的小炸雷以及能残害儿童从而使其父母沮丧的玩具炸弹等。尽管苏联军队和恐怖活动把几乎四分之一的阿富汗人赶进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但是他们还是赢不了这场战争。

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几年里，冷战日趋激烈，中心担心美国新任总统正在计划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和1982年到1984年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也变得越来越愿意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主义来对抗美国和北约组织。

据安德罗波夫所知（无疑也是他的幸事），东德变成了诚如东德最后一任非共产党员内务部长彼得。迈克尔。迪斯特尔后来所说的“恐怖分子的乐园”。东德特别喜爱的一些恐怖团体中有西德红军团。该团一些训练有素的成员，瞧不起工人阶级不愿进行革命，并受到如“不要争论，只要破坏”一些口号的鼓舞，把自己看成是悲惨的无生气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先锋队，肩负着破坏联邦德国和北约“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重任。西德红军团在70年代中期取得一系列恐怖袭击的胜利后，1977年策划的一次大进攻却惨遭失败，有四个领导人在狱中自杀身亡。

由于东德从1977年起对红军团幸存的一些主要积极分子给以庇护权，西德红军团才得以重新聚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为红军团提供训练、武器、资金和假证件，从而使红军团能够在80年代初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1981年8 月，驻西德拉姆斯泰因的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遭汽车炸弹袭击，伤17人。一个月后，西德红军团恐怖分子在海德堡用火箭打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的汽车，未获成功。在1984年至1985年间，西德红军团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如企图炸毁在奥培拉慕高的北约训练学校，爆炸法兰克福／美因河的美国空军基地，在维施巴顿袭击美国士兵等等。

民主德国安全部还纵容恐怖分子爆炸西柏林的拉贝尔迪斯科舞厅，并协助其运送炸药，这次恐怖事件炸死一名美军上士和一土耳其妇女，炸伤230 人，其中包括50名美国兵。民主德国安全局的其他一些盟友包括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埃塔和卡洛斯。

1983年，在“瑞安”行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联合行动，企图找出美国和北约发动突然核攻击的证据）的高潮时，安德罗波夫命令八处作好用恐怖分子攻击在欧洲的英国、美国和北约目标的准备。他们计划实施一场信件炸弹战役，将信件炸弹寄给唐宁街10号撒切尔夫人办公室以及许多有名望的美国和北约代表。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格勃在西德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吧和餐厅布置了许多死亡点，用以放置爆炸物，以便给人以印象，仿佛这些爆炸乃是恐怖分子所为。这些死亡点的位置包括自动售货机背后，洗涤池下端通风空隙，盥洗室上端木头横梁和手纸简下端等。当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85年发现这些死亡点时，“瑞安”行动已告停止，克格勃针对北约一些人的恐怖活动计划也已暂时被搁置起来。

1983年8 月，在“瑞安”行动高潮期间，中心命令其驻欧洲北约各成员国的一些主要情报站加紧侦察北约在以下方面的准备情况：使装备有核、细菌和化学武器的破坏小组渗透入华约国的情况，扩大破坏活动培训和情报训练学校网络的情况；扩大召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和懂得这些国家语言的人的情况，以及建立移民的军事组织和破坏与情报小组的情况，等等。

然而，北约并没有这种情报可供搜集，克格勃总部的这些指示只能使人更深入地了解莫斯科的应急计划中八处及其特工组在进攻北约时的任务。

冷战的消亡导致克格勃特别行动的作用进一步降低。苏联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特别行动并不是针对其传统的主要敌人及其北约盟国，而是针对苏联国内的改革派。

1990年12月8日，在两年前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在其鲁比扬卡的办公室里召集其前办公室主任、现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日泽和反间局的阿列克谢。叶戈罗夫开会。他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稳定”

需要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换言之，准备一个关于为维持一党统治和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国家需要采取的“特别”行动和其他行动的报告。

在其后8个月中，克留契科夫一次次地劝说——失败——再劝说戈尔巴乔夫同意发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和“稳定”苏联的宣言。对他本人及其同谋者来说，不可挽回的一点就是，1991年7月23日戈尔巴乔夫签订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

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克里米亚海滨福乐斯豪华别墅度暑假，打算在8月20日返回莫斯科签订此联盟条约。其实，戈尔巴乔夫早在数月前已被作为110 号目标被克留契科夫严密监视。在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克留契科夫与其主要共谋者，其中主要有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和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前拉脱维亚克格勃头子）在备有游泳池、桑拿浴、按摩房和电影厅的克格勃疗养院ABC 大楼会晤。他们在那里秘密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此后的两星期他们一直在开会，准备抢在签订联盟条约之前发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印刷30万份逮捕证并命令普斯科夫一家工厂提供25万付手铐。克留契科夫将所有休假的克格勃人员召回，使他们处于戒备状态并加倍付薪。列弗托沃监狱腾出两层楼的囚室，准备收容重要囚犯，并在鲁比扬卡为委员会准备好一座秘密地堡，以防万一。

8月18日这群密谋者作胁迫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最后一次尝试。胁迫不成，他们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福乐斯别墅里，且于次日宣称总统因“健康不佳”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代理总统，并兼任国家紧急状态八人委员会的首脑。

可是，这些阴谋家很快就发现，一党制国家的陈旧独裁专制机器已病人青盲，他们已无力回天。阿尔法小组的突击队原打算攻击莫斯科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在地），并逮捕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但两事均未得逞。

密谋者逮捕名单中的7000名改革者无一被捕。此次政变仅4 天即戏剧性和屈辱性地流产了。普戈自杀身亡。他在给子女和孙子辈的一张纸条上写道：“原谅我吧！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我一辈子忠心耿耿。”亚佐夫在被带到一辆囚车边时对逮捕他的人说：“现在一切很清楚。我竟是这样一个老白痴。我真正是活够了。”克留契科夫缺乏足够的自知之明，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克格勃组织的最后一次特别行动的结果正好与克留契科夫及其同谋者所企图做的相反，从而加速了共产主义一党制政府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政变也以克格勃蒙受空前的耻辱而告终。

8 月21日晚，一台大吊车来到鲁比扬卡前，在人群一片欢呼声中，用套索套住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巨大的塑像的脖子，将其吊起，拖下垫座拉到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附近的空地上，这里将成为苏联的伟人塑像的墓地。

附录：

1969年4 月克格勃驻雅典情报站向中心提出的“特别政治行动”建议我们在1969年4 月14HF线24号行动信件中提出实施“百合花”行动的计划草案，目标的代号为“花瓶”。此项行动的代号是“鸡蛋”。

此项行动的目的和任务是对北约东南翼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损害。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争执不断，已引起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极大关注，这是美国在东南欧地区政策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对“花瓶”实施“百合花”行动能恶化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此项行动可以一个希腊人的名义实施，此人来自土耳其，对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希腊人）所处环境极为不满（也可利用其他“借口”来进行此项行动）。

“花瓶”是在塞萨洛尼基的一座二层楼房。该房子及其附属建筑物均归土耳其总领事馆所有。屋内没有家具，仅一张桌子。几个铁槽和一架烹任用炉子。

该房楼上陈列有阿塔图尔克（土耳其民族英雄）的衣服和照片。除了有一张桌子外别无任何家具。

距“花瓶”约15到20米处，有一座土耳其总领事馆的两层楼。这所房子是领事馆官员的住宅。

“花瓶”和领事馆共用一个庭院（附该建筑物布置和庭院详图）种植花束（埋放爆炸装置）最合适的地方是离距“花瓶”约1 米远的灌木丛。

“花瓶”并不对外开放。但经土耳其领事馆同意，可以参观；一位专员负责照管“花瓶”和陪同参观者参观“花瓶”。

“花瓶”和领事馆由两个警察日夜警卫。警卫哨所不固定，闲人不得靠近“花瓶”。靠近“花瓶”最有利时间是在黄昏时刻。

“花束”详细说明书如下：“花束”大小和重量必须与袭击“花瓶”所拟达到的结果相适应。很明显，目的不是使“花瓶”遭到损坏，而是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效果。在估计“花束”的力量时，必须记住洒水（爆炸）处与领事馆生活区的距离仅15－20米。……

为增加影响和获得所需效果，“花束”必须用在土耳其出版、供希腊公民阅读的报纸包起来。

塞萨洛尼基的气温，冬季在零下到14℃之间，夏季则在24℃以上，有时有浓雾。

园丁【破坏者】 必须在旅游旺季时以国外旅游者身份派往该国（希腊）。旅游者流入该国最多的月份为6月至8月。园丁的身份证件必须证明他是希腊友好国家或中立国（美国、英国。西德、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利比亚）的公民，中立国不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荷兰和比利时。

到达雅典后，园丁可租用一辆摩托车，游览希腊南部的历史古迹以及一些岛屿。同时，园丁应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并应完全习惯于该国情况。

园丁通过死信箱从克格勃驻当地情报站取得花束后，应乘火车前往塞萨洛尼基。进行“百合花”行动以及园丁活动的估计时间范围如下：园丁抵达雅典后的次日，可租用一辆摩托车，在雅典及其郊区花上一两天时间，然后乘汽车沿如下路线进行游览：雅典一派特雷斯一斯巴蒂阿一纳夫普林一块必达洛斯一柯林索斯一雅典。这条线可能要花掉园丁4－5 天时间。园丁到达雅典时可在旅馆订一房间。次日他置放一个信号表明他准备进行死信箱行动，以便得到“花束”。

死信箱行动在次日发生。

在取得花束后，园丁结清旅馆帐目，退掉房间，乘下一趟火车去塞萨洛尼基。

火车于N 时42分自雅典开出，19时29分到达塞萨洛尼基。园丁可乘坐一等车厢。在塞萨洛尼基园丁不住旅馆。为熟悉花瓶周围环境，在确信无人监视后，步行经过花瓶。

幕色降临时，园丁拐上自己选择的路线，在最后阶段走进古城堡，将小花【地雷】插进花束中。园丁从城堡北门走到通向“花瓶”的伊赛尔大街，然后由圣保罗大街走出。这将花15－20分钟时间。

园丁走出伊赛尔大街后，经汽车库直奔圣保罗大街。在沿“花瓶”围栏行进时，园丁“洒水”【爆炸）。园丁可把花束掷向靠近“花瓶”围栏的灌木林中，或将花束掷在花瓶围栏内的地上。

完成洒水后，园丁走上艾约斯。迪米特里大街并朝体育场方向走去（步行约20—25分钟）。体育场内有一些荒地，园丁可在这里将装花束的TWA 或BOAC航空塑料袋埋入地里。园丁可自塞萨洛尼基坐火车或飞机前往雅典（要在起飞前5 分钟购买飞机票，使用任何假名）。

如情况不允许园丁把花束放在一起，那末他可把它清除掉……在有一些荒地的体育场地区。如他已为“花瓶”警卫所注意，他必须说他是一个外国旅游者，自城堡前往三角洲旅馆，计划在那里过夜，但由于他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旅游，他不太清楚去这家旅馆如何走。

第二十四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一部分：“五杰”之后的年代

自30年代起，苏联在英国的情报活动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大特工所创建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克格勃所搜集的情报（尽管他们经常无法解读）要远强于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敌对的情报机构。第二阶段是50年代至60年代，被称作白银时期。这期间不乏具有重大价值的成功情报，但数目较少。第三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没有显著成绩，还发生过几次重大失败，最多只能被称为青铜时期。

1951年，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飞回莫斯科以及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苏联在英国的情报活动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然而，米特罗欣记载的档案第一次向人们披露了一位30年代中期吸收的意识形态大间谍——梅利塔。诺伍德（霍拉）。她在“五杰”隐没之后仍继续活动。自1945年3 月起，她在英国金属研究协会中担任秘书，能轻易地从她上司的保险柜里取走具有重大价值的资料，诸如英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管合金计划等，进行拍照，然后将胶卷交给她的指导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控制诺伍德，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苏军总情报部之间的战时竞争又重新上演了。诺伍德战后的第一位指导员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驻伦敦情报站的官员，名叫尼古拉。巴夫洛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冷战初期的情报委员会阶段，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联合进行国外情报活动，这时诺伍德有两名总情报部的指导员：加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土尔赛维奇和叶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列尼克。1950年4月，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被定罪和英国安全局审讯索尼姬以后（索尼姬很可能是二战时诺伍德和富克斯的来自苏军总情报部的指导员），为安全起见，克格勃将诺伍德被暂时“冷冻起来”了。然而，在1951年又与他恢复了联系。大约在一年内，由于情报委员会撤销，对诺伍德的控制也由总情报部转到克格勃。

1952年10月，当诺伍德的关系回到苏联国家安全部几个月后，英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外的蒙特贝罗岛上试验成功。该岛以前曾以潜海采珠和船体残骸而闻名于世。斯大林对英国制造原子弹情况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大多数英国部长们。艾德礼从不允许其内阁成员共同讨论管合金计划一事。后来，他还严肃地宣称“某些人不适于了解此类机密”。1951年丘吉尔赢得选举后，发现艾德礼向国会和大多数部长们隐瞒了一亿英镑的原子弹研制费用而感到惊愕。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诺伍德共有七位不同的指导员：其中六名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官员：叶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罗夫、乔治。列昂尼多维奇。特鲁谢维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西莫夫、维达利。叶夫盖诺维奇。谢罗夫、根纳季。鲍里索维奇。马金可夫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谢尔斯特涅夫。另外一个是特工本恩。出于安全考虑，一年内诺伍德通常只能见到她的上级四、五次，通常是在伦敦东南郊区交出她搜集到的资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克格勃与总情报部竞相控制诺伍德，而两次都是克格勃得手，这清楚地表明诺伍德作为一名间谍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从有关她的档案看，由她提供的一些科技情报“在苏联工业中得到实际应用”（但是米特罗欣的记录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1958年，诺伍德被授予红旗勋章。四年后，她又获得每月二十英磅的终身津贴。但是，诺伍德是一名意识形态间谍，她工作不是为了钱。退休后，她拒绝拿更多的钱。她说他的生活费够了，不需要钱了。

诺伍德同时还负责招募间谍。米特罗欣只记下了一名她招募的人，他是一个名叫亨特的政府文职官员。诺伍德从1965年起开始培养他。亨特于1967年被招募，在此后的十四年里，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军火销售的科技情报和信息（其他细节不详）。70年代末，驻伦敦情报站给他九千英镑开了一个小商店，或许是希望他能借此提供被封锁的技术情报。

据目前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雇于苏联的间谍再没有能像菲尔比、布伦特及凯恩克罗斯那样成功地潜人英国情报界了。1951年6 月，菲尔比离开英国秘密情报局几个月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又招募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29岁的官员当间谍，此人名叫乔治。布莱克。内贝阿，出生于鹿特丹，父亲是英国人（原为康斯坦丁堡西班牙裔犹太人），母亲是荷兰人，她为纪念乔治五世而给其子起名乔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克曾先后服役于荷兰抵抗组织和英国皇家海军，1944年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然而秘密情报局对这名新成员了解不多，尤其不了解他的堂兄对他的影响。他的堂兄亨利。柯里尔是埃及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按照布莱克所述，“他是一个有着巨大魁力，满面笑容的男人，不仅对女性，对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极具吸引力。”1949年，布莱克被秘密情报局以副领事的身份派往韩国汉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北朝鲜人俘虏。

1951年秋，布莱克用俄文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俘虏他的人，要求转给苏联大使馆，声称他有重要情报向他们通报。在与克格勃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兹达列夫会见时，他自称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军官，愿意充当苏联间谍。多兹达列夫对他作了肯定性评估，驻伦敦情报站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化名科罗温）前往朝鲜，执行招募布莱克为间谍（代号季奥米德）的任务，同时安排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他在荷兰会面。据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舍夫（此人于1953年10月担任布莱克在英国的指导员）说，季奥米德是如此重要，不允许伦敦情报站的其他成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他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事。

克格勃的档案对布莱克于50年代所取得的两次成功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第一次，人们认为正是他的情报以及此前由菲尔比和驻联邦德国国外情报站中的苏联间谍海因茨。费尔费提供的情报，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53－1955年消灭敌方的间谍网”成为可能。布莱克在199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他揭露过大约400 名潜伏在苏联集团中的西方间谍，但坚持说没有任何人受到过伤害。他这一说法很快被奥列格。卡卢金等人所否定。据布莱克称，被他揭露的一些人“今天分别在各自的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更多的人在50年代被枪决了。

作为苏联的一名间谍，布莱克的第二项主要成绩是提醒中心注意冷战时期西方的一次重要的情报行动，即西方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秘密修建一条长500 米的地下隧道，用来截获苏军部队与设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机构的通信联络。1954年1 月，布莱克在伦敦一辆公共汽车的顶层与他的指导员碰面，递交了一份有关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会议记录的复写材料，这次会议讨论了代号为“黄金”行动的地道计划。1955年4 月，在地道开工前一个月，布莱克被派往英国秘密情报局柏林站。然而，由于布莱克是苏联当时在英国最重要的间谍，为避兔暴露他，中心无意干预地道的修建和过早采取行动。

1956年4 月，克格勃策划了一起意外发现地道的事件，而此时，“黄金”行动已录制了5 万多盘窃听到的苏联和东德通信联络的磁带。这些情报是如此重要，该项行动结束后，用了两年多时间来处理截获的全部信息。虽然克格勃第一总局能保护自己的通信联络，但对别人截获竞争对手——总情报部和苏联武装部队的情报则出奇地漠不关心。曾有消息传出“黄金”行动所获得的情报中掺有大量克格勃制造的假情报，但尚无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论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关于这次行动的许多情报报告中包含不少重要的新情况，如：驻东德的苏联空军部队提高了核能力；苏军装备了新式轰炸机和配有雷达的双喷气发动机歼击机；苏军驻波兰的轰炸机增加了一倍，并新组建了一个歼击机师；在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发现一百多处空军设施；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组成、基地及人员情况；苏联原子能计划的设施和人员。在间谍飞机和高空间谍卫星时代到来之前（第一架U —2 侦察机于1956年7 月飞越苏联领空），这些情报对那些对苏联军事力量仍不甚了解的西方国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

在柏林地道里截获的一条消息表明，在柏林的英国情报部门里有一个苏联间谍。但直到1961年才由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叛逃者米哈伊尔。高列涅夫斯基提出证据，确认布莱克就是这名间谍。布莱克被判监禁42年。但他仅服刑五年，就在三名前狱友的帮助下逃离了沃姆伍德监狱。这三个人是爱尔兰轰炸机驾驶员希恩。伯克、和平保卫者迈克尔。兰德尔和帕特。波特尔。1966年10月22日，布莱克敲开牢房窗外一根松动的铁条，从外面的屋顶上跳落在地面上，然后顺着伯克扔给他的一根尼龙绳梯爬出外墙。他藏在兰德尔家的一辆作为活动房子用的行卧两用的货车中被带到东柏林。两周后他在那里与伯克汇合。一到莫斯科，布莱克和伯克很快闹翻了。布莱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已经作了安排让伯克回爱尔兰”。他没有提起，也许并不知道，按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指示，伯克临行前服下了一种损伤大脑的药，这样即使他落人英国情报机关手中，他对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了。伯克于四十几岁时过早死亡，或许是由于服用了克格勃的这种药物，也可能是因自己酗酒所致。

50年代，布莱克作为间谍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期间，克格勃还有一项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招募英国重要的政治家。据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汤姆。德赖伯格就是计划的目标之一。汤姆。德赖伯格是工党议员兼新闻工作者，1949年至1974年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1958年任工党主席。1956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飞到莫斯科后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宣称此次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加深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更好了解”。此后不久，德赖伯格提出要采访伯吉斯，这倒为他自己被发展为克格勃间谍提供了机会。据德赖伯格传记所述，战争期间共同的爱好，即“蔑视资产阶级，对烈性酒和年轻男子的强烈嗜好”使两人成为朋友。经克格勃许可，伯吉斯同意进行采访。当然，他很快就通知中心说，德赖伯格是英国社会中乱搞同性恋的人。

一有机会，克格勃第二总局就煞费苦心地利用男性或女性“燕子”为诱饵，引诱驻在莫斯科的外国外交官和来访的西方政治家，拍下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场面，再胁迫其进行“合作”。举个例子，在德赖柏格访问莫斯科的前一年，一名在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办公室工作的同性恋职员约翰。瓦萨尔，被引诱去参加一个由克格勃第二总局举办的宴会。瓦萨尔回忆道：不久，有人让我看一盒我在宴会上的照片……大约看了三张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那些照片简直令人作呕。我津津有味的每个性交动作都被相机捉住了……口交，肛交，以及与不同男人发生的五花八门的性行为。

在此后的七年里，瓦萨尔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伦敦海军总部工作期间，共向克格勃提供了上千份有关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器发展和海军政策的机密文件。

德赖伯格经常迫不及待地在公共洗手间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足以表明他比瓦萨尔更容易上钩。克格勃第二总局无需通过精心策划的性陷阶，德赖伯格就乖乖地主动上勾了。访问莫斯科期间，他高兴地发现在大都会饭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小便处，整晚开放，总有几百名四处搜寻伙伴的斯拉夫同性恋者光顾。他们裸露着下体，整齐地排成队，除了急促的摸索动作和掠过肩膀的渴望而诱惑的眼神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里只有一名老女清洁工打扫卫生，她似乎从不注意周围正在发生的事。如果说这位清洁工没有注意到这位高贵的英国客人来这里光顾，克格勃无疑是注意到了他的光临。德赖伯格在那天晚上或是随后的晚上的性伴侣中有一位克格勃第二总局的间谍。此后不久，德赖伯格就不得不面对记有他性活动的“使他上勾的材料”（可能是类似出示给瓦萨尔的照片）。他被吸收为间谍，化名勒帕热。

多少有些荒谬的是，有关德赖伯格的档案居然声称他在十几岁时就是共产党员了，“思想上的共鸣”在吸收他的过程中起了辅助作用。“

在随后的12年里，德赖伯格成为获取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情报的来源，他还被用来促进积极行动。他在工党内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于1957年成为工党的主席后的作用的重要性或许被克格勃中心夸大了，。政治评论家艾伦。沃特金斯写道：“甚至在他赢得此职位前，这个职务的性质也经常误导外国观察家。”德赖伯格被一些俄国政治家认为是工党的领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那种大主教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善于与俄国人相处的能力。即便如此，德赖伯格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很好地向他的指导员汇报有关工党政策的演化和党内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他将政治情报与道听途说揉合在一起，受到克格勃的好评并报送给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德赖伯格的代号为勒帕热，他的第一次积极行动是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诈称研究盖伊。伯吉斯的书，其结论是伯吉斯从未做过苏联间谍。当时德赖伯格暂时离开下议院作为名自由撰稿人活动，手头非常桔据，常被银行经理追债。这本书的出版为他带来了写作生涯中最丰厚的一笔收人，相比之下在《每日邮报》发表连载文章得到当时令人咋舌的5，000 英镑稿酬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与伯吉斯在莫斯科初次会面后，德赖伯格回到伦敦，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了一本短篇传记，名为《盖伊。伯吉斯：有背景的肖像》，然后他又返回莫斯科继续搜集证据。“也许，”他后来写道，“盖伊已经把每一章都给他的同事和上司看过了。”换句话说，证据已被克格勃仔细审查过。

德赖伯格后来描述了他们在莫斯科夜晚相聚时，他看见伯吉斯“饮过伏特加后酩酊大醉”的情形。然而，克格勃无法容忍任何对伯吉斯酗酒的说法。因此，在德赖伯格写的传记中引用伯吉斯的话说：“尽管他以前在西方时嗜酒如命，但在莫斯科从不饮伏特加，除了作为‘解除胃部不适的良药偶尔喝一点’。”“你知道，汤姆，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对人有一种医治作用。”德赖伯格赞赏伯吉斯信念中的那种“强烈的忠诚”，以及他为了“加深苏联与西方之间的了解，坚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的勇气。”德赖伯格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是英国媒体攻击的受害者，这种攻击就像“美国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极端暴行一样残忍可怕”：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同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出的决定。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总的来说我所持的现点是，一个人应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但应使用在其本国内可行的方法进行，——在英国，具体来说应通过工党。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虽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为苏联政府的每个行动辩护是一种愚蠢行为”，但苏联工业界的民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值得西方更好地了解。德赖伯格以他在莫斯科一机床厂参加的一次党的会议为例大加赞赏说：在这次会上，大多数出席者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积极地、自豪地、负责地参与工厂的管理。他们看起来让人感到工厂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而在达格纳姆、考文垂或底特律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永远也不会觉得他们所在的工厂是他们自己的。

德赖伯格的书籍所产生的宣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1956年11月（正是此书出版时期）苏联坦克为粉碎匈牙利叛乱开进布达佩斯这一事件所毁坏。据克格勃文件记载，匈牙利事件后，德赖伯格继续被用来实施克格勃的积极措施。虽然米特罗欣在关于档案的小总结中没有给出很多的细节，也许中心认为德赖伯格的主要用处是作为一名有影响的间谍去支持工党内部的。争取单方面核裁军的运动。在1960年10月的斯卡伯勒党的年会上，左翼表现了强大的力量，使两项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动议获得通过，尽管遭到党的领袖休。盖茨克尔的强烈反对。他苦劝其支持者“战斗，战斗，再战斗，来保护我们心爱的党”。毫无疑问，使中心高兴的是，德赖伯格成了‘十二人委员会’的委员，全国执行委员会指派他起草一项新的防务政策。虽然盖茨克尔抱怨德赖伯格在委员会中的作为“像一条疲倦的蛇”，但他的支持者还是推进了支持北约与反对单方面核裁军的两项政策，这两项政策后来被1961年党的年会通过从而改变了一年前在斯卡伯勒的投票结果。

德赖伯格关于“盖依。伯吉斯”的传记出版后，很难说克格勃对德赖伯格的言论与文章还有很大影响，尽管它极力标榜自己在德赖伯格指责英国核威慑力量和美国在越南扮演的角色这件事中的功绩。德赖伯格在这些活动以及其他左翼事业中的表现与其说是出自克格勃的命令，还不如说是源于其信仰。他对中心的主要用处可能在于中心能在政府中夸口说，工党核心领导层中有它的一个间谍，而且可能在下届工党政府中出现。

中心无疑对1964年工党选举胜利后德赖伯格没能在由盖茨克尔的继任者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深感失望。威尔逊对他非常不信任，从未想过让他担任部长。同依恩。米卡多一起，德赖伯格组建了左派论坛小组，该组织从后座议员席中对威尔逊的许多政策表示了反对。然而，威尔逊于1966年赢得了更大的多数，从此论坛小组的反对就不再那么有效了。《每日快报》将一次由德赖伯格和米卡多组织的抗议冻结工资的提案比作“一条湿鳍鱼掉进了雪堆里”。德赖伯格开始试图拉开他与克格勃的距离，结束秘密交往，仅以官方的名义同用外交名义掩护的苏联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进行会面。当克格勃试图向他施加更大压力时，他于1968年断绝了与它的一切来往。

间谍勒帕热决定——用克格勃的行话说——“拒绝合作”或许同他每况愈下的健康有关。1968年1 月，他以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身份访问塞浦路斯期间，有过一次心脏病轻微发作。虽然被警告说发作可能是由过度的性生活引起的，德赖伯格仍坚持邀请塞浦路斯的年轻人到医院上床。这年晚些时候，他回伦敦后，由于视网膜脱落，又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最后，一个眼睛仍然失明了。1970年末，德赖伯格决定退出下届选举。

没有确切资料表明威尔逊是否从英国安全局那里得知德赖伯格是一名苏联间谍。然而，他在60年代后期得知，一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克报告说，德赖伯格曾受雇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弗罗利克声称克格勃曾以德赖伯格是“他们的人”为由，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不要插手。米特罗欣有关德赖伯格资料的扼要概述中没有提到任何与捷克人的联系。然而，在他抄录的关于工党内的另一个苏联间谍（1962－1983年任伊科斯顿选区议员记者的雷蒙德。弗莱彻）的档案中有德赖伯格既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间谍，又是克格勃间谍的记载。

弗莱彻（化名彼得）于1962年被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招募为间谍，当时他正准备对保守党的防务政策进行辛辣的抨击，文章于次年以《每秒60英镑的防务》为题发表，呼吁大幅度减少防务开支并放弃英国的核威慑。弗莱彻嘲笑大部分旨在避免英国防务秘密被苏联窃取的安全措施。他宣称“保密与其说是对潜在的敌人隐藏信息，不如说是一种隐藏无能的好方法”：如果进行威慑的目的是要使苏联相信……一旦发动侵略，它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那么为什么还要隐藏造成这种损失的方法呢？当然，我们不会隐藏。我们的安全程序就是这么令人失望，可以有把握地打赌说，克里姆林宫对英国安全程序的了解远比英国下议院要多。

就在弗莱彻1964年当选工党国会议员前不久，中心得知他同时还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克格勃没有像所传的德赖伯格事件中所做的那样——警告捷克人撤出，而是自己断绝了同弗莱彻的联系。中心还为一份来自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报告所困扰，该报告称一封掌握在英国共产党手中的信可能表明弗莱彻自1957年起一直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1991年弗莱彻临终前几个月，承认60年代他在捷克驻伦敦大使馆与“后来据说是情报人员的人”有过来往。但他却自认为“我很安全，因为每次联系的情况我都向外交部的戈伦韦。罗伯茨汇报”。但他暗示说，英国安全局不这么想。他说，“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混蛋”，“搞得我头疼，甚至快把我逼疯了。”如果真如弗莱彻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一直受到英国安全局的监视，那么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证明他们有一定理由这样做。

据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记载，在克格勃试图发展的对象里，最重要的英国政治家要数哈罗德。威尔逊。他与苏联的广泛接触，在冷战初期的西方政治家中是不寻常的，这使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主要目标。作为商会主席和1947至1951年艾德礼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威尔逊积极地投身于促进东西方的贸易活动。在1951年后工党在野的13年里，他在此项事业中卷人得更深了。发表于1952年的《论坛报》小册子“替代美元”中，他敦促政府放松对苏联集团的“战略性”出口的控制，不要理睬随之而来的美国的反对。1953年5月，斯大林去世后两个月，他成为自五年前柏林危机后第一位访问莫斯科的英国重要政治家。在这一次访问中，他与在1947年访问中就建立了友好关系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重叙友谊，并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回到伦敦后，威尔逊召开了一次工党议会党团特别会议并作演讲。这次讲演被艾德礼誉为是一次斯大林之后关于苏联的“精彩的内部报告”。

威尔逊所提供的有关英国的政治情况似乎同样赢得了苏联人的高度评价。根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所谈的情况被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威尔逊与苏联官员（其中某些人毫无疑问就是秘密进行间谍活动的克格勃官员）的谈话要比他在工党议会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更为机密。

在工党在野期间，威尔逊接受了与苏联有贸易往来的某些公司的咨询，这些公司给他的平均年薪为5000英磅。据克格勃档案记载，一家威尔逊介人的公司破坏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有关“战略性”出口的禁运规定。威尔逊的官方传记作家菲利浦。齐格勒认为发生此类事件是可能的，因为：“许多项目的出口都被禁止了；于是会出现一个灰色区域，其中有的贸易合法，有的贸易不合法。威尔逊的一些合作者误人了甚至超越了这个区域。”威尔逊在政治方面的高谈阔论和在一些生意往来中的某些含糊性，或许不难解释为什么1956年克格勃决定给他“奥丁”这个代号，并建立了一份“间谍发展对象档案”企图发展他。然而，档案记载“发展未取得任何结果”。

关于威尔逊曾是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并非来自可靠的事实根据，而是出于无稽的阴谋理论之说，其中有些就是由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戈里岑精心编造的。他有可能知道“间谍发展对象档案”的存在，并在1961年12月叛逃后宣称威尔逊是一名苏联围鼠。盖茨克尔1963年摔死后，戈里岑继续编造他那套荒谬的歪说，称克格勃毒死他是为了能让威尔逊继任工党领袖。可悲的是，一小部分英国和美国情报官员居然对这种阴谋谎言怀有强烈的偏好，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詹姆斯。安格勒顿和英国安全局的彼得。怀特对戈里岑的杜撰很着迷。怀特自己还编造了几个阴谋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此后曾有13名英国安全局官员密谋推翻哈罗德。威尔逊。

威尔逊1964年任首相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不但没有把他作为间谍使用或者作为秘密联系人，反而委派一名代号为丹的间谍对威尔逊的各种政策发表文章进行抨击。此人系左翼《论坛》周刊的撰稿人，1959年被克格勃招募为间谍。据有关丹的档案记载，他发表了克格勃交给他的材料，同时按照A 局设计的“命题”撰写文章。

尽管米特罗欣摘记的档案中未注明丹是否得到定期报酬，但提到1967年2 月曾发给他一笔200 英镑的奖金。

据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记载，冷战初期中心瞄准的英国最著名的记者是爱德华。克兰克肖。从冷战开始一直到他1968年退休后的几年里，克兰克肖是英国最权威的关于苏联事务的评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随英国军事使团在俄国工作过两年。1947年，在《观察家》报总编大卫。阿斯特的“半捧半威胁”下，他作为报社的苏联和东欧事务记者重返莫斯科。在接下来的时期里，他继续在《观察家》上连续发表“我认为俄国人在干什么”的评论，同时还在《观察家》的全球辛迪加外国新闻机构一《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到处发表讲演或广播讲话”。克兰克肖的大量“追踪评论”传遍世界，不断困扰着克里姆林宫和中心。“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一群人，”他于1951年写道，“积极而又煞费心机地……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他们就是组成苏联政府的那群俄国人。”

克格勃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克兰克肖施加压力以改变他的观点，但均未成功。他们使用过的手段包括企图利用他在莫斯科的风流韵事。虽然他“外表看来细瘦而具绅士风度”，而按《国家传记辞典》对他的描述，“克兰克肖却拥有一种狂野和独立的个性。”他随战时军事使团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和艺术家安德列叶夫斯卡妮及她的朋友罗西涅维奇住在一起。1948年，这两人被逮捕，被迫承认是英国间谍，因而被送进劳改营。克兰克肖并没有被吓倒，但或许是他被两个女人的命运所激发，于1948年为遭受类似命运的人创作出一段感人至深的描述：

在北方你感受到的另一种使你思想沉重的情景，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强迫劳动。当你在旅馆里坐在早餐桌旁时，会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名妇女可怖的哭嚎声，几近歇斯底里。向外看去，你会见到三四十名妇女和姑娘在端着刺刀的看守押解下沿着冰冻的街道走着，每名妇女都挎着一个小包。

你不知道她们去往何处，但你知道她们是被押着去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知道事情来得突然而粗暴，她们正在离开温馨的家园，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雪地上，她们别无所有，只有身上挎着的小包。

1959年，正当克拉克肖进行米特罗欣记录中所谓的“性玩乐”时，被克格勃偷拍下了照片。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把照片给克拉克肖看，他也不会被吓倒，这段插曲或许会帮助他激起灵感，在《观察家》报上提醒公众，过去由克格勃犯下的暴行今天仍有部分在上演：时至今日，在苏联仍听不到任何声音说集体所有制、大规模逮捕、驱逐出境和屠杀是恐怖的犯罪行为。如今事情都已过去，但永远不要忘记，这实际上意味着斯大林时代之后虽然取得了可观的变化，但赫鲁晓夫政权仍在宽容这些犯罪。

1967年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后不久，批准了一项行动计划，企图利用1959年拍摄的照片对克拉克肖进行讹诈，或者将照片寄到《观察家》报以毁坏他的名誉。但这个行动在伦敦情报站的极力反对下被放弃了。因为跟他们预计的一样，克拉克肖决不会让敲诈得逞，报社主编会站在他一边。

虽然克拉克肖“性玩乐”的照片从未发表过，但类似的照片却在另一次代号为“普罗巴”行动的计划中派上了用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抵毁保守党国会议员安东尼。考特尼上校的名誉。他不断组织活动反对规模日益壮大的伦敦情报站，从而惹恼了中心。1965年，克格勃出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考特尼和一名身分不明的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照片，这份传单散发给他妻子、其他国会议员和报社编辑。传单虽然企图给人们造成考特尼正在进行通奸的印象，但事实上，照片是四年前考特尼去莫斯科参加贸易交流会的一次旅行中由克格勃第二总局拍到的，当时考特尼是一名鳏夫。

在莫斯科时，他被一名国际旅行社向导引诱，她进了他的房间，屋里安装有暗藏的克格勃相机。此后在《私人侦探》上发表的一则丑闻故事，使考特尼未能在1965年全国大选中保住自己的位子。克格勃有关“普罗巴”行动的档案还宣称，考特尼婚姻破裂和生意上的失败也都是他们的功劳。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克格勃性毁誉行动的主要目标是那些驻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人员。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认为，在克格勃“燕子”面前，几乎所有使馆都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抵御这种渗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英国使馆最成功的性诱骗，或许要算苏联女佣（代号淇）勾引英国30岁（代号卡列夫）的已婚男外交官的那次了，虽然这次的收获远比不上勾引约翰。瓦萨尔那次。在克格勃的操纵下，拉几个外国外交官下水。她假装怀孕，要求卡列夫帮助安排流产，并声称已得到一名使馆警卫官员的帮助。卡列夫被说服来到克格勃提供使馆人员，包括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的简历资料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为了进一步拉卡列夫下水，淇后来又再次假装怀孕，并说需要再安排一次流产。不久，在克格勃的策划下棋被逮捕，罪名是发现她拥有卡列夫给她的西方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排第二次虚构的堕胎和推翻棋蒙受的罪名，卡列夫向一名苏联官员寻求帮助，他大概已经意识到此人是一名克格勃官员。由于卡列夫在莫斯科任期即将结束，他被迫同意在下一个岗位上和克格勃官员会面。然而，一出莫斯科，卡列夫就成功地同克格勃保持一定距离。看过他的资料后，菲尔比建议，不要像对考特尼上校那样公开对卡列夫采取行动，这或许是因为克格勃采取的手段太明显了。

在英国，如同在美国一样，克格勃总部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的战略是试图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网，这些情报站要比在苏联大使馆内的公开情报站更不易被英国安全局监控，而且一旦冷战转为热战也还能继续工作。战后，秘密情报站人员的首选是科农。特罗非莫维奇。莫洛德（代号本），他是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儿子，似乎自孩提时代起就被选为未来在国外活动的情报官。1932年，他年仅十岁时，就经官方许可被送到加利福尼亚与姨妈同住。他在旧金山上中学，1938年返回莫斯科前就已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加人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按一份夸张的偶象化传记所说，“多次突人敌人后方……精彩地展现了他英勇无畏的品质。”

战后，莫洛德取得中文学位，并在1951年开始接受特工训练以前，一直担任中文讲师工作。像某一些被选中派往美国任职的特工一样，莫洛德开始在加拿大建立掩护身份。1954年他使用加拿大一个共产党员的（活替身）身份证明来到加拿大。迈克是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他发现一个党员的护照从未在国外旅行中用过时，便说服这个党员把他的护照给他。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虽然这名党员被告知说他的护照是供党来使用，但迈克却通过加拿大一苏联友好协会中一名代号“神甫”的资深成员把它交给了克格勃驻渥太华情报站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鲍布尔金。

中心将护照上的照片换为莫洛德的照片，并给他作为去加拿大之用。一到加拿大，莫洛德用已去世的另一个替身得到一本新护照。这个人名叫格登。阿诺德。朗斯代尔（代号基扎），1924年生于安大略省的科博尔特，童年时同他的芬兰母亲一起移居苏联，1943年去世。后来，加拿大皇家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护照问题上，加拿大的国际名声不佳。有证据表明，敌对情报机构总是集中力量获取加拿大护照，因为它比较容易搞到手。

1955年3 月，莫洛德以他的新身份——格登。朗斯代尔来到伦敦的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中文。中心选定东方与非洲学院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由于莫洛德所学课程无需取得学位，他不像英国大学的学生那样通常要出示以往的学历证明；其次，作为一名合格的中文教师和一本俄中课本的作者，莫洛德毫不费力就足以应付课程的要求，从而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在英国建立战后克格勃第一个秘密情报站。他在东方和非洲学院的主要问题是需要瞒过他的老师，不能表现出他从他们那里已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了。驻伦敦公开情报站中同莫洛德联系的是一位N 线官员V.A.德米特里耶夫，他通过死信箱和直接会面向他提供经费，传达中心指示以及转交莫斯科家人的缩影信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什么要走？”莫洛德的小儿子特罗菲姆在一封信中问道。“……爸爸干了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工作啊。”

在东方和非洲学院时，莫洛德经中心同意开始建立以伦敦商人为掩护的身份。他利用克格勃的经费，将自己假扮成经营几家自动点唱机、售货机和老虎机公司的总经理。据一份克格勃档案记载，他拥有的包括口香糖售货机在内的自动售货机商店，少说也不下200 家，这样就给莫洛德一个很好的借口，能与德米特里耶夫、情报站的其他两名成员和他自己的间谍在大伦敦地区经常见面。一家与莫洛德合伙经营的公司发明了一种电子锁，获得1960年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莫洛德退休后自吹自擂，说自己是克格勃特工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他向一名苏联记者吹嘘道：无需我的任何帮助，所有来自我四家公司的流动资金和利润（几百万英镑）在逐年增加，但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的！

莫洛德情报站的无线电员和技术员是资深的美国间谍莫里斯和罗娜。科恩（代号路易斯和莱斯莉），二人均以“住别墅的人”而闻名。罗森堡夫妇被捕后，他们便被匆忙召回莫斯科。1954年5月，在新西兰驻巴黎领事馆的一名苏联间谍帕迪。科斯特洛（代号龙）（这个人后来成为曼彻斯特大学俄文教师）交给科恩夫妇二人以彼得和海伦。克罗格为名的两本护照。“彼得。克罗格”在伦敦的对外职业是古旧书商。像本恩一样，路易斯和莱斯莉表现得十分外向，社交生活活跃。他们在伦敦图书贸易中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起在他们位于赖斯利普的家中的许多欢快的夜晚：在这里，你会得到精美食品，上等好酒，最周到热情的款待……彼得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他还参加书友们的飞镖比赛并且能喝酒。他在年度的板球比赛中为古夫诺队效力打比布斯队，他挥动板球拍时像在使用垒球棒，并极力打出本垒打以取悦每个人。

乔治。布莱克被关在沃姆伍德监狱，后来科农。莫洛德也被监禁在这里，于是二人相遇。后来他赞扬莫洛德是“驻外特工的榜样，……是一个有强烈的信念和为了伟大事业愿意献身的人”。然而在伦敦的岁月里，莫洛德越来越觉得难以招募到新一代像布莱克这样的愿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意识形态间谍。他后来告诉苏联记者说：美国人不关心政治，漠然处世。他们真的不在乎谁来管他们、国家将走向何方、欧洲共同市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钱包、自己的工作和让妻子高兴。

莫洛德也对克格勃在冷战时期招募新人的方针有意见，他认为克格勃应集中在英国招募新人：一名好间谍应有如下必备条件：在军事部门工作，具有中级军衔并处在能接触到情报的关键岗位上；他不渴望高升，但对自己的不幸（比如因病未能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耿耿于怀；嗜酒（当然是个花钱的习惯）；好色（当然花费也会不少）；他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但忠于特工派出国的政府。

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公布的莫洛德的履历，故意隐瞒了他在1958年末指导为克格勃服役时间最长的英国间谍梅利塔。诺伍德（霍拉）这一事实。诺伍德在意识形态上的献身精神四十多年来似乎从未动摇过。莫洛德于12月23日第一次和诺伍德会面，并像通常那样从她那儿接过一包有色金属研究协会保险箱中的文件。（由于某种原因，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没有记录），两个月后诺伍德就又归驻伦敦情报站指导。这也许是因为诺伍德厌恶莫洛德奢靡与淫荡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是由于莫洛德缺乏控制意识形态间谍的能力。

从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有关莫洛德情报站的文件看，他只成功地控制了两个间谍：哈里。霍顿和他的情人埃塞尔。吉（代号分别为沙阿，阿霞）。霍顿曾任皇家海军军士，非常类似莫洛德怀有偏见的那种英国模式的间谍。此人当时在波特兰德水下武器局当文职职员。他在档案管理员吉的帮助下，可以轻松地弄到关于反潜艇战与核潜艇的绝密情报。霍顿后来在传记中提供的惊人证据表明，他的指导员隐满了对他的极低评价。据莫斯科一记者说，尽管莫洛德把霍顿这样的间谍看作是可悲的有道德缺陷的人，但从第一次会面起，霍顿就可怜地承认“我们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同志之情”。莫洛德如此成功地欺骗了霍顿，以至让他相信和众多女友上床乃是“不得已之事。”

像布莱克一样，英国安全局从叛逃者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中认出了霍顿。对霍顿的监视导致了朗斯代尔被发现。朗斯代尔在一次去克罗格在赖斯利普的家的路上被跟踪。英国人在一次对克罗格家的搜查中发现了用来同中心进行联系的一台大功率高速无线电发报机和一台在高频段接收莫斯科信息的短波收音机，这些东西都藏在厨房地板下的一个地洞里。此外还有：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一次性的密码簿；藏在一盒擦脸粉中的微型照片阅读器；微型照片成像设备；烹好罐中有磁性氧化铁用于在磁带上打印高速莫尔斯电码；数千英镑、美元和旅行支票；还有七本护照。1961年的审判中莫洛德被判25年监禁，科恩夫妇被判20年监禁，霍顿和吉被判15年监禁。

在1964年的一次间谍交换中莫洛德获释。他的具有误导性的传记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于一年后出版，在书中他用化名戈登。朗斯代尔。传记中掺进了各式各样的假情报，如说克罗格完全是无辜的。驻伦敦情报站报告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本传记的消极反应。其实这本书等于正式承认苏联在从事反西方的间谍活动。1961年科恩夫妇被用于交换被监禁的英国讲师杰拉尔德。布鲁克而获释。1969年11月25日在克格勃别墅中举行的表彰晚宴上，安德罗波夫亲自授予他们红星勋章。来自中心的另外一些参加宴会的高级军官有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和特工处处长拉扎列夫。克格勃还在莫斯科花了五千卢布在小布罗那亚为科恩一家装修了一套公寓。1970年4月上述的克格勃官员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入住晚会。

然而，中心急于把科恩一家与住在莫斯科的其他西方叛逃者隔开，其部分原因出于这样一种虚构的想法：他们是波兰人，要回波兰居住。1971年6月7日购物回来的莫里斯。科恩意外地撞见了乔治。布莱克。他们几年前被囚禁在沃姆伍德监狱时第一次见面。据克格勃的文件记载，重逢时他们互表“诚恳的喜悦”，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安排了下次会面。然而中心分别告诉两人找借口推掉再次见面的安排。根据克格勃的电话窃听记录，科恩打电话告诉布莱克说他将去度假，近期无法与他见面。布莱克说他十分理解，并说他过几天也将去他的别墅。此后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但莫洛德在克格勃的英烈堂中享有一荣誉牌位。1993年罗娜去世，享年80岁，两年后莫里斯去世，享年90岁。按照叶利钦总统的命令，莫里斯。科恩死后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莫洛德的职业生涯在郁郁寡欢中结束了。回到莫斯科后，在西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苏维埃制度的幻想，像以前那些特工一样，日益破灭了。布莱克写道：他对苏联工业企业的低效率和缺乏活力的运作方式，以及苏联对外贸易的运作方式尤为不满。作为坦率直言的人和为国家着想的人，他把自己的观点公开讲出来。但任何批评在那个时代都是不被赏识的。他不久就被从显位上调过，处于相对次要的职位。

莫洛德嗜酒成性。1970年10月一个星期六，他和妻子还有两个空军友人到梅迪镇附近去采蘑菇。当他第二杯伏特加酒下肚后，突然中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几天后他死于医院，年仅48岁。他的灵堂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里，他的同事们在丝绒垫上展示了他的大量奖章，安德罗波夫和其他高级官员前来吊唁。他死前不久，由中央委派的一组作家在莫洛德的协助下一起完成了一本新的莫洛德传记，题为《特殊使命》。该书摘要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然而，1972年，安德罗波夫批示，不许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国内也暂时停止发行。原因是怕在西方煽起间谍狂的火焰。

在莫洛德任特工的岁月里，妻子很少与他见面。他死后，长期处在痛苦中的妻子加莲娜。依凡诺夫娜也开始酗酒。以后几年里，她多次接受酒精中毒治疗。1976年耗资2000卢布的莫洛德纪念碑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莫洛德的墓地竖起，紧靠着另一位50年代闻名道尔的特工威廉。费希尔（化名阿贝尔）的坟墓。同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奖励他的遗孀年金120 卢布的养老金。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看到，在莫洛德被捕后的20年间其他苏联特工多次访问英国。但没能找到任何证据能说明这期间建立了职能完善情报站来代替本的情报站，当然也可能有这种证据，但他没有看到。一位接任本在伦敦工作的重要候选人是爱德华。伊凡诺维奇。科斯洛夫（代号叶夫多基莫夫），他生于1934年，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在间谍拉格（比利时的一位市镇官员）的帮助下，科斯洛夫得到了一个身份证，使用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名宇——简一路易斯。德莫尔，并用此名在1961年弄到了一本比利时护照。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一段精心设计的环境适应期，以便加强他的伪装身份。他在一所瑞士外语学校学习，在苏黎世当电机技工，之后又在斯图加特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66年他回到比利时，在迪南特居住并得到了有效期至1970年的新护照。但是在他还未移居英国或美国时，引起了比利时安全局的怀疑，于是被匆忙召回莫斯科。奉召回国时，他在布鲁塞尔银行的账号上有39000 比利时法郎（帐号A －04－18295 ）；中心考虑撤回这笔钱太危险，决定注销。由于科斯洛夫以后去不成西方了，他改行从事“进步行动”，以英国、美国或比利时旅游者的身份活动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

莫洛德和科恩一家被捕后，克格勃建立新的特工情报站的企图遭到明显失败。但克格勃在以后的十年中，对英国的情报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中心发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能使伦敦公开情报站便于活动的方法。在连续四个站长的经营下，情报站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四个站长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切夫（196 —1964）、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 —1966），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洛帕金（代理，1966—1967），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伏罗宁（1967一1971）。在196 （y －－197 年间，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伦敦的人员从约50人增至120 人以上，超过了驻华盛顿或西方其他国家首都的人员。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也迅速扩大了它们在英国的行动。其目的就是出动大量的情报官，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安全局不能进行有效的监视。这一目的获得了部分成功。

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约瑟夫。弗罗利克被派往伦敦，他被告知“英国情报机构人财两缺，甩掉尾巴相对比较容易”。1967年，伏罗宁任驻伦敦情报站长期间，英国安全局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这期间伏罗宁的一位行动官员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代号鲁斯兰）招募了一个间谍，此人名叫西里奥。侯赛因。阿卜杜勒卡迪尔，在大伦敦市政厅汽车执照管理处任职员，他知道所有安全机构与特殊部门的车辆注册号。英国安全局的一系列现代化的运动监视行动所以未奏效，就是因为苏联驻伦敦情报站能够识别它们使用的车辆。

伦敦情报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科技情报领域，尤其是在防务领域。60年代中期情报站的主要科技情报专家洛帕金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的奠基人。他专攻此领域并得到各国外情报站X 线官员（科技情报官）的协助。

驻伦敦情报站X 线的领导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1968年来这里工作，1971年夏被驱逐。他是个强壮而和蔼的工程师，讲一口几乎完美的英语，略带加拿大口音，喜欢西方的高保真音乐。

除了老兵诺伍德，米特罗欣的笔记中至少还记述了10位活跃于60年代末的X 线间谍。他们是：1958年招募的化学家迈克雷；1964年前后“为物质奖赏”被招募于德国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雇员萨克斯；1965年招募的航空与计算机工程师杨；1966年招募的化学工程师纳金；1967 年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斯（他提供了大量有关飞机引擎与飞行模拟器的文件）；诺伍德于1967年招募的文官亨特；1968 年招募的核物理学家阿呼里安；1968年招募的航空设计师斯塔里克；“为物质奖赏”1969年被招募的美国在英国分公司的工程师丹；实验室助手什捷普1969年为取得月薪150 美元被招募。

米罗特欣的笔记中还记述了四位活动于70年代的X 线间谍，他们可能都是60年代招募的，其中一位是过滤性病原体学者，一位是药物实验室研究员，一位是核反应堆工程师，第四位是在药物公司新产品部工作的库用。

英国安全局被克格勃和总情报部发起的科技情报活动搞得狼狈不堪，这不仅由于他们战线拉得过长，资源有限，还由于他们难以提出起诉（不愿声张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得到供词或是当场抓获递交情报的间谍，这种事一般难以定罪。他们的困难被1963年对吉赛。马尔泰利博士的审讯证实了。吉赛由前些年受雇于原子能管理局的卡勒姆实验室，年39岁，意大利物理学家。他被捕是由于克格勃叛逃人员提供的线索，他被查出拥有一份与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和其他克格勃官员会见的纪录；藏在精制烟盒中一部分用过的一次性密码联系便条；一些有关拍照文件的说明书。但是拥有间谍随身用品本身不构成犯罪，这与拥有行窃工具不同。而且马尔泰利没有接触机密情报的官方途径，尽管他同有这种途径的人会过面。他承认与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宣称他在从事一项精心计划以便扭转克格勃对他进行敲诈的企图。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60年代中后期，英国起诉苏联间谍仅有两次获得成功。一次是，1965年一位在航空部工作的52岁工程官员弗兰克。博萨尔德，由于向苏军总情报部透露了英国制导武器开发的绝密细节，被判人狱21年。在博萨尔德被捕后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了原来从未被认真调查过的犯罪记录。20年前他曾因诈骗罪服过6 个月苦役。第二次是，1968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技术员道格拉斯。布里膝，因从塞浦路俾和林肯郡的英国皇家空军信号站内向克格勃拍发绝密情报被判人狱21年。在布里腾定罪后，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他历史上的财务问题并发现他是“一个老练的说谎者”。

伦敦情报站X 线的工作得到了派往英国的克格勃官员的大力协助。他们或以贸易代表团或科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或以研究生的身份被送往伦敦。其中克格勃委派的一位研究生就是T 局的A.V.沙罗夫。1966年11月他在伦敦大学攻读机械系博士学位，1969年10月22日取得博士学位。在克格勃的指示下，沙罗夫于1971年1 月返回伦敦接受学位，并在科学院安排下进行巡回演讲，中心这次安排的目的是企图让他在科学界发掘一些可能被招募的对象。

根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季托夫（代号西林）可能是60年代中期PR线最重要的研究生，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1971年季托夫以相对年轻的年纪）被派驻挪威。1984年他被提升为克格勃将军，到1991年政变发生时他已成为克格勃的第三号人物。克格勃官员和间谍伪装成学生的做法，也被用于发现西方教会组织和苏联宗教少数派之间的联系。1970年9 月阿布拉莫夫（在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记述）进入英国的一所浸礼会学院。通过接触，他发现瑞典与西德计划用汽车把宗教文献偷运进苏联。文件被藏在专门制造的车厢的夹层中。

自从“五杰”消失和乔治。布莱克被捕后，中心认为它在英国活动的主要弱点是没有招募到一批新的、献身于意识形态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然而中心无法认识到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勃列日涅夫的老人政府已经失去了两个光辉形象，即两次大战之间作为世界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的光辉形象。

60年代末西方的大部分年轻激进份子不是被共产党奴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是被新左派的自由主义运动所吸引。然而，莫斯科拒绝承认这是现实。中心试图用吉姆。菲尔比的功绩来激励新一代的激进理想主义者追随其榜样。

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他沮丧地发现他在克格勃中只剩下了间谍的地位，既没有军官的头衔，也不准步人鲁比扬卡总部。在他流亡莫斯科的第一个五年中，他忙于汇报情况，帮忙代笔撰写科诺。莫洛德传记（出版时化名为戈登。朗斯代尔），撰写他自己的轻松而又偏激的、作为苏联间谍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时的回忆录。

该回忆录1968年出版时取名《我的无声战争》，书中对他在莫斯科的失望只字未提，相反，他写道：“当我从书房的窗户眺望莫斯科时，我看到了在剑桥时看到的未来的坚实基础。”为激励他人，他还在前言中写道：应当清醒地看到，要是没有苏联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旧世界（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现在还可能处于希特勒和裕仁天皇的统治之下。我对能够在青年时代就被邀请来为建立那种力量而贡献我微薄的力量深感无限自豪……。当建议我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时，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一个人有机会加入这等精英部队时，他不会犹豫。

《我的无声战争》刚一出版，一个被菲尔比的榜样所激励的美国高中生就申请了旅行护照来到莫斯科，表示愿为克格勃服务。当时他只有16岁（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档案中记载的最年轻的西方被招募者），安德罗波夫在1968年7月亲自批准吸收他为苏联间谍，代号为“小男孩”。与菲尔比1934年被招募时的代号相同。据“小男孩”的档案记载，他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对苏联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对情报工作有一种浪漫感。10月19日在墨西哥与‘小男孩“第二次见面后，中心决定把他培养成特工。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经过考虑后起了二心，他未在事先安排的伦敦某地露面。

这也许表明了一种迹象：受到菲尔比鼓舞的，聪明的，献身意识形态的西方年轻人是多么少（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其他记载），以至于克格勃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仍断断续续试图和“小男孩”接触。1978年克格勃从他父亲那里发现他在墨西哥，但没能追踪到他。两年后，他母亲被诱骗透露出他在旧金山，并给出了地址。1980年12月，12年前曾和“小男孩”会过面的行动官员写信给“小男孩”，邀他在墨西哥会面，还给了他一个在东德的掩护通信地址。但等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答复，克格勃最终看来放弃了他。

虽然菲尔比式的一代新人没能成为现实，但是对五杰的记忆还在继续提高着伦敦情报站的声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二战期间及以后的25年里在英国的情报活动仍然被克格勃第一总局培训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的年轻情报人员当作样板。

领导学院的三个主要教员都在伦敦情报站名噪一时。掌管政治情报训练的尤里。莫丁曾是“五杰”的指导员；反间处处长伊凡。希什金，在1966－1970年期间曾负责伦敦的KR线工作；负责科技情报间谍训练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1941－1946 年在伦敦工作时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如果说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黄金时代随着“五杰”在1951年的消失而结束，那么二十年后白银时代的结局就来得更为突然，当时奥列格。利亚林叛变，105 位克格勃与总情报部的官员被驱逐。从此以后，英国安全局的监视工作再也不会由于苏联间谍人员众多而捉襟见肘了。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回忆说，英国的“富特”行动像“一颗炸弹，如同地震一样的驱逐行动是史无前例的。这件事使中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据奥列格。卡卢金回忆，“我们在英国收集情报的工作受到沉重打击，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在此后的冷战时期内，克格勃在伦敦收集高级情报可能比在其他任何西方首都都更加困难。

第二十五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二部分：“富特”行动之后的年代

虽然莫斯科对1971年9月105 名克格勃与总情报部的官员被从伦敦驱逐一事公开表示了愤慨，但中心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社交界蒙受了一次灾难。为扭转在英国情报方面的不利局势和低毁英国的驱逐行动，克格勃在实施积极措施中抬出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过去的大明星吉姆。菲尔比。但菲尔比的状况不适合在公共场合露面。1968年他的传记出版后，克格勃觉得他再也没用了，而菲尔比也开始在苏联游荡，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不知自大黑夜，随地而栖。70年代初，他才逐渐被鲁法从昏昏噩噩的醉酒中拉了出来，‘鲁法是我等了一辈子的女人“。

虽然中心认为在“富特”行动后，菲尔比仍不具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条件，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1971年10月1日《消息报》对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他谴责“英国资产阶级右翼新闻界的诽谤”，指责它们诬称苏联官员在伦敦进行间谍活动而将他们驱逐的行径。与三年前出版的菲尔比回忆录中的老练圆滑的用语相反，菲尔比在采访中对英国“统治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刻板的谴责：应该说，间谍狂热症以及编造关于苏联的诽谤，在英国统治集团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有明显的具体的政治图谋。

这次强烈的反苏煽动和对苏联驻伦敦官员的大肆诬蔑，以及进行这种行动所选择的时机，暴露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这些行动中的预谋。这些行动旨在使欧洲缓和形势的进程煞车。英国资产阶级新闻界反映说，英国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显示了明显的不悦，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我应该说它们害怕苏联致力于国际形势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菲尔比本人不太可能编出这些浮夸的陈词滥调。很可能是克格勃将这些材料送给他，由他在上面签个名而已。菲尔比在材料上加了一些个人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反苏心理战”的回忆，其中不乏嘲弄之词，如他声称“英国情报机构即使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年代里也没有停止对苏联的颠覆行动”。事实上，由于菲尔比在战时提供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中缺乏反苏颠覆活动的证据，中心曾怀疑菲尔比提供的是假情报。菲尔比指认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有真有假，这些人是他在1963年从贝鲁特叛逃后被派往中东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他在采访中用的稿子，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是中心编写的。他在采访中指认的驻贝鲁特的英国情报官中有一个年轻的官员，名叫戴维。斯佩丁，25年后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就这样，对菲尔比的采访非但没能减少伦敦驱逐行动对克格勃带来的破坏，反而成了社交界的又一次丢脸的失败。在采访中提到的四位著名黎巴嫩公民立即控告塔斯社犯了诽谤罪。这四人在采访中被称为英国间谍，他们是：贝鲁特《时代周刊》的主编兼发行人罗伯特。阿贝拉；前总统卡米尔。夏蒙之子多里。夏蒙；黎巴嫩前安全部长艾米尔。法里德。谢哈卜黎巴嫩国会议员艾哈迈德。伊什比尔。苏联驻贝鲁特大使设法使其政府从这一法律案件中脱身，宣称这件事是“纯粹的新闻”事件，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与此毫无关系”。但当塔斯社驻贝鲁特分社社长尼古拉。鲍里索维奇。菲拉托夫被卷进此案时，他马上又收回上述谈话，声称塔斯社是“政府的新闻机构”，菲拉托夫有外交豁免权。但把事情抹得更黑的是，中心认为大使馆选定的为塔斯社辩护的共产党律师是一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此案开庭审理之前，驻贝鲁特情报站把菲拉托夫及其家人撤回了莫斯科。1972年5 月，塔斯社驻黎巴嫩分社社长雷蒙德。萨阿德，由于无外交豁免权被判人狱2 个月，并勒令赔偿每位原告4 万黎镑，后来经过上诉后罚金减到1000黎镑，赔偿每位原告的损失费减到1 万黎镑（总计约6000英镑）。塔斯社由于被勒令报道此次判决而再次蒙受羞辱。故事的全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标题为《由于吉姆。菲尔比先生的诽谤罪塔斯社被勒令赔偿》。

《消息报》对菲尔比采访的不幸结局，既没能使菲尔比相信他的天份对克格勃仍有重要用处，也对他的康复没有任何帮助。1972年初，当奥列格。卡卢金在菲尔比与鲁法结婚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潦倒不堪的男人”：他的佝倭身躯沿墙趔趄而来，东倒西歪，满身散发着伏特加酒的气味，粗暴地用俄语对我呼响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卡卢金和克格勃第一总局里其他一些年轻强人逐渐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让用他设计积极措施行动计划，为派往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年轻军官们举办讲座。但克留契科夫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老人对菲尔比仍存有戒心，不让他去雅瑟涅沃总部。菲尔比没有名份和地位，这使他痛心不已。他喜欢给西方记者留下他是克格勃上校，甚至是将军的印象，但实际上他只是间谍汤姆，仅此而已。

1971年9月伦敦大规模驱逐间谍后，苏联驻伦敦情报站的大部分间谍停止了活动，中心预计情报站最快也要等到1974年中才能恢复起码的正常活动。由于克格勃与总情报部在伦敦的官员大幅度减少，他们被置于相当严密的监视之下。1971年9月17日，在大伦敦市政厅汽车执照管理处工作的克格勃间谍阿卜杜勒卡迪尔在接到他前两年的指导员利亚林的警告后被逮捕。在他钱包中发现了一张写给利亚林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英国安全局用于监视的车辆的号码。阿卜杜勒卡迪尔被判监禁三年。

随着前任驻伦敦情报站站长伏罗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以及一批有名的情报官员被英国拒发签证，一位年轻的反间处官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拉泽布内被任命为代理站长，他以苏联贸易代表团安全官员的职位作掩护，幸免那次被驱逐。

在他负责的14个月中，他把办公室设在贸易代表团里，以便尽力保住自己的伪装身份，但他每天去大使馆指挥情报站的工作。虽然运作情报活动超出了拉泽布内的能力，但他坚持实施严格的耗时的安全警戒，这进一步使情报站的生活复杂化了。为预防夹带材料，不允许人们穿着大衣出入情报站，也不允许使用公文包、手提包和一般的包裹。行动官员的鞋也要用X 射线照过，以免其中安有窃听器或暗层。全部来往邮件和在当地买来或修理的家具也要用X 射线检查。大使馆行政官员洛希卡洛夫由于在伦敦的一家商店订了一批电灯泡而受到处分，拉泽布内担心灯泡里安有窃听器。油罐、电池甚至木家具上的木节处也要进行检查，以确认其中没有窃听器或暗层。

1972年末，拉脱维亚人雅可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谢维奇（代号布卡舍夫）接替拉泽布内为情报站长。他继续坚持严格认真的安全制度。1971—1972年间情报站收到间谍报告说，英国安全局在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中或在工业设备的检查员中有情报眼线。虽然耗费了大量时间抓叛变者，但一直到1976年，仍毫无结果。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间谍的报告可能是英国安全局故意设下的圈套，用以转移情报站的行动重点。情报站担心英国的渗透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有克格勃与总情报部人员活动的贸易代表团驻地发现了大量窃听器。

1971年驱逐间谍事件后，中心命令古巴与东欧的情报机构补上伦敦的情报缺口。克格勃还企图在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与工作人员中扩大其间谍网，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其已缩小的情报站。到1973年，已有19名使馆官员和职员列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其中有大使的副手伊凡。伊波利托夫。一些被驱逐出英国或不准进人英国的克格勃官员，被重新派往有较多英国侨民的英联邦其他国家的首都，如德里、科伦坡、达累斯萨拉姆、拉各斯和卢萨卡。据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记载，被重新派去的特工很少能够招募到重要的英国间谍。但是1974年，三位在东非情报站的行动官员——S.S.沙尔曼诺夫、G.M.叶尔莫列夫和N.T.克列斯特尼科夫——由于招募到一位英国记者汤姆和他的妻子艾琳而受到嘉奖。但不久证明汤姆和艾琳的用途十分有限。1976年初，汤姆移居亚洲，只被简单地用来汇报其他西方侨民的情况。他没有能够提供任何机密，1976年克留契科夫决定中断与他的联系。

1971年驱逐间谍事件后，驻伦敦情报站X 线（科技情报）首先恢复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活动，尽管其工作缓慢而且规模很小。1972年，克格勃作出了和其六个高级间谍恢复联系的计划。他们是：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老间谍，1937年招募的梅利塔。诺伍德（霍拉）；航空工程师埃斯；由诺伍德招募的公务员亨特；航空与计算机工程师扬；化学工程师纳金；实验室助理什捷普。米特罗欣的笔记虽然只记载了如何重新启用这六人的不完整的过程，但显而易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经历了长期与费力的考察，确定他们都不在英国安全局的监视下才恢复联系的。到1975年才与亨特再次接上头。即使这时，为安全起见，还是用法国间谍梅尔作亨特的指导员，没有用伦敦站的行动官员。

1974年，在伦敦与梅利塔。诺伍德重新接头时，克格勃发现她两年前就已退休。由于她不再能获得机密情报，正常联系也就此中断了。霍拉在中心享有很高的威望，她可能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有关英国核计划的情报。她的一生看来是苏联的真正信徒。1979年，即她被招募的42年后，她和丈夫访问莫斯科时，谢绝了一笔额外的奖金，她表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到1974年，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X 线有9 名行动官员（这比“富特”行动前少了7人），由副站长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基莫夫领导，他们与1971年9月被冷冻起来的大部分X 线间谍恢复了联系。几乎可以确定，重新启用的间谍中，60年代末被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斯是最多产的。到80年代初去世时，埃斯提供的文件有300 卷左右，每卷都有300 多页。这9 万多页大部分是关于新式飞机（其中有协和式飞机，超级VC－10与洛克希德L －1011飞机）和飞机5 ；擎（包括罗斯一罗伊斯，奥林帕斯593 ，RB－211，SNEY－505 ）和飞行模拟器的技术资料。埃斯提供的关于飞行模拟器中洛克希德L －10if飞机和波音747 的材料是苏联新一代对应产品的基础。埃斯还打着假旗号（可能是以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的名义）招募了一位飞机引擎专家（代号斯韦德）。值得一提的是埃斯的月薪只有225 英镑，1980年增至350 英镑。

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已暴露官员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能从苏联的大学中送些科技情报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到英国进行科学交流，或去攻读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生或博士后。他们大部分去了伦敦地区的大学或综合技术大学，或者去了牛津或剑桥大学。“克格勃的目标”是希望克格勃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在以下这些地方找到潜在的被招募人：剑桥大学的邱吉尔学院、国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三一学院；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女王学院和三一学院；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大学学院、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以及斯拉夫研究院。

某些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的苏联科学家是克格勃官员。例如，1975年5月，剑桥大学的英国医药研究所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休。赫胥黎博士邀请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任，弗兰克院士推荐一位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研究。赫胥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邀请被克格勃盗用了。送到剑桥的科学家是T 局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莱德涅夫。就在莱德涅夫着手英国指派的工作时，T 局局长米哈伊尔。洛帕京（曾在60年代中期掌管科技情报收集工作）来到伦敦，建议情报站扩大X 线的活动范围。

尽管不是非常全面，但米特罗欣的记录表明，X 线在70年代新招募的英国人少于“富特”行动前的十年。米特罗欣明确记载“富特”行动后最先被招募的是克里斯蒂娜。她于1973年被招募一可能是在苏联。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说明，70年代初在英国活动的其他4 位X 线间谍是在驱逐间谍事件前还是在其后被招募的。由于在伦敦活动很困难，至少有6 位（可能更多）X 线间谍或者与他们的上司在英国以外会面，或者由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站指导。

几乎可以肯定，在“富特”行动后的十年中招募的最重要的英国科技情报间谍是迈克尔。约翰。史密斯（代号博格），他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共产党员。据70年代初萨里的共产党书记理查德。吉尔达德回忆，史密斯是个百分之百的坦克主义者（即苏联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强硬支持者）：“不要太在意他，他是个蠢人。有社交活动，但他很少参加。”伦敦情报站X 线的一位官员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奥谢琴科（代号奥泽罗夫）与史密斯在他公寓附近一家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小酒馆里初次会面，那时正值1975年5 月工会会议后，但在英国加人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公民表决之前。在奥谢琴科的指示下，史密斯退出了共产党，停止了工会活动，每天读《每日电讯报》，加入了当地的网球俱乐部，就像他的行动档案中记载的那样，他”尽力对当局表现出他的忠心。

由于惊人的巧合：萨里的共产党中还有另一个叫迈克尔。约翰。史密斯的人，同时由于英国安全局的官僚主义，错把代号“博格”的史密斯当成了萨里的史密斯，于是前一个史密斯便于1976年7 月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费尔特姆的Thorn －EMI 国防电子仪器厂的质量检查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任检验工程师。一年内他就参加了研制和试验用于英国自由下落核弹的雷达引信的绝密项目——XN－715.克格勃把史密斯交来的有关XN－715 项目的文件交给了在一所代号为G－4598的苏联秘密军事研究所工作的N.V.谢列布罗夫和其他核武器专家，他们成功地仿造了一个英国雷达引信。史密斯的情报看上去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令谢列布罗夫和他的同事迷惑不解的是史密斯怎样弄到起爆器起爆的无线电频率的。他们认为这条信息是如此的敏感，以至即使在史密斯搞到手的设计与运行起爆器的绝密文件中也不该出现。。掌握了有关的无线电频率，苏联军队可以放出干扰波阻止英国的核弹的起爆器引爆。专家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史密斯提供的频率仅是用于试验的频率，在实际作战中不会使用这一频率。但他们还是对史密斯能提供如此详细的高层机密情报抱有怀疑。

中心还对下列一点感到怀疑：一位著名的亲苏共产党员在离开党并从读《晨星报》改读《每日电讯报》后，不久就毫不费力地迅速弄到了英国最高核机密。他们怀疑史密斯弄到雷达引信情报也许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1978年史密斯告诉他的指导员他已失去了安全许可证，暂时不能提供机密情报时，这种怀疑加重了。（史密斯不知道，英国安全局已发现他们早先出的差错，并秘密地通知了Th__EI仪器厂，他过去是共产党员。）

为了解除疑虑，中心设计了一系列对史密斯可靠性的测试。

第一次测验是让史密斯从西班牙的一个死信箱中提取两袋秘密材料，史密斯看来通过了这次测试。

第二次对史密斯的测试更加复杂，还经过安德罗波夫批准。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就是“用非接触测谎器进行心理测试”。这次测试于1979年8 月在维也纳由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斯塔尔诺夫和两名行动技术支援官员实施。斯塔尔诺夫以简短的经过准备的发言开始，这段话载人了史密斯的档案：我本人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非常满意，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祝贺。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组织中真正的一页了。这意味着组织将照顾你。相信我，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得到朋友的帮助。你的参与和对组织的帮助将及时地被承认。

我们的组织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志愿参与和忠诚。

第一条意味着加入组织是你自己的自由意愿，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倘若你事先给予通知，将不会有任何对你不利的后果。

第二条原则：忠诚。你必须告诉我们所有影响我们组织利益的事，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双方的安全都需要这样做。加入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正式行动。与这相联系，我被要求问你一些问题。我把这视为纯粹的例行公事。你也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你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将使任务变得简单可行，并节省时间。接着史密斯被问了120 多个问题，他的回答被秘密地录制下来。接着对录音的分析以及史密斯回答的每个问题的答案使中心相信，无疑也使中心大为放心，他没有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参与英国情报机关编制重大骗局的工作。虽然史密斯被告知“心理一生理的测试”是例行公事，但克格勃以前从没有在苏联以外地区使用过。

中心对这次成功特别高兴，决定用同样的方法检测其他间谍。可是中心仍然决定对史密斯进行第三次“忠诚”测试，显然这是最后一次了。中心指示他从巴黎郊区一个死信箱中拿出一个装有两卷胶卷的容器，转交给里斯本的一位克格勃官员。克格勃无疑能够检测出史密斯或其他情报机构是否企图打开这个容器。

1979年后，克格勃每月给史密斯300 英镑的聘佣费。他的档案中还记载着由于提供的文件额外付给他的1600英镑、750 英镑、400 英镑和2000英镑。虽然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下付这些钱的时间，可能主要是史密斯在Thorn －EMI 国防电子仪器厂的两年期间。为克格勃工作给他带来刺激和兴奋，如复制高度机密文件，从死信箱中取东西，和上司去外国首都执行秘密任务等，这一切好像把史密斯从原先的死气沉沉中拯救了出来。一种外来的因素使他原先枯燥的生活开始充满生机。1979年他结了婚，喜欢跳弗拉曼科舞，开始尝试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烹妊，在家庭宴会上让客人品尝家酿美酒。

作为一名间谍史密斯如此生活，是为了尽力恢复他在1978年失去的安全许可证。

甚至两年后他草拟了向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人呼吁书，请她为他说情。“在我头上有一片驱不散的阴云，”他这样向首相抱怨，“我受到错误地怀疑并丢掉了自己的职位，这不公平。”虽然这封呼吁书没有寄给撒切尔夫人，但1980年6 月他向英国安全局的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史密斯开始时否认他曾是共产党员，当向他出示证据后，他先是为说谎表示道歉，后又称他加入共产党是为了找个女朋友。令人惊奇的是史密斯要求安全许可证的行动居然逃过了这次挫折，更令人惊奇的是，几年后他居然成功了。

1980年，7.5 ％的苏联科技情报来自英国。据称T 局不但为苏联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军事领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更为他们获取的商业秘密感到自豪，这些秘密帮助苏联压低了和西方公司签定合同时的价格。其中和英国的一例最值得自豪。

70年代末期，与戴维能源煤气公司以及克洛克纳＊工业公司签定关于修建两个大型甲烷制品厂的合同时。英国财团最初报价为2.48亿可兑换卢布，苏联部长会议以2.06亿竞价成功。这次行动由T 局于1977年5月23日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指挥，并得到克格勃的帮助。这次成功可能依靠的是对西方公司会议的窃听和秘密复印了公司的文件所得到的商业情报。按照外贸部的一份报告的说法，这些手段在合同谈判中使对方做出了0.506 亿卢布的让价。1977年10月24日安德罗波夫正式表彰了这次行动中做出贡献的15位克格勃军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首相詹姆士。卡拉汉在写给他的苏联对手阿列克谢。柯西金的信中，对苏联政府能与英国财团签下这份合同表示感谢。

70年代驻伦敦情报站的PR线和KR线取得的成绩看来不如X 线那么大。英国情报界唯—一位知名的苏联间谍杰弗里。普赖姆（在英国国家通信总局工作）不是由驻伦敦情报站指挥，而是由三处的指导员指挥，他们经常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会面。在米特罗欣的笔记中，在“富特”行动后的最主要的PR线间谍是威廉，此人是工会官员，以前是共产党员，在一次访问苏联时被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杰尼索夫（他伪装成苏联工会官员）招募为间谍。威廉答应提供有关英国职工大会和工党的内部情报。

然而，1975年12月威廉的专案官员在伦敦和威廉会面后汇报说，威廉对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深感不安。虽然他一再申明愿意帮助苏联同志，但说由于他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因而不受工会官员的信任。他担心和苏联联系之事泄漏出去后会影响他成为工会领导人的机会。由于缺少真正重要的间谍，PR线夸大了像威廉这样的二等间谍的意义，也夸大了关于英国政治和政府政策的内部情报来源的作用。

PR线最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眼线是哈罗德。威尔逊（代号奥尔丁）。1976年他辞去首相职务后成为大不列颠一苏联协会的荣誉主席。苏联大使馆的一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帕拉斯塔耶夫负责协会联络工作，他定期拜会威尔逊，名义上是和他谈协会的事务。由于帕拉斯塔耶夫是克格勃间谍，情报站便声称它有接近前首相的途径。虽然克格勃没有说威尔逊是“秘密眼线”（更不要说是间谍），但情报站的报告说他直率地提供政治情况。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说他提供了化么样的情况，但如果威尔逊对帕拉斯塔耶夫所说的话，就像他对他的英国朋友和熟人的私人评论那样，那将肯定引起中心的注意，并有可能报送政治局。例如，1978年，罗伊。詹金斯有过这样的记述：威尔逊“不认为（卡拉汉）政府会有什么前途，甚至工党也一样”。

中心曾声称A 局的假情报被传给了威尔逊（可能是通过帕拉斯塔耶夫），并希望通过他能到达工党政府手中。但很可能这些假情报对威尔逊没有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卡拉汉的政府影响了。退休后，威尔逊虽然牢牢立足于工党，但他不断向右翼靠拢。根据他的官方传记撰稿人菲利浦。齐格勒的记述：到1977年，他对极左翼的厌恶与对“资本家中最为保守的人”一样。威尔逊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表示多大的同情。克格勃文件中还记载着，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威尔逊取消了对苏联的一次访问，并拒绝主持大不列颠一苏联协会的任何会议。

70年代，克格勃的伦敦PR线和其他情报站一样，要求把25％的时间用于积极措施，每年都要向中心报送它开展影响行动的统计表。报上去的数字1976年为160 次，1977年为190 次。1977年fR线的官员上报说他们共召开了99次讨论会，并称对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其他舆论界人士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声称促成发布了26次公告，发行了20本出版物，发出了20多封信和电报，在国会中提出了9 次质询，举行了5 次新闻发布会，4 次集会和游行，3 次电视和广播讲话。此外，他们还分发了3 种传单和一份由A 局拟定的伪造文件。A 局是中心负责积极措施的局。

为取得中心的表彰，情报站总是极力夸大他们在积极措施上取得的成绩。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在中心工作时，被告知以下情况：1977或1978年安德罗波夫问驻伦敦情报站站长雅科夫。卢卡谢维奇他的情报站是否拥有影响英国政治的手段。

“当然我们可以施加影响，”卢卡谢维奇回答，“我们有这种渠道。”但安德罗波夫却说：“我不认为你们能办到，我认为你回答这个问题过于草率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证实了安德罗波夫的怀疑。

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展的工作相比，克格勃在英国传媒中招募有影响的、用于实施积极措施的间谍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很有限。新闻记者丹可能是60年代驻伦敦情报站最可信赖的、影响最大的间谍。70年代由于“富特”行动的后果，他被冷冻起来后，与他的联系中断了。情报站曾几次试图重新启用丹，但都失败了，到80年代初期，他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勾销了。

招募一名杰出的、有影响的间谍可能是伦敦情报站70年代设定的一项最具雄心的计划，计划的目标选定为萨瑟克的社会党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1975年10月斯托克伍德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唐纳德。科根以及约克郡大主教斯图尔特。布兰克联合发表了一份“向国家呼吁”的公开抗议，抗议说对个人的责任强调得太过分，而对社会的不公正则强调得太少，从而导致了人们的大量不幸。斯托克伍德抗议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选择了共产党的《晨星报》来发表，他还对苏联集团表示了特别的敬意：

访问过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知道，如果英国建立起共产党政府，那么伦敦西部将在一夜间得到清理，我们这个放纵的社会中的丑陋恶习将在数日之内转变。

天杀那些色情书刊的商人和所有那些在商业上利用“性”发财的人。

16位工党的下院议员签署了一项议案，对斯托克伍德有关共产党政权的“天真理解大为惊异”。另外50位后座议员则支持一项拥护两位大主教的议案。一位议员告诉《卫报》记者，“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渗透到现有教会的高层中了。”苏联大使馆（可能是情报站）和斯托克伍德建立了‘“亲密关系”（克格勃文件中如此描述）。

情报站希望主教的潜力能为他们的积极措施做出贡献，这一愿望在主教安排的一次晚宴上达到了顶点。这次晚宴邀请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作为嘉宾，同时至少还有一位苏联官员（斯托克伍德不知道他是克格勃官员）被邀请。虽然米特罗欣的笔记对这次晚宴的记录吊人胃口，非常简短，但我们还是能看出这是个喧闹的夜晚。斯托克伍德在宴会上大量饮酒，以至他的朋友玛格丽特公主不时担心肯辛顿宫里的家具。斯托克伍德在晚宴上问麦克伦南，共产党怎样看待英国的教会。麦克伦南回答说，教会是一股“道义力量”，但遗憾的是“不像过去和大战期间，现在看不到牧师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了。”斯托克伍德反驳说，“我们也没看到你们在苏联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情报站看来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主教有攻击苏联的趋向，他不适合被用来进行积极措施。

从米特罗欣抄录的积极措施的事例看，情报站在给中心的报告中力图夸大一系列非常平庸的成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情报站企图夸耀理查德。戈特（代号罗恩）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3年扮演了推翻并杀害智利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角色，并斥责夺权的军政府奥古斯多。皮诺切特将军。戈特后来否认关于他是克格勃间谍的报导，但他承认在智利政变后，尤利。米哈依洛维奇。索洛尼岑与他接触过（后来他才知道索洛尼岑是克格勃官员）。

并与他进行过“关于智利的有趣的讨论”，而且此后与索洛尼琴和根纳季。费德罗维奇。季托夫多次会面。后者后来成为克格勃家族中的第三号人物。戈特文章的细节可能受到了与索洛尼岑和季托夫的“有趣的讨论”的某些影响，但他对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对“美帝国主义”的厌恶感则早已牢固地确立在心中，无需克格勃给他任何鼓励，就能斥责皮诺切特或美国中央情报局。

驻伦敦情报站同样也常常夸大他们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中的影响，例如他们极力在下列的国会质询上邀功。1978年2 月21日工党的下院议员詹姆斯。拉蒙德向卡拉汉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弗雷德。马利质问：我尊敬的朋友是否认为在西欧部署中子弹将更易导致核战的爆发？他是否认为当勃烈日涅夫主席在克里姆林宫说（保守党大喊“你当时在那里吗？”），如果西欧部署中子弹，苏联也将投入巨大的花费来发展相似的武器的话时是认真的？那将是一笔北约与华沙条约都负担不起的费用，只能毫无必要地增加世界本已巨大的军费开支。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詹姆斯。拉蒙德有意识地与克格勃进行过联系。然而他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苏联主要的统战组织，他把所有对核军备竞赛的指责都归咎于西方的好战政策。拉蒙德在议会中的质问得到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他提出这一质询与其说是来自伦敦情报站的卓越提议，还不如说是源自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中子弹的运动。

中心对情报站夸大其积极措施的成绩的做法，通常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向政治局报告克格勃能在英国下议院发起质问并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这对中心和伦敦情报站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虽然说PR线总是试图吹嘘他们积极措施的重要性，但他们确实有些不可否认的功绩。《观察家》和《新政治家》是在80年代初受骗上当的英国传媒杂志中的两本，它们刊登了由A 局捏造的反美和反南非的文章。《观察家》刊载过一篇假的来自扎伊尔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标题是《美国和南非在安哥拉的阴谋》。《新政治家》刊载过一封由南非军事情报处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派特里克的伪造信，信中表达了他们的“谢意”并提到给她送一份生日礼物“以表敬意”。直到1986年，保守的《星期日快报》还在他们的主页上刊载了一篇以A 局编造的报道为基础的报道，说艾滋病菌最初是作为美国生物战的一部分开发出来的。克格勃声称它的积极措施成功的转移了英国的视线，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一厢情愿的妄想。

克格勃在英国传媒界缺乏重要的间谍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用英国新闻记者，而选择了丹麦的阿尔内。赫洛。彼得松（代号哈尔勒夫和帕勒）作为他们第一个针对1979年当上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主要积极措施。彼得松最初在哥本哈根与情报站进行秘密接触，70年代中期被邀请到莫斯科“加深关系”。从那以后，他就被正式作为施加影响的间谍使用了。他不仅按克格勃意图写了一些文章，还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一些A 局用英语写的文章和小册子。1979年出版的《冷战武士》是克格勃和彼得松合写的第一本攻击撒切尔的小册子。这本书把她说成是领导欧洲反苏势力的斗士。彼得松的第二本由A 局代笔的小册子名为《真正的近卫军》于1980 年出版，内容纯粹是攻击撒切尔夫人。其中一篇小标题为“撒切尔不能修补自己屋顶”的讽刺文章出了差错（讽刺文学是克格勃实施暴虐的积极措施方面的薄弱领域）。

A 局这位作者的英国地理知识十分贫乏，以至于认为撒切尔夫人的出生地林肯郡的格兰瑟姆“是在伦敦的郊区”。虽然中心对这两本小册子非常欣赏（也许主要是为了寄给英国舆论界人士看），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米特罗欣可以自由查阅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但由于这些档案数量巨大，他的记录必然会有重大的遗漏。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在英国有重要的情报来源，但米特罗欣没有看到。但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奥列格。戈尔蒂夫斯基，1982—1985年在伦敦情报站任职，曾担任过两年PR线领导和几个月的代理站长，据他讲，在此期间PR线，可能还有KR线，都没有重要的英国间谍。但由在英国之外的各情报站或特工招募英国间谍并指导他们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间谍、眼线和“发展对象”（即培养对象）名单上有一行含糊的附注说，由克格勃驻德国卡尔肖斯特情报站操纵的一个英国间谍的行动档案在1981年就已达15卷之多。

米特罗欣的笔记提到，“富特”行动后招募的最有名的非科技情报领域的英国间谍，是由KR线在英国以外指挥的。他是一名代号为斯科特的伦敦警察，大伦敦市警察局的探长约翰。西蒙兹。他可能是克格勃的英国间谍中最逍遥的一个。

1969年＊月29日，《泰晤士报》登出了阿波罗一12宇航员登月的照片，同时在第一版刊出整版题为“伦敦警察被指控受贿，磁带显示确凿证据”的消息。两位《泰晤士报》的秘密记者暗中录下的谈话录音，据说证实了西蒙兹和至少另外两名侦探“接受了一大笔钱，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撤消指控、在法庭上提出宽大处理，并允许罪犯恢复正常工作”。后来，33岁的西蒙兹向记者承认，他是（按他的话说）“一个大公司中的小公司”的一员，这个公司就是指一帮腐败探警，他们接受像伦敦南部一帮歹徒的老板查利。理查森那样的罪犯的贿赂。

1972年，西蒙兹在旧贝雷区等候宣判期间躲了几个月，之后又逃往国外。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着，他使用的护照是其女友的有精神病的哥哥的护照，他的名字是约翰。弗雷德里克。弗里曼，护照上的照片则由理查森一伙中某人的情妇作了手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泰晤士报》所说的另外两位腐败警察分别被判人狱6 年和7 年。1972年8 月西蒙兹来到苏联驻拉巴特大使馆，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声称钱已花完，愿为克格勃效力。为了确保他所知道的事能引起中心的兴趣，他说出了英国特警分队中一位看守叛逃者奥列格。利亚林的官员的名字，并说他可能会接受贿赂。

此外西蒙兹还戏剧性地讲述了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经常贿赂大伦敦的警察总监比尔。穆迪，让他帮忙掩饰一些不愉快的事。虽然穆迪后来因接受黑社会的大笔贿赂，被判监禁12年，但关于希利卷人行贿的指控则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中心还是按照表面上的价值接受了西蒙兹夸大的故事。

在此后的八年里，西蒙兹一直是一名克格勃间谍。中心注意到他“吸引人的仪表”，决定用他来做第一位英国的“罗米欧间谍”。这次与克格勃使用的传统而粗鲁的性威胁、性敲诈方法不同，是用诱惑与浪漫从一系列女性官员那里获取机密情报。1973年西蒙兹被派往保加利亚，以便在西方旅游者常去的黑海旅游胜地培养合适的目标。西蒙兹最重要的性战利品是联邦德国政府一位官员的妻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几次去波恩继续进行他们的风流韵事。1975年西蒙兹从德国女友那里得到的情报被中心看得非常重要，以至被做为个人报告的主题向安德罗波夫作了汇报。

西蒙兹被克格勃用来引诱的女性官员，大部分是在四大洲西方国家大使馆工作的人员。西蒙兹和波恩那位女士发生关系后，下一个目标是在1973年下半年勾引美英驻非洲国家的使团中的女性。但在1973年底，西蒙兹在坦桑尼亚病倒了，他的克格勃档案说他得了“热带病”，他不得不回莫斯科进行治疗。西蒙兹刚一痊愈，就被命令去和英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一个代号为藏拉的工作人员交往。克格勃观察到她空闲时常常一个人长时间散步。西蒙兹佯装成来莫斯科参加1974年国际聚合物展览会的加拿大商人让。雅克。博杜安，他成功地上演了一幕与藏拉不期而遇的戏，并建立了朋友关系。虽然西蒙兹的档案中声称该拉对他一见“钟情”，并把她下一个派驻地的详情和她在英国的住址告诉了他，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向他谈的情况超出了有关她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同事和上级的闲谈。不过中心认为她是一个有潜在价值的消息源，通过她能找到英国大使馆中更脆弱的女性目标。

1976年，西蒙兹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从保加利亚出发，途径非洲、印度，最后到达东南亚。在印度他遇上了一名代号为吉尔的英国女士、一名以色列女士和至少5 名美国女士。但是1977年在新加坡，当西蒙兹追求一名西方外交使团中的女秘书时（此人被当地克格勃情报站确认为培养目标）发觉自己已被人监视，于是他又乘飞机去了雅典，随后返回保加利亚。西蒙兹为之工作了5 年的K 局对西蒙兹的评价是：他没有任何对克格勃不诚实的迹象，他得到的材料“有重要的行动价值”——西蒙兹是个有巨大潜力的间谍，但他的旅行记录引起了西方安全部门的怀疑。在卡卢金的要求下，K 局的领导克留契可夫指示特工处给他一个新的身份。

为西蒙兹选定的身份是一个“已死的替身”一雷蒙德。弗朗西斯。埃弗里特

（代号福斯特），此人是澳大利亚人，二战时死于童年。1978年7月23日，西蒙兹从莫斯科取道东京去大洋洲。他带了一本以埃弗里特为名的假英国护照，同名的真正出生证明和8000美元。一到澳大利亚，西蒙兹就把这本英国护照收起来，企图用出生证明得到一本和死替身同名的澳大利亚护照。为编造履历，西蒙兹在新西兰过了几个月，以便编造他的故事，这样，再回到澳大利时他便可以装作一个在新西兰生活过多年的澳大利亚人了。

1978年11月，西蒙兹随一群橄榄球球迷来到澳大利亚，他极力与一家旅行社的女经理玛格丽特交往，希望她能为他申请护照提供必要的证明。西蒙兹关于玛格丽特的冷嘲热讽的报告，可能是他评价以前那些被指示去引诱的女人的典型方法。他报告说：玛格丽特是个瘦高条，相貌一般，拱背曲肩。唇上有汗毛，只要献点殷勤，她定会受宠若惊。西蒙兹通过送鲜花、巧克力、礼物和请她吃晚饭来勾引她。但对西蒙兹来说不幸的是，玛格丽特既正直又不吸引人。当他要求她作证人时，她以法律为由拒绝了，她说至少要相识一年才行。这时西蒙兹的钱快花光了，原安排由驻堪培拉情报站给他的钱也泡了汤。由于交不出房租，房东把他赶出门外。他想说服一位女教师为他提供住宿，但在相处两星期后，她也把他赶了出来。西蒙兹被迫在一座救世军客栈过了几夜，最后总算得到了悉尼一家法国银行的帮助，从过去在塞内加尔时以弗里曼（他的第一个假名）的名义所开的账户上提取了5000美元。

1979年初，西蒙兹用一份他自己伪造的证明终于成功地以他的死替身的名字雷梦德。埃弗里特弄到了一本澳大利亚护照。此后不久，西蒙兹飞往罗马，再乘火车去维也纳与他的指导员会面。但这时，西蒙兹为获得澳大利亚身份已搞得自己相当混乱。他不愿再冒险用新的澳大利亚护照，于是把护照绑在腿上，用袜子遮住，仍旧用他那本去澳大利亚时用过的假英国护照。一到维也纳，他把新护照交给了他的指导员，然后取道贝尔格莱德回到莫斯科。

西蒙兹回莫斯科后，安德罗波夫、克留契科夫和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第二总局局长）共同批准了一项计划，让西蒙兹仍旧装成加拿大商人去与英国大使馆一位女秘书交往。这次的目标是埃丽卡，她是西蒙兹5 年前遇到的那个藏拉的朋友。但这次行动失败了，部分原因可能是西蒙兹已失去了昔日的帅气。关于西蒙兹的档案记录说，他的身体条件对埃丽卡已没有吸引力了。

与埃丽卡交往的失败，可能是西蒙兹作为罗米欧间谍的最后一次行动。据关于他的资料记载：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他变得越来越难于驾驭，满腹牢骚，声称克格勃对他缺乏信任和关心。一份有关西蒙兹的医疗报告（他不知道此事）指出，他的情绪不稳定，心理紊乱，过分敏感，判断力失常。1980年，西蒙兹离开莫斯科前往索非亚，准备与他当时的女友“内利”（保加利亚情报局的间谍）结婚，但他们不久就闹翻了。西蒙兹要求去西欧。在中心答复他的要求之前，他就擅自去了维也纳，从那里又去了英国。1980年4 月，在他的律师的陪同下，他到英国中央刑事法院投案自首。该法院在8 年前因贪污罪就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西蒙兹回国后，中心主要担心的是他透露作为克格勃间谍的一段历史。如果他那样做，中心将把他透露的内容解释为无稽之谈。保加利亚医疗当局被命令准备一份说明西蒙兹有精神疯狂症的证明书。但是此证明书没有派上用场。审判中，西蒙兹替自己进行辩护，这位前探长没有说出他和苏联的联系，这样控方就完全不知道他的那段历史。西蒙兹声称他在逃8 年是为了躲避行为不端的老侦探，因为他们曾威胁他如果在法庭上提供证据，他们就杀了他。西蒙兹因三次向一名伦敦罪犯索取了共计150 英镑而被判2 年徒刑。控方没有就另外5 起贪污案提供证据。西蒙兹对判决不服。“我决定回来，希望得到一次公正的审判，”他对法庭说，“但我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就是我要说的全部话。”

大约就在西蒙兹于1980年回英国面对审判时，在伦敦担任了8 年情报站站长的卢卡谢维奇任期期满后返回了莫斯科。中心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他在1971年驱逐间谍后，在重建情报站间谍网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于是便把他下放回老家拉脱维亚。卢卡谢维奇的继任者是酒量极大的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古克（代号叶尔玛科夫）。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还记得他，因为他曾在他的手下工作过。古克是个大块头，“头脑平庸，但极为狡滑”。他越级晋升为伦敦情报站站长要归功于英国拒绝给已知的更有才能的苏联情报官员签证的政策。古克天生的多疑引出了许多阴谋理论：其中一条是他认为伦敦地铁中的许多广告牌后都藏着秘密岗哨，他们是英国安全局用来监视克格勃官员和其他可疑的旅游者的。

古克担任情报站站长的第一年，许多行动官员由于失宠而被打发回国。三年前被派到伦敦的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米雅可夫（代号莫罗佐夫）1980年被召回，理由是他严重违反纪律，没有先得到古克的同意，就把克格勃的资料给总情报部的人看。1981年古克坚决要求召回行动官员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此人从1979年就在伦敦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工作，古克斥责他没有令人满意的成绩，脱离苏联同事，喜好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在1981年，N 线领导（特工支援处的处长）安纳托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扎穆鲁耶夫（代号济明），他从1977年起以一家可可粉公司秘书处的职员身份为掩护，被声称有精神病而送回了莫斯科，。

当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作为克格勃PR线的官员在1982年夏天到达伦敦时，他发现情报站已变成“阴谋活动的温床”。在过去的8 年里，他是打进克格勃内部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最重要的间谍。他在伦敦的出现将最终威胁情报站的几乎所有行动。1983年戈尔蒂耶夫斯基晋升为PR线领导兼情报站副站长。1985年1 月，他又被任命为情报站代理站长，这样他就能弥补自己关于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知识的大部分空白。

戈尔蒂耶夫斯基传送给英国安全局的情报中有这样一条：我们反间谍处的官员迈克尔。贝塔尼是一名不忠的酗酒者，他志愿当了苏联间谍。1983年复活节星期日那天，贝塔尼将一个信封投入了古克在荷兰公园的信箱中，信封里装着英国安全局在上月驱逐3 名苏联情报官员的情况，详细说明了这3 人是怎样被发现的。贝塔尼提出将提供进一步的情报并说明了联系方法。古克由此发现25年来他第一次得到了招募一名英国安全局或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机会。但他对阴谋理论的嗜好要求他仔细看看这个人的实际行动。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圈套。克格勃KR线领导列昂尼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由于不愿招惹易怒的古克，对此也表示同意。戈尔蒂耶夫斯基没发表意见，但通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

6月和7月，贝塔尼把从安全局档案中得到的机密情报装满两大袋塞进古克的门内，但弄巧成拙，使古克认为这是英国安全局进行挑衅的确凿证据。可想而知，贝塔尼对古克很是失望，他决定到克格勃在维也纳的情报站去试试运气，但在9 月16日，要飞往国外的前几日被捕。古克从此名誉扫地。第二年的春天贝塔尼被判23年徒刑，不久古克即被英国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古克作为不称职的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历时四年，这期间包括最危险的“瑞安”行动阶段。中心认为北约正在制定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计划，而整个驻伦敦PR线都对中心的看法表示怀疑，但是没人愿意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险质问这种花人忧天式的假设的正确性，而这一假设正是“瑞安”行动的基础。结果，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4年初的几个月，情报站的主要任务就是每两周准备一个报告，内容是关于搜集并不存在的北约准备核进攻的证据的情况。中心的惊恐在1983年11月北约“干练的弓箭手”演习时达到了极点。中心担心这次演习被用作第一次打击的倒计时的开始。古克在1983年底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被迫承认，在获取有关“美国与北约对苏联进行突然核导弹攻击计划”的情报中‘有在缺点“。由于在1984年前几个月得到了从伦敦和华盛顿发来的使人安心的信号，莫斯科的紧张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希什林（他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深外交事务专家，3 月份他向驻伦敦大使馆和克格勃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演讲。他并没有提到核突袭的威胁。但官僚主义煽起的”瑞安“行动过了一段时间才缓和下来。1984年夏天伦敦情报站对上报它那空洞的两周一次的报告稍有马虎，立即就受到中心的申斥，要求他们严格”坚持执行“关于”瑞安“行动的指示。

古克与他的前任卢卡谢维奇一样，为了竭力夸大在积极措施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企图把由于80年代初冷战激化而再次掀起的英国和平运动用来邀功。20年前克格勃对英国和平运动持怀疑态度，担心它会削弱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权威。但是在古克担任情报站长，和平运动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反对美国的核武器而不是反对苏联的核武器。1982年7 月古克向刚到任的参赞列夫。帕尔申简要汇报了伦敦的一次反对美国部署巡航导弹的群众示威游行情况。这次游行全部是由争取核裁军运动组织的，没有情报站的任何帮助，一些克格勃间谍与眼线只是参加了游行，但古克却向帕尔申吹嘘说“是我们克格勃情报站组织了25万人上街游行。”

古克在伦敦情报站任职的四年期间，主要的功劳与前20年一样，在于科技情报的收集。1980至1983年间，科技情报处的一名官员根纳季。费奥多罗维奇。科托夫（代号杰耶夫，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为掩护身份）操纵12名间谍，获得了600 项科技情报与样本。另一位X 线官员阿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车尔尼亚耶夫（代号格林，1979—1983年在外交官身份掩护下活动）获得了800 项机密情报。1983年他在相互报复的驱逐间谍事件中被逐出英国。中心的一份报告推断，虽然车尔尼亚耶夫被驱逐，但英国安全局不一定肯定他是克格勃官员。然而此报告的作者不知道，戈尔蒂耶夫斯基已掌握了克格勃情报站的全部情况。

1984年春古克被驱逐后，克格勃KR线头头尼基坚科被任命为代理站长。1985年1月，中心决定把他调回莫斯科，由戈尔蒂耶夫斯基接任。这样，当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时，伦敦情报站已基本上掌握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手中，其活动下降到达了最低点。

然而，仅一个月后，克格勃驻华盛顿主要情报站就取得了它战后的一项最大的胜利。4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司的一位资深官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走进了位于第16街的苏联大使馆门厅，递给警卫一封写给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的信。埃姆斯说他最初的目的是想揭露在苏联的3 个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知道这3 人是由克格勃控制的双重间谍，条件是一次性地从克格勃手中拿到5 万美元。他说后来他才指出了戈尔蒂耶夫斯基和其他20多名真正的西方间谍的身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枪决了。据华盛顿KR线头头维克多。车尔卡申说，埃姆斯4月16日的信中，除了2 名双重间谍的名字外，还有2 名真正的美国间谍的名字，其中一人是驻华盛顿情报站他的同事，两个人都被处决了。虽然埃姆斯坚持说他直到6 月13日才出卖戈尔蒂耶夫斯基，但很有可能出卖的时间要早些。

1985年5 月中旬，中心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即他们委任的驻伦敦情报站代理站长是一名英国间谍，不过还不太清楚这条结论是否是基于埃姆斯提供的情报得出的。5月间日戈尔蒂耶夫斯基接到一道命令，要他在正式接任情报站长前返回中心进行磋商。他在莫斯科被麻醉，并受到审讯，但他没有认罪。5 月30日戈尔蒂耶夫斯基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但处于中心继续监视下。无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在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人接头时抓获他，或者发现其他证据。戈尔蒂耶夫斯基十分清楚，不论中心能否取得对他不利的证据，都早就决定把他作为一名英国间谍处决。

然而在7 月20日，戈尔蒂耶夫斯基躲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的汽车行李箱里穿过芬兰边界，成功地逃出了苏联，他是在苏联历史上唯—一位在克格勃的监视下逃跑成功的人。10月，被戈尔蒂耶夫斯基指认的31名苏联情报人员都被驱逐出伦敦。由于缺乏资深的候选人，缺少经验的亚历山大。斯马金被任命为伦敦情报站的新站长，他以前是苏联大使馆中的克格勃保安官员。

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在英国活动的最大成绩是重新启用了迈克尔。史密斯，他可能是诺伍德退休后X 线最重要的间谍。当米特罗欣1984年最后一次看到史密斯的档案时，他已用了6 年时间来重新取得他的安全许可证。那个证件曾使他在1976—1978 年期间在Thorn －EMI 武器部成为相当有价值的间谍，但这一次没有成功。当时，中心已快要把他的名字勾销了。档案上记载着他最后一次与史密斯联系是在1983年3 月。1984年中心决定把他在以后的3 年期间“冷冻”起来。1985年12月，坐落在伦敦西北文布利的通用电气公司赫斯特研究中心雇用史密斯为质量检验工程师。7 个月后，他得到了有限制的安全许可证，可以接触到需要知道的防务合同方面的内容。

1990年，伦敦情报站的X 线重新与史密斯取得联系，确定双方在哈罗恩瑟希尔的圣玛丽教堂墓地或在南哈罗的罗克斯娱乐场附近会面。两处都采取了安全措施，如有监视可向史密斯发出警报。史密斯被告知，若在去圣玛丽教堂时要在消防拴附近的一家牧师住宅的墙上找到一行粉笔线，白线如果没有打叉，就说明进人墓地是安全的。还告诉他注意教堂的布告牌，在图钉上有一个小绿点，表示与他会面的上司还在，有个小红点便是警告他马上离开。虽然史密斯过去是个意识形态间谍，但他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在199 （F －－199 年间的会面中，克格勃因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的防御计划材料，总共给了他2 万余英镑。他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一个昂贵的弗拉曼科吉他、一个电子琴和计算机设备。史密斯变得越来越自信与粗心。当他在1992年8 月被捕时，警察在他的汽车后背箱里发现了有关“长剑”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地对地声波军用雷达的技术资料，都装在圣斯布雷商店的手提袋里。

在冷战过程中，英国和苏联的情报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冷战刚开始时，英国在莫斯科暂时没有重要的情报来源，而克格勃在英国有“五杰”（应该说布伦特是兼职的），并且在英国核设施中有其他重要间谍。就我们现在所知，在冷战即将结束的那几年里，苏联没有像样的英国间谍，虽然不可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像英国人埃姆斯这样的间谍至今还未被发现。与苏联相反，英国秘密情报局吸收了许多克格勃派到英国的间谍和叛逃者，其中有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弗拉迪米尔。库济奇金。维克多。马卡罗夫、米哈伊尔。布特科夫和瓦西里。米特罗欣。其他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收买的叛逃者有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帕谢奇尼科，他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大规模生物战计划的情报。可能还有其他间谍与叛逃者，他们的名字还没有揭露。从现在的材料来看，在冷战的最后阶段，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同克格勃的决斗中明显地占了上风。

第二十六章 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西德的情报攻势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首先，德国分裂使联邦德国比任何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更易渗人。许多难民（196 年柏林墙建立前约有三百万人）从取名不当的民主德国逃往西方，在这些人中不难隐藏成百上千的东德和苏联间谍。在这些假难民中有许多特工，有些人是苏联国籍的克格勃官员，他们在民主德国安全地住了多年，已经确立了德国人的身份，从事着对付北美和其他目标的活动。另一些是由克格勃招募和训练的东德特工，他们中大多数被用来对付联邦德国国内的对象。

第二，联邦德国是莫斯科可从其盟国的情报部门——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获得甚至比克格勃的情报更高级的情报的唯一西方国家。1952至1986年，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由马库斯。约翰内斯。“米沙”。沃尔夫领导，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个情报头子。沃尔夫是希特勒掌权后被迫逃往莫斯科的一名著名德国共产党医生兼作家的儿子。由于他忠诚于斯大林主义因而受到克格勃的信任，并由于自身的才能，在三十岁生日前不久他被任命为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1947年，他告诉他的朋友沃尔夫冈。莱昂哈特，东德共产党员应当放弃党章中规定的沿“独立的德国道路”奔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当工作于党中央书记处的莱昂哈特告诉沃尔夫他错了的时候，沃尔夫回答说，“还有比你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当权者呢！”此后不久，在莫斯科的“更高的当权者”果然取消了关于“独立的德国道路”的说法。沃尔夫为人虚伪，从未吃过亏，在退休时他夸耀说，“即使是我的死敌也会承认，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是欧洲大陆能力最强和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

在西德境内苏联情报活动的第三个明显特征是，除了接收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报告之外，克格勃自已渗透进西德也得到了其东德盟友的大力协助。克格勃除了在波恩、科隆与汉堡有公开情报站外，还能从柏林郊外卡尔斯霍斯特的基地指挥在西德的行动。这是在苏联境外最大的苏联情报站，它利用东德特工和由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与国外情报局提供的其他间谍。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经费原则上由克格勃负责，但在7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每年为其提供130 万马克的活动费。

据米特罗欣抄录在档案记载，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情报站，于1950年在联邦德国第一次大规模招募成员。那一年吸收的一个间谍是个年轻的西德共产党员，名叫谢尔盖耶夫（代号尼卡），他奉命与共产党保持疏远关系，以便能搞到联邦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情报。对于这些托派分子，尽管他们政治上已无价值，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克格勃总部还是死盯住不放。据谢尔盖耶夫的档案记载，他当间谍初期提供过一个情报，使一个特殊行动绑架小组从西柏林劫持了托派骨干分子魏兰。

谢尔盖耶夫是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西德间谍，并自1963年起接受每月400 西德马克的薪金。中心一份关于谢尔盖耶夫的工作的报告称：“由于他的帮助，1951年至1974年间，在联邦德国和西欧的托派组织均受到影响和损害。”谢尔盖耶夫同时还担任过多年德国北部一个城市的受人尊敬的市长。克格勃担心他已受到监视，在1981 年中止了与他的接触，给了他3000德国马克的最后报酬。

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在联邦德国早年的主要成就是打入了半官方的西德外国情报机构一格伦组织。该组织从1956年起正式归联邦政府领导，改名为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1950年3 月，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以物质报酬”方式招募了一名失业的前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尉汉俾。克莱门斯（代号‘哈尼’），第二年他在格伦组织内获得了一份工作。以后十年内他提供了正如其档案所描述的有关联邦德国情报界的“有价值情报”：“这些情报使有可能防止重要间谍的暴露，并打乱了联邦德国反对苏联使团的行动。”然而，克莱门斯的最大成就却是吸收了一名先前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同僚海因兹。费尔费（代号库特），并成功地推荐他在格伦组织内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积极帮助下，费尔费很快成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据一份克格勃报告称，在1953至1955年期间，他的情报与从英国间谍乔治。布莱克和吉姆。菲尔比所获情报相结合，使苏联得以消灭敌人在民主德国境内的情报网。

1953年间，费尔费在格伦组织内宣告他已经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由一位红军上校率领的情报网，这使他的同事们大为震惊。许多情报从这个不存在的情报网——一个由克格勃总部捏造的半真半假的混合体——被送到在波恩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手中。与此同时，费尔费还向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提供了大量联邦德国的情报。紧急的报告通过无线电传送，其余的情报则放人手提箱的假底层，或照成胶卷隐藏在婴儿食品罐内，通过死信箱或通过格伦组织的信使（也在为卡尔斯霍斯特工作）埃尔温。蒂贝尔递送。到1958年，费尔费已为自己树立了德国的菲尔比形象，像14年前英国秘密情报局菲尔比一样，成为苏联在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内反间机构的头头。但是，与菲尔比不同的是，他的动机出于虚荣心多于思想性。他自称他是超级情报人员，被认为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正在升起的明星，同时却在干着欺骗该局的勾当。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顺势吹捧他，说什么他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理查德。佐尔格。费尔费后来说，“我要与俄国人一样进人最高级情报人员之列！”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一名50年代服务于德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作出了如下结论：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取到的假报告肯定达到成千上万页。不仅是许多机构和地址是假的，而且十年来取得的许多秘密情报报告也需要重新评价十年来秘密情报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有些是对方编造的、有些是带有偏见的，有些纯粹是虚构的。

安德罗波夫在1967年成为克格勃主席后不久，选拔费尔费——与菲尔比，布莱克和瓦萨尔一起——作为过去情报人员的典型，为了苏联领导层了解西方政策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再度聘用了他。

联邦德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情报收集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50年代与60年代影响活动的重点是把尽可能多的西德政治家怀疑为新纳粹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假情报只要有一点儿事实根据，几乎常常能发挥最大作用。在联邦德国的早期，在实施积极措施中需要揭发的有地位有影响的真正前纳粹分子着实不乏其人。约翰。皮特是许多有力揭发者中的一个，他是路透社驻柏林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已被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1950年皮特叛逃到东柏林，由于他的东德上司为这次叛逃所做的过度秘密准备，使他有些不知所措。皮特的全部期望来自在东柏林一位教授邀请他喝咖啡的电话，这位教授经常访问他在西柏林的住所。这个教授打电话给他时，以一种怪里怪气的高声调说：“报春花有一个口信给水仙花。星期一16点。我再重复一遍，星期一16点。”有一次在东柏林，皮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参与战争贩子的行径了，它不仅威协着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而且它也正在把我的祖国英国变成一个软弱的美国殖民地。

从1952至1957年，皮特在双周刊《民主德国报导》任主编，该刊花费了大量时间揭发西德政治家、外交官、实业家、律师、将军与警察头子过去的行径（经常是由沃尔夫提供的）。皮特讥汉斯。格洛布克为他的“捕获物例证”，此人是阿登纳的最重要助手，曾经为希特勒的1935年种族法起草过臭名昭著的官方评论。

皮特的宣传由于克格勃于1954年7月策划联邦德国安全局的第一任领导奥托。约翰背叛一事而大大加强。就像皮特在四年前一样，约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痛斥了纳粹主义在西德的所谓复活。1955年12月约翰在西德再度出现，称他曾被一位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冈。沃尔格穆特强迫使用毒品。西德最高法院对此持有怀疑。根据其他证据，约翰是一名酗酒徒，沃尔格穆特强劝他喝威士忌酒之后又利用他对纳粹复活的惧怕观察到，他是在一种“兴奋的”而不是麻木的状况下来到东德的。1959年12月他被判刑四年，但实际上仅服刑18个月。相当多难以理解的奥秘仍然围绕着约翰的这个案件。克格勃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头头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于1954年7月向克格勃总部报告称，约翰已来东柏林进行讨论，他“希望与我们保持接触，以便讨论政治问题并参加反对东德纳粹的联合行动”。但是，约翰决定留在东德的决定是在克格勃压力之下作出的。根据与约翰一案有关的一名克格勃官员称：我们想要吸收他，而他拒绝了我们。我们需要约翰留在东柏林，于是我们在他的咖啡里放了一粒安眠药片……熟睡了约30个小时之后，他经克格勃专家们在C 理上施加压力，最后他说他将与我们合作。

用以说服约翰留在东德的欺骗手法是一则假的西德新闻广播，宣布他已经叛逃到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在东柏林拥有一批档案供它们共同使用，该档案为苏联红军所缴获，其中有关于德国国防军、纳粹德国党卫队和纳粹的材料。在两大卷关于真实的或虚构的战犯和新纳粹分子的材料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积极措施部门地处）将真实的个人档案与伪造的事实掺合在一起，编成了一套关于西德政治家、企业家和军队领导的逃避不了的罪状。二处还模仿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第一任领导赖因哈德。格伦的笔迹，给他的回忆录续写了令他十分难堪的一章。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西德的一个最重要目标是维利。勃兰特，代号北极星。

自1957年10月勃兰特成为柏林市长之时起，他就成为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受害者，对他先则造谣中伤，继则勒索敲诈。勃兰特有反抗希特勒的英雄记录，把他列入克格勃的新纳粹阴谋者名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积极措施，通过歪曲他早年的经历和战争时期的表现，多次企图把他描绘成一个盖世太保告密者，一个反德逃亡者，一个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者，甚至是一名前苏联间谍。1931年在他十八岁生日前不久，维利。勃兰特（出生于赫伯特。弗拉姆）成为社会劳动党（一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党派）青年分部的领导。1933年希特勒掌权以后，勃兰特流亡国外，他仅仅携带了一只装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几件衬衣和一百马克的公事包辗转到挪威。在奥斯陆他成为社会劳动党的代表，并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37年2 月他旅行至西班牙，公开以新闻记者身分报道西班牙内战，同时还但任社会劳动党国际旅成员与西班牙新托派的工人统一党民兵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不久勃兰特谴责了由共产主义者按照苏联指示开展的，反对西班牙托派的工人统一党和其他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盲目恐怖”活动：这件事情的真相是：共产国际决定消灭所有拒绝服从它的命令的进步力量。因此整个国际劳工运动必然会起来反对它。

为报复勃兰特，共产党竟荒谬地谴责勃兰特是“佛朗哥的特务”和“盖世太保的密探”。在克格勃档案中关于勃兰特的最早材料是：1936年他被描述为但泽市的托洛茨基分子。30年代后期有关勃兰特的其他报告都充满敌意，准确地反映了大恐怖时期的偏执狂。有材料捏造称叫【北极星】曾受巴黎保安局的派遣打入西班牙托派工人统一党，他向盖世太保出卖了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还说他在西班牙曾参与暗杀一位杰出的俄国孟什维克之子马克。赖因，实际上马克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杀害的。

1941年6月希特勒侵略苏联后，勃兰特对莫斯科的态度有所改变。在德国占领挪威后，勃兰特迁往斯德哥尔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告称“挪威托派分子”队伍发生分裂。一些人，包括勃兰特在内，现在愿意与苏联合作来打败希特勒。1941年秋天，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一个行动官员M.S.奥赫涅夫（代号奥列格）拜访勃兰特，发现他不在，就留下了一张名片。第二天傍晚勃兰特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并与奥赫涅夫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维特罗夫会谈了三个小时。勃兰特说他办了一家新闻机构，其客户包括美国通讯社，他准备为加速击败纳粹主义做任何事情，并且愿意为“苏联同志们”传信给美国（当时美国尚未参战）——如果必要，且可隐瞒新闻来源。维特罗夫和奥赫涅夫回答说，他能为战争作出努力的最重要贡献是从他挪威朋友们那里收集有关德国部队在挪威的兵力和行动。勃兰特表示同意，井在以后的九个月内与斯德哥尔摩克格勃情报站每两周秘密会晤一次。有一次，他收下了500 克朗，（也许作为其活动费），并给了一张收据。

勃兰特所提供的挪威来源的情报中，有一条关于德国战列舰蒂尔比茨号将于1942年3 月离挪威特隆赫姆港去进攻英国北极护航运输队的消息。勃兰特通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说，他也将此情报送给了英国，英国试图将该舰击沉但未能成功。他还给斯德哥尔摩情报站提供了有关德国迫使瑞典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情报以及计划（但从未实施）取缔瑞典共产党的情报。1942年夏，当清报站的两名捷克间谍（代号捷连季和娃尼亚）被瑞典警察逮捕后，勃兰特不顾情报站对他的压力，拒绝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继续进行秘密接触，但是他同意公开地来到苏联大使馆，有时在外交活动的掩护下与情报官员会晤。

所有这些都未能将‘北极星’变为苏联间谍。1943年克格勒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报告说，勃兰特在瑞典也与英国和美国情报官员接触，而且还与挪威托派前任书记接触，中心对此人仍抱深度怀疑。勃兰特的主要动机是为大同盟的所有三个成员国提供有助于打败希特勒的情报。就苏联来说，他准确地估测到他与莫斯科联络的最佳通道是通过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

1957年勃兰特当选柏林市长之后，于1958至1959年间，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联合实施了抵毁他的第一个行动，即利用他二战时有倾向性的言论和其他一些捏造来证明他是英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但是，有关这一行动的文件承认，“这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勃兰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地位丝毫未受损害。”接着，沃尔夫又旧事重提，诽谤勃兰特在挪威流亡期间曾经当过盖世太保的间谍。然而由于缺乏可信的证据，东德领导人指示取消此项打算。

在1961年西德大选中，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次竞选运动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肮脏的一页。勃兰特因被说成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而备受攻击。事实上，他虽因纳粹年代的流亡而被指责不爱国，但他的左翼社会党人背景却引起了人们怀疑他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人。勃兰特为这些抵毁他的“卑鄙政治手段”感到不快。他后来承认说：“我的反对者有时能成功地使我连续数天不工作了”。 解了他的脆弱性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对一些用来反对他的指责给予了秘密的、但勃兰特看来乃是“强有力的鼓励”。

虽然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击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要归功于在竞选期间建造了柏林墙），但是中心决定采取比在竞选期间更厉害的手段来威胁勃兰特。

1962年＊月16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正式批准了一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头头萨哈罗夫斯基提出的讹诈行动方案。尽管在米特罗欣所见到的档案中并未提到它，然而该行动方案几乎肯定也得到了为前个月古巴导弹危机的丢脸结局仍在懊恼的赫鲁晓夫的批准。该计划规定由《消息报》记者波利亚诺夫来接近勃兰特，因为这一年早些时候，他接受过波利亚诺夫采访。这一回，波利亚诺夫将由一位隐蔽的克格勃行动官员陪同前往，那人会告诉勃兰特：“为共同制订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敏感的解决办法，我们很愿意与你恢复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勃兰特拒绝，他将被告知：“我们有足够手段来使你不愉快，因此你要考虑你的地位。”

这个威协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令萨哈罗夫斯基感到烦恼的是，他发现关于勃兰特战时活动的原始档案（一次惊人的行动使他实际上成了一名间谍）在1959年被销毁了。在那些原始文件中，有一些明显对勃兰特不利的材料，如他从斯德哥尔摩克格勃情报站领取500 克朗的一张收据。但是勃兰特并不知道这些。由谢米恰斯特内批准的这个行动计划武断地认为，勃兰特一定会相信“我们手中掌握有能使他妥协的许多材料”。

米特罗欣并未看到关于波利亚诺夫与勃兰特会见的报告。然而，很清楚的是，如果真有那次会见的话，勃兰特定会粉碎克格勃讹诈的企图。谢米恰斯特内和萨哈罗夫斯基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肯定打算在勃兰特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之前软化勃兰特。1963年1月，赫鲁晓夫访问东柏林时，及时地邀请勃兰特会晤。勃兰特考虑到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需要达到一种暂时妥协，同时为了解决柏林问题，倾向于接受邀请。但是，管辖西柏林的基督教民主党反对这次会晤，并劝说勃兰特拒绝会晤。据勃兰特称：赫鲁晓夫肯定会把我的拒绝看作是一次有意冒犯。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大使以后给我生动地描述了他以前的主子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惊愕神情。赫鲁晓夫知道情况有变，惊讶得几乎掉下他的裤子……

勃兰特从1969年10月21日至1974年5 月6 日作为西德第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的四年半任期，标志着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与克格勃在联邦德国境内谍报攻势的高级水平。沃尔夫的最大成功是把京特。纪尧姆（代号汉森）打入总理办公室。1956 年纪尧姆与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两人都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官员），经过特别安排，从东德“潜逃”，在法兰克福开了个小店以掩盖他们的谍报工作，并且成了积极的明显的忠诚于反共事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1968年纪尧姆当上了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主席，并且是法兰克福市议会的选举成员，因而成为在联邦德国担任公职的唯一的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1969年11月，在勃兰特成为总理之后三个星期，纪尧姆在他的办公室里获得了一份工作，起初作为一名助手处理工会和政治团体事宜。

由于态度实事求是，工作勤奋高效，他于1972年被提升为总理助理，负责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勃兰特的旅行安排。中心十分重视他的报告，安德罗波夫亲自将它们送交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对纪尧姆的主要情报要求是提供关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情报，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有“三个目的：改进与苏联的关系；与东欧各国保持正常关系；以及在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的暂时妥协”。1970年初，勃兰特在联邦议院所作的“关于国家形势的报告”中，号召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建立“合作亲情”。在这一年中，勃兰特成为第一位访问东德的西德总理，并且与苏联和波兰签署了条约。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通过纪尧姆的判断，我们能尽早地断定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尽管仍有矛盾——标志着西德的外交政策的一次真正的转变。”莫斯科也具有相同的结论。在勃兰特访问东德之后，卡尔斯霍斯特基地报告说：“他的威望显著上升”，因而引起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注意。当勃兰特访问时，人群欢呼“维利，维利！”，勃兰特有点带恶意地询问东德总理维利。斯多夫，“群众欢呼的是威廉还是维利”。斯多夫板着脸孔，未置一言。

由于基督教民主党公开反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中心现在关心的不是低毁勃兰特，而是维持他的政权。到1972年春天，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自由民主党的一系列背叛行为使勃兰特的多得票数降至四票。随着更多背叛即将发生，东方政策的命运发发可危。1972年4月，基督教民主党领导赖纳。巴泽尔自信能够成功，提出了一个不信任案。在中心的允许下，沃尔夫为了维护勃兰特的权力，在西德联邦议院制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干涉。

在决定性的信任投票前不久，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吸收了一名腐败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尤利乌斯。施泰纳为间谍，代号西姆森。沃尔夫付给施泰纳5万马克，让他投勃兰特一票。于是巴泽尔的不信任案因两票之差而失败。在10月的一次普选中，勃兰特赢得了更有把握的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在普选中第一次击败了基督教民主党。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继续在新的联邦议院中利用西姆森作为一名间谍。1973年2月，施泰纳同意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被隐讳地称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组织工作组”）订立契约，根据契约他每月可得三千马克的雇用费。之后不久（此日期米特罗欣未予记录），沃尔夫向中心报告说，施泰纳曾与联邦德国安全局，即西德反间局有接触，因此作为一名间谍已无价值。同年6月，慕尼黑的《快报周刊》刊登了一张银行存款单的照片显示，在1972年4月信任投票之后的第二天即有5万马克被打人施泰纳的账户，因而激起了公愤，并很快被称之为“波恩的水门事件”或“莱茵门事件”。施泰纳承认自己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间谍，但声称经联邦德国安全局同意而作为一名双重间谍，并且说那5 万马克来自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首领卡尔。维南德，而维南德否认此项指控（后来查明维南德也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间谍）。议会调查认定这件事没有受贿行贿的确证。

在勃兰特于1972年11月选举获胜之时，纪尧姆作为一名渗人间谍正处于他事业的顶峰，参加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议会领导的所有会议。然而在1973年5月29日联邦德国安全局局长京特。诺劳通知内务部长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说，纪尧姆被怀疑是间谍并已处于监视之下。（关于诺劳所报告的怀疑的严重性他们后来的回忆有所不同。）以后不久，根据沃尔夫的不完全可靠的报道，由于联邦德国安全局对纪尧姆妻子笨拙的监视被察觉，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命令克里斯特尔和京特。纪尧姆两人中止他们的情报工作。1974年4月24日早晨6时30分，纪尧姆夫妇在其波恩寓所被捕。在一种荒谬的违反间谍活动职业技巧的情况下，纪尧姆事实上承认他犯了罪。

他只穿了一件睡衣，挑战地宣称，“我是［东德］人民军的军官！”根舍说：

“就是纪尧姆自己的这句话使他被判刑。”

沃尔夫现在认为他打入勃兰特随从的胜利是“等于将球踢进了自己球门”。纪尧姆的被捕所引起的这件政治丑闻是导致勃兰特于1974年5月6 日辞职的主因。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沃尔夫作结论说：“这不知不觉地毁了最有远见的现代德国政治家的前程。”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西德的活动对克格勃自己的活动方法产生最大影响的或许是那些“罗密欧间谍”（西方媒体发明的一句用语，但以后由沃尔夫接了过去）。

自1930年以来，克格勃专门以色情引诱西方外交官及到莫斯科的访问者落入陷阱。这种圈套的演绎顺序是：利用有吸引力的女性或男性“燕子”为性诱饵，勾引目标人物，作爱时秘密拍照（有时用一个假设的受害“配偶”或“亲属”来打断作爱），然后进行勒索。沃尔夫的这种战术则是更阴险和更有效。恋爱，或者一种虚情假义的爱情，都能比简单性爱在更长期间内产生更多的情报。罗密欧间谍的主要目标是西德政府部门或情报机构的三四十岁左右的寂寞孤独的女秘书。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克格勃卡尔斯霍斯特的基地发起了模仿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秘书攻势”。果然，米特罗欣所见的克格勃档案表明，有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秘书间谍”的人，事实上是为克格勃工作的。卡尔斯霍斯特情报站的最初目标人物是波恩外交部的一些女雇员，她们是在内阁人事部门里工作的一名克格勃间谍吉塞拉。赫尔佐格（代号马琳）选定的。马琳于1954年被雇用，当时显然还没有利用罗密欧间谍。赫尔佐格本人于1958年与一名来自法国国防部的军官结婚并移居巴黎。

克格勃“秘书攻势”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赫尔佐格的朋友，一个外交部部门领导的秘书莱昂诺尔。海因兹（代号劳拉）。勾引她的是克格勃于1957年在弗顿堡招募的一个西德人海因兹。萨特林（代号瓦尔特），他的名字和莱昂诺尔的姓相同。1958年当赫尔佐格听到30岁的莱昂诺尔。海因兹已经屈从了萨特林的求爱时，受到了良心上的打击。当她发觉自己被蒙骗时，可能已预见到海因兹的破坏活动，赫尔佐格写信给中心说：“我应当说，你们不应该通过萨特林使劳拉参与和我们的合作。她会非常失望的。”“我恳切要求你们”她又一次写道，“让劳拉安安心心过日子吧”。可想而知，中心不会给予理会。

1960年12月，海因兹。萨特林和莱昂诺尔。海因兹结婚。第二年，萨特林常和他的妻子讨论冷战可能转向热战的危险性。当西德领导人修建他们自己的核避难所时，萨特林说服妻子应当关心自己的安危。莱昂诺尔同意向他吐露所知道的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一切。1961年，她第一次不知不觉被列入了克格勃的间谍网。两年后，萨特林向中心报告说，他已经告诉他妻子，把她的情报转给了一个致力于防止核战争的组织，但没有提到克格勃：我告诉劳拉，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组织以保卫和平为使命。这个组织求她帮个大忙。她必需继续在外交部工作，把发现的任何事向我汇报…这个组织十分看好她的工作…她同意尽可能在各方面给予合作，并声称，她将此事视若每个正派人有责任找绳子去缚住战争贩子的手一样。她拒绝供帮助而接受金钱。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劳拉当作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助手。尽管他妻子拒绝报酬，但萨特林每月还是收下了一千马克。

自1964年起，萨特林将劳拉从部里偷出来的文件胶卷交给东德特工欧根。伦格（代号马克斯），此人当时为卡尔斯霍斯特克格勃情报站工作。伦格又将胶卷放在波恩情报站腾空的一个死信箱里。最后当莱昂诺尔意识到她是在为苏联集团工作时，伦格个人约她见面。见面时，他感到劳拉对她的发现镇定自如。莱昂诺尔说，她完全信任自己的丈夫，她为了和平而进行的工作是必需要做的。萨特林告诉伦格，莱昂诺尔还“憎恨外交部官员傲慢的态度”，受此触动，“她要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并从中得到满足”。他的评论，对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的“秘书攻势”的成功，在传统的解释上补充了一条过去没有提到的原因。虽然多数秘书是为了爱情而开始做间谍，但她们的谍报活动所以能维持长久，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她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收人颇丰的男性上级的傲慢所致。

1967年伦格叛逃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卖了莱昂诺尔和海因兹。萨特林。伦格告诉他的盘问者说：“在联邦德国外交文件经过莱昂诺尔的办公桌和进人密码房之前，我们已经拿到了。外交信使从国外带回的报告，大多数在德国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看到之前，我们就看过了。”正像她朋友吉塞拉。赫尔佐格在九年前所担心的那样，莱昂诺尔发现她自己被一名罗密欧间谍作为目标时，激动万分。受警方审讯时，她面对着丈夫的供认，说他和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执行克格勃的命令。不久以后，莱昂诺尔在她的单人牢房中悬梁自尽。

在米特罗欣见到的克格勃秘书攻势档案中还有两例最为成功的色情间谍——多丽丝和露西——同样也牵涉到假招募和利用东德的特工。然而，打着幌子的接纳不同于劳拉受到的欺骗。多丽丝和露西相信她们并不是为一个地下和平运动工作，而在为一个新纳粹集团效力。

多丽丝是西德总统办公室的秘书马格丽特。赫克的代号。她在动员和安全部门工作得很有成就。她的罗密欧间谍是东德的特工汉斯。于尔根。亨策（代号哈根），他假造了一名住在民主德国的西德人弗伦茨。贝克尔的身份。汉斯是偶然发现33岁的赫克的。1968年的一天，当他从波恩的寓所向窗外远眺时，看见一个女人单独散步，给他的印象是她可能是一名公务员。汉斯沿着她散步的路线站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等赫克经过时问她是否有零钱换，他想打个电话，如此这般，就与她聊上了。当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后，他立即约她再次见面。根据赫克的活动档案，她逐渐地“深深的坠入了爱河之中，她爱慕他。‘汉斯表白他是个研究生，正在写一篇有关总统工作的学位论文，但完成前还需要补充一些额外来源的资料。赫克提供了从工作中得来的文件帮助他完成那篇虚构的论文。尽管汉斯不像赫克那样钟情，但在相处中也产生了感情。几年后”发现已难以转人一种以职责为基础的关系“。最后在1971年或1972年（档案中的日期不清楚），汉斯投合赫克极右翼的观点而告诉她说，自己属于一个”德国爱国者“组织，基地在巴西，为了民族复兴，它需要有关波恩政府的内部情报来使工作能得以继续。

赫克说她已猜到几分，并同意协助“德国爱国者”。接着，汉斯说服她签了一份据说是他“上司”草拟的合同，在合同的要求下，她同意提供总统办公室的情报。条件是发给她活动费和每月五百马克的报酬。她提供的情报中有总理办公室和波恩各主要部长的动员计划；有关政府战时掩蔽部的详细情况（均上报勃列日涅夫）；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华盛顿及其他国家大使的调动情况；外交部给总统的机密周报；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的档案材料以及总统会见外国外交官的材料等。赫克渐渐地变得依赖于每月额外收人的那五百马克。为了在自己的财务记录中不留下痕迹，她把钱交给母亲以她的名义去投资，她跟母亲说自己很难存下钱来。通过母亲投资的帮助，赫克购下了上卡瑟尔的一套新公寓。

赫克签署了间谍合同后，再不冒险偷带机密材料回家了。而是用汉斯教给她的方法，用一架放在唇膏管里的微型照相机在总统办公室里拍摄文件。一次偶然的场合，她刚打算用相机，上司进入办公室，但——极大宽慰的是——幸好没有注意她在做什么。胶卷的交接通常在科隆或苏黎世完成，科隆的秘密接头地点在拜恩塔尔区的终端科隆一拜恩塔尔，距俾斯麦圆柱的五十米处广告柱旁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时间是每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8：30. 赫克若准备前去会面，手里必须拿一份《明镜周刊》；如果要给危险信号，则应改拿一个塑料口袋。苏黎世的接头时间是在星期六下午5 点，地点在伦韦格35号，一家瓷器店的窗户旁边。

汉斯因成功驾驭赫克这样一名间谍而两次获得红星勋章。1976年他回到东德，但仍继续按时在科隆或苏黎世与她接头。1979年，当另一名秘书因被怀疑为东德人做间谍而受审查时，为安全起见，赫克只得暂时被冷冻起来。但一年后，又以新代号藏拉恢复了活动。到1980年，她提供的文件“产品档案”装满了十个卷宗。虽然赫克仍保持和汉斯接触，她同时也通过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东德女特工雷纳塔递送情报。80年代初她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外交部长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1982年10月关于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一11导弹问题的会谈细节。她还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两次冬季大演习。在此期间，她提供了有关联邦德国战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情报，并报告了自己在位于波恩附近埃菲尔山中的政府战时秘密掩蔽部内的工作的体验。

赫克于1985年被捕，并很快认罪。1987年她被判处八年监禁，罚款3.3 万马克，这笔钱她认为相当于她从克格勃得到的报酬的总合（很可能低估了）。法官告诉她，考虑到她曾和招募她的人陷入了“一场绝望的爱情”，他对她的判决相对宽大。英国新闻界在对赫克的评价方面难以理解地产生了分歧。《每日电讯报》说她是一个“通通的秘书”，而《观察家》报则说她是一个“有魁力的间谍”。

用来吸收赫克的方法也被用于招募其他间谍，如海德龙。霍费尔（代号罗西）。

此人30岁出头，在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任秘书。70年代初期，霍费尔在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驻巴黎情报站工作时被一个军人风度的东德特工罗兰诱奸。罗兰像汉斯一样，声称在为一个新纳粹团体“德国爱国者”工作。霍费尔所受的欺骗比赫克更深一层。1973年2 月26日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罗兰把她介绍给弗拉基米尔，告诉她此人是新纳粹地下组织的领导者之一。第二天，弗拉基米尔单独约见了霍费尔，告诉她，他认识战时德国军事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1887.l—1945.4 ，德国海军上将，纳粹政权时代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被谋杀以后，曾任审判该案的军事法庭成员。1944年7 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前，被捕并处以死刑——译者注）。这正是霍费尔的父亲曾经服务过的情报机构，双方还讨论了他要她提供的情报。霍费尔不知道的是，这个弗拉基米尔是克格勃一个真正的资深特工，他是个1914年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名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昂劳。

1974年，霍费尔被调到巴伐利亚州普拉赫的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总部工作。她在那里为西欧和北约组织的联络部门工作得很出色，并且与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一个少校订了婚。她和罗兰的关系结束后，克格勃又指派两名东德特工，马宗（装成是罗兰的父亲）和弗兰克和她保持联系。此二人都自称是新纳粹地下组织的成员。

霍费尔最后似乎意识到她已被招募到一个假的旗帜下，但只能作为一个受雇的克格勃间谍继续活动。1977年12月21日，可能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给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告诫的结果，她在驾车驶过奥地利边境去会见上司时被捕。次日供认她是克格勃间谍。当知道供职于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未婚夫已经解除了他们的婚约时，霍费尔十分激动，一阵痛哭流涕后要求开大窗户，呼吸点空气。这时，她突然一下子站起身从六层楼上跳了下去。虽然落地时有灌木丛阻挡，只是部分地摔断了肢体，但还是受了重伤。

除赫克和霍费尔，70年代克格勃招募的最成功的间谍还有东德的罗密欧间谍发展的埃尔克。法尔克（代号莱娜）。法尔克在一个“寂寞之心‘栏上刊登求友广告后，特工库尔特。西蒙（代号格奥尔格）就和她联系，他自我介绍叫葛哈德。蒂默。从米特罗欣的记录看不出西蒙是用什么假幌子招募她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他的鼓励下，1974年法尔克在总理办公室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随身带着去工作的是一架伪装成香烟打火机的微型照相机和一罐伪造的放胶卷的发胶喷雾罐。和赫克一样，法尔克在北约冬季大演习时是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1977年克格勃总部授予西蒙红星勋章。后来，法尔克又转归另外两名特工控制，其中一个化名彼得。穆勒，另一名代号亚当。1977年法尔克从总理办公室调到运输部，两年后又转到经济援助部。

1980年，当米特罗欣看到她的活动档案时，材料已经装满了七个卷宗。1989年法尔克被捕，但在审讯时错误地认为她是民主德国国外局情报处的间谍，没有把她看成是克格勃间谍。虽然被判六年半徒刑，但她仅服了几个月刑，在东一西德间谍交换时就被释放了。据说，法尔克因间谍活动共接受了2 万马克的报酬。

然而，不是所有罗密欧间谍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失败者中有一名克格勃的东德特工威廉。卡勒（代号维尔纳），他的伪装身份是一名在民主德国居住的西德人。掩护职业是科隆和波恩大学实验室的技术员以及在巴黎教德语的教员。70年代初，卡勒开始和联邦德国外交部和外国大使馆的四名女秘书交往，其中一名是美国驻欧州使馆的女职员，一名是在德国一个大学学习的美国学生，她曾邀请他到美国的父母家中去作客，还有一名是在北约工作的英国女秘书。但是卡勒的10卷档案里没有他从她们那里弄到任何重大情报的记载。他主要交往的西德人叫贝拉，她原来在联邦德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工作，1975年起在驻英使馆工作。根据维尔纳的档案，卡勒本想当贝拉在伦教工作时招募她为间谍，但当时他“决心不大”并犯了一连串行动上的错误，如引起大使馆保安人员的注意等。于是卡勒把更大的兴趣转到了莫娜身上，莫娜是瑞典造纸商驻巴黎公司的一名法文技术翻译。卡勒自1975年以来一直以巴黎为基地。档案记录表明，他和莫娜有着“亲密的关系”，还希望和她结婚。可是中心对莫娜的情报潜能和卡勒追求她的动机表示怀疑。克格勃通过电话录音和拦截卡勒与东德的母亲的信件往来，发现卡勒很怕被召回莫斯科，并担心他在巴黎收藏的水晶和瓷器的命运，这些都是中心过去始料未及的。

卡勒于1978年被按时召回莫斯科，并接受了一次测谎试验（借口是，如果他同意进行一次测谎，对下次的驻外任务将会是很有价值的经验。为了弄清维尔纳的真实思想，克格勃总部进而将一名意识形态上完美无缺的正统女间谍阿妮塔安插在他身边）。这是一名罗密欧间谍被一名“朱丽叶”当作目标的唯一已知的例子。阿妮塔的报告证实了中心的怀疑。阿妮塔问他，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被召回的。卡勒痛苦地咧咧嘴回答说，他在巴黎过得”太舒服了“，交了许多朋友和熟人，并有了一套设备完善、家具精美的公寓，他是很不愿意离开的。他也违反了克格勃的纪律，把一些财产留给了莫娜，还向她借了三千法朗。阿妮塔声称她对卡勒的“意识形态危机“感到十分震惊：他再学习一下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他是有益无害的。他并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因为他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正像俗话所说，业已“水滴石穿”。他的信仰应该说是法国共产党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是一块斗牛的红布，他并没有认识到专政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毫无信心。维尔纳仅仅尝到了西方巧克力的糖衣。他接触的人都是踌躇满志、经济富裕和事业有成的，他没有见过失业和贫困。

由于阿妮塔的报告，卡勒只得靠边站了。1982年他被正式调离特工岗位。

除了秘书间谍外，7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官僚机构最有效的渗透是在西德情报机构内部发展了新成员，其中一名因其“富有成效的合作”被授予克格勃的荣誉勋章，另一名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特批同意，被克格勃的卡尔斯霍斯特基地列为最有价值的间谍。但在80年代初，这两条情报渠道似乎均已枯竭。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渗透进联邦德国情报机构的人，至少都像克格勃那些人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前被一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罗密欧吸收的加布里埃勒。加斯特，作为分析员于1973年进了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并于1987年晋升为苏联集团科的副科长，成为男性统治的西德外国情报机构中地位最高的女人。加斯特的动机是复杂的。她和吸收她的上司有感情牵扯，她怀疑联邦德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深深迷恋着马库斯。沃尔夫。根据沃尔夫所述，“她需要感受到我需要她，我给了她我个人的关怀…她的话音里有时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情人伤感的调子。”

沃尔夫个人见过她七次。他的关心得到了丰厚的报答。他回忆说，“加贝的工作对于我们是完美无缺的。她给了我们一种西方认识和判断整个东方集团的准确描述。这对于我们80年代初处理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加斯特的一些情报评估结沃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也被放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当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也放在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的案头。

1981年联邦德国安全局的克劳斯。库龙以写信方式为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驻波恩情报站效劳。库龙是西德专门“策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人员的高级反间官员，过去曾因未被提拔而牢骚满腹，如今又陷入了不断增加的财政困难。他攻击沃尔夫是个“对自己的背信弃义丝毫不感到不安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欲壑难填的例子，对任何一个民用服务机构都是个烦恼。”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熟练地迎合了他受创的自尊心，在他最后八年的任职期间给了他一笔总数约达70万马克的报酬。

1985年，联邦德国安全局的反间主任汉斯一约阿希姆。蒂奇引发了比库龙四年前的信更大的惊异。他在东德边境上酒气冲天，行为失态，并要求叛逃。蒂奇是个赌徒，同时又是个酒鬼，他妻子在一次酒醉后的家庭吵闹中死亡，他犯有过失杀人罪的极大嫌疑。“如果一桩像我这样的案例摆在我面前要我分析的话，”他告诉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我就会建议立即把我解雇。”蒂奇叛变后，沃尔夫为他召来的第一个妓女看了他一眼就跑了。但沃尔夫声称，“蒂奇有一副天生的记忆力，记人名和接头关系像计算机一样准确，为我们填补了不少空白，不过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多，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同事库龙是我们雇用的。”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的活动中最困难的方面也许要算直接地或通过中介入与政客们的接触。西德政治家和东德代表之间绝大多数的会晤都是真正为了建立东西对话，尽管常常不一定是公诸于众。事实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在这种接触中所采取的亲密态度，并不足以将参加这种会晤的联邦德国政客诬陷为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合作的。不过，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接触倒为间谍活动或类似的事情起到了一种掩护作用。

西德政治家充当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最声名狼藉的事例是卡尔。维南德。此人是勃兰特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首领，跟国会党领袖赫伯特。魏纳过从甚密。东德瓦解后，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档案可见，维南德从1970 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止，一直担任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间谍。1996年，他被判两年半监禁并罚款一百万马克——相当于他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收到的全部报酬。按外交部长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的说法，维南德是勃兰特辞职后受到社会民主党三执政——赫尔穆特。施密特，新总理；勃兰特，留任党主席和魏纳——唯一信任的人。沃尔夫声称，维南德出于“极端利已主义”的动机，给了他观察社会民主党顶峰三执政的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难得的见解”。这种见解似乎给中心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沃尔夫所述，克格勃自己想和维南德“打交道”，是他“成功地劝阻了我们苏联的同僚们。

西德资深的政治家因和东方亲密接触而引发的最有争议的案例当属赫伯特。魏纳。柏林墙倒塌后，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发现的有关魏纳的材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他或许与他的同事维南德一样，也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或克格勃的间谍。中心有关魏纳（代号科内利斯）的档案表明，他无论在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都是“极受信任的联系人”，但不是一个完全被接纳的间谍。魏纳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关系，可上溯至希特勒掌权后他作为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之一的年代。

在大恐怖时期，他曾痛斥一批同志为叛徒，他曾被考虑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但魏纳的克格勃档案也显示了他曾九死一生地逃避了被枪毙的运命。一名揭发魏纳的德国共产党流亡官员海因里希。迈尔（代号莫斯特）被枪决；另一名埃里希。比肯豪尔（代号贝尔福特）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第三起告发案是由德国共产党内的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间谍米拉提出的，这一次几乎导致魏纳垮台。

她报告说魏纳的举动表明他可能“与盖世太保有联系”。1937年12月15日，魏纳（当时名叫赫伯特。冯克）被传唤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受审。随后的档案记录上注明，他给人的印象是曾被吸收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但注明的真实目的则是收集不利于他的证据为逮捕他作准备。1938年，柏林一勃兰登堡德国共产党地区委员会前书记特奥多尔。博伊特明供认他和魏纳一起曾是一个位于莫斯科的（不存在的）“地下德国托派中心”的成员。7 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叶若夫在博伊特明的认罪书上写道：“逮捕冯克的备忘录在哪里？”不久，一份送交叶若夫的备忘录上列举了一连串德国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曾确认魏纳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质问下，承认是一名盖世太保的情报员。

几个月后，由于叶若夫失宠和大恐怖风头已过，魏纳似乎才死里逃生。早在1940年，共产国际派他去瑞典执行“特工任务”，身份证上的名字为H.M.科内利斯。

1941年6 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中心再次研究了魏纳可能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的材料。但当发现他被包括在1940年10月份的一个准确的但政治上不妥当的报告中时，遂决定不吸收他。该报告警告说，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迟早的问题。魏纳后来被瑞典警方逮捕，并已——据马库斯。沃尔夫后来说——重新出现在瑞典和德国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中。从监狱里出来后，魏纳突然离开了共产党，加人了社会民主党。

沃尔夫发现战后的魏纳是个“不可调和的自相矛盾的人”。尽管他在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仍保留着他对共产党员根基的怀恋。1973年，他和乌布利希的继承人埃里希。昂纳克有过一次“十分热切的聚会”。半个世纪前，魏纳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曾与昂纳克在萨尔一起工作过。昂纳克费了极大苦心来安排重聚的细节，想尽办法在一间狩猎小屋里，保证为喝茶准备的蛋糕的味道要像多年前由昂纳克母亲为魏纳所烤的一样。1990年魏纳去世后，昂纳克声称，尽管他拒绝了共产主义，但“他的奋斗目标仍然是工人运动的大联合和建立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

按沃尔夫的说法，和魏纳的秘密联系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乌布利希最初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他武断地怀疑魏纳是个“英国间谍”。1966年魏纳成为全德事务部长后，与他接触变得比较容易了，而且他定期会见和西德官员谈判“人道主义问题”的东德律师沃尔夫冈。弗格尔。弗格尔直接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那里受领指示，每次与魏纳会晤后向他汇报。据沃尔夫称：米尔克亲自编写跟魏纳谈话的报告，以便上报昂纳克。鉴于起草文书不是他的强项，他经常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魏纳的报告弄成合适的形式。在民主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比这些报告更为秘密了。除了给昂纳克、米尔克和我自己的三份文件外，还要重新编写一份经过删节的报告送给我们的苏联同事。

米尔克对中心夸口说，魏纳定期的情况简报，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铺就了一条直通西德权力机构心脏的大道。米特罗欣的笔记里没有这些简报的内容，但却有从克格勃档案中抄录的一个把魏纳当作“极受信任的联系人”的例子。他们在1973年（显然是在消息公布于众前）通报魏纳说，被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招募为间谍的《每周快讯》编辑海因茨。范。努霍伊斯（代号南特）实际上是个为联邦德国安全局工作的双重间谍。

勃兰特后来断定，魏纳背着他和民主德国在谈判，然而魏纳不会有意出卖联邦德国的利益。“从他的青年时代起，”沃尔夫争辨说，“魏纳就已经认识到阴谋是权力政治的工具，有时又是生存的一种手段。从他第一次和我们接触……他满怀信心地感到，政治游戏中他始终是更强大的一方。”

克格勃似乎已完全丢开了维南德转向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一事，也不把魏纳当作“极受信任的联系人”，在70年代还有一名至今还不甚清楚的特工，代号卡迪纳尔。他是一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曾被另一名克格勃间谍名叫马夫尔的制片人巧妙地安插在适当地点。由卡迪纳尔提供的情报包括：关于联邦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的情况，勃兰特1973年访问莫斯科时可能提出的问题，1974年勃兰特辞职，社会民主党领导和联邦德国同中国、以色列、葡萄牙的关系等等。卡迪纳尔受到一尊圣像和其他它礼物的奖励，1974年领到5000美元的报酬，1976年获得相同数额的奖金，1977年又领到11635 德国马克。随后对他的疑虑开始了。他的“情报”经中心详细研究后发现无甚精彩之处，除某些消息克格勃怀疑是误导情报外，其他情报同样出现在西德的刊物中。最后的结论是，卡迪纳尔和马夫尔尽力巴结克格勃，目的是为了获得克格勃的帮助，在苏联获得有价值的合同。于是，克格勃突然中断了和他们二人的联系。

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有关克格勃试图渗透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情况比社会民主党要少。他只认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内的两名间谍，都是1972年被吸收的。他们是：施托尔本，党的顾问；拉迪斯特，西柏林市议会成员。没有详细记载有关他们提供的情报。米特罗欣也还认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名领导成员，代号马克，他于1946年在东德被招募为苏联间谍。几年后，马克逃往西方，作为一名政客，很快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1956年，克格勃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并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中一直保持着接触。不过，没有任何迹像表明，马克在此期间提供了什么有意义的情报。

后来，中心的评价认为，马克专门提供有利于自由民主党政治的情报，试图以他和东德的联系推动自己的前程。大约在1975年，马克的一个议会同事告诉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杰米扬诺维奇。扎哈罗夫说，马克早年和苏联情报机构的交往是“一种年轻人犯的错误”。1980年，中心最后决定没有必要再和他保持联系了。

卡迪纳尔能够给克格勃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马克使克格勃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从他身上榨取情报，这两点进一步证明克格勃在政治情报分析方面存在缺陷。米特罗欣记下了一个偶然情况：安德罗波夫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制止克格勃第一总局对联邦德国评价的粗劣质量”。1977年10月，作为勃列日涅夫第二年赴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克留契科夫递交了一份有关安全问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声称在联邦德国有不少于250 个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集团可能要刺杀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尖刻地批示说：V.L.克沃尔科夫同志（第二总局局长）刚刚从联邦德国回来，对形势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计。你们两个局应当对对表，这对我们可不是一件小事。结果，克沃尔科夫非庸人自扰的估计证明是正确的，勃列日涅夫1978年5 月的访问平安无事，没有发生意外。

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涉及克格勃西德间谍的材料面虽广，但不全面。例如，他在档案中看到了一个证据，说赫尔穆特。施密特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东方政策的头等设计师埃贡。贝尔的随从中有一名克格勃间谍，但没有暗示这个间谍就是贝尔本人。1981年2 月5 日，安德罗波夫送交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份情报（编号259 －A ／OV）上印有“特别重要”的标记，报告详细叙述了施密特和罗纳德。里根1 月27日的一次电话会谈，当时里根在一周前刚举行过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报告还详述了施密特和贝尔及其他顾问后来的讨论。施密特恼火的是，里根要求将原先安排的3 月3 日德国总理访问华盛顿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理由是总统目前对“就外交政策问题举行严肃讨论”还没有准备好。施密特顾问说，这是里根新政府一个蓄意的推延策略，目的在于“使华盛顿能赢得时间重整军备。以便在军事领域内超过苏联。”

克格勃也报告了施密特向贝尔及其他人的抱怨，说波恩满是华盛顿派来的专家，目的是终止西德和苏联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往来。施密特毫不犹豫便相信里根政府力图破坏波恩和莫斯科之间关于铺设从西伯利亚至联邦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的谈判。

华盛顿害怕谈判成功会使西德危险地依赖苏联的能源供应。施密特的意向是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好向里根送上一个既成事实，莫斯科对此无疑感到高兴。克格勃的德国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已在送交勃列日涅夫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得到证实。这份报告是由安德罗波夫和当时任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的克沃尔科夫中将撰写的。克沃尔科夫的参与表明情报源是由内部安全与反间局（克格勃第二总局），而不是由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发招募和控制的，这也许是访问期间或返回莫斯科后造谣中伤的结果（克格勃二局讹诈的典型形式）。

尽管对施密特还缺乏某种热情，但苏联和东德领导人都急于防止基督教民主联盟重新掌权。根据一份克格勃档案，昂纳克1978年秘密地通知施密特政府，东德愿意采取行动，改善社会民主党明显不利的大选前景，例如放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旅行限制。但是，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回应。

莫斯科特别讨厌右翼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人弗朗茨一约瑟夫。斯特劳斯，他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同盟者基督教社会联盟推为1980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据1979年7月安德罗波夫与民主德国内务部长兼国家安全部长米尔克在莫斯科的会谈记录称：“斯特劳斯是1980年联邦议院大选中施密特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要造谣中伤斯特劳斯和他的支持者们的主要原因。”经安德罗波夫与米尔克同意的克格勃的各项积极措施中有一个“眼镜蛇一2 ”行动计划，所用的情报是由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基督教民主联盟外国事务智囊团主要头目的前任秘书英格。戈利亚特提供的。情报捏造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与情报机构中的右翼分子有阴谋联系。一份印数1587份的宣传小册子宣称，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曾与反对施密特政府的对手策划阴谋。这些宣传品都散发给联邦德国的政治家、贸易联合体的领导，和其他不同政见者。据克格勃“眼镜蛇一2 ”的档案称，小册子中的一些误导情报也出现在西德报刊上，引起施密特下令进行司法调查。

克格勃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经常夸大其积极措施的效果，这次也不例外它称

“眼镜蛇一2 ”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恐慌，并在确保社会民主党于1980年联邦议院竞选的胜利方面具有“一种积极的影响”。虽然斯特劳斯竞选的失败，事实上可能并没有受到苏联和东德的积极措施的什么影响，但无疑会使中心感到宽慰。社会民主党最后于1983年权力失落后，新政府并未由斯特劳斯领导，而是由较少浮夸的赫尔穆特。科尔任总理。

80年代初期，克格勃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对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导弹引起的规模巨大的轰轰烈烈的西德和平运动推波助澜。反对部署中程导弹的人中最坚决的是萨尔布吕肯的市长奥斯卡。拉方丹，此人后来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政部长。这和中心的计划完全不相符。仅在几年前，中心曾荒唐地制订了不现实的计划，企图招募哈罗德。威尔逊和赛勒斯。万斯，但拉方丹却不是目标。1981年行动官员L.S.布拉图斯被派去培养拉方丹，但如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1983年竞选失败后八个月决定反对在德国土地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克格勃似乎仍想在这方面为自己赢得大部分不该有的荣誉。1984年，一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自鸣得意地宣布：“以前我们提交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许多论据现在已被他们采纳了。”

像北约其他国家一样，克格勃8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搜集情报的重点是“瑞安”行动——妄想发现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西方准备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突击计划。马库斯。沃尔夫，无疑还有一些在卡尔斯霍斯特和西德情报站的克格勃官员都认为“瑞安”行动是极端荒唐的。但没人敢向中心的偏执狂思想挑战。沃尔夫发现他的苏联朋友让“瑞安”行动和北约的先发制人的核突击鬼迷心窍了。他说：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受命揭露任何一个这类突然袭击的西方计划。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参谋和形势研究中心和一个紧急指挥中。C.中心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及参加战备操练。像大多数情报人员一样，我发现这些战争游戏实在是一种难于承受的浪费时间，但这些命令比其他来自上面的命令更没有讨论的余地。

由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比政治情报较少受西方误解的歪曲，质量可能会高些。克留契科夫在1977年7月给各地的情报站写了一个指示：反对西德的工作随着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在现时越来越重要，它对于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它是北约主要的战略桥头堡，在西德可以观察到大量集结的敌对军事力量；西方盟国驻西德的武装部队（包括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计近百万人。这种状况表明联邦德国不同于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该军事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联邦德国国内，原子能、航空、火箭、电子、化学和生物等领域内的军事科学研究正在加紧进行。

正如克留契科夫的指示所述，虽然西德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它已成为克格勃X 线行动的主要欧洲目标。1980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科技情报中，6 1.5 ％来自美国情报源（不是全部在美国国内），10.5％来自联邦德国，8 ％来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年份）半数以上由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获得的情报来自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公司是T 局在联邦德国的主要目标。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中有克格勃在东德吸收的特工理查德，以及至少两名苏联间谍——赫尔穆特和卡尔。赫尔穆特并不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工作。

像其他西方公司的情况一样，从西门子收集科技情报比在苏联，特别是民用经济部门更容易。克格勃总部猜疑心特别重，他们担心偷来的西门子计算机被安上窃听器或做了别的手脚。克格勃一局十五处（注册与档案）计划在一台西门子计算机的卡片存储器上贮存300 万人的信息。由于中心害怕计算机上有某些苏联专家无法测出的暗置的设备，所以一直将计算机藏在贮藏室里未开封达五年之久。最后，不得不用不太先进的东德计算机。

除了得益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广泛的科技情报行动外，克格勃自己的X 线间谍几乎遍布整个西德的高技术领域。除了在西门子公司的间谍外，米特罗欣的记录还披露了二十九名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间谍，他们之中有的在一些主要的大公司里工作，如：贝尔公司，迪纳米特。诺贝尔公司，梅塞施米特和蒂森公司等。

这些间谍活动的绝大多数案例从未受到起诉。仅有的一例是曼弗雷德。罗奇

（代号埃米尔），他被T 局的一名法国间谍出卖。联邦德国最大的武器工厂梅塞施米特一波尔科一波隆（MBB ）的计划部主任罗奇出卖了北约的许多秘密，如“旋风”式战斗轰炸机（由MMB 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制造）；“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霍特”和“罗兰”地对空导弹等。罗奇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级间谍，他用缩微信息与指导员联络。他的伪装也是无懈可击的。当他生活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异常普通的几乎是死寂的平静家庭里时，参加了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巴伐利亚地区选举中任基督教社会联盟候选人。米特罗欣有关埃米尔的简短记录表明，早在1954年他装作难民离开东德前就已被克格勃收买。因此，罗奇可能是东德帮助安插在联邦德国的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他1984年被捕，1986年被判八年半监禁，但一年后和一名长期单独监禁的东柏林医生交换。他和妻子一起住在一幢豪华的东德湖边别墅里，但罗奇仍依恋他的西方生活。没有几个月，两人又回到他们慕尼黑附近的别墅里，反感的邻居们对他们很冷淡。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用剑和盾装饰的契卡纪念牌，还有其他小饰品，这些都是在民主德国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官员们为庆祝反对联邦德国的行动的成功而举行的联欢会上送的。

然而，自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之间近40年的合作——在苏联集团中最为成功的（虽然形式上确切地说是单方面的）情报同盟，却以东德指责莫斯科背信弃义而告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后，当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们以及害怕在西方被告发的间谍们向克格勃请求帮助时，大多数人得到的却是来自克格勃困惑的沉默。1990年10月22日沃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胸前佩带着一大堆你们颁发的勋章。你们说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我想你们不会不帮助我们吧。

可是，戈尔巴乔夫正是这么干的。沃尔夫曾向他呼吁过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前，必须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及其国外情报机构来一次大赦。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

沃尔夫痛苦地说，“这就是苏联人，他们最终还是出卖了四十多年来为加强苏联在欧洲的影响而工作的东德朋友。”

第二十七章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在冷战的很长时期内，或许是大部分时期内，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比它在西欧的其他任何一个情报站都雇有更多的间谍人员，通常至少有50人。它在第四共和国（1946－1958）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向法国情报界，尤其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的渗透。在克格勃档案中有该情报站1953年的一份特别“重要间谍”的不完整名单，其中有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局的四名官员（代号为诺先科、希罗科夫、科拉布廖夫和杜布拉温），另外在下述机构内各有一名间谍：法国国内安全局——戈里亚切夫；法国总情报局——济兹；法国外交部——伊兹韦科夫；法国国防部——拉夫罗夫；法国海军部——皮若；新西兰驻法国大使馆——隆；法新社——日加洛夫。1954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送往克格勃总部的报告中有30％是根据它在法国情报界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写出的。

苏联在冷战期间向法国渗透的基础在二战结束时就已奠定。由于共产党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1974年以前有共产党员出任法国政府部长，刚解放的那几年是招募间谍的黄金时代。尽管英美情报部门很可能不知道大部分在法国的苏联间谍的身份，但他们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战后法国安全方面的缺陷，因此在与法国国外情报局和法国安全局交换秘密情报时持谨慎态度。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1948年进行的一次评估在一种颇为荒谬的种族优越感的激发下，把苏联的成功渗透归咎于“法国人性格中的先天缺陷”以及“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广泛吸引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断定，苏联情报机构能够利用：（甲）法国人天生的一种饶舌癖性格，使他们几乎难以抗拒传递“绝密”、“热线”新闻，甚至是情报的诱惑。（乙）缺少“安全意识”，它导致粗心大意和保护机密文件的预防措施不足。（丙）在法国，道德标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加上极低的工资水平，必然导致“出卖”情报的企图……

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英国的安全机构在先天上就优越于法国的安全机构，但由于三年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以及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受到怀疑，英国人的极度自负态度也多少有些收敛。

1951年英国“五杰”事件之后，在5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法国成了克格勃收集西方对苏联集团政策的最富有成效的情报来源。1954年，克格勃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夫报告说，中心“发现在法国情报活动特别容易……法国机关到处乱扔着法文文档原件的影印件”。在。1954年初的柏林会议（1945年后苏、美、英、法外长之间的首次会议）和1955年6月日内瓦四大国峰会（l年前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之后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之前，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就搞到了有关西方谈判立场的重要情报。由于1945年发展的法国外交部一位译电员茹尔提供了外交密码，中心似乎还掌握了法国大量的密码情报。1957年，茹尔被授予红星勋章。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一字不少地提供法国外交部与其驻莫斯科和华盛顿使馆之间外交通信的副本，这很可能主要是茹尔的功劳。

冷战初期，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似乎还是为影响西方舆论和舆论界人士而制定的积极措施的最成功的推动者。1947至1955年间，情报站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伪造的回忆录和其他宣传著作，其中有：曾与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伊万。克雷洛夫”的《我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职业生涯》；发表在《十字路口》周刊上的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伪造书信，铁托在信中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赝品的主要作者是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他是在巴黎定居的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的有些作品，包括两本由子虚乌有的侄子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其缤密程度甚至瞒过了像E.H.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后者在1955年为伪造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记事录札记》撰写了一篇前言。

别谢多夫斯基的欺骗活动后来被1946至1948年间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揭穿了。此人后来被任命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于1959年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假情报部门——D 局（后来的A 局）的局长。

战后的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实际上还有它自己的新闻周报，即专门关注国际关系的《国家论坛》。《论坛》周刊由安德烈。于尔曼在苏联的补贴下创建于1946年，它的订户包括法国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于尔曼公开否认与法国共产党有任何关系。据他的朋友皮埃尔。戴克思说：他绝非斯大林主义者。他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共产党员。他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但没有任何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无聊表现。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然而，克格勃关于于尔曼的档案显示，他是法共的一名秘密党员。通过党的领导人向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推荐，他在1946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杜兰特。从1948年起，于尔曼还为波兰情报机构从事间谍工作，他们给他的代号是尤利，并每月提供20万法郎的补贴，用来资助《国家论坛》的出版。从1946到1970年去世为止，于尔曼总共从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得到3552100 法郎和一枚苏联勋章（名称不详），以表彰他为克格勃做的工作。不过，至少对巴黎的某些记者来说，于尔曼的伪装颇易识破。一名老战士、法共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记得她的一位朋友把于乌尔曼描述为“一个乔装密探的密探”。

尽管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在50年代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中心对它新发展的间谍数量并不满意。莫斯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认识到，由于法共于1947年停止参与政府，此后的间谍发展步伐注定要慢下来。中心在1954年2月3日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电文中要求它抓紧在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国外情报局、法国安全局、总参谋部二局、法军和北约中发展新间谍的活动。电文抱怨道：“情报站正在吃老本，而不是采取有力措施获取有价值的新情报源。”

1955年，巴黎情报站在北约内部发展了一名重要的新间谍，代号为日尔曼，中心派了一名特工任他的指导员。和茹尔一样，日尔曼后来被授予红星勋章。他的妻子尼娜接受过克格勃无线电操作员技术训练，并被授予“战斗服务”奖章。1956年，情报站的一名间谍德罗兹多夫报告说，他妻子的一位朋友、在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的罗扎在与“一位一面之交者”的一夜情之后怀了孕。根据情报站的指示，德罗兹多夫在次年罗扎生下女儿后给予了她财政上的帮助，希望为最后发展她奠定基础。

不过，对罗扎的培养进展缓慢。到了1961年，情报站断定她将拒绝任何把她直接转变为克格勃间谍的企图，于是决定打着其他旗号来发展她。德罗兹多夫成功地说服她定期为一个虚构的“进步组织”提供情报，而他自称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

1959年1 月法国成立了由夏尔。戴高乐将军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发展的其他法国间谍包括两名译电员（拉里奥诺夫和西多罗夫），两名巴黎警官（弗雷纳和达奇尼克）和两名青年科学家（亚当和萨莎）。1964年，西多罗夫如他七年前的译电员同事茹尔一样，也被授予红星勋章，这进一步说明了克格勃技侦行动在破译法国外交通信中的成功。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是克格勃的一个主要目标。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和空军武官路易。吉博上校，都中了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由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指挥的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受到了克格勃燕子的勾引。德让遭到一名克格勃官员的殴打，（后者扮作勾引他的燕子——一名莫斯科芭蕾舞女演员的暴怒的丈夫），而摆在吉博面前的是有伤风化的他作爱的照片。但是这两次勾引作为情报行动均告失败。1962年，吉博用他的军用左轮手枪自杀。次年，一名叛逃者透露了格里巴诺夫陷害德让的计划，在克格勃开始正式讹诈之前，德让被召回巴黎。

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首次揭示，还有第三名法国驻莫斯科外交人员被格里巴诺夫成功命中——代号路易莎的一名使馆女工作人员被一只雄燕子勾引，面对作爱的照片她被说服为苏联当间谍。不过，在60年代初她返回巴黎后，就中断了同克格勃的联系。

米特罗欣所见档案显示，莫斯科招募的一位最成功的法国间谍是商人弗朗索瓦。萨尔一德米歇尔（60年代代号NN）。参加抵抗运动的战斗之后，萨尔一德米歇尔在法国国外情报处及其后继者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47年离职，开始了商业生涯。1954年，他赢得了一份利润丰厚的专卖合同，为法国造纸厂进口苏联木浆。一年后，在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被克格勃第二总局发展为克格勃间谍。根据中心的指示，萨尔一德米歇尔利用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关系与戴高乐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建立了联系，并在第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向戴高乐主义事业捐助了近15 00万法郎。

在政体改变、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萨尔一德米歇尔获得了出人爱丽舍宫的便利，定期提供去莫斯科出差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会面的报告。据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安全顾问康斯坦丁。梅利尼克说：“戴高乐运动比其他任何政治运动都更多地充斥着勤快的有影响的克格勃间谍，我们从来未能成功地将他们从戴高乐身边赶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可能莫过于萨尔一德米歇尔了。他的报告系由克格勃总部拟定，旨在加深戴高乐的信念，即苏联领导人不是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而是受俄罗斯传统利益的驱使，并说服他相信苏联真心渴望与法国达成谅解：我的苏联对话人如今很少使用马克思一列宁主义辞藻……他们愿意对话，并把对宣传和基于准确事实的讨论分得很清楚……意识形态的重负正在消失，特别是在新一代中。面对大众观念的这种转变，领导层并不打算遏止它。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萨尔一德米歇尔还向中心定期提供有关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报告。他声称，法国与西德之间于1963年1 月签订极不受莫斯科欢迎的合作条约后，戴高乐曾私下说：“我们主动与德国人握手，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他们手中没有握着把刀子。”

除了收集情报外，克格勃巴黎情报站还不间断地在大力实施积极措施。在1961年的年度报告中，该情报站自豪地报告说，它负责炮制了230 篇报刊文章、11本书和小册子，促成了32次议会质询和声明、9 次公众集会，并散发了10种海报与传单共14000份。除了《国家论坛》的主编安德烈。于尔曼（代号杜兰特）外，情报站有影响的间谍还包括至少两名社会党政治家：吉尔贝和德罗姆。吉尔贝（后称吉莱斯）

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于1955年发展（代号罗特），据说与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关系密切。克格勃与吉尔贝的接触始于一年后。德罗姆最初接受克格勃培养是在1959年，他于1961年被发展为间谍，并在以后的12年中定期获得1500法郎的月酬。

在戴高乐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十年间，巴黎情报站最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是资助一家新的新闻社——科学、经济等政治信息中心。该中心由新发展的克格勃间谍（代号佩切林，后称马松）皮埃尔一夏尔。帕泰于1961年成立。此人是一名记者，是创办了帕泰新闻影片公司的影业巨头、百万富翁的儿子。他首次引起情报站的注意是在两年前出版了朴素的亲苏联的《苏联现象札记》以后：斯大林主义的残暴性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苏联的胜利是正确的历史进步观的胜利。苏联——社会发展最先进阶段的新思维实验室——将超过庞大的美国。

从1961至1967年，克格勃每月支付给帕泰6000法郎，以便由他的中心出版一份新闻周报（代号评论），它既可订购，也免费寄给政界、商界、新闻出版界和外交界的舆论制造人士。

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帕泰和巴黎情报站其他有影响的间谍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法一美关系，促进法一苏和睦并使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萨尔一德米歇尔报告了所有这三条战线的进展。作为克格勃间谍，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65年3月访问莫斯科，进行向苏联出售法国塞康制彩色电视的谈判。当时他告诉他的指导员说，戴高乐希望于次年访问苏联。他声称，戴高乐并不在意法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告诉他说：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不管共产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如何，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不变。目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把这个巨大的多民族联邦团结起来的纽带，不过，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

至于德国统一，苏联是坚决反对的，而戴高乐也希望尽可能推迟它：“越晚越好。”毫无疑问，兴高采烈的中心把萨尔一德米歇尔的信息上报给了中央委员会。

不过克格勃认为情况仍不清楚，是爱丽舍宫请萨尔一德米歇尔试探莫斯科对国事访问问题的意见，还是他知道戴高乐的愿望而自作主张。不过，中心声称，戴高乐决定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大部分是它的功劳。1966年3 月，法国退出了北约联合司令部。三个月后，戴高乐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

事实上，克格勃对这两项决策的影响都不大。自从美英在第五共和国之初拒绝了联合法国在北约总部建立三大国主导制度的提议后，戴高乐就越来越想使自己与北约保持距离。他利用苏联作为筹码对抗美国影响欧洲的企图要追溯到他在战时作为自由法兰西领导人时的岁月。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跟他平起平坐。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对勃列日涅夫说：“啊，总书记先生，真高兴我们有你帮助我们对抗美国的压力——正如我们很高兴有美国帮助我们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一样！”但是如果说——与中心自我吹嘘的相反——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并未决定戴高乐的对外政策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在加深他的信念——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气氛日益淡薄的传统大国——方面还是起了一点小作用。戴高乐就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向法国内阁做的报告，与萨尔一德米歇尔表述的观点如出一辙。戴高乐宣称，苏联正“从意识形态建国向专家治国转变”：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斗士或党的领导人”，我就不跟他说话……如果撇开他们的宣传言论来看，他们正在执行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转变法国公众舆论可能有较大影响，尽管无疑是非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戴高乐国事访问之后的民意调查，35％的法国人对苏联抱有好感（相比之下两年前为25％），只有13％的人怀有敌意。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从1964年的52％降到了1967年初的仅2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造成的结果。

在前些年取得表面上的成绩后，巴黎情报站认为继续资助帕泰的科学、经济及政治信息中心已经没有意义了，自1961年以来已经在它身上花了436000法郎。于是关闭了该信息，周报也停止出版了。不过，帕泰继续从事有影响的间谍工作，用“夏尔。莫朗”的笔名定期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自1967年1 月至1979年6月，他总共收到了218400法郎的工资，外加68423 法郎的活动费和奖金。1969年，帕泰还是戴高乐派主导的欧洲独立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心认为该运动是动摇北约的一种有潜在价值的手段。

克格勃向法国情报界的渗透在整个60年代持续不断。从米特罗欣的笔记看，在1963－1966年期间至少有四名法国情报官员和安全局的一位前处长都是活跃的克格勃间谍，但是没有细节记录。在戴高乐1969年辞职后的几年，克格勃在法国发展的间谍质量似乎有所下降，但数量并未减少。巴黎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总数从1971年的48人增至1974年的55人；1974年，情报站还有17位绝密联系人。不过，米特罗欣所见档案并未显示1974年的间谍中有什么高级公务员或情报官员。克格勃还失去了它在社会党内的两名主要间谍之一德罗姆的服务。1973年，他得到了“一大笔资金”还债。此后不久，有报告说德罗姆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

最能体现70年代中期克格勃在法国的间谍网实力的是其巴黎情报站的一份13人的“重要间谍”名单。他们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于1973、1974和1975年均收到了可观的新年礼物。在这三年中，茹尔每年得到4000法郎奖金；安德烈、布罗克和费奥多尔得到3000法郎；阿尔古斯、德拉贡、杰利布和洛朗得到2000法郎；南特和列姆得到1500法郎；布基尼斯特、马尔斯和图尔得到1000法郎。不过，对这份名单需做两点说明。第一，它没有包括情报站最重要的科技间谍阿兰，他属于不同的奖金体系（其他X 线间谍可能是如此）。第二，收到新年奖金的间谍中有三人是驻巴黎的外国官员，他们提供的情报基本上与法国无关。杰利布是一家亚洲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提供了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列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黎总部的一位加拿大人，他从事间谍发展工作；布基尼斯特在一家中东使馆工作。不过，1973－1975 年间经挑选给予新年礼物的11名法国间谍，使人们对克格勃及其巴黎情报站对他们在法国的主要家底的看法有了深刻了解。

70年代中期克格勃评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是30年前发展的外交部译电员茹尔（代号耶利塔），他被单列出来给予最高奖金。1968－1973年间，他提供了有关法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北约总部的密码情报，使第16（技侦）局得以破译大量的外交通信。1973年，茹尔被派往法国驻外使馆，克格勒与他的联系通过那儿的死信箱维持。茹尔提供的情报很可能有助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2月对安装在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新式电传打字机的窃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打字机在通过铁路运往莫斯科的途中有48小时无人看管。在此期间克格勃秘密地给电传打字机装上了窃听器，在以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它们向克格勃发回了进出使馆的未加密的电文。

窃听行动的指挥者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夫被授予列宁勋章，后来被提升为为第16（技侦）局局长。

由于茹尔和马斯洛夫的功劳，1983年以前，中心得到的法国对苏政策的情报比法国的任何北约盟友得到的都要好得多。同时，茹尔继续物色外交部的其他译电员和秘书人员。1978－1979年，他培养了“L ”（仅知是该部的一名“支持人员”），得到了他的私人住址，对他的家庭进行了背景调查，并通过情报站的一名行动官员促成了对他的发展。1978－1982年间，克格勃积极培养的法国外交部译电员不少于六名。

70年代中期给予评价最高的法国间谍，大半（得到1973－1975年新年奖金的十人中的六人：安德烈、布罗克、阿尔古斯。南特、马尔斯和图尔）都是记者或与新闻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这清楚地说明，不论克格勃针对法国目标的假情报工作的实际成效如何，中心认为积极措施是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强项之一。

此外，还有三名最重要的法国间谍：一个是费奥多尔，他在一家外交政策研究所任要职，提供过有关美国、北约和中国的文件；另一个是洛朗，他是北约航空研究所的一位科学家；第三位是德拉贡，他是一名商人和间谍发展人员。洛朗和德拉贡很可能是科技间谍。

60年代有影响的主要间谍之一，帕泰（马松）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他没有出现在1973－1975年最重要间谍的名单中。不过，他的工作在70年代后半段又重新发展起来。

中心可能过于相信巴黎情报站PR线控制的影响间谍，因而在整个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据克格勃档案记载，高级记者安德烈“可以接近”1969年接任戴高乐的“乔治。蓬皮杜总统”以及他的一些高级部长，包括1972年成为总理的皮埃尔。梅斯梅尔，还有外长莫里斯。舒曼。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声称，安德烈惯于向蓬皮杜的办公室传递有意增加总统对美国猜忌的“有倾向的信息”。在此，和大多数影响行动一样，很难估计成功的程度。既然安德烈能接近蓬皮杜政府的最高层，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对他不予重视。同样很难相信，他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能超出边沿性——充其量——一的影响。中心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意邀功，在激起或恶化大西洋联盟内部紧张关系方面的功劳大概没有它想得到的那么大。

“海峡”行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克格勃影响法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有其局限性，“海峡”行动原打算在蓬皮杜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之间散布不信任，企图说服总统保持戴高乐的立场，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行使否决权。尽管记者阿尔古斯看来并不能直接接触蓬皮杜，但他与梅斯梅尔的联系甚至比安德烈还密切。据巴黎情报站报告，他在1973年3 月大选的竞选期间定期与总理进行讨论，并在此后继续向他提供建议。克格勃通过阿尔古斯散布假情报的主要目的，是在戴高乐派与其盟友之间散播不信任，破坏戴高乐派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当选前景。阿尔古斯向梅斯梅尔诬称独立共和党总书记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改良主义者让一雅克。塞尔旺一施赖怕已经秘密同意合作，暗中损害戴高乐派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克格勃的指示，阿尔古斯还在新闻报刊上散布类似的假情报。A 局制定的破坏“大西洋主义”（亲美的）候选人的其他积极措施还包括散布假报告，说塞尔旺一施赖伯和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让。勒卡尼埃的竞选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金钱资助。在塞尔旺一施赖伯所在的默尔特一摩泽尔省选区，当地名人都收到了据称来自联邦德国一新纳粹集团的信，信中呼吁所有“血管中流动着日尔曼血液”的人投塞尔旺一施赖伯的票。虽然此类行动可能给中心很好的印象，但是难以相信它们对法国选民有切实的影响。尽管在大选中左派的票数增加，但是戴高乐派领导的联盟仍稳稳占有大部分席位。

在夸大了1973年的成功之后，中心还自信它能影响1974年5 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它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说，作为所有主要左翼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确有胜利的机会，并采取了一项针对其主要右翼对手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代号“银鼠”）的重大积极措施。在行动的一周时间里，巴黎情报站PR线的十名官员采取了56项据称是“重大的行动”。

针对吉斯卡尔的主要积极措施是由情报站评价最高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布罗克实施的。他当时是一位手眼通天的记者。布罗克在1946年作为意识形态间谍被招募，没过几年他就开始为钱工作，以补贴他作为记者的收人并在巴黎购置公寓。70年代中期克格勃每年付给他10多万法郎。布罗克受到如此重视，以致除了有至少十名专案官员外，他还与负责在法行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的五位局长见过面。

1974年总统大选期间，根据安德罗波夫的亲自指示，提供给布罗克一份伪造的据说是美国人就击败密特朗和雅克。沙邦一戴尔马的方法给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秘密竞选建议。沙邦一戴尔马是在第一轮选举中与吉斯卡尔争夺右翼选票失利的戴高乐派对手。假文件随后被交给沙邦一戴尔马和其他人，无疑是试图使他和吉斯卡尔在第二轮选举（吉斯卡尔是右翼唯一的候选人）中更难合作。

米特罗欣的笔记详细披露了1974年总统选举期间另一次搞臭吉斯卡尔的行动。

这次积极措施有些稀奇古怪，它反映了克格勃许多阴谋理论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的热衷。中心相信，在法国如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强大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在幕后活动，操纵着很多政治进程。克格勃决定利用吉斯卡尔的一位女亲戚1973年10月被谋杀一事，进行一次把他卷进犹太人游说集团的特别行动。A 局捏造了一份据称由一个（子虚乌有的）法国亲以色列集团散发的假文件，声称这位女士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报复吉斯卡尔数年前担任财长时参与迫害犹太金融家而杀死的。中心不可思议地对整个荒唐行动感到骄傲。

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吉斯卡尔以不到2 ％的多数票击败了密特朗。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结果有哪怕是极小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世界报》（克格勃的代号为“信使”）因其所谓的左翼反美倾向卷入了一场论战。主要的保守派批评家雷蒙。阿龙，指责《世界报》把美国空袭北越与纳粹战时的凶残相提并论，但同时却对苏联践踏人权不愿进行严肃详细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公正，他的《古拉格群岛》是践踏人权的最好的书面证明。1975年7月《世界报》就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一篇讲话进行歪曲报导，诽谤他是纳粹的同情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与苏联联合对抗纳粹德国感到遗憾。无独有偶。上一代西方人，如（大法奸）皮埃尔。赖法尔有着同样的思想，而且有人，如法国法西斯分子多里奥和德亚，还把纳粹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两个月后，《世界报》——同样不准确地——报导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发出的访问智利的邀请。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诽谤是克格勃散布的。

不过，这两件事为与克格勃在西方新闻报刊上散布的假情报完全一致。1976年《世界报》编辑部的一位前成员米歇尔。勒格里斯撰文详细分析了他认为持有同样偏颇观点的亲葡萄牙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报道。

对《世界报》70年代报导的偏颇程度至今仍有争议，对它更乐于谴责美国而不是苏联政策的说法也有争议。不过，克格勃档案为《世界报》的评论者的亲苏倾向提出的指责提供了某些支持。

米特罗欣有关克格勃与《世界报》联系的笔记表明，两名高级记者和数名撰稿人被利用，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不经意地传播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声称曾影响过《世界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例如：美国对伊朗和拉美的政策、美国建国200 周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危险性、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威胁、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东西方紧张关系以及阿富汗战争起因，等等。1981年7 月，安德罗波夫收到了法共领导的一封信，敦促他安排一封访问阿富汗的邀请信，寄给《世界报》的一名记者。据称，他的报导将是“同情性的”。数年前，该记者在赞扬穆罕默尔。卡扎菲上校时就很大度。

《世界报》之所以容易受克格勃假情报的迷惑，很可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情报行动的无知。在水门事件和揭露美国情报界的造谣中伤事件后，《世界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一样，虽然深刻认识到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和想像的罪恶，但是对克格勃广泛的积极措施计划却茫然无知。

与《世界报》不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没有引起什么公众争议。不过，它在巴黎和国外也被克格勒渗透了。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该社1956至1980年间被招募的六名间谍和两名绝密联系人的身份。其中最老的间谍兰恩是1969年被商人德拉贡打着假旗号发展的，他每月得到1500法郎，据称是意大利“好利公司”给的，对方渴望获得法国国家政策的内部信息。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任期内，克格勃启动的最大胆的积极措施很可能是其影响间谍皮埃尔一夏尔。帕泰（马松）发行的双周快报《综述》（代号卡克蒂斯）。

1976年6 月，表面上操着左翼戴高乐派腔调的《综述》第一期面世，并免费寄给了500位舆论界人士，其中包括70％的众议员、47％的参议员和41位记者。在随后三年中出版的70期《综述》共花掉克格勃252000法郎，使用了A 局的一系列人们熟悉的伎俩。法国被描述成美国“狡诈的”经济战的牺牲品，在这场经济战中，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使华盛顿成为靠其他国家财富生存的寄生虫。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被刻画成未能保护法国利益免受美国剥削的“大西洋主义者”。美国是一个邪恶的“警察国家”，它经常使用暴力对付黑人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所有不顺从它的人。肯尼迪总统遇刺是“美国民主最基本的一面”。与此相反，波尔布特的屠杀要么被大事化小，要么被搪塞过去，而越南船民则被视为中产阶级移民。

帕泰的败落始于1978年，当时法国情报局开始跟踪他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指导员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别名“库兹涅佐夫”，此人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前局长的儿子）。在萨哈罗夫斯基向上级报告了他怀疑被跟踪之后，他与帕泰的会面被暂时搁置。但当他们于两月后再度联系时，萨哈罗夫斯基无意中把盯梢带到了帕泰那儿。1979年7月5日，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无线电截收员在侦听法国情报局监视小组使用的一个频率时，听到其组长宣布：“演员上场了。表演开始！”

随后，帕泰在从萨哈罗夫斯基手中接受钱和文件时被当场逮捕。1980年5 月，帕泰成为在西方法庭上被定罪的唯—一名苏联影响间谍。他被判处五年监禁，但在1981年被释放。在审讯中，帕泰承认由于为莫斯科撰写文章而收了少量金钱。事实上，他的克格勃档案揭示，截至他被捕时为止，他已经收到了总共974823法郎的薪金和活动费。

几乎就在出版双周刊《综述》的积极措施不光彩地结束的同时，巴黎情报站决定终止资助间谍安德烈。于尔曼（杜兰特）1946年创办的《国家论坛》。于尔曼1970年去世后，克格勃对《论坛》的补贴一直通过于尔曼的一位同事、间谍南特支付，到1978年总计付了1527500 法郎。70年代中期，南特被认为是情报站12位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他既提供与官方圈子联系获得的情报，也实行积极措施。据他的档案记载，1970至1978年，他提供了119份情报报告，按照A 局指定的题目发表了78篇文章，并帮助培养了12名间谍。不过，在70年代后期，克格勃开始怀疑他“不诚实”，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1980年，与南特的联系中断了。从此结束了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曾指挥过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昂贵的积极措施。有关杜兰特、南特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三名间谍——韦罗尼克、雅克利娜和南希的档案写满了26卷，共计8000多页。

如同在国外的其他克格勃情报站一样，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每年都要向中心发回开展积极措施的粗略的统计材料。1979年的统计中有：在报刊上发表了188 篇文章（尽管《综述》停刊）；67次“影响谈话”＊9 次口头散布假情报；七次伪造文件；组织了两次群众集会；在公共集会上四次讲话；出版了两本书和四本小册子。1980年，主要是由于与南特中断了关系，巴黎情报站用于邀功的新闻报刊文章的数量下降到了99篇。不过，“影响谈话”增加到了79次，而口头散布假情报的行动增加到了59次。情报站还报告了两次涉及伪造文件的积极措施，并把组织两次群众集会，安排16个会议发言和散发一本小册子作为自己的功劳。

如果从字面上看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则“影响谈话”获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功。法国政坛若于主要政治家和几位著名学者（他们的名字在此不便提及）据说接受了关于美国国防政策带来的威胁、东西方关系以及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对法国国家主权的威胁等观点。这些人中有的在与苏联使馆人员的接触中粗心大意，否则完全能发觉他们是克格勃官员。有很多事例表明，巴黎情报站往往把法国相对倾向苏联立场的政策声明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其实，它的影响甚微。在情报站荒谬的说法中，有一条竟然吹嘘说克格勃的积极措施“促使”戴高乐的两名前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后者现在是国民议会法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采取了“捍卫法国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这两个人都已经执行的政策。尽管克格勃还声称向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亲密顾问、总理雷蒙。巴尔、外长让。弗朗索瓦一庞塞特和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施加了影响，但看不出这种所谓的“影响”对他们的政策有什么作用。

克格勃对1981年总统选举的政策，没有七年前大选时那么明确。70年代末，包括社会党和曾在1974年支持过密特朗的共产党在内的左翼联盟破裂。在第一轮选举中，密特朗不得不面对法共领导人乔治。马歇以及右派候选人的对抗。尽管克格勃在1981年实行的积极措施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右派候选人比对密特朗表现出更大的敌意，但是他们不再像1974年那样，以保证密特朗获胜作为指导方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仅赢得15％选票的马歇没有机会赢得选举）。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记载的个别积极措施表明，与确保其中任何一人获胜相比，向所有主要候选人施加压力被认为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不过，像1974年一样，中心严重夸大了它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

1980年5月，吉斯卡尔。德斯坦成为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此举有助于改变苏联被西方遗弃的状况。在准备会谈时，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们肯定得到了连续窃听巴黎与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外交通信的很大帮助。在吉斯卡尔回到巴黎时，他不无天真地宣布，苏联已经同意从阿富汗撤回一个师。尽管吉斯卡尔对苏联的态度最终变得强硬起来，但是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还是采取积极措施，妄图使他相信，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与东欧对话来对抗美国支配的倡导者”可以增加他再次当选的机会。转给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位工作人员的假情报希望能使德斯坦相信，最能破坏他当选总统的流言蜚语——中非共和国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给他送钻石——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情报站还声称，“煽动”非正式的戴高乐派候选人米歇尔。德勃雷攻击正式的戴高乐派候选人雅克。希拉克所谓的“背离戴高乐主义原则”和亲美倾向，是他们的功劳。其他积极措施包括“揭露”密特朗及其未来的总理之一米歇尔。罗卡尔的政策中“亲大西洋和亲以色列的成分”的计划。

根据竞选期间的一次民意测验，53％的犹太选民倾向于投密特朗的票，相比之下只有23％的犹太选民愿意投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票。克格勃肯定对密特朗受到犹太选民的欢迎感到怀疑。如同1974年一样A局策划的积极措施反映了克格勃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理论，特别是它对法国犹太人游说集团力量的看法。大选期间，情报站最荒谬的行动莫过于它试图通过向法国当局传达假信息（即说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正在策划“极端主义措施”扰乱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勃雷的竞选活动）来“陷害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不论是对主要候选人，还是对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一行动或其他任何积极措施都根本不大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密特朗于1981年5 月获胜，紧接着社会党在一个月后的立法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尽管25年前发展的社会党老间谍吉莱斯的职业生涯当时已快结束，但他仍与他的专案官员瓦连京。安东诺维奇。希达克（代号雷若夫，此人以苏联使馆二等秘书的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于1978至1983年间派驻巴黎）保持着联系。他继续向希达克提供中心认为是来自“弗朗索瓦。密特朗随从”的内部情报。

1979年帕泰被捕和1980年断绝与南特关系，导致克格勃影响法国新闻界的积极措施在密特朗1981年5月当选总统之后发生了重大战略调整。克格勃和第一总局五局一份异常坦白的调查断定（很可能是正确地），《综述》、《国家论坛》以及克格勃资助的其他期刊“实际上对公众舆论没有影响”。巴黎情报站奉命在将来要把精力集中于代价更低但更有效的任务，即在知名报纸和杂志社中发展间谍。然而，现有的某些媒体间谍的价值却受到怀疑，布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能是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记者。70年代，布罗克是收入最好、得到评价也最高的法国间谍之一。不过，克格勃后来通过检查他的工作却断定，他“与行动官员联系时不认真、不诚实，夸大其情报和行动能力，抬高其情报的价值，有惟利是图的倾向，并且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完成交代的任务”。1981年，为苏联当了35年的间谍的布罗克突然被抛弃了。中心继续在法国记者中寻求发展新间谍，但结论却是，在这个电视时代，西方新闻出版界对公众舆论已缺乏它在20年前曾拥有过的影响力。

80年代初，由于克格勃对它在巴黎的“影响间谍”的信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心认为科技才是它在法国情报活动中最成功的部分。70年代中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巴黎情报站拥有的X 线官员和间谍各20人，是欧洲共同体其他情报站的两倍。

科技情报活动在70年代末和（很可能）80年代初持续发展。发往中心的科技文件（1973年835件，1974年829 件，1975年675 件）在1977年上半年达到了创记录的1021件。1974至1979年间有36名X 线官员常驻或兼驻巴黎，这比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人数都要多得多。到了1980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法国已经成为克格勃第三大最富成效的科技情报源，提供了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所有科技情报的8％。

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指出，70年代最重要也是收入最高的科技间谍是阿兰（代号又为弗林特和特隆），此人是一家军火承包商（代号阿旺加尔德）的雇员。阿兰是个主动上门者。1972年，他走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解释说他每月收人7000法郎，需要额外的收人，以便买一所价位在15万至20万法郎之间的房子（可能是外宅），因此愿意出卖其企业的秘密。在随后的六年中，他提供过导弹制导系统、激光武器、高速低空目标探测器以及坦克、直升机和其他用途的红外夜视仪的技术资料和部件。

据阿兰的档案记载，他的科技情报“完全符合苏联最高当局——政治局的要求”。1974年12月，他的指导员，巴黎情报站的X 线官员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克萨列夫，按照安德罗波夫亲自签署的嘉奖令被授予红星勋章。阿兰每年获得20多万法郎，后因涉嫌向某西方情报机关出卖公司的秘密于1978年被公司开除。克格勃显然逃脱了嫌疑。

除了阿兰的情报，中心评价最高的法国科技情报是关于法国阿里安火箭及其燃料制剂的情报。克格勃于1970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工程师皮埃尔。布迪亚尔1974至1979年被法国航空航天集团宇航公司的前身SNIAS 公司雇佣，参与阿里安项目。大概是在1979年或1980年，间谍卡尔，一位电磁专家，顺利地从一个不明情报源获得了有关阿里安更进一步的情报。给卡尔的年薪约15万法郎，他在1979和1980年还得到了3 万多法郎的奖金。1982年，卡尔发展了奈克，另一位评价很高的科技情报间谍，他在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实验室工作。奈克是被假借名义发展的，他以为受雇于一家外企。据他的档案记载，他的情报“满足了”T 局的“重点要求”。

正当X 线的活动于80年代初在法国处于鼎盛点时，它却被一名潜伏在T 局内部的法国间谍弗拉基米尔。伊波利托维奇。韦特罗夫（法国情报局的代号为费尔韦尔）破坏了。此人在1965至1970年间曾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工作，是一名狂热的亲法分子，对苏维埃制度深为失望，并且对T 局把他从行动部门调到分析部门的做法不满。

1981年春，他通过一名从莫斯科回国的法国商人向法国情报局巴黎总部捎去了一个口信，提出愿意做一名间谍。第二年韦特罗夫提供了有关苏联科技收集和分析的4000 多份文件。“费尔韦尔”行动经过一阵极其怪诞的时期之后，于1982年2月在莫斯科一公园内更然而止，关于此事的解释仍是一团迷雾。在和一位与其有染的克格勃女秘书共饮时——而且很可能是争吵时，韦特罗夫身边靠过来一名克格勃同事。惊惧之下，或许是担心其双重身份已被发现，他用刀捅死了这位同事。当他的情人想逃跑时，大概是为了阻止她揭发所发生的事情，韦特罗夫也捅了她一刀，但这位女士侥幸未死，并出具了对他不利的证词。1981年秋韦特罗夫因谋杀罪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开始服12年徒刑，几个月之后，克格勃开始怀疑他还犯有间谍罪。韦特罗夫以一段自白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自白是这样结尾的：“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未能给苏联带来更大的损失和向法国提供更多的服务。”

韦特罗夫提供的文件极大地增加了西方情报机关对苏联科技情报活动的认识。1981年7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总统两个月后，亲自向罗纳德。里根通报了从费尔韦尔那儿得到的文件。此后不久，法国情报局局长马塞尔。沙莱出访华盛顿，向副总统乔治。布什——前中情报局长，做了详尽的说明。1983年初，当发现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电传打字机内的窃听器在此前七年里一直在向克格勃发送进出的电传后，韦特罗夫的材料才被首次公开。作为报复，密特朗下令于1983年4月5日将47名苏联情报官员逐出法国，这是12年前英国的“富特”行动后最大的一次驱逐间谍行动。许多被驱逐的人，特别是X 线官员，都是被韦特罗夫出卖的。当苏联大使尤利。沃龙采夫抵达法国外交部递交正式抗议时，外长克洛德。谢松出示了韦特罗夫提供的一份有关科技情报活动的克格勃文件，让他哑口无言。

尽管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雇用的间谍还不到驻巴黎情报站的一半（70年代中才20人出头，相比之下法国约有50人），但是间谍发展格局在两国大致相似。二战刚结束，在共产党领导层的协助下，苏联情报机构就顺利打入了意大利和法国的许多重要部委。不过，到了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雇用的大部分收人最丰的PR线间谍都是记者，而非公务员。

如在法国一样，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受到欢迎和参与政府的短暂时期是苏联情报机构在意大利享有的间谍渗透的最佳时机；如战后最重要的法国间谍茹尔一样，服务时间最长、大概也是最重要的意大利间谍达里奥也是在外交部工作，他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在那儿发展了首批三名女间谍。战后回到部里后，他又发展了两名女打宇员：托波（后易名为莱达，成为他的妻子）和尼科尔（后来称为英加）。

在其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达里奥帮助获取了数量可观的外交部机密材料。在50年代中期，他又顺利地发展了三名女间谍：一位名叫韦涅齐扬卡，在意大利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另一位名叫奥沃德，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提供她更进一步的信息；第三位名叫苏扎，为总统乔瓦尼。格龙基的外交顾问工作，可以接触到大批大使报告和外交部其他保密文件。60年代初，达里奥的妻子莱达每周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专案官员在电影院或城市的其他地方碰一次头。在握手的时候，她递过去一卷她在上周拍下的外交部保密文件的缩微胶片。

1968年，中心决定把达里奥“冷冻”起来，并奖给他每月180 硬通货卢布的终身退休金。不过四年后，中心重新启用了他，目的在于培养某外国使馆中的一名女译电员和意大利外交部的另一名打字员，她的代号似乎是玛拉。1975年3 月，在达里奥被发展43年之后，他们夫妇俩都被授予红星勋章。以后，他通过到国外旅行，去苏联或其他国家定期领取退休金。

二战之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还顺利地打入了意大利内务部，这要归功于1945年发展的内务部官员杰米德，他从事间谍发展工作。杰米德在部内首次重点培养的是一名代号奎斯特的译电员，他同意提供经他加密并解密的保密电文内容的情报。不过若干年来，奎斯特相信他的情报经杰米德传递给的不是苏联情报机构，而是意共，并拒绝交出密码本。1953年末，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决定加快步伐，指示杰米德向奎斯特出具10万里拉借用该部使用的密码和密码本“数小时”。奎斯特接受了。

1954年3月3日，杰米德最终告诉他，他不是为意共工作，而是为克格勃工作，并从他那儿拿到了一张10万里拉的收据。此后不久，奎斯特交由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一位行动官员斯捷潘指挥，他向后者提供了他获取的范围可观的官方密码。其中有各省、财政部、中央和地方警察厅、意大利驻外使团、意大利总参谋部和军方国外情报机关的密码。奎斯特还得到了处于社会安全机关监控之下的意共党员、外国侨民以及其他人员的内政部名单。

中心非常重视对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以至于在1955年把控制权移交给了一个由耶夫拉特领导的在罗马新成立的秘密情报站。耶夫拉特就是阿绍特。阿布加罗维奇。阿科比扬，他是一位来自巴库的40岁的亚美尼亚人，他有一个替身，是在苏联定居的黎巴嫩裔亚美尼亚人澳加涅斯。萨拉吉扬。和许多特工一样，他也是位语言天才。据他的档案记载，他能流利地说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他的妻子基拉。维克托罗夫娜。切尔琴科，来自巴库的一位俄罗斯少数民族，也是一名特工，代号塔尼亚。1948年，耶夫拉特和塔尼亚在罗马开始了他们的潜伏生涯，通过行贿获得了意大利签证并在那儿用萨拉吉扬的名字从黎巴嫩使馆得到了护照。耶夫拉特最初的使命是在伊朗筹建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但是在1952年他和妻子却被派到了埃及。1954年，他们被召回罗马，在那儿耶夫拉特拿到19500 美元，用来购买一家商号作为秘密情报站的幌子。不过，他不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参与的一家意大利企业破产了。

耶夫拉特的情报站受权控制杰米德、奎斯特和内务部的第三名间谍琴索尔，他大概是被杰米德发展的。琴索尔最成功的行动是把内务部安全局局长保险箱内的绝密文件做了摘记。耶夫拉特还顺利地恢复了与前间谍奥马尔的联系，他在1948年被内务部密码司解职，据米特罗欣笔记记载，后来他在“美国使馆属下的一个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在50年代后期，内务部间谍提供的高级情报的数量有所下降，其原因不详。当中心的告戒以及克格勃S 局局长拉扎列夫对耶夫拉特的个别谈话未能产生结果时，耶夫拉特被召回，他的秘密情报站被关闭。对情报站间谍的控制权被交给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

如法国使馆一样，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也是克格勃的一个重点目标。尽管克格勃第二总局针对法国外交官的行动以一场令人尴尬的丑闻收场，但是针对意大利使馆的行动却取得了不为人知的可观成绩。针对意大利外交官的武器是克格勃二局再普通不过的惯用手段——性陷害加讹诈。克格勃第二总局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伊卡尔（“伊卡鲁斯”）。此人是意大利使馆的一位军种武官，1950年末被克格勃的一只燕子勾引，这只燕子随后说怀了孕并假装要堕胎。克格勃第二总局一名官员冒充燕子的愤怒的丈夫，威胁伊卡尔签署了一份同意做克格勃间谍的文件，作为制止假丑闻流传的代价。除了提供保密情报，伊卡尔还把自己保险箱的组合号和用于与罗马联系的密码副本交给了克格勃二局的指导员。不过，伊卡尔对克格勃对他的控制越来越感到不安，最终他交给他的指导员一封相当动情的信，保证继续从事苏联间谍工作，但请求毁掉他签署的保证书：

您在斗篷的掩盖下面，随时准备动刀子。在您使用我认为与您备受尊敬的国家不相称的方法抓住我的那一天，我试图向您表示，我对您的态度是友好的。您对我的这些感情置之不理，还想方设法考验我。尽管如此，您仍然怀疑我的忠诚和我的好意。您继续拿枪顶着我的头，同时又向我说着友谊和感谢的话。如果您的这些感情反映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构，那就给我一些证明——也就是说，关于销毁我被捉情形的文件的问题必须在你我之间解决。如果您不这么做，我将不再认为您配得上我的友情和我对您的友好尊重。

我恳求您理解，我需要您的尊重。因此，如果您认为我是在我被捉的条件威胁下工作，那您就看错了我。想办法不用威胁而考验我的忠诚吧。我相信您会发现我是称职的。如果您继续怀疑我的诚挚，在我焦虑的时候，我无法工作或继续尊敬您。

伊卡尔拿到了一份经过精心伪造看似原件的他自己签署的保证书，并当着其指导员的面，带着明显的宽慰表情销毁了它。然而原件仍在伊卡尔的档案中，与一份后来被米特罗欣抄下来的俄文译文放在一起。

意大利使馆另一位工作人员（代号普拉东）在中了克格勃第二总局同样的美人计之后，也被成功的胁迫成了一名克格勃间谍。克格勃二局安插给他的燕子（代号R ）搬进了他在莫斯科的公寓，然后假装怀了孕。普拉东出钱让她打了（假）胎（根据意大利法律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曝光的威胁下，他同意给克格勃当间谍。米特罗欣于1976年看到普拉东的档案时，他已经离开了莫斯科。克格勃此时已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曾驻罗马、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安东诺夫到比利时与他恢复联系。1976年后普拉东是否是个克格勃间谍仍是未知数。

驻莫斯科的一位已婚意大利高级外交官两次中了美人计。第一次被盯上的时候，埃内罗（代号又称检察官）正与法国使馆的一位女秘书打得火热。克格勃第二总局断定他是个贪得无厌的“好色之徒”，遂挑选了一只燕子——间谍苏霍娃——做他的女佣，并秘密拍下了他们做爱的照片。在一次访问塔什干的时候，埃内罗被另一只克格勃燕子黛安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卡扎琴科勾引，并拍下了更多的鱼水之欢的照片。后来，埃内罗的一位俄罗斯朋友（埃内罗不知道那人是一名克格勃官员）告诉他说，克格勃已经掌握了他与苏霍娃在床上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正要受审的一个用拍摄有伤风化的照片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拍的。几乎同时，埃内罗接到通知，卡扎琴科的亲属已经提起正式诉讼，控告他强奸并声称他使卡扎琴科怀了孕。据说卡扎琴科由于堕胎时出了医疗事故，现已不能生育。

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一位行动官员1.1.库兹涅佐夫告诉埃内罗说，如果他同意“帮助”他们的话，苏联当局准备摆平这两件事。尽管埃内罗抗议说库兹涅佐夫的提议是赤裸裸的讹诈，但他很快就投降了。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的情报包括使馆在境外以只有官方汇率几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卢布，然后利用外交邮袋非法偷运进莫斯科的信息。在70年代初离开莫斯科之前，埃内罗同意在返回意大利之后继续从事克格勃间谍工作，并领取了500 美元的最初报酬。此后不久，库兹涅佐夫在罗马拜访了他，向他引见了当地克格勃情报站的新联络员。一年后，情报站报告说埃内罗极力回避与他的指导员会面，并已经更换了住址。1979年，情报站一名官员重新恢复了与他的联系，但是鉴于他已退休且身体不好，让他退出了间谍网。

在对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的情报活动中，克格勃第二总局最大的成功是发展了一名高级外交官，代号先后为阿尔图尔和阿尔列基诺（“丑角”）。阿尔图尔最初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干60年代发展的，他们威胁要把他与一名妓女的关系和进行货币投机的事曝光，除非他同意合作。数年后他被派往莫斯科，对他的控制也从捷克转到了克格勃第二总局。据阿尔图尔的档案记载，他曾被奖励“珍贵的礼物”和到莫斯科地区游猎时实报实销的待遇。回到意大利以后，阿尔图尔继续为克格勃工作到1983年，当时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由于他接触机密情报越来越少，最终使他退出了间谍网。

驻其他国家的一些意大利使馆也有克格勃间谍，其中有：丹尼斯，驻中东的一名译电员，于1961年招募；维托里奥，前意共党员，1970年于拉美招募；普列米扬尼克（“外甥”），驻中东的一名译电员，在保加利亚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于1977年招募。除了提供大量文件外，意大利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内的克格勃间谍肯定还为第16局成功破译意大利外交电文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情况至少持续到80年代中期。关于送达克格勃总部的数量可观的外交文件的内容，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提供多少详情，也没有与破译的内容有关的东西。但是，他所接触过的有关意大利和法国的克格勃档案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克格勃获取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外交通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冷战期间的许多关键时刻，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举一动，对苏联来说几乎是公开外交。

尽管克格勃在意大利的X 线活动规模只有在法国的一半左右，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0年，一家小型高技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梅季尔（“甲烷”）和布季尔（“丁基”），联合向克格勃提供了异丁烯橡胶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这些文献被用于苏联苏姆盖特橡胶厂的建设并导致下卡马联合化工厂和古比雪夫合成橡胶厂生产线的重新设计。T 局计算出他们的科技情报节约了1600万卢布。梅季尔和布季尔得到了5 万美元。70年代中，布季尔还提供了有关化学和石化工艺的其他高级情报，其中有些来自美国。

1970年，克格勃罗马情报站有九名X 线官员，他们指挥着一张约十人的间谍网，主要是商人，但包括少量重要学者。在70年代后期，在罗马和米兰的科技情报行动都有某些扩大。1978年，一名高级科技情报官员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代号科林）以公使身份为掩护派驻米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重要的X 线间谍可能是乌奇捷尔，他在一所重点大学教书，由库兹涅佐夫控制。利用与学术界和商界的广泛联系，乌奇捷尔提供来自意大利、西德、法国和比利时的总共八家大公司和研究所的科技情报，并在美国和联邦德国执行克格勃指定的其他任务。

乌奇捷尔最有价值的情报看来与军用飞机、直升机、飞机发动机制造和机载制导系统有关。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由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的北约新式战斗机“旋风”的情报。毫无疑问，乌奇捷尔并不知道他的大学同事中至少有一人——代号马里奥的核物理学家——也是克格勃间谍。另一名学者——在意大利和美国进行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卡尔斯的活动基地看来也在这同一所大学。

作为克格勃间谍或合作者的苏联科学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他们的西方同行与他们进行秘密合作，他们通常使用的办法是答应提供金钱和给予接触苏联有关研究领域的方便。列宁理工学院的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教授（间谍艾温）与意大利一家研究所的高级人员库隆于1976年9 月12日达成的协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鉴于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获取其他国家有关研究信息的紧迫性，列宁理工学院一方以负责与外国科学联系的副院长V.A.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名义与另一方意大利研究所，以其所长科学顾问库隆教授的名义，就以下内容达成协议：

（甲）库隆教授同意利用自己的以及列宁理工学院的设施，协助列宁理工学院获取有关应用电子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技术信息。这些科学技术信息应是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报告或文章，或企业根据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五个主要目标）的企业或科学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材料。如果该信息是绝密的，则在私下会面时亲自转交给列宁理工学院的副院长或其代表，会面可以安排在双方同意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进行。副院长的要求将以一份单独的清单形式提出。列宁理工学院愿以任何货币为所得到的资料支付……

（乙）列宁理工学院一方将协助库隆教授在苏联内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为他安排访苏邀请以便了解苏联其他研究机构和开展合作研究，并熟悉大型水电站和输电线。

库隆及其克格勃联系人之间的大多数会面是在瑞士进行的。尽管库隆看来一直保持着一种绝密的联系，但是从对其他西方科学家采取的类似做法看，他们有时会被发展为间谍。

1981年8月5日，驻意大利X 线最高级官员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被不公开的驱逐，使克格勃在那里的科技情报活动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这不可避免地使克格勃担心乌奇捷尔和其他间谍已被意大利反情报机关发觉。中心对此次驱逐的调查做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库兹涅佐夫于1970至1975年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期间的某些科技情报行动暴露了；二是他把科技情报工作与他担任的北意大利苏联侨民区安全官员的工作混淆在一起，暴露了他驻米兰公使的掩护身份；三是他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的频繁往来引起了怀疑。直至1982年中心调查“费尔韦尔”一案时，才意识到导致库兹涅佐夫覆灭的泄密可能来自T 局内部。

截至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招募的大部分评价最高的PR线间谍都是记者。米特罗欣所记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初招募的收人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的13人名单。收入最丰的六个人每人每月都收到240 卢布的硬通货，其中三个人是记者：弗朗克发展于1966年，他在一家大报担任高职；波德维日内（“敏捷”），他也是一位知名记者；斯塔热尔（“实习生”）发展于1969年，他在一家新闻社的罗马分社工作。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240 卢布的其他三名间谍是：达里奥，他是在外交部发展间谍的老手；涅梅茨（“德国人”），是一位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奥兰多，从米特罗欣的笔记中不能明确判定他的身份。

1977年初，罗马情报站拿第二个档次报酬的有六人，他们每人每月得到170 卢布。这六个人中，阿塞罗的职业不详；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他的身份并表示他被招募的时间可能不迟于1969年，但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细节。在职业明确的五人中，有三人——菲德里奥、雷纳托和马夫尔是记者。雷纳托是一家期刊的编辑，1974年被招募为间谍，菲德里奥是一家新闻社的社长，1975年被招募为间谍。比雷纳托或菲德里奥当间谍早几年的马夫尔是罗马一家大型日报的左翼记者，同时也是一名间谍发展人员。他发展的成员有公务员阿拉尔多。据马尔夫说，阿拉尔多认为整个意大利政坛是个“贼窝”，而且很高兴通过出卖机密文件能分上一杯羹。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170 卢布的另外两名间谍，一个名叫洛雷托，是一名毛泽东主义斗士，他提供中国与其在西方左派中的支持者的联络情报；另一个名叫梅采纳特（“庇护人”），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务员，据估计其动机纯粹是为了挣钱。

1977年1 月，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最重要的间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代号是图里斯特，他每月拿150 卢布，是一名报纸出版人。情报站支付最多的13名间谍中共有七人是记者，每月收人在150 至240 卢布之间。如同在巴黎一样（那儿的大部分克格勃评价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也都是记者），中心对他们作为影响间谍的潜力可能估计过高了，从而导致它在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

1977年8 月，中心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一份报告断定，它拥有”一个有效而且可靠的间谍网“，它在外交部、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主要政党内都有人。情报站每月从它的间谍那儿得到40至50份情报报告。不过，有人批评它相对缺乏针对美国、北约和欧共体目标的情报。中心对该情报站的影响行动评价最高：”它的间谍采取的积极措施，包括有些大规模行动都很成功。1977年，利用伪造文件攻击卡特政府人权政策的“渐强音” 行动和针对中国的“和尚”行动都受到了特别表扬。

1977年，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实施的积极措施的年度统计如下：发表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上的文章：43篇散发材料：l 次起草信件：2 次口头传播信息＊次影响谈话J 次促成访谈：l 次电视上镜：2 次促成展览：l 次鼓动议会质询：2 次鼓动呼吁：2 次当然，此类统计数字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能够证明它们所指的这些积极措施对意大利的舆论有切实的影响。不过，米特罗欣所见档案中并无迹象表明克格勃对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进行的积极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评价。相反，西方对美国政策某个方面的意见或同情苏联的任何迹象，都可以被不加批评地随手抓来作为克格勃行动成功的证据。正如夸大积极措施的成绩对情报站有利一样，向政治局报告这些成绩也同样符合克格勃总部的利益。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1月收入最高的意大利政治情报间谍在随后的五年内至少有一半从克格勃的工资单上被除名或退休。

第一个离开的是图里斯特。1977年，图里斯特显然是由于有证据表明苏联践踏人权而大失所望，提出各种借口拒绝合作，并于同年底断绝了与克格勃联系。据他的联络员称，他“未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苏联教徒和东正教会本身的处境情况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换句话说，图里斯特是由于苏联对宗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而疏远克格勃的。米特罗欣看了图里斯特的档案后，觉得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全心全意的克格勃间谍。1978年克格勃发现菲德里奥与匈牙利情报机关有定期联系（而且毫无疑问接受该机构的钱财），还发现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情报机构也有来往，从此以后他被剔出间谍网。

1979年达里奥退休，次年梅采纳特退休。与此同时，雷纳托和弗朗克就像图里斯特一样，也开始变得甚为失望。1980年，雷纳托被冷冻起来，最初打算只冷冻他四年，但没有证据表明与他的联系后来得到恢复。弗朗克的情况也不妙，他的联络员抱怨说，在苏联1979年间月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镇压波兰团结工会后，他很容易“受到反苏宣传的影响”。另据报告，弗朗克还与一名因参与红色旅而被捕的人有瓜葛。1982年，他被清除出间谍网。

数年前弗朗克曾是克格勃报酬最高的意大利间谍之一，他的失望是克格勃A 局试图在80年代初设计新的影响行动时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没有那份克格勃报告敢于指出，积极措施不可能修复入侵阿富汗和镇压团结工会对苏联形象的损害。

80年代初中期，克格勃在意大利和法国最有效的积极措施如同在整个西欧一样，是一些利用反美情绪和恐惧核战争的公众潮流的行动。尽管核军备竞赛的始作俑者是苏联于1978年部署SS－20导弹（新一代中程弹道导弹）的决定，但是西方和平运动对北约随后做出从1983年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和巡航导弹的决定，批评得更多。正如密特朗有一次直截了当说的那样：“导弹在东方，但和平抗议在西方。”

完全有理由相信但很难证明的是，经克格勃积极措施强化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和平宣传，鼓励（如果不是引诱的话）西方大部分和平运动分子更多地关注里根及其北约盟国而不是苏联造成的核威胁。1984年2 月，在回顾前两年的积极措施时，克留契科夫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干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在支持大批国外非官方组织如和平运动为反对美国政府实施军国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心自信它现在具有对西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反映在1984年它为积极措施制定的头三个重点中：

——反对美国和北约破坏现有军事战略平衡并获取对苏军事优势的企图；破坏帝国主义集团的进攻性活动和他们准备核导弹战争的计划…。。

——加深北约内部的不和……

——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美国发动战争的计划，以及它拒绝诚心诚意地与苏联就限制军备进行谈判的做法；鼓励西方反战和反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让更多有影响的政界和公众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鼓励这些运动采取更具决定性的协调行动。

这是戈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前一年的事。

由于东西方的缓和以及苏联内部实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在西欧的积极措施没有取得多大成绩。

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显然担心西方对克格勃假情报的揭露可能损害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8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积极措施之———声称爱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被莫斯科正式放弃。不过，这一说法继续在第三世界和部分容易轻信的西方媒体上又传播了好几年。

在80年代后期，苏联统战组织的欺骗性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89年承认它90％的收人来自苏联后，也丧失了大部分信誉。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在一道“克格勃主席令”中承认，积极措施的成效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与苏联克格勃其他部门以及苏联其他部、局缺乏必要的合作。结束意味着积极措施在西欧或其他地方的重要性将下降的说法。今天，这种观点在国外情报局（第一总局）的高层仍然很有代表性。

第二十八章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容的下流货色，……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斯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年之后，东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000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当星期四，8 月14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担任秘书。自 1946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月，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博士的加冕仪式。

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礼”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

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月，他、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月，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

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3 ）是那些尽管没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

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罗毕大会两个月前给波特精心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天主教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维克托。卡皮坦丘克创建的“捍卫苏联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经与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协商，该委员会宣称其宗旨是帮助所有阶层的教徒“根据他们的信念行使他们的权利”。

中心报告说：“亚库宁及其同伙正在从事反苏联现制度的活动……公开声称要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该委员会在宗教狂热分子中有一张广泛的通讯网；他们是向境外提供有关苏联教徒情况的主要来源。

为了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建立一个反苏的新东正教会组织，基督徒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忠于苏联的神职人员不配捍卫教徒的利益。

使克格勃震惊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经出版了基督徒委员会获取的11卷俄文文献，共计1189页。

克格勃最终还是通过分化、特工渗透和迫害等传统手段取缔了基督徒委员会。五局断定该委员会的缔造者中最脆弱的是执事瓦尔索诺菲。在加尔金（东正教会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间谍）的协助下，瓦尔索诺菲于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一所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沃尔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间谍。由于发现难以与亚库宁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联系，瓦尔索诺菲辞去了基督徒委员会的职务。根据瓦尔索诺菲的档案记载，沃尔日斯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名克格勃间谍，代号布尔金），后者说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种神经疾病，应该放弃基督徒委员会委员资格，以便减轻他所受的压力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克格勃声称，劝诱瓦尔索诺菲“放弃政治活动，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档案材料进行神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劳。在他从事档案工作的时候，另一名克格勃间谍，代号斯皮兰斯基，成功赢得了他的信任并据说“促使瓦尔索诺菲放弃了做苏联教徒发言人的念头”：最终他被说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缅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层人士，为他所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发了关于“在与外国神职中心和东正教会群众及教派中的敌对分子进行的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强化间谍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号令，这份冗长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反映了它摆脱不了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它还在发火时无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们的勇气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

米特罗欣有关第00122 号令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

在关心苏联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权利的幌子下，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外国反苏中心正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企图毁坏苏联及其社会制度的信誉，鼓动宗教组织与国家对抗，鼓励反苏地下教派组织的出现。在境外的鼓动下，敌对分子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组织活动和挑衅活动，他们在教派内部组织非法集团和组织，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并与外国神职中心建立联系。

根据1975年5月克格勃高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必须在国际宗教组织中采取行动强化活动阵地、揭露和打击其领导人、官员和神职中心代表。有经验的可靠的间谍已经打入了某些教派组织的领导圈，发现。防止和打掉反苏地下神职组织中的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的措施越来越有效；进一步加强进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确保他们积极参加和平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

然而，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形势仍很紧张。把教徒，特别是年轻人从敌对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工作仍很薄弱。在持不同政见的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教徒、五旬节派教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领导层中，间谍的地位还很低。

苏联克格勃委员会决定如下：

l ）提高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境外神职中心和国内敌对分子在宗教掩护下进行的颠覆活动针锋相对的间谍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务是适时发现、预防和打掉敌人在宗教掩护下鼓动的反苏活动、建立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组织，并将教徒诱骗到他们的影响之下的活动。

2 ）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五局要侦破有证据证明被敌对专门机构利用的外国反苏神职组织，并就侦破和切断颠覆渠道、发现并截听宗教掩护下的敌对分子的通讯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机构要采取步骤，打掉苏联最大的宗教组织——东正教会旨在动摇对苏联的忠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活动；要防止有敌对倾向的个人向东正教会的领导层渗透；1978－1980年，要采取步骤强化克格勃在东正教会组织机构（都主教省区、主教管区、教区、修道院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提高间谍的数量和质量，并打击和铲除反动分子和反苏分子捍卫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

为保护自己免遭克格勃渗透，采取的一个作法是，每次活动采取小规模，决不超过四人。

但在1979年5月，瓦西里。丰琴科夫神父加人进来，没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经被五局发展为间谍，代号“朋友”。据他的档案记载，“他参与了（东正教会内）特定人物的培养，执行任务自觉，有主动性”。自1972年起，丰琴科夫担任扎戈尔斯克神学院的讲师并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处任职。在1976－1977年，他担任东柏林圣塞尔吉教堂的牧师和牧首中欧教区杂志《东正教之声》的编辑。他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有助于把自己推荐给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员会的同事们。

克格勃打击东正教会内部公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1979－1980年达到顶峰，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亚库宁神父，他后来被判人狱或被说服忏悔。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被传讯接受克格勃的审问，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胁，但并未被起诉。在1980年3月访问西德期间，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间谍阿巴特）不同寻常地宣称“不存在大规模逮捕”。

克格勃打击持不同政见教徒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说服有号召力的莫斯科牧师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于1980年6月在苏联电视上进行了一次公开忏悔，他的罪名包括呼吁追认苏联时代的东正教殉教者为圣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别有经验的克格勃审问员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金说服了，不再进行抗拒，并把后者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他后来说，他曾经希望他的部分忏悔，如他谴责

“卡特政府的穷兵黩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说话。但他的声望却再也未能完全恢复。

亚库宁毫不认错。审讯他时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许旁听。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以及西方新闻界都被拒绝入内，然而据一记者称，一些被克格勃挑选来的“衣冠不整的粗鲁的年轻人”却被允许进人法庭。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在其中。那些被传唤出具亚库宁有罪的证据的人包括东正教会内的若干克格勃间谍，其中有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耶绍连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前代表，他举证了基督徒委员会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国际后果。亚库宁接受了五年监禁加五年内部流放的判决。他说“我感谢神这次对我的考验。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作为基督徒高兴地接受它”。英国基督教协会向勃列日涅夫发出呼吁，敦促法庭重新考虑其判决。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出类似呼吁的努力却石沉大海。

在1983年温哥华大会前，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规则有一处变化，这一变化确保克格勃不会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会上讨论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来信时的尴尬局面。

根据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提出的新规则：集体或个人向世界基督教协会提出干预的呼吁，如果没有代表或会员教会的支持，大会不得执行，但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

大会还收到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斯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把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

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斯精神的真正监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冈的工作；抵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阿波斯托尔、拉斯和斯卢加建立行动联系。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截止1969 年底，该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是苏联天主教会特别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天主教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对高级教士学院的渗透。1968年1 月，同为五局间谍的彼得罗夫和罗古林抵达罗马，在罗斯神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1969年，他们前往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中心”执行情报收集任务。1969年，来自立陶宛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安塔纳斯和维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学学习。另两名立陶宛间谍达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参加了1969年5 月21日至6 月11日在梵蒂冈举办的真经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员会。达克塔拉斯告诉他的联络员说，在6月7日觐见教皇时，保罗六世曾对他说：“我在祷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会帮助立陶宛的神职人员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协助下，克格勃还顺利地培养了梵蒂冈东方教会圣部的成员之一、东仪天主教主教杜达什，他的驻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间谍波托奇娜很可能已经打入乌克兰地下教会，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定期到匈牙利旅行并——据她的档案记载——顺利赢得了杜达什的信任。毫无疑问，杜达什从未怀疑过她是一名派来获取关于梵蒂冈与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秘密联系的情报的克格勃间谍。

安德罗波夫于1969年4月批准的针对梵蒂冈的行动还包括一系列积极措施。克格勃奉命要设法在罗马的苏侨神职人员和苏联国内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徒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主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兹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谢）、阿达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和涅斯捷罗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冈各机构之间，如东方教会圣部、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以及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为了压梵蒂冈，“停止颠覆活动”，阿达曼特还奉命告诉他在罗马教廷的眼线说，苏联政府正在考虑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建立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会。19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达科塔拉斯在罗马参加一个主教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没有证据表明积极措施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何确切影响。

除了高度重视针对梵蒂冈的行动外，安德罗波夫还加快了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会的领导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并被判三年监禁。

克格勃报告说，他的被捕“极有助于对谢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谢拉菲姆是地下东仪教会的另一位领导，后来被克格勃发展为间谍。据米特罗欣抄录的他的档案记录：谢拉菲姆详细解释了何人、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他指导僧侣转入地下活动的任务；他供出了主教韦雷奇科夫斯基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侣教会的状况……而且他开列了一份进行非法活动的东仪天主教牧师的名单。谢拉菲姆的回答还被暗中录了音。

尽管谢拉菲姆同意与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绝签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签的书面保证书。考虑到这“对宗教人士”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心理考验”并会使他担心“在来世中遭受神的惩罚”，他的指导员没有坚持要他这样做。另一名间谍，由于惧怕“被打入地狱”，曾经下跪恳求指导员归还他签署的保证书。

1971年，克格勃还顺利地在利沃夫发展了东仪天主教一个地下教会的领导人，代号伊利涅伊，他是与波兰天主教会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五局认为伊利涅伊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直接以他进行“非法活动”相威胁，他很可能顽固得足以承受通常难以忍受的审讯。如果举出其活动的过多细节，他将会识别出告发他的地下教会的成员。克格勃决定从对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谋”玛丽亚采取重大监视行动人手。玛丽亚猝死之后，在伊利涅伊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他的联络员断定“一个复杂的发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伊利涅伊被带来接受审问，并向他出具了他在地下教会中从事的大量活动的细节。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人一种假象，即多年来玛丽亚一直在告发他。米特罗欣的笔记给出了审问员自吹自擂的报告的如下摘要：这个僧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完全被这一令人震惊的想法惊呆了。他圆睁的双眼，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汗水说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震撼……由于看到抵赖是无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乌克兰修士教会的地下领导咸员；他交待了通过旅游曾到过利沃夫的东仪天主教领导和僧侣的名字；他还交代了他1971年的波兰之行以及在那儿进行的会晤。一个月后，伊利涅伊被发展为间谍……但他拒绝签署保证书。

伊利涅伊对他妹妹是克格勃间谍深信不疑，因此当他向指导员传递情报时，总要加上这样的话：。“无疑我妹妹告诉过您”。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对妹妹能成功地瞒住他而与克格勃发生联系，一直感到惊奇。

1972年，与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样，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冈。一年后，克格勃设法与斯利佩取得联系。红衣主教费利西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东仪天主教会一位主要神职人员来梵蒂冈，却想不到他是代号为“教授”的克格勃间谍。“教授”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发展为间谍的，1971年为克格勃所用，开始了对乌克兰至圣教主会的一次所谓的“教区”巡访，以便提供地下教会活动及其与罗马联系的情报。1973年9月，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斯利佩。克格勃还为“教授”制订了在利沃夫会见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计划，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这一会晤是否进行了。

1975年2 月，苏联集团情报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协调一致地对付梵蒂冈以及向其进行间谍渗透的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会上都报告说他们的间谍“在梵蒂冈有重要的阵地”。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发现克格勃有类似说法。不过，与1967年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制订了雄心勃勃但不现实的间谍渗透计划，包括培养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以及不少于七名红衣主教（卡萨罗利、维勒布兰兹、柯尼希、萨莫雷、贝内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的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影响和低毁天主教会的积极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毁损方面，克格勃的攻击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接替韦雷奇科夫斯基任地下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沃洛德梅尔。斯捷尔纽克主教（后成为都主教区大主教）。间谍娜塔莎到处散布有关斯捷尔纽克不道德的性丑闻，同样的故事也被其他间谍传送到梵蒂冈。从克格勃的报告看，结果“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东仪天主教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在8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恶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在与东仪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还是失败了。1987年，斯捷尔纽克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在81岁高龄时成为国家英雄，罗马公开承认他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使克格勃和大多数东正教领导人大吃一惊。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月还坚称“东仪天主教会绝不会在我国合法化”，然而该教会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东仪天主教会和其他大主教会之外，在反对苏联境内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克格勃最关心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活动，它们如同东仪天主教会一样，都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计它所定义的‘非法教派组织“（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礼会、五旬节派教会、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约为十万人。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继续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付对苏维埃制度构不成明显威胁的团体，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害怕甚至是最无害的不同政见形式。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全国克格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苏分子正图谋“以宗教为掩护”反对我国。揭露和打击这一阴谋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间谍渗透：这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国家关于宗教态度的误解，这对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响。在教派人员中有一种偏见，即任何对当局（包括克格勃）的协助都是一大罪过——背叛。人们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义。

安德罗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谎言的局限性。为了说明间谍渗透进教派人员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发展对象的例子，这个人几乎已经从对契卡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并执行了行动官员下达的特定任务”……然而，有一天，他宣布与行动官员会面是罪过。他解释说，主出现在他的一个梦中，给他上了手铐，问他：“你是谁的仆人？”受此梦的强烈震撼，这名发展对象把它解读为上帝的一次警告，并停止了与契卡分子的会晤。

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害也无法扫除所有教派人员。在195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领导“针对耶和华崇拜者（耶和华见证会）的斗争“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得出结论说，正确的策略是”把压迫措施与破坏手段结合起来“。克格勃开始分化、腐蚀和抵毁教派人员，并罗织罪名逮捕他们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礼教会的领导人主教格奥尔吉。文斯和根纳季。克留奇科夫被判人狱三年。这两个人获释后，都转人地下继续进行活动。1974年，文斯的活动被发现并被再次逮捕。尽管发起了浩大的国际运动来援救他，他还是被判再蹲十年监狱，但他在1979年的“间谍交换”中被释放并被驱逐到美国。主教克留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当时他戏剧般地在一个新教浸礼教会的群情激昂的会议上重新出现在公众中间。他成功地持续秘密传教活动近20年而没被克格勃发现，这是苏维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

然而，克格勃明显对耶和华见证会比对新教浸礼会更为关心，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对前者漠不关心或心存疑虑，而后者对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1962年，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神职人员中敌意最大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它自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还没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样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预言世界末日。尽管它的许多具体的预言被否认，天启被一再推迟，但是耶和华见证会基本的千年信息却从未改动过：“末日近了。基督将很快现身把毁灭带给反对其弥塞亚王国的国家和所有人。”

在20世纪，耶和华见证会一直遭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迫害。数千人曾在纳粹第三帝国的死亡集中营中殉教。不过，没有哪个主要的情报机构像克格勃那样一直对“耶和华崇拜者的阴谋诡计”极为关注。或许，克格勃高级官员被耶和华崇拜者的惧怕是他们在处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见时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极端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没有耶和华见证会。然而，当1939、1940年波兰东部、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并入苏联时，数千名耶和华见证会分子成了不情愿的苏联公民。由于被控是“一个美国教派”，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968年，克格勃认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数约为两万人。该会起源于美国，而且其世界总部至今仍在布鲁克林，这些事实使中心许多阴谋理论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员极端痛恨地斥责耶和华见证会把苏联（如一般国家一样）也描绘成是魔鬼的杰作，在布尔加科夫的《主人与玛格丽塔》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侮辱性言词：耶和华见证会或圣经弟子教派是外国的一个发明。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积极拉拢新成员入伙……教派人员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魔鬼之子”。

他们论证说苏联是撒旦创建的。因此，人们不应遵守苏联法律，不参加选举。

他们还让人们不要到苏维埃军队中服役。耶和华见证会分子向他们在劳改营或内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种协助，向他们提供钱、食品和衣物。

苏联新闻机构还指责见证会的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了一支反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侵略性十字军。

有报告说，甚至在劳改营中，“耶和华见证会的头头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敌对信念，并在劳改营中继续进行他们的耶和华工作”。

中心为这样的报告感到不安。1967年间月，从事反对耶和华见证会工作的克格勃官员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会议，讨论了“防止教派人员的敌对工作”和“意识形态颠覆”的新措施：各部门应从各方面加强在国内耶和华见证会中的间谍阵地；应当收集并积累有关耶和华见证会年轻成员和耶和华见证会头头的情报，以供开展活动，发展间谍或抵毁个人之用，还可供采取反措施之用……会议认为，必须在间谍人员的帮助下，把没有什么文化、缺乏主动性且不会调动属下积极性的人选拔并提升到该教派的领导岗位。

会议讨论时把耶和华见证会的危险性看得如此严重，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中心投人大量的资源进行打击的所谓危险的阴谋，充其量不过是小团体私下里，而且大部分是在家中进行的膜拜，以及他们拒服兵役的企图。但是该阴谋被认为是如此危险，以致于会议同意需要对布鲁克林总部及其在西欧的分支机构进行间谍渗透。它还担心布鲁克林可能会正确识别出某些时间很长而又从未被逮捕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克格勃间谍，因此会议同意“创建一支可靠的替补间谍后备队”，以备现有间谍被揭穿时使用。

《克格勃文集》一方面夸大耶和华见证会及其他教派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载文吹嘘打击这些组织的积极措施。

70年代中期的一个案例就是与赫梅利尼茨基州耶和华见证会的领导。代号帕维尔的人有关，此人的“犯罪活动包括拉拢新成员人会，进行非法集会，劝说年轻教徒拒服兵役，持有并传播宗教文献”等。克格勃捏造了“有文件根据的诽谤材料”来掀起反对他的舆论。甚至帕维尔头婚所生子女都被迫在谴责他父亲的报纸文章上签了名。最后，克格勃在舍佩托夫卡安排了一个晚会，与会者有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以及党、省政府、集体农庄和报界的代表，会上帕维尔遭到了一系列无疑经过精心排练的对其所谓的过失、残暴、自大和行为不端的指控。克格勃在关于该晚会的报告中满意地写道，晚会以帕维尔的身败名裂和他第二个妻子”难以自制的抽泣’而结束。

与其他教派一样，耶和华见证会表现出了一种在迫害中生存下来的令人吃惊的能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针对他们的运动逐渐解体。1989年10月，无疑令许多克格勃官员愤怒的是，布鲁克林欧洲分部的头目威利。波尔抵达莫斯科，作为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客人访问苏联耶和华见证会并讨论他们的未来。

在80年代末，莫斯科牧首公署看来努力做到既不落后，也不超过官方公开性和改革计划进展的速度。阿列克谢二世在接替皮缅继任牧首一年后，于1991年最终使自己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放弃了由都主教塞尔吉在1927年发表的向苏维埃制度“效忠的声明”。当一位采访者提醒他四分之一世纪前，宗教事务委员会还把他列为最忠于国家的主教之一时，牧首请求宽恕并谅解他当时的态度。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的解体，阿列克谢二世宣称“俄罗斯曾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形态病”。

不过，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受到过去被克格勃渗透历史的困扰。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俄罗斯政府信仰自由委员会（格列布。亚库宁神父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获准接触到了一部分克格勃档案，这些档案表明东正教会某些领导人曾经是克格勃间谍。亚库宁发表了一部档案选集之后，该档案被再次封存；他被控向美国暴露了国家秘密并受到私人起诉的威胁。格列布神父继续抗争，1994年1 月，他致信牧首说：如果不清除间谍和告密者的毒瘤，教会就不可能新生。不幸的是，只有一名大主教——立陶宛大主教赫里佐斯托姆——有勇气公开承认他过去做过间谍，并交待了他的代号“列斯塔夫拉托尔”。然而，没有其他教会领导人效仿他的榜样。

过去，打入教会最著名的间谍有：德罗兹多夫（他是因杰出的情报服务于1988年被克格勃正式授予荣誉奖的唯一的一名教会人士）阿达曼特、奥斯特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托帕斯和阿巴特。很明显，这些人或那些不太有名的间谍中没有人准备忏悔。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把告发东正教会说成是牧师的中庸之道，而且为告密者开脱的文章已经见诸东正教会出版物，认为这是东正教会在一个反宗教的国家中生存下来所必须做的。

我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代号是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最高领导人的。这封致阿列克谢二世的信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牧首肯定已经确切地意识到，格列布神父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兹多夫，其实就是他自己。

第二十九章 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建立了一些共产党一党制国家，40年来他们成功地遏制了对它们的所有挑战。这些政权的反对者通常由于力量太弱，组织不起有力的反抗来反对它们。在极少的情况下，当一党制国家的生存遇到问题时——如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它们会立即得到一个强大势力的不讲道理的支持。然而，波兰对苏联制度的挑战最终取得了成功，而匈牙利起义和“布拉格之春”则告失败。尽管波兰的挑战也受到长达十年之久的遏制，但反抗始终未被制服，并且最终导致了苏联集团开始解体。

波兰危机不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由于出现了修正主义政府，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开始的，即由于在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的主教卡洛尔。沃伊蒂瓦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苏联领导人未再想重复在二战末期斯大林所提出的带有轻蔑意义的问题：“教皇统率多少个师？”这个在雅尔塔会议后由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帝国的削弱，并不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第一个波兰教皇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很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的精神力量黯然失色。

苏联驻华沙大使鲍里斯。阿里斯托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波兰当局将新教皇视为“致命的反共分子”。中心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自1971年起，沃伊蒂瓦就一直是“进步”行动的监控目标，监控他所谓的暗中损坏波兰一党制国家的颠覆作用。沃伊蒂瓦当选后第二天，苏联驻华沙的克格勃头子瓦季姆。巴甫洛夫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波兰的克格勃）对沃伊蒂瓦的评价发往莫斯科，该评价写道：沃伊蒂瓦的观点极端反共。尽管他未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他指责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所作所为，其指控如下：——波兰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限制；——工人受到难以忍受的剥削，“天主教会必须反对工人政府，保护工人；——天主教会的活动受到限制，天主教徒被当作二等公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无神论运动，将外来的异己思想强加于波兰人民；——天主教会固有的文化作用遭到否定，从而使波兰文化的民族财富丧失殆尽。

在沃伊蒂瓦看来，一党制国家的概念“就是剥夺人民的权利”。他认为“集体化导致个人及其人格的毁灭”。他敢于说出大多数波兰天主教徒的想法，这一点被克格勃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看作是他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证据。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转送中心的报告指出，早在1973年至1974年，波兰检察总长就考虑对沃伊蒂瓦就其布道活动进行起诉。他的三次布道——1973年5月5日在华沙，1973年5月12日在诺瓦胡塔郊外的克拉科夫钢铁厂，以及1974年11月24日在克拉科夫——被判定是违反了刑法第194条，该条规定，在宗教礼拜仪式上散布煽动性叛国言论可判处一至十年徒刑。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情报人员称，沃伊蒂瓦在一次布道时宣称“教会有权批评当局在各方面的活动和表现，如果它们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话。”

然而，由于沃伊蒂瓦名声显赫，遂免于祸。虽然波兰安全局（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前身）曾在50年代拘留过波兰大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红衣主教长达三年之久，但到了70年代，盖莱克政权再也不敢逮捕红衣主教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往往只能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处理方法，如指责沃伊蒂瓦的言论是“对反社会主义分子言行精神上的支持”。

1976年6月，盖莱克重犯了六年前导致哥穆尔卡下台的错误——命令突然提高粮食价格，但经过一场抗议罢工和动乱风潮后，又撤销了粮食涨价令。是年9月30日，沃伊蒂瓦设立了一项基金，用来救济克拉科夫总主教管辖区的一些因参加这次抗议而被捕或在动乱中与警方冲突受伤的人员的家庭。他在罢工风潮之后还积极参加了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该委员会寻求建立工人与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联盟。根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监视报告，在1976年秋天，沃伊蒂瓦曾与工人防卫委员会的创始人在作家博丹。齐温斯基（后为有名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家里开过多次会。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报告还说，沃伊蒂瓦曾与各种不同背景的工人防卫委员会斗士会见：其中有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亚采克。库龙、二战时的抗战老战士扬。约瑟夫。利普斯基、曾经拥护过毛泽东思想的安东尼。马切莱维兹和作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

沃伊蒂瓦很少读报、听收音机新闻或看电视。可是，每隔两星期，安杰伊。巴代斯基——教会与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联络员（沃伊蒂瓦也经常为该周刊撰稿）——前来克拉科夫大主教家的书房向他作一次新闻简述。自从代号为博贡的克格勃特工伪装成一家西德报社摄影记者在1971年首次与沃伊蒂瓦接触后，巴代斯基就一直是克格勃‘进步“行动的目标。1977年，另一个特工伊万。伊凡诺维奇。布尼克（代号费洛索夫——意为哲学家）受总部指示在波兰教会内部发展情报提供者，他与巴代斯基有过多次接触。布尼克出生于法国，少年时代于1947年随其乌克兰家庭移居苏联。1970年作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又回到法国，他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自称自由撰稿人、作家和诗人。1977年费洛索夫与巴代斯基首次见面时，可能送给了他一本或几本由克格勃资助他在法国出版的书。虽然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并无费洛索夫来自波兰的报告，但无疑他培养巴代斯基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关于沃伊蒂瓦的信息。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1977年的监视报告表明，沃伊蒂瓦与许多抗议运动密切合作。3 月23日他收到学生领导人抗议当局的请愿书并给予支持。其后他将圣。斯坦尼斯拉夫作为反对不公正国家的象征（圣。斯坦尼斯拉夫是古代克拉科夫的一位殉道主教，其银棺是大教堂高耸神坛的一部分）：圣。斯坦尼斯拉夫已经成为国家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守护神……他敢向皇帝说他必须尊重上帝的法律。他也是自由的护卫者，自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国家侵犯这种自由就是同时侵犯道德和社会秩序。

可以想像到，克格勃对不受惩罚地沃伊蒂瓦继续反对波兰政府侵犯人权的活动，是多么的恼火。

沃伊蒂瓦在克拉科夫的年代里最大的胜利莫过于1977年5 月15日在诺瓦胡塔的宏大新教堂建成时举行的祝圣仪式了。这座教堂是在当权者多年反对下建成的，政府当局力图在其树立的模范“社会主义城市”中消除明显的天主教形象。沃伊蒂瓦在向两万多人布道时，对那些为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积极分子斯坦尼斯拉夫。派亚司之死进行抗议的人们祝福，他们普遍认为派亚司是被波兰安全和情报局谋杀的，尽管官方否认这一点。当天晚上长长的哀悼队伍沿克拉科夫一些大街行进到瓦韦尔城堡，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其他城市也相继纷纷成立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不受官方资助的波兰大学生社会主义联盟的支配。

1978年10月16日，教堂钟声响彻整个波兰上空，激动的人群聚集街头欢庆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在私下的反应是深感震惊。政治局表面上不得不一起与群众表示欢庆并向梵蒂冈拍发了一份冗长的电报表示祝贺，并虚伪地为“第一次由波兰民族的儿子坐上这个罗马教皇宝座”而感到高兴。然而，特别使克格勃感到不安的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许多党员中，甚至一些高级官员中，这种高兴是由衷的、真实的。驻华沙的克格勃官员在上报关于波兰人民欢庆情况的正式报告的同时，私下里还向中心的一些同事传达了约翰。保罗二世当选后不久流行的一些政治笑话。一则笑话说，梵蒂冈烟筒冒出一股白烟，传统上表明已选举了一位教皇。据说这一回烟筒冒出一股白烟之后紧接着冒出了一股红烟，因为沃伊蒂瓦把他的党证烧掉了。另一则笑话挖苦说，新教皇当选后秘密地拜访了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波兰内政部长，并对他说：“部长同志！你的重要指示已付诸实施！”

选举后两天，苏联大使阿里斯托夫以更为严肃的语调向莫斯科报告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认为沃伊蒂瓦入主梵蒂冈的危险是，今后在主教与政府的关系上再想利用梵蒂冈的缓冲作用将明显地变得更为困难了。天主教会目前将作出更大努力来巩固其地位并增强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过，我们的朋友也认为，沃伊蒂瓦离开这个国家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主教团的反动分子将失去自己的领导，他曾有很大可能成为波兰天主教会的大主教。

阿里斯托夫批评波兰政治局过去在批准建立一些新教堂。任命更多的神父以及大量印行天主教刊物方面表现得太软弱，结果削弱了自己抵制天主教未来的要求的能力。

在沃伊蒂瓦当选之时，波兰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天主教化的国家。克格勃估计90％的人是天主教徒。1978年波兰封了569 个圣职，从事教士职业的人占人口的百分比之高为世界之最。波兰共有神父19，193 人。此外，神学院有学员5325人。克格勃有些危言耸听的估计数字甚至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在沃伊蒂瓦任教皇后的数年中，波兰的宗教活动不断发展。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称，“这种现象在知识界，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中尤其严重。”1978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中，据报道有25％的人在家进行个人祈祷；到1983年，该数字上升到50％。中央委员会的这项研究报告合理地将此种增长归因于“社会一政治危机”和波兰教皇的影响。甚至许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员对沃伊蒂瓦强烈和神秘的精神力量都有敬畏之心。他们向莫斯科报告称，沃伊蒂瓦每天花6 －8 个小时进行祈祷。他的助手有时看见他在私人祈祷室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两臂伸展宛如一个十字架。

克格勃私下指责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最初的一些行为是“反苏姿态”。其中一个是他在当选为教皇后的次日发出命令，将他在罗马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上戴过的红衣主教便帽由克拉科夫大主教管区的两个神父送往立陶宛，并置放在维尔纽斯圣母教堂祭坛上面。中心在新教皇任职的最初几周内最为关心的是教皇明显地决定使梵蒂冈在世界事务中享有重要发言权。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关心的是全球范围广泛的维和和人权等问题，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波兰和东欧的状况。中心特别对教皇任命立陶宛出生的安德里斯。巴基斯为梵蒂冈与苏联集团关系的主要顾问一事产生了怀疑。巴基斯的父亲在二战前曾任独立的立陶宛驻法大使，巴基斯本人也被视为遵奉相同的“资产阶级”传统。中心认为他的任命是另一个“反苏姿态”。11月5 日教皇首次离开梵蒂冈进行正式出访，首到之处是阿西西，这是意大利守护神圣。弗朗西斯的家乡。群众高呼，要求他牢记东欧：“不要忘记缄默的教会”约翰。保罗二世回答道：“它不再是缄默的教会了，因为它将用我的声音说话。”

在沃伊蒂瓦当选后，克格勃派往波兰进行“进步”行动计划的一个特工叫奥列格。彼得罗维奇。伯杨（代号杰列夫廖夫），其掩护身份是一加拿大出版公司代表。

杰列夫廖夫声称他收集有关在远东的波兰传教士材料，并以此为借口与许多著名教会人士接触，其中大多数人又把他介绍给其他一些人。如他被警方或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逮捕，上级要求他必须坚持其伪装身分并咬定他是加拿大公民。可是，在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时，上级指示他必须求见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扬。斯洛维科夫斯基上校，此人似乎是为与波兰当局发生麻烦的克格勃人员解决问题的联络点。杰列夫廖夫最重要的线人是教皇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约瑟夫。蒂舍纳神父，他是一位哲学家，曾帮助教皇在克拉科夫建立神学院，他经常访问罗马，是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感到困扰时能使他精神振奋的人之一。

约翰。保罗二世任职第一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返回波兰。1979年初，勃列日涅夫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准备欢迎教皇来访，感到十分惊讶，于是打电话给盖莱克，要求他想法劝阻教皇来访。盖莱克回答说：“我国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我怎能不接待一个波兰教皇呢？”荒唐可笑的是，勃列日涅夫竟要他去劝教皇患一次外交病：“告诉教皇——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可公开宣告他不能来是因为他患了病。”当盖莱克表示无法接受这个古怪的建议时，勃列日涅夫大发脾气说：“哥穆尔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比你强得多，他不欢迎教皇保罗六世访问波兰，结果天并没有塌下来！”勃列日涅夫在谈话结束时说：“好吧，只要你和你的党以后不对此感到懊悔，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讲到这里勃列日涅夫放下了话筒。

1979年6 月2 日，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华沙旧城里，在华沙胜利广场和机场大道两旁聚集了一百多万波兰人，欢迎约翰。保罗二世带着深情回到故乡。在其后9 天内，至少有一千万人前来觐见他和听他讲话；余下来的二千五百万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在电视中观看了他在波兰胜利巡行的盛况。在他访问结束时，向故乡克拉科夫告别说：“这里的一砖一瓦，对我都十分亲切”，拥塞在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腐败与天主教会精神感动两者之间的反差，所有人均能一目了然。

中心向政治局报告称，教皇此次访问产生了他们预计的最大的结果。许多波兰共产党党员，面对教皇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感到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打了败仗。在教皇访问期间，华沙的克格勃机构甚至认为克拉科夫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的民兵和反共工人可能试图从共产党手里夺取政权。并作好了将卡托维兹苏联贸易机构——由一个克格勃官员领导——疏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紧急准备。

中心认为约翰。保罗二世已经开始对整个苏联集团的基础进行挑战。有一个克格勃的报告强调说，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不仅仅是“波兰教皇”，甚至更为经常地称自己是“斯拉夫教皇”。在他布道时，他常逐一回忆东欧一些人的受洗礼，其中有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个斯拉夫人，一个波兰民族的儿子，他深感自己扎根于历史土壤中……他来到这里当着整个教会，当着欧洲和整个世界谈及那些经常被遗忘的民族和人民。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文件作出结论称，梵蒂冈已发动一场“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自约翰。保罗二世当选后，天主教会对苏联天主教区——特别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政策已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教唆一些“不忠诚的神父”。11月13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批准了一个包括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副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的小组委员会所制订的六点“反对梵蒂冈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决定”。克格勃奉指示在苏联集团内组织宣传活动，“示明梵蒂冈政策与天主教会的生活相悻”，并且在西方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指出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领导对天主教会极具危险性”。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活动主要重点之一是在罗马和梵蒂冈的波兰人中间建立一个情报网。1980年6月16日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向中心报告如下：我们的朋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梵蒂冈具有由其支配的重要行动阵地（即谍报机构），这些机构能使他们直接接近教皇和罗马红衣主教委员会。有一批有经验的特工，约翰。保罗二世对他们有好感，他们能在任何时候会见教皇。除此之外，我们的朋友在天主教学生的领导者中间还有一批宝贵的特工人员，他们与梵蒂冈人士经常接触，并有机会打入梵蒂冈电台和教皇秘书处。

中心建议克格勃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采取一系列“长期联合行动”，其主要目的如下：

——促使教皇积极支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各国之间和平共处和互助合作；并对梵蒂冈在一些特定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实施有利的影响；

——加剧梵蒂冈与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

——加剧梵蒂冈内部分歧；

——研究、制订和采取一些行动来破坏梵蒂冈在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教会和宗教教育的计划；

——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内培植克格勃特工；制订和实施积极措施限制这些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往来。

 ——探明波兰教会在苏联扩大其影响和激励教会工作的渠道。

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希望避免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中心对克格勃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联合行动抱的希望不大：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朋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害怕破坏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之间、国家和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他们就不会主动去实施我们所提出的措施。

我们中心和驻华沙克格勃机构的官员必须发挥机智和灵活性，寻找出完成当前任务的办法。

莫斯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缺乏胆量面对向其权力提出的挑战的担心，随着后者对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采取妥协态度而增强。1980年夏季因粮价骤涨引起了罢工浪潮，导致了在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格但斯克市37岁的电工莱克。瓦文萨的超凡魁力领导下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内务部通知驻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它已建立一个由该部副部长斯塔舒拉领导的行动中心来直接指挥警察和安全与情报局对付罢工者，监控形势的发展并每天上报情况。从行动中心送往莫斯科的报告来看，它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行动人员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了解自己的任务，取消了一切假期，进人了临战状态，实行24小时工作制。”虽没有声称取得“全面胜利”，但行动中心声称已“摧毁”了它们的印刷厂，并切断了全国各地抗议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控制住了罢工运动的规模。此外，还挫败了“反社会主义势力与艺术家、科技和文化知识界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对罢工者给予支持的企图。”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罢工人员成功地建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来协调罢工，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对罢工委员会起了重要的顾问作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对波兰内务部工作的最后评价与内务部自称的功绩完全相反。克格勃的评价称，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未认识到当时的危险性和工人阶级内心不满的程度。”以致当罢工运动开始时，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警察局都无力加以控制：内务部领导特别是部长科瓦尔楚克和副部长斯塔舒拉应负主要责任……当罢工在沿海地区漫延时，科瓦尔楚克不知所措……驻波兰的克格勃机构认为，科瓦尔楚克和斯塔舒拉以及其他官员均应被撤换。

8月24日，阿里斯托夫发往莫斯科一个惊人电报，说副总理米奇斯拉夫。雅盖尔斯基正与瓦文萨和罢工领袖进行谈判。次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了以其意识形态首领苏斯洛夫为首的委员会，对波兰危机进行监视并提出补救办法。8 月27日，在教皇煽动下，波兰的主教们通过了一个文件，明白地要求“给予工人组织和自治组织以独立权利”。由于深信教皇的支持，瓦文萨现在确信政府除了让步，别无选择。

波兰政府私下同意了。8 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会晤阿里斯托夫，试图使他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部分解体以及大多数波兰人民对该党的敌意，已造成“一种新的形势”：为避免堕入深渊，我们只得后退一步，并同意建立自治工会。我们已没有使情况正常化的其他政治手段，也不可能使用武力。我们只有作出（战术）退却，才能重新积聚党的力量并准备发起进攻。

波兰人装模作样地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意见”，意识到不受党控制的工会“不仅是一个波兰问题，并且还是一个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各种替代办法都已被排除。8月31日，格但斯克协议接受了“自由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并作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让步，包括罢工权利、每星期日在国家广播电台播送弥撒的协议等。瓦文萨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大大咧咧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又大又粗、花花绿绿的钢笔，用它在协议上签了字。这个协议是教皇访问的一个纪念品，上面印有约翰。保罗二世的肖像。

第三十章 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无论克格勃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都认为格但斯克协议是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来对“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集团的官方称呼）的最大的潜在威胁。1980年9月3 日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与波兰领导的代表讨论的问题”——这是要求波兰人收复丧失给团结工会的阵地的委婉用语：格但斯克协议实际上是承认了反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合法性……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去准备反攻并收回工人阶级和人民失去的阵地……巩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重中之重。

团结工会胜利的主要替罪羊是波共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苏联大使阿里斯托夫等严厉地批评他丧失了党的控制权。列宁造船厂的罢工者在盖莱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报以蔑视的嘘声。

一般的波兰老百姓将他们的感觉编成了一些政治笑话来嘲讽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中一个这样说：问：盖莱克和哥穆尔卡（1974 年被迫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两人有何不同？答：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盖莱克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9月5日，盖莱克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接替，此人膀大腰粗、身材魁梧、能喝酒，此前任负责国家安全的党书记。华沙的克格勃上报了一条关于波兰领导人更迭的带讽刺性的评论——“卡尼亚总比瓦尼亚好广‘（换言之，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波兰共产党人，总比必须面临苏联的入侵略好）。此外据报告，9月6日波兰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L.扬奇申警告两个苏联海军上将称，军事干涉结果不会导致1968年布拉格那样的”正常化“，只会酿成一场大灾难。他告诉他们：“如果外国军队进人波兰，那将血流成河。你们必须明白，你们这次是与波兰人而不是与捷克人打交道！”

9月18日，华沙的克格勃头目巴甫洛夫向中心抱怨称，卡尼亚政权正在重犯其前任的错误：寻求与反对派妥协，而不是采取坚定立场与之作斗争。广大党员仍旧士气低落。“波兰的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勃列日涅夫在10月29日向政治局明确宣称：瓦文萨在国内跑遍一个个地方、一个个城市，受到各地人民赞颂。波兰领导不吭声，连报刊也是如此。甚至电视对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予抵制……或许真的有必要实行军事管制了。勃列日涅夫的评论果然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大力支持。它也受到了前一年进人政治局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勃列日涅夫宣告：“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波兰朋友直接了当地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一味防守，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其结果将是自己推翻自己。”

政治局不仅担心波兰的形势，并且还担心团结工会胜利对苏联一些地方的影响。在10月份提交给安德罗波夫的“进步”行动报告中有一份是特工索博列夫报来的。此人被派往离波兰边界较远的俄罗斯阿尔泰伊。克莱地区的罗勃斯托夫斯克活动。

他的报告读来使人沮丧：罗勃斯托夫斯克市的形势很不稳定。人民对该市的许多方面不满意，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进行挑衅，社会秩序有失控的可能……教徒（基督教徒）人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人民赞成波兰的罢工。……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供应不足，尤其是商店无内可卖，生活条件差，服务不好。当权派由特殊渠道供应，为此设有专门的食品和消费品商店。盗贼横行，但最大的盗贼是市党委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官员。酗酒闹事到处可见，很多人备受酒精之苦。

波兰事件对本地人民产生了负面影响和效果，人们以为按照波兰的做法可以改善生活和经济状况。

为在波兰实施“进步”行动而挑选的一些特工中最为成功的要算费洛索夫了，他仍然伪装成一个法国作家和诗人。据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很多线人”。其中最重要的线人也许是《团结周刊》的总编辑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他是在N 月由安杰伊。巴尔代俾基神父介绍而认识此人的。9 年后，马佐维茨基成了第一任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总理。

早在＊月间，安德罗波夫把新任的主张强硬路线的波兰内政部长米罗斯拉夫。米莱夫斯基召到莫斯科谈话。米莱夫斯基报告说，已拟就1200 多名“最反对革命的分子”的名单，一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将立即予以逮捕。

安德罗波夫以警告的口气使米莱夫斯基相信实行军事管制势在必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让维辛斯基（波兰大主教）和瓦文萨平安无事，维辛斯基和瓦文萨则不会让你平安无事，除非他们已达到他们的目的，或者他们已被党和部分可靠工人所打垮。如果你被动等待……局势就可能失控。我（1956年）在匈牙利就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在那里，一些老领导人等待情况恢复正常，可是，到最后当决定采取行动时，却发现没有人能靠得住了。所以，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积极和果断措施，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波兰也会发生同样情况。

这是一场夺权斗争。如果瓦文萨及其法西斯党羽掌权，他们就会将共产党人投入监狱，或把他们枪决或进行各种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积极分子、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人员以及军事领导人将首当其冲。

你说你的一些同志怕负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任何进攻性措施的责任。但是，他们为何不怕由于无所事事而导致反动派的胜利呢？有一点必须向共产党员，首先是党的积极分子、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人员以及军队的同志说清楚，如果上述情况发生，这不仅是一个保卫波兰社会主义成就的问题，而且是保护他们自己性命及其家属生命安全的问题，他们将受到反动派的恐怖和威胁。但愿上帝保佑不要使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

有时我们的波兰同志说他们不能依靠党。这个我不能相信。从300 万党员中，你总可以找到10万人愿为党而牺牲自己吧。维辛斯基和瓦文萨已把自由工会拉下水，他们现在正在波兰各个领域占领更多的新阵地。现已有初步迹象表明：反革命传染病正在影响军队。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我们必须准备好用和平方法和非和平方法两手进行斗争。

当安德罗波夫指责性的长篇大论一结束，米莱夫斯基问他，“你已说服了我，但我回到华沙如何去说服我的同志呢？”安德罗波夫的回答则没有记录。

12月5日，华约条约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讨论波兰危机。卡尼亚听到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严厉批评他的政策的软弱性，并要求立即镇压团结工会和教会。否则——他被告知——华沙条约武装部队将进行于涉。波兰边境已陈兵18个师，并给卡尼亚介绍了准备占领波兰城镇的计划。此次会议结束后，卡尼亚与勃列日涅夫接着进行了私人会谈。卡尼亚坚持说，军事干涉对苏联和波兰都是一场灾难。勃列日涅夫回答道：“好吧，目前我们不进军波兰，但如果形势恶化，我们还是要来的。”

勃列日涅夫的威胁也许只是一种恐吓。因为苏联军队正在阿富汗打仗，并且军事干涉在波兰可能形成一场大屠杀、导致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公共关系灾难。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是给波兰施压，让它用军事管制去打掉团结工会对共产主义一党制政府的挑战。施压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红军入侵的态势进行威胁。鉴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事件，在波兰或西方很少有人在1980年不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然而，几乎进行了一年的连续施压之后，而且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后，波兰才最后同意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华沙的克格勃机构1980年12月报告称，米莱夫斯基准备动手“镇压敌对分子”，但是政治局大多数人则不然：我们的朋友认为卡尼亚是一个忠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员，但是仍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即他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异，特别在采取果断措施这一问题上……最近卡尼亚同志倾向于不立即采用苏联代表的建议，对我们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现状的评价表示怀疑并且不予完全认同。

克格勃也十分关心西方特工在波兰的不断增加。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提供的资料，1981年初波兰1300 名国外新闻记者中约有150 名是情报机构成员或特工。据称北约情报机构“正在团结工会内取得巩固的特工阵地”。

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在团结工会面前败退。且月15日，瓦文萨在梵蒂冈受到约翰。保罗二世接见。保罗二世向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虔诚地宣布：“儿子已来看他的父亲了”。教皇和瓦文萨现在越来越显得是波兰民族的真正领导人了。在与克格勃交谈中，米莱夫斯基似乎对在没有苏联军事干涉的情况下战胜团结工会的挑战已丧失了信心。当瓦文萨与教皇晤会的消息传来时，米莱夫斯基告诉阿里斯托夫：“我现在觉得，波兰只有从联盟部队得到一种可靠的安全保证，才能维持秩序……”卡尼亚向苏联大使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脱离了波兰人民：“这不是团结工会的口号而是一个事实，一个惨痛真相的表述。”他所能依靠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克里姆林宫惟一赞成的一个解决团结工会危机的办法是军事管制，因而波兰军队的作用就变得极为重要。

可能由于苏联的压力，2月9日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俾基将军出任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基瘦小挺直，经常戴着墨镜，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在大多数波兰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但老百姓出于两点原因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一是他在1970年曾拒绝用军队来对付工人，二是人民赞誉武装力量是国家最为可靠的力量。然而，在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发出的一些报告中，雅鲁泽尔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苏联的一个忠实朋友”。在他的命令下，军事情报头子切斯瓦夫。吉什恰克将军（后来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内务部长）有时每隔二三天就去一次驻华沙的克格勃机构，向他们提供由军队收集的关于危机形势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理，但仍保留国防部长职务。

1981年12月之前的这段时间的特征是，苏联一再抱怨波兰行动不力，而波兰则企图安抚苏联领导人。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对雅鲁泽尔斯基是否真正具有实施军事管制所需的决心仍有疑虑。可是苏联对卡尼亚的怀疑则更为严重。最后的结论是除了雅鲁泽尔斯基，无更好的人可用。

3月4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通。苏联领导提出质问：什么时候波兰同志才实施军事管制？

为何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单单只有波兰控制教会感到困难？这一通训斥毫无效果。波兰政治局成员之一米奇斯瓦夫。莫查尔告知克格勃，卡尼亚一回到华沙就告诉他说：“尽管莫斯科施加压力，我不想用武力对付反抗。我不想作为一个波兰人民的刽子手被写进历史。”据另一个克格勃的波兰告密者称，卡尼亚说过党和政府都不准备与团结工会进行对抗——“我永远不会请求俄国人进行军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在4 月2 日告诉政治局：“我们非常担心波兰事件的演变结局，最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朋友聆听并同意我们的建议，但实际上他们却什么都不干。反革命已在各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了。”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宣称如果社会主义要在波兰生存，“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安德罗波夫报告说：”团结工会目前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夺取阵地。“惟一解决办法是重新向波兰人施加压力并实施军事管制：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军事管制的意义就是实行宵禁，在城市街道限制活动，加强政党机关和工厂的安全（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力量，等等。来自团结工会领导们的压力使雅鲁泽尔斯基处境困难，而近来卡尼亚酗酒日甚一日，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

我要强调的是波兰事件对我国西部地区也正产生影响……在那里，我们也必须在内部采取强硬的措施。

次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边境城市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在一个苏式的相当于普尔门式火车卧铺车厢中会见了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吃过鱼子酱和豪华便餐后，他们坐在绿色台面呢桌前受了六个小时的斥责，苏联人要求他们宣布军事管制，并以苏联军事干涉相威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请求再给些时间。

4月7日（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会谈后的第四天），米奇斯瓦夫。莫查尔与卡尼亚进行了另一次谈话，并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克勃格。卡尼亚清楚地意识到军事干涉的威胁迫在眉睫。他告诉莫查尔：“如苏军入侵，那将出现一个极大的悲剧，其后果需要波兰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补救。”

而苏共中央政治局则认为这种军事干涉威胁是遏制波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手段。4 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一份有关波兰问题的报告，其结论为：团结工会已变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有能力使波兰党和国家的活动瘫痪，并在事实上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说反对派尚未这样做，那主要是由于它惧怕苏联军队的介入，并且希望不经流血而用阴险的反革命手法来达到目的。

政治局认为，“作为对反革命的一个威慑力量”，要“尽量利用国内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对苏联可能出兵波兰的恐惧”，同时决定继续支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尽管人们都知道他们言不由衷，但他们赞同保卫社会主义”。然而，必须对他们“经常施加压力，使他们采取较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来克服这场危机，并使波兰作为一个对苏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下来”。

5月11日，约翰。保罗二世在圣彼得广场作了惯常的周三赐见活动。当他在敞篷“教皇车”内向群众挥手示意时，他被20英尺外的一个土耳其枪手穆罕默德。阿里。阿贾射中。子弹在距教皇中央主动脉几毫米处穿过；如击中主动脉，他将立即毙命。约翰。保罗二世相信他的生命由于葡萄牙的法蒂姆女神作出奇迹而得以拯救，因为那天是该女神节。在暗杀未遂的一周年时，他作了一次向法蒂姆女神的朝圣，并将阿贾的子弹置于其圣坛上。如果教皇那次中弹毙命，那末克格勃必将大喜过望。

但在米特罗欣看过的任何文件中均未见到涉及参与暗杀教皇图谋的任何证据。在暗杀图谋发生后数周，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受到脾气暴燥的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克多。库利科夫元帅要求宣布军事管制最大的压力。库利科夫谴责雅鲁泽尔斯基懦弱。他对雅鲁泽尔斯基说：“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是你自己胆怯怕作出决定性行动。”雅鲁泽尔斯基虽然争辩说实施军事管制时间尚未成熟，可是，据克格勃向政治局的报告记载，他感到备受侮辱，并提出辞去总理一职。库利科夫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动机深表猜疑，他向政治局报告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似乎在玩一个不忠实的政治游戏，并正在使那些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获得政权。”

中心通知华沙克格勃机构说，寻找一个新的第一书记和一个新的总理的时机已到：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已不再具有领导党和政府的能力。他们不能击败反对派，他们已经由于与盖莱克多年合作而变得软弱。无疑他们甚至已不具有战斗性，而这是政治领袖作出果断决定的最重要的品质。

关于接替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人选，克格勃倾向于波兰政治局内主张强硬路线的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和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据报道，此二人都“有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并准备果断地始终不渝地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和与苏联的友谊”。5 月30日阿里斯托夫和巴甫洛夫联合致电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指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向“修正主义分子”投降：鉴于目前情况，有必要考虑立即解除卡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由能保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和波兰社会主义性质的同志取而代之……对党的积极分子精神状态的一份分析表明，格拉布斯基同志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最合适的人选。

卡尼亚发觉克格勃在密谋对他采取行动，他堕人了几乎是悲怨自艾的境地。6月7日当巴甫洛夫打电话问他，是否给勃列日涅夫打个电话对莫斯科另一封要求对团结工会采取强硬行动的信作个答复时，卡尼亚回答说：“现在打电话还有什么用，一切事情未与我商量都已经定了。”那天晚上卡尼亚打电话到巴甫洛夫家中乞求同情：眼下，你的人（克格勃）都在说有必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清楚地申明要反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你没有，也不再会有比我和雅鲁泽尔斯基更忠实的朋友了……我真不懂你怎么会选择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我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没有必要去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反对我。很清楚，我将一直站在苏联共产党一边……我知道我失去了你的信任，这是我最感痛苦的事。你选择这种不直截了当的方法在全会上动员大家起来反对我，我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

因此，我很难对勃列日涅夫同志讲。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当库利科夫问雅鲁泽尔斯基对最近来自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的反应时，后者回答道：“他们正在把我打倒在地。我真傻，接受了（总理）这个职务。”

6月间，有9 个波兰将军与克格勃联系，准备采取行动解除雅鲁泽尔斯基的职务，因为他不愿宣布军事管制，他们准备由一个新的国防部长（可能是这9 人中的一个）来替代他。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将逮捕其余的政府官员，控制战略要点并将围捕大约3000个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放逐到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去。由这个国防部长领导的行动小组，不包含前政府或政治局的任何成员，因而将请求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给予“军事支援，以便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一军事政变计划的反应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未有记载。

雅鲁泽尔斯基主要关心的似乎不是个人的地位，而是如何防止苏联军事干涉的灾难。6月22日他与内政部长米莱夫斯基将军会晤，他知道此人深受克里姆林宫的信赖。雅鲁泽尔斯基问他如何“能重新得到我们苏联同志的信任”？米莱夫斯基答道，尽管苏联对波兰领导人的信任已严重受损，但尚未完全丧失：“如果完全不信任，他们就会不理睬我们。”雅鲁泽尔斯基抱怨说，他们确实不理睬他了。以前，库利科夫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并不时去看他。近来他已中断所有联系。在华沙的苏联代表奉命告诉雅鲁泽尔斯基，他们对他的信任早已动摇，如他不改弦更张，这种信任势将全部丧失。

据中心的文件记载，7月1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召开前数周，苏联大使馆、克格勃机构和苏联军事代表“在党代表中间活动，想找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党员，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大会的方针路线”。苏共中央政治局在一年多前为监视波兰危机而建立的苏斯洛夫委员会发出指示称，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必定是所有波兰政治力量经常考虑的一个因素”。在大会前夕，中心指示华沙克格勃头目巴甫洛夫“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一次率直的谈话，指出他们的党和政府工作软弱无力，并提醒他们以前曾说过，为了挽救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合作统一的利益，必要时准备交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心认为卡尼亚的接班人可在三个主要的主张强硬路线者中选择：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斯特凡。奥尔绍夫俾基和安杰伊。扎宾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所有其他“健康力量”的代表缺乏担任第一书记的必要的权威。克格勃还拟就了一份适合进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和一份准备从政府和党的工作岗位上撤换的一些稳健派的名单。列于免职名单之首的是副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他威胁说他将告知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干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部事务。中心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继续“在国内，特别是在军队中享有权威”，简单地将他免职是不明智的。倒不如将他明升实降，委以实权较小的主席职务，以利用其名望来支持主张强硬路线的政府。

然而，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未能如计划地那样进行。面对苏联公然要卡尼亚下台的企图，大会却团结在他的周围。同时，大会认真地考虑到苏联入侵的威胁，在领导层中也保留了几个支持苏联恫吓运动的人。尽管代表们对拉科夫斯基的讲话报以阵阵掌声，但由于害怕招致克里姆林宫的不满，不敢把他选入政治局。大会结果矛盾重重，其主要后果几乎使政府陷于瘫痪。在波兰一些城市，妇女和儿童敲着空锅，上街游行抗议食物短缺。在团结工会鼓动下，产业工人选举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声称他们有权选择他们的管理人。

中央政府危机日趋严重，雅鲁泽尔斯基似乎已感到军事管制势在必行。8 月初，与库利科夫议定了详细方案。8月12日库里科夫召集雅鲁泽尔斯基和一些波兰高级将领开会，要求大家“坚定、更坚定”。8 月21日，强硬路线分子——新内政部长、前军事情报头子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前往莫斯科亲自向安德罗波夫报告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以及警察机关实施军事管制的秘密准备工作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波兰领导人把团结工会当作一只鸡蛋对待，唯恐它破碎。我们必须停止这样干。”

基什恰克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不再将瓦文萨视为一个主要问题。在此之前的六个月当中，瓦文萨的领导逐渐变得缺乏生气，他力图重新获得明确的方向意识。团结工会最终不得不在两个战略方案中作出抉择：要么它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推翻共产党一党制政府的真正革命机构；要么去适应共产党的体制，只要能够取得一些让步就心满意足了。瓦文萨发现自己在这两者中间无能力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在3 月间的一次大罢工中，当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认为一决胜负的时刻已经到来时，他却后退了。华沙地区团结工会主席茨比格涅夫。布亚克断言瓦文萨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罢工犹如一把利剑——一旦你把它拔出到鞘而不用，那还不如一块废铁。瓦文萨实际上解散了工会……这就使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基本武器，成为随后遭受失败的根源。当局在准备12月13日实施军事管制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基什恰克告诉安德罗波夫说，尽管瓦文萨可能使用激进的语言来投团结工会“极端分子”之所好，但其思想却是比较温和的。主要的危险目前来自布亚克，他“既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反苏分子，他比瓦文萨聪明，并且和（波兰工人防卫委员会头头）库龙和米赫尼克有着密切联系。我们（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任务是使他名声扫地。”

“在目前，”基什恰克告诉安德罗波夫，“罗马天主教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并不构成威胁。”米莱夫斯基已尽“全力”使特工人员渗人教会，而且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对其情绪和意向了如指掌：“在70个主教中，已与50个保持良好联系。这就可能有助于对天主教会施加压力并且防止一些不合心意的行动。”80高龄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是团结工会的朋友，他在一代人期间勇敢地捍卫着宗教自由。他最近的去世对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无疑也对克格勃）是一个莫大的宽慰：新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反苏。过去维辛斯基大权在握，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曾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对他崇拜迷信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格莱姆普则是另一种人，无疑问，存在着对他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可是，在教会与国家关系中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皇，据基什恰克称，教皇巧妙地利用波兰形势在东欧推行反共政策。第二个问题是波兰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作用。人们把教会而不是把党作为“道德标准的旗手”。基什恰克承认“在最近的将来，党不可能改变人民对天主教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似乎对基什恰克还算客气，没有像对过去几年接触的一些其他波兰领导人那样颐指气使。他心绪十分忧郁地结束了他们的会谈：阶级敌人不断地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进行挑战……但是波兰危机连绵不断施得最久，或许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悄悄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一直在为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作准备。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两次会议进行，一次在9月5－10日，一次在9月26日到10月7日）进一步表明了其“悄悄进行的反革命”的性质。它在9月8日号召“已走上困难的斗争道路的东欧劳动人民为争取自由工会运动而斗争”。这项呼吁被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痛斥为“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厚颜无耻的企图”。

雅鲁泽尔斯基准备采取“决定性措施”打掉来自“团结工会的威胁”，对此巴甫洛夫似乎感到满意。9月29日，他向中心报告说，他已经“建议”雅鲁泽尔斯基遵行10月18日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首先是赶走卡尼亚。巴甫洛夫报告称，卡尼亚继续对团结工会采取“一种调和政策”。由于在7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企图解除卡尼亚职务未获成功，莫斯科决定在10月中央全会上使他下台。当中心接到巴甫洛夫关于卡尼亚政策的秘密报告后，必然会大为愤怒。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由卡尼亚的支持者——副总理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于1981年10月2 日提供的。据巴尔科夫斯基称，卡尼亚“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不感兴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试验已告失败。苏联不断向西方购买粮食，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农业管理上的严重错误……苏联政体的权力主要由军队和其他高压统治机构来维持。然而，在过去二三年中，形势开始变得对苏联不利。中国大大地增强其军力，它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对苏联是一个严重威胁，中国并在其远东边界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在过去数月内，阿富汗形势突告恶化。目前已很清楚，如不采用像美国人在越南所采用的一些大规模镇压手段，而要在政治上赢得这场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目前苏联对美国还有一些战略优势的话，那么在三年或四年内，这些优势将丧失殆尽，因为苏联的经济已无力担负开发和生产新型武器的额外费用了。

卡尼亚认为强迫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已“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僚主义化”并歪曲了列宁主义原则：卡尼亚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努力去保护在波兰发生的所有积极的进程，包括团结工会运动，以创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基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会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形式会有所不同。就连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也没有对苏联制度作出具有如此彻底破坏性的控诉。

巴甫洛夫关于卡尼亚的详细报告表明，卡尼亚家已被窃听或者在他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告密者。巴甫洛夫报告中心说10月5 日“卡尼亚回到家中，激动万分并告知其家人中最亲近的几个人说，俄国同志又在密谋要搞掉我第一书记的职务”。卡尼亚声称他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苏联“朋友”不坦率地告诉他必须辞职。如果他们告诉他的话，他会“悄悄地”离去。据克格勃称，卡尼亚的妻子深为他的思想状态所困扰，并急切希望他辞职，这样他的健康可得到恢复而不再是“一个受迫害的政治家”。

但是巴甫洛夫不认为卡尼亚真正打算悄悄离去。他在10月7日的报告中称，卡尼亚指示基什恰克对许多他认为（无疑是准确的）密谋反对他的一些党员采取行动。然而基什恰克一直与雅鲁泽尔斯基和一些密谋者站在一起。

卡尼亚与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米莱夫斯基（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其他两个波兰将军的激烈斗争决定了他的命运。雅鲁泽尔斯基告诉他说，如他不同意准备实施军事管制，他们将背着他干，并且将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反对他本人。10月18日早晨，就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之前，阿里斯托夫通知卡尼亚，莫斯科“一致认为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应由雅鲁泽尔斯基来替代”。中央委员会及时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卡尼亚毫无反抗地乖乖让了位。据克格勃的报告称，卡尼亚在解职后称，1970年枪杀罢工工人一事始终索绕在他心头。如他留任第一书记，他绝不会下令对工人再次开枪。

次日，即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祝贺他担任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他原来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勃列日涅夫首先说：“喂！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马上回道：“您好！我亲爱的、深深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始终保持同样的媚颜拍马语调：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感谢您的祝贺，首先是您对我的信任。我想坦白地告诉您，我接受这个职务内心真有些担忧，我同意接受仅仅是因为我知道您支持我和您同意此项决议。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决不会同意接受的。

雅鲁泽尔斯基接着说，那天下午他将与阿里斯托夫见面，详细讨论形势，并“就一些问题征求您的意见，阿里斯托夫无疑将把这些问题转达给您”。勃列日涅夫不费力气地说着谎言，他对雅鲁泽尔斯基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早就认为他是担任波兰总理最合适的人选。可以断定，他不会提到克格勃在夏季曾建议将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尼亚一块解除职务。最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勉强地作出结论，认为只有雅鲁泽尔斯基具有宣布军事管制的权威。

可是，苏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猜疑一直持续着。雅鲁泽尔斯基11月4日开始与瓦文萨和大主教格莱姆普会谈，并建议他们参加全国和解阵线，阵线虽无决策权但可参与国家、教会与工会之间的公开对话。虽然巴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赞成采取一些策略使瓦文萨和格莱姆普不怀疑即将实行军事管制，但他们也担心雅鲁泽尔斯基会真的让步。11月13日，他们联合给政治局发了一份电报，指责雅鲁泽尔斯基犹柔寡断，企图博得瓦文萨的好感，并要求对雅鲁泽尔斯基再一次施加压力，使他立即宣布实行军事管制。11月11日，政治局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致雅鲁泽尔斯基的私人信件，对其行动迟缓进行了严厉批评：反社会主义力量不仅在许多大工业企业中得势，并且还在广大人民中间继续扩大影响。更糟的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革命分子仍在各类群众集会上出现并公然发表煽动性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这些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反苏情绪在波兰极为危险地增长起来。……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领导人……非常重视一件事，即目前有一批被团结工会做了工作的新兵将应征入伍。难道这还不能提醒你若不马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反革命分子，你将失去宝贵的时间吗？

12月初雅鲁泽尔斯基看来终于向苏联的压力屈服了。他在12月5 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上说：“人民政权”在波兰经历了36个年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看来除用“警察方法”来对付工人阶级之外别无选择了。政治局一致同意有必要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实行军事管制的细则是在基什恰克的监督下制订出来的，他在12月7 日向巴甫洛夫作了汇报。157 名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成员和其他内务部人员分组被派往全国各省（每组最多为5 人），以确保隔离和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其他“极端分子”计划的实施。巴甫洛夫向中心报告称，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团结工会各级”均安插有特工人员，如可能，打算让这些特工人员接替被捕的活动分子的职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宣布军事管制后阻止工人罢工或上街。有嫌疑的政府和党的领导成员应置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卡尼亚过去的支持者巴尔齐科夫斯基告诉其友人说，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对他不论去哪儿都进行跟踪，并录下了他的全部电话通话。

12月8 日晚雅鲁泽尔斯基向库利科夫元帅汇报了宣布军事管制的时间表。约8 万人被挑选来在12月11日或12日晚上逮捕6000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大逮捕后，清晨6 点钟军队开始离开营房执行任务。尽管计划看来似乎是坚决的，但雅鲁泽尔斯基并不坚决。库利科夫报告说：“在我们讨论时，雅鲁泽尔斯基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对军事管制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忧心忡忡。”雅鲁泽尔斯基抱怨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已毫无权威可言。党员中有60万到70万人与团结工会有联系，许多贪污受贿和其他滥用人民信任事件损害了党的信誉。军事管制要想取得成功，他觉得需要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提供援助，但是他请求不要使用东德军队。库利科夫告诉他：“我向你保证，你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当你自己的手段枯竭时，总参谋部已经考虑到了对你进行支援的问题。”

12月9 日，米莱夫斯基向巴甫洛夫报告了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忧心忡忡的进一步证据。雅鲁泽尔斯基迄今仍未确定实施军事管制的日期。雅鲁泽尔斯基告诉他，如果教会反对军事管制，格莱姆普将成为“第二个霍梅尼”。

次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波兰危机。会议一开始就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尼古拉。巴伊巴科夫的报告。他刚从华沙访问归来，在那里讨论了波兰请求经济援助的问题。巴伊巴科夫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变成一个“神经极端过敏的失魂落魄者”，他对格莱姆普可能会发动一场圣战恐惧不已。尽管在巴伊巴科夫报告后政治局所有的成员都对雅鲁泽尔斯基作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一个人建议将他撤换。要做此事已为时过晚了。他们也一致同意：苏联军队不应进行干涉。安德罗波夫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库利科夫同志确实讲过使用军队，那么我相信他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冒险走这一步。我们不打算将军队开进波兰。这个立场是对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个立场，直到最后。我不知道波兰将发生什么事，但是即使波兰落入团结工会的控制，也得这么做。

雅鲁泽尔斯基向米莱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诉苦说，由于苏联拒绝在波兰安全力量无力应付局面时让华沙条约部队进行军事干涉，苏联政治局已使他失望：他们逼迫我们采取坚定的和决定性的行动，而且苏联领导人答应向我们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援助和支持。但是目前当我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并愿意与苏联领导人对此进行讨论时，我们却不能从苏联同志那里得到具体答复。

雅鲁泽尔斯基对在没有苏联军队支持情况下实行军事管制的前途表示忧郁不堪。他对米莱夫斯基说：“我们将采取攻势，我担心我们以后会被当作谋反者被绞死。”米莱夫斯基马上用电话把雅鲁泽尔斯基所说的话报告给了安德罗波夫。

直到最后一刻，莫斯科都一直担心雅鲁泽尔斯基的神经会崩溃。12月间日阿里斯托夫、库利科夫和巴甫洛夫联合向政治局报告所有“X 行为”（实行军事管制）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鉴于W.雅鲁泽尔斯基优柔寡断和疑虑重重，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主教团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他可能拒绝作出最后决定并且会执行一条让步和签订协议的路线。根据目前情况，这样做对波兰统一。人党和波兰社会主义前途都是致命的。

12月12日，星期六，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请求在当晚实施X 行动，并得到了他们批准。然而，在华沙的克格勃机构仍然不相信雅鲁泽尔斯基会采取行动。雅鲁泽尔斯基对必须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防止团结工会把波兰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一事是否有道理一直感到苦恼。如果军事管制失败了，他深信所有负责实施军事管制的人均将“被送上断头台”。雅鲁泽尔斯基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只有将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巴甫洛夫也报告称，如果雅鲁泽尔俾基的神经崩溃，奥尔绍夫斯基将发起一次政变，但需要由莫斯科撑腰。奥尔绍夫斯基的行动计划包括立即逮捕团结工会领袖；禁止罢工和抗议活动；在农村征用食物；与苏联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在全国实施军事管制；以及封锁波兰边境。

巴甫洛夫认为，负责实施“X ”行动的基什恰克显得比雅鲁泽尔斯基要坚决得多。这使巴甫洛夫松了一口气。12月12日，星期六，基什恰克向克格勃提供了详细的行动时间表：晚上11点30分，全国电话通信将被切断；所有使馆将失去陆上通讯联络；一切与国外的通信联系都将被切断；边境全部关闭。没有常驻证的外国记者将被全部驱逐出境。逮捕将于半夜开始。4200人当夜将被拘留，另外4500人将于12月间日星期天予以“保护性拘留”。将要求瓦文萨前来与政府会谈，如他拒绝，即予逮捕。

早晨6 时雅鲁泽尔斯基将在广播电台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宣告成立“全国救国军事委员会”。为使百姓在星期日留在家中不上街，教会礼拜将——不寻常地——进行电视播放。如必要，12月14日星期一将放假一天。保安部队奉命在遇到严重反抗时可以开枪。但是，基什恰克警告称，胜利并无保证：。如果我们的行动失败，如果我们必须以身殉职，那么苏联就需要准备在其西部边境面对一个敌对国家，那里的领导人将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他们从一开始就会得到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支援，数量之大足可使他们断绝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很长时期内将出现倒退。

结果，军事管制进行得要比雅鲁泽尔斯基所期望的顺利得多。克留契科夫从莫斯科赶来亲自观察“X ”行动，他肯定也喜出望外。团结工会毫无防备，当保安部队前来逮捕时，它的主要积极分子大部分还在睡觉。最老的团结工会领导人兹比格涅夫。布亚克脱逃了逮捕，转人了地下，他后来说：“当局清楚地计划了一个反对工会的大规模行动。但我们从未想到有这么厉害。”关于波兰政府虚弱无力的谈论太多了，以致团结工会已开始相信自己的花言巧语。波兰人在星期天早晨醒来发现在每个十字路口设有军事检查站，军事管制实施文告贴满街头。雅鲁泽尔斯基清晨6点钟的广播讲话整天不停地播放，其间穿插播放肖邦的波罗奈兹圆舞曲和爱国乐曲。

电视观众可看到雅鲁泽尔斯基身穿军装，坐在办公桌后，身后有一面大的波兰国旗。他开始讲话：“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男、女公民们！我以一个军人和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向你们讲话！我们的祖国已面临深渊！”许多人认为他的讲话是一个警告，即只有军事管制才能拯救波兰不受苏联的入侵。

当天凌晨，瓦文萨在劳工部长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陪同下已被军事护卫队送往华沙郊区一所别墅。瓦文萨后来回忆说，他被称呼为“主席先生”，他们对他所处环境一切不便之处表示抱歉，别墅的大理石卫生间里的剃须刀已被取出，以防他试图自杀。当日下午，乔塞克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报告说，瓦文萨一直处于震惊状态，称他的团结工会主席职务已告结束，工会也将重新改组。他还宣称他愿意与政府合作。基什恰克将此好消息传给驻华沙的克格勃机构。米莱夫斯基得意地告诉巴甫洛夫和克留契科夫：“瓦文萨不能掩盖其害怕神态！”事实上，尽管瓦文萨对突然宣布军事管制一时不知所措，但他未必那样惊慌失措。他以前已被逮捕过不下十余次，他的妻子达妞塔为他收拾人狱所用的日用品也已习以为常了。

当瓦文萨被置于这所政府别墅中时，格莱姆普受到了波兰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国家与主教团联合委员会主席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和宗教事务部长耶日。库贝尔斯基的访问，他被告知即将实行军事管制。由于电话线被切断，他们没有打招呼就于凌晨3 点钟来到大主教宅邪，一个巡警反复按门铃，最后门内出现一丝灯光，格莱姆普被惊醒，出来一修女请他们进人。巴尔齐科夫斯基说：“整个事情有点像演戏。”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危言耸听的预测相反，格莱姆普没有表示要宣告发起一场圣战和想做“一个波兰的霍梅尼”的意思。米莱夫斯基告诉克留契科夫和巴甫洛夫说，格莱姆普反应沉着冷静，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尽管实行军事管制没使他惊慌，但他没有料想到在圣诞假日以前会发生。

当局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格莱姆普将于星期日下午在华沙老城杰修特圣母玛利亚教堂所作的布道。他们不需要担忧。格兰姆普的布道基调是一些告诫。他警告大家说：“在军事管制下反抗当局的决定会遭到严重的报复，包括流血牺牲，因为当局拥有武装力量……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人的生命更具有价值”。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写道：“主教的这些话使许多信基督的波兰人感到大大地忿怒，在此时，这些人正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追求他们认为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相反，雅鲁泽尔斯基感到一些宽慰。格莱姆普的布道在电视台反复播出，印刷在党报上，而且张贴在军营的墙壁上。

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祝贺他开始“X ”行动。克留契科夫、巴甫洛夫和库利科夫三人联合发自华沙的电报称，此项行动的第一阶段已全部胜利完成。他们认为：“但是最危险的日子是下个星期一、二和三（12月14－16日），届时团结工会一些未被捕的积极分子将会在工人和学生中间制造动乱。”雅鲁泽尔斯基告诉克留契科夫：“在以后两个星期，形势主要取决于市场供应情况。”对付团结工会最好的办法是圣诞节前波兰各商店的货物摆满货架。

他请求莫斯科尽可能快地发一批鞋子、儿童玩具和一些消费品来，“如果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那时应付波兰形势所需的费用比现在任何物质援助的费用都要多得多。”：在军事管制宣布实施后最严重的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卡托维兹附近的一座煤矿，那里大约有2000 多个工人静坐罢工。12月15日，星期二，直升飞机向矿内投掷催泪弹，同时内务部一些准军事性特别警察在40辆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工人发射橡皮子弹。然后公安部队开始袭击前来救护受伤工人的医生和救护车司机。7 名工人死亡，39名工人受伤；这些特别警察有41人受伤，但无一死亡。总之，伤亡人数比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克格勃所预计的要小得多。苏联干涉的威胁本身已证明在粉碎反抗中起到了有效作用，它的作用如同苏联在13年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该年年底，对军事管制的有组织的反抗实际上已经消失。波兰城市墙壁上涂写的标语显得很乐观：“冬天是你们的。春天将是我们的！”但是春天并没有真正来到，直到1989年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成立、及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瓦解后春天才真正来到。

雅鲁泽尔斯基将“X ”行动取得成功的功劳归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特别警察和内务部的其他人员。在12月31日内务部的一次会议上，他称赞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称赞行动官员的高昂士气和政治素质。雅鲁泽尔斯基对他们说，“你们是波兰社会主义的保卫者”。“波兰军队对行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主要工作是内务部完成的。”目前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地渗透到反抗运动的内部，提供“以最快速的方法来瓦解敌人”所需的情报。

雅鲁泽尔斯基在回答对卡托维兹及其他地方罢工组织者量刑“较宽”的问题时说，尽管他本人同意从严惩处，但也需要顾及公众意见：“假如我们给以极严厉惩处，譬如判以10至12年徒刑，人们就会说我们是在对团结工会进行报复。所以我们必须从轻量刑。”像往常一样，这次会议记录由华沙的克格勃机构上报给了克格勃总报。

据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提供给克格勃的自鸣得意的统计数字，在实施军事管制的一年中，共计破获701个地下反抗小组，其中有430个与非法的团结工会有关；10131人被拘留；400 多次示威游行被驱散；370 个非法印刷所和1200件印刷设备被查封和没收；120 万张传单被收缴；12处团结工会地下电台被封查。在这些行动中据说部署了约25万名公安人员，其中有9 万多名警察，3 万多名士兵和1 万多名志愿警察后备队。

然而，这些公安力量的部署数字大得令人怀疑，可能为了取宠莫斯科而大大扩大了。雅鲁泽尔斯基称赞所有参与实施军事管制的人是波兰社会主义的无畏卫士。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个最大麻烦是瓦文萨，由于他的世界知名度，无法对他进行装模作样的审讯，也不能对他如同对其他团结工会较不知名的积极分子那样施以暴行（但瓦文萨的妻子达妞塔和他们的小女儿们甚至受到蒙耻的裸身搜查）。当最初的拘留震惊逐渐消失之后，瓦文萨恢复其固有的战斗精神，拒绝与当局谈判。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最初的战术是试图说服瓦文萨听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的比较调和的政策，并派大主教的发言人阿洛伊齐。奥尔舒维克神父经常与他接触。奥尔舒维克最初由一个内务部官员陪同，后来证实此人是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教会处副处长亚当。彼得鲁兹卡上校。他三年后被扯进谋杀团结工会耶日。波比耶乌什科神父的案件中。瓦文萨并不喜欢奥尔舒维克。当他要求瓦文萨放弃反抗，与全国救国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时，瓦文萨大声叫道：“让他们跪着来见我！”波兰天主教徒一般从不向其神父们高声叫嚷，奥尔舒维克似乎已被震动。据瓦文萨称：他“指责我缺乏基督徒应有的谦卑，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相互习惯了”。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认为瓦文萨与奥尔舒维克的冲突有一个好处，即可以使他疏远格莱姆普。1982年4月基什恰克以明显的满意心情并带有一些夸张口气向克格勃报告称，格莱姆普“完全不再对瓦文萨抱有希望了”，并且认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们“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任何东西，一点也不从以前的立场上让步。”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还通报克格勃说，奥尔舒维克对瓦文萨的访问最终产生了“好效果”。瓦文萨后来承认，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当局商谈的条件，“最后使他自己同意教会的立场”。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还对瓦文萨使用过一些较直率的方法来影响他和破坏他的名誉。70年代初瓦文萨在造船厂当电工时，曾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有过接触。在90年代初共产主义政体崩溃后所发现的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文件中有一份代号为博莱克的档案，其全部内容尚待披露，其真实性也待确认，但据认为其中包含瓦文萨作为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线人角色的详细内容。据有的报告称，其时已担任波兰共和国总统的瓦文萨在1992年看到文件的复印件后，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承认曾在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三份或四份”询问记录上签过他的姓名，但请求对他在波兰安全与情况局逼迫下在70年代作为线人的困难处境给予理解。最后，据称瓦文萨经过进一步考虑后，又将此声明撕毁了。

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并没有透露关于瓦文萨在70年代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合作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些档案透露出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瓦文萨被拘留后曾对他进行威胁，“提醒他过去他们给他付过钱，并从他那里获得过情报”。如果瓦文萨果真在某一时期当过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受雇用的线人，那就不难想像他如同成千上万其他为苏联集团安全部门工作的线人一样所受到的压力。基什恰克告诉克格勃称，瓦文萨与一位声称是他以前的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联络员对质时，他们之间的谈话均被录了音。

由于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并不想大肆宣扬其自愿和非自愿线人的巨大网络，它仅在积极措施中有限地利用瓦文萨过去与它的联系来损害瓦文萨的名声。此外，它还捏造了许多事件，企图将瓦文萨描写成一个贪婪和出言不逊的贪污分子。为使其捏造增加真实细节，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偷窃了一盘在9 月29日庆祝瓦文萨生日那天由其兄弟斯坦尼斯瓦夫所录制的磁带。11月11日是波兰独立周年纪念日，瓦文萨从拘留所释放。波兰广播电台把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通告与释放瓦文萨的消息同时播放，莫斯科对此大为愤怒。基什恰克试图对巴甫洛夫保证：尽管已将瓦文萨释放，但仍掌握着若干有力措施可对他进行软化。雅鲁泽尔斯基告诉阿里斯托夫已收集了一些材料来损害瓦文萨的名誉（其中包括一些黄色照片，如瓦文萨与一个情人的照片），表明他是“一个诡诈、卑鄙和野心勃勃的人”。雅鲁泽尔斯基称瓦文萨已经失去了他在拘留前所具有的一半权威。尽管他仍有一种潜在的威胁，但他不再拥有团结工会这个基地，也不能重建他与教会以前的联盟了。

莫斯科还是很不放心。自军事管制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以来，以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许多怀疑重又产生。隐藏在雅鲁泽尔斯基随从人员中的一个克格勃特工把雅鲁泽尔斯基描绘成“波兰大地主的后裔”，对劳动人民毫无同情心，又称：“他有亲西方倾向，身边全是些波兰大地主后裔和有反苏倾向的将军。”这个特工（可能是一个排犹分子）还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与“波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代表有联系，有必要对他本人进行考查，看看他是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与此形成对照的情况是，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大使的劝告“实际上不予理睬”。

克格勃机构和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在1982年的报告中不断指责雅鲁泽尔斯基对波兰领导人中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人极为宽容，在这些人中的首要分子是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他面对反社会主义势力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深深的疑虑。据报道，拉科夫斯基在6 月间曾告诉部长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处于病态。军事管制可以克服反抗的高潮，但广大人民的态度并未有明显的好转。”天主教会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对抗政策只能是一种“冒险主义”。拉科夫斯基在6月22日的一个报告中断言说，在波兰学校中有10万名有敌意的教师，你是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开除。据说雅鲁泽尔斯基曾对米莱夫斯基说：“我知道拉科夫斯基是个下流坯，但我还需要他。”可是，阿里斯托夫在6月29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一个电报中却说，将拉科夫斯基和持有相似观点的一些人留在波兰领导层“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不仅是一个战术行动，并且也是一个战略方针，因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他们具有共同的立场”，“因此，在现阶段继续对W.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施加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巴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继续催促逮捕和审讯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巴甫洛夫于7月7日与基什恰克在一次会议上斥责内务部的政策和波兰安全与情报局“软弱，犹柔寡断”。基什恰克回答说，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有4 万人，无法把他们全部起诉。4 天后，阿里斯托夫将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函件带给雅鲁泽尔斯基，并重复苏联进一步镇压的要求。雅鲁泽尔斯基争辩说，要审讯瓦文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引起国际和波兰国内的强烈抗议，而如果审讯反对派领导人却不包括瓦文萨，则将有损其可信性。

波兰在12月决定暂时中止（不是正式结束）军事管制，在莫斯科引起了可以预料的惊愕。当阿里斯托夫敦促继续实行军事管制时，雅鲁泽尔斯基却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这些话被及时报告给莫斯科）：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掩体内，我们不能继续实行军事管制了；我们要寻求与人民进行对话……格莱姆普最近的声明甚至可以刊在人民论坛报（党报）上。他呼吁镇静、克制和采取现实态度……当然我们正在与天主教会玩着游戏；我们的目的是消除它对民众的不利影响。教会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依旧不同。然而，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共同利益来稳定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和党的地位。

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的态度自一年前“X ”行动以来已变得明显地不那么顺从了。驻华沙的克格勃报告说他有一次宣称：“如果苏联同志认为苏共中央波兰处能如盖莱克时期那样制订波兰政策，那他们就错了。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那样的）日子早已过去。”在勃列日涅夫死后的初期，苏联领导人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印象是好的，感觉他们的作风不那么盛气凌人。他于1982年12月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会晤后告诉基什恰克说：这是两党和两国领导人在真正平等地位上的谈话，不像过去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那样只是听他的独白。在这次持续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安德罗波夫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考虑到波兰的特殊情况。波兰的问题并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然而，安德罗波夫对波兰领导人中仍有拉科夫斯基及其稳健派同事巴尔齐科夫斯基表示关切。雅鲁泽尔斯基请安德罗波夫相信他还需要他们在位一段时间。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安德罗波夫对波兰情况这么熟悉完全是由于得到了驻华沙克格勃机构的报告。

驻华沙克格勃机构对波兰领导人中的修正主义倾向深为怀疑。它在1982年末给中心的电报中称：拉科夫斯基继续对雅鲁泽尔斯基施加影响。他们经常会晤，交换意见，不仅在办公室，还在家中。拉科夫斯基是雅鲁泽尔斯基从莫斯科回来后立即会见的第一个人。克格勃对雅鲁泽尔斯基的不信任在1983年不断增加。驻华沙克格勃机构报告说，雅于1月12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十分危险的失败主义的演讲：盖莱克的关于统一波兰人的道德和思想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等口号全是幻想和梦境。我们是一个多党体制。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不平衡，但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也不平衡……在（目前）情况下，战术要胜过战略。

甚至列宁在他事业的不同时期也采取过战术退却。雅鲁泽尔斯基主张波兰也必须这样做。巴甫洛夫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打算退却得很远。由于波兰政府屈服于教会压力而同意约翰。保罗二世于6月第二次来波兰访问，使得这种后退的危险性大大增加。据巴甫洛夫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整个国家内的主教团和右翼势力力图影响雅鲁泽尔斯基，并用教会权力去吓唬他。有很多迹象表明右翼和教会在这方面正在得逞。

雅鲁泽尔斯基屈服于右翼压力的一些使人忧虑的迹象是，他愿意将家庭农场和土地私有权载人波兰宪法。苏联大使馆将2月1日送交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一份题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社会危机发生的原因与后果”的报告斥责为“资产阶级方法论”的产品：（该报告）将波兰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的本质贬为当局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蓄意排除了分析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以及这种势力与西方的意识形态颠覆中心的关系的可能性。报告中对苏联帮助恢复和发展波兰经济竞然只字未提。

苏联大使馆收到该报告的清样，并作了大量疏通工作后，退回了该报告。有关方面同意修改，在报告中强调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所谓成就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取得的。然而，阿里斯托夫继续抱怨“思想工作仍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活动中一个极不受重视的方面”，而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未能控制住“党内修正主义右翼机会主义倾向”。有关的新闻报导具有较浓的修正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色彩，而苏联教科书的波兰文本则被公开贬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概念，说什么苏联模式不适用于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解决矛盾，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了。

随着约翰。保罗二世返回波兰的日期日益临近，华沙和莫斯科官方的心清也日趋紧张。1983年4月5日巴甫洛夫将基什恰克请求“与教皇访问有关的物资和技术支援清单”转送给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计有：发射橡皮子弹的步枪150支，2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用于运送便衣人员和监控设备的汽车300 辆，军用帐篷200 套以及各种医药用品。据巴甫洛夫称，基什恰克诚惶诚恐，叫嚷他没有“信赖的人了”。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梵蒂冈的线人报告，尽管为约翰。保罗二世草拟的声明通常是比较温和的，但他常常不照稿子念而即兴发言、自由发挥。基什恰克怕他在波兰也这样做。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感到乐观的惟一点是教皇自一年前被暗杀未遂以来健康状况不佳。基什恰克说：“目前，我们只能梦想上帝可能尽快地把他召回天国。”基什恰克迫不及待地寻找任何表示教皇来日不多的迹象。据他传往中心的一个不大可靠的报告称，约翰。保罗二世患了白血病，但他用化妆品来掩盖他的病态。两年前，克格勃还接到来自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类似的不准确的报告称，教皇患了脊柱癌。

大约在基什恰克请求克格勃援助的两个星期后，阿里斯托夫报告说，有进一步迹象表明，波兰当局在罗马教皇的压力下日趋软弱无力。最初他们拒绝同意在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两地召开大型露天群众大会，现在他们已作出让步同意在这两个地方开会——从而会冒“在工人阶级中煽动宗教狂热”的不可接受的风险。

1983年6 月16日教皇来临前夕，地下刊物《马佐夫舍》周刊表达了一个愿望，即教皇的访问将“使人民能够冲垮绝望的障碍，如同他1979年的访问使人民冲垮恐惧的障碍一样”。约翰。保罗二世满怀激情回到故乡后在华沙机场的头几句话首先是向被政府监禁和迫害的那些人致意：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自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群情激奋）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但是我要求他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在此后的9 天中，约翰。保罗二世如同4 年前第一次访问时一样，人们在每一个阶段都清楚地看到他的无限精神权威和名声扫地的一党制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鸿沟。甚至雅鲁泽尔斯基在贝尔维德总统府绚丽的环境下第一次会见教皇时也有这种感受。尽管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后来他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皇，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

对数百万波兰人来说，这次访问对每个人都同样无法忘怀。很多人从波兰各地步行前来觐见约翰。保罗二世，路途中常常露宿在马路边上。凡是教皇停留之处，总有不少于50万的人民群众在等候着他。基什恰克抱怨道：“我们必须对付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教皇，真不幸，我们必须在波兰来对付他！”尽管教皇在他访问波兰期间不能会见非法的地下团结工会领袖，但他派出一个名为亚当。博尼奇基的人作使者，在他到达之前就去看望他们并传达他对他们的感激和敬仰之意。最初，当局不允许瓦文萨去会见教皇；后来，在教皇访问的最后一天，他们让步了，让瓦文萨飞往泰特拉山会见教皇。当时有一幅地下漫画，画的是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特工人员伪装成绵羊和山羊，拿着麦克风，试图偷听谈话。

教皇访问一个月后，军事管制正式宣布结束，但这丝毫无助于修补波兰政府的受损名声。在1980年8月签订的全国协定三周年时拉科夫斯基访问格但斯克造船厂并对工人作了演讲，但这也无济于事。当拉科夫斯基宣称团结工会已告死亡和瓦文萨也已是过时的人物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团结工会一群质问者重重包围。他在这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中说，拉科夫斯基及其同事利用1980年罢工来使盖莱克下台并为自己向上爬铺路，瓦文萨通过批判他们把人们团结在自己一边。或许是格但斯克的这场灾祸最终使波兰政府播出由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于前一年年底所策划的诽谤瓦文萨的录像带。波兰安全和情报局暗中设置的摄像机所偷拍到的录像是关于瓦文萨在他生日那天与其兄弟斯坦尼斯瓦夫共餐时的情景。这部以此录像为基底的片名称为“金钱”的伪造文献片，企图用来表明瓦文萨的贪婪和腐化。片中的对白是用瓦文萨公开谈话的语言、与其生日祝贺时所偷拍的录像片断以及由一个华沙演员模仿瓦文萨的讲话等拼凑在一起制成的。

米特罗欣看到的波兰档案完得过早，以致不能确定谁早在一年以前就采取此项积极措施了。基什恰克后来企图把它归咎于其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下属亚当。彼得鲁兹卡，但他肯定是批准使用录像的人中的一个。录像片中有一段捏造的关于瓦文萨在西方的所谓财产的对话：

莱赫。瓦文萨：你知道一共超过100 万美元…。。必须有个人将它取出放到别处。可是这笔款不能带进国内。

斯坦尼斯瓦夫。瓦文萨：不，不，不！

莱赫。瓦文萨：这样，我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来到这里，这位神父想出一个主意，他们可在那家罗马天主教会的银行开个账户……他们给15％利息……应有个人管理它，在梵蒂冈开一账户。可是我不能碰它，否则，我就成了瓮中之鳖。所以你可……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采取积极措施的部分目的是粉碎瓦文萨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模拟瓦文萨声音的那个演员以瓦文萨的身份说这项奖值很多钱，然后接着抱怨道：“这项奖金不给教会，那我应该得到它！但教会进行于预。”

他的兄弟说：“是的，因为他们又提名教皇了。”

然而，在10月15日，传来了瓦文萨果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为了反击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将他描绘成一个腐化的敛财者的企图，瓦文萨宣称，他已将奖金捐献给一项教会计划，用来帮助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安德罗波夫尽管这时重病在身，仍禁不住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给雅鲁泽尔俾基发出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教会又在大兴对瓦文萨的狂热崇拜，给他启示并鼓励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说教会正在与党进行新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能作出让步……

雅鲁泽尔斯基显得似乎不为所动。一个月后他写给约翰。保罗二世一封值得注意的信，该信称他迄今尚未忘怀他访问波兰时与他的交谈，“尽管对交谈的评价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差异，但两人都衷心关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

1984年4 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两个月，雅鲁泽尔斯基被召到停在边境城市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一节火车车厢中进行另一次秘密会见，这次与他谈话的人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 月2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了此次会见的不祥情况：关于对波兰教会的态度，（雅鲁泽尔斯基）把教会描述为一个同盟者，如果没有教会则不可能有进步。关于对教会阴谋进行坚决斗争的话，他只字未提。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宣称，教会在波兰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攻势，“鼓舞和团结了共产主义的敌人和一些对现行制度不满的人”。

11个月后继任契尔年科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颇有预见性的。他说：“依我看来，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雅鲁泽尔斯基的真正意图。或许他希望在波兰有一个多党制的政府。”

如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以及后来的一样，波兰危机的每个阶段都受到实施“进步”行动的特工人员的监控，并且有迹象表明，如同在捷克一样，至少有少数特工人员成为改革派的同情者。尤为明显的事例有瓦连京。维克托罗维奇。巴兰尼克（代号奥尔洛夫）及其妻子斯维特兰娜。米哈伊洛夫娜（代号奥尔洛娃），他们自1978年以来，多次用伪造的西德护照前往波兰执行任务。

1982年夏天奥尔洛夫给中心发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波兰一党制政府的性质：

没有合法的反对党，结果就导致这样的事实：只有会说“是”的人才能成功。凡是与领导意见相左的意见，不但不予讨论，甚至被加以压制和排除。

整个统治阶层，无论个人或团体，无不为夺取高位、肥缺和其他好处明争暗

斗。这样，如果全面考虑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的话，这个官僚政党根本不能领导这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无创造性和自由进取心，这个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它将成为官僚主义的牺牲品。

米特罗欣所收集的文件并未记录中心对此的忿恨反应。然而，毫无疑问，有其他一些特工人员私下赞同奥尔洛夫的看法，他能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早在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勉强承认，对波兰反革命的惟一有效的防卫方法就是以苏联的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种恐惧是基于对1956年布达佩斯、1968年布拉格和1979年喀布尔的记忆。但是这一资产的价值正在日渐下降。政治局在1980年悄悄地转而不主张侵占华沙，从此就采取了以虚张声势为主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不能持久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权，加速了虚张声势的唬人政策的末日的到来。他作为总书记最初与东欧一些领导人会晤时警告说如果他们与他们的人民闹翻了，不要指望红军来援救他们。在1986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工会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较正式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尽管东欧各国政府可能不愿与他们的老百姓共享此项秘密，但老百姓发现这个秘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到他可能正在为东欧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而开辟道路。他希望当这些强硬路线派坚持不下去时，由一些急于仿效莫斯科的改革的年轻一代来继任。和平时期的错误估计很少有如此重大的后果。苏联集团中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如果苏联红军在军营里按兵不动，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要灭亡”。

走向终结的游戏已在波兰开始。1989年初，波兰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工人又开始动乱，政治局商讨了一些新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预示着会爆发类似1980年的不满情绪。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考虑再度实行军事管制，他深信这将导致比1981年更大的伤亡。他认为惟一的选择是与仍处于非法地位的团结工会进行会谈，以求得到其协助来维持和平。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得到1981年持强硬路线的主要分子之———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的支持，但他要使其建议在政治局内通过，只有用辞职来进行威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协商，团结工会终于重新成为合法，并在6 月份参加大选。按照有关规定，估计共产党会获得多数票，团结工会也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使政府和反对派都感到意外的是团结工会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票。在几个月之前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宣布团结工会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瓦文萨是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公民”。在共产党失败后，他告诉这个即将下台的政府说：“这并不是仅仅失去选举，先生们。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游戏的终结比所有人们设想的都要来得快些。戈尔巴乔夫在9 月间访问东柏林，出席了庆祝已经日暮途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这次访问使人们消除了对莫斯科能否容忍撤换掉老的共产主义卫士的残留怀疑。他告诉昂纳克说“在政界，生活将严厉惩罚那些落伍者”。这些话很快被苏联代表团公开了。

昂纳克本人6 个星期后就下台了。甚至当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明显地处于危险境地之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从他的立场后退。他派他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到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都“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一个观点：我们不准备干涉”。雅科夫列夫后来说：我们告诉他们：请作出你们自己的打算，但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军队即使驻在那里，也不能动用，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留在军营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狂喜的东德群众N 月9 日蜂涌而至跨过柏林墙后，在当年的最后7 个星期中，东德的一党制政权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克格勃面对苏联集团的崩溃远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沉着。尽管克格勃想出了一些积极措施企图拼死挽救共产党政府的垮台，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得到实施。据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莱昂尼德。舍巴尔申称，我们曾告知东欧一些领导人要他们保护自己。他抱怨说：“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苏联，从不打算自立，他们被抛向了狼群。”

第三十一章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到。1998年俄罗斯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这样想的）显然是幼稚的。不过，那种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专制政权（仅举这两个例子）时可以忽视情报部门的作用，同样也是幼稚的。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对于情报作用的不重视已不多见了，得还不能说没有。新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情报的作用以及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利用（或者滥用），他们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们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要做的研究工作还很多。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重要。

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

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候监听。

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

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代人中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大权威，但直到回1962 年他还写道：“几乎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承认曾企图危害斯大林及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必要怀疑他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的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部门——国家安全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据假装客观的苏联官方历史称，是“帮助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并巩固一种自由的内政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沿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系列驯服的一党专政国家。在所有苏联集团国家，效仿苏联国家安全部而新成立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在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告密者的数量比纳粹德国时期还要多七倍。和东德的情况一样，很多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仅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是前克格勃间谍。

尽管斯大林以后时代的“人民公敌”被克格勃降格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对他们的压制手段也不如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但针对他们的行动依旧是毫不留情的。

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入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富。

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疗”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

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

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年7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家”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术家”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倒把”（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证据。

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

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关）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庞大的间谍网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年底将他处决了。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谢列平在1958到1961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他精力充沛，而且相对较为年轻。他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野心，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要密谋篡权者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实际上也靠边站了。

70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逐渐把苏联大权揽人自己手中，他的手段比贝利亚或者谢列平要高明得多。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逐渐建立起当然继承人的形象，并于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然而，无论是在亨利。基辛格长达2000页的回忆录（1969－1977年）中，还是在接替基辛格在1977—1980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关于他任期的回忆录中，对安德罗波夫都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夫也同样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1991年8月他发动意在推翻戈尔巴乔夫、建立一个强硬派政府的未遂政变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但像贝利亚一样，克留契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虽然在此之前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而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的加强这一统治的努力，却反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崩溃。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给予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后继部门——的首任长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关注之少，也是令人惊异的。就在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前夕，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专著，并受了广泛的好评，而就在这本专著中也只字未提到普里马科夫。到了1999年春天，尽管普里马科夫声称自己没有接替叶利钦的野心，而民意测验却表明，在所有可能参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普里马科夫的呼声是最高的。显然是因为觉得普里马科夫的权力太大了，叶利钦遂于1999年5 月罢免了他。

 契卡及其后继者不仅对于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权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吉姆。菲尔比曾在克格勃的一次讲座中说：“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是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

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害者，惨遭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了解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盟国的秘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掌握的自己谈判对手的底牌，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要多。斯大林了解很多高度机密的英国和美国文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丘吉尔和罗斯福甚至都没让他们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知晓。虽然在英国只有六位内阁大臣知道英国高级技侦处的存在，而斯大林却对它了如指掌。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曼哈顿计划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45年4月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才知道这一计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英国有个高级技侦处），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知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1945年7 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他当然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比杜鲁门要早得多。

美英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美国人研究成功了“维罗娜”解码，破译了几百名苏联间谍的代号和关键线索。对此斯大林也比大多数美英决策者知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过“维罗娜”一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以外，艾德礼内阁的大部分人也不知道“维罗娜”一事。由于美国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甚至中央情报局也是到了1952年末才知道有“维罗娜”的存在。然而苏联克格勃总部早在1947年初就通过隐藏在美国技侦情报机构——陆军安全局的威廉。魏斯班德得知了“维罗娜”的消息。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对于冷战初期美国最大的情报秘密的了解比美国总统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早了五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在对苏联的盟国进行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战胜利后克格勃的一些间谍仍然在这些盟国中潜伏了下来，这使得苏联对其情报机构在冷战中针对“主要对手”及其北约盟国的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克格勃的战后战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企图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站网络，并招募新一代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重现战前“大特工”时代的辉煌。直到1980年初，中心还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公开情报站之外，再建立6 个秘密情报站，每个情报站都控制着打入里根政府心脏的若干名间谍。事实证明它的计划实在过于乐观了。

战后，克格勃打入“主要对手”权力部门的大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战术性胜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失败告终。至少在60年代初以前，克格勃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情报来源还是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渗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曾有着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神话般的形象，这一形象激励着剑桥“五杰”和与他们类似的美国间谍为之效力，然而到冷战开始时，这一形象却开始迅速失去光彩。60年代后期，大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革命分子与他们战前的前辈们不同，他们不再崇敬衰落的共产党，而是崇敬新生的左派力量，这一新左派似乎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越来越衰老的领导层抱有深深的怀疑。

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发展间谍和招募出色侦探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共产党二战后在美国和英国的衰落，苏联情报机构失去了这一来源。二战结束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是克格勃在西方培养间谍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这两个西欧国家里共产党的势力最为强大，而且都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显示，克格勃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的间谍中，服务时间最长、同时可能也是最多产的间谍是茹尔和达里奥。他们在战后初期就进人了各自国家的外交部。

50年代，克格勃从欧洲大陆北约主要成员国所获得的高等级情报的数量可能已超过从美国和英国所获得的了。对法国、意大利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部及其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渗透，除获得了大量外交文件资料外，还为克格勃的密码破译人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冷战期间（如果不能说是整个时期的话，最起码是在绝大部分的时期），中心认为其重要程度足以上交中央委员会的解码电文每年从未低于10万份。从整体来看，在冷战期间，由于德国分裂以及从东向西的难民涌人，联邦德国成了最容易受到间谍渗透的北约主要成员国，为过克格勃在这方面成功的数量不及其盟友东德。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京特。纪尧姆在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维利。勃兰特开始实施其东方政策之时）成功地成为西德总理的助手，这是冷战期间意义最为重大的情报杰作之一。

尽管中心从北约国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高等级情报，但它却从未对它的成绩满足过。在欧洲，如同在北美一样，中心从未放弃冷战早期培养新一代“大特工”的野心。在70年代，中心打算寻求一批理查德。佐尔格式的人物，并取得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许诺，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然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档案资料表明，他们没能找到几个佐尔格之类的人物，甚至可能连一个也没有找到。到了70年代中期，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力量仍很强大的西欧国家里，最聪明的党员往往都是些持有非正统观念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盲目虔诚地准备为“劳动者的祖国”献出自己生命的亲苏派。当面对西方的生活现实时，一些苏联特工也难以保持自己的思想信仰。随着冷战的深人，克格勃那些最好的间谍变得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如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而不是思想信仰（如吉姆。菲尔比）。

但是，在克格勃总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西方生活经验的领导的压力下，世界各地的情报站却不得不设法去与西方一些主要的政治人物拉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极不现实的毫无希望的人员招募计划（无疑都是获得政治领导同意的），试图将哈罗德。威尔逊、维利。勃兰特、奥俾卡。拉方丹、赛勒俾。万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西方高级政治家招募为间谍。面对这些及另外一些失败，克留契科夫不是采取更现实一些的招募政策，而是用更加官僚化的手段，要求写出更长的报告，填写更多的表格。1985年4月，当苏联驻世界各地的特工收到中心新设计的调查表时肯定在暗暗叫苦，克留契科夫指示他们以此为基础，写出有关被认为是可能的“发展对象”的西方政治家与其他重要人物的报告。调查表上共有56个问题，许多都极其繁琐。比如，调查表第4 栏第14个问题要求提供以下情报：生活方式；嗜好、娱乐方式、品味；爱看哪些作家的书籍；戏剧、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特别喜欢的东西；收藏；体育方面的兴趣（骑马、打猎、钓鱼、游泳、国际象棋、足球、游戏、开车兜风、驾船出海，等等），赢得的奖项；散步；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喜欢什么风味的食物，等等。

另外55个问题也都包含有类似的不厌其详的询问，从‘有损调查对象形象的信息“到”调查对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若要按此调查表完成对某个”西方重要人物“的调查，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可能需要进行数月的调查。

中心在政治情报领域的主要缺陷并不是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在于情报搜集，而是在于它对所搜集的情报的分析能力。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中心每天将一份收自各情报站及其他渠道的国外情报报告摘要送交克里姆林宫，除做一些敷衍塞责的说明外，一般都不会多做解释，担心那样会与政治领导们的观点相左。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二人都愿意自己给自己充当首席情报分析家，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很不称职。

勃列日涅夫与他们不同，他不愿把时间花在分析情报及其他任何信息上面，这样就给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比他的任一位前任都大的用武之地——递交他的情报判断。

情报判断在斯大林时期是最差的。斯大林本人对于无视有关1941年德国入侵的多次警告情报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执导致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判断失误——其中包括战争期间荒唐地认为剑桥“五杰”（克格勃的一批最有才华、最能干的间谍）是英国精心策划的大骗局的一部分。虽然斯大林死后的情报分析再也没有偏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冷战期间的一些紧要关头，克格勃总要用阴谋理论来取代客观判断。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不到一年，就开始向政治局提供歪曲事实的情报判断，目的在于加强政治局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决心。他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试图在苏联阵营中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这一成见，所以他对于任何与此成见不一致的证据都不愿多加考虑。

1968年，中心销毁了华盛顿情报站获得的美国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并没有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的操纵。

在60年代早期与80年代早期，中心都认为美国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击。虽然苏联一些驻西方国家情报站的情报官——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要比苏联领导人及克格勃主席多得多——私下认为这种担忧纯粹是无中生有，但他们却不敢公开反驳克格勃总部的判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虽然认为克格勃要求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协助调查这些莫须有的美国先发制人的突击计划纯属浪费时间，但他也知道向莫斯科抱怨是没有用的。“这些指示，”他说，“像来自上面的其他指示一样，是没有什么讨论余地的。”

苏联的情报分析所以失真，常常被扭曲，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内部对所有反对意见的不信任。因此苏联在解释其搜集的政治情报方面就面临比其西方对手更大的难度。尽管苏联领导层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但如果他们的曲解受到其情报报告的挑战，他们就会大动肝火。

苏联体系内的不同意见总要面临被指责为叛变的危险。30年代后期那些敢于公开表达意见的情报人员一般都死于非命。即便在斯大林以后时期，敢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情报人员不再面临生命威胁，但他们的前途——像米特罗欣那样——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社会在从人力资源中搜集情报方面比开放性社会具有内在优势，因为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安全与监视方面无一例外地要比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首都的水平低。

但从另一方面看，一党专政国家在情报分析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缺陷，因为分析家们一般都不敢对党内的统治者讲他们不爱听的话。

在30年代，外国科的情报报告撰写人员虽然要注意避免伤害政治领导们的感情，但他们知道如果向上面提出英国反苏阴谋的证据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们同样知道，把美国当做替罪羊，不会冒任何风险。克格勃一位PR线官员在1991年未遂政变几周后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把一切都推到美国人头上，便会平安无事”。因此，苏联领导人所得到的情报报告非但不能修正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识，反而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能显示其关于西方的“新思维”的最为确实的迹象就是他批评第一总局政治情报报告中的传统偏见。中心在1985年底不得不发出严厉指示，“在送交苏共中央及其他领导机关的信息与情报报告中，决不许歪曲事实真相”。这是对克格勃完全遵从于苏联前领导人所期望的政治上正确的标准的彻底否定。

然而，这些情报报告不管如何歪曲事实，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对于理解苏联对外政策还是必不可少的。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尤其在古巴导弹基地问题上的那场极其危险的赌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美国对苏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错误情报的影响。70年代，安德罗波夫权力的增大以及他与葛罗米柯及乌斯季诺夫在制定政策方面所形成的“三驾马车”，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总部的情报分析工作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有力证据。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后，言辞越来越具警示性，最后甚至谴责里根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过度的军事狂热”。如同在60年代早期那样，这也反映了中心那危言耸听的情报分析——（根本不存在的）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击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谴责了克格勃的情报分析，但他最终还是要依赖对外情报来重新调整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他1987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破例带上第一总局局长以及随后又很欠考虑地任命克留契科夫为克格勃主席的原因。

接替克留契科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的舍巴尔申认为，对外情报报告现在已克服了以前那种要求政治上正确但却歪曲事实的缺点。然而，当苏联制度于1990—1991年间开始崩溃的时候，某些旧的反美主义的阴谋理论又开始抬头。美国及其盟国分别都受到克留契科夫及其他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指责，有的被指责污染苏联进口的小麦，有的被指责试图破坏卢布，有的则被指责阴谋分裂苏联，训练间谍以便破坏它的经济、政府与科学研究。

苏联制度对科技情报的消化吸收要比政治情报容易得多。虽然西方政治在本质上对一党专政国家具有颠覆性，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没有这种颠覆性。“外国的技术成就”是在1925年由捷尔任斯基首次确立为苏联的情报目标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已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正是因为针对英美制造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把所需的科技秘密带回给斯大林及克格勃总部，苏联的军事技术才得以不落后于西方。如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苏联的早期雷达、火箭技术以及喷气推进技术等都主要是依靠学习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对西方科学家比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更信任，苏联的技术创新一直要等到其被西方的经验证实后他才会相信。

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科技的大量注入是苏联的一大怪现象的成因之一，人们对这种怪现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一方面它有能力保持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婴儿死亡率与另外一些社会贫困指标却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苏联武器系统与西方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它在任何其他经济生产领域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内部对武器的高度重视，而且还在于情报人员在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商业部门比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1985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主动投诚使克格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了一个重要间谍，但在此之前很久，克格勃就已经在美国的国防业务承包商中用金钱收买了一批间谍。伴随苏联间谍渗透而来的是对美国一些头号公司传真通讯的被窃听。在80年代早期，华约集团使用的武器系统大约有70％是基于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冷战的双方都在依靠美国的科技，依靠程度之大令人震惊。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至少后者是在最初时期）都看到科技在非军事领域的作用更大，它是振兴整个经济的关键。然而，尽管T 局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在结构上的缺陷严重地限制了西方科技秘密的经济效益。与苏联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掣肘所对应的是，苏联经济的僵化及其对革新的抵制（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比）。因此便有了80年代经济上的怪现象：尽管拥有大批优秀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严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

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正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X线却发现俄罗斯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绩。中心最终还有一个比在西方搜集情报更为重要的任务。契卡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6 个星期后成立，其任务是“以革命的方式肃清反革命分子”。在这个第一位的任务——保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派——中，契卡及其后继部门都做得特别出色。

从20年代起，针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展开了。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中的作用，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竟被官方奇怪地忘记了。如同克留契科夫和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某些高级官员一样，俄罗斯国外情报局也坚持说国外情报局没有介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及违背人权的行为。事实上，它是涉及此事的核心部门。在苏联阵营内部，在对付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国内机构与其国外情报机构的协调行动不断得到加强。

1956年匈牙利暴动遭苏军坦克镇压后不久，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粉碎后不久，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曾对这个自由的魔鬼能否尽快地返回瓶中而感疑虑。事实上，一党专政的政权所以能非常快而成功地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恢复，主要是靠了苏联克格勃及其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行的支持。从1968年之后，苏联阵营中的民意状况受到了特工的严密监视。这些特工经验丰富，他们扮做西方游客与商人，探查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并假装同情他们。在汇报这些“进步”行动的结果时，第一总局还敢讲一点以前进行情报分析时不敢讲的实话，比如它报告了苏联民众对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克格勃在外国的首都同样积极地开展反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克格勃驻西方国家的情报站担负着一项长期任务，即尽可能多地搜集可用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材料：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积极措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之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观点分歧与冲突、这些不和产生的原因，加剧这些不和的可能方法、以及有损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名誉的具体把柄（如酗酒、不道德行为、事业上的滑坡，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特务机构及意识形态主管部［二有联系的事实等等）。

国外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的主要支持者。克格勃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

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

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

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

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优势。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从潜在意义上讲，冷战期间克格勃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来自有组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宗教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所希望和预计的那样消亡。尽管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但苏联领导却不得不伪善地宣布尊重宗教自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彻底根除宗教活动的努力被更为狡猾的迫害形式所代替，他们想借此使宗教活动不断衰落，并排斥信教的人。在苏联东正教中，克格勃能够依靠其渗入教会管理层的间谍。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少数大胆的东正教牧师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但若想宗教自由在苏联国内得到进展，受迫害的基督徒需要得到全世界教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克格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的间谍非常成功地让该组织把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而不是苏联阵营中的宗教迫害。1975年，间谍阿达曼特（尼科季姆大主教）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6 名会长之一。

克格勃重视控制宗教异端并拒绝西方对受迫害的苏联基督徒的支持不是没有道理的，波兰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能说明这一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从来没有能将天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早在70年代初期，克格勃就认定科拉克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反对派，他在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上都不愿意妥协。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想逮捕他，但他们又害怕这样做会引发波兰国内与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沃伊蒂瓦于1978年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个事件给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打击——并最终给整个苏联阵营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他1979年带着胜利的喜悦访问波兰的时候，失去信誉的共产党政权与首位波兰教皇那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之间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自由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克格勃早期对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担忧，即如果让他们将其“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下去的话，将会给苏联政权带来危害。1989年萨哈罗夫从国内流放中解放出来并获准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年，他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成了“毫无疑问的杰出人物。”70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现在都被坚定地提上了政治日程。

只有当克格勃那庞大的社会控制机构开始被拆除的时候，它对苏联生存的重要意义才得以完全清楚的展现出来。1991年8月发生了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为目的的军事政变，以克留契科夫为首的政变发动者们在声明中暗示，由于克格勃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从而才动摇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基础：所有层次的政权都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对国家各级机构的恶毒嘲弄正日益滋长。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

政变策划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再想让时钟倒转已为时晚矣！“如果政变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发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它或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克格勃的威慑力量的作用削弱了，以前它能够将莫斯科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却不能了。

大量的群众——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能集中起来的——聚集在莫斯科“白宫”（叶利钦的总部）外面，保护它不受攻击。他们后来又围在鲁比扬卡四周，在一片欢呼声中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基座上推翻在地。

当时，苏联崩溃的速度令所有观察家惊愕不已。然而，现在看来，最值得一提的倒不是共产党政权在1991年底的突然灭亡，而是它竟然能维持近75年之久。如果没有克格勃在冷战期间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共产党时代可能要短暂得多。克格勃是苏维埃制度中名副其实的“剑与盾”。它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维持了20世纪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政国家。

随着一党专政国家的崩溃，克格勃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大部分土崩瓦解了。

在叶利钦当政的俄罗斯，虽然克格勃国内各局（被分别重组为国家安全部、反间局及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但第一总局的继身，新独立出来的国外情报局的影响力却恢复得很快。而且，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比前苏联任何时期的第一总局都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1993年，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发表了一篇报告，抨击北约的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他是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对西方采取一种更软弱更温和的路线时说这番话的。在叶利钦总统1994年9 月访问华盛顿前夕，普里马科夫再度无视外交部的权威，发表文章警告西方不要反对俄罗斯与其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再度形成政治与经济上的融合。普里马科夫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特鲁布尼科夫声称国外情报局有权利发表公开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左：“……我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们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叶利钦任总统前5 年期间，国外情报局与外交部的对抗以国外情报局的大胜而告终，普里马科夫于1996年12月接替亲西方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就任外交部长。可能会引起许多俄罗斯外交官不满的是，普里马科夫把许多国外情报局的官员带到了外交部。无论是任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后来就任总理时，普里马科夫都与它以前的副手特鲁布尼科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继他之后任国外情报局局长。

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在幕后也同样比以前的第一总局敢做敢为。前第一总局要经常向党的领导表忠心，例如它在1984年“工作计划”开头那段老生常谈的冗长的前言中写道：1984年，各国外情报站的工作一定要严格按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11月（1982）全会和6 月（1983）全会决议、苏共总书记尤。V.安德罗波夫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方针与基本结论、以及1981年5 月第一总局领导干部会议的要求来组织与计划。

现在的国外情报局已经摈弃了那种社会主义的逢迎拍马作风。它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每天向叶利钦总统呈报一份国外情报摘要，其内容有些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的“总统每日简报”。然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同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还会列出各种对策，并直言推荐它所看好的对策。

如今，我们不清楚体弱多病的叶利钦还能读多少份国外情报局的报告。到了90年代中期，当给他看一些文件时，据说他就经常对他那长期受气的办公厅主任维克托。伊柳辛说，别拿“那些鬼东西”来烦他。特鲁布尼科夫像他的前任一样，也可以直向叶利钦汇报。1998年，在联合国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而产生争执期间，他帮助制定了俄罗斯的政策。不久，他就出现在在莫斯科举行的叶利钦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会谈中。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特鲁布尼科夫还陪同普里马科夫于1999年5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进行进一步磋商。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尽管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或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但它并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个被西方打败。

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当时是FSK ，现在是FSB ）已恢复了一些以前的影响力，但其以前的权力却仅恢复了一点点。谢尔盖。斯捷帕申于1994年就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是与叶利钦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改革资历的中间派政客，他曾在1991年声称，“克格勃必须被彻底铲除。”‘然而，当上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后，他又抱怨自己的机构被“阉割”了，要求获得更大的权力。他的影响在车臣危机中表现得很明显。1994年夏末，斯捷帕申劝叶利钦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动进攻，说这样可以在几乎一夜之间推翻反叛的总统祖哈尔。杜达耶夫，让车臣重新回到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原计划由车臣内部的反杜达耶夫力量（由联邦安全总局武装和资助）发动攻击，但是当大多数车臣反杜达耶夫力量于N 月的最后一刻撤出战斗后，联邦安全总局随即便投入了俄罗斯的军队，结果（如斯捷帕申后来所承认的）遭到了惨败。杜达耶夫击败了俄军的第一次进攻，并让被俘的苏军士兵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游行。格罗兹尼后来被俄军攻克，车臣人转入农村地区进行坚决抵抗。这场残酷的战争在随后两年中夺去了25000 人的生命。叶利钦的声望因此而极度下降。为平息国家杜马对这场战争的批评，斯捷帕申于1995年6月被解职，但他仍与叶利钦关系密切，并于两年后重返政府任职，开始任司法部长，后来于1998年5月任内务部长。1999年5 月，叶利钦挑选他接替普里马科夫任总理。3个月后，斯捷帕申被当时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京代替，后者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曾在东德干过15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三次选用现任或前任情报头子做总理，这一点令大多数注视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观察家惊愕不已。

叶利钦以1991年他当选首任民主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并击败8月军事政变而上台，但1999年当本书交付出版的时候，他的十年统治正在因他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与酗酒而步履蹒跚地走向终点。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都业已开始展望后叶利钦时代了。两者都认为再回到冷战状态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都与西方主要的情报机构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虽然他们很少宣扬。但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仍认为与西方的利益冲突仍将继续。

他们这样预见是有其道理的。苏联的崩溃给世人展示了一条极为古老的分界线，其根源更多地与公元4 世纪而不是与公元20世纪发生的事件有关。它并不以冷战的“铁幕”为界，而是以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离为界，后者始于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堡作为新罗马的地位的确立，这一地位被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正式分裂而永久保持下来。虽然东正教主导的东方被伊斯兰教侵入，而天主教主导的西方的统一又被新教改革所分裂，但东西方的文化界线依然存在。“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写道：“东正教就把西方看作是比异教还要恶劣的压制的根源。”

正是因为分界线根基如此之深，所以才这么难以逾越。那些在20世纪末加入北约的东欧国家，那些在21世纪初可能加人的国家，还有那些将来最有可能加人欧盟的国家，统统都位于这一分界线的西侧。在东正教主导的欧洲地区，至今还没有很具希望的候选国。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80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对戈尔巴乔夫力图在“共同的欧洲家园”里确立俄罗斯一席之地的远大抱负所给予的欢迎，如今看来是虚伪的，言不由衷的。“一个被排除在外并隔绝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乔纳森。哈斯拉姆认为，“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麻烦。”虽然俄罗斯是欧洲理事会、俄罗斯一北约联合理事会以及西方为沟通东西方分歧而建立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但北约的扩张以及计划中的欧盟的迸一步扩大，都让俄罗斯意识到它已被贬为欧洲的边缘国家。不足为奇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坚决反对这两种扩张。而对俄罗斯国家地位衰落的愤慨无疑又加强了这种反对情绪。1989年的几个月功夫，东欧的革命便毁掉了苏联阵营。

两年后，俄罗斯甚至比这更为突然地失掉了几乎一半以前由莫斯科统治的国土，人们发现目前俄罗斯的版图比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还要小。有迹象表明，国外情报局一些（或许很多）官员赞同现任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吉。久加诺夫的观点，认为西方的一个长远计划就是首先毁灭苏联，然后再阻止俄罗斯复兴。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阻止西方的价值观获得胜利。

叶利钦当政十年，时间过于短促，不足以让俄罗斯从苏联集团的消失和苏联的解体中恢复过来。就像战后的英国那样，叶利钦的俄罗斯，用迪安。艾奇逊的名言来说，是“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找到一个角色”。然而，对英国来说，它是在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的时期失去帝国的，而对俄罗斯来说，却是在经济崩溃与政治分裂中失去帝国的。

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它虽有国歌，但却难以达成共识来为它填上歌词，这正是其目前在国家形象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危机的一个表现。

为树立自身形象，国外情报局追溯了它前苏联时期的过去，并将之改塑成一段英勇的历史。1995年12月20日，它把契卡建立外国科75年的日子当作自己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来庆祝，并为此发表了一篇通篇都是赞扬言辞的文章，称颂苏联国外情报人员的“辉煌业绩”以及“他们为捍卫祖国安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其一些昔日的英雄曾直接参与或配合了“大恐怖”中的暴行的可悲事实，国外情报局的处理方法是矢口否认，荒谬地宣称他们与这些事件毫无牵连。在国外情报局对“大恐怖”的描述中，唯一与之有关系的是它培养了“在叶若夫及贝利亚刑讯室中牺牲”的战士。作为国外情报局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是一部多卷本的苏联对外情报史的“总编”，这部书旨在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光荣而无私地为祖国和人民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虽然普里马科夫的这部史书还没写到冷战时期，但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书中决不会对第一总局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与践踏人权方面的行为有任何记叙。

1996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发行了一张用英语与俄语制作的光盘，题目是“俄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契卡一克格勃一国外情报局”，光盘声称“首次以专业性的观点记叙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秘密组织之一的历史与发展。”在这一多媒体版本对其昔日成就的颂扬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目的，那就是强调前苏联的对外情报活动与今天俄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的直接关系。光盘的封面上有一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国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总局目前都希望将这座塑像重新竖立在鲁比扬卡外面它以前的基座上。没有什么能比国外情报局重申其克格勃渊源更能显现俄罗斯对前苏联在对外情报活动方面的继承性了。

第三十二章 克格勃历任主席（1917－1991）

1917—1926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26—1934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34—1936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6—1938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1941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1941（2 －7 月）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1941—1943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1943—1946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

1946—1951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

1951—1953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国家安全部）

1953（3 －6 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国家安全部）

1953—1954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国家安全部）

1954—1958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1958—196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克格勃）

1961—1967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特内（克格勃）

1967—1982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克格勃）

1982（5 －12月）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克格勃）

1982—1988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克格勃）

1988—199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克格勃）

1991（8 －12月）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克格勃）

第三十三章 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1920－1999）

1920—1921雅科夫。克里斯托福罗维奇。达夫齐安（达维多夫）（契卡）

1921索洛蒙。格里戈里耶维奇。莫吉列夫斯基（契卡）

1921—1930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契卡／国家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30—1936阿图尔。赫里斯齐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6—1938阿布拉姆。阿布拉莫维奇。斯卢茨基（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泽尔曼。帕索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施皮盖尔格拉斯（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8—1939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1939—1946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

1946（6—9月）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巴特金（国家安全部）

1946—1949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情报委员会副主席，1947－1949）

1949—1952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情报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1）

1952—1953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国家安全部）

1953（3—6月）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国家安全部）

1953—1955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国家安全部／克格勃）

1956—1971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克格勃）

1970—1974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廷（克格勃）

1974—1988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克格勃）

1988—1991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克格勃）

1991—1996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国外情报局）

1996—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特鲁布尼科夫（国外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