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承毅乐雪薇小说结局:克格勃绝密档案(上)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
王振西 主译
瓦西里·米特罗欣，前克格勃特工人员，1948—1984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
其中有近三十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最机密的档案。在他工作的最后十年
里，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文件。白天他将抄录的文件带出办公室，
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1992年3月他带着大量绝密文件来到英国驻波罗地海某
国的大使馆，并在英国使馆的周密安排下，于12月逃到英国。
米特罗欣带到西方的绝密档案泄露了数以千计的遍布全球的苏联特工人员的详
细资料，其中有一些是隐藏很深的“特工”。档案还披露了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克格勃所从事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间谍活动。例如：在国内，捷尔任斯基
死亡之迷，托洛茨基被暗杀的经过，贝利亚是如何被赫鲁晓夫杀害的，赫鲁晓夫又
是如何倒台的；在西方，克格勃是如何拉西方政要下水的，如何镇压匈牙利事件，
如何扑灭布拉格之春，为何入侵阿富汗，等等。大量惊心动魄的活动，不胜枚举。
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从任何来源都不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
报”。
译者的话
前言
P2—19
第01章米特罗欣档案
P19—33
第02章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P33—44
第03章大特工
P44—53
第04章剑桥“五杰”
P53—69
第05章大恐怖
P69—81
第06章战争
P81—94
第07章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P94—106
第08章胜利
P106—124
第09章从战争到冷战
P124—135
第10章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
P135—145
第11章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
P145—155
第12章“阿贝尔”之后的特工
P155—170
第13章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P170—187
第14章政治领域的战争
P187—199
第15章镇压“布拉格之春”
P199—209
第16章“进步”行动
P209—222
第17章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P222—232
第18章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P232—243
第19章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P243—254
第20章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P254—267
第21章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P267—281
第22章特别任务第一部分
P281—297
第23章特别任务第二部分
P297—311
第24章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一部分
P311—325
第25章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二部分
P325—341
第26章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P341—359
第27章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P359—373
第28章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P373—378
第29章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P379—397
第30章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P397—413
第31章结束语
P413—413
第32章克格勃历任主席（1917－1991）
P413—414
第33章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1920－1999）
第一章 米特罗欣档案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能是数以百计的！”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瓦西里·尼基季奇·米特罗欣，这位收集了此份非同寻常的档案的克格勃官员现在已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1922年出生于苏联中部，1948年开始了作为一名苏联国外情报官员的生涯。当时，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的国外情报部门与总情报局暂时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情报委员会。1952年，当米特罗欣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情报委员会已经解体，国家安全部又恢复了与总情报局的传统的竞争。在情报局工作的前5年，他是在一种极端多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执政的最后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受命在全苏联进行政治迫害，以防止任何铁托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些阴谋绝大多数都是臆想出来的。1953年1月，有人公开指责国家安全部开展的追捕阴谋家的行动是“缺乏警惕性”的。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的一则耸人听闻的通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与一个由犹太医生组成的恐怖组织共同策划一个阴谋，旨在“消灭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家安全部力图通过追捕这一臆想中的阴谋的参与者来证明他们那高度的警惕性。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顶多也就是一场略作伪装的反犹太大屠杀。就在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前不久，米特罗欣受命调查《真理报》驻巴黎记者尤利·茹科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这个人的妻子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了怀疑。米特罗欣感觉到斯大林残暴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打算将茹科夫卷人杜撰的犹太医生阴谋。然而就在斯大林葬礼的几周后，贝利亚突然宣布该阴谋从未存在过，那些被称为阴谋家的人也随之被宣告无罪。到了1953年夏天，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大多数同事又团结在一起，原因是慑于另一桩阴谋--那就是贝利亚正在策划政变，企图夺取原来被斯大林占据着的职位。7月，当米特罗欣在某外国首都访问期间，收到一封要求他亲自破译的绝密电报。他惊奇地发现贝利亚已被指控犯下“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后来他才听说贝利亚在主要竞争对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秘密策划下，已于6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捕了。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贝利亚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写了多封求饶信，苦苦恳求他们饶他一命：给我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吧，两三年后，你们就会发现我已改过自新，仍然对你们有用……在现在这种境况下，同时也因为光线差，又没戴眼睛，信写得稍微零乱、潦草了点儿，请求同志们原谅。因为不再害怕他，同志们仅仅把这当成是他惊惶失措后的笑料而已。12月24日，有消息说，经最高法院审判，贝利亚已经被判处死刑。由于担心破坏共产党政权的形象，他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屠杀所应担负的责任和强奸过数名未成年少女的记录不能被公开，他的罪名被莫须有地宣称是与英国及其他西方情报部门勾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政权”。贝利亚因而成为继30年代的雅戈达和叶若夫后，第三位被枪决的苏联安全长官，其罪名包括充当英国特务（臆造的）。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章。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斯大林是个土匪广’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在那里？”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954至1958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很多“煽动性、诽谤性”的资料。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帕斯捷尔纳克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吧”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奈利继续出版。1957年11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24种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的《复活》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一书的成功十分震怒，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院的电报中，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一一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犹大”。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文学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闻名。在1952到1958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很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罗欣印像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1961年时声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印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个亲戚非常照顾。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当20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年12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时年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俾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了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者的材料。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谢米恰斯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8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时那样，只有武装部队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自从1957年离开匈牙利，安德罗波夫一直任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领导人，负责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的联系。1967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是第一位走上这个职位的党的高级官员。勃列日涅夫此举意在确保对安全、情报系统的政治控制。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所有克格勃头目中任期最长，最具政治手腕的领导人，他15年的克格勃主席生涯在1982年走到了最高峰：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一职。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期间，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试图创造一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正统的“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1968年8月华约武装力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米特罗欣自己所谓“思想变化的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加油站。“布拉格之春”期间，米特罗欣被派驻东德。在那里，他可以从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俄语节目中听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但是他却不能对其他任何人倾诉对布拉格改革的同情之心。大约在苏联坦克进人布拉格前的一个月，一件事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印像。一位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特别任务”处）的官员维克托·利亚波夫上校对米特罗欣说，他“要去瑞典几天”，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瑞典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地。利亚波夫回来几天后告诉米特罗欣，第二天的《真理报》将刊登一篇十分有意思的文章，暗示那与他这次任务有关。第二天米特罗欣在报纸上读到有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帝国主义分子的武器库”被发现的报道，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利亚波夫和其他五处的官员故意栽赃陷害、刻意败坏改革运动者们的声誉。“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不久，米特罗欣听了安德罗波夫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克格勃驻东德总部发表的一次讲话。像谢列平一样，安德罗波夫也是直接对听众讲话，而不是像众多苏联官员那样盯着早已准备好的陈辞滥调的稿子念。安德罗波夫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庞，银发背在宽宽的额头后，带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再加上他的学者风度，似乎与斯大林时期的恶棍贝利亚和谢洛夫有着天壤之别。他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释比苏联公众所听到的要精辟得多。他坚持认为，那是保障苏联安全和卫国战争后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唯一办法。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安德罗波夫称，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那样的非正统人物也能够理解，尽管他一开始对于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从华约的入侵中米特罗欣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的灭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不可以进行改革的。时至今日，在他的心目中愈加认为，那个他仍记忆犹新的稀奇古怪的神话形像，“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蛇”奴役着俄国人民。这个奇怪的三个脑袋就是：共产党，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和克格勃。从东德返回莫斯科后，米特罗欣继续收听西方广播，不过由于苏联采取电波干扰，他必须频繁地改变波段，以便找到一个可以听清楚的电台。通常，他都是在听完简短的新闻报道后就结束收听。在这些新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像的要属《时事实录》中的内容。《时事实录》是1968年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发行的地下出版刊物，它主要传播一些与滥用人权做斗争的新闻。这个《实录》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捍卫在苏联遭滥用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随着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的斗争的日益加剧，米特罗欣看到了无数克格勃实际上肆意操纵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例子。他后来抄录下一份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戈尔金于1967年12月寄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满篇阿谀奉承的祝贺契卡成立50周年的祝贺信：苏联法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同时成立的，但这不是促使我们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的同一性……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家安全机关和法院在互相理解的宗旨下，在良好的职业关系中，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工作。米特罗欣在内部的秘密刊物《克格勃文集》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看到，许多证据表明，安德罗波夫主张消灭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并认为为人权而斗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内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所做的斗争中的一部分。1968年，安德罗波夫签发了克格勃主席第005号令。“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就是对反对派在思想领域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号召人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者进行更积极的斗争。这种积极斗争的一个例子使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愤慨，这就是他作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个热心崇拜者，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发现了对叛逃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麦列耶夫进行迫害的计划。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米特罗欣可以从克格勃记录和西方媒体上了解情况，他的政治观念深受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影响。“我当时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回忆道，“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时的我并不孤独。”尽管米特罗欣从未想过公开地投身于人权运动，但《时事实录》的事例与其他地下出版物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汇编一份秘密材料，来记录苏维埃制度的种种恶劣行径。于是，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要把克格勃在国外的活动作一份个人记录的想法。1972年6月，当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搬离位于莫斯科鲁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十月革命前曾为全俄保险公司）过于拥挤的办公室，迁人莫斯科东南部的雅瑟涅沃，距外环公路半英里的一幢新建筑物时，米特罗欣的机会来了。由芬兰设计师设计的这幢Y字型七层办公大楼的一侧为礼堂和图书馆，另一侧为一所综合医院、体育馆和游泳池，漫山遍野的白烨树、绿草地，令人赏心悦目。到了夏天，还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黑麦地。克格勃的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拥挤的环境中工作，雅瑟涅沃被称为“丛林”--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羡慕而不是轻蔑的意思。随后的十年里，不论是在鲁比扬卡还是在雅瑟涅沃的个人办公室中，米特罗欣单独负责检查和密封了近30万份还没有转移到新总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馆中的档案。管理档案期间，从目录的编辑和索引卡的填写中，米特罗欣就能够察觉出哪些档案是这个或另一个办公室所需要的。除了米特罗欣，几乎没有哪个克格勃官员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记录这个国外情报机构的档案了。除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人员以外，只有最高层官员才享有他这种无限制接触档案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人连阅读他记录的部分材料的时间都没有。米特罗欣通常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他雅瑟涅沃的办公室度过。星期三，他前往鲁比扬卡处理克格勃第一总局有关S局的绝密档案，S局负责管理特工--克格勃官员与间谍。这些人大多数为苏联国籍，在外国扮作外国居民以便掩护自己工作。米特罗欣曾经回忆说，每一批档案都是在他的监视下，于星期四早晨放入密封的集装箱运至雅瑟涅沃，抵达后再由米特罗欣检查一遍。与那些1972年迁入新总部的部门不同的是该局又继续在鲁比扬卡驻留了十年。这样一来，米特罗欣发现自己花在处理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高机密的S局档案上的时间比处理苏联其他国外情报机关的档案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克格勃内部，特工们保持着一种古怪的神秘仪式。每一位特工在被派驻国外前，都必须宣誓，誓辞虽然好像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庄严：我万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对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充满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祖国有用的子孙，我宁愿牺牲也不会泄露托付给我的秘密或致使秘密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因为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政治上的损害。我以我的生命宣誓，我将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苏联人民。克格勃的档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常被人称为“大特工”的传奇式的情报人员在国外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二战以后，克格勃通过外交或其他官方掩护，在外国国家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在成立“合法情报站”的同时，还成立了“秘密情报站”，试图再创它在战前的辉煌。S局的记录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成就，克格勃的特工成功地伪装成外国人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跨度很大，有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有钢琴调音师，甚至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宣传资料仍把这些特工描述为秘密情报部门武士精神的最高化身。已退休的英国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1990年写道：只有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虽然在这儿用“事业”一词可能更合适。只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情报部门才能要求它的官员们做出如此的牺牲。据我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说在和平时期，只有苏联的情报部门成立了“秘密情报站”。国外情报局延继了克格勃的这一传统。1995年7月，在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间谍莫里斯·科恩死后一个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米特罗欣记录的S局档案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工。克格勃第一总局中除了那些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一直隐瞒身份、严守职业纪律的忠诚官员外，也有一些人在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像与西方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S局记录中有一种更为隐蔽的秘密，上面记录了在苏联的最后25年里，这些特工所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国家中找出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活动”的卑鄙斗争不但是S局的任务，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其他部门的任务。1972年，当米特罗欣开始编辑常人接触不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时，他异常小心。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回到家后每晚都努力回忆档案中的名字、代号和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于这样太慢也太笨，他放弃了这种方法，开始用很小的宇在小纸片上做记录，再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每天晚上，他从废纸中找出纸条并藏在鞋中偷偷带出雅瑟涅沃。渐渐地，米特罗欣变得更自信了，因为他确信雅瑟涅沃的保安人员只是偶尔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却从不搜身。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把档案抄在一般的公文纸上装，装在夹克和裤子口袋里，带出办公室。米特罗欣在抄录第一总局档案的这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地被扣留搜查，经历了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他时常发现（正如第一总局其他官员们一样）自己被人跟踪--不是七局（负责监视）的人，就是第二总局（负责反间谍）的人。在一次被跟踪时，他正在逛迪纳莫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商店。令他惊恐万分的是，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两个英国游客身旁，这两个人很可能被监视他的人怀疑成是前来与他接头的特务。如果被搜查，那么他身上的绝密档案的记录将顷刻间被发现。米特罗欣迅速走向另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期望令监视他的人相信他的的确确是在逛商店。当走向自己公寓时，他发现两个人站在位于自己九层公寓的门边，可走到门口时，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在第一总局有一条长期生效的规定，那就是第一总局的官员必须上报诸如此类的可疑事件。然而米特罗欣却没有照办，他惟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促使去调查他曾被看见站在两个英国游人旁边的事实。米特罗欣每晚回到莫斯科的公寓时，便把记录拿出来藏到褥垫底下。周末，他把它们带到他亲属的一所离莫斯科三十六公里远的乡间别墅，并尽可能地把它们打出来，然而记录越来越多，米特罗欣不得不被迫留下其中一些手抄的原稿。他把第一批打字稿与记录原稿放在一个搅奶桶里藏到地板底下。别墅的地基建得比较高，给米特罗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爬到地板下，用一短把铁锹挖洞。当他往里爬时，经常与小狗、小猫打照面，挖洞时还经常惊动老鼠，但是他认为这种地方就连盗贼也不会跟他进来；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办法。搅奶桶装满了，他又把记录和打字稿藏到一个用来给衣服消毒的铁桶里。最终，他的档案装满了两个铁箱，两个铝盒，所有这些，都被埋在别墅的下面。有一个周末是让米特罗欣感到最不安的时刻，当他到达别墅时发现一个陌生人藏在阁楼上，他立即回想起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那是1971年8月，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个朋友无意间到他的别墅去拜访，索尔仁尼琴不在，惊动了阁楼上两名可能在搜查颠覆性手稿的克格勃官员。其他克格勃人员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并痛打了索尔仁尼琴的这位朋友一顿。事后，安德罗波夫极轻蔑地通知索尔仁尼琴，克格勃参与这件事的情况纯属杜撰。当米特罗欣到达别墅时，这件事在他脑海中仍记忆犹新，因为他近来所记录的档案恰恰反映了克格勃计划迫害索尔仁尼琴的详尽细节和克格勃希望通过西方媒体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名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然而令他大为欣慰的是，阁楼上那个擅自闯人的人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暑假期间，米特罗欣在奔萨附近另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从事整理他所抄录的一批批档案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身着农民的衣服，并用一个旧帆布袋来运送这些记录。奔萨位于莫斯科东南630公里处，1918年夏天，这里曾经爆发过第一次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暴动。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时，他告诉自己，‘他继承了所有追求真理的现代作家的遗风”：我写作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忘记，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后有可能知道它。我必须把“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我的书”这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从我的梦想中赶出去。正如米特罗欣把他的第一批手稿藏在搅奶桶里埋到别墅底下一样，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手稿也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塞进一个空香按酒瓶子埋在院子里。“反斯大林主义”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索尔仁尼琴描述在古拉格（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得以出版。这之后，他为防止克格勃没收他的其他手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直到1974年他最终被驱逐出境，。米特罗欣从没想过拿他自己与诸如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巨子相比。但是，像他们一样，他开始积累档案，“以确保真理不会被忘记，子孙后代日后将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对米特罗欣影响最大的是克格勃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档案。1979年12月28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位由莫斯科选出的阿富汗新领导人--请求已经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红军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并在喀布尔电台天天播出他的前任，哈菲佐拉·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经‘革命法庭”审判，被处以死刑。米特罗欣很快就从源源不断涌人档案馆的有关此次战争的档案中发现，实际上，在喀布尔总统府被假扮成阿富汗士兵的克格勃特种部队袭击后，阿明是和家人及其随从一起被暗杀的。有关克格勃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档案经政治局和苏联统治集团的其他部门传阅后，交由档案馆中的女职员们整理归档。由于量很大，她们有时一次就要送交多达30份的档案，让米特罗欣审核批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恐怖事件被小心地对苏联人民隐瞒了。苏联的媒体也对在成千上万个阿富汗村庄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清剿保持缄默，这些村庄现今已荒无人烟，到处残垣断壁。四百万难民背井离乡，一百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乱，而事后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仅用“错误”一词来不了了之。以往在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总是伴着等候在那里的仪仗队与庄严的乐曲回到祖国。而这一回，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1．5万名红军士兵的灵枢只是被静静地停放在苏联空军机场，秘密地举行了葬礼，阵亡战士的亲属仅仅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为“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而殉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秘密埋葬在库兹明斯基公墓，正好在米特罗欣父母坟墓的附近。他们的墓碑上不允许提及有关阿富汗的事。阿富汗战争期间，米特罗欣第一次从他雅瑟涅沃的一位过于坦率的同事那里听到对苏联政策的公开批评。一天，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问他，“难道战争没有令你羞于做一名俄国人吗？”，“你的意思是说羞于做一名苏联人？”米特罗欣脱口而出。米特罗欣1984年退休后，仍专注于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退休后的头一年半时间，他用来整理他的记录，摘出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并用连续的叙述性语言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号召“公开性”，但是米特罗欣认为苏联的体制是绝不会允许公开有关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档案记录转移到西方并在那里出版。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人马休斯·鲁斯特驾驶单引擎塞斯纳飞机由苏芬边境进人苏联领空，飞行了450英里竟无人察觉，最后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在场的克里姆林宫保安人员一时还以为鲁斯特是在拍摄电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混乱之后，他才被带走并关进了克格勃的列弗托沃监狱。这一事件使米特罗欣大受启发，他曾设想过用克格勃运动俱乐部的微型飞机把他的档案带到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芬兰，但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米特罗欣在苏联瓦解之前曾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在当地党委找个负责签发出国旅行许可证的关系，为自己及家人搞到出境许可，然后再从列宁格勒到黑海敖德萨之间的旅行路线上选定地点，一旦旅行途中到达某个西欧国家的港口停靠，米特罗欣就能与当局取得联系，并安排将其档案投进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死信箱里，再由某西方情报机构将其取走。但要想在旅行途中获得足够的时间来详述他的故事并安排档案传递细节绝非易事，因为他很难避开始终保持警惕的旅行团负责人的监视，并设法从苏联旅行团里抽身出来。米特罗欣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轰然一声倒塌了，苏联集团也随之开始趋于崩溃，此时的米特罗欣告诫自己一定要耐心等待机会，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公寓里将自己过去记下的手写便条打印成稿，并在他的两幢乡间别墅里把文稿中有关克格勃第一总局主要对像国家的资料整理成册，其中美国位居其首，在克格勃的术语中被称为“主要对手”。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罢免戈尔巴乔夫并恢复一党专制的苏维埃国家体制，但最终以失败收场。米特罗欣和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对此大感欣慰，这场未遂政变的首要头目竟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这在他看来并不足为奇。克留契科夫在1974年至1988年期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并从1988年至政变时担任克格勃主席。尽管克留契科夫的人际关系要比大多数前任克格勃主席好得多，但他在克格勃第一总局所担任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米特罗欣所深恶痛绝的。在克留契科夫还是苏联驻布达佩俾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1956年爆发的所谓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此举受到了时任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当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契科夫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安德罗波夫醉心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和平演变”，克留契科夫也是这一运动的忠实支持者。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材料表明克留契科夫在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时，曾和克格勃五局（反和平演变局）密切合作，打击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他曾让五局的一个资深人员I·A·马尔克洛夫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副局长，负责协调与五局共同“反和平演变”的工作。1991年的这场未遂政变恰合时宜地使克留契科夫可耻地结束了他的克格勃生涯。这场政变并没能挽救苏联及其一党专制的政权，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1991年10月11日，苏联时已分崩离析，其国家委员会取消了克格勃的现存体制，以前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被重新变为俄罗斯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并独立于国内安全局之外。尽管如此，国外情报局并没有完全抛弃其在苏联时期所担任的角色，他们反而自视为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继任者。米特罗欣曾见过国外情报局新任局长叶夫盖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院士的有关材料，普里马科夫以前曾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戈尔巴乔夫身边有影响的对外政策顾问团成员之一。这些材料证明普里马科夫早已被吸收进克格勃，化名为马克西姆，曾被频频派往美国和中东执行间谍任务。普里马科夫随后又在1996年担任叶利钦政府的外交部长，继而在1998年担任总理。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联邦新划边界上相当薄弱的边防检查，终于为米特罗欣携带档案材料潜逃西方开了方便之门。1992年3月，米特罗欣踏上了由莫斯科开往新独立的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的夜行列车，他随身携带了一个行李箱，上面放着旅行所需的面包、香肠和饮料，下面放着换洗衣服，而箱子的最底层则藏着他精心挑选出的一些手稿。第二天，米特罗欣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英国驻该国的大使馆，要求与使馆“负责人”对话。在此之前，英国人给他的印像是相当刻板并“略带神秘感”，但在大使馆里他却被前来接待他的“年轻、迷人、善解人意”，并操一口流利俄语的年轻女外交官所深深吸引。米特罗欣告诉她他带来了有关克格勃的重要材料。当他从香肠和衣物下面拿他的材料的时候，女外交官为他要了一杯茶。就在米特罗欣品尝着有生以来第一杯英国茶的时候，女外交官看了他带来的部分手稿，并就此向他询问。米特罗欣告诉她这只是大量人事档案中的一部分，这些人事档案中包括有关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材料。他还答应一个月之后再返回大使馆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见面。有了3月份轻易穿越俄罗斯边境的经验，米特罗欣勇气大增，在第二次到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时，他携带了2000页打印好的文稿，这些文稿是他事先埋藏在莫斯科郊外的那所别墅下面的。4月9日清晨，他一到英国大使馆，就向秘密情报局官员出示了他的护照、共产党党员证和克格勃养老金领取证明以证实自己的身份，同时递交了他的大量打印文稿，然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有关他本人、他的这些文档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两个月后，米特罗欣应邀再次回到英国大使馆商讨到英国旅行的事宜。5月初，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莫斯科站向伦敦汇报了米特罗欣准备在6月份乘夜行列车离开莫斯科的计划。6月11日，米特罗欣随身携带一个帆布背包来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包里装着他档案中的另一部分材料。在此以后他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其如何在该年秋季到伦敦作进一步汇报进行了反复磋商。9月7日，米特罗欣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护送下来到英国。在离开了苏联解体后近乎杂乱无序的莫斯科之后，伦敦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首都城市的典范”。即便是他以前只在照片中见过的街上长长缓行的车龙，其间点缀着黑色的出租汽车和艳红的双层巴士的情景，也足以证明伦敦的繁华。米特罗欣在伦敦市区和郊外非常秘密的、没有门牌号的房间里接受了盘问。在此期间，他终于拿定主意离开莫斯科到英国定居，并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达成协议：他吐露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拿出全部档案，英方则安排他的家人到英国。10月13日，米特罗欣潜回俄罗斯，为他的叛逃作最后的安排。199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75周年这一天，米特罗欣和家人来到他首次和秘密情报局接触的该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几大以后他们就来到伦敦，在英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这是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米特罗欣感受到了自20年前开始收集这些秘密档案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和从容，但时不时却有一丝脱离祖国的失落感掠上心头。他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祖国了，但这种失落感很快就消失殆尽，尽管他仍然热爱着俄罗斯，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位英国公民了。他用高级公民的铁路票证到英国各地游览，从此他的眼界大开，他对英国的认识甚至比本地人还要深刻得多。米特罗欣从1992年起，每周花数天时间整理他的档案，或把剩下的手稿打印成册，或就这些档案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部门的询问。到了1995年底，他第一次和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会面，讨论编辑出版此书。虽然《克格勃绝密档案》（原书名《米特罗欣档案》--译者注）一书没有出俄语版，米特罗欣仍坚持认为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前苏联史的核心部分，俄罗斯人民也有权了解它。他在1972年就有了这种想法，他还认为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活动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由于档案里的材料涉及到如此多的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英国媒体没有透露有关米特罗欣及其档案的半点消息，但其中的点滴情况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泄露到了国外。在米特罗欣叛逃9个月后，美国得到了首份经过略微篡改了的有关这份档案的介绍材料。1993年8月，美国一位喜爱调查的新闻撰稿人罗纳德·凯塞勒出版了一部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畅销书，该书部分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内部资料，该书有一段简短但耸人听闻地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个前克格勃工作人员那里探得情报，这名工作人员曾接触过克格勃档案’：据他供认，克格勃在最近几年曾雇用好几百名，甚至可能有一千多名美国人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这份情报如此明确，以至联邦调查局迅速查证了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到1993年夏天，联邦调查局驻各大城市的机构就已开始对此类案件进行调查，并在联帮调查局国家研究室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策划应因策略。凯塞勒没有指明由这位克格勃叛逃者证实的‘数百名美国人’中的任何一名，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证实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收到准确情报，这份情报使其对前克格勃在美活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持续性进展。但他拒绝透露到底‘有多少人牵涉此案’。《时代》杂志报道说这名克格勃叛逃者透露了‘类似的有关此案的情报’，这证明他曾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工作人员，但同时又指明凯塞勒‘严重夸大’了‘近期’在美活动的苏联间谍人数。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的确提到了‘好几百’名2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在美国活动的克格勃官员、特工或是联络员的名字，但凯塞勒误把这个数字错误地当成是‘近期’的，而不是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整个时期的间谍人员数量。虽然凯塞勒的这个数字受到普遍怀疑，但关于这名克格勃叛逃者并没有去英国而是到了美国的说法却没有人怀疑。以后再也没有关于这名未透露身份的叛逃者的进一步消息，媒体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下来。在以后的三年里，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没有再被泄露出去。但到了1996年10月，法国通迅社有报道称，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夏尔·埃尔尼从1953年至少到1963年间曾效力于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接到法国安全部的调查报告后，却将这个丑闻遮掩起来，秘而不宣。“世界报”报道说，从1993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陆续给法国安全部提供了‘一份大约300多名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的名单，据说他们曾效力于苏联情报部门’。事实上，在由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给法国安全部的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名单，仅占米特罗欣抄写的名单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夏尔·埃尔尼并未包括其中。而英法两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竟没有一篇将英国秘密情报局获取苏联派驻法国特工的名单一事和早些时候美国凯塞勒关于一克格勃叛逃者曾广泛接触克格勃档案的故事联系起来。1996年12月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曾向德国安全局提供过一份和克格勃有牵连名单，上面有数百名德国政治家、商人、律师和警官的名字。至此这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消息灵通人士被证实是一名曾广泛接触过克格勃档案的俄罗斯叛逃者。《焦点》周刊稍后的一篇文章做了如下报道：联邦检查官正在核实大量详细线索，这是有关至今仍隐匿在德国的前苏联秘密机构-一克格勃谍报网的最新线索。在克尔斯鲁厄的调查员正集中审查那些受雇于克格勃的继任者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在冷战结束后又开始重新进行间谍活动。此项调查工作是根据一份有关克格勃特工的详尽情报进行的，这份情报由一位俄罗斯叛逃者从莫斯科情报部门偷带到英国。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美国情报部1996年初将其中克格勃和德国有关联的所有情报转交给了在科隆的德国安全局。到了1997年7月，在奥地利又一次透露出了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的一些情况。奥地利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份克格勃文件，这份文件在1963年被藏匿在萨尔茨堡郊区的一个死信箱里，它为寻找一个代号为GROT的秘密武器库指明方位，该武器库里藏有地雷、炸药和雷管，以备武装破坏活动所需。这份文件这样写道：从萨尔茨堡市出来沿沙勒莫瑟·豪普茨拉塞大道走上158号国道，在离市界8公里处，巴特伊施尔--格拉兹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大石桥横跨山谷。在到这座桥以前，离开国道，向右转向一条沿山谷通向埃伯纳的地方公路；然后继续前行200米到达公路左边金属护栏的尽头。在到达金属护栏尽头之后，马上向左转沿与路标相反方向的一条乡村路前行。武器库就位于离公路和乡村路岔道050米处（约60步）……虽然这家奥地利媒体并未指明这份文件的出处，但它却是来源于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这份文件还表明在1964年维修公路时，武器库的入口被盖住了，地表也被抬升，周围环境也改变了。克格勃决定不再打开GROT武器库并将之转移位置。奥地利当局在1997年企图找到这个武器库的努力也告失败。米特罗欣的手稿表明与此类似的克格勃武器库和电台掩埋点散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的周围还设有陷阶。在所有针对此事的新闻报道中，最能揭示米特罗欣档案的存在这一事实的还是德国《焦点》周刊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1998年7月，《焦点》周刊报道说，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曾接触过‘有关苏联特工的所有档案’，他把这些档案的手抄本偷带出克格勃总部，并把它们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焦点》周刊报道称，此人1992年叛逃到英国，而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将这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手稿从别墅里取出带回了英国。四年后，在一次代号为“周末”的行动中，英国秘密情报局就该档案中有关德国的材料向德国安全局作了简要通报。《焦点》周刊的这篇文章这样写道：‘该叛逃者向德国安全局提供了数百份有关莫斯科派驻西德间谍网的线索。’据说一位‘德国安全局高级官员’曾对此作出评论说，‘我们对这名叛逃者知道如此多的情况感到大为震惊。显然莫斯科方面掌握着难以计数的敲诈勒索材料。’据报道，联邦德国安全局已经得到50例间谍案的线索，并着手对另外12例间谍案展开调查。但《焦点》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从俄罗斯一间别墅里竟泄露出所有有关克格勃的绝密档案的故事本身听起来就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焦点》周刊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中唯一的一份详细材料耸人听闻。这份材料指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偶像’，前总理威廉·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是一名苏联间谍。德国国外情报局新闻处处长尤里·科巴拉兹认为有关勃兰特的这个故事‘非常荒谬’，因而对此一笑置之。当问及按惯例国外情报局从不对被指称为俄国间谍的个人发表评论，为什么对此事却一反常规时，科巴拉兹回答说：在我们的“账单”上要是能有这么一位地位很高的政治家，那当然是不胜荣幸，但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否决这种杜撰，因为这种捏造可能会因某种政治目的而被误用。科巴拉兹对一位克格勃上校别墅里藏有秘密档案这一说法也同样认为是荒诞不经而不予理会。他确信关于勃兰特的这个故事是出于前克格勃少校米哈伊尔·布特科夫之口，他曾被苏联派驻奥斯陆情报站，1991年叛逃至英国。尽管科巴拉兹关于秘密档案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勃兰特不是苏联间谍的判断却是正确的。米特罗欣的记录稿表明，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确实有一份关于勃兰特的文件（代号为北极探险者），这份材料证实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在斯德哥尔摩向苏联派驻该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传递过情报，但这份材料也清楚地表明勃兰特也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有接触，同时与列昂·托洛茨基的前任秘书也有来往。此人是挪威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视为苏联历史上的头号叛徒。而勃兰特向战时同盟国的这三个国家提供一切情报的动机却完全是为了加速阿道夫·希特勒的失败。他估计（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同苏联联系的最佳渠道是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这个情报站。然而，被这份代号为“北极探险者”的文件推向尴尬境地的倒不是勃兰特，而是克格勃。1962年，克格勃在获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同意之后，展开了一次要挟勃兰特的行动。克格勃威胁勃兰特答应同他们合作，否则他们将拿出其在二战时和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交往的证据，这将‘引发不愉快’事件，但他们的勒索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在这几年间，同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奥地利反间谍局一样，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直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国的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也一直在审查米特罗欣秘密档案提供的线索，但这些通常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些线索大多用于反间目的--或澄清以前的悬案，或取消在克格勃时期就开始的一些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去调查起诉某人，但也有许多案件的定罪证据就是来源于米特罗欣的这份档案。有一次，连米特罗欣本人也差点被要求出庭作证。一位叫罗伯特·利普卡的陆军人员涉嫌此案，此人在60年代中期被分配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技侦情报单位）工作，米特罗欣证实了此人的克格勃间谍身份。1993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德米特里·德鲁金斯基假扮成一名叫‘谢尔盖·尼基京’的苏联总情报部派驻华盛顿的官员，前去和利普卡接头。利普卡向他抱怨说早在25年前他就因为搞间谍活动而负债累累，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总共接受了‘尼基京’给他的1万美元。对以前的间谍活动利普卡显得很自信，他告诉‘尼基京’说“法律追诉的时限已经过期了”，但‘尼基京’纠正他说：“在美国法律中对间谍案的追诉是没有时限的。”利普卡却回应说“无论从何种法律角度”，他“绝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对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查，最后于1996年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镇利普卡的家中将其拘捕，并指控他曾向苏联提供秘密文件。由于利普卡拒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美国方面要求米特罗欣于1997年5月在费城美国行政法庭审判利普卡时出庭作证。但正如《费城调查报》所说那样，利普卡在法庭上的态度却出现了“惊人的转变”，“利普卡声泪俱下地承认了他曾给克格勃特工传递过情报”。原来利普卡的律师诺纳德·F·奇德说服了他，让他在达成辩护协议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指控，这样他将被判人狱18年，如表现良好还可能被提前释放，这总比不停地申辩自己无罪而一旦定罪则将在监狱里打发余生强得多。尽管法庭上从未提及米特罗欣的名字，但看来正是从米特罗欣的克格勃档案里获取到的证据迫使利普卡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对记者说：“我们很清楚这些证据极其重要，但政府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彻底查证此案也不会让这位秘密证人露面。”，这位“秘密证人”正是米特罗欣。在利普卡招供之后，美国助理检察官巴巴拉·乔·科汉承认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敏感的证人，如果他必须出庭作证，则只能在玻璃墙后面提供证词，而且必须用假名，但现在我们再也用不着非让他出面不可了。”利普卡于1997年被判人狱，当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里普·万式的间谍，我早在许多年前就把这些事置之脑后了，从未想到竟在今天被查了出来。”利普卡最后被判18年监禁，罚款1万美元，同时还得偿还先前‘尼基京’从联邦调查局资金里给他的1万美元。还有许多“里普·万”式的人物，他们对其在冷战时期间谍生涯的记忆很有可能也将被米特罗欣档案“惊醒”。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到一些人，他们将被剥去伪装。还有另外多起重要案件，现正在对它们展开积极的调查，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在他们被带上法庭之前还不能公布出来，这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北约国家。虽然只有极少数苏联间谍的代号出现在此书中，但一旦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着手展开对俄罗斯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损失评估时，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无法确定倒底有多少间谍在被米特罗欣指证之后，成为双面间谍。每当米特罗欣抄录档案揭示出上述内容之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肯定就会对此进行例行的损失评估，以确定所暴露的情报和造成的损害程度。国外情报局在1996年对此发表了官方声明（1998年6月又对此作出强调），宣称所谓一名叛逃者很可能将有数百名苏联间谍的名单提供给了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纯属无稽之谈。这份声明表明其损失评估的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直到1999年此书出版之后，苏联国外情报局才真正了解了这种早已发生的情报大量流失的情况。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些文件生动地描述了克格勃总部（习惯称“中心”）历来对泄露其过去的国外行动情报的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约翰·伯伦在1974年根据苏联叛逃者和西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出版了一本题为《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的书，结果促使苏联提出了不下370次的损失评估及其他报告。伯伦时任《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米哈伊尔·科尔尼耶维奇·波洛尼克当时正被派驻华盛顿，代号为“阿尔多夫”，他受命搜集有关伯伦的所有情况，并向中心建议“抵毁”他的手段。在克格勃试图抵毁伯伦声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中，大多是利用他的犹太人出身作手脚。他们捏造谎言说伯伦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集团的成员（这也是苏联散布谣言的一贯伎俩），但这个谎言看来在中东地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丝毫反响。克格勃对其他几位根据伯伦的书撰稿的记者采取的报复行动则更富有想象力。例如，当断定奥地利的新闻撰稿人曾采用《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一书的材料来攻击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后，克格勃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他们预先伪造好不同版本的奥地利公安局的空白“资料卡片”，再由克格勃第第一总局第一处的报复行动专家在上面填写上一些捏造的条目，企图制造出奥地利公安局早就知道这些撰稿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交往密切的假像，然后在奥地利媒体四处散发这些卡片和照片。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还列举出了克格勃还在其他国家对伯伦的著作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其范围之广竟远至土耳其、塞浦路斯、利比亚、黎巴嫩、埃及、伊朗、科威特、索马里、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富汗等国。在其他几本有关克格勃的研究性书刊中，最让中心大为光火的是1990年出版的《克格勃：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外行动内幕》，该书取材于戈尔迪耶夫斯基获取的克格勃文件和其他情报，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迪耶夫斯基合著而成。戈尔迪耶夫斯基曾于1974年至1985年期间作为英国特工打入克格勃内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克格勃对此书及其作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戈尔迪耶夫斯基在撰写该书时就已被莫斯科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克格勃一直对其恨之人骨。）然而，克格勃，尤其是其头子克留契科夫，对由安德鲁和戈尔迪耶夫斯基合作出版该书采取了一种新的对应措施。1990年，克留契科夫签发了一份绝密的“主席令”，强调对此制造影响活动和采取其他对应措施（这是“克格勃国外情报局最重要职能之一”）的重要性，克留契科夫在“主席令”中指示“要更广泛地利有档案材料”来宣传克格勃的“正面”形像及其“更值得称赞的事例”。克格勃为了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向西方作家提供档案材料的第一个渠道就是约翰·科斯特洛。此人性情反复无常，是一位搞历史研究的英国自由职业者，常以各种评判眼光来研究历史，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91年，科斯特罗出版了一本有关50年前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秘密飞往英国一事的书，此书取材于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拣出的克格勃档案，该书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由英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此种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专家们来说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两年以后，科斯特洛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顾问奥列格·察列夫（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官员）的合作之下，又发表了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个人传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第一本源于克格勃档案的书--英国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克格勃秘密”。和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传纪倒还很少受到质疑。此书在进人正题之前先对可耻的前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夫及前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莱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启动该项计划大肆恭维了一番，科斯特洛并加注对“俄国外情报局对出版该书所给予的一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此书在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情报史的研究上的坦率程度和客观性是前所未有过的”。科斯特洛与察列夫联手撰稿奠定了以后其他经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选或许可的俄国作家与西方国家撰稿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一名退休的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合作模式，美国皇冠书局最初曾出资赞助科斯特洛与察列夫撰写此书，但随后又停止了赞助。此类出版物，所讲述的主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直至冷战初期的事件。在撰写每一册书时，都是由俄国外情报局为作者们提供独家的绝密文件副本，这些文件是从克格勃档案中挑选出来的。所出版的此类书刊迄今仍具有可读性，有时还能在里面看到一些新颖的重要材料，甚至其中的几本书因其透彻的历史分析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像。这些书也存有缺陷，但这并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作者编撰此书时所依据的克格勃文件是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不是作者本人挑选的。俄罗斯所提供的档案有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例如，90年代，国外情报局为俄罗斯和西方作家连续提供了克格勃最有名气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的档案材料。然而，为了维护菲尔比的英雄形像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名誉，国外情报局非常小心地隐瞒了菲尔比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站站长（这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职业生涯的顶峰）的情况。后来，菲尔比与他的不称职的指导员因经费问题和对他的指导不当而发生矛盾，后者被不光彩地召回莫斯科。米特罗欣关于菲尔比的那部分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认为不适于公开的记录第一次揭开了这段滑稽历史。国外情报局曾经公开否认一些可能会使它陷人尴尬处境的档案的存在。俄罗斯和美国的作者（其中一人曾经是第一总局的副局长）在根据国外情报局提供的档案材料撰写修建柏林墙以前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斗争情况时，要求查看克格勃间谍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的档案。国外情报局称，它没有使用这个姓名的间谍的任何记录。关于“伊戈尔·奥尔洛夫”唯一的记录，它声称，就是在1965年这个人曾经去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他抱怨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折磨并向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虽然至今为止在国外情报局的俄罗斯情报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个人，但是科帕茨基的确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而且还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米特罗欣抄录的关于这个人所谓不存在的档案显示，至少曾经有23名指导员负责指导过科帕茨基的工作。除了创意在西方出版一系列合作撰写的历史揭秘著作以外，国外情报局还在俄罗斯的市场上推出了一些小型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成立75周年，把自己视为它的后嗣的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根据克格勃时代那些不容批评的传纪，出版了一部记载着75名情报官员--所有这些人都被视为无所畏惧的英雄--生涯的书。1995年，国外情报局还开始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克格勃对外活动史，到1997年时它已经讲述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虽然这部情报历史巨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可靠的填补空白的宝贵材料，但是它也代表了经过选择和“卫生处理”的苏联情报史观，它也保留了一些经过稀释的克格勃的传统阴谋理论。这部官方历史的文学编辑罗里·扎莫伊斯基是前第一总局里的一位高级分析员，因其对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共济会一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的阴谋的崇信而闻名于中心和苏联驻外国的情报站。19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共济会正面的背后》的书，书中指责共济会会员对冷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国外情报局在为撰写过去行动的历史选择课题和资料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组织严密和高度职业化的形象，把它描述成一个与西方情报机构职能相近，但是经常在同它们斗争中取胜的部门。即使对它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也被描述成大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凶手。然而在30年代后期，它的首要任务却是在国外追杀“人民公敌”。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国外情报局还尽量把第一总局冷战时期在国外开展的情报活动与国内的克格勃机构侵犯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然而，事实上，在国内外开展的镇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行动是经过境密协调的。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68年扑灭布拉格之春、19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迫使波兰当局解散团结工会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主角。与在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有着密切联系的行动，是第一总局在苏联集团其他国家中展开的“进步行动”和在西方国家里对苏联难民的迫害。到了7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在西方开展的反意识形态颠覆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被认为违反莫斯科制定的党的路线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开展行动了。关于这些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包括国外情报局至今不愿公开的一些克格勃档案。国外情报局解密的档案只是60年代以前的文件，而米特罗欣的档案记录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时代。许多档案至今在莫斯科仍然属于高度机密。米特罗欣记录或整理的许多档案的原件可能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的大量的、多卷档案中的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此后不久，克留契科夫宣布根据《刑法》第70条（进行反苏的煽动和宣传）受到指控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也被销毁了。那么，米特罗欣关于这些人的档案记录可能就成了唯一的见证。因此，瓦西里·米特罗欣使拓展约翰·科斯特洛在1993年标榜的“在研究情报历史上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新的先例”成为可能，其程度是克留契科夫和他的国外情报局的接班人设想不到的。第二章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米特罗欣在克格勃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开展的行动，即使对于它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部让人难堪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克格勃（在那个时期称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是斯大林实施暴政的主要工具。它在和平时期搞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这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克格勃官员在其莫斯科的总部鲁比扬卡设有俱乐部，但这里甚至连用来放置前几任主席照片的陈列室都没有。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声名显赫之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恐怖的发源地。以前，曾有三人因涉嫌恐怖犯罪活动而被处决（这其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却只是虚构），其中金里克·雅戈达在1938年被处死，尼古拉·叶若夫在1940年被处决，而贝利亚在1953年被处决。还有一个是伊万·谢洛夫，1963年开枪自杀。斯大林死后，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研究更早的、富于神秘色彩和革命纯洁性的列宁主义的黄金时代，以回避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情报机构的那些杀人成性的负责人的血腥历史。克格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17年12月20日，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契卡”的成立。在米特罗欣的任职时期里，克格勃的官员总是称自己为“契卡主义者”。他们工资的发放不是在月初，而是在每月的二十号（这一天是“契卡”成立之日），以此来纪念契卡的诞辰。克格勃还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鲁比扬卡（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外面，矗立着在波兰出生的“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的巨型雕像。捷尔任斯基在很多传记中被尊称为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革命英雄”，在反革命势力威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时，他曾经扭转乾坤。在大革命来临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捷尔任斯基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了，这其中有十一年他要么是蹲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大牢里，要么是在服苦役，要么是被流放。克格勃训练手册引用他的话说，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像列宁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工作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人们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死斗争。在克格勃在雅瑟涅沃设立的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总部，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就是始终由鲜花环绕、矗立于大理石基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雕像。捷尔任斯基从克格勃前身--规模小得多的沙皇保安队那里学会了很多谍报技术，但克格勃对其神圣化的创始人的大肆赞誉却掩盖了这一点。在利用渗透和密探方面，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保安队有关技术的较为精确的第一手资料。早在1913年7月，列宁就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以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主席罗曼·马利诺夫斯基就向沙皇保安队渗透的难题交换过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必须找一个较隐蔽的保安队内线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保持紧密联系。结果，这种联系甚至要比列宁所想象的还要紧密。这个内线就是马利诺夫斯基。但是后来由于保安队的档案泄露了他的身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花园里被枪杀了。“契卡”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他们模仿了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沙皇专制工具的手段。“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在写作之前对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像捷尔任斯基一样，叶夫谢耶夫也认为，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契卡’早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但就在“契卡”刚成立不几天，它即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对外情报的收集工作。第一个派往国外执行情报任务的人是阿列克谢·富罗洛维奇·菲利波夫，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克格勃历史学家树立为英雄形象，因为他的所做所为与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坚持的列宁时代的英雄形象不相符。菲利波夫生于1870年，曾经参加过律师培训，十月革命以前一直从事报纸发行工作。1917年底，他被捷尔任斯基选中，以记者和商人的身份被派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1918年1月临行前，他做了“为了革命，不需要任何报酬，我将把我在工业界、金融界，特别是在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圈子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你们”的书面承诺。l月4日苏联公开承认芬兰独立（在这之前，芬兰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然后又立即对它实行颠覆政策。月底，由俄国陆军和海军驻赫尔辛基的卫戍部队支持的芬兰共产党搞了一次暴动，共产党控制了首都和芬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芬兰共产党很快又受到前沙皇官员卡尔·曼纳尔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民族主义防卫部队的挑战。菲利波夫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并报告有关曼纳尔海姆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及支持暴动的海员的倾向。由于德国在1918年4月上旬开始插手芬兰事务，所以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和菲利波夫的苏维埃国外情报员的短暂生涯在4月底就走到了尽头。1918年5月，俄国爆发了内战，并持续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卫政权而不得不与强大却四分五裂的白俄军队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所有这些反对力量的背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心炮制的一场巨大的阴谋。列宁在7月份声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针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场有步骤、有计划、显然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运动，英法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而实际上，尽管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敌人，但并不存在这种经过精心设计、协调一致的谋求颠覆它的帝国主义阴谋。“契卡”宣称，在内战期间，他们揭露和粉碎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阴谋：第一个便是发生在1918年夏天的“‘特使’阴谋”，也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其幕后策划者是英国年轻的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1979年出版的一份克格勃历史材料这样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契卡’对阴谋家的粉碎性打击简直可以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媲美。”“契卡”在1918年也正是这样声称的，同时也是米特罗欣的大部分同僚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然而，实际上发动“‘特使’阴谋”的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盟，而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敢于冒险的特务分子。他们趁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的混乱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这场阴谋，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最终却成了一次滑稽的、愚蠢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特务要算英国秘密情报局（当时被称为MIIC）的锡德尼·赖利。他的功绩中既包含了激动人心的冒险行为，又包含了粗俗可鄙的成份。由于他越来越倾心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所以后来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开除。赖利是1918年5月7日以一种奇怪而很有特色的方式进入莫斯科的--大摇大摆地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特使（而实际上，首相以前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要求拜见列宁，但遭到了拒绝。“‘特使’阴谋”最精彩之处还在于，这个阴谋不是由特使或他们的特务们亲自策划的，而是“契卡”为给西方阴谋家设置陷阶而策划的。在1918年8月“契卡”官员扬·布伊克斯假冒为一个名叫施米德赫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谋反者，成功地使洛克哈特·赖利和法国总领事相信守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团长爱德华·别尔津上校（他实际上是“契卡”的密探）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为了支持别尔津所谓的起义，赖利给了他120万卢布的巨款，但别尔津很快就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契卡”。赖利的起义计划经常改变。有一次他甚至想象亲自率领一支拉脱维亚特遣队直扑大剧院后台，活捉正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会议的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苏维埃领导人，并当场枪毙他们。赖利还很喜欢另一个计划，那就是不杀掉列宁和托洛茨基，只是剥去他们的裤子，让他们穿着内裤在莫斯科大街上游行，以此“让世人来嘲笑他们”。由于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赖利的想象永远不能实现了。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领袖莫依谢·索洛莫诺维奇·乌里茨基被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卡内吉瑟的劳工社会党温和派的前成员暗杀。同一天，在另一起袭击中，列宁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党成员法尼亚·卡普兰的枪击并受重伤。在经历了这两次枪杀事件后，捷尔任斯基决定结束“‘特使’阴谋”，“契卡”应对这次阴谋的设计和安排负主要责任。9月2日，有关方面声明，“‘契卡’已经粉碎了一起由英法外交官策划的阴谋--这些外交官们通过贿赂苏维埃政府军，组织抓捕人民委员会成员，并企图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军事独裁政府”。可以断言，声明肯定没有提及贿赂计划的具体事实，也没有提及军事政变是由“契卡”自己策划的，更没有提及这些外交官是受了“契卡”的间谍所使用的沙皇保安队的间谍手段的蒙骗而被卷人这场阴谋的。9月5日，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彼得格勒党的领袖再次发表声明，宣称英法阴谋家是企图杀害列宁的组织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但是，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揭露赖利准备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裤子的企图，尽管这样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或使人们更加相信是西方国家参与了杀害列宁的阴谋。他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们嘲笑列宁。在谋杀列宁事件、暗杀乌里茨基事件及“契卡”宣告粉碎“‘特使’阴谋”之后，苏维埃宣称进人“红色恐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忙于内战、对付反革命的同时，“契卡”也对革命政权的敌人大搞恐怖活动。在谋杀列宁的事件发生的三周前，列宁还亲自给奔萨州（有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写信，要求他们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处决，‘争取让周围数百公里的人们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在他康复期间，他还指示“秘密地、紧急地为制造恐怖气氛做准备是非常必要的。”10月15日，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继任者格列普·伊万诺维奇·博克自豪地向莫斯科报告，已经有800多名可疑的反革命份子被枪决，还有6229名被监禁。在彼得格勒，被捕或可能已被处决的人中还包括“契卡”第一任国外情报员菲利波夫。处决他绝不是因为在执行“芬兰任务”时的失败，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血统，因为在“怀疑一切”的“红色恐怖”时期，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是人民的敌人；20年后，博克自己也成为更为偏执的斯大林大恐怖时代的牺牲品。曾经参与策划“特使阴谋”的“契卡”密探别尔津和布伊克斯，最后也成了他们自己的骗局的受害者。刚开始时，别尔津的事业还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从事密探工作时表现出色，曾被授予“红旗勋章”，不仅加入了“契卡”，后来还成为科雷马金矿劳改营的领导（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该劳改营中工人的死亡率在苏联内务部劳改局里名列前茅）。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继而被枪毙。当时具体给别尔津加了些什么罪名无从知晓，但其中有一条是说他曾于1918年勾结过西方阴谋家。在斯大林主义者对“特使”阴谋所做的幻想一般的解释中，别尔津的同谋者布伊克斯（化名为施米德赫）被描述成公开的反革命，而不是执行别尔津命令的“契卡”官员，甚至在米特罗欣早期的克格勃生涯时期，克格勃的秘密历史也是持这种解释。由于布伊克斯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红色恐怖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对克格勃档案的解密，才重新确定了施米德赫的真实身份和他在1918年所起的真正作用。在米特罗欣整个特工生涯期间，克格勃历史学家们都始终认为，所有针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进攻，都是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阴谋的表现”。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勾结的话，那么苏维埃可能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败下阵来。1919年，只要有两三个师的西方国家的部队在芬兰湾登陆，就能够强行进人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连两三个师也找不到。那些干涉红军的美、英、法、日军队只是起到了使白俄声誉扫地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帮了布尔什维克的忙。虽然他们数量太小，影响不了内战的结果，但足以让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总之，很多布尔什维克成员都相信，在内战期间他们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力进攻。这种错觉在整个斯大林时代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受布尔什维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很多布尔什维克已经习惯了1917年以前那种隐瞒自己身份的生活，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化名，其中有俄国贵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假名一直是“列宁”；还有一直被称为“斯大林”的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列宁”和“斯大林”保持着许多在地下工作期间形成的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极度敏感的事情上，“列宁”要求他所作的指示绝不允许留任何副本，原件要么送回他那里销毁，要么由收件者直接销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指示并没有被完全执行。斯大林在20年代还在窜改他革命前的履历，包括具体的出生年月。他确切的出生年月（1878年月12月6日）直到1996年才被公开。米特罗欣在一次参观“莫斯科总档案局”的秘密部门时，偶尔发现了一份有关朱加什维利在沙皇保安队时的档案，其封面和标题都采用标准的保安队档案的格式，但当他再看里边时，发现内容已全被取走，极有可能是保安队掌握了有关年轻时的朱加什维利的负面材料，而斯大林却抓机会把这一文件毁掉了。苏维埃政府保存档案的典型形式是：自档案被永久性地存入档案册之日起，它的封面就会一直被保留着。米特罗欣怀疑，取走档案内容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干的，后来被除掉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秘密不被泄露。斯大林最想毁掉的是他在保安队充当密探的有关证据。尽管缺少确凿的证据，但是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中发现的一个保安队成员的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库布尔什维克曾指控朱加什维利（即斯大林）不仅是保安警察，还是密探，并曾挪用过党的公款。1918年，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依据布尔什维克惯于隐瞒身份的习惯，“契卡”以不同的化名和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向敌人后方派遣官员和特务来收集情报。在1919年7月之前，由于被派遣的特工众多，以至于根据需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指挥机构（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S局）。克格勃秘史称，从此以后这些“特工”行动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20年12月20日，也就是“契卡”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契卡”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外机构--外国科，负责指挥苏维埃在国外的所有行动。在苏俄早期，由于这个共产党国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与外国的官方来往很少，不可能为公开的情报站（在“契卡”行话中被称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护，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动来获得情报。在外国首都建立的外交和商务使团都有一个公开的情报站，它们由一位官员领导，这名官员的身份只有驻该国大使或使团领导知道。而地下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没有外交或其他官方身份的掩护，他们直接归莫斯科的外国科领导。在1918年到1920年的内战期间，与“契卡”在帮助红军战胜反革命军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相比，国外情报活动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但就像后来的克格勃一样，“契卡”也喜欢用数字来表示自己的成绩。1919年秋天，很可能就是内战的转折点，“契卡”得意地宣称，在它成立后的十九个月中，它共发现和消灭了412个反苏维埃的地下组织。“契卡”对付反对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怖。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契卡”的牺牲品，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付其政治敌人的残忍程度，还是杀害政治敌人的数量，“契卡”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沙皇保安队。1901年，有4143名政治犯被国内流放，其中仅有180名服苦役。只有那些杀人犯或企图杀人的政治犯才被处决。然而，在内战期间，大概有25万人遭“契卡”处决，这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的人数。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会让保安队以新的、恐怖色彩更浓的形式再次出现。他在1917年夏基本写完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声称，革命胜利以后，社会将不再需要警察部门，更不需要政治警察了。尽管有必要“靠过去被奴役的大多数民众去镇压少数剥削者”，但相比之下，这种镇压就“容易多了”。建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迅速瓦解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法规制度和官僚机构。但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会遇到大规模的反抗；不过，既然夺得了政权，他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捍卫它。他常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人民政权”，但是他从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永远正确的领袖。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里，在靠近鲁比扬卡的地方用巨大的花岗岩修建了一个纪念碑，但这花岗石并非采自斯大林的古拉格，而是采自列宁在1918年秋建立在白海沿岸的集中营，以此来纪念“极权主义镇压下的受害者”。许多“契卡”成员都把对其阶级敌人的残忍当成一种革命的美德。据一份莫尔普斯克的“契卡”的报告称：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甚至在苏维埃为其政权存亡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支持苏维埃的人对“契卡”的残暴感到极端厌恶。很多“契卡”成员（他们很多人只有十几岁）都曾使用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手段来折磨人。在哈尔科夫，他们将受害者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人皮手套；在沃罗涅日，他们剥下罪犯们的衣服，把他们塞进钉满钉子的木桶里，然后转动木桶；在波尔塔瓦，他们将神父钉死在木桩上；在敖德萨，他们将抓获的白军军官捆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地送人熔炉；在基辅，他们把成笼的老鼠固定在罪犯身上，然后再慢慢加热，直到老鼠钻进他们的腹腔为止。尽管列宁不赞成这种残暴行为，但他对由捷尔任斯基来纠正这种“过度暴力”表示满意。他对“契卡”的残暴行为置之不理，反而对其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他声称，“契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是“对付由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组织无数次的阴谋和无数次反苏企图的有力武器”：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们，我们知道你们不可能喜欢我们的政权，的确，你们不喜欢它！但是当你们来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围攻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国内组织一系列阴谋，极尽所能破坏我们的和平事业的时候，我们的“契卡”已经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还击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了！捷尔任斯基档案中的一些绝密文件附有一条规定，只能制作十个副本：一份送给列宁，其余交给“契卡”各部门的领导们。列宁对“契卡”事务的干预深人到了具体的操作细节，甚至就如何进行搜查和监视，他都向捷尔任斯基作了具体建议，还指导他说，逮捕最好在夜间进行。列宁甚至天真地想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来帮他们搜寻反革命份子，他让捷尔任斯基制作一个大的电磁铁，以便在逐户搜查中发现敌人的秘密武器。这种方法已经尝试过，却没有成功，然而捷尔任斯基还是很难让列宁相信“磁铁在搜查中没有多大用处”这样一个事实。列宁十分关注“契卡”所使用的间谍手段，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他确信“契卡”在对付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份子、维护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中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21年8月，苏联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美国救济协会为苏联数百万饥饿的人民提供的粮食援助，但他们却对此种援助深表怀疑，足见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多么地害怕帝国主义的破坏。列宁坚信，美国救济协会是美国进行情报活动的一个幌子，因此下令对美国救济协会的所有成员进行最严密的监视。美国救济协会开始活动后，列宁又认为他们肯定是在以提供食品为手段来搞颠覆活动。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副手约瑟夫·斯塔尼斯沃维奇·翁什里赫抱怨说“外国特务正大规模地贿赂那些穷困潦倒的‘契卡’官员（列宁加的着重号）这其中潜伏着危机”。列宁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满足‘契卡’官员的衣食等基本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挡住帝国主义的各种诱惑。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和平时期的情报机构，但是“契卡”却说美国救济协会负责处理欧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的300名工作人员中有200名实际上是秘密的情报官员，“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暴动的一流的指导者。”“契卡”还说，美国救济协会当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食品站，以便“在政变中随时为白色政权提供食品援助”。列宁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对付美国救济协会上，而对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约5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生命却置之不顾。1922年，美国救济协会每天要为100万名饥民提供食品，如果没有美国救济协会的这种大规模的食品援助，饥荒所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甚至在美国救济协会离开之后，苏联情报机构还一直认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间谍组织，而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此后的25年中，所有幸存的曾受雇于美国救济协会的俄罗斯人都被迫承认他们曾经为美国当过间谍。过份地认为西方政府和它们的情报机构是搞残酷的阴谋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列宁时代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重点，这一影响在斯大林时期更为严重。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苏联情报机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情况，经常需要进入一个扑溯迷离的世界，在这里，情报机构的工作目标既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幻觉的产物，也可能是真正的反革命阴谋的产物。苏联的这种对阴谋理论的偏好，一方面是一党专政政权固有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所有的独裁政权都认为反对派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反对派所从事的都是颠覆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的思维甚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权肯定都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工农政权。如果他们不是在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进攻准备，那么他们的间谍机构肯定就是在进行秘密的阴谋活动，企图从内部颠覆苏俄政权。外国科的前两任科长的任期总共仅有18个月。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瑟尔是苏联第一位功绩卓著的对外情报机构长官。他于1922年被任命为外国科科长，这无疑是经过列宁亲自认可的。特里瑟尔是俄罗斯籍犹太人，1901年他就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那年他只有18岁。跟捷尔任斯基一样，他早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流放或者在监牢中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专门负责追查混在布尔什维克流亡者队伍中的秘密警察。1918年，他在“契卡”工作的时候，被一群“土匪”抓住吊在树上，就在快不行的时候被经过那里的红军砍断绳索，救了过来，他因此而小有名气。跟他的继任者不一样的是，特里瑟尔有时候会到国外去与外国科的官员们会面。至少到他1923年3月由于第三次中风而无法继续工作之前，列宁一直对外国科的汇报非常重视，虽然有些情报有时候并不太准确。比如说，他曾就外国科1922年从阿瑟·兰塞姆（他是“契卡”早期少有的几个英国信息提供者之一，后来成为著名的儿童小说家）那里获得的有些不太准确的消息专门作出批示，称那些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是真实的”。经列宁批准，外国科早期对外工作的重点如下：一、弄清各国内部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反革命集团；二、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三、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四、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内战后，列宁和“契卡”最迫切关注的“反革命集团”是已经被打败了的白军残余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0年后期，当最后一股白军离开俄罗斯以后，他们实际上就再也没有机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严峻的挑战了。但列宁却不这样认为。他宣称：“一支被打败的军队会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很多教训。”他估计当时可能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流亡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已经摒弃前嫌，相互勾结……他们充分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苏俄、粉碎苏俄政权……这些反革命流亡分子信息灵通，组织严密，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国科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流亡于柏林、巴黎和华沙的“白色禁卫军”。他们一直在企图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这些阴谋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比列宁想象的要小得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关注的其他“反革命”威胁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既与红军作战，也与白军作战。1920年冬天和1921年春天，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的暴动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农村。甚至在红军和“契卡”“平息”了乌克兰暴动之后，流亡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游击队还继续越过边界搞袭击活动。1922年春天，乌克兰国家政治部接到情报说，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兰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尤尔科·图提尤尼克将军领导的“游击队总部”，该总部派了一些间谍前来乌克兰建立地下民族主义组织。国家政治部奉命不仅要收集有关流亡的白色禁卫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情况，还要对他们进行渗透和破坏。对付这两个反对派的策略都是一样的--建立一个在国家政治部控制下的假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将其作为诱饵，把图提尤尼克和白军的主要将领引诱回乌克兰。引诱图提尤尼克回乌克兰的第一步行动（该行动的代号为“案件39”），是逮捕扎亚尼--图提尤尼克的“特别任务”军官之一。1922年扎亚尼在越过边界时被抓获。被国家政治部成功地策反后，扎亚尼被送回到图提尤尼克的总部。他谎称在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最高军事委员会，现在急需在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作战指挥部，以便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图提尤尼克非常谨慎，没有立即回去，而是派了几名特使回去参加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特意安排的几次会议。会上，装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政治部官员谎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发展很快，一致声称急需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作为特使之一的彼得·斯达赫夫与图提尤尼克关系甚为密切，他也跟扎亚尼一样，为国家政治部所收买并成为双重间谍。劝说图提尤尼克本人返回乌克兰的努力最后终于在1923年6月26日取得了成功。图提尤尼克与他的助手和保镇先来到德涅斯特河罗马尼亚一侧的一个偏远小村子里。扎亚尼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并告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彼得·斯达赫夫正在对岸等他们。下午两点，来自乌克兰对岸的灯光发出信号，图提尤尼克和他的随行人员可以安全地过河了。但是他仍然很谨慎，让自己的保镖先过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陷讲。斯达赫夫和图提尤尼克的保镖一起回来，向他再次保证的确没有陷阶。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称，当时图提尤尼克对斯达赫夫说“彼得，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们不会互相欺骗对方。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是吗？”“那是不可能的”，斯达赫夫回答道，“我很了解他们，特别是那些（今天）跟我在一起的人，你可以相信我……”这样，图提尤尼克才决定和斯达赫夫上船过河。他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控制后，他写的信或以他的名义写的信就被送到在国外的主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手中，说他们的斗争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自己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苏维埃事业中。六年后，他被处决。对付白色禁卫军的手段与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手段很相似。1922年，驻柏林情报站收买了前沙皇将军泽列宁，并利用他对流亡集团进行渗透。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来的一份略带夸张的报告称，泽列宁“在白色禁卫军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分裂活动”，导致一大批军官脱离了彼得·弗兰格尔男爵，弗兰格尔是在内战期间被打败的最后一个白军将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其他策反白色禁卫军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战果，当时被策反的白军将领包括哥萨克首领A．1．杜托夫的前参谋长扎伊采夫将军和前沙皇将军亚洪托夫，他后来移居到了美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对白色禁卫军的最成功的两次行动都是靠精心炮制陷阱取得成功的，其代号分别为辛迪加和托拉斯。在这两次行动中，密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辛迪加行动的目标是萨温科夫。据信他是白色禁卫军中最危险的人物。他曾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担任过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推翻的临时政府的副总理。丘吉尔（还包括其他很多人）都很赞赏他的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当喧嚣过去，尘埃落定”，丘吉尔后来写道，“抛开所有的污点和阴影不论，很少有人比他为俄罗斯人民做过更多的努力、付出过更多的牺牲，冒过更多的风险，承受过更多的痛苦。’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主要负责招募俄罗斯人民军，这支军队受波兰指挥，对红军作战。1921年初，他在华沙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组织：“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该组织在苏俄境内组建了一个间谍网，负责收集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情报，并策划颠覆苏联政权的暴动。对付萨温科夫行动的第一阶段被称为“辛迪加一号”行动。在一位打入该组织内部的“契卡”密探的帮助下，此次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间谍网。1921年8月，“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44个主要领导人在莫斯科被公开审判。“辛迪加二号”行动是要引诱萨温科夫回来，将其作为另一次公开审判的主角，以此重挫支持他的流亡者们的气焰。克格勃的秘密材料中把这次行动主要归功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阿尔图尔·克里斯图安诺维奇·阿尔佐夫（他后来成为外国科的负责人），他是一位从事干酪制造的瑞士一意大利侨民的儿子，并得到过安得烈·帕甫洛维奇·费奥多罗夫和格里戈利·谢尔盖耶维奇·瑟罗叶若金的帮助。虽然“辛迪加二号”行动的确成功地使用了密探，但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未承认是萨温科夫的日益增强的幻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克格勃。在1912年一次访问伦敦期间，萨温科夫荒谬可笑地说俄国商务使团的主席已经建议他加入苏联政府；他还声称，劳埃德·乔治和家人曾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在他的乡间别墅欢迎过他。而实际上，这是一支威尔士乐队在威尔士的一个圣延节前的庆祝仪式上唱的一首圣歌。1923年7月，费奥多罗夫假装成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分子到巴黎（“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瓦解以后，他就把其总部设在这里）拜访萨温科夫，力劝他派其副手谢尔盖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国去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下组织进行秘密会谈。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劝降，并作为诱饵引诱萨温科夫亲自回来进行进一步会谈。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越过俄罗斯边界，径直进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为他设好的圈套中。面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厉审讯，萨温科夫很快就崩溃了。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他对他的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我现在无条件地承认，苏联是唯一代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国家。对于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我要说，过去我走过了一条血腥的、漫长而沉痛的与你们为敌的道路，我曾对你们的观念嗤之以鼻；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民族，那么你们就应该完全承认现在的工农政权，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她。甚至在萨温科夫被判15年监禁后，对他的欺骗行为仍在继续。他一直没想到他的狱友斯佩兰斯基是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斯佩兰斯基成功地赢得了萨温科夫的信任，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暗中从他那儿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他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兰斯基将他的情况作出最终汇报之后不久，萨温科夫就死了。克格勃的档案中好象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据现在流传的不太真实的国外情报局资料显示，他当时是在“与一群‘契卡’官员纵情痛饮”后从一幢高楼的窗户摔下或者说跳下来的--尽管当时格里戈利·瑟罗叶若金还曾英勇地企图把他救回来。而实际上看起来却更像是瑟罗叶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托拉斯”行动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托拉斯”是一个虚构的君主主义者地下组织，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掩护名称。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是阿图佐夫在1921年首创的，并成了六年的诓骗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冒充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秘密成员，利用苏联对外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得以有机会出国访问。到1923年他利用访问巴黎的机会，赢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俄罗斯军人协会的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的信任。然而这次诓骗的主要受害者却是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赖利。他是一个比萨温科夫有更严重的妄想症的人。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可笑人物，他对现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混乱。据他的秘书托伊称，“赖利经常受到严重的心理危机的煎熬，以至于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他甚至还认为他就是耶稣真主。”然而，当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还把他当成是英国的一名优秀间谍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危险的对手之一。与一年前诱捕萨温科夫一样，1923年9月26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又成功地引诱赖利穿过俄罗斯边境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谋反者的会议。被捕后，赖利也像萨温科夫一样，没有坚持多久。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有一封他于1925年10月3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这封信也许是真实的）。他在信中保证，他会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美国情报机构和在西方的俄罗斯流亡者的情报都供出来。六天以后，赖利被带到莫斯科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据一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资料说，“他只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没有叫一声就倒下了”。陪同他最后一次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员也包括瑟罗叶若金在内，而瑟罗叶若金很可能就是一年前谋杀萨温科夫的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把赖利的尸体放在鲁比扬卡的一个船上医务室里进行了秘密展览，以此来庆祝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很多年以来，西方一直谣传赖利逃脱了处决，并获得了新的身份，发生这种传闻对于一种现实与神话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职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1927年，‘托拉斯”行动终于被曝光，这使得英国、法国、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各国情报机构相当尴尬，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是这一欺骗行动的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除了与反革命（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外，还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苏联情报部门较西方情报部门有两大优势：第一、当安全在莫斯科已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仍很不够。第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和她们在西方的“同道者”会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大量可供招募的意识形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托拉斯”行动处于高潮时期，外国科，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构，第一次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位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名叫弗朗西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意大利通信员（其代号是杜坎）。他是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莱格雷特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机构招募的。十月革命以前，阿莱格雷特一直是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康斯坦丁尼尽管地位不高，但是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交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外交部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更别提有什么安全部门了。当时，英国各个大使馆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派驻罗马的大使馆官员安德鲁·诺布尔称，当时在罗马，安全措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大使馆的服务员都能有机会接触那些装有秘密文件的红匣和档案柜的钥匙，他们甚至还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大使馆文件保险柜的联环锁的密码。甚至在1925年英国大使馆丢失了两份外交密码本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密码本很有可能是被康斯坦丁尼盗走了--其实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被他盗走了。十多年间，康斯坦丁尼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密码本。起初，他很可能还让他弟弟塞孔多（当时是大使馆的一位雇员）帮助他往外偷过文件。康斯坦丁尼除了把英国与其驻意大使馆之间有关英意两国关系方面的电文提供给苏联外，还经常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文件的“秘密影印件”，这些文件都来自外交部以及各主要英国外交使团，以便使驻外大使能及时了解当前的外交政策。到了1925年1月，他平均每周能提供150页秘密资料。康斯坦丁尼对他的企图毫不掩饰，据驻罗马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他纯粹是为了金钱才与我们合作的，他自己从不否认这一事实。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名富翁，他一直在为此而努力。”1925年，他被中心称为最有价值的情报员。由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直相信英国在搞大规模的旨在颠覆苏联政权的阴谋活动，所以它一直依靠间谍“杜坎”提供关于英国进攻的早期预警情报，并对驻罗马情报站作了如下指示：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成一个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提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罗马情报站为能拥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出色的间谍而非常自豪，这从他们对康斯坦丁尼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长着一张“古罗马人”的面孔，众多追求他的女人都称他为“帅哥”。到了1928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怀疑他也为意大利情报机构提供机密文件，而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但他所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20年代后期成为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称那些资料“对我的作用太大了”。1927年，苏联的情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的失误，这些失误被广为宣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次成功渗透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快速增加的工作网点和四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站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有三：一是苏联早期的密码系统比较简单，容易被西方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解；二是第一代外国科的部分官员缺少经验；三是在选择和培训外国共产主义者作为间谍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为苏联情报机关推荐了大批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德国的理查德·佐格尔，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间谍，但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的情报技术要求，不遵守正规的安全程序。1927年春天，苏联在8个国家的情报行动被曝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三月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波兰的一个主要间谍网被揭露；在土耳其，一名苏联的商务官员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在瑞士，警方宣布逮捕了两名俄罗斯间谍。四月份，在北京，警察突袭了苏联领事馆，发现了大量涉及情报方面的文件；在法国，保安局破获了由一名重要的法国共产党人让·克雷默特领导的苏联间谍网；五月份，奥地利发现外交部官员中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透露秘密信息；在英国，内政大臣向下议院宣称，“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到的最完整、最嚣张的间谍网”。在上述间谍网被破获后--当时苏联仍然把英国当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危险的敌人--英国正式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高级官员还向下议院宣读了部分截获的苏联密码电报。在苏联的密码被英国成功地破译之后，苏联为使其外交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通信联络更加安全，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的密码系统，这种方式尽管较费事，但几乎是无法破译的。这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的密码专家们都无法破译苏联高级别的密电交流。1927年，有关日本的情报是最多也是最令人关注的。1925年之后，外国科已经能够截获日本军事代表团及驻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总领事馆的秘密联络情报。值得注意的是，驻哈尔滨的日本代表们并不使用外交邮袋和他们自己的信使，而是通过中国的邮政服务来与东京进行联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收买了那些将日本官方电文送到哈尔滨邮局的中国雇员，并派出了拆信专家组，对信件进行检查和照相，然后再用新信封装好，贴上复制的日本封条付邮。来自莫斯科的日本专家马特索金教授也被外国科雇用来负责在哈尔滨检查信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译即送至克格勃总部。在发送到莫斯科的截获信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针对中国和苏联远东的军事计划材料。但最令人忧虑的文件则是1927年7月截获的一份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田中写的秘密奏折。该奏折主张征服满蒙，为吞并整个中国扫除障碍，并断言“日本将不得不再次与俄国交兵”。该奏折的第二个副本是外国科驻平壤情报站截获的，那时日本还占领着朝鲜。当时情报站负责人是伊万·安得列耶维奇·奇恰叶夫（后为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外国科官员收买了一名代号为“阿野”的日本翻译，成功地把这份奏折以及其他一些秘密材料从日本驻汉城警务负责人的保险箱中弄了出来。后来田中奏折被外国科泄露给了美国新闻媒体，使外界误认为这是由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截获的。直到1997年，苏联官方的一部史书还在庆贺能同时在哈尔滨和平壤得到那两份奏折，称这是“间谍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尽管有一点夸张，但却准确地反映出能够及时觉察田中对与俄国作战的预测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日本日益明显的威胁，使莫斯科焦虑不安。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截获田中奏折之后几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文章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政界对形势的深切忧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胁，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场战争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未知数，相反，我们面临着一场真实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虽然康斯坦丁尼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田中奏折的英国情报，斯大林和克格勃总部的“阴谋理论”信奉者仍然不能得出英国并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计划的结论。他们认为，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对西方战争贩子的秘密委员会进行渗透。列宁逝世后，经过三年的权力争夺，斯大林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当时提出要求，要争取获得更多的有关西方阴谋颠覆苏联的情报，虽然大多数阴谋根本纯属想象，但他却坚信“阴谋”是肯定存在的。为了使苏联的间谍活动更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成了一项庞大而持久的工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官员进行系统训练，并煞费苦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试图迅速扩大秘密情报网，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强制性要求），仓促行事，结果被纳人国外间谍网的既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天才，也不乏一些厚颜无耻的骗子。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公开的丑闻，其中有一条涉及1927在柏林建立的秘密情报站。该情报站站长为奥地利的贝托尔特·卡尔·伊尔克，副站长为莫里茨·温斯坦。后来的一份调查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时中心就应该注意到“伊尔克一温斯坦情报站”所宣称的扩大间谍网的“可疑速度”。据该情报站宣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它的间谍活动已遍及英国、法国、波兰及德国。伊尔克还以“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他的间谍的身份的资料。当时中心还在为1927年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网不断暴露而伤脑筋，因此只能对他不愿透露身份的行为勉强接受。然而，事情慢慢清楚了，这个秘密间谍网的核心人物都是他们的亲戚，间谍网的其他一些人员甚至纯属虚构。在英国和法国的间谍行动也纯粹是虚张声势，不过这倒是从中心为自己争取资金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德国和波兰的间谍网倒不完全是编造的，但却处在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1933年中心彻底关闭了这个情报站，但这次没有像1927年间谍行动失败那样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发展及其继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创造：对领导人盲目崇拜、一党专制，由庞大的警察保安系统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以众多的集中营来威胁政权的反对者。但是，列宁建立的一党专政国家还允许在党内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斯大林却利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阻止这种讨论，强行推行他个人的狭隘的正统观念，对那些真实或虚幻的对手进行残酷迫害。其中对列宁时期的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迫害最为恶毒、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展的反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运动至少在初期是相当残酷而又滑稽可笑的。当托洛茨基拒绝公开认错并承认其“反党罪行”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镇，该镇位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偏僻角落。1928年1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遣小分队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处准备将他带走流放时，发现他还穿着睡衣。当托洛茨基拒绝出来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破门而人。令托洛茨基惊讶的是，小分队的头目竟是内战以来他的一位保镖。面对前国防人民委员那位“保镖’心潮澎湃，难以自持，抽泣道：“托洛茨基同志，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吧！”托洛茨基让他冷静下来，并说不管命令本身是如何地错误，服从命令都是他的天职。小分队的人脱去托洛茨基的睡衣，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到已经等候在门外的汽车上，送往开往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在这一过程中，托洛茨基始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在流放地，托洛茨基除了几次外出打猎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书桌旁度过。从1928年4月到10月，他一共给他的支持者们发了约550封电报和800封“政治信件”，其中一些可以算得上是冗长的辩论文。在这期间，他收到来自苏联不同地区的700封电报和1000封信，可以认为至少和这同样多的信件在途中就被没收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截获的托洛茨基信件中的每一点都特别留意，每一个月都要把整理好的材料呈送给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和斯大林。其中有些信件常常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描绘成“堕落者”，一向对反对势力反应强烈的斯大林对此深恶痛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报告都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愤怒语调写出来的。它宣称，自十月革命后，没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敢于像托洛茨基分子这样如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甚至面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也毫不畏惧，大部分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还慷慨地呈上书面抗议，宣称：“我认为我所介入的斗争是党内问题，我将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说明情况，而不是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解释。”1928年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几百人被关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但当时布特尔卡监狱还没有沦为“残暴”的代名词（在十年以后的大恐怖时期，它因残暴雨臭名昭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的精神也没有完全崩溃。他们在第一天晚上就掀起了一场暴动，他们不仅踢破门，打破窗户，还呼喊着错误的政治口号。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愤怒地报告称，“这就是仇视党和国家的敌人的所做所为。”斯大林认为，要清除托洛茨基这样的异己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保持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就必须让托洛茨基从苏联消失。于是1929年2月，这个伟大的“异己分子”被流放到土耳其，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护送者交给他1500美元，以便他能够“定居国外”。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关于清除他的影响和肃清他的追随者的报告中，语气比过去更有信心了。因为追随他的人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士气日趋低落。据一篇报告称，“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许多人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在那些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有一些被发展成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用来揭发他们的朋友。在同一篇报告里，他们还夸耀了一番在破坏“反革命”核心人物信誉时所采用的巧妙手段。托洛茨基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从他们工作的地方传唤到办公室，让他们在楼道里围成一圈站几个小时，然后不作任何解释就又把他们放了。回到单位后，他们并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而再，再而三，久而久之，他们的同事就越来越疑心，开始相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散布的谣言：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雇用的告密者。一旦“反革命份子”失去了信誉，他们就会作为政治犯而被逮捕。然而，斯大林心中的疑虑却远没有消除，他甚至越来越后悔将托洛茨基流放到国外去，因为如果让他呆在苏联，至少还能随时监视他的行为。在托洛茨基被判流放6个月后，有一件事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部的托洛茨基同情者雅科夫·布留姆金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1918年时，作为“契卡”内一位年轻、冲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无视捷尔任斯基的命令，暗杀了德国大使。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他得以恢复职位，并被提升为中东地区秘密情报站的负责人。布留姆金答应为托洛茨基带信给他以前的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卡尔·拉德克，还答应尽力帮他与苏联的他所谓的“思想一致者”建立联系。对外情报局负责人特里瑟尔很可能是通过一名跟随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觉察到了布留姆金的拜访，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布留姆金，而是安排了一个陷阱，后来称之为“甜蜜陷阶”。他派出一名妩媚动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女间谍，她名叫伊丽萨白·尤里叶芙娜·戈尔斯卡妮，此人以“利萨一狐狸精”而出名。上司让她“运用资产阶级的一套’去勾引布留姆金，弄清他与托洛茨基联系的全部情况，然后确保将其弄回苏联。布留姆金被引诱回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并被秘密审判和枪杀。据后来叛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称，布留姆被处决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托洛茨基万岁！”在这之后不久，“利萨”戈尔斯卡妮就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柏林（后来驻纽约）情报站站长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结了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被共产党内部反对他的人搞得惶惶不安，他担心在外国科内部还隐藏有类似布留姆金式的人物。但托洛茨基本人却没有被定为暗杀的目标。苏联外部的主要的“人民公敌”还是白色禁卫军。白俄军人协会驻巴黎的头目库捷波夫将军是一位勇敢、正直、滴酒不沾的人，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幼稚，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说是个很容易对付的目标。苏联间谍很巧妙地渗透了他的随从，间谍们给他带来了一个苏联国内有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好消息，而实际上这一组织并不存在。“伟大的运动正在席卷全俄罗斯！”1929年11月库捷波夫宣称，“从来没有这么多‘来自那边的人’来看我，要求我与他们的秘密组织合作。”与萨温科夫和赖利不同的是，库捷波夫抵挡住了诱惑，没有回俄罗斯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共产主义会议。于是，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决定把他绑架回莫斯科受审并将其处决。处理库捷波夫的全盘计划都交给了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雅沙）谢列布良斯基，他是被委婉地称为“特别任务局”的组织的头目。二战以前，该局也是一个对外情报机构，直接向总部汇报工作，专门负责在国外搞破坏、绑架和暗杀活动。官方历史学家们力图把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与30年代的血腥杀戮行为分开，把它描绘成一个牺牲品，而不是大恐怖时期的杀戮者，而后来谢列布良斯基却令他们非常尴尬。一份1993年由国外情报局发起出版的历史书称，谢列布良斯基“不是国家安全局的固定成员”，“只是一个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雇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克格勃档案记载的是，他是一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他的“特别任务局”发展成了一支拥有200名精兵强将的精锐部队，专门致力于追捕大西洋两岸的“人民公敌”。谢列布良斯基把绑架库捷波夫的周密准备工作委托给他在巴黎的秘密情报站站长，此人名叫斯佩兰斯基，六年前曾参加过诱骗萨温科夫的行动。1930年1月26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聚居的第七区，库捷波夫被塞进停在街中央的一辆出租车。斯佩兰斯基安排了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站在附近帮忙，这样一来，任何看到了这场绑架的人（也的确有一个人看到了）都会误以为是警察在抓人。尽管总部称赞这次绑架是一次“漂亮的行动”，但他们用来制服库捷波夫的麻醉药已超出了他衰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剂量。在被带回俄罗斯的途中，他死在轮船上。绑架库捷波夫的行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还是收集情报，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任何行动都要让位于“特别任务”了。　　　   第三章大特工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党和国家两者的领导机构）召开会议对外国科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命令它加强对三个目标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三个地区是：一。英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的三大强国）；二、苏联西部的邻国--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三、日本--苏联在亚洲最主要的对手。至于1933年才正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并没有被提到。虽然早在1921年苏联就曾经派遣特工横渡大西洋，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使得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仍然处在次要地位。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外国科工作的扩展主要是靠增加秘密情报站的数量来实现的，每个情报站有七名（在特殊情况下最多曾达到过九名）特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是设在驻英国和法国的苏联大使馆里的合法情报站，以外交身份做掩护的特工最多也只有三名，有时甚至只有一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更重要的特工提供与中心联络的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在20年代，公开和秘密的情报站都有权决定间谍发展对象和招募这些间谍的具体办法。1930年，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这位“辛迪加”和“托拉斯”行动中的英雄接替特里瑟尔成了外国科的负责人。他认为目前的谍报网中有‘不良分子”。因此，他规定以后发展间谍需要得到中心的批准。由于通信方面的问题，他的指示并不是都能被贯彻落实。在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历史上，3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应该被称作“大特工”时代。所谓“大特工”就是指那些形形色色的非常有天份的特工人员，他们共同改革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招募和情报搜集工作。战后的特工需要在建立假身份、保护自己的伪装和准备在西方展开活动等方面接受长期的训练。而在战前，他们的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主义办事程序的束缚，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他们的工作对象比他们后辈的工作对象要容易对付得多。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安全机制都是非常松懈的。这些出色的特工的个人才能加上其工作对象的相对脆弱性，使他们的行动与冷战时期开展的特工行动比起来，更富有传奇色彩，有时甚至有些会使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些最有能力的大特工并不是俄国人，而是那些四海为家。能够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对共产主义社会充满幻想的中欧人。他们在加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以前曾为共产国际从事地下工作。在剑桥大学里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阿诺德·多伊奇（我们将在第4章里进行详细介绍）就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第四局（军事情报局）中最成功的特工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佐尔格。一个曾与他在共产国际中共事、非常崇拜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浪漫的理想主义学者”，可以称得上是魁力四射。他最大的成功是在日本获得的，当时他以一名纳粹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不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特工的成功都是在欧洲取得的。虽然在人们现在的记忆中，特别是在英国，大特工的成就主要是发展年轻、有才干、有理想的间谍；但是他们最初的成就并不如此光彩。开始时，他们只是通过被金钱和女色而不是理想驱使的间谍获取外交密码和文件，虽然这在重要程度上比后来的行动毫不逊色。密码破译工作只能依靠杰出的数学家在密码分析方面的天才，而如今这些工作是在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辅助下进行的。事实上，在20年代，有资料记载的破译密码的重大成功，往往都是依靠间谍窃取密码和编码系统的帮助获得的，有时这种帮助还是至关重要的。沙俄的密码破译者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窃取或购买外国代码和密码方面具备非凡的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年以前，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查尔斯·哈丁爵士发现，有人用1000英镑的高价收买他的档案室主任，让他窃取使馆里使用的主要密码。1000英磅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这一次沙俄的特工没有得逞，但是他们已经得手过许多次了。一位俄国的政治家曾对哈丁爵士说，他“并不介意在书面报告中提到他在谈话中向我透露的内容，但是他恳求我绝对不要发电报，因为我们所有的密码都被人破译了！”这令这位大使感到很震惊。沙俄保安部成了现代第一个通过窃取外国密码以辅助密码破译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的情报机构。它为它的苏联后继者树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大特工和密码破译者们提供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外交通信情报，而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从1924年起，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工作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向克格勃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密码资料。然而，克格勃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早期在获取外国外交密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统统归功于代号为“汉斯”或“安德列”的“大特工”--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所有大特工中此人是最神气的一个。在国外活动期间，他曾经使用过许多化名，其中也包括一些假的贵族头衔。作为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最出色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照片悬挂在雅瑟涅沃（如今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的总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密“荣誉室”里。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性格外向、能流利地使用多种外语的间谍；他出生于1901年，是一个私生子，母亲是库班哥萨克人，父亲--后来他确信--是著名的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995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出版了他的职业生涯传记，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他作梦都想着确认自己父亲的身份这回事，也没有提到他最初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以名噪一时，是因为成功地引诱了一些在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门里能够接触到秘密文件的女职员。他用来引诱这些人的办法后来被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广泛采用，例如在西德开展的“秘书攻势”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他的离奇的记录，说他能“很快与女职员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和她们上床”。1927年，他在布拉格成功地勾引了法国大使馆里一位29岁的女职员，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上了第一个重要的战利品，中心给她的代号是拉罗什。在以后的两年里，拉罗什向他提供了法国外交密码和机密通信的副本。可能就因为这种非同一般的风流稠党，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没有被提升为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始终都只是一名特工。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他属柏林秘密情报站的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管辖。与他不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更多的平庸的官员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招募到能够接触外交密码的间谍的机会。斯大林就曾经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斥责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当事人。那是在1928年8月，一位不速之客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要求会见武官或一秘。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瑞士的商人和冒险家，名字叫乔瓦尼·德利（代号罗西）。后来比斯特罗列托夫依据使馆的报告记录了这件事，据他的记录称，德利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的红鼻子与黄色的手提箱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反差。他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声称：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意大利的代码和密码。当然，你们手里肯定有当地意大利大使馆密码电报的副本。请把箱子拿去，核对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如果证明是真的，请拍照并付给我20万法郎。德利说他以后还可以提供意大利的外交密码，要价也是20万法郎左右。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他的妻子给这些文件拍了照。然后，他把原件还给了德利，说这些是假的，要他立刻离开大使馆并威胁说要叫警察来。当时，中心高度赞扬了他的机智，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了意大利的密码，但是后来，中心改变了这一看法。恰巧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年后，1929年8月，另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这次，来访者是在法国外交部通讯部工作的厄尼斯特·霍洛韦·奥尔德姆，他专门从事与密码有关的工作；当时，他正在巴黎陪同英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沃伊诺维奇想故伎重演。但奥尔德姆比德利要小心。他并没有把密码带在身上，并试图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尽量减少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接触，他希望进行一次简单的交易。他只说自己叫“查理”，并使沃伊诺维奇错误地认为他在法国外交部的打印室工作。他声称自己能搞到一份英国的外交密码，并索要5万英镑。沃伊诺维奇把价砍到了1万英镑；双方商定第二年初在柏林见面。然而在这次会面进行之前，1929年10月，苏联临时代办格里戈里·贝泽多夫斯基被指控参与了反革命“阴谋”。为了避免被枪毙的厄运，他从大使馆翻墙而出，逃跑了。他的叛变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混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警卫奉命找到他并把他押回莫斯科，而且他肯定会被处决。1930年，贝泽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使中心非常气愤。在回忆录中，他谴责斯大林是“最无情的东方专制统治的化身”，并批露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曾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意大利和英国密码的情况。这次泄密事件导致比斯特罗列托夫被立即召回莫斯科。在鲁比扬卡，阿布拉姆·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此人后来当上了国外情报局局长）向他展示了一本贝泽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在提到欺骗德利--也就是1928年提供意大利密码的那个人--的地方，斯大林亲自在空白处用铅笔作了“恢复联系！”的批示。斯卢茨基指示比斯特罗列托夫立刻返回巴黎，寻找到两年前曾被他欺骗过的那个不速之客，恢复与他的联系，并获取密码。“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比斯特罗列托夫问。“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斯卢茨基答道，“你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找到他。”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日内瓦的一间酒吧里找到了德利。有了两年前在巴黎被欺骗的经历，比斯特罗列托夫相信他会拒绝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接触。于是，比斯特罗列托夫使用了后来被称作“假旗号”的技巧，谎称自己是日本情报机构的人。虽然这一招也没能瞒德利多久，但是他还是同意继续出卖意大利密码，他声称这些密码可以从一个腐败的外交官那里弄到。以后，他们总在柏林会面，因为据说那个外交官就在这个城市。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很可能不完全--德利至少得到了20万法郎。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曾经有意向巴黎情报站提供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的那个英国人（厄尼斯特·奥尔德姆）。1930年4月，在一年前安排好的约会上，可能是怕被欺骗，奥尔德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阿尔诺）只交出了一份外交密码的部分内容，并要求先拿6000美元的预付款，然后再交出另一部分。会面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试图找到他的行踪，才发现他留下的是一个假地址。很可能就在他与德利见过第一面之后不久，比斯特罗列托夫就在巴黎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奥尔德姆。搭上话之后，他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搬进了奥尔德姆住的那家饭店。在那里，比斯特罗列托夫向奥尔德姆和他妻子介绍说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匈牙利贵族，和奥尔德姆一样，落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中。在妻子的同意下，奥尔德姆同意提供外交部使用的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通过比斯特罗列托夫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月奥尔德姆拿到了6000美元，第二个月拿到了5000美元，再后来减少到了每个月1000美元。在整个过程中，比斯特罗列托夫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奥尔德姆的好友，有几次还到他在伦敦肯辛顿的彭布罗克花园的家里做客。然而文件却是他们在法国和德国接头时交接的。奥尔德姆一开始就想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他越来越担心作为苏联间谍可能遇到的危险。为了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比斯特罗列托夫多次让柏林秘密情报站的站长鲍里斯·巴扎洛夫（代号金）和他一起去见奥尔德姆。巴扎洛夫化装成一个名叫达文西的非常凶恶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在他们耍弄的白脸和红脸的把戏下，奥尔德姆同意继续工作，但逐渐开始酗酒。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比斯特罗列托夫通过与露西·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的妻子）建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中半遮半掩地所谓的“亲密关系”，加强了对她的的控制（此后她有了一个代号叫“夫人”）。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的骗过了奥尔德姆，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奥尔德姆夫妇也在欺骗他。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奥尔德姆告诉比斯特罗列托夫说他是“一个贵族，在外交部负责密码工作，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实际上，他只是个普通的职员。后来，奥尔德姆又吹嘘说他使用外交部里一个名叫坎普的朋友给他提供的假护照周游世界，他还声称这个朋友也在为苏联秘密情报部门工作，而这基本上也肯定是假的。在帮助比斯特罗列托夫用罗伯特·格伦维尔的名字弄到了一本英国护照之后，奥尔德姆告诉他，这本护照是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亲自签发的，他以为这本护照是发给他的一个熟人--当时在加拿大的一位英国小贵族罗伯特·格伦维尔勋爵的。奥尔德姆还说，西蒙爵士还对他说“我怎么不知道罗伯特勋爵已经到了英国呢。”奥尔德姆夫人也非常善于编造故事。她告诉比斯特罗列托夫，她的哥哥是一位陆军军官，名字叫蒙哥马利，在外交部里负责情报工作（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后来（时间很可能就是40年代）的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把这位神秘而且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蒙哥马利就当成了指挥阿拉曼战役的陆军元帅厄尔·蒙哥马利！虽然比斯特罗列托夫算得上是个控制招募到的间谍的行家，但是由于不了解英国外交部的工作模式和英国的国家体制，他也非常容易被蒙骗，中心和他比起来，也强不到哪儿去。德利在柏林与比斯特罗列托夫见面的时候，交给了他一些真正的外交文件（其中很可能主要是意大利的密码），但也有不少是德利自己编造出来的。比斯特罗列托夫后来回忆说，当他问德利他提供的文件是不是真的的时候，德利气愤地答道：“这是什么话？这些文件当然是真的……你们日本人真是白痴。你可以写信让他们开始印制美钞；给我100万假美钞，而不是20万真法郎。那样我们就可以两清了。”至少他编造的一部分假文件把中心愚弄了。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也在向法国和其他国家出卖意大利密码的事实，德利声称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蒂·科特尔拉佐伯爵（后来当上了意大利外交部长）在进行“大规模的密码交易”，有一份德国大使馆里的密码丢失了，他还曾下令处决了一个替罪羊，以避免对他的怀疑。因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相信西方的情报部门和它一样，也组织秘密的暗杀活动，因此它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德利的这些鬼话。这可真让人惊讶。德利还两次试图用别的方式欺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他让他们与一些假官员联络，这些人声称自己有德国和英国的外交密码可以出售。德利还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介绍了他的好朋友，一位巴黎的商人鲁道夫·勒穆瓦纳，法国情报机构--军事第二总局的一名特工和间谍发展人。中心认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勒穆瓦纳是柏林一个富有的珠宝商，博恩·鲁道夫·施塔尔曼的儿子。从1918年起，他开始为军事第二总局工作，并成了法国公民。对于他来说，情报工作是他的挚爱，也是第二职业。他在第二总局的一位长官说“他对谍报工作的着迷，就象酒鬼沉迷于酒一样。”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931年成功地招募到了一名德国的密码和技侦员汉斯一蒂洛·施密特。这个人因为有嫖妓的恶习而债台高筑。在以后的十年里，施密特（法国人给他的代号是海和阿舍）是第二总局最重要的外国间谍。他提供的一些情报，为二战中英国的密码分析专家成功地破译德国的艾尼格马机器密码奠定了基础。为了让比斯特罗列托夫集中精力操纵奥尔德姆，在比斯特罗列托夫与勒穆瓦纳（第二总局给他的代号是雷克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给的代号是约瑟夫）见过一面后，中心就命令他把这个人交给另一个名气不如他的苏联特工伊尼亚斯·赖斯（化名“伊尼亚斯·波雷茨基”，代号雷蒙德）。在最初与勒穆瓦纳的接触中，赖斯把自己伪装成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勒穆瓦纳则表现出与他交换德国和其他外国密码体制方面情报的急切心情，并提供了一些真假掺半的情报，以显示第二总局愿意合作的态度。他1931年5月提供的意大利的密码似乎是真的。但是1932年2月，他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假消息。他说希特勒（不到一年之后即成了德国总理）曾两次秘密地访问巴黎，并受雇于第二总局。“我们法国人，”他声称，“正在尽一切努力促使他早日上台。”中心认为这是一个假情报，但是命令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并付给他钱。这可能是为了招募他而设下的一个圈套。1933年11月勒穆瓦纳带着第二总局技术侦察处处长居斯特夫·贝特朗（中心给这个人起了个代号叫“鹰”）来和赖斯见面。赖斯为了使贝特朗相信自己是一位愿意与他们交换密码的美国情报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拉丁美洲的密码。可是，贝特朗对欧洲的密码更感兴趣。和贝特朗见了第一次面之后，赖斯告诉勒穆瓦纳自己不是美国特工，而是在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中心很可能认为勒穆瓦纳已经中了圈套，这样可以迫使他要么向他的上级承认他拿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钱并且被欺骗了，要么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并被迫为苏联工作。但是勒穆瓦纳并没有被吓倒。这很可能是因为勒穆瓦纳早已经发现了他认识的这个“瓦尔特·斯科特”，也就是赖斯，是个苏联间谍。赖斯后来又和勒穆瓦纳及贝特朗见了几次面，交换了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使用的密码方面的情报。就在赖斯与勒穆瓦纳保持着接触的时候，比斯特罗列托夫发现奥尔德姆越来越急于摆脱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关系。到了1932年夏天，比斯特罗列托夫担心奥尔德姆越来越严重的酗酒和在工作中的粗心大意会引起英国安全局的注意。中心认为奥尔德姆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还可能招致据称相当残酷无情的英国情报机关对比斯特罗列托夫的报复。9月厂日，为了鼓励其面对英国暗杀威胁的大无畏精神，中心发给了他一支枪。枪上还刻着一行字：“与反革命进行不懈的斗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体同志。”当然，所谓的暗杀计划并不存在。比斯特罗列托夫拿到枪后不到两个星期，也就是在1932年9月30日，奥尔德姆由于无法承受双重身份的压力，辞去了在外交部的工作。但是，让他感到绝望的是，中心并没有放过他。在以后的一年中，比斯特罗列托夫向他了解了通信部里他以前的同事们的详细情况，希望从中至少能找一个人来接替奥尔德姆的工作。奥尔德姆的酗酒越来越无法控制了，他认为被捕只是个时间问题。他的妻子告诉比斯特罗列托夫，奥尔德姆认为是外交部终身副外交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亲自下令对他进行监视，而且英国的情报部门也在追查比斯特罗列托夫。虽然这些可能并没有事实根据，但中心对此仍然非常重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危机处理的“飞行特工’特奥多尔·马利在7月6日给中心的报告中称，比斯特罗列托夫的处境十分危险：安德列（比斯特罗列托夫）很可能会被敌人干掉。但我还没有命令他马上离开。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奥尔德姆），而这将会削弱我们的防卫，同时助长敌人的力量。今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安德列，明天我们还可能会失去其他同志。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的。8月10日，中心的答复是：请转告安德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与阿尔诺一起工作的这段非常困难而危险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自律、足智多谋和勇气。比斯特罗列托夫在智胜英国式的谢列布朗斯基特工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继续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赞扬。而实际上，这种特工只存在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于外国阴谋的想象之中。1933年9月29日，也就是奥尔德姆从外交部辞职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被发现昏迷在位于彭布罗克花园自已家的厨房里，厨房里充满了煤气味。他被火速送往医院，但刚到医院就死了。经解剖发现，他的死因是在“头脑不清醒时”“煤气中毒”。中心肯定他是被谋杀的。在关于他的死亡报告中，中心认为：“（英国）情报机构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是他们杀害了阿尔诺，因此使他的死看上去象是自杀。”但同时，中心也相信，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因此英国外交部认为奥尔德姆一直在为法国而不是苏联的情报部门服务。奥尔德姆的自杀并没有引起英国外交部对于长期存在的其自身及驻外使馆的安全问题的警觉。比斯特罗列托夫因为仍在担心自己正受到英国一支秘密暗杀小组的追踪，也未能意识到英国外交部依然是一个防卫相对薄弱的目标。最后，他得出结论，日内瓦是一个更安全的招募间谍的地方，在那儿还有奥尔德姆以前的几个同事在英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中从事密码工作。1933年门月，他与雷蒙德·奥克（代号谢利）这个被奥尔德姆认为是通讯部里最有希望的发展对象进行了接触。奥克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目前所处的卑微地位感到不满。自1920年进入外交部后，他一直是一个低级“临时职员”，退休之后连养老金都不会有。比斯特罗列托夫把对奥克的培养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代号为库用的特工，他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真名叫亨利·克里斯蒂安·皮克。几乎和比斯特罗列托夫一样，皮克也是个性格外向、神气活现的人，无忧无虑的个性使他在驻日内瓦的英国官员和记者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他邀请奥克和其他一些从事密码工作的职员到海牙他的家里做客，充分展示着自己的魁力和友善，同时也在评估哪一个更适合被发展成为间谍。奥克对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贡献是给它介绍了约翰·H·金上尉。金1934年进人外交部通信部当“临时职员”，后来成了一个比奥克本人重要得多的特工。据皮克报告称，金出生在爱尔兰，自认为是爱尔兰人而不是英国人，虽然他反对苏联，但也“痛恨英国”。与妻子的不和以及还要赡养一个美国情妇，使他发现光靠外交部里的一点点薪水是不够的。皮克很有耐心也很有策略地培养他。有一次皮克夫妇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到西班牙进行了一次豪华旅行，住的都是最好的饭店。皮克夫人抱怨说整个旅程简直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金和他的情妇“让人非常厌烦”。但是，皮克夫妇的热情好客得到了可观的回报。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七个月后，金（以后的代号是马格）开始提供大量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外交部的电报、密码和外交通信每日和每周的要点。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金提供的情报中有30％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代号杜坎）--一位长期潜伏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间谍--提供的情报是一致的。这种重送对于印证两个人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是非常有益的。1934年接替阿尔图佐夫成为外国科科长的阿布拉姆·阿洛诺维奇·斯卢茨基决定让另一位大特工莫伊谢伊·马尔科维奇·阿克塞尔罗德（代号奥斯特或奥斯托）代替罗马情报站负责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这充分地显示出外国科对他提供的情报的重视程度。阿克塞尔罗德也是一位出名的间谍指导员。1898年，他出生在斯摩棱斯克一个犹太人家里，长大后加人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俄国的支部。1922年该组织解散后，他加人了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开始了在外国科的职业生涯。和大多数大特工一样，他也是个杰出的语言大师，能够流利地使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而且，用另一个特工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敢于冒险的人”。1934年，他使用奥地利的护照来到罗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并开始对康斯坦丁尼进行指导。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1月。在苏联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指导员像阿克塞尔罗德那样频繁地约见康斯坦丁尼。有时他们几乎天天见面。1935年10月27日，中心致电阿克塞尔罗德：“从9月24日至10月14日，你约见了（康斯坦丁尼）16次。以后，一周内见面的次数不得超过两到三次。”其实并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杜坎这个间谍如此热情。康斯坦丁尼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和密码材料，有些取自于使馆的红色信箱、外交文件袋，有些取自于档案柜，有些甚至是保险柜里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不仅限于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还包括通报给驻罗马大使馆的外交部报告和英国驻外大使们就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发出的急件。1935年11月15日，中心的报告指出，在这一年里，康斯坦丁尼提供的情报中至少有101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已经“送到了斯大林同志那里”，这些情报中包括外交部关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外交次长安东尼·艾登（当年年底接任外交大臣）和希特勒在柏林的谈话记录；艾登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在华沙的会谈记录；艾登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艾德华·贝内什在布拉格的谈话记录以及艾登与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会谈记录等。中心并没有把获取到的所有外交部的重要文件都呈送给斯大林。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1935年3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后，艾登对斯大林的评论。这份文件也被发到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而且康斯坦丁尼可能也得到了它。由于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会见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长，因此他们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未呈报这份文件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斯卢茨基害怕让斯大林知道艾登对他的评价。如果只汇报说“斯大林在国际事务方面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理解”给艾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外国科就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显然它不敢让斯大林知道，艾登还说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武断而自负；他表面的客气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冷酷无情”。中心很可能也不敢汇报艾登有关斯大林的另一些观点。例如，艾登说他“可能比里特维诺夫先生更欣赏德国人的观点”。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比复述对斯大林的批评或者表述一些关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更危险的事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乐观地报告说，“本来苏联认为我们在鼓励德国反对苏联为东部安全制定的计划，”但是艾登的访问，“使苏联政府消除了思想上的恐惧”。但是，斯大林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放弃过阴谋理论，对英国的政策仍抱有深深的怀疑。艾登在莫斯科讲话之后发表的一份公报中，对自去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苏联一直把国际联盟当作“资产阶级联盟”）以来给予集体安全这一原则的支持表示欢迎。但是，从外交部的文件中，斯大林肯定已经了解到，艾登并不希望苏联参与任何旨在控制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计划。在斯大林深存疑虑的思想中，艾登的这种保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希望德国全力向东方进攻的阴谋。虽然斯大林放心地把日常外交事务交给了能干而且务实得多的里特维诺夫，但是他自己仍然把持着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的决策权。一段时间以来，中心一直怀疑十年来为其提供英国文件的唯利是图的间谍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杜坎）把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也出买给了意大利。1936年2月，这个怀疑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当时《意大利日报》的头版刊登了康斯坦丁尼从英国大使馆里窃取来的英国对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战争做出的评估。在阿克塞尔罗德的威逼下，康斯坦丁尼被迫承认他曾经把一些文件提供给了意方，但还是隐瞒了大部分事实。1936年，他承认自己丢掉了在大使馆里的工作，但并没有说明他是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他让阿克塞尔罗德放心，说他在使馆里的一位以前的同事能够继续给他提供机密文件。后来证实，这个同事就是他的兄弟塞孔多（代号达德利），二十年来他一直在使馆的档案室里当职员。但是，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谨慎。l月份他从一个上了锁的红色盒子（通常是用来存放外交文件而不是珠宝的）里偷走了一条大使夫人的钻石项链。盒子就保存在档案馆旁边的大使官邻里。这么一下，本来认为意大利日报上刊登的英国外交文件不可能是从他的大使馆里被窃取出去的大使先生--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不久就变成了拍思勋爵），现在终于意识到需要对大使馆的安全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了。因为外交部里没有负责安全的官员，他只好求助于秘密情报局反间谍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少校。维维安谦虚地宣称说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工作并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考虑到外交部更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他同意展开一次调查。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重大问题。使馆里的文件、保险柜和红匣子都不安全，而且“未经授权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档案馆或者档案室里呆上很长时间”。没过多久，维维安认定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可能就是那个窃取钻石项链并将至少是一部分文件提供给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人：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在档案馆已经工作了20年。因此，他可能对大使馆里有些或者全部文件和财物的丢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曾经也是档案馆的职员，不久前因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解雇。我认为他也不能摆脱与这件事有联系的嫌疑。另外，虽然外交官们当时并没有把他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但我认为他或者是他的哥哥，或者是他们俩就是在1925年窃取了锁在档案室文件柜里的两份“R”型密码的人。虽然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出于礼貌，对维维安提出的改进使馆安全措施的建议表示了欢迎，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他和绝大多数使馆人员都不相信对塞孔多·康斯坦丁尼这个被他们当作“家庭的朋友”的人的怀疑。他不但没有被解雇，相反作为对他在使馆里长期和所谓忠诚的服务的奖赏，1937年5月，他令人惊讶地被邀请到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在伦敦的公费旅游结束之后，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又开始向他的哥哥提供英国的秘密文件；弗朗切斯科把这些文件交给阿克塞尔罗德的情报站和意大利情报机构复制，再把原件还给塞孔多。在维维安的调查之后，康斯坦丁尼居然还能够接触到使馆里的文件，对这一现象中心满腹狐疑。由于不能理解英国外交部门对使馆安全工作如此疏忽大意，中心认为这是英国或意大利，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狡猾而险恶的阴谋。于是于1937年8月停止了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正常联系。康斯坦丁尼兄弟、金上尉和其他潜伏在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外交部里的间谍提供的密码资料，都被送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技侦四局共同组建的一个技侦单位。这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它并不在鲁比扬卡里边，而是在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外交部大楼里。1933年开始在这里工作的叶夫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来使用彼特洛娃这个名字）介绍说，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地点透露给他们的直系亲属。与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非常害怕这一单位的负责人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博基以残暴而著称，1918年他曾在彼得堡实行过“红色恐怖”，内战期间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过恐怖统治。而且，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为自己非凡的性能力而自豪，并经常在他的郊外别墅里组织周末性聚会。卡尔采娃非常害怕被邀请去参加这种狂欢之夜。值夜班对她来说是最不安全的，于是她选择“最普通、最单调的服装，以避免引起博基的注意”。虽然这个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四局联合组建的机构的负责人生活堕落，该机构却是世界上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技侦情报机构。特别是，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和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它从间谍那里得到的协助比任何和它类似的西方情报机构都要多。米特罗欣档案显示，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至少能够破译出英国。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外交通信。还有证据表明，它也可以破译日本、土耳其的某些电报，以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法国的电报。在30年代，没有任何一家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在苏联外交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技侦部门的确破译了日本方面发出的关于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谈判的电报。1936年11月份德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协议的公开版本中，只提到德日双方将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共同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活动。但是它们的一项秘密协定还规定，如果缔约方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的）无端攻击或者攻击威胁”，双方都将立即协商采取行动，并“绝不做任何缓解苏联局势的事”。虽然日本实际上仍然非常希望能够避免被卷人一场欧洲战争，而且也并没有打算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但是苏联还是从这个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险恶用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三天后，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布莫斯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协定。他的讲话中还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密码破译工作：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协定中，反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还破译了意大利的外交通信，而这很可能又导致苏联掌握了意大利决定第二年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情报。由于在英国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间谍和密码破译人员，加上英国外交部本身松懈的保密措施，苏联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大量涉及它的主要对象国--大不列颠--的外交政策的情报，然而规模比苏联小得多的英国情报部门却很少能了解到苏联的政策。自1927年以后，英国的密码破译者根本无法破译苏联的高级通信（虽然他们在破译共产国际使用的较为简单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秘密情报局甚至在莫斯科没有情报站。1936年，英国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驳回了在莫斯科建立情报站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麻烦”。但是没有秘密情报处的机构，他又对无法了解到苏联决策的重要内容而感到失望。可是苏联对其搜集到的政治和外交情报的理解能力，比起它搜集这些情报的能力来就差得远了。在分析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动机时，苏联本来就有一种用阴谋理论取代务实分析的倾向，而在30年代，由于斯大林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进行情报分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斯大林并不鼓励其他人。对情报进行分析；说他们是在“进行危险的猜测”。据报道，他曾说过：“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只把事实和它的来源告诉我就够了！”因此，外国科里根本没有分析部门。整个斯大林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年代中，情报报告就是对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综合，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或者分析。负责编辑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性命，生怕他们没有说出斯大林想听到的内容。在筛选中心获得的宝贵的英国外交文件和通过密码破译得到的情报时，他们首先要发现的就是针对苏联的阴谋。因为斯大林同志，这位“列宁的出色的学生、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儿子。列宁事业的称职的接班人和伟大的继承人”确信这些阴谋肯定存在。因此，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强化斯大林对西方世界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中心对英国外交部有关1935年3月约翰·西蒙爵士、安东尼·艾登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会谈的记录的处理，可以说是中心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而歪曲情报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外交部的金上尉和在罗马大使馆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都提供了这份记录的副本。在会谈开始九天前，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塞条约，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这次--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苏联的怀疑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目的是了解希特勒到底希望如何对凡尔塞条约进行修改，看一看有没有接受其要求的可能。但这却引起了莫斯科很大的疑虑。希特勒一边否认自己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一边声称存在着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他声称自己“确信终会有一天人们将急切地寻求合作和团结，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西蒙和艾登没有表现出丝毫要签订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协定的兴趣，但是他们与希特勒交换的相当普通的外交辞令在莫斯科看来却是暗藏着险恶的用心。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话：“英国外交大臣由衷的感谢在柏林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德国方面所表示出的友好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方面的会谈记录长达23000字。而中心向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交的俄文译本只有不到4000字。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洁处理，而是选择了西蒙、艾登、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讲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和连续的谈话一样。由于省略了一些详细的上下文环境，因此许多话的意思被歪曲了。或许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蒙的一段话被误解为给予了德国占领奥地利的自由处理权。中心无疑是为了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保持一致，把西蒙和艾登赴柏林的访问看做英德一系列会议的开端。在这些会议上，英国的政治家不仅要设法取悦希特勒，而且还会鼓励他进攻俄国。事实上，虽然一些英国的外交家会高兴地看到两个独裁者自己发动互相攻击，但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或政府都不会试图导演这样一场冲突。然而，30年代诞生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的阴谋理论，却在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依然存在。国外情报局1997年出版的一本官方历史书坚持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和更多的封存于档案局的档案都是不可靠的。该资料还声称，英国政府仍然企图把反映二战前英国外交政策可怕现实的文件隐藏起来：30年代的一些涉及英国领导人与法西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会谈内容的文件，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档案中。英国人不希望暴露自己曾经实行勾结希特勒并敦促德国向东进攻的政策的证据。　　　　第四章 剑桥“五杰”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对外情报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雅瑟涅沃国外情报局的记念馆里，这其中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所有大特工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国外情报局的官方赞美词中这样写着：画像中“他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立刻就能“吸引住参观者的注意力。”直到1990年克格勃才公开承认多伊奇的特工身份。甚至在今天，他职业生涯的某些方面仍然被莫斯科认为是不适于公开的。多伊奇的学术成就也是苏联情报界历史上最卓越的。1928年7月，也就是在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大学课程不到五年之后，他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而此时他刚24岁零两个月。虽然他的论文是关于化学方面的，但是他对哲学和社会学也有深人的研究。或许是为了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整个学生时代他在大学档案中都称自己是个严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已被他对于共产国际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感取代了，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贫富差别的世界新秩序。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神圣革命形象，蒙住了多伊奇和他后来招募到的理想主义间谍们的双眼，他们看不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日益残酷的现实。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充当秘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1929年与他结为夫妻的奥地利人，约瑟芬也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在多伊奇的新世界观中，性解放和政治解放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为共产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发起，为维也纳的工人提供计划生育和性启蒙方面的讲座。在这个阶段，赖希充满信心地进行着把佛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到一起的尝试；这一阶段也正是他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的独特的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些研究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个“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的名声，尽管这名声有些名不副实。赖希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结合在一起为法西斯主义起到了铺路垫石的作用。多伊奇积极支持赖希的这个理论。他在维也纳创办了《明斯特报》，发表赖希的文章和其他与“性政治”有关的作品。维也纳警方虽然不知道多伊奇在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其反色情文学部门对他参与“性政治”运动的情况却非常关注。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多伊奇成功地扮演着公开身份是赖希弟子和秘密身份是苏联间谍这一双重角色。1932年，他从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调人苏联克格勃的外国科，并作为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在莫斯科接受训练。他的化名是“斯蒂芬·兰格”，代号斯蒂芬，（后来他还使用过“奥托”这个假名字。）法国是他任职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建立起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的秘密穿越点；并为在法国的渔船上安装战争期间供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使用的电台做好了准备。他的第二站是英国，正是在这里，他的成就使他死后成了克格勃的不朽人物。30年代中期对特工的真实身份和档案的保密规定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和精细。1934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到伦敦后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劳恩大道是伦敦激进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里的楼房后来被称为“劳恩道公寓”，是英国第一批建有外部走廊的“平台进入式”公寓（这种建筑方式后来被无数的城镇公寓楼房所仿效），在那个时代，也是汉普斯特德一带最亮丽的建筑。多伊奇住在7号，他的隔壁是著名犯罪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蒂的住所，那时她正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有人假想多伊奇与克里斯蒂一起讨论过她的这一最新作品中的构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会过面。30年代中期的时候，克里斯蒂住在其他地方，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在这幢公寓里住。而当时多伊奇则很可能要保持一种低调。这幢楼大多数公寓房的前门从街道上就能够看见，但多伊奇房间的正门正好被楼梯间挡住了，这就使多伊奇和来访者能够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公寓。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伪装更加万无一失，多伊奇在伦敦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生心理学课程，可能甚至还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教过课。1935年，他的妻子完成了在莫斯科的无线电操作训练后，来伦敦与他团聚。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斯、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其他“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则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奥地利共产党的通信员。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与结过婚的共产党员利茨·弗里德曼相识，并结了婚。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热烈的风流韵事，并有了第一次在雪地里做爱的经历（“当你习惯它之后，你会感到非常温暖”他后来回忆说）。第一个发现菲尔比可以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人是利茨的朋友伊迪丝·苏斯契茨基，或许也正是因为她，才引起了多伊奇对菲尔比的注意。伊迪丝本人也是被多伊奇发展为间谍的，中心竟然给她起了“伊迪丝”这个极其缺乏想象力的代号。1934年5月，在多伊奇到达伦敦几个星期之后，吉姆和利茨·菲尔比也回到了伦敦。几个月前，伊迪丝·苏斯契茨基也在伦敦住了下来，并和另一个被多伊奇招募的间谍，一位英国医生亚历克斯·图德·哈特结了婚。这对新婚夫妇的联合代号是“箭”。1934年6月，伊迪丝·图德·哈特带着菲尔比来到伦敦的雷根特公园。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菲尔比与多伊奇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据菲尔比后来为克格勃撰写的一本回忆录称，当时多伊奇对他说：“我们需要能够打入资产阶级政府机构里面的人。为我们打入进去吧！”但是在初期阶段，多伊奇并没有告诉菲尔比，他即将开始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生涯。相反，他使他相信自己是参加了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多伊奇告诉他，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与共产党断绝一切看得见的联系，并争取博得英国亲德分子和亲法西俾分子的信任。菲尔比自与多伊奇见面后，立刻有了他的第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SOHNCHEN和俄语的SYNOK。它们大致都是英语里V男孩”的意思。这种做法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五十年后，菲尔比仍然记得他与一个被称为“奥托”的人的第一次约会。他说那是“令人惊奇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绝对了不起。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而且这种感觉再也没有失去过……一见面，你就会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注视着你，仿佛在这一刻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和与你交谈更重要的事了……而且他这人非常幽默。在克格勃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位指导员能像多伊奇和剑桥“五杰”那样，配合得如此默契了。虽然“五杰”中有四个都是以一流的成绩从剑桥毕业的，但是多伊奇的学术成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辉煌。而且他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具备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那富于魁力的个性、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干未来人类一定能从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信仰已经浑然一体。他对自由的解释则对剑桥“五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提倡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放，还包括性的解放。这五个人都坚决反对严格的性道德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伯吉斯和布伦特是同性恋者，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凯恩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凯恩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推崇这本书。“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他给凯恩克罗斯写信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所有主张一夫多妻制的人。”多伊奇作为一名控制英国间谍的特工，在近四年时间里，受三个特工的指挥，这三个特工都使用过多个化名：伊格纳季·赖夫，代号马尔；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代号斯韦德；特奥多尔·马利，他先后使用过几个代号保尔、西奥和曼。1938年，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枪决了。奥尔洛夫及时逃到了北美，他以如果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追杀就对外公开他所知道的关于苏联间谍的全部活动情况相威胁，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93年出版的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合作编写的奥尔洛夫传记中，称他是招募剑桥大学里的间谍的“主谋”，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夸张。其一，是苏联的等级制度。在苏联的体制中，高级官僚通常都会声称其下属取得的成绩是他们的，而且这些荣誉也会被算到他们头上。声称是奥尔洛夫这位参与30年代在英国的间谍行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发展”了菲尔比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典型例证。其二，对奥尔洛夫的历史地位进行夸张，更多是出于时代的考虑。把自己视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国外情报局，需要证据来证明西方情报机关和安全部门的愚蠢。国外情报局可以以奥尔洛夫来嘲弄西方安全和情报机关：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居然都没有发现剑桥“五杰”最主要的招募人就生活在它们的鼻子底下—英国。在奥尔洛夫于1973年去世前的数年中，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劝他回国，并以一套舒适的公寓和丰厚的养老金做诱饵，这无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克格勃希望把他树立成一个典型：虽然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他曾被迫逃往国外，但和菲尔比一样，“仍然保持着对列宁革命的信仰”，并运用自己受过的高超的间谍训练，欺骗了西方情报机构很多年。实际上，奥尔洛夫在伦敦只呆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7月份，他在伦敦住过十天，然后就是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级别比他低的多伊奇在实施情报活动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偶尔，奥尔洛夫也会主动对多伊奇下达一些指示。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清楚地表明，制定把菲尔比和其他年轻的剑桥精英作为发展对象的总体策略的人是多伊奇，而不是奥尔洛夫。而且，菲尔比自己也承认，在实施这个策略的技巧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指导员能与多伊奇相媲美。菲尔比为苏联情报部门所做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多伊奇与剑桥大学里另外两个发展对象--唐纳德·麦克莱思和盖伊·伯吉斯之间的联系。1931年唐纳德·麦克莱恩走进了剑桥特里尼蒂教会学校的大门，如果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那么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麦克莱恩长得英俊滞洒，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天份，他的父亲曾是自由党的一位前内阁部长。麦克莱恩＿定被多伊奇视为打入权力机关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人选。1934年6月毕业时，麦克莱恩在现代语言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要到英国的政府机关里做事的愿望。他更希望能到苏联去教英语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但在那年夏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准备参加第二年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与他讨论择业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麦克莱恩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心不同意多伊奇直接与麦克莱恩见面，之后的两个月中，和麦克莱恩的联系仍然由菲尔比负责。和菲尔比一样，麦克莱恩使用的第一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WAISE和俄语的SIROTA，这两个词都是“孤儿”的意思（暗指两年前他父亲去世了。）当时，还是一个特里尼蒂学院历史研究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盖伊·伯吉斯正在准备一篇他永远也未能完成的论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代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发动一场地下斗争的想法搞得激动异常。从他后来成为“五杰”之一的事实来看，他可能是受了秘密“五人帮”--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希特勒组织的启发。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他经常与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谈论实际上并不成功的德国五人帮，麦克莱恩很可能也是那些朋友之一。当麦克莱恩违背命令向他承认自己被要求从事秘密工作的时候，伯吉斯急切地希望得到让他也加人的邀请。1934年12月，麦克莱恩为多伊奇和伯吉斯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多伊奇对这位在剑桥名声显赫的人物已早有耳闻。伯吉斯是个精明、善于社交的人，在谈论有关使徒、在社交上排外但酗酒成性的皮特俱乐部以及愤世疾俗的讽刺轻歌舞剧等等高雅的文化话题时，他同样也轻车熟路。他从不隐藏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同性恋的疯好。虽然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与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进行“粗暴的同性恋交易”。一个比多伊奇更古板，更缺乏想象力的指导员很可能会把无法无天的伯吉斯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财富。但是多伊奇却认为，正是其无法无天的性格能够给伯吉斯的间谍工作提供良好的--如果说也有些不寻常的话--的掩护。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象伯吉斯这种类型的间谍。当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时，伯吉斯对多伊奇说他感到“非常荣兴，并准备为此牺牲一切”。他的代号是“小女孩”（正好与菲尔比的代号“小男孩”相对），明显暗示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像对待菲尔比一样，多伊奇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布置的最初任务就是断绝与左派人士的联系，并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以便于今后能够成功地打入政府机关。麦克莱恩成功地使他的母亲--麦克莱恩女士相信他已经“放弃”了大学时代对共产主义的幻想。1935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当被问到他在剑桥读书时的“共产主义观点”时，他决定“毫不掩饰地承认”：“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它。”我想，他们一定喜欢我那坦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笑了。然后主考人说：“谢谢你，就这些了，麦克莱恩先生。”1935年10月，他进人了英国皇家外交部，成为“五杰”中第一个渗透到权力机关中的人。伯吉斯则利用他那鲜明的个性特征隐瞒曾经加人过共产党组织的历史。1935年下半年，他成为年轻的保守党右派国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上校--也是一个同性恋者--的私人助理。他们曾一起赴纳粹德国开展取证工作，但实际上主要是--据伯吉斯称--和与他们观点相似的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同性恋行为。伯吉斯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性恋者搭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普法依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达拉第于1936年1月至1940年5月担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出任总理。伯吉斯曾经对他的朋友吹嘘说“他和普法依弗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内阁成员……曾一起在巴黎的一家男妓院里度过了一晚。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又唱又跳，并不时地用皮鞭抽打绑在桌子上的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1935年2月，伦敦秘密情报站出现了安全危机。当时使用“马克思·沃利施”这个化名进行活动的赖夫被召到国内事务部接受口头审查，在审查他的官员的桌面上摆着厚厚的标有沃利施这个名字的档案。奥尔洛夫向中心汇报说，看来英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决定要辞掉他。”国内事务部指示立刻将赖夫解雇，赖夫只得服从。奥尔洛夫担心英国安全局可能也在调查多伊奇，因此宣布，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由他来直接控制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他们三人现在有时已经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了。当时奥尔洛夫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美国商人，在雷根特街上开了一个出售进口电冰箱的商店。他相信，那时这种伪装还是安全的。但是在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安全危机。他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几年前曾经在维也纳教过他英语、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于是，奥尔洛夫连忙离开了伦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对那几个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间谍的指导工作重新由多伊奇接管。在他的指导下，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快就成长为成熟的苏联间谍。或许克格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不是在协助共产国际与法西斯主义进行地下斗争。不过，他们也不再需要正式的通知了。正如多伊奇给中心的报告中写的那样：“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苏联工作。他们非常明白这一点。我与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多伊奇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他所控制的下级间谍，而是把他们当作在共同的事业中为了同一理想在他的指导下一道工作的同志来对待。后来，其他没有多伊奇这样灵活的指导员都非常不高兴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把自己当作苏联情报机构的官员，而不是间谍。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和其他外国间谍一样，他没有军官头衔，而且苏联永远也不会授予他军衔。于是，他用各种办法误导西方记者，让他们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上校，甚或是将军。在19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菲尔比再一次谎称自己“是一位任职已有三十余年的苏联情报机构的军官。”1935年的安全危机之后，多伊奇和秘密情报站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避开英国安全局和其他特殊部门的监视。通常情况下，在准备与一个间谍见面之前--地点通常都在伦敦--多伊奇总是先让人开车送他到城外，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汽车是否被跟踪。在确认没有尾巴之后，他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伦敦，而且中途要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里转寄到莫斯科。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入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的一个间谍这样说：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个信仰。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激情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上半年，多伊奇和马利完成了对“五杰”的发展工作。在这一年年初，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制作人的伯吉斯安排了多伊奇与安东尼·布伦特--一位法国语言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和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研究员--第一次会面。虽然“第四人”这个绰号是媒体的发明，而不是克格勃为布伦特所起的假名，但是他不仅是五个人当中第四个被发展的，而且四十年后，也是这五个人中第四个被公开曝光的。直到战争爆发时，布伦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仅限于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经多伊奇同意，他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特里尼蒂学院里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大学生，美国共产党员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第一次与多伊奇见面不久后，布伦特就把斯特雷特邀请到自己在特里尼蒂的优雅的住处。斯特雷特刚刚得到他的亲密朋友约翰·康福德两个星期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牺牲的信息，仍然显得有些惊魂未定。布伦特告诉他，“我们的朋友”非常关心他的将来。“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朋友？”斯特雷特不解地问。“国际，共产国际的朋友”，布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的联系，毕业后（也就是当年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然后负责为共产国际提供内幕消息。斯特雷特没有同意。康福德为共产国际献出了生命，“难道你忘了吗？”布伦特对斯特雷特说。几天后，斯特雷特终于答应了。“在一周之内，”他后来写道，“我从喧嚣、拥挤的剑桥一下子坠人了一个充满了影子和回音的世界。”他毕业之后在伦敦与多伊奇见过一次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而且当时他还错把多伊奇当成了俄国人。见面的时候，多伊奇向他要一件能证明个人身份的东西。他给了他一张照片。多伊奇把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其中一半交还给了他。多伊奇告诉他，另一半将由在纽约与他接头的人还给他。“五杰”中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也是后来最后一个被公开的“第五人”是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约翰·凯恩克罗斯。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一份现代语言学奖学金走进了特里尼蒂的大门。此前，他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里学习过两年，并拿到了索邦神学院的学历证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导致《特里尼蒂杂志》给他起了个绰号“血十字”；该刊还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宣称‘凯恩克罗斯每两个星期就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安东尼·布伦特就是教授他法国文学的老师之一，但凯恩克罗斯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共产主义。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而且比第二名的分数高出了100分（虽然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没有这么好。）。布伦特开始从事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后不久，1937年初，多伊奇就把与凯恩克罗斯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伯吉斯，这与1934年菲尔比第一次开展发展间谍工作时发展麦克莱恩的情况非常相似。随后，发展凯恩克罗斯的实际工作又交给了詹姆斯·克卢格曼。4月9日，马利通知中心，凯恩克罗斯的发展工作已正式完成，他的代号是莫里埃。如果凯恩克罗斯知道自己的代号，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它透明度太高，但同时又会觉得选得非常合适，因为这是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后来，他还发表过两篇用法语撰写的关于这个作家的学术研究文章。不久后，莫里埃这个代号被李斯特代替了，但是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代号更迭的原因。5月份，克卢格曼安排了凯恩克罗斯与多伊奇的第一次见面。根据凯恩克罗斯的回忆--这些回忆他自己也承认不太可靠--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晚上，地点在雷根特公园：突然，树后面闪出一个个子矮小而结实的身影，大约四十岁左右。克卢格曼给我介绍这个人是奥托。随后，克卢格曼就消失了……多伊奇向莫斯科汇报说，凯恩克罗俾“非常高兴我们与他建立了联系，而且准备立刻就开始替我们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能够接触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也就能通过他们接触到--外交部文件中包括被凯恩克罗斯称为“关于西班牙内战进展情况的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除了少数几次，很难说清中心提交给斯大林的情报--很可能是以经过编辑的摘录形式--中，哪些情报是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提供的。有一份这样的文件看来是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那就是1937年11月希特勒与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的会谈记录。哈利法克斯刚到希特勒建在山上的巢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时，还出了个大洋相：当贵族气派十足的哈利法克斯走出汽车的时候，把希特勒当成了男仆，还差点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交给他。幸好德国的一位部长在他耳边轻声说：“元首！这是议长”。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迎合了斯大林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的态度。中心的报告强调，英国把纳粹德国视为“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而且会对德国向东扩展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虽然哈利法克斯对于希特勒的判断非常幼稚--他认为希特勒“非常真诚”--但是他记录的他对于德国在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散方面的作用的评论，却比中心的记录准确得多。他对希特勒说：虽然英国对纳粹体制中的许多东西非常不满（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或许这个问题没有前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以及对待企业工会的态度），但是我并没有对他给德国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并没有对他把共产主义拒于他的国家之外的贡献--当然这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的--以及（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样）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散方面作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哈利法克斯并没有任何表示支持德国侵略东欧的话。他的目的--虽然不切实际--是希望通过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把希特勒变成“欧洲的一个良民”，争取说服他把他对欧洲的野心限制在能够用和平方式实现的范围之内。但哈利法克斯也明确地表示，英国准备对凡尔赛和约做出和平的修改：我说过，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做出的安排已经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例如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在今天还考虑维持现状，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可能引起麻烦的解决办法。如果主要有关国家对这些问题能抱着良好的愿望，在自愿基础上做出合理安排，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反对。这些讲话对希特勒而言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并不是因为他对和平修改凡尔赛和约有多大的兴趣，而是从哈利法克斯企图安抚希特勒的软弱态度中，希特勒看出，一旦他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将没有勇气与之对抗。斯大林则从哈利法克斯的话里面发现了更险恶的用意--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他认为，英国已经刻意为纳粹东进打开了绿灯。于是他命令中心设法弄到英国精心策划的让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阴谋的证据。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提供的英国外交部关于英国设法取悦希特勒的文件正好被中心用来交差。虽然吉姆·菲尔比最终成了“五杰”中最重要的间谍，但是他在事业上的起飞却比其他四个人都慢。他本来打算在民政部门里找份工作，可他的大学导师和他家里的一个朋友都警告他说，虽然他们很欣赏他的干劲和聪明才智，但他们还是觉得应该提醒他一句，“他那种觉得现行政治不公平的态度使他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于是菲尔比打消了这个念头。1937年前，他取得的唯-一个小成绩就是在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自由党月刊《综述评说》编辑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为英德友好协会的成员。丘吉尔对这个组织非常蔑视，称它做“噙！希特勒！团伙”。菲尔比回忆说，他经常与多伊奇见面，但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同时还需要多伊奇坚定他的信心。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给菲尔比提供了第一项重要的情报任务。他终于说服了伦敦的一家新闻机构给他签发了一份自由撰稿战地记者的委派证明。1937年2月，他到达西班牙。“我的第一个任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要掌握有关法西斯作战的各方面的第一手情报。”然而，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揭示出全部的事实。就在菲尔比离开伦敦几星期之后，伦敦秘密情报站接到了指示，这个指示无疑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它命令菲尔比暗杀西班牙民族力量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马利及时地把命令传达了出去，但是他清楚地向中心表示，他并不相信菲尔比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果然，5月份，菲尔比无功返回伦敦。他甚至都没有见过弗朗哥。马利向中心报告说，菲尔比“非常沮丧”。但是，后来当菲尔比作为“泰晤士报的两名记者之一被派遣到民族主义派掌权的西班牙的时候，他的运气来了。这年底，他同另外两名记者乘坐的汽车被炮弹击中。虽然受了轻伤，但他却因此成了战争中的小英雄。在“泰晤士报”上，他谦逊地对读者们讲：“你们的记者……被立即送到急救站，在那里迅速处理了头部的轻伤。”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西班牙受伤，对我的记者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无穷的帮助。”1938年3月2日，弗朗哥亲自授予他红十字军功章。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弗朗哥。从此，菲尔比报告说：“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可是，门打开得太晚了。当菲尔比能够接触到弗朗哥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暗杀计划已经中止了。从1937年春开始，中心对反对弗朗哥的战争的注意力越来越小，因为此时后来被称为“内战时的内战”的事件发生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变得比除掉弗朗哥更为重要。1937年底，揪出在国外的“人民公敌”成了比情报搜集更重要的任务。“五杰”的出众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然而，不幸的是，在大恐怖时代特有的偏执思想的笼罩之下，外国科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绝大多数在国外工作的官员都被怀疑参与了敌人的阴谋活动。“大特工”时代很快就悲惨地结束了。　　  第五章 大恐怖虽然“特别行动”1937年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但是，自3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受到苏联国内反对势力困扰的斯大林，就已经开始隐约注意到国外的“人民公敌”这个问题了。1932年秋，莫斯科党的前任书记米哈伊尔·留托金和他的一小撮支持者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残酷性进行最大胆的批判。直到1989年，“留托金论坛”的这封信才被公开。信中对斯大林及其恐怖统治，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行的集体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曾经见过这封信的托派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了激怒斯大林而杜撰出来的。信中不仅谴责斯大林是“俄罗斯革命的魔鬼，他在报复性心理和对权力的贪婪的欲望驱使下，把革命引向了深渊”，而且要求把他撵下台，并称：“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枷锁，容忍他的独裁行为和他给党及劳动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耻辱。”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处决留托金。只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敢反对他。“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坚持说，“留托金并不是不可救药，他只是迷失了方向。”当时，斯大林做出了让步，留托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五年后，在大恐怖的年代里，斯大林掌握了对每个苏联公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已经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于是，留托金被枪毙了。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丧失了区别反对他个人的人和“人民公敌”的能力。当时，他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流亡在外国的列昂·托洛茨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老人”）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现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已经不可能把当权派（斯大林主义者）赶下台了”，“推翻这个官僚统治，把权力归还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斯大林根据托洛茨基的这一主张强调指出，苏联国家面临着武力颠覆的威胁，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193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又露出了端倪，不过它是以缄默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注意。在进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斯大林比基洛夫少了几百票。可是基洛夫在年底的时候被暗杀了，或许是斯大林下的命令。然而越来越困扰斯大林的不是反对他的那些没有权力的残余势力，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秘密机关及其内部的托派雇员暗中策划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阴谋。虽然，斯大林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病态的多疑”的个性来解释，但是完美的列宁主义的逻辑学才是造成斯大林困惑的根源。列宁曾经断言，帝国主义者是不会停止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斯大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而且我们处身于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当中。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谁也无法知道。但在这种状态结束以前，苏联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还指出，国外的敌人显然会与国内的叛徒相互勾结。只有那些“盲目自大的人和暗藏的人民公敌”才会对这一基本的逻辑表示怀疑。那些反对这种说法的人自然也就表明了自已的叛徒身份。虽然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一直被托派的阴谋困扰着，但是，实际上，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对斯大林的政权构成过实质性的威胁。在早期的流亡生活里，托洛茨基曾经试图在欧洲寻找一个基地，以便把他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并没有成功。1933年，他离开土耳其去了法国，两年后，又转到挪威。他在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受到了不愿意收留他的政府的严格限制。1937年，托洛茨基最后失去了建立欧洲总部的希望，不得已去了墨西哥。三年后，他在那里被暗杀了。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欧洲负责组织托派运动的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大儿子列夫·谢多夫。自1933年起，谢多夫就一直在巴黎活动。1938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组织出版他父亲办的《反对派简报》，并负责与分散在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络。和他父亲一样，在他的身边也潜伏着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从1934年开始，他在巴黎最信任的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马克·茨博罗夫斯基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他是一名出生在俄罗斯的波兰共产党员，谢多夫只知道他叫伊蒂安。中心前后给这个特工起了几个代号：马克斯、马克、图利普和坎特。谢多夫非常信任伊蒂安，把自己信箱钥匙交给他保管，允许他接收他的信件，并让他保管他父亲最机密的文件和档案。作为托派运动和白色卫队的总部，巴黎自然也就成了由“雅沙”·谢列布朗斯基负责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任务组活动的中心地区。特别任务组的特长是从事暗杀和诱捕活动。除了托派分子和白色卫队以外，谢列布朗斯基的巴黎特工站还有其他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智的雅克·多里奥。这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曾经在30年代初被视为法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者。1934年上半年，他号召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愤怒，至今莫斯科还谴责这一组织的成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要求多里奥到苏联接受教育并放弃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去。1934年6月，因为不服从组织纪律，多里奥被开除出党。可笑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法国共产党也因此来了个大转变，接受了多里奥的主张。然而，多里奥竟然用一连串对斯大林的“东方”专制统治和那些被他称为“斯大林的奴隶”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来回应法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由于害怕多里奥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会对法国左派人士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中心命令谢列布朗斯基对他进行密切监视。1935年，根据多里奥提供的材料，几乎所有的非共产党报刊同时批露了法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秘密经费和指示的消息。之后，中心指示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一项暗杀多里奥的计划。然而中心可能从来也没有下达过实施暗杀计划的指示，这可能是因为，多里奥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人民阵线也迅速发展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共产党人指责多里奥是法西斯主义的同党，对此他为自己进行了公开的辩护。然而，虽然他的辩护使中心在宣传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但没有给暗杀行动提供任何便利，反而还对它造成了破坏。谢列布朗斯基的暗杀对象还包括法西斯头子赫尔曼·戈林。得到戈林将访问巴黎的消息后，特别任务组要求巴黎的情报站招募一名狙击手，并想办法安排他进入布尔歇机场。戈林乘坐的飞机将在那里降落。但是，戈林并没有去法国访问，那个狙击手也只好被暂时解雇了。米特罗欣所见过的档案并没有对中心下达这个无疑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暗杀令的动机做出解释。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可能在于破坏法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打击法西斯主义。1932年，非共产党的杀手在法国领土上刺杀了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国王，这使中心相信，一旦有机会，在这里暗杀戈林，不但能成功而且能够逃避责任。虽然谢列布朗斯基在巴黎的情报站肩负着许多其他任务，但是监视和分裂在法国的托派分子仍然是它的主要职责。由于列夫·谢多夫错误地信任了“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从而使自己变成了苏联关于黄鼠狼（中心给托派分子起的代号）的情报的重要来源。因此，直到1937年，他还没有被定为暗杀对象。1936年秋，茨博罗夫斯基急报中心说，由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托洛斯基正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协会巴黎分会出售部分档案（包括以前谢多夫交给茨博罗夫斯基保管的一部分）。谢列布朗斯基被命令组织一个别动小组（代号亨利小组），把这些档案弄回来。谢列布朗斯基先在位于米舍莱大街的研究分会的楼上租了一间公寓，把分会置于监视之下；然后，他指示当时在巴黎一个电话交换中心工作的获博罗夫斯基在分会的电话线上作手脚，这样，他才有机会去侦察档案的存放地点和观察门锁的样式。然而，当这个研究分会第一次反映它的电话线出了毛病的时候，交换中心却没有派茨博罗夫斯基去，而是派了他的一个同事前去排除故障。茨博罗夫斯基只好再一次作手脚，使分会的电话再出毛病，这一次交换站终于派他去排除故障。在他离开分会的时候，不仅修理好了电话线，而且仔细观察了前后门门锁的样式。分会的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还给了他五法郎小费。尼古拉耶夫斯基是孟什维克的主要成员，而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划定为“人民公敌”。谢列布朗斯基规定了人室行窃那些档案的时间是1936年11月7日凌晨2点，并要求最迟要在清晨5点钟以前完成。由于无法找到分会大门的钥匙，特工们只好用电锯把锁锯断。他们把电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再塞上锯屑和棉花，以降低它的噪音。他们成功地偷回了托洛茨基的档案。但是，谢多夫和巴黎警方很快就怀疑这起行窃案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因为做案的手法非常职业化，而且除了档案以外，分会里的钱和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也没少。谢多夫向警方保证，绝对可以排除对他的助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的嫌疑，而且重要的档案还都存放在茨博罗夫斯基的家里。可笑的是，茨博罗夫斯基反而提出，可能是由于分会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不慎，使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握了档案交易的情况。中心为“亨利小组”颁发了红旗勋章。由此可以看出偷回来的档案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从职业角度讲，这次行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分会偷回来的档案（许多是剪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不如茨博罗夫斯基手中的档案那样具有历史意义。茨博罗夫斯基掌握的档案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到了30年代中期，在追查托派分子--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已经丧失了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托洛茨基不仅成为白天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把他从梦中惊醒。正如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奇尔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盛怒态度，使这个问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当务之急，而且它牵涉到苏联的政治、策略、理念等多方面的利益。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宣传工具去对付一个人的现象。英国外交家R．A．赛克斯后来曾英明地形容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精明与荒谬的奇妙混合”。说他精明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能够使用各种手腕打败他的对手，一步步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另外就是因为，二战中他能在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判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历史学家们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会相信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不了解一直困扰着斯大林的、由他自己设想出来的托洛茨基（等人）的阴谋，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就像如果不了解希特勒自己虚构出来的更可怕而且更可笑的犹太人的阴谋，就无法理解他的偏执狂思想一样。1934年到1936年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杰利克·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格达并不像斯大林那样对托洛茨基着魔。斯大林觉得雅格达没有尽全力去追踪托派叛徒，因而对亚越来越不满意。1936年9月，雅格达终于遭到了报复。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安德烈·日丹诺夫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指出雅格达“已经表现出他自己没有能力挖掘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并要求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接替他的职务。以后的两年，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执行了一条在欧洲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和流血政策。这个时期被后人称为大恐怖时代。叶若夫时代的一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声称：“卑鄙的雅格达”把肃反行动巧妙地集中于在地下活动的“右派一托洛茨基分子的中下层人士”身上，从而引开了对托派的真正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季科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等人的注意。文件还声称，雅格达对内务人民委员会里试图对这些列宁时代的英雄提出（莫须有的）指控的官员，采取了解雇或让他们靠边站的作法。这些文件无疑反映了--实际上是奴隶般地照搬--斯大林的观点。而这些托派领导人，除了托姆斯基自杀了以外，其余的人都在1936到1938年间受到了公开审判。其实这只是一场令人厌恶的道德游戏，它把国内外的反对派意见集合在一起，拼凑成了稀奇古怪的阴谋理论，而且套用了诸如“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体，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又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而来的”这样的固定公式。在最后一次公审中，尽管雅格达“跪在地上”乞求宽大处理，但是他还是被指控为托派的主要阴谋家。内务人民委员会不容置疑的阴谋理论的始作涌者、大恐怖时代的精神支柱，就是斯大林自己。在公布之前，为了确保他们绝不会偏离已经定下的基调--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斯大林亲自核对公审的判决书和辩护人的辩护词。那个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以突出的阿谀奉承的口吻写道：“斯大林同志亲自监督揭发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地下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在1936到1938年间，对这群乌合之众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和在国内一样，苏联在国外对真正的和臆想的托派“乌合之众’也实施了“沉重打击”。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给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和整个外国科开辟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西班牙共和政府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与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分子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左派力量看来是一场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三万五千名外国自愿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1936年10月，斯大林在致西班牙共产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把西班牙从反革命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不仅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也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事业。”然而从一开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在西班牙的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与在共和派和国际纵队里的托派分子作斗争，另一方面与弗朗哥和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以前在伦敦工作的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被派遣到西班牙组织特工情报站。他在10月份给中心的报告中自信地说：“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托派）工人统一党。”当奥尔洛夫正在协调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牙国内的两个秘密战线的斗争的时候，谢列布朗斯基在国外采取了行动。他在巴黎为国际旅的战士们开设了开展破坏活动的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员有：吉吉--法国共产党员、机械师，他通常是免费为D；D练班授课；弗拉尼亚--一个波兰籍女大学生，她每月的薪水是1500法郎；第三个人是莱格朗德，没有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据谢列布朗斯基称，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活动的恩斯特·托尔斯迪特工小组的破坏行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炸沉了17艘为弗朗哥运送武器的船只。最有成绩的破坏者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恩斯特·沃尔韦伯，20年后，他当上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然而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谢列布朗斯基的报告虚报了炸沉船只的数量。内务人民委员会训练游击队和破坏分子的基地主要在西班牙国内，设立在巴伦西亚、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和阿尔让地区的训练营由奥尔洛夫领导。他的若干个游击排在民族主义势力的后方，成功地破坏了输电线路，炸毁了桥梁，并多次袭击敌人的运输车队。这些后来都成了奥尔洛夫炫耀自己的资本。奥尔洛夫在国外情报局资助出版的回忆录中称，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受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秘密警察力量，通过它在西班牙实现斯大林式的统治。”前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内战时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首席军事顾问的扬·别尔津将军当时批评奥尔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待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时，说他们把西班牙当成了苏联的一个殖民地，而不是当作盟友。1937年春，奥尔洛夫和谢列布朗斯基接到指示，把工作重点从监视和分裂托派分子转变为消灭托派领导人。当谢列布朗斯基开始准备诱捕谢多夫的时候，奥尔洛夫则正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伪造的文件，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是一个“德国一弗朗哥集团的间谍组织”。6月16日，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的领导人安德列乌·宁和其他四十位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其总部被查封，武装组织也被解散了。不到一星期后，宁从监狱里神秘地失踪了。官方的调查报告称他逃跑了。实际上，他被奥尔洛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机动小分队”劫持出监狱后杀掉了。除了他以外，还有许多托派分子和不是托派的人也遭到了与他一样的命运。1938年，由于担心自己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入了死亡黑名单，奥尔洛夫叛逃到了美国。此前，他在组织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中，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名国际旅的青年战士奉命到他的住所去办事。这位年轻人闻到了房间里浓重的科隆香水味，更让他羡慕不已的是，一位身穿白领制服的服务生用餐车推进来的丰盛的早餐。他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可是，奥尔洛夫没有给他一点赏赐。虽然奥尔洛夫经常被人们提起，但是由于后来的叛逃，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被奉入克格勃的英烈词。国外情报局更不愿意对外公开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里一些英雄的名誉，例如斯坦尼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沃普沙索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勇敢地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而闻名的沃普沙索夫，曾经四次荣获列宁勋章，两次荣获伟大卫国战争勋章，他获得的奖章足以挂满衣服的胸襟。他是苏联最推崇的情报战线上的英雄。1990年，苏联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他的纪念邮票。然而，他在战前从事的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当作不能公开的秘密。20年代中期，他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属的一支秘密武装力量，他们经常穿着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制服，袭击这两个国家边境的村庄。1929年，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同事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10年徒刑。然而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而且重新开始了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暗杀专家的职业生涯。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是修建和管理一个火葬场。内务人民委员会用它来处理被害人的尸体，那真是连碴都不会剩下。许多暗杀对象就是被引诱到这座建设物中之后，惨遭杀害并被当场火化的。负责火葬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是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代号何塞、潘索和特奥多尔）。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10年出生于萨拉曼卡，1936年，被奥尔洛夫的副站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发展为间谍。卡斯特洛去世几年后，他的一个侄女于1982年写信给克格勃要求抚恤金，并声称卡斯特洛生前曾向她交代过“如果你遇到困难又没有办法时，也就是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能与我的苏联同志联系。”虽然卡斯特洛的档案显示，他发过誓，绝不泄露半点自己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很有可能，他的这位亲戚已经掌握了他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火葬场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心认为拒绝她的要求会造成“不良后果”。1983年1月，她被召到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领事部，那里的官员告诉她，她本无合法权利要求抚恤金，但苏联决定给她特殊优待，给了她5000可兑换卢布，在当时相当于6680美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卡斯特洛曾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这件事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令人尊敬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苏联在西欧秘密进行的残酷的追杀“人民公敌”的行动。结果使苏联经常能够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外交政策进行冠冕堂皇而又苍白无力地解释，否认暗杀是它的重点任务之一。除西班牙以外，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展暗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法国，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暗杀对象是列夫·谢多夫和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库捷波夫的接班人、俄罗斯军人协会白色卫队的领导人）将军。1937年夏天，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了消灭这两个人的两份相似的计划。他计划在巴黎先绑架这两个人，然后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事先等候在英吉利海峡海边的船上，再把他们引渡回苏联，在苏联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决他们。执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渗透到他们的随从中去。和谢多夫身边的“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一样，米勒的助手尼古拉·斯科布林将军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除了他，谢列布朗斯基还安排了一名特工负责监视米勒。这个特工叫米莱伊尔·路德维戈夫娜·阿比亚蒂（代号是阿维阿托尔莎，意思是“飞行员的妻子”）。这一点可能连斯科布林自己都不知道。阿林亚蒂是圣彼得堡一位音乐教师的女儿，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长大。1920年，她的家人回法国的时候，她留在俄罗斯，并与飞行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叶尔莫洛夫（这也就是她的代号的依据）结了婚。1931年，她去法国探亲的时候，被发展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在法国期间，她还把她的兄弟罗兰德·路德维戈维奇·阿比亚蒂也发展成了特工，代号是飞行员。阿维阿托尔莎在米勒将军的隔壁租了一间公寓，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窃取了一些文件并在隐蔽的地方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这样她就可以对将军的房间进行窃听活动了。1937年9月22日，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米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巴黎的大街上失踪了。巴黎警察厅的调查结果是，他被押进了苏联大使馆。被害后，他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用福特牌卡车送到了勒阿弗尔港。据几位目击者称，大箱子被装上一艘苏联货船，但被装在箱子里的米勒还活着，只不过被施用了大量药物。与1930年库捷波夫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是，他在运往莫斯科的旅途中苏醒过来了，在莫斯科他受到审判，并被枪决了。出事后，斯科布林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米勒的支持者的怀疑，于是他跑到了西班牙。没有暴露身份的米莱伊尔·阿比亚蒂获得了红星勋章，并被赋予新的对付谢多夫的任务。米勒失踪的时候，诱捕谢多夫的行动刚刚展开。本来在布洛涅港租用了一艘渔船，打算在回苏联的路上，先用此船运他一段。但是，由于米勒的失踪引起了法国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和愤怒，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了。几个月后，谢多夫以与米勒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了他的生命。1938年2月8日，谢多夫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监视为由，说服了谢多夫不去法国医院，而到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小诊所里做手术。对于苏联来说，对这家小诊所进行渗透是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茨博罗夫斯基承认，叫了救护车后，他就通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所谓的安全原因，他拒绝告诉法国的托派人士们这家小诊所的具体位置。谢多夫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但就在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他的医生都觉得纳闷。虽然医生们不停地为他输血，2月16日，谢多夫还是因承受不了剧痛而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档案里并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证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个先进的医学部门--卡莫拉，它试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而且完全能够对谢多夫下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想除掉谢多夫，正像它计划要除掉托洛茨基和他的其他主要追随者们一样。但是谁也说不清楚，1938年2月，谢多夫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谋杀的，还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下手之前，正常死亡的。谢多夫的死亡使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托派组织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茨博罗夫斯基成为了《反对派简报》的发行人，并负责托洛茨基与其欧洲重要支持者的联络工作。在谨慎地挑拨托洛茨基不同派系间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茨博罗夫斯基成功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次，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简报》上准备刊登一篇题为“托洛茨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文章。文章将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墨西哥的活动进行揭露。1938年夏天，已经叛逃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说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巴黎的一名特工正威胁着他的生命。奥尔洛夫不知道这个特工的姓，只知道他叫马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的真名），并详细地描述了此人的相貌和背景情况。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信件一样，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耍的花招。茨博罗夫斯基也同意他的看法。当得知有人指证他的时候，茨博罗夫斯基的反应是报以“开怀地一声大笑”。谢多夫死后，德国人鲁道夫·克莱蒙特就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欧洲的下一个暗杀目标。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书记，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定于下半年召开。1938年7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克莱蒙特从他的家中诱骗了出去。几星期后，一具无头尸体被冲上塞纳河的岸边，经辨认，死者就是克莱蒙特。9月份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大会。只有来自几个国家的托派团体的21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俄罗斯支部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被消灭了，只好让茨博罗夫斯基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的托派分子--大会的翻译之---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在她的西班牙情夫雷蒙·梅尔卡德的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大会。梅尔卡德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特工，他的掩护身份是比利时记者。据档案记载，他就是后来在墨西哥城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到了1938年，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成了苏联对外情报活动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它在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德国、拉脱维亚、爱莎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等十六个国家里安插了212名特工。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在国外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成了大恐怖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外追杀的重点对象，据认为，在这个群体里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人民公敌”。在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指控他们的同事是帝国主义间谍和审判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驻外国的情报官员不仅说话要小心，而且还要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对莫斯科来的报告中所述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你如果不表示足够的、看得见的、发自内心的义愤，就可能被汇报给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将是致命的。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曾经是列宁的助手的一些“堕落分子”进行审判后，中心收到了巴黎情报站反映其军事情报官员阿布拉姆·米罗诺维奇·阿尔巴姆（代号别洛夫）未能对这些人表示出令人满意的愤慨情绪的汇报。该汇报非常气愤地指出：别洛夫未能对这些政治流氓表示出憎恨和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关于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的审判的讨论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别洛夫希望这十六个被定了罪的人能够得到同情，当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被执行枪决时，他还叹了口气。这口气不仅使他自己，而且使他的一些同事和他一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材料中涉及到的十三名与他熟识的人因此而被捕，其中至少有一些，或者说大多数都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利沃芙娜为了挽救自己而背叛了他。“对于一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来说，”她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最可怕的发现莫过于认识到他也是人民公敌当中的一分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为了避免使馆里负责情报站工作的B．M．戈登对他发难，苏里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大恐怖刚开始的时候，苏里茨就设法引起了中心对与戈登交往甚密的一位外交官员的注意，称这位官员曾经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而且经常去探望在布拉格的亲戚，‘公寓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集团”的公开审判结束后，苏里茨向中心提供了戈登同情托洛茨基的证据：2月2日，驻柏林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负责情报站工作并兼任党组织委员的戈登，传达了关于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审判的报告。关于这群政治流氓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事实，戈登只字未提；他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社会的渣滓要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同志隐瞒这个计划；为什么他们要过双面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地下活动。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敌人的破坏活动能够持续这么多年。他也没有谈到，为什么尽管存在着敌人制造的灾难、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他更没有解释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然而，就在苏里茨攻击戈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也着了火。他的一位秘书正在向中心汇报他的不是：这些天，在苏里茨同志的办公室里挂着布哈林的照片，上面还写着：‘谨以深情挚爱，送给我的老朋友，亲爱的苏里茨同志--布哈林。’我故意没有把它取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着它；只是我不想再面对上一次我取下叶努基泽的照片时苏里茨同志的白眼。我等着他自己把它取下来，因为布哈林已经成了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即使以前他真的是他的朋友，那么他现在也应该认定他是敌人了。他应该马上把照片丢进火里烧掉。我认为，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是一名党员的责任。自斯大林宪法（1936年）实施后，它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诚实工作和提高警惕，因此我不能对上述事实保持沉默。1937年至1938年，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被召回和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情报站都停止了工作。虽然设立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和东京的情报站没有关闭，但每个情报站里也只剩下一名，最多两名情报官员。绝大多数大特工都遭了殃。第一个被中心盯上的对象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成功的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他的宗教背景和他对使用恐怖手段的反感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1937年6月，带着理想主义的宿命论，他接受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我知道曾经当过牧师的经历使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他对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但是我之所以决定要回去是因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那个牧师可能真的是德国间谍。’一回到莫斯科，他就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受到了审判；几个月后，他被枪毙了。驻意大利情报站站长（也是杜坎的指导员）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也被召回莫斯科。这位十年来曾经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情报的间谍，在度过了短暂的狱中生活后，也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枪毙了。在大恐怖时代的中期，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混血儿，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不守正统的阿诺德·多伊奇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在马利、阿克塞尔罗德及其他特工相继被召回之后，他肯定担心自己在不久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为了使自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理。有时，阿诺德会在星期五晚上到这个亲戚家里去吃安息日的晚餐。奥斯卡也答应为他提供一个工作，以便他能够继续留在英国。这些接触无疑更加重了中心对阿诺德的怀疑。但是，多伊奇竟然幸存下来了。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另一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叛变的结果。这个叛变了的间谍是驻巴黎的特工伊尼亚斯·波雷茨基（化名赖斯，代号雷蒙德）。1937年7月，“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一名法国特工罗兰德·阿比亚蒂（化名罗西，代号飞行员）在瑞士发现了波雷茨基。当时，罗兰德的妹妹（也是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成员）米莱叶正准备在巴黎引诱米勒将军。为了除掉波雷茨基，阿比亚蒂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格特鲁德·西尔贝什。他说服了这个沦落为难民的德国共产党员写信给波雷茨基，声称她急需得到他的帮助。西尔贝什拒绝把一盒涂有士的宁的巧克力（后来，这盒巧克力被瑞士警方发现了）交给波雷特斯，但是她把他带到了洛桑郊外的一条小路上，阿比亚蒂拿着冲锋枪早就等候在那里了。在最后一刻，当意识到自己落人陷阱的时候，波雷茨基试图抓住首尔贝什。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西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中去的大学生。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的：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斯温顿将军”。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斯卢茨基的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着恶运的来临。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也已经服毒自杀了。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范措施。但是中心派来监督格拉夫潘情报站的一个缺乏经验的使者对类似的接头活动一无所知；他认为只要能够以使馆为依托进行活动就是安全的。他天真地向莫斯科报告说：“使馆旁边的一个公园（肯辛顿公园）就是与间谍接头的一个方便的地点，接头的人可以假装是去那里散步。”格拉夫潘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位当时剑桥五杰中最有成就的、能够从外交部窃取大量机密文件的间谍恢复联系。4月10日，一位年轻且显然没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官员，代号诺尔玛，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帝国电影院与麦克莱恩接上了头。几天后，麦克莱恩带着一大捆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来到了诺尔玛住的公寓。在那里，诺尔玛把这些文件拍照下来，并把没有冲印的胶卷交给格拉夫潘，再由他传送回莫斯科。自那次开始，这位年轻的英国间谍和她的上司不仅给这些文件拍照，而且还一起上了床。诺尔玛违反规定的另一个行为就是告诉了麦克莱恩--或许是在床上的时候--他现在的代号（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是利芮克。1938年9月，带着外交部给他的充满肯定之辞的推荐信，麦克莱恩到驻巴黎大使馆开始了第一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他当时的职务是三等秘书。推荐信是这样写的：麦克莱思，老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的儿子……在两年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是西方事务部里的一个支柱。他人品好、有头脑且主动热情。另外，他相貌英俊。我们认为，无论从丰富社会经验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他都应该在巴黎取得成功。麦克莱恩赴巴黎上任之时，适逢慕尼黑危机发展到顶峰之际。捷克的苏台德区被耻辱地拱手奉送给了纳粹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回到伦敦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挥舞着希特勒签了字的一纸空文，声称这不仅意味着“光荣的和平”而且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于剑桥五杰来说，慕尼黑阴谋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过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得到，不到一年功夫，斯大林将与希特勒签署一项协定。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凯恩克罗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英国政策方面的情报，伯吉斯认为这些情报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克卢格曼和伯吉斯传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凯恩克罗斯提供的关于英国讨好德国的情报，特别是慕尼黑协定，为中心关于“合谋反对苏联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该理论认为，得到法国支持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秘密目标就是‘引诱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斯大林，但是它得到了外国科的积极拥护。在整个冷战时期里，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问题上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讨好希特勒，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来促使德国打苏联。直到90年代中期，尤里·穆丁一一剑桥五杰战后时期的指导员--还坚持认为“这个看法既不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是假情报，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伯吉斯为我们提供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大部分有关文件是凯恩克罗斯提供的。）慕尼黑危机时期，麦克莱恩调往巴黎后，中心原打算让凯恩克罗斯代替他成为在英国外交部里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伦敦情报站的格拉夫潘却把这件事搞砸了。凯恩克罗斯是个刺头，又缺乏优雅的举止，因此他的同事和外交部人事部门对他的评价远不如对麦克莱恩那种贵族气质的赞誉。1938年12月，凯恩克罗斯被调到了财政部。就在他被调到财政部的时候，格拉夫潘因为其他原因被召回莫斯科。刚一回国，他就被“揭发”为托派分子，然而并没有被带到设在鲁布扬卡的行刑场，而是被判处了五年劳教。1938年12月，格拉夫潘在回莫斯科的途中，陪同诺尔玛（由于早些时候的不慎重，当时她的代号已经改成了阿达）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她的任务是与麦克莱恩恢复联系。阿达汇报说，麦克莱恩与在索尔邦尼的一名美国女大学生关系暧昧。这位女大学生名叫梅林达·马林，后来麦克莱恩与她结了婚。阿达还发现麦克莱恩染上了严重的酗酒毛病，而且麦克莱恩承认自己在喝醉酒的时候对梅林达和他的哥哥说了他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阿达住在巴黎，负责给麦克莱恩从使馆里偷出来的文件拍照，然后把拍照后的胶卷交给一个代号为福特的特工，再由这个人把胶卷转送回中心。一个巨大的成功转移了人们对由于麦克莱恩的酗酒而造成的安全上的漏洞的注意力。1938年12月，伯吉斯汇报说，他已经成功地（可能是通过巴黎）加人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他被分配到年初成立的一个新单位--D处。该处负责在未来战争中使用从破坏到心理战（他们巧妙地称其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人”）等种种伎俩。然而，中心并没有为这一消息而感到兴奋，相反地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疑虑。由于伦敦的两个特工--雷夫和马利暴露、格拉夫潘被怀疑为敌人的间谍，再加上奥尔洛夫的叛变，使苏联在英国的情报工作的未来呈现出一片茫然。伦敦情报站被关闭了，除了一位情报官员留在大使馆外，其余的全部被召回莫斯科。留下来的这位外国科的官员叫阿纳托利·韦尼亚米诺维奇·高尔斯基。此人连苏联在英国最重要的间谍的情况都知之甚少。1939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菲尔比将从西班牙返回伦敦的时候，高尔斯基报告中心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下达命令，应该拿泽恩琴怎么办。如果你们能够给他定位，那么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只知道个大概。”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在英国的情报工作是“靠可疑的情报来源和在一段时期内受‘人民公敌’指导的谍报网络支撑的，因此是非常危险的”。该评估报告在结论中建议：断绝与包括五杰在内的所有英国间谍的联系。中心虽然与五杰没有彻底断绝关系，但是在193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心仍然接受他们提供的情报，但是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同时中心还在就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全部是不是敌人的卧底进行着辩论。阿达报告说，菲尔比“经常”对麦克莱恩抱怨内务人民委员会缺乏与他的联系，对他兴趣不高。1938年到1939年间，被伯吉斯和其他人当作通信员的利茨·菲尔比（代号玛丽）和伊迪丝·图德·哈特（代号伊迪丝）负责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但是她们也经常抱怨自己的开支得不到报销。高尔斯基在1939年7月给中心的报告中称：玛丽声称，由于四个月来没有与她取得联系，我们欠她和马德琴65英镑。我答应替她向家里（中。C）查询此事，并先给了她30英镑；因为她说他们需要一些东西……出于一些原因，玛丽仍然居住在法国的一所非常大的公寓里，她说这是根据我们的命令，等等。中心的答复是：以前由于工作需要，玛丽曾经得到过维持在巴黎的公寓的命令。现在这已经不必要了。让她搬出这所公寓，并过节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会再付钱给她。玛丽不会得到那65英镑，因为我们认为不欠她的。我们同意支付给她30英镑。并转告她，我们不会再付给她更多的钱了。虽然中心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但是，在英国的主要间谍的思想却仍然相当稳定。1938年，伯吉斯发展了他的一个情人，瑞士记者艾里克·凯斯勒。后来，凯勒斯成了一名外交家，在瑞士驻伦敦大使馆里任职。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奥伦德”和‘瑞士人”。凯斯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他提供了许多关于瑞士与德国关系方面的情报。可能是在1939年，伯吉斯的另一个外国情人--匈牙利人安得鲁·雷沃伊也被发展为间谍。他后来成了战争时期流亡在伦敦的自由匈牙利组织的领导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太妃糖”；在克格勃的档案中，他被描述成一名男妓。还有人说“他与一名外交部里的官员有同性恋关系”。可笑的是，1942年，伯吉斯还想让他成为能够从英国安全局向外提供情报的人。克格勃的档案中仍然把吉姆和利茨·菲尔比当作是好同志；虽然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情人，但是他们却在1939年发展了一位比前两者都重要的间谍--奥地利记者H．P．斯莫尔卡。利茨是在维也纳结识斯莫尔卡的。1938年，奥地利和纳粹德国合并后，斯莫尔卡成了一名中立的英国人，名叫彼得·斯莫雷特。中心给他的代号是阿保。斯莫尔卡后来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科的科长。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举行了签字仪式，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英国间谍们的思想上造成的打击比中心里出现的混乱还要大。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甫相互敬酒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我可以用名誉保证，苏联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3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成为苏联间谍的这些人就是为了，至少部分是为了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这些人多数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斗争后，克服了苏德条约给他们造成的突如其来的震撼。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受到的思想上的灌输是非常充分的，而且那些都是自觉地自我教育，因为为了支撑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工农政府、是人类进步的希望这一信念，他们必须接受斯大林的双重思维，而且必须能够及时地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弯。当然，也有少数在西方国家里工作的间谍因苏德条约的签定而发生了思想动摇，他们终止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的弗利特，即戈伦韦·李斯。1993年，李斯的女儿珍妮到了莫斯科，国外情报局的代表明确地告诉她，自苏德条约签署后，李斯就拒绝再提供合作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了解了情况之后，珍妮·李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李斯，你们还掌握着其他一些没有告诉我的情况，是不是？”国外情报局的确还掌握着另外一些情况。它最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就是，当时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伯吉斯知道李斯打算退出后非常紧张，他向中心发了一个急电，说李斯可能出卖他和布伦特，并要求暗杀李斯。但是中心没有同意这种做法。相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由于与伯吉斯长期以来的友谊，李斯并没有背叛他和布伦特。为了降低李斯叛变的可能性，一次伯吉斯对他说，他也为苏德条约的签定感到非常失望，并停止了为共产党的非法工作。麦克莱恩也对李斯的“叛变”表示非常担心。多年后，当他开始无法忍受这种一边是英国的外交官，一边充当苏联间谍的两面人生的时候，他与李斯争辩说：“以前，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是你背叛了我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一些间谍对莫斯科的疑虑，远远比不上中心对他们的怀疑程度。中心对菲尔比究竟是德国还是英国的间谍一案展开了调查。由于菲尔比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前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第一个间谍，对他的不信任也就说明了对整个英国谍报网的不信任。1940年，随着唯-一名情报官员戈尔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活动降到了最低点；在英国已经没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官员了。克格勃的一份档案中记录着：“贝利亚下命令关闭了情报站”。档案中并没有解释贝利亚下达这个命令的原因，至少在米特罗欣见过的档案中，没有看到过有关的解释。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对当时的英国谍报网的深深怀疑了。1940年2月，中心下达命令终止了一切与菲尔比的联系；与伯吉斯的联络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停止了。30年代后期，追捕“人民公敌”已经代替了情报搜集，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外的首要任务。其最活跃的国外情报机构是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组；这个组织对外国科官员的迫害不但减少了外国情报的数量，而且降低了中心对这些情报的分析评价等级。然而，就连在国外从事猎杀活动的人也未能逃避来自国内的清洗。谢列布朗斯基也成了自己领导的追捕行动的牺牲品。虽然他曾因追捕“人民公敌”有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但是，在1938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扣上了“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帽子。后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他的机构中容纳了“许多叛徒和土匪”。虽然把他指控成英国和法国的间谍是十分荒谬的，但是中心得到的关于他发展自己的特工网和扩大业务范围的报告却不胜枚举。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接替了谢列布朗斯基的工作。几个月前，他创造性的用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暗杀了流亡在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叶夫克汉·科诺瓦列茨。1939年3月，苏多普拉托夫成了国外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他使特别任务组和外国科合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斯大林亲自给他下达命令，告诉他，他的首要任务是向墨西哥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去行刺莱昂·托洛茨基。这次代号为“鸭子”的暗杀行动是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第一目标。耷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即使察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略意图的任务与除掉这个异已分子相比，也要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苏多普拉托夫的特别任务组由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发展的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特工组成，由苏多普拉托夫的副手莱昂尼德·艾庭根领导。此人在西班牙积累了丰富的开展“特别行动”，包括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经验。暗杀托洛茨基的特别任务队由三个小组组成。第一个小组是一个以西班牙共产党员卡里达·梅尔卡得·德·里奥（代号母亲）为首的特工网络。她是被艾庭根，这位称得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出名的女杀手迷惑并发展成为间谍的。该小组中最重要的成员就是她的儿子雷蒙（代号雷蒙德），他使用的是伪造的护照，护照上的姓名是弗兰克·杰克逊。和艾庭根使用的手段一样，雷蒙·梅尔卡得也采取色情引诱的办法，他利用与美国的一名托派分子西尔维亚·安格洛夫的关系，混进了位于墨西哥城附近的托洛茨基的别墅。1940年，当安格洛夫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时，雷蒙的机会来了。每天早上，他都开车把安格洛夫送到别墅，下班后，再把她接回来。渐渐地，警卫和托洛茨基身边的一些人都认识了他；1940年3月，他被第一次允许进人了这个别墅。在这一阶段，梅尔卡得的任务仅仅是混人托洛茨基的住地，报告别墅的防卫措施、居民和警卫情况；他还算不上是一个杀手。第二小组负责进攻别墅，它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一些老兵组成，著名的墨西哥共产党员、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代号科恩）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艺术修养、革命信念、斯大林主义理论和爱出风头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使他表现得异常活跃。后来，梅尔卡得和西凯罗斯都因为参与“鸭子”行动而出了名。根据克格勃档案的记载，由最杰出的苏联特工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马克斯和菲利普）领导的第三个更隐蔽的小组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西班牙内战时期，约瑟夫在执行消灭托派分子的任务方面占据着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他还负责训练在弗朗哥控制区里从事破坏和纵火的“特种部队”。利用假身份是他的另一项专长，虽然他是出生在立陶宛的犹太人，但是十年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哥斯达黎加的一名外交官员。1940年初，他把西凯罗斯以前的学生安东尼奥·普霍尔（代号乔斯）发展成了间谍。对于这位画家，约瑟夫评论他虽然缺乏创造性，但是“非常忠诚，绝对可靠而且非常勇敢”；后来在进攻托洛茨基的别墅时，安东尼奥成为西凯罗斯的副手。格里古列维奇发展的间谍还包括后来成了他妻子和助手的墨西哥共产党员劳拉·阿劳苦·阿吉亚尔（代号路易莎）。进攻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让一名年轻的美国间谍在1940年4月份打入托洛茨基的别墅。这名间谍名叫罗伯特·谢尔登·哈特（代号阿穆尔）；化装成来自纽约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自愿在别墅里担任警卫。哈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暗杀小组在午夜发动突然进攻的时候打开别墅的大门。虽然他很有热情，但在政治上仍然非常单纯。格里古列维奇不打算告诉他大门被打开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进攻托洛茨基别墅的行动实际上是由格里古列维奇指挥的。他肩负着双重任务：其一是，确保西凯罗斯的进攻小组能够顺利地进人别墅的大院；其二是，尽可能规定突袭时必须遵守的一些纪律。西凯罗斯则自行其是，带领着他的人大摇大摆地出发了，可能根本就没有试图掩盖他的踪迹。1940年5月23日，西凯罗斯和二十名特务身穿军装和警察服装，携带着手枪和左轮手枪，只有普霍尔一个人扛着机关枪。据其中的一名成员回忆说，当时他们“说着、笑着，就象过节一样”，格里古列维奇和他的别动队就这样出发暗杀托洛茨基去了。5月24日凌晨，他们到达了别墅，格里古列维奇对美国的自愿警卫哈特说了几句，哈特打开了大门。别动队员冲入托洛茨基的卧室，一阵乱射。墨西哥警察事后在托洛茨基卧室的墙上清点出73个弹孔。然而，躲在床底下的托洛茨基夫妇却逃过了这场劫难。虽然一枚燃烧弹被扔进了托洛茨基的小孙子的卧室，但是躲在床底下的他也幸免于难。这一行动，特别是试图杀害托洛茨基的孙子的作法，使哈特惊呆了。他气愤地对别动队成员说，如果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让他们进人别墅的。为了不让他把事情的真相泄露出去，哈特被带走并被枪杀了。几个月后，西凯罗斯被找到了并遭到了逮捕。但是，格里古列维奇却成功地把自己、普霍尔和劳拉偷渡出了墨西哥。墨西哥警方也未能查出他的真正身份。从1942到1944年，他在阿根廷经营一个情报站；据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这个情报站在开往德国的轮船和将被运送到德国的货物上安放了150多枚水雷。由于进攻托洛茨基别墅失败，加上西凯罗斯的别动队被解散，促使雷蒙·梅尔卡得由一名普通的渗透间谍变成了杀手。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耐心。袭击事件发生五天后，他第一次去拜访托洛茨基。和以前一样，他表现得十分亲热，还给托洛茨基的孙子带去了一架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样让它飞起来。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到别墅去过十次，有时他会带上一些小礼物，而且每一次他都注意不逗留得太久。8月20日，最后一次去拜见托洛茨基的时候，他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请求托洛茨基给他提些意见。正当托洛茨基在书桌前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梅尔卡得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冰凿，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刺进了托洛茨基的头盖骨。本来，他以为托洛茨会立刻安静地死去，然后，他就能够逃到停在附近的车里，他的母亲和情人艾庭根都在车里等着他。但是，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致命伤，仍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叫声”，梅尔卡得后来说。）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艾庭根说服了梅尔卡得的母亲与她一起逃到了苏联，并答应如果她到苏联，她就和梅尔卡得结婚。在莫斯科，塞诺拉·梅尔卡得受到了贝利亚的欢迎，并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还被授予了列宁勋章。然而几年后，艾庭根抛弃了她，苏联方面又不允许她离开，她为自己使儿子变成了一名杀手且在墨西哥的监狱里受苦而深感愧疚。在二十年的监狱生活中，雷蒙·梅尔卡得一直坚持着斯大林主义的信仰。他认为，历史会证明，他是一个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清除了叛徒的战士。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与大多数的公开报导并不一致），1960年，梅尔卡得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并回到了莫斯科；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享受着将军级的养老金和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祝贺。托洛茨基被刺二十年后，虽然在国外，肃清人民公敌的行动范围缩小了，但是它仍然是克格勃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章 战争1940年后几个月中，随着托洛茨基的死和外国科里最残酷的放血的结束，中心准备重新建立对外情报工作网。在大恐怖之前，有新发展的外国科工作人员都要在莫斯科的秘密地点接受单独训练，而且彼此之间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到了1938年，外国科里有许多官员都被打成了（臆造的）“人民公敌”，为了加快补充新成员的速度，中心决定对新发展的人员进行集中训练。10月3日，内务人委员会第00648号命令决定建立苏联第一所对外情报工作学校。为了隐蔽，学校建在距莫斯科环形公路以东15公里处巴拉什卡的一片树林里。学校的正式名称叫特殊任务学校，但是人们更熟悉由学校名称的首写字母缩写而成的名字--特校。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党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团员和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地方毕业的大学生。由于新学员们只经历过城市居民区、集体农庄和兵营里那种狭窄、肮脏又拥挤的生活环境，因此为了使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西方国家“高尚社会”的生活，学校尽力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关于他们的住宿条件，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房间里都铺着地毯，摆放着舒适而漂亮的家具，墙上挂着品味高雅的绘画，床上用品相当高级，连床罩都十分昂贵。”即使有足够的空间安排新学员们住单间，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个人隐私，他们恐怕也会感到十分迷茫，因此学校安排两个学员住一间宿舍。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有四个小时的外语课、两小时介绍情报工作技巧的课程、另外还安排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历史、外交理论、哲学、宗教和绘画等其他辅助课程；这种折衷的安排是为了在强化他们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同时，丰富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学校还定期组织音乐晚会。曾经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教员们还举办资产阶级行为举止、外交礼仪、时装和“高雅品味”等方面的速成训练班。在头三年里，特殊任务学校每年招收120名学员，其中只有4名女生。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是特殊任务学校第一批学员里最出色的一个。早年菲廷曾在一家农业出版社工作过，1938年2月，菲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学校招收为学员。发展他们这样的人主要是为了填补因为清洗“人民公敌”而在内务人民委员会里留下的许多空缺。10月份，他被转人特殊任务学校。据一份官方记录称，“他的聪明才能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立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个月后，还没有完成训练的菲廷就被吸收进了对外情报部门。1939年5月，菲廷被任命为外国科科长。年仅31岁的他成了苏联历史上最缺乏经验、但也是最年轻的对外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在他被迅速提升的时候，他的前途显然并不显得特别光明。在他升职前十五个月混乱的日子里，有三任外国科科长遭到了处决，还有一个被调走了。然而，菲廷证明了自己是非常顽强的。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七年，创造了自20年代以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记录；这之后，他因失宠被下放到地方工作，重新成了一个没有光环笼罩的人。1940年底，四名外国科的官员按照菲廷的命令去伦敦重新建立公开情报站。公开情报站的新任站长就是在2月份情报站关闭前最后一个撤回莫斯科的阿纳托利·韦尼阿米诺维奇·戈尔斯基。戈尔斯基是一个办事高效但非常严厉、缺乏幽默感的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绝对不属于30年代中期那些大特工类型的间谍。布伦特觉得他“非常乏味”而且缺乏同情心。另一个战争时期在他手下工作的间谍这样形容他：“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即使戴着眼镜也挡不住他那双精明而又冷酷的眼睛”。和菲廷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受到提升，是因为他的绝大多数同志近期来都被清洗掉了。这次再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戈尔斯基介绍的情况比他上个任期时了解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心去了解吉姆·菲尔比的背景材料。1940年圣诞节，他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恢复了与“小男孩”（菲尔比）的联系。中心对这一报告非常高兴。1940年夏天，伯吉斯已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D部，该机构很快就并入了一个新的机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根据丘吉尔“在欧洲放火”的命令而组建的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在敌人后方开展破坏活动。法国和南欧国家在短短六个星期就遭到惨败的事实证明，首相的这道命令过于乐观了。但是中心对戈尔斯基发回来的报告还是感到很兴奋。报告中称，菲尔比“正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所为训练派遣到欧洲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而开办的学校里当政治教员”。但是，菲尔比在早些时候发回的一份报告使中心大为吃惊。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称，“‘小男孩’提供的情报显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并没有向苏联派遣间谍，而且甚至没有训练准备派遣到苏联来的间谍。在英国的间谍派遣对象国名单上，苏联排在第十位。”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中心里一位办公室官员对此很感怀疑，在该消息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空白处打上了两个大大的红色问号。1941年初，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五杰”中的其他几个人的联络。麦克莱恩继续提供了大量外交部的文件。伯吉斯未能象菲尔比那样从秘密情报局D部转人英国特别行动部工作，只好回到英国广播公司。布伦特则于1940年夏成功地迸人了英国安全局。他在提供大量英国安全局的文件的同时，还为他以前在剑桥的学生、在军事情报部门里工作的莱奥·朗（代号文里）充当下线。布伦特最初提供的一份安全局的情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中，内务人民委员会曾放弃了一位它在英国安置的最好的间谍。1937年，当大恐怖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心突然作出了一个荒谬的判断：三年前被发展的潜伏在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被伦敦秘密情报站站长特奥多尔·马利出卖给了英国情报部门。然而，据布伦特披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金的身份才被苏联的一个叛徒揭发出来。凯恩克罗斯也成功地在英国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个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职位。1940年9月，他离开了财政部，成为汉基爵士的私人秘书。汉基爵士是丘吉尔政府里的一名部长，兰卡斯特公国的大公。虽然，汉基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最初的战时内阁由五名部长组成），但是，他能够收到内阁的所有文件，同时还领导多个秘密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到了年底，凯恩克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和总参谋部的作战评估报告。他提供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戈尔斯基抱怨说来不及把所有这些文件都用密码发送出去。在1941年，伦敦站显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多产的情报站。根据中心的秘密统计数据，情报站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政治和外交文件共7867份，涉及军事方面的情报715份、经济事务的127份、关于英国情报部门的sl份。另外，情报站还提供了其他很多根据“五杰”及其他间谍口头汇报的情报编写的报告。但是，人们都很难回避这样一个结论：直到苏联参战之前，绝大多数宝贵的高级情报都被白白浪费了。由于斯大林对英国政策完全错误的理解，再好的情报也不能提醒他改变自己臆想出来的那套阴谋理论。尽管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可是斯大林仍然认为--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这样认为--英国的计划是使他和希特勒混战在一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理论使他未能发现真正制定进攻苏联计划的是德国人。1940年，设在柏林大使馆的情报站几乎与伦敦情报站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工作。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曾经与其在德国最重要的间谍，经济部官员阿尔维德·哈纳克（代号科尔西肯）失去了联系。1940年9月间日清晨，新上任的柏林情报站副站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化名“埃德贝格”，代号萨沙和德利尼）恢复了与他的联系。科罗特科夫径直敲响了哈纳克的家的门，并约定了下一次在苏联大使馆里见面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因外国科绝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官员被清洗掉而导致间谍在行动技巧方面的下降，同时也说明，在那个时候，盖世太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处不在。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赖因霍尔德·舍恩布伦后来回忆说：哈纳克……极其缺乏幽默感，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同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感觉不自在。他这个人有点像清教徒，思路狭窄而且教条，但是却非常敬业。和伯吉斯及菲尔比一样，哈纳克的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即使在他与中心失去联系的那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寻找着间谍发展对象。科罗特科夫在汇报中称，哈纳克与差不多有60个成员的松散的间谍网保持着联系，虽然连他“自己也不能为间谍网中的每个人担保”：科尔西肯是这样形容他们所使用的伪装措施的：间谍网里的人并非都相互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关系。虽然科尔西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但他尽量使自己处于幕后的位置。哈纳克招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是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的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中尉，代号‘老大”。舒尔策一博伊森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哈纳克的冷峻截然相反。与他们俩都相识的利奥波德·特雷波尔发现“舒尔策一博伊森热情但容易冲动，而哈纳克却冷静而喜爱深思”。高高的个子、有一副运动员身材的舒尔策一博伊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具有雅利安人典型的外貌特征，他的相貌与盖世太保所描述的那些共产党破坏分子们可谓大相径庭。1941年3月15日，中心命令科罗特科夫直接与舒尔策一博伊森取得联系，并劝说他组织独立于哈纳克之外的自己的间谍网，这正是舒尔策求之不得的。即使一个比科罗特科夫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会发现，操纵哈纳克、舒尔策一博伊森及其间谍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俩的间谍网越来越倾向于把推翻纳粹政权和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晚上，舒尔策一博伊森和他那迷人的妻子利伯塔丝经常组织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成员和发展对象召开集体讨论会。利伯塔丝众多的情人更增加了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当年轻的抵抗者们在柏林的墙上张帖反纳粹标语的时候，穿着德国空军制服的舒尔策一博伊森拿着把子弹已上膛，保险也打开了的手枪为他们放哨。1941年上半年，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的间谍网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关于希特勒为“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6月16日，科罗特科夫向中心发回电报称，来自这两个网的情报表明“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军事训练已经全部完成，它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插在中国和日本的间谍那儿也传回了类似的情报。后来，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从6月1号至21号，菲廷将“上百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的预警性情报呈送给了斯大林。其他一些军事情报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内容。然而，所有这些情报都没能发挥作用。和对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理会这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情报。大恐怖使苏联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带上了一种偏执的论调。许多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也赞同斯大林的阴谋理论，虽然通常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沉迷到了怪诞的程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本人应该对未能预见到德国在6月22日发动突然进攻负主要责任，这一失误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一直都在充当着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的角色，他不仅忽视了一系列准确的预警性情报，还训斥很多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员。6月16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来自舒尔策一博伊森的报告上写下了一段很亵的批示：“你们可以让这位德国空军的‘情报源’滚回去找他的妓女老娘了。他哪里是什么‘情报源’，根本就是个骗子。斯大林”。出色的总情报部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警告。他通过渗透到德国大使馆并勾引大使的妻子搞到了类似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也羞辱了一番。他提供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预警性情报被斯大林当作是“一个在日本整天混迹于小工厂和妓院的骗子”提供的假情报。斯大林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怀疑远远大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怀疑。在他眼里，丘吉尔是个魔鬼。二十年前，这个人就曾经想借西班牙内战发起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并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制定颠覆苏联的计划。在许多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背后，斯大林声称，他发现了丘吉尔设计的利用假情报使他和希特勒相互为敌的阴谋，这是英国一项长期的阴谋的延续。丘吉尔本人就“巴巴罗萨”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还不相信希特勒正在进行进攻苏联的准备。直到5月23日，联合情报委员会还在向丘吉尔报告说“与苏联签定协定对德国大有好处”。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被斯大林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在试图欺骗他。德国人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对丘吉尔和英国政策心存疑虑这一点。作为“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欺骗性行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四处散发报告称，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是英国使用的误导攻势的一部分。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无法用英国散布假情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在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德国大使康特·冯·德·舒伦堡透露了希特勒的确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这一消息。“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他对惊呆了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说，“因为我是在俾斯麦精神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始终反对对俄国发动战争。”对杰卡诺佐夫提供的情报，斯大林的反应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然而，6月9日，或者稍晚的一些时候，斯大林接到了一份报告称，德国大使馆已经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准备在一周内撤出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烧毁文件了。虽然那个并不存在的英国的阴谋仍然困扰着斯大林，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德国的阴谋了，但还不是一个意在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由于掩盖德军的调动行动越来越困难，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散布出一个谣言，称希特勒准备发出一个最后通碟，借助于显示武力，要求苏联作出新的让步。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那些日子里，真正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最后通牒的威胁，而不是德国实际的进攻。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外国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被这个刻意散布的关于最后通牒的谣言蒙蔽了。为了保住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贝利亚对敢于呈送有关德国进攻苏联准备情况报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委员会里的官员，都大发雷霆。1941年6月21日，他下令把四名坚持呈送这种报告的官员“关进劳改营”。同一天，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充分显示出他冷酷无情又好阿谀奉承的个性：我再一次坚持召回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并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用所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报告”对我进行狂轰烂炸。他报告说，进攻明天就会开始……但是，我和我的部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时刻铭记着您英明的论断：希特勒是不会在1941年对我们发动进攻的。另一位因为提供了关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而身陷险境的人是外国科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后来任驻美国情报站站长。1941年初，扎鲁宾被派遣到中国，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顾问的德国人瓦尔特·斯腾尼斯。斯腾尼斯曾经担任希特勒组建的纳粹党冲锋队副队长，但是在1931年被解职后，他逐渐开始反对希特勒。1939年，内务人民委员会驻重庆情报站开始接近斯腾尼斯，他同意提供有关希特勒的情报。1941年2月，扎鲁宾向中心汇报说，一个从柏林来的人秘密向斯腾尼斯保证说，“德国计划在今年5月底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这是希特勒原定的进攻时间，但后来进攻被推迟了）。6月20日，他发回了一份电报：“我们的朋友（斯腾尼斯）多次明确说明并保证--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菲廷严肃对待此类情报的态度使贝利亚非常恼火。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战争的爆发才使菲廷摆脱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结论恐怕是正确的。当时苏联情报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负责情报工作的独裁者个人的失误，使德国在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英国的政府机构中，对从各个委员会收集来的情报进行的耐心但却缺乏创见性的分析，终于使人们改变了德国认为与苏联签署和约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看法，而认识到希特勒早就决心发动进攻。在莫斯科，整个情报分析机构都被可怕的阿谀奉承作风控制着，完全封闭在“轻视情报--阿谀奉承--求得生存”的模式里，并受到阴谋理论思潮的极大影响。斯大林的统治使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偏执的紧张状态，并造成了对于“政治的正确性”的近乎奴性的遵从，即使在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些影响仍然多多少少地扭曲着情报分析工作。从1942到1944年，战争时期苏联最有能力的间谍--剑桥“五杰”--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高度机密的情报。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情报中有一些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不相符，中心怀疑他们是受英国情报机构控制的双重间谍。但是，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情报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中心总是对克里姆林宫隐瞒它不想听到的内容。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1992年的时候承认，直到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之前，为了迎合政治领袖的口味，克格勃“不得不提交带有虚假的正面观点的报告”。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当德国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苏联内地推进的时候，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是斯大林面临的更可怕的事。里宾特洛甫命令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尽一切可能挑动日本对苏联发动战争……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与日本人会师。”一开始，东京的观点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北进”（即对苏联开战）；另一派则支持“南下”（即对英、美开战）。非常不受斯大林信任的佐尔格试图从东京方面进一步证实支持“南下”的人已经占了上风。但是，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了，他的间谍网也迅速被瓦解。在使斯大林相信日本不会对他发动进攻这一问题上，技侦部门比佐尔格更有影响。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四局的联合技术侦察情报单位被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技侦部门搬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塞莱饭店所在地。它的侦察重点是外交方面的通信往来；而绝大多数（并非全部）军事方面的通信联系是由（从四局发展而来的）总情报部的密码破译专家们负责的。1941年2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密码破译人员并入了新的、扩大了的第五局（密码局），其核心机构是一个负责破译外交密码和代码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专家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谢尔盖·托尔斯泰，此人后来成为战争时期获得荣誉最多的苏联密码破译专家，曾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夏天，在他领导下的一个破译小组取得了类似于一年前美国的密码分析家们所取得的成绩。当时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主要外交密码，美国人给这组密码取了个代号“紫色”，此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从不喝酒的美国密码分析专家们买来了一箱可口可乐。然而托尔斯泰却没有时间去庆祝他的成功。但他提供的日本外交电报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电文明确指出，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技侦情报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进一步确认，使斯大林能够把远东司令部所辖师团的半数兵力都投入到西线上来。1941年10月到11月，有八到十个步兵师、约一千辆坦克和一千架飞机投入了西线的战斗。可能正是这些力量和红军的战略预备师团一起挽救了苏联。正如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在其对东部战线的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1941年12月）阻止德国军队的并不是恶劣的冬季，而是已经从夏秋两季的打击中恢复了元气的苏联军事力量。”苏联的技侦情报部门除了进一步确认了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外，还觉察到日本将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举动，虽然破译出来的外交电报里并没有提到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的计划。1941年N月27日，也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0天前，东京发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很可能也被抄送给了驻莫斯科大使馆）被破译了出来，电报中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会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他们秘密解释我们与关国的关系……向希特勒解释一下，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方，因此我们建议避免在北方展开（针对苏联的）行动。然而，战争时期，苏联密码分析家们取得的成绩还比不上英国的技侦情报人员。在布莱奇利公园的英国技侦情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军队使用的主要高级密码。这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苏联的情报部门未能制造出强有力的电子“炸弹”；而英国人1940年即在布莱奇利公园制造出了第一个电子炸弹，用以扰乱德国艾尼格码型密码机的日常设置。苏联更没有能力仿制“巨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从1943年英国人即在布莱奇利开始使用它破译更高级的秘密信息（以自动加密。解密的电传打字机脉冲信号为基础的无线电信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德国军队多采用这种通信方式而不是使用艾尼格码型加密机传递战术情报。苏联的技侦水平不如英国，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苏联的体制绝不会容忍吸收那些杰出而有天赋但却不循规蹈矩的年轻人，然而恰恰是这些人才使英国的技侦情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艾伦·图林是取得“巨人”胜利的功臣之一，他非常聪明但他的行为也的确有些古怪。他曾经把一生的积蓄都（兑换成了银锭）埋藏在布莱奇利的小树林里，但后来居然又忘记了藏宝的地点。和许多英国的密码分析家一样，他绝对不可能去迎合斯大林主义体制所要求的“政治合格”这一条件。有一些英国技侦情报单位通过破译敌人高级通信密码获得的情报，以一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从官方途径发送到了莫斯科；或者是由几名苏联间谍以没有经过伪装的形式发回了莫斯科。正如克格勃后来为了回避自己过去制造的斯大林式的恐怖事件而标榜自己在列宁时代革命的纯洁性那样，它也试图把自己在1941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记录编造成一种无私的英雄主义形象--在敌后开展特别行动和组织游击战是可资利用的最好例证。据战争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行动和游击战局局长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段历史是唯一没有被官方修改过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它自己的功劳，而且其中不存在任何需要掩饰的斯大林式的罪恶。”事实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时期的记录，和它在其他时期的历史一样，都被全面地修改过。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907天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在那里进行地下斗争。这支小分队的英雄事迹经常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标榜自己在敌后开展的英勇卓绔的斗争。敖德萨的城市里有许多原来用于开采沙岩的地道；那些在19世纪用开采出来的沙岩修建的宏伟建筑至今还屹立在敖德萨的街道两旁。婉蜒上千公里。没有任何地图记载同时又有许多出人口的地道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正是以此为据点的。1969年，在欧洲胜利日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敖德萨郊区的一部分地道被开放作为游击战纪念馆。在以后的整个苏联时期，这个纪念馆每年都要接待100多万游客。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格勃却用曾经辉煌一时的解放敖德萨的英雄故事来给自己在战争时期那些值得怀疑的记录增光添彩。游击战纪念馆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展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取得的战绩。死后成为苏联英雄的莫洛佐夫，同时也承受着自己的一生被编排成斯大林模式的苍白的圣人的耻辱。苏联官方把他的英雄事迹追溯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矿工的莫洛佐夫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无私地奉献着。据说，他曾经在1930年这样说过：“这是多好的事呀！上班的时候不用去注意时间，也不期待着下班，而只是想着上班的时间能够再延长一些，跟在（运煤的）拖车后面奔跑着，干得汗水淋漓，到了下班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计划任务！”游击战纪念馆里有“重新修建”的小分队的地下指挥部，指挥部相当完备，有宿舍、弹药库、工厂、燃料库、厨房以及会议室。会议室的墙上--必不可少地--悬挂着列宁的画像（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的）。附近一个17米深的升降井把指挥部与地面联系起来，地道里的人通过这个升降井从敖德萨的间谍那里获得消息和食物。在苏联时代，大量的电影、书籍、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按照克格勃的吩咐写的--都反映过这支小分队将数千人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吸引在敖德萨直到为保卫祖国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米特罗欣是从国外情报局S局的一位同事那儿了解到地道里的真实故事的。那位同事借阅了许多有关敖德萨的档案；他在归还这些档案的时候告诉米特罗欣说，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档案的记载从1940年10月，也就是敖德萨沦陷前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以莫洛佐夫为首的6名军官组成的小分队进人敖德萨开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命令他们建立一个地下情报站，专门在德军后方组织侦察、破坏和特别行动。到达敖德萨之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科的13名成员加入了莫洛佐夫的小分队，该特别科由库滋涅佐夫中尉指挥。根据官方记录，这两支队伍于10月15日夜，也就是在进入地道建立基地之前召开了党团会议。事实上，根据克格勃的档案，他们只是在一起大吃大喝了一顿，来自莫斯科和原来就在敖德萨的两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队伍还打了一架。第二天，仍然剑拔夸张的两支队伍就这样进人了地道。莫洛佐夫和库滋涅佐夫都声称自己是总指挥。在以后的九个月里，这两股力量一边与德国和罗马尼亚人作战，一边进行着内部斗争。莫洛佐夫的死算得上是真正的英勇牺牲。根据苏联的官方记录，他于1942年7月被敌人逮捕，但是他拒绝苟且求生。他勇敢地对逮捕他的人说：“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会乞求敌人的同情。”而敖德萨地道里的其他历史却是发生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一段恐怖故事。莫洛佐夫牺牲后，库滋涅佐夫解除了莫洛佐夫手下的武装并把他们在地道里看管起来。除了阿布拉莫夫以外，莫洛佐夫其余的几个手下都被库滋涅佐夫以阴谋反对他的罪名处决了。随着地道里的条件变得越来越恶劣，敖德萨小组的成员也开始相互争斗起来。越来越少的食物开始发霉变质，煤油也快用完了，他们只能生活在半黑暗的环境中。8月28日，库滋涅佐夫因为莫洛琴偷了一片面包而处决了他。9月27日，另外两名成员--波尔斯琴科夫和科瓦尔丘克，因为偷食物和“不遵守性纪律”也被库滋涅佐夫处决。因为害怕下一个被处决的可能就是他自己，阿布拉莫夫在一个月之后把库滋涅佐夫杀了。后来，人们在地道里发现了阿布拉莫夫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现在还保存在克格勃有关敖德萨的档案里。阿布拉莫夫在笔记本中写道：1943年11月8日，在地下“镜子工厂”（地道里的指挥部）里，我开枪打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敖德萨地区第三特别科前科长，国家安全部队的库滋涅佐夫中尉；我开了两枪，都击中了他的大阳穴。这时，由于其他几个人都死在了敌人之手，地道里只剩下了阿布拉莫夫、格卢申科和利特维诺夫三个人。在合伙谋杀了利特维诺夫后，阿布拉莫夫和格卢申科两个人就开始在半黑暗中用怀疑的目光注意着对方的行动。格卢申科在他的日记中提到，阿布拉莫夫想投降：“我们被打败了。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他告诉我不用害怕当叛徒，也不用担心会被枪毙，因为他在德国的情报部门里有朋友。”1943年2月18日，显然处于幻觉之中的格卢申科又写道：“（阿布拉莫夫）正弯着腰专心地看文件。我掏出别在腰上的手枪，开枪击中了他的后脑。”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格卢申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敖德萨他妻子的公寓里；1943年11月10日，地道被完全放弃了。1945年4月，红军解放了敖德萨之后，格卢申科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回到地道收拾装备和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文件，但当他捡起一枚手雷的时候，手雷在他的手里爆炸了，格卢申科因伤重不治而亡。在长达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认为，参加过敖德萨地道游击战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不会有人对他们编造出来的英雄事迹提出质疑。但是1963年，克格勃惊惶地发现阿布拉莫夫根本就没有被格卢申科打死，他逃离了敖德萨，现在生活在法国。据报告称，可能也了解敖德萨真实情况的阿布拉莫夫的父亲已经移民到了美国。阿布拉莫夫所谓的遗漏尼娜·阿布拉莫娃此前一直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在这之后被悄悄地调到了别的岗位上。关干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敖德萨的英雄们的故事就这样没有受到影响。根据克格勃档案的统计数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共向敌后派出了2222支“战斗小分队”。但是，米特罗欣并没有找到对游击战的作用所作的客观的评价。与战后苏联宣传的英雄事迹恰恰相反的是，这些小分队似乎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牵制过数量比他们多的德军。由于近一半的游击队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或者党的官员，所以他们经常受到当地农民的怀疑，而这些农民却是游击队需要依靠的当地力量。例如，在乌克兰西部开展的游击战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地居民对共产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深恶痛绝。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游击战取得了比以前好的效果，但是在一些重要地区，如克里米亚和大草原地区，游击战从来都不是东部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设在阿根廷的秘密情报站对德国目标的攻击是最为成功的。该站站长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阿图尔）是一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破坏行动和在墨西哥城刺杀托洛茨基的第一次行动的老兵。1941年9月，阿根廷的官方调查得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德国驻阿根廷大使是在拉丁美洲秘密活动的50多万纳粹冲锋队的总指挥。这一结论被国民代表大会所认可，但是阿根廷政府反对这种说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阿根廷和智利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仍然与德国和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关于在25万说德语的阿根廷人中有纳粹间谍在活动的谣言，加上阿根廷军官中存在亲德分子，再加上阿根廷政府军事采购团在柏林一直驻留到1944年的事实，这一切的一切使中心认为阿根廷是纳粹德国重要的大后方。虽然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战时对外情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也持类似的看法。战略情报局曾报告称，1941年到1943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雷蒙·卡斯蒂略博士是为希特勒服务的。通过安插在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的间谍送到中心的此类报告更引起了莫斯科对纳粹德国在阿根廷策划的阴谋的怀疑。战争爆发后，德国商船队无法通过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人阿根廷港口。但是，1941年，格里古列维奇领导的情报站却报告称，铜、硝石、棉花和其他战略物资正被阿根廷利用中立国家的船只出口到西班牙，然后再秘密横跨欧洲大陆，通过法国运送到德国。为了阻止这种出口贸易，格里古列维奇招募了一支破坏小分队。这支小分队由8名共产党造船工人和水手组成，一名来自波兰的移民费利克斯·克莱缅季耶维奇·韦尔日比茨基（代号贝塞尔）是这支小分队的队长，他于1941年12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找到了一份当锻工的工作。韦尔日比茨基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烧毁一家被格里古列维奇认为是纳粹的一个主要宣传中心的德国书店。从那以后，在所有开往德国的轮船和堆放着准备运送到德国的物资仓库里安放定时引发的纵火装置便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主要工作。格里古列维奇还操纵着在智利和乌拉圭从事破坏和情报活动的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他领导的这个大约有七十名间谍的庞大的情报站构成了二战中及至冷战初期，苏联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开展情报活动的基础，虽然在智利的活动不如在前两个国家里开展得那么广泛。从1942年初到1944年夏，根据克格勃的统计数宇，格里古列维奇的间谍成功地开展了150余次焚烧德国物资的行动，炸沉了一些（具体数字不详）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的轮船。一份很可能被中心夸大了的分析报告称，到1944年初，破坏行动已经成功地阻止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德国的出口。然而对于德国来说，一个比苏联间谍造成的破坏远为严重的问题是阿根廷政府内部发生的变化。1943年夏，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接着纳粹的一个间谍网被破获，这些导致了1944年1月阿根廷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战争时期，格里古列维奇的情报站与中心的联系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只能依靠纽约情报站间或派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信员联系。1944年夏，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驻乌拉圭大使馆里建立情报站之后不久，格里古列维奇被召到蒙特维的亚，向情报站详细汇报自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财政和间谍网络的有关情况。中心已经警觉地发现他纵火袭击的船只涉及的中立国家太多，担心他会暴露自己的身份。9月份，中心命令他暂缓破坏活动，并要求他专注于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接到格里古列维奇停止活动的命令后，韦尔日比茨基就开始为阿根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制作手雷，但10月份发生在他的制作车间的一次意外爆炸，使他失去了左臂和一只眼睛。格里古列维奇报告说，在接受警方调查过程中，韦尔日比茨基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坚持用编造好的故事来回答任何提问，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仇人为了害他而在一盒干奶酪里安放了炸弹。1945年韦尔日比茨基被营救出狱，并在阿根廷共产党的帮助下偷渡到乌拉圭，在那里依靠党提供的养老金生活。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破坏活动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它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1944年夏天的警报逐渐消除后，格里古列维奇的事迹使他在中心作为一名破坏和暗杀专家的名声大噪。战争时期在阿根廷取得的成功，使他在冷战时期被挑选出来去完成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暗杀任务。然而他最得力的助手，韦尔日比茨基却因为身体残疾被视为废物。1946年韦尔日比茨基提出移民苏联的申请遭到断然拒绝。1955年，已经双目失明的他又一次提出了申请。可能是因为担心他会向外公开自己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这一次苏联方面批准了他的申请。韦尔日比茨基到苏联后得到了每个月100卢布的养老金，但这笔钱实际上什么也干不了。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申请也遭到了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和1943年被重新命名的苏联安全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二战期间虽然的确有过一些卓越的表现，但是人们更应该牢记的是，它们在二战期间的残酷行径而不是它们的英雄事迹。1939年9月，强占波兰东部的领土后，苏联于1940年夏又把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强行并入自己的版图，此后内务人民委员会迅速进入这些地区清剿“阶级敌人”，并采取威胁恫吓的方式迫使当地居民屈服。1941年6月25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三天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接到命令，逮捕逃兵和敌人的间谍，并负责保障通信的畅通和消灭孤立无援的小股德军，以此来保证红军后方的安全。1941年8月，化装成德军的苏联伞兵降落在伏尔加德高自治区的村庄，并要求在当地潜伏下来“等待德国援军的到来”。在当地人给他们提供了隐蔽所后，他们把村庄里的所有人都消灭了。伏尔加地区的其他德国人，无论他们如何忠于苏联，也都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许多人死在了迁徙的途中。1943年红军转人反攻阶段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跟随在大部队后面扫尾，负责清除残余抵抗分子和破坏分子。1943年底，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骄傲地说：1943年，负责保障红军主力后方安全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部队在清理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地区的过程中，共逮捕T93549人进行审问。其中，80296人被“揭露”为间谍、叛徒、逃兵、土匪或“犯罪分子”，其实许多是冤假错案。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这几乎是必定无疑的--都被处决了。斯大林利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惩罚并驱逐那些被他视为叛徒的民族，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卡拉莎人、克里米亚鞋靶人、卡尔米克人以及麦斯克黑山土耳其人。在对斯大林下达的“对那些在执行驱逐令中表现突出的人给予奖励”的命令作出答复时，贝利亚说：按照您的指示，我现向您呈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间谍克星”在驱逐车臣和印古什人的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嘉奖的决议草案。上述三个机构中总共有19000人参与了上述行动，另外还有内务委员会部队的10万名军官……这一次，许多在战争中受到了表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也获得了勋章，但不是因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是因为参与了反人类的罪恶行动。战争时期，在东部战线的苏联情报机关的功绩很少。到了1942年底，从纳粹德国和被占欧洲地区提供情报的主要情报机构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总情报部特工网，该组织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小组保持着联系。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给它起的代号是“红色乐队”。这支“乐队”的“乐手们”是负责向莫斯科发送加密情报的无线电操作员，而“乐队”的“指挥”则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利奥波德·特雷佩尔，化名简·吉尔伯特。在该组织内部他被称为“大厨”。“红色乐队’共有n名间谍：潜伏在德国的有48人、法国35人、比利时17人、瑞士门人。1942年下半年，随着“乐手’们一个个被德国人用无线电测向手段所查获，这个间谍网逐渐被捣毁了。12月5日，当时正在被占的巴黎看牙的特雷佩尔也被捕了。逮捕他的德国反间谍官员回忆说：“瞬间特雷佩尔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就用非常漂亮的德语说了一句：‘你们干得不错。”’这之后，只有总情报部设立在瑞士的秘密情报站因为德国的情报机构鞭长莫及而仍在坚持活动。该情报站由山多尔·拉多领导，因其三台主要的无线电发报机而得名“三红”。一年之后，这个情报站也被瑞士当局关闭了。尽管特雷佩尔和山多尔战后都在莫斯科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是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们都声称“红色乐队”提供的情报给予了红军莫大的帮助。实际上，在特雷佩尔被捕和他的情报网大部分被破获前，他们的情报在苏联的军事行动上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1941年9月，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并没能察觉德军的动向，德军突然挥师南下并一举占领了基辅，后来德军回师北上猛攻莫斯科，又大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意料之外。1942年5月苏军丢失哈尔科夫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战时统帅部与最高指挥部的联合机构）认为德军还会对莫斯科再发动一次进攻。这年夏天，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也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感到非常吃惊。在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推进的时候，苏联红军经常不知道德军下一步会攻向哪里。1942年间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了轴心国部队的苏联红军认为被包围的部队大概有8．5万到9万人，而实际上，真正的数字是这个估计数字的三倍。在斯大林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不是提供有用的情报，而是在红军部队中执行严厉的纪律。13500名苏联士兵因存在“失败主义情绪”和在作战中违反其他军事纪律而被处决。执行枪决任务的通常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一个班。行刑前，绝大多数受刑者都被下令脱光了衣服，因为军装和靴子还可以供别人使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邮政审查部门对士兵们寄回家里的信件也要进行审查，其中非正统或者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都会被当作叛变的证据。一个中尉在信中写道：“德国人的飞机性能很棒……我们的防空部队很少能把它们打下来”，结果，这名中尉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称，1942年10月上半月，仅在第62集团军就有“12747封信里被发现有泄露军事秘密的内容”。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德国陆军司令弗里德里希·鲍罗斯及其手下22名将军和9.4万人的部队向苏联红军投降而告终，而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并不是由于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些“贡献’才取得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在东部战线的军事情报工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大量无线电装备。1942年底，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立了特殊任务无线电作战营，每个营装备18到20台信号截获接收机和四台测向机。结果，据一位能够接触到这些无线电营的档案的苏联历史学家称，“苏联军队的无线电电子战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虽然苏联的密码分析专家还没能像能够破译艾尼格马和G型高级加密信息的最新技术，但是，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俘获的德国密码作业人员的不情愿的帮助下，苏联军队在测向技术、通信分析和低级手工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42到1943年，通过潜伏在布莱奇利公园英国技侦部门的间谍，苏军技侦机构获得了英方破译的德国空军的艾尼格马密码电报，也从中受益匪浅。这些提高在1943年夏天进行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击溃了德军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德军在战役中截获的红军方面的情报显示，红军的技侦部队已经查明了德军第六、七和十一装甲师，第二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群的总部及其部队的所在位置。库尔斯克战役前以及进行当中的空中侦察，不仅在范围上比以前有所扩大，而且也更加成功。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为红军在东部战线的节节胜利打开了大门，这一系列的胜利最终导致柏林在1945年5月向朱可夫元帅投降认输。拥有四倍于德军的兵力和西方盟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并且逐渐掌握了制空权的苏联红军，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锐不可挡。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有时红军还能缴获德军使用的艾尼格马型密码机、密码表和操作员，其中一些日常密码设置的有效期长达一个月。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些战利品偶尔还能帮助苏联密码分析人员破译出艾尼格马密码信息，但具体破译了多少至今也是个未知数。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情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在东部战线获得的情报质量，特别是在技侦情报方面，与西方盟国所取得的有关德国的情报比起来还相差甚远。英美高级技侦处提供给英国和美国指挥员的情报称得上是战争史上质量最高的。然而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在情报方面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并不是针对它的敌人，而是针对它的反法西斯同盟国--英国和美国的。第七章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外国科的首要行动目标是英国，第二大目标才是美国。甚至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在美国的主要间谍网还都是由第四局（军事情报局，后来被改名为总情报部）而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的。第四局的间谍中有一批在美国政府部门中工作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很有抱负的年轻人，其中包括：于1936年进人国务院工作的阿尔杰。希斯和朱利安。沃德利、在财政部工作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一位政府统计官员乔治。西尔弗曼（怀特可能就是被他招募为间谍的）。和剑桥“五杰”一样，华盛顿的这些人把自己视为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斗争的战士。沃德利后来写道：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上唯—一支抵抗纳粹的有效力量的时候，在华盛顿，通过替苏联进行地下工作，我也在为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浪潮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30年代中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主要情报活动都是由一个成立于19 34年的秘密情报站进行的。该情报站由前柏林情报站站长波利斯。巴扎罗夫（代号诺德）指挥，由伊斯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代号扬）——一个出生在苏联的鞑勒人——任副站长。在巴扎罗夫情报站里工作的奥地利间谍赫德。马辛对巴扎罗夫抱有一份非常美好的记忆，认为巴扎罗夫是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里遇到的最热情的人。在1935年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巴扎罗夫送给她五十枝长茎红玫瑰，并在卡片上写道：我们的生活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但是为了全人类，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虽然我们不会时常用言语来表达这份感情，但是我们是一个由彼此间的关爱团结在一起的集体。非常想念你。尽管在马辛的印象里，阿赫梅罗夫与巴扎罗夫正好相反，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机器人”，但实际上，阿赫梅罗夫并不像他表面上看来那样死板。马辛并不知道阿赫梅罗夫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的表妹海伦。劳里热恋。中心还特许了他们的婚事。巴扎罗夫和阿赫梅罗夫招募的间谍中有三个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们是：埃里克、克伊和“19号”。其中唯—一个可以被明确确认身份的，同时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19号”劳伦斯。达根，他后来担任了拉丁美洲司司长。在赫德。马辛看来，达根是个“高度紧张、容易兴奋同时又很有知识的年轻人”。招募他也的确花费了一番功夫，这在相当程度是因为阿尔杰。希斯当时也在试图把他发展成第四局的间谍。1936年4 月，巴扎罗夫向中心抱怨说“固执的希斯”仍然没有丝毫放弃发展达根的迹象。一年后，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达根告诉阿赫梅罗夫，如果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他担心自己会被托洛茨基分子暴露。但是到1938年初，达根已经开始向阿赫梅罗夫提供国务院里的文件了。这些文件被送到秘密情报站拍照后，再交还给他。3 月份，达根报告称，他的密友，1938年至1945年担任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对他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太着迷了，并就他与左派人士交往这件事对他提出了警告，尽管这种警告很可能是善意的。然而，达根在国务院里的前途似乎仍和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唐纳德。麦克莱恩一样非常光明。中心也非常看好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诺马德、奈杰尔）这个年轻而富有的美国人。1937年，即将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斯特雷特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主要来自于他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他对充当秘密间谍的热情。回到美国后，他的第一次求职面试是在白宫与富兰克林和埃利诺。罗斯福在茶桌上进行的。在罗斯福夫人的帮助下，1958年初，他在国务院里找到了一份不计报酬的临时工作。不久后他就接到了阿赫梅罗夫的电话。阿赫梅罗夫向他转达了“剑桥的朋友对他的问候”，并邀请他到当地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阿赫梅罗夫介绍自己叫“迈克尔。格林”，然后点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乘阿赫梅罗夫吃东西的时候斯特雷特观察着他：他是个黑黑的、健壮的家伙，宽宽的嘴唇，嘴角上总挂着微笑。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举止亲切自如。看来，他非常喜欢自己在美国的生活。阿赫梅罗夫似乎接受了斯特雷特需要过些时间才能接触到重要文件这一现实，而且显然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买单前，他就国际关系问题给斯特雷特上了简短的一课。斯特雷特被“侃晕了”。虽然斯特雷特声称自己“不愿意成为苏联安插在国务院里的间谍”，但他并没有对阿赫梅罗夫说明这一点。两个人像“朋友似的告了别”，斯特雷特同意继续他们之间的约会。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中心对美国越来越感兴趣。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四局主要交通员惠特克。钱伯斯叛变这件事为借口，接管了四局负责的绝大部分在美国的军事间谍。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杰。希斯并不在被接管之列。然而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追踪臆想出来的“人民公敌”这个任务干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情报工作。1938年至1939年在纽约公开情报站工作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莫罗佐夫（代号尤兹、基尔）为了表示自己对中心的忠诚，指控情报站站长彼得。达维多维奇。古特蔡特（代号尼古拉）和他的绝大多数同事是暗藏的托派分子。19 38 年，公开情报站站长古特蔡特和秘密情报站站长巴扎罗夫均被召回并被枪毙了。莫罗佐夫对新任站长盖伊克。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代号根纳季）的指控却没有那么成功，反而可能还导致了他自己于1939年被召回了莫斯科。巴扎罗夫的前任副手伊斯哈克。阿赫梅罗夫接替巴扎罗夫担任了秘密情报站站长，此后就一直由他控制着在美国的大部分政治情报工作。在二战前夕，中心对八名间谍寄予了特别的厚望，米特罗欣记录了他们的代号。这八名间谍是：在国务院工作的劳伦斯。达根（代号19号，后来的代号为弗兰克），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美国驻德国前任大使威廉。多德的女儿、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考夫曼。斯特恩（他本人也是个苏联间谍）的妻子马莎。多德。斯特恩（代号莉莎），马莎的弟弟，曾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没有获得成功却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野心的小威廉。多德（代号总统），在财政部工作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代号卡西尔，后为尤里斯特）；潜伏在司法部的代号为莫里斯的间谍（可能是约翰。阿布特），好莱坞制片人，曾经生产过由劳雷尔和哈蒂主演的“飞行魔王”及其他一些创票房纪录的影片的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利普曼的秘书、秘密共产党员玛莉。沃尔夫。普赖斯（代号基德和迪尔），以及巴尔的摩的一家女性时装沙龙的老板亨利。布克曼（代号雇主）。然而，1939年8 月，随着苏德条约的签定，和发生在英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美国的政治情报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劳伦斯。达根为了表示抗议，中断了与阿赫梅罗夫的联系。迈克尔。斯特雷特等人也对苏联产生了严重的怀疑。10月份，在华盛顿联邦火车站下面的一家餐厅见面时，阿赫梅罗夫试图向斯特雷特保证：“伟大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阿赫梅罗夫还声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革命将在德国和法国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但是，斯特雷特并没有被这些言语所打动，也没有在下一次约会的时间里露面。除了上述两个人外，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暂时地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与斯特雷特见面后不久，阿赫梅罗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离任进一步削弱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在莫斯科，贝利亚指控阿赫梅罗夫与“人民公敌”进行阴谋交易。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指控被搁置下来。阿赫梅罗夫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预备队，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仍然受到怀疑，他的一言一行受到了全面的审查。在阿赫梅罗夫被召回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中心第一次转移到设立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内的公开情报站。该情报站由后来联邦调查局称之为“老谋深算的美国人”的盖伊克。奥瓦基米扬领导。奥瓦基米扬发现自己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心还指望他积极参与在墨西哥刺杀托洛茨基的复杂的准备工作，他更是累得苦不堪言。有时奥瓦基米扬一天要约见十个间谍，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奥瓦基米扬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在政治情报而是在科技情报搜集工作上取得的。奥瓦基米扬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获得了理科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起，他是以美苏商贸公司工程师的掩护身份从事情报活动的，这在外国科里是比较少见的。1940年，为了寻找间谍发展对象，他上了纽约的一所化学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奥瓦基米扬是第一个展示了在美国收集科技情报的巨大潜力的间谍。仅1939年一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从美国获得18000 页技术资料、487 套设计方案和54种新技术的样品。奥瓦基米扬可能也是建议以互换学生为掩护，使外国科官员打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人。1938年，第一个“互换学生”谢苗。马尔科维奇（代号特文）迈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门。他在以后的两年中在科技界建立起来的联系，为战争时期拓展在美国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奠定了基础。1940年，他的掩护身份转为美苏商贸公司的工程师。“在与人交谈时，他的大眼睛就像抛物面天线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这一点给他在纽约情报站的一位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4 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情报网已经发展到拥有221 名间谍的规模，其中49名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被列为“工程师”（这一概念很可能指的是范围更宽泛的“科学家”）。同一个月，中心第一次在其主要的情报站里建立了专门处理科技情报的独立部门（后来被称为X 线），这也显示出科技情报工作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正是由于与过多的间谍接触使奥瓦基米扬“放松了警惕”。1941年5 月，正在从代号为奥克塔尼的间谍手上接过文件时，他被联邦调查局当场抓获。在关押了不长一段时间后，他被保释，并在7 月份被允许离开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安全体制相当松懈的话，那么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活动的打击会远远不止于奥瓦基米扬被捕这一件事。1939年9 月2 日，战争在欧洲爆发的第二天，惠特克。钱伯斯把他所了解到的苏联在美国开展的间谍活动尽数向助理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夫。伯利作了汇报。之后，伯利立即为总统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出了阿尔杰。希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苏联间谍（钱伯斯曾经为这些人充当过通信员）的名字。名单里还包括总统的一位主要助手，劳克林。柯里（伯利错把他的名字拼成了洛克伍德。柯里）。然而，罗斯福对此并不感兴趣。看来，他认为在他的政府里潜伏着苏联间谍的想法是荒谬的。同样让人不解的是，伯利竟然也把自己的报告束之高搁。他甚至都没有把报告交一份给联邦调查局，直到1943年，联邦调查局向他索要时，他才把这份报告交给他们。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瓦西里。扎鲁宾（化名祖比林，代号马克西姆）被任命为纽约公开情报站站长。斯大林对英国打败德国的承诺早已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同时他对美国人的立场也不相信。在扎鲁宾启程赴任前，他召见了扎鲁宾，告诉他说他在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注意发现罗斯福和“美国领导层”与希特勒进行谈判和单独签署和平协议的动向。作为设立在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合法情报站站长，扎鲁宾同时还负责设在华盛顿、旧金山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下级情报站的工作。有证据表明（虽然这些证据不够完全），斯大林一直对直接监管针对苏联的盟国的情报工作非常感兴趣。国外情报局一份简要的官方传记把战争时期扎鲁宾在纽约（后来在华盛顿）的工作描写成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成功的典范。事实上，他那令人生厌的个性和出言不逊的行为当即引起了情报站里的骚动。扎鲁宾对自己带来的情报官员（包括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尤利耶夫娜。扎鲁宾娜）的偏爱，和对以前就在情报站里工作的其他官员毫不掩饰的蔑视，导致了一些情报官员的公开反抗。曾被他侮辱过的两名情报官员，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和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杜鲁古夫开始不厌其烦地向中心报告称：“他粗鲁、缺乏风度、满口市井、言辞龌龊，工作上粗心大意，成天鬼鬼祟祟”，并要求把他和一样不受欢迎的他的妻子召回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报站里的内部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扎鲁宾发展间谍的策略简单而且直截了当。他要求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在美国政府部门里工作的、适合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扎鲁宾到达纽约的时候，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代号舵手），因为频繁出入苏联时使用假护照，还处在服刑期间。因此，扎鲁宾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尤金。丹尼斯（出生时的名字是弗朗西斯。沃尔德伦，代号瑞安）。此人是在莫斯科接受过训练的共产国际间谍，后来他接替白劳德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丹尼斯汇报说，一些共产党员（主要是些秘密党员）正在设法进入美国第一个职业对外情报部门——情报协调官办公室。1942年6 月这个机构改组为战略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成立以前不久，白劳德出狱并重新担负起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丹尼斯向莫斯科汇报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邓肯。查普林。李（代号科克）是第一批打入战略情报局的苏联间谍之一，并成为情报局局长“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的助手。多诺万对吸收共产党员进人战略情报局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曾说：“如果我认为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希特勒的话，我会把斯大林也吸收进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战略情报局的了解，远比战略情报局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了解要多得多。白劳德的间谍发展对象还包括一些外国共产党员和到美国寻求避难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法国激进派政治家皮埃尔。科特了。此人在战前为时不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曾六次担任航空部部长，两次出任商业部部长。他可能在30年代就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成了间谍，但是在苏联对其驻外情报人员进行清洗后的那段混乱的日子里与中心失去了联系。另外，他也谴责苏德条约的签定。遭到1940年法国沦陷后“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冷落后，科特来美国生活了几年。11月份，白劳德向莫斯科报告说：“科特希望苏联领导人能了解，他愿意执行我们赋予他的任何任务，并准备为此放弃他以前的立场。”可能就在科特到达纽约一个月之后，扎鲁宾开始和他接触，并以他那一贯的无礼作风，敦促科特为苏联卖力地从事间谍活动。克格勃为科特建立的档案显示，扎鲁宾下达命令时的专横态度使他大吃一惊，并坚持说对他的命令必须得到一位流亡在苏联的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批准。7 月1 日，扎鲁宾向中心报告说：“特工皮埃尔。科特已正式启用了”，其代号为戴达鲁斯。1944年，科特被派到莫斯科代表戴高乐临时政府执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任务。他在这次任务的总结报告中称：“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逐渐被剥夺，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却不断地丰富起来。”虽然中心对白劳德发展的间谍的质量还算留下了一些印象，但是，它提醒扎鲁宾不要过分依赖这些人：我们同意利用共产党（党员）特工的情报收集能力……作为情报站工作的补充力量，但是，把这一力量当做工作支柱的做法是错误的。几乎就在1941年12月扎鲁宾到纽约担任公开情报站站长的同一个时候，伊斯哈克。阿赫梅罗夫（后来使用过代号“扬”和“阿尔伯特”）也回到了纽约，重建两年前被中心命令放弃的秘密情报站。虽然他以前曾经使用过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身份证，但这一次，他使用的是1938年获得的伪造的美国护照。虽然阿赫梅罗夫的妻子兼助手海伦。劳拉（代号马德伦。埃达）是白劳德的侄女，但是他并没有像扎鲁宾那样与白劳德联系。1942年3 月，阿赫梅罗夫夫妇从纽约搬到了巴尔的摩（在这里更容易指挥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阿赫梅罗夫的继父曾经当过毛皮商，因此阿赫梅罗夫与另一个代号为霍夏辛的苏联间谍合伙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毛皮衣商店，作为掩护职业。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被阿赫梅罗夫寄予很高希望的迈克尔。斯特雷特拒绝重新为苏联充当间谍。1942年初，他与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见了最后一面，拒绝以后再和他接触，然后与阿赫梅罗夫握手道别。其他绝大多数战前的间谍都被阿赫梅罗夫说服，重新开始了工作，其中包括劳伦斯。达根（弗兰克）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尤里斯特）。在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里（1941年至1945年）担任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后来曾说，如果身体状况欠佳的罗斯福死在第三个任期里，由他接任总统的话，他准备让达根担任国务卿，让怀特出任财政部长。然而，罗斯福却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连续担任四任总统的人，他在第四个任期里干了三个月，并在1945年1 月让哈里。杜鲁门接替华莱士担任了副总统。苏联情报机构在打入主要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方面获得最辉煌的成就的机会就此失去了。不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向罗斯福政府所有最敏感部门进行渗透方面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的间谍网中，内森。戈里高利。西尔弗马斯特（先后使用过帕尔和普尔伯特两个代号）所领导的间谍组所获取的情报是最多的。该小组由一群共产党员和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的同路人构成。西尔弗马斯特在农业安全管理局做统计员，后来临时调到经济战委员会。“戈里克”西尔弗马斯特始终保持着一种执着的革命理想。他患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经常喘不过气来，但是他认为：“我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死去时，我希望能够感觉到至少自己曾经在为后代创造美好生活的事业中贡献过一份力量。”阿赫梅罗夫认为，虽然西尔弗马斯特所采取的非正统的方法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因为他手下的信息来源很多，他可以收集非常多的情报，比一个苏联指导员只管辖一个间谍的情况下要多得多。这个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西尔弗马斯特看不起内务人民委员会那套官僚式的“正统方法”。虽然他手下的每个间谍都很清楚自己提供的情报最终会送到哪里去，但是整个间谍网都是在阿赫梅罗夫所谓的‘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运转的。西尔弗马斯特的间谍认为他们是在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美国共产党在帮助它的苏联同志。为了减少安全风险，阿赫梅罗夫在自己与西尔弗马斯特的情报小组中间设置了两道保险开关。第一道开关是一位名叫伊莉莎白。本特利（代号米尔娜，后来又使用了一个更谦逊的名字，“好女孩”）的通信员。本特利毕业于瓦瑟大学。1938年，三十岁的本特利被说服断绝了与美国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便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每隔两周，本特利都会去取被西尔弗马斯特夫妇制作成微型胶卷的机密文件，放在她的编织袋里带回。她并不直接向阿赫梅罗夫本人报告，而是向阿赫梅罗夫情报站里的另一名特工雅各布。戈洛斯（代号‘声音“）报告。她叫他”蒂米“。在纽约的一场暴风雪中，戈洛斯违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纪律，诱奸了本特利。在本特利对这件事充满激情的回忆中，她这样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好像飘飘忽忽地进人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极乐世界“。在戈洛斯这个缺乏职业道德的影响下，本特利开始把感情与间谍活动掺杂起来，而中心对这种做法是非常担心的。每个圣诞节，她都会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金给西尔弗马斯特小组的成员购买一些她精心挑选的礼物，从威士忌酒到女式内衣，什么都有。她后来说：”这是过去的美好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在一起共同战斗。“和扎鲁宾的情报站一样，阿赫梅罗夫秘密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既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外国人。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是一位英国记者兼战时情报官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代号查理）。此人于美国参战后不久，加入了设立在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该机构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爵士直接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时间里，这个机构负责英国安全局、特别行动执行小组和秘密情报局与美国之间的情报联络工作。贝尔弗雷奇是自愿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和许多在美国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一样，他首先接触的是厄尔。白劳德，然后被移交给了戈洛斯。由于战争期间英美情报机构交换的秘密情报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贝尔弗雷奇接触到的情报也异常丰富。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设在纽约领事馆的公开情报站转交给中心的微型胶卷的数量在一年中翻了三番，从1942年的59卷增加到了1943年的211卷。尽管如此，扎鲁宾认为阿赫梅罗夫拒绝与美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直接联系和迂回操纵西尔弗马斯特小组的办法是低效和繁琐的。扎鲁宾则抱怨说阿赫梅罗夫的作风“呆板且让人不信任”，就阿赫梅罗夫与扎鲁宾的关系而言，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真实的。扎鲁宾对阿赫梅罗夫的妻子海伦。劳拉的评价却要高得多。他认为她更机敏，更会办事。由于从小受美国教育长大，所以她能与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更好地沟通。这样，斯大林了解到的关于美国的情报远比罗斯福掌握的有关苏联的情报要多得多。当中心已经渗透到罗斯福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时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还没有在莫斯科安插一个间谍。1943年11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时候——这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第一次见面——斯大林在情报上的巨大优势使他在谈判中占尽了先机。虽然人们至今还不了解在会议前，斯大林到底得到了哪些情报，但是可以肯定，他掌握的情况是非常充分的。他一定已经了解到罗斯福到德黑兰来的时候已经决心尽最大可能与他达成协议，甚至不惜以惹怒丘吉尔为代价。罗斯福一到德黑兰即将他的意图暴露无遗。他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在会议开始前英美举行私下会晤的建议，但却接受了斯大林诚恳的建议（据称是以安全为由）：希望他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不要住在美国代表团的驻地。看起来，罗斯福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住处受到了苏联人的窃听（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自己以及美国代表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音，抄录下来，并定期汇报给斯大林。斯大林肯定也非常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带来了他战争时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被留在了国内。霍普金斯非常信任俄国人，这在莫斯科是出了名的。年初，霍普金斯曾私下警告苏联驻美大使，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扎鲁宾（霍普金斯显然只是把他当成了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向美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史蒂夫。纳尔逊移交经费的情况。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提供的罗斯福与丘吉尔1943年5 月会晤的谈话内容很可能也是来自霍普金斯。然而，也有一些关于似乎很确凿但很有争议的证据表明，除了向苏联大使传递秘密情报之外，霍普金斯有时也会利用阿赫梅罗夫这个渠道刺探苏联方面的情报，就像后来肯尼迪家族利用总情报部的间谍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一样。霍普金斯提供的秘密信息给中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多年以后，一些克格勃的官员甚至吹嘘说霍普金斯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但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霍普金斯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爱国者，他对苏联的体制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苏联在二战中的功绩令他深有感触，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看法：“既然俄国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那么她就应该被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必须竭尽全力与她建立友好关系。”为美国代表团充当翻译的“奇普”。波伦后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霍普金斯对总统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丘吉尔后来称，正是在德黑兰会议上，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英国是多么小的一个国家：我的一旁坐着已经伸出了爪子的俄罗斯熊，另一边是庞大的美国野牛，在它们中间则是可怜的英国小驴……尽管战争期间英美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而且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关系也很友好，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罗斯福对他的老朋友，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用金斯说：温斯顿变得面红耳赤、满脸怒容，而且他越是这副表情，斯大林就越会露出微笑。最后，斯大林终于忍不住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在这三天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曙光。我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斯大林和我一起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叫了他一芦‘乔大叔“。昨天，他可能还认为我过于冒失，但是那一天他笑了，还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自那开始，我们之间建立了私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一样开诚布公地交谈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霍普金斯私下到英国大使馆去找丘吉尔并告诉他，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坚决要求在明年春天展开“霸王行动”——即英美联合跨海峡进攻被占领的法国，因此英国必须停止反对这个计划。丘吉尔适时地做出了让步。对斯大林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让步是英国和美国同意苏联在战后恢复它1941年时的边界。这意味着苏联能够收回在苏德条约中失去的土地，包括：波兰东部、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以及摩尔多瓦。这种安排并没有征求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意见。斯大林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莫斯科。美国和英国似乎已经认可了——用俄国的一位外交家私下的话说——俄罗斯‘在邻国建立友好政府的权力“。罗斯福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愿意如此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是因为他认为在二战中是苏联红军承受了半数以上德军的疯狂进攻，因此西方在军事上欠了苏联一笔债。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在谈判中取得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非常清楚罗斯福手中的底牌。尽管公开和秘密情报站在向罗斯福政府进行渗透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它们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却完全失败了。中心最初交待给扎鲁宾的任务还包括，在大量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中发展间谍，用他们来对付德国。可是到末了扎鲁宾未能发展一个德裔间谍。当中心要求他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向中心汇报说，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都是犹太人，因此不适合承担这项任务。和扎鲁宾一样，中心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针对苏联的盟国开展情报工作上了，因此它对扎鲁宾在开展针对敌人的情报工作上的失误似乎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苏联在英国和美国的战时情报搜集工作继续发展着。1942年初，除了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先后使用过亨利和瓦季姆两个代号）领导的一个公开情报站之外，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代号约翰）负责的另一个公开情报站也在伦敦开始工作了，但戈尔斯基仍负责整个间谍网的领导工作。和戈尔斯基不一样，奇恰耶夫向英国当局通告了他在伦敦的身份，并负责与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流亡政府的情报部门的联络工作。他还领导着一个由中欧和东欧国家流亡官员组成的情报网，这些人不断向他提供英国与波兰流亡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内斯总统、与南斯拉夫的彼得国王及其首相伊万。苏巴什克谈判情况的情报。与此同时，剑桥“五杰”继续提供着数量可观的情报。仅1942年一年，麦克莱恩提供的文件就装满了中心的45个档案袋。菲尔比也提供了大量高度机密的文件。1941年9 月起，他被调到英国秘密情报局V 科（反情报）工作。虽然这个部门当时位于圣。阿尔本，不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秘密情报局伦敦总部里，但它的一个便利之处就在于它的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室。菲尔比花了一些时间去收买和他一样喜欢红色杜松子酒的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菲尔比后来回忆说：“这种友好的接触还是起到了效果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菲尔比借出了大量关于英国间谍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档案材料，并把这些材料成批地交给戈尔斯基拍照。1942年4 月初，中心对菲尔比提供的、截止到上一年年底的秘密情报局的档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虽然中心对”小男孩“”定期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材料“提出了表彰，但是它对材料反映出的情况却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这些材料似乎表明，秘密情报局不仅在俄国没有一个间谍网，而且针对苏联的间谍行动”极其微不足道“。对这些完全正确的结论，中心的分析家们给出了两条怀疑的理由。首先，虽然至少部分地意识到，那些用来证明他们那些被清洗的前辈们是替英国工作的间谍的证据并不真实，但是，分析家们仍然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整个30年代都在利用其”最能干的间谍“开展针对苏联的活动。对于中心来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立一个情报站的实情根本不可信。由于英国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主要目标，所以中心不相信苏联只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次要目标（英国情报机构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了战争上）：如果在过去的几年里，“旅馆”（秘密情报局）在欧洲，主要是德占国家中发展了一百名间谍的话，它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我国的。这样的报告只是为了附和斯大林个人对他的英国盟友的怀疑。在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年里，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最终对斯大林和中心都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情报来自凯恩克罗斯。1941年9 月25日，戈尔斯基致电莫斯科：我特此简要地汇报英国政府委员会的一份非常机密的报告的内容。该报告由该委员会于1941年9 月24日提交战时内阁，内容是关于利用钴原子能量研制爆炸装置的进展情况。提交这份报告的秘密委员会是由汉基勋爵任主席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中心给汉基爵士的代号是“老板”，这反映出他是凯恩克罗斯的雇主。凯恩克罗斯交给戈尔斯基的报告，第一次使中心警觉到英国正在研制原子弹。虽然这份报告及在以后几个月里由伦敦发回的其他关于原子弹的报告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即对莫斯科产生影响。因为，在凯恩克罗斯的第一份报告送达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忙于应付德军的进攻。19 41年10月份，他们不得不暂时撤出了莫斯科。直到1942年3 月，贝利亚才把有关英国原子弹研究的详细评估报告呈送给斯大林。他在报告中称，英国最高司令部非常满意地看到他们在原子弹研制上遇到的理论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英国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几家大公司正合作开展这个项目。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召集科学家们进行了详细的咨询。1942年6 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全力以赴地执行一项代号为“曼哈顿”的计划——研制美国原子弹的计划。虽然英国第二年被正式同意加入这项计划，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在6 月20日华盛顿会晤期间就讨论过合作制造原子弹的问题。10月6 日，在向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广泛咨询之后，中心向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斯大林）提交了第一份关于英美研制原子弹计划的详细报告。到了年底，斯大林决定开始研制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东部战线的主要转折点——期间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斯大林考虑的并不是伟大卫国战争的需要，因为很清楚，原子弹已不可能在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派上用场。相反，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的是战后的世界局势，因为美国和英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所以苏联也必须掌握它。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莫斯科从英国得到的涉及原子弹的情报比从美国得到的要多。1942年12月，伦敦情报站收到了关于英美开展原子研究的详细报告。报告是由一位代号为“K ”的共产党员科学家提供的。情报站负责科技情报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后来报告称，“k ‘非常热心地替我们工作…。。而且我们要给他物质报酬的任何一点暗示都遭到了他的拒绝”。“K ”提供了同事的保险柜钥匙的蜡模，巴尔科夫斯基亲自给他配了钥匙。有了这把钥匙，“K ”就不仅能从他自己的保险柜而且能从他同事的保险柜里拿走大量机密文件。中心认为，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关于“铀反应堆建造”情况的情报。至少还有另外两名科学家——代号分别是穆尔和凯利——也提供了关于“合金管计划”（英国的原子弹计划）各个方面的情报。在窃取英国核机密方面，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位共产党员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加入了英国国籍。最初他为苏联总情报部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工作。富克斯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后来参与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战前，他积极参与了英苏文化关系协会组织的再现苏联公开审判场景的戏剧表演。他在扮演公诉人维辛斯基这一角色时表现出来的激情给他的研究导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内维尔。莫特爵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想到，像这样一个平和的、少言寡语的年轻人在控诉被告时，竟然能表现得如此冷酷。恶毒”。1941年下半年，富克斯要求在英国的德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奇因斯基帮助他把他在伯明翰大学工作时了解到的有关“合金管计划”的情报转交给俄国人。库奇因斯基安排他与西蒙。大卫多维奇。克里莫——总情报部伦敦情报站的军官——取得了联系。为了甩掉拭图跟踪他们的人，克里莫总是坚持坐很长时间的出租车，通常是坐出去还要再折回来。他的这种做法使富克斯十分恼火。1942年夏天，对富克斯的指导工作交给了另一个总情报部的指导员乌尔苏拉。伯通（代号索尼姬），显然她更适合富克斯。富克斯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她竟然是克里莫的妹妹。他们经常在伯通居住的地方——位于伯明翰和牛津之间的本布利——见面，索尼娘在那儿的身份是从纳粹德国来的犹太难民布鲁尔夫人。伯通记得，她从富克斯那里得到的材料是“一串串非常小的、看上去像胡乱写上去似的象形文字和字体公式”：克劳斯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虽然两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T ，但是除了见面时的喜悦以外，在一起走走比交接完材料后就马上离开也更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没有体味过这种孤独生活的人是很难想象我是多么珍惜与另一位德国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后来，由于她在苏联总情报部取得的非凡成就，索尼妞成为红军中唯—一个获得名誉上校军衔的女性。正如中心很少让女性充当重要间谍的指导员一样，它对受意识形态原因驱使的女间谍的潜力也估计不足。但也有例外。米特罗欣的档案中即记录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英国女间谍，她的服役时间很长、受到的评价也很高。她最后使用的代号是霍拉。克格勒的档案显示霍拉的真名叫美利塔。斯特德曼。诺伍德（婚前名叫美利塔。西尼斯）。她出生于1912年，父亲是拉脱维亚人，母亲是英国人。现在诺伍德夫人住在伦敦近郊。根据现有资料，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重要的英国女间谍，也是在所有苏联间谍中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间谍。1932年，还是单身的美利塔。西尼斯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做秘书工作，她在那里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工作后不久，她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秘密党员。1935年，英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安德鲁。罗斯坦发现了她的才能，然后英国共产党领导把她推荐给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两年后，她被正式发展为苏联间谍。和剑桥五杰一样，她也是一位坚定的意识形态间谍，受想象中的苏联神圣形象所鼓舞，只是这种形象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残酷现实相去甚远。然而，她四十年的间谍生涯险些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画上了句号。那是因为，她与在伍利奇兵工厂里活动的间谍网扯上了关系，其中三个重要间谍于1938年1 月被捕，三个月后这三个间谍经审判被关进了监狱。然而，英国国家安全局未能察出记录在该小组负责人，共产党员伯西。格拉丁（代号戈特）笔记本里的能证明西尼斯身份的蛛丝蚂迹。几个月的“冰封期”过后，她于1938年5 月又被重新启用了。在这之后的二十二个月中，当对其驻外情报官员的清洗行动导致中心与包括“五杰”当中的几个人在内的许多间谍断绝了联系的时候，中心却始终与西尼斯保持着联系，这也说明中心对她是多么地看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心对西尼斯的兴趣显然比对菲尔比还要高。但是，由于伦敦情报站的临时关闭，中心不得不在1940年3 月暂时中断了与她的联系。1941年被重新启用时，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西尼斯被转给了苏联总情报部的乌尔苏拉。伯通（索尼姬）控制，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案官员。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指挥苏联在英国最重要的女间谍的也是一位女性，在苏联间谍指导员中女性也算是凤毛减角。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学会的工作，使西尼斯能够接触到大量科技情报资料，并在接头的时候转交给她的指导员。她们接头的方式，与伯通和富克斯接头的方式很像——一起散一会儿步，指导员及其指导的间谍相互都以为同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共同奋斗的同志相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尼斯嫁给了在中学当数学教师的共产党员并改名为美利塔。斯特德曼。诺伍德。到二战进行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诺伍德夫人已经开始提供有关“合金管计划”的情报了。根据米特罗欣对有关她的档案的记录，在她的整个间谍生涯中，她都被认为是一个“有坚定信念、可靠和守纪律的间谍，努力为情报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1943年初，注意到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后，中心更希望从美国而不是英国搜集到有关原子弹的情报。1943年1 月，中心委派其科技情报负责人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克瓦斯尼科夫（代号安东）到纽约情报站，做专门负责科技情报的副站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心对侦察曼哈顿计划的重视程度。新任命的苏联原子计划的科学负责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在3 月7 日给贝利亚的报告中写道：仔细阅读了这些（情报）材料后，我发现它们对于我们祖国和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一方面，这些材料显示了英国对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研究的强大力度；另一方面，它为我国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们有可能跨越原子能研究中一些非常困难的阶段，使我们掌握了发展原子能技术的科学和技术上的新途径，为苏联的物理研究开创了三个新的领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不仅可以使用铀一235 ，而且可以使用钴一238.就在贝利亚读到这份报告的时候，美国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个新的、高度机密的试验室已经开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集中了众多的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其数量之多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大多数还只有20多岁，岁数最大的是试验室的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他也才39岁。后来这个试验室里有12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1943年4 月，也就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开始运转一个月以后，纽约情报站报告说它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能够提供有关曼哈顿计划情报的人。一位不明身份的妇女来到纽约总领事馆，留下一封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机密情报的信。一个月后，她又送来了另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以铀作为原子武器的原材料的研究情况，但是，她仍然拒绝透露她的姓名。在苏联侨民协会朋友的帮助下，情报站终于找到了她。这位女士（代号奥利维亚）说她只是为她的姐夫充当中间人，她的姐夫是在杜邦公司工作的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很快就被发展成了间谍，代号马尔。现在掌握的材料表明，他是苏联在美国核武器研究界发展的第一个美国间谍。6 月份，纽约情报站又提交了有关铀的同位素通过气态扩散裂变的情报，这份情报是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一个代号为“昆腾”的间谍提供的，其真实身份不明。在“昆腾”的要求下，他得到了300 美元的报酬。7 月3 日，库尔恰托夫在研究了美国方面发回来的最新情报后，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许是给贝利亚本人）的报告中写道：我已经研究过情报所附的美国铀研究项目表，几乎所有的项目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意义……这些材料具有非凡的价值和重大意义……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类情报。尽管如此，从美国获得的原子弹方面的情报还是没有1941年到1942年间从英国得到的同类情报那样详细。应库尔恰托夫的要求，又有一些间谍提供了更多的这方面的情报，这其中就包括马尔。马尔告诉他的指导员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挫败美国军方对苏联隐瞒研制原子弹情况这一“罪恶”企图。到1943年圣诞节为止，他已提供了关于建造原子反应堆及其冷却系统、从放射后的铀元素中提取钛以及防辐射等方面的情报。还有一位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试验室工作的“卓有成绩的教授”——他或许也是在曼哈顿计划设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试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之一——也提供过有关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情报。唯利是图的“昆腾”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但19 44年初，另一名特工，共产党员、代号为福格尔的建筑工程师又开始提供有关曼哈顿计划使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情报了。然而，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当时苏联情报机构已在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里安插了间谍。窃取曼哈顿计划的有关情报只是战争时期苏联展开的大规模科技情报搜集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部分。除了原子弹之外，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科技情报给苏联雷达、无线电技术、潜艇、喷气式发动机、飞机和人造橡胶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涉及原子能方面的情报代号是“庞然大物”、喷气式发动机的代号是“空气”、雷达的代号是“彩虹”。飞机设计师、苏联航空工业部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私下里高度评价了科技情报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飞机的研制所做出的贡献。由于阿赫梅罗夫华盛顿间谍网开展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从罗斯福政府各主要部门里窃取到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纽约情报站送到莫斯科的记录着机密文件的胶卷数量从1943年的211卷增加到了1944 年的600 卷。从英国窃取的政治情报的数量可能比从美国窃取来的还要多，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政府和情报分析机构通过战时内阁及联合情报委员会（虽然美国也有与它名称相似的机构，但实际上并不对等）给予了苏联更多的合作。战争时期伦敦情报站传递的情报包括米特罗欣在其总结中所谓的“英国战时内阁的许多机密”，丘吉尔与罗斯福的信件往来、外交部与驻莫斯科、华盛顿、斯德哥尔摩、安卡拉和德黑兰大使馆及驻开罗的常驻公使之间的电报往来，以及情报汇报等。1942年夏至1943年夏，在布莱奇利公园——战争期间英国最重要的技侦情报单位——工作的约翰。凯恩克罗斯提供了许多英国技侦情报人员破译出来的密码信息。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凯恩克罗斯和“五杰”中的其他人一样只知道这位指导员叫“亨利”）出资让他买了一辆二手车，以便他在休息日能够开车把这些情报送到伦敦。由于战争期间英国和美国在情报工作上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合作，因此，伦敦情报站不仅能得到英国方面的情报，也能够得到美国方面的情报。对于始终持一种职业性的怀疑心态的中心来说，这些情报似乎太好了，以致于令人不敢相信他们是真的。中心的负责人遵循着克里姆林宫的旨意，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最有价值的情报，无论这些情报是由哪个间谍部门从英国获得的，其背后实际上都是英国的阴谋。后来被视为克格勃历史上最有能力的间谍的“五杰”，就由于未能提供涉及英国针对苏联的大规模阴谋的证据——虽然这一阴谋并不存在——而招来了中心领导人的怀疑。斯大林对这一阴谋的存在坚信不已，因而他主要的情报顾问也都坚信这一阴谋的确存在。1942年，斯大林在给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莫斯科的所有人都有这种印象，丘吉尔意在打败苏联，然后他就可以牺牲我国的利益而与希特勒或布吕宁达成协议。当斯大林揣摩所谓的丘吉尔战争时期是针对他的阴谋时，总有一个人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斯大林对迈斯基说，赫斯是丘吉尔“暗藏”的一张牌。1941年5 月，当人们误认为赫斯可能策划英国与德国实现和平的计划时，赫斯却莫名其妙地飞到了苏格兰。伦敦和柏林都认为赫斯这样做肯定是有点儿疯了，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显然把赫斯的这次飞行看作是英国的重大秘密阴谋的一部分。6 月份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更加深了斯大林对英国的怀疑。至少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一直认为赫斯事件是英国放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与德国签定单独的和平协定的阴谋的一部分。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晚餐的时候，斯大林提议为“把赫斯成功地诱骗到英国的英国情报部门干一杯”：“因为如果得不到信号，赫斯的飞机是不可能在英国机场降落的。因此，情报部门一定插手了这件事。”在宴会上，斯大林是处在一种半开玩笑的愉悦状态，但他对英国的怀疑却也的确是非常认真的。如果说，他对赫斯到英国的目的做出的错误分析不是来自中心提供的情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情报分析至少强化了他的这种错误认识。90年代初，克格勃的一位发言人仍然公开宣传这种阴谋理论，他说1941年赫斯“带着和平建议和入侵苏联的计划”去了英国。显然，至今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里还有一些官员相信这套理论。1943年10月25日，中心通知伦敦情报站，经过对“五杰”提供的大量情报的长期分析，它已经搞清楚“五杰”是双面间谍，他们同时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操纵。早在剑桥读书期间，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可能就已经受英国情报机关的指令，向学生中的左派团体进行渗透，当时他们还没有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搭上关系。中心对此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会让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剑桥毕业生在如此敏感的部门里工作。“小男孩”（菲尔比）从秘密情报局以及托尼（布伦特）从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情报都没有涉及英国发展苏联间谍的情况，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英国用来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提供假情报的：在整个过程中，“小男孩”和托尼都在为英国的特殊部门服务，在揭露“岛屿”（英国）安插在苏联或苏联大使馆里的重要的英国间谍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的帮助。当然，这是因为本来就没有“重要间谍”让菲尔比和布伦特去揭露。这种可能性虽然显而易见，但中心的阴谋理论家们是绝不会相信的。菲尔比提供的“目前，‘旅馆’（秘密情报局）没有开展针对苏联的活动”这一真实情报，在中心看来也显然是假情报。既然“五杰”是双面间谍，那么那些被“五杰”发展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的人自然也就是他们安插的内线。彼得。斯莫利特（代号阿博）就是一个让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担心的典型例子。1941年，他成功地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局局长。1943年，他利用职务之便组织了大规模的亲苏宣传活动。2 月份，他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了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所有党派的主要政治家都出席了这个活动，活动中表演了赞颂红军的合唱节目，朗诵了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的作品。斯莫利特组织工人群众观看电影《战争中的苏联》，观看者多达125 万人次。仅在1943年9 月，情报部就在34个公众场所、35家工厂、100 个自愿社团、28个民防组织、9 所学校和1 所监狱里组织了以苏联为主题的集会；英国广播公司在这个月共播出了30套内容丰富的苏联节目。然而，因为斯莫利特是菲尔比招募的间谍，所以在中心的眼里，他肯定也是英国的间谍。他在组织极其广泛的亲苏宣传活动上取得的成功被中心视为英国情报机关为蒙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而要的花招。但是，即使是中心里最顽固的阴谋理论主义者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提供假情报的同时，“五杰”也提供了大量真实的高级情报。中心在10月25日给伦敦情报站的信中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中心认为，麦克莱恩提供的外交部的情报数量之多可能正表明，与其他四个人不同，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欺骗内务人民委员会，而只是受其他人的费尽心机的摆布。中心还认为，“五杰”奉命把不会对英国造成损害的关于德国的重要情报发回来，以便使他们传递的关于英国政策的假情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1943年间，最有价值的“关于德国人的行动的文件资料”是凯恩克罗斯从布莱奇利公园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电文。国外情报局出版的有关菲庭的简短传记中，特别提到了从英国获得的、由英国技侦人员破译的关于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前的准备情况的情报，在这次战役中红军阻止了希特勒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凯恩克罗斯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空军密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使红军空军部队得以率先对德国机场发起进攻，并摧毁了500 架德国飞机。然而，中心太沉迷于阴谋理论了，以至于把那些在库尔斯克战役前提供重要情报的间谍都视为英国精心设计的骗局的一分子。因此，它要求伦敦情报站建立一个新的、与“五杰”完全没有关系的间谍网。虽然“五杰”“毋容置疑是双面间谍”，但是情报站仍然被命令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决定中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第一，如果英国情报机构发现他们利用“五杰”等间谍进行的欺骗计划已经被苏联方面识破，那么英国方面一定会加紧建立代替这些人的新的间谍网。第二，中心也承认，虽然“五杰”“绝对是想误导我们”，但至少他们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德国和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材料”。第三，“还有一些关于这个间谍组织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换句话说，对于“五杰”到底想干什么，中心仍然心中无数。为了彻底搞清楚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中心第一次向伦敦情报站派出了一个八人侦察小组，负责对“五杰”和其他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的人进行跟踪，以期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些间谍的英国幕后操纵者。这个小组还负责对苏联大使馆的来访者进行调查，中心怀疑其中一些人是伪装的英国安全局特工。这个新派遣的小组出尽了洋相。这八个人里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每个人都穿着典型的苏联服装，在英国的环境中浑身不自在，他们的这种与环境的不和谐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而他们经常惊动自己的跟踪对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派人跟踪“五杰”这一荒谬行动明显地暴露出苏联情报体制中的重大弊端。中心从西方国家里搜集。情报的能力总是超出了它分析这些情报的能力。莫斯科对英国同盟者的认识总是受到阴谋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苏联的领导人会发现，较之于理解伦敦的决策，仿造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件更容易的工作。第八章 胜利由于英美之间亲密的“特殊关系”，中心难免怀疑罗斯福总统的一些顾问也赞同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丘吉尔针对苏联的计划。但是对罗斯福本人的怀疑远远不像对丘吉尔的怀疑那样强烈。中心也没有像怀疑剑桥“五杰”那样，荒谬地认为它在美国的间谍也都是双面间谍。这可能是因为自战略情报局成立之日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就打入了它的内部，因此内务人民委员会并不太倾向于相信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玩弄欺骗苏联的把戏，就像他们臆想的英国情报机关在操纵“五杰”那样。美国共产党对暗杀托洛茨基行动给予的支持和在“揭发及铲除间谍和叛徒”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了发展间谍的可靠摇篮。瓦西里。扎鲁宾与同意提供秘密间谍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经常保持着联系，他确信那些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相当可靠。然而，1943年春，中心开始担心苏联在美国庞大的、而且仍在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安全了。扎鲁宾在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和安排向他们移交莫斯科提供的秘密经费时越来越不谨慎。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份档案中严厉地指出：“扎鲁宾未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严重违反了保密纪律。”有一次，白劳德要求扎鲁宾自己把钱送到美国共产党设在芝加哥的一个秘密组织去，克格勃的档案显示，扎鲁宾接受了这个要求。另一次，1943年4 月，扎鲁宾到加利福尼亚与史蒂夫。纳尔逊秘密会面，当时纳尔逊正领导着一个负责在共产党加利福尼亚支部中发展间谍和提供情报的人的秘密指导委员会。第一次扎鲁宾未能找到纳尔逊的家。第二次，找到他家与他见面时，才把经费交给了他。可是此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纳尔逊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他们的谈话被窃听了。后来，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偷偷告诉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说，苏联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给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提供经费。虽然接到“这个善意的警告”后，扎鲁宾变得小心起来，但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四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罗诺夫向联邦调查局秘密告发了扎鲁宾。以前，米罗诺夫等人曾经要求中心召回扎鲁宾，但是没有成功。1943年8 月7 日，在致胡佛的一封特别的匿名信中，米罗诺夫供出了扎鲁宾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10名隶属于纽约情报站的，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苏联情报官员。他还揭发说白劳德与苏联的间谍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指出好莱坞的制片人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也是苏联间谍。米罗诺夫此举的部分动机是出于对扎鲁宾本人的憎恨。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告诉胡佛，扎鲁宾和米罗诺夫“彼此都痛恨对方”。看起来，米罗诺夫也为自己曾经参与了1940年屠杀波兰军官的行动而心存愧疚。他告诉胡佛，扎鲁宾“审讯并在科泽尔斯卡枪毙了许多波兰军官，而米罗诺夫在斯特罗别尔斯卡也屠杀了许多波兰人”。（实际上，扎鲁宾虽然审问过一些波兰军官，但并没有直接参与处决这些人的行动）。但是，从米罗诺夫的信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他要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受大恐怖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了一种异常偏执的思维方式。他指控扎鲁宾是日本间谍，还说扎鲁宾的妻子替德国人工作，并做出了惊人的结论：“如果你能向米罗诺夫证明扎鲁宾是替德国人和日本人工作的，那么米罗诺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会不经审判而立即枪毙扎鲁宾”。当米罗诺夫这封不同寻常的告密信送到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扎鲁宾已经从纽约调到华盛顿去当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了，这次调动很可能是为了适应从罗斯福政府获得的各种情报不断增加的情况。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高级官员，扎鲁宾在华盛顿不仅全面负责纽约和旧金山情报站的工作，而且负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自劳德及秘密情报站站长阿赫梅罗夫进行联系，并直接指挥着一些他最欣赏的间谍，其中包括法国政治家皮埃尔。科特和他从戈洛斯手中接管的英国情报官员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然而身份暴露后，扎鲁宾发现他在华盛顿的日子非常艰难。最让他感到羞辱的时刻发生在1944年初路易斯安娜州的州长萨姆。休斯顿。琼斯为苏联使馆成员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宴会过后，当客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州长官邪闲逛的时候，一位似乎知道扎鲁宾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高级官员的女士对他说：“请坐，将军！”既缺乏幽默感又脾气暴躁的扎鲁宾人坐后生硬地回答道：“我不是将军！”另一位自称是军事情报部门军官的客人对那位女士能了解到如此内幕的消息大加恭维。然后他请扎鲁宾对屠杀16000 名波兰军官（其中一些人的尸体是在卡廷森林里发现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扎鲁宾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扎鲁宾答道，德国人声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杀害了那些波兰人，这是德国人为了在反法西斯同盟里制造分歧而使用的离间伎俩，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上他们的当。这之后扎鲁宾试图使中心相信，令他颜面尽失的身份暴露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不谨慎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掌握了他曾经审讯过关押在科泽尔斯克的波兰军官的情况。但是，中心并没有理会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称，扎鲁宾在美国担任情报站站长期间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不久前向胡佛揭发了扎鲁宾的米罗诺夫此时好像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举扎鲁宾与联邦调查局有联系。1944年，扎鲁宾和米罗诺夫都被召回莫斯科。直到几个月前还在担任伦敦情报站站长的阿纳托利。戈尔斯基接替了扎鲁宾在美国的工作。回到莫斯科后，扎鲁宾以牺牲米罗诺夫为代价，很快就重新确立起了自己的位置，并被任命为执掌对外情报工作的第二把手。三年后扎鲁宾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退休时，他已经成功地把战时在美国情报活动的辉煌成就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的头上，并因此荣获了两枚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其他许多奖章。相反，米罗诺夫在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被判处五年劳教，而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诬告扎鲁宾。1945年，米罗诺夫在服刑期间试图把关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屠杀波兰军官的情报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而在两年前他就曾把类似的情报送给了联邦调查局，对此中心并不知情。但这一次，他被当场抓住，受到第二次审判并被枪决。即使在扎鲁宾和米罗诺夫被召回后，美国各情报站中的内讧和相互指责也没有停止过。正如米罗诺夫对扎鲁宾进行的怪诞的指控一样，有些指控几乎完全是杜撰出来的。1944年8 月，新上任的旧金山情报站站长格里戈利。帕夫洛维奇。卡斯帕洛夫在给中心的一封电报里，强烈指责驻墨西哥情报站站长列夫。塔拉索夫，声称他把解救杀死托洛茨基的拉蒙。梅尔卡德的行动弄得一团糟，而且过着“奢华的生活”。据称，塔拉索夫租了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屋，除了分配给他的勤务员外，他还另外雇了两个仆人。而且他在喂养鹦鹉、家禽和其它鸟类上浪费了许多时间。但是，关于养鸟这件事并没有被中心记录在案。纽约情报站里也存在着不和。1944年初，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的斯捷潘。阿普雷欣（代号梅）被任命为纽约情报站站长。这位年仅28岁的间谍非常缺乏经验。他的任命引起了他的副手、经验丰富的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弗拉基米尔。普拉夫金”，代号谢尔盖）的极度愤恨。这位曾经执行过铲除叛徒伊尼亚斯。波列茨基的任务的老牌间谍，以塔斯社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为掩护，对美国的情况比阿普雷欣熟悉得多。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却一直不顺利，因为虽然他本人1902年出生在圣彼得堡，但是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而且在1920年回到了法国。与父母一起回到法国的阿比亚特在法国一直生活到了1932年，然后才被发展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为了弥补阿普雷欣在能力上的明显不足，1944年秋，中心实际上给予了阿比亚特在领导情报站工作上与阿普雷欣同样的地位。而阿比亚特的反应却是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严厉批评阿普雷欣。他指责阿普雷欣“没有能力担负交给他的任务”，也不能赢得下属的尊敬：梅完全不懂与人相处的技巧，经常做出极端粗鲁的行为而且爱芳叨。他很少抽出时间来与工作人员交谈。有时，我们的行动人员……在就紧急问题向他征求意见时经常几天得不到答复……一个毫无在国外工作经验的人根本无法担负起领导“提尔①事务所”（纽约情报站）的工作。阿比亚特明确指出，任命一个如此不适合和不称职的情报站长的责任，应该由中心来承担。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纽约情报站正副站长之间的内江最后以阿比亚特的胜利而告结束。1945年3 月，阿普雷欣被调到了旧金山，阿比亚特当上了纽约情报站站长。1944年夏，当华盛顿和纽约情报站处于一片混乱的时候，伦敦情报站却恢复了正常。对“五杰”是受英国指使的双重间谍的怀疑被正式解除了。6 月29日，中心通知当时由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代号伊戈尔）任站长的伦敦情报站说，最近菲尔比提供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文件得到了“通过其他渠道”（其中一些很可能来源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之间交换了许多高度机密的报告）获取的材料的证实：“这彻底证明了‘小男孩’在替我们工作时的诚实，这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查对他和整个小组的态度。”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心承认，“五杰”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与他们的联系：我们对“小男孩”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如果方便和可能的话，以最得体的办法发给他100 英镑或价值相当的礼物作为奖励。菲尔比作为一名安插在对象国内部的间谍的出色工作在遭到了中心近六年的贬低、忽略和怀疑之后，终于得到了中心的肯定，对于这份迟到了太久的肯定，他近乎哀婉地表示了感谢。他向莫斯科报告说：“在这十年的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像接到这份礼物时那样感动过，也没有像得到你们的（感谢）消息时那样激动过。”使中心恢复了对菲尔比的信任的情报主要包括，他自1944年初起提供的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筹建以“研究苏联和共产党过去开展的活动”为目的的第九处的报告。在他的新任指导员鲍里斯。克勒腾什尔德（化名克罗托夫，代号科里琴）的一再敦促下，菲尔比于年底成功地当上了扩大了的第九处的处长，并提出了一份《搜集和分析有关苏联及共产党组织在英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情报》的报告。他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同事罗伯特。塞西尔后来写道：“菲尔比此举…。。确保了克里姆林宫能够完全掌握英国在战后展开的所有反共产党间谍的行动。间谍史上极少——如果有的话——有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妙举。”当菲尔比得到礼物的时候，凯恩克罗斯为苏联在库尔斯克取得的史诗般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迟到的奖赏。克勒腾什尔德通知凯恩克罗斯，他被授予了苏联的最高荣誉之一红旗勋章。克勒腾什尔德打开一个天鹅绒盒子，从里面拿出勋章放到了凯恩克罗斯手里。他向中心汇报说，凯恩克罗斯得到这枚勋章时异常兴奋，虽然他被告知勋章必须交回莫斯科保存。然而，这个奖励的确来得太迟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1943年夏，一方面因为承受不了定期驱车赴伦敦给戈尔斯基送英国技侦人员破译出来的密码材料的辛苦，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对戈尔斯基的冷淡反应感到失望，凯恩克罗斯离开了布莱奇利公园的技侦情报机构。虽然后来他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第五处（反间谍处），然后调到了第一处（政治情报处），但是，在中心的眼里，他的地位显然不如菲尔比那样重要了。而且他不像菲尔比与同事相处得那么融洽。一处的处长大卫。富特曼认为凯恩克罗斯是个“古怪的人，态度傲慢”。受中心对他们才能的新的赏识的鼓舞，“五杰”中的其他人——麦克莱恩、伯吉斯和布伦特——提供的情报比以前更多了。1944年春，麦克莱恩被安排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工作，并很快被提升为一秘。他的工作热情也很快显现出来。他的一位同事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可言；工作再长的时间也无所谓。他获得了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名声，他会捡起任何一个生病、或是准备休假、或者没有那么积极的同事丢下的烂摊子。”1945年初，他成功地进人到了最敏感、而且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眼里可能是最重要的政策领域，即英国与美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机构。麦克莱恩被调到华盛顿之后不久，伯吉斯也在外交部新闻处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增加了他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利用价值。伯吉斯定期用一个大手提箱装满外交部的文件（其中许多是高度机密文件）——其理由自然是声称为了在进行新闻发布前掌握充分的信息，他需要接触广泛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文件交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进行拍照。然而这个手提箱几乎成了他的祸根。一次与克勒腾什尔德见面的时候，一个巡警向伯吉斯走来，这个巡警怀疑这个大箱子里装的是偷来的赃物。当确认这两个人身上没有人室行窃的工具，而且手提箱里只装了一些文件后，巡警向他们道了歉，继续执勤去了。虽然后来伯吉斯换了个不像是窃贼使用的袋子，但是他提供情报的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据米特罗欣审查过的一份档案显示，1945年上半年，伯吉斯提供的外交部文件中有389 份属于“绝密”文件。布伦特提供情报的能力也非常巨大。除了提供从英国国家安全局获取的情报外，他还继续操纵着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列奥。朗。在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至关紧要的几个月中，布伦特还被允许进人离英国安全局不远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布伦特使伦敦情报站随时能了解到英国安全局侦察行动的性质和范围，这是他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伦敦的间谍活动所做出的贡献之一。1945年，布伦特提供的情报反映，英国安全局已经发现曾与他在同一时期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克卢格曼是共产党的间谍。1942年，克卢格曼加人了英国驻开罗情报站南斯拉夫小组，他的学识、魁力和流利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使他具有的影响与相对较低的军衔（最后他被晋升为少校）非常不相称。除了给即将派遣到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介绍情况外，他还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汇报了许多关于英国政策及其开展的秘密行动的情况。他这样做是为了使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比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皇家游击队占据更多的优势。1945年，他在南斯拉夫呆了四个月，为派遣到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的英国军事顾问团服务。布伦特警告克勒腾什尔德，英国安全局安装在伦敦国王大街英国共产党总部里的窃听器记录了克卢格曼声称自己为南斯拉共产党秘密提供过情报的谈话。除了“五杰”之外，苏联在英国最重要的间谍要数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了，1941年他被苏联总情报部发展为间谍。1943年下半年，作为英国专家组成员，富克斯被选派到美国参与曼哈顿计划时——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由总情报部移交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并被赋予了雷斯特这个代号（后来又改成了查尔斯）。1943年早些时候，中心曾命令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必须把大脑中心（科学研究机构）纳人我们的情报活动范围”。总情报部被迫向它更有势力的“邻居”的要求做出让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44年，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会工作的老牌间谍美利塔。诺伍德中止了与总情报部的索尼姬的联系，一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员接替了索尼姬的工作。1945年3 月，诺伍德的老板从“合金管计划”争取到了一个合同之后，诺伍德就能够接触到涉及原子弹方面的情报了，中心称这些情报“具有重大意义，且对国家在这一领域里的发展工作将做出宝贵贡献”。她奉命不得向她的丈夫透露其从事间谍工作的情况，特别是不能透露参与窃取核情报活动的情况。从英国和美国获取的核情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伦敦情报站负责科技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曾经说：“在美国，我们得到了关于原子弹制造过程的情报，而从英国，我们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材料的情报，所以（从这两个国家获取的情报）加在一起解决了整个问题。”1944年2 月5 日，富克斯第一次在纽约东区见到了他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员哈里。戈尔德（先后使用过古斯和阿尔诺两个代号）。戈尔德是个工业化学家，出生在瑞士，父母都是俄国人。富克斯被告之在手里拿着一个网球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另外还拿着一副手套的人。戈尔德告诉富克斯自己叫“雷蒙德”。戈尔德向纽约情报站负责科技情报工作（后来被称为X 线）的列昂尼德。科瓦斯尼科夫汇报说，富克斯“高兴地和他打招呼，但开始时却非常小心”。19 49 年被捕后，富克斯说，约会中“‘雷蒙德’的态度总是一副下级的样子”。戈尔德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承认，他被富克斯提供的不同寻常的情报震住了，他发现原子弹“可怕得使我只想把它忘得越干净越好，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1944年7 月25日，纽约情报站在致中心的电报中称：“与雷斯特（富克斯）这半年的联系已经证明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情报站要求允许给予他500 美元的“奖励”。中心同意了，但是就在这笔钱交给他之前，富克斯消失了。三个月后，戈尔德发现他被安排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但是戈尔德并没有恢复与富克斯的联系；直到1945年2 月，富克斯回到东海岸休假时，戈尔德才重新与他接上了头。1944年，科瓦斯尼科夫的职权扩大了：他被任命为美国科技情报的总负责人，这也显示出核情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44年底，他向中心报告说，除了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还有两个可能发展为苏联间谍的科学家。一个是朱利叶斯。罗森堡（先后使用过安泰纳和利贝拉尔两个代号）领导的科技情报间谍小组招募的大卫。格林格拉斯。罗森堡是一位年仅26岁的纽约共产党员，取得过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和富克斯一样，罗森堡领导的包括他妻子埃塞尔在内的间谍小组，这一年夏天刚刚得到了奖金。罗森堡小组提供的情报都要在科瓦斯尼科夫的家里拍摄在胶卷上，因为他们提供的情报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纽约情报站里的胶卷供不应求。情报站报告说，罗森堡从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情报多得他都应付不过来：“我们担心超负荷的工作会使‘自由主义者’承受不了。”1944年u 月，科瓦斯尼科夫通知中心，埃塞尔。罗森堡的姐姐鲁斯。格林格拉斯（代号“黄蜂”）同意去说服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当机械师的丈夫。大卫。格林格拉斯（代号“大黄蜂”、“口径”）后来说：“当时，我很年轻、愚蠢而且不成熟，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相信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天才”：“希望苏联越来越强大，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格林格拉斯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如果能够参与朱利叶斯和他的朋友（俄国人）们考虑的那个集体计划（间谍活动），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纽约情报站也在1944年11月汇报说，当时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西奥多尔。阿尔文（“特德”）。霍尔这位年仅19岁的天才、杰出的哈佛物理学家也表示愿意提供合作。一方面他崇拜苏联工农政权的神秘形象——这也是绝大多数基于意识形态而为苏联充当间谍的人共同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核垄断会对战后的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把曼哈顿计划的情报传递到莫斯科不仅是一个帮助苏联的办法，也是一个“帮助世界”的途径。作为最年轻的核情报间谍，霍尔有个非常适合他的代号——“年轻人”，虽然这个代号也有些过于直白。帮助霍尔接触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是霍尔在哈佛大学的同学萨维尔。萨沃伊。萨克斯。此人虽然只比霍尔大一岁，但他的代号叫“长者”。霍尔可能还是20世纪年龄最小的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里，苏联在美国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渗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红军向柏林锐不可挡地推进和第二战场的开辟，鼓舞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们，使他们看到了打败法西斯取得胜利的希望。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纽约送回莫斯科的微型胶卷的数量从1943年的211 卷增加到了1944年的600 卷，1945年又增加到1896卷。然而，中心很难相信苏联间谍在美国的活动方式竟然如此直接。1944年至1945年，中心越来越担心在美国展开的行动的安全性，并开始考虑将这些行动置于更直接的控制之下。通信员伊莉莎白。本特利与她的服务对象的交际是中心最担心一件事。当本特利的指导员兼情人雅各布。戈洛斯于1943年感恩节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后，阿赫梅罗夫决定省去中间环节，亲自担任她的指导员。本特利对阿赫梅罗夫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衣着得体、“三十五六岁（实际上当时阿赫梅罗夫已经四十二岁了）、充满自信的男人”，且出手大方。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虽然表面上像个花花公子，但他却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在以后的六个月里，虽然本特利仍然在华盛顿负责给西尔弗马斯特小组传递信件，但是她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1944年3 月，厄尔。白劳德把曾给他提供过情报的、原由戈洛斯负责的另外一组华盛顿官员交给了本特利。本特利认为，提供飞机制造方面情报的政府统计官员维克托。拍洛（代号“袭击者”）是这个小组的头头，形成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在她与这个小组的第一次见面时，由洛扮演了发言人的角色。但是，阿赫梅罗夫认为，该小组真正的组织者是美国政府的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克雷默（代号洛特），而且阿赫梅罗夫对白劳德把拍洛／克雷默小组交给本特利而没有交给他本人的做法非常气愤。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常向中心抱怨称，扎鲁宾和他本人都曾希望直接与这个小组接触，但是白劳德没有替他们安排。阿赫梅罗夫还说：“如果我们与这个小组一起工作的话，必须把本特利调走。”本特利要求自劳德帮助她争取继续为华盛顿间谍网担任通信员。本特利后来写道：“一夜又一夜，在与阿赫梅罗夫交锋之后，我几乎都要爬着回家睡觉，有时疲倦得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本特利同意安排阿赫梅罗夫和西尔弗马斯特见面。不久后，据本特利回忆说，阿赫梅罗夫“傲慢得几乎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告诉她：“厄尔（白劳德）已经同意由我接管格莱格（西尔弗马斯特）了…。。你去问他好了。”第二天，白劳德对本特利说：“别天真，你知道，说到底，我还要服从他们的命令呢。”阿赫梅罗夫向中心报告说，本特利对把她从西尔弗马斯特小组调走这件事“……耿耿于怀。显然，她认为，我们不相信她。本特利也非常生气舵手（白劳德）同意我们与帕尔直接进行联络。”本特利与拍洛。克雷默小组的联系也被终止了。戈尔斯基邀请她到华盛顿的一家水边餐厅共进晚餐，想以此来安慰她。可是一开始他就把气氛搞砸了。他说：“希望这里的饭菜能好一些，美国人真是蠢透了，连做饭这样的小事都弄不好。”当发现本特利的表情有些变化时，他又补充说道，“哦，对了，我一时忘了您也是美国人。”他还告诉本特利，她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授予我们最优秀的战士的一项最高荣誉”）并向她展示了一份传真电报，电报上写道：“我们认为您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且前途非常光明。”然而，“好女孩”并没有被安抚住。一年后，她开始秘密地向联邦调查局讲述自己的经历。联邦调查局越来越严密地监视着设有公开情报站的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另外，据邓肯。李（科克）1944年9 月警告说，战略情报局安全科正在收集情报局内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的名单。这些都使中心非常担心。苏联一些最优秀的间谍也非常焦虑。本特利发现李本人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实在太谨慎了，竟然手膝着地地趴在住所地板上检查电话线是否被别人动过”。另一位资历很深的苏联间谍、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朱里斯特），对他的指导员说，虽然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他的妻子也已经做好了“自我牺牲”的一切准备，但是他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他的暴露会给“新路线”（苏联的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他建议相对减少以后的见面次数，而且每次只用半小时，以在他的汽车里兜风的形式进行。据本特利称＊月份形势再一次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白宫里的一名间谍，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发出了一项紧急警告。他称，“美国人马上就能破译出苏联的密码了”。柯里得出这一错误结论的起因是，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手中得到了一本被火烧过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密码本，因而推断苏联的秘密通讯可能会被破译，而实际上苏联的秘密通讯还经过了“一次性密码”的更深层次的加密，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破译出来的。当苏联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形势似乎又慢慢松驰下来了。（而考虑到英美密码破译人员在破译德国和日本使用的高级密码方面取得的成功，柯里的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多诺万把那本苏联密码本交还给了苏联大使馆。无疑对此深感困惑的菲庭对多诺万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虽然中心担心它的间谍活动可能被暴露，虽然情报站里也存在着困惑，但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里斗志昂扬的美、英间谍们仍然提供着有数量、有质量的情报。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统计结果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在全世界的间谍和情报提供者（“秘密联系人”）共有1240名，这些人提供了41718 份情报，其中约3000份外国情报报告和文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并提交给了国防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87名外国情报官员因在二战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而被授勋。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对这个成绩很感骄傲。莫斯科对科技情报的利用比对政治情报的利用要充分得多。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或中心模仿他的理论而形成的观念不相符的政治情报总是被忽略或受到怀疑。然而从西方窃取的科技情报却受到苏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热烈的、不加任何怀疑的欢迎。苏联科学院院长兼列宁格勒物理技术学院院长A.F.约费在提到二战时期的科技情报时写道：这些情报总是准确无误，而且大部分都非常完整……我从来没有在其中发现过错误的内容。对各种公式和实验的验证都证明材料中的数据是精确无误的。最有价值的是涉及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科技情报。1944年9 月29日，库尔恰托夫在给贝利亚的报告中称，根据情报显示，曼哈顿计划的创举是“在世界科学史上第一次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其创造的成就是无价的”。根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1944年11月份，它一共获取了1167份核研究方面的文件，其中88份来自美国的和79份来自英国的文件尤为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文件还在后面。1945年2 月28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向贝利亚提交了两年来第一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全面情况的报告，这也是第一份以出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内部的报告为基础的报告。就在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阿拉莫戈多实验成功五个月前，中心已经掌握了构成这颗原子弹的所有重要元素。富克斯于2 月中旬在东海岸交给戈尔德的情报来得太迟了，因此没有能被包括在中心的这份评估报告中。提交给贝利亚的报告，主要以19岁的西奥多尔。霍尔和技术军士大卫。格林格拉斯提供的情报为基础。无疑，霍尔通过他的朋友萨维尔。萨克斯送到纽约情报站的情报更为重要。霍尔可能还是第一个介绍引爆原子弹的内爆方法的人，虽然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更详细的情报是由富克斯在4 月6 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1945年春，代号为莱斯利的列昂蒂娜（“洛娜”）。科恩接替了萨克斯充当霍尔和纽约情报站之间的通信员。“洛娜‘是1941年被他的丈夫（西班牙内战时期在国际纵队里被发展为间谍的）莫利斯（代号路易斯）发展为间谍的。后来双双成了苏联情报战线的英雄，这对夫妇的代号是达契尼基。但是，由于1942年莫利斯应征入伍，他们的间谍生涯被暂时中断了。1945年初，”洛娜“被再次启用，充当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英国一加拿大原子能研究中心联系的通信员；英一加原子能研究中心设在程太华附近的乔克河，苏联间谍也成功地打入了该机构。当她与霍尔联络的时候，戈尔德正在为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当通信员。这三名间谍彼此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所进行的活动。或许正是因为富克斯和霍尔分别提供了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情报，使中心能够用他们俩提供的情报进行对照。富克斯和霍尔还都提供了第一颗原子弹将于1945年7 月10日进行实弹爆炸的情报，但是由于天气原因，这次爆炸被推迟了六天。一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结束。8 月6 号和9 号，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畸分别投掷了一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投降。当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洛娜在新墨西哥度过了一段戏剧性的日子——等待霍尔送来在阿拉莫戈德进行的实验报告。霍尔连续三个星期都没有在阿尔伯克基的约会地点露面，后来终于出现了，并交给他的通信员一套高度机密的文件，当时日本可能刚刚投降不久。坐上返回纽约的火车时，洛娜。科恩惊恐地发现有军警上车来搜查乘客的行李。危急时她急中生智，把霍尔交给她的文件夹在了报纸当中，把报纸交给一个警察拿着，自己打开钱包和行李箱。警察把报纸还给她，然后检查了她的钱包和箱子。就这样，科恩夫人安全地回到了纽约。四年多一点时间之后，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这颗原子弹与在阿拉莫戈德爆炸的那颗完全一样，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霍尔和富克斯。当时中心觉得，盗取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秘密计划的两个窃贼竟然能够不被发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对曼哈顿计划进行渗透取得的全面成功，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担心它的行动很快就会被美国人发现。1945年，负责从洛斯。阿拉莫斯搜集来的情报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官员是阿纳托利。安托诺维奇。亚茨科夫（化名亚科夫列夫，代号阿列克谢）。这位1939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招募为间谍的工程师接替了科瓦斯尼科夫的职务，负责在美国进行的科技情报搜集活动。现在，他被当作俄罗斯对外情报战线上的一位英雄人物。可在那时，他却受到中心的百般挑剔。1945年7 月，中心做出结论，他的大意很可能使“年轻人”受到了损害，另外，中心还批评他‘与打入’庞然大物‘（曼哈顿计划）的间谍们的合作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正当苏联情报机构在美国取得最大的胜利——窃取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情报——的时候，中心却错误地担心整个“庞然大物”行动都处于危险之中。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一样，苏军总情报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在美国取得了成功。虽然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被迫将富克斯和它掌握的大多数比较重要的、于战争前发展的美国间谍移交给了更有权力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但是它还是成功地保留了至少一位在1945年令中心感到羡慕的间谍。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了阿赫梅罗夫与阿莱什（即阿尔杰。希斯）（这位已经为总情报部工作了十年之久的间谍）的谈话情况。虽然希斯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员，但是，阿赫梅罗夫告诉他，总情报部对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没有什么兴趣，他要求希斯和一个间谍小组“主要都是由希斯的亲戚组成的”集中精力搜集军事情报。1944年下半年，希斯积极参与了为三巨头即将在1945年2 月于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进行最后一次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因而他对于苏联情报部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对于苏联的情报部门来说，它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的成功甚至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取得的成功更大。这一次，苏联成功地对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驻地（装饰豪华的沃龙佐夫和利瓦蒂尔宾馆）进行了窃听。对他们的秘密谈话进行录音和抄录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均经过严格挑选，并被极其秘密地送到了克里米亚。直到他们到达雅尔塔时，他们才了解到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为了把英美代表团的注意力从对他们进行的监视活动上引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了英美代表团慷慨而殷勤的接待，并指派身材魁梧的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将军亲自负责这一工作。这个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次，丘吉尔的女儿萨拉无意中提到鱼子酱抹在柠檬上非常好吃，于是在沃龙佐夫的橘子园里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棵柠檬树。后来克鲁格洛夫将军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被授予了勋爵爵位，成为唯—一个获得荣誉爵位的苏联情报军官。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掌握的关于英美的情况比他在德黑兰的时候了解得更多。已经不再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的剑桥“五杰”，在会议准备期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密情报和外交部文件，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弄清楚其中哪些被提交给了斯大林。阿尔杰。希斯成功地加人了美国代表团。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得最多的是波兰问题。虽然已经在德黑兰会议上做出了让步——允许苏联占领波兰——罗斯福和丘吉尔仍试图亡羊补牢，在波兰重新确立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制度。但是由于斯大林清楚地掌握着对手的底牌，他们的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例如，斯大林知道他的盟友非常希望在俄国人建立起来的波兰临时傀儡政权里安插一些“民主派”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在最初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斯大林大度地做出了让步，因为他知道这些“民主人士”将来可以再清除出去。在故意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斯大林对一些次要问题做出了让步，但仍然强调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确保他的西方盟国认可苏联控制波兰的现实。英国终身副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观察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表现后认为，作为谈判家，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一样：“他是个伟大的人，在另外两个年迈的政治家的衬托下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相反，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的罗斯福给卡多根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混乱且摇摆不定”。在离开雅尔塔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未能了解到斯大林的真正动机。即使是比罗斯福疑心更大的丘吉尔也自信地写道：“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认为他可以信任希特勒，但是他错了。然而我不认为自己对斯大林的信任是错误的。“会议之后莫斯科对希斯表示了祝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莫斯科对高质量的情报对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1945年3 月，戈尔斯基在与阿赫梅罗夫和希斯进行了一次会面后向中心汇报说：近来，阿莱什（希斯）和他的小组被授予了苏联勋章。雅尔塔会议之后，当阿莱什来到莫斯科的时候，据说一位职位很高的苏联官员（阿莱什声称他知道这位官员就是副外长维辛斯基同志）与他进行了接触，并代表”邻居“（总情报部）对他表示了谢意。4 月份，希斯在旧金山被任命为联合国“筹组会议”执行秘书长时，已经因为没有能把他从总情报部手中挖过来而后悔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是懊恼不已。当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里取得节节胜利，以不可阻挡之势挺进中欧的时候，尾随其后的有一支名为“间谍克星”的别动队。这个军事反间谍机构是1943年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派出的，由担任国防委员会和国防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直接指挥。它的主要任务是揪出叛徒和曾经与敌人合作过的苏联公民。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它撒下了一张巨大的网，对五百多万人进行了调查。德国集中营中幸存的一百多万苏联战俘都被当作逃兵发配到了西伯利亚大草原地区，许多人都死在了那里。为了对苏联盟友表现出自己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英国和美国政府有时会与苏联合作进行野蛮遣返。以英国为例，1945年5 月和6 月，英国人野蛮地把在奥地利南部的哥萨克人和南俾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分别交给了红军和铁托的部队。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以前曾经为法西俾提供过合作，虽然有时这种合作程度是微不足道的。6 月1 日，经过战争洗礼的第8 军，奉命驱散了哥萨克人举行的宗教仪式，一些士兵流着眼泪用枪托和铁镐把把几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赶上了牛车。接下来的几天中也有类似的恐怖事件发生。一些哥萨克人杀死了家人后自杀了，以免受到折磨、处决或被发配到大草原地区去。在45000 名被遣返的哥萨克人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公民，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让这些人返回苏联。但是其中也有极少数，约3000到10000 人左右属于“老移民”，这些人自俄国内战后就离开了家乡，根本不算苏联公民，而且雅尔塔协议中同意的遣返对象也不包括这些人。但是，他们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也被遣返回了苏联。在这些“老移民”中有一些重要的白军将领，包括：彼得。克拉斯诺夫、安德列。什库罗和苏丹。克勒什。吉里叶。二十五年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及其前身一直在寻找这些人。一支特别小分队被派遣到奥地利去寻找这些人的下落。最初，它向英国方面询问这些人的下落，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英国人也并没有说“无可奉告”。在英俄部队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一个喝多了酒的英国士兵随口说出，直到最近这些将军们还住在格莱俾多夫村的营地里。别动队军官立即出发赶往那里，虽然将军们已经离开，但是什库罗的情妇叶连娜（没有人知道她姓什么）还留在那儿。别动队的军官谎称有人来看她，把叶连娜骗出了营地。接近别动队的汽车时，突然看见车上坐着苏军军官，叶连娜被吓呆了。她被迅速塞上了车，并交代说（无疑是在经过了残酷的刑讯之后）白军将领们去向盟军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陆军元帅请求庇护了。叶连娜还交代说这些将军带着十四公斤黄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米特罗欣所作的有关记录应该被全文摘抄下来：在一次会议上契卡分子（别动队的军官）再次向……一位英国中校提出了白军将领的问题。他们提到了将军们所呆的地方。契十分子们建议他们做一个交易来解决这些将领们的命运问题。英国人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向他做了解释：如果在遣返哥萨克人时，英国军官不声不响地把这些将军交给别动队的话，中校就可以留下那些黄金。“如果你们留下这些老家伙，你和你的同事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提议，那么黄金就是你的了。”这位中校军官想了一会）然后同意了。他与另外两名同事商量了操作这件事的细节。英国人以送他们去亚历山大元帅的总部进行谈判为由，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的白军将领们送上了汽车，送到了奥登伯格，在那里，白军将领被交给了契卡分子。别动队把他们转移到莫斯科，并送到了鲁比扬卡的行刑场。除了克格勃的这份档案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英国的一位军官（可能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受贿后交出了白军将领。由于无法当场把少数非苏联公民的哥萨克人从其他哥萨克人中分辨出来，因此这些将军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交给苏联的别动队。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元帅接到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也很可能能够活下来，因为元帅肯定会批准他们的请求。但是，他们的申请却在半路上神秘地消失了。“遣返”的速度和其中的不公正现象完全是由于现场的军事指挥员的欲望造成的。这些指挥员希望尽快处理掉那些麻烦事，而且他们认为一个个地确认哪个哥萨克人不是苏联公民是件非常复杂和浪费时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5 月21日，负责“遣返工作”的第5 军的托比。洛准将就哪些人应该被确认为苏联公民下达了一道命令。命令中宣布阿纳托尔。罗戈岑上校指挥的白俄集群的人员均不是苏联公民，不需要被遣返。但是，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阿塔曼集群”和“什库罗中将集群”的人员是苏联公民。另外，洛将军还补充了一条：“除非受到特别压力，否则个别案件（申诉）不予受理”，而且“所有身份确定不了的人员都应被当作苏联公民处理”。即使考虑到同时兼顾对盟友的忠诚和尊重哥萨克人人权这两件事的困难性，这次遣返行动仍然是20世纪英国军队史上最可耻的行为。76岁的白俄将军克拉斯诺夫后来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说：“我只为一件事责备自己，那就是我为什么会相信英国人呢？”5 月27日凌晨快3 点的时候——这是苏联安全部队最喜欢的时间——一位不明身份的英国官员叫醒了什库罗将军，通知他他已经被逮捕了。在严密地戒备下，什库罗被带出了哥萨克营地。可能在同一时间，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亚历山大陆军元帅紧急邀请克拉斯诺夫将军（他们俩在俄国内战期间曾经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前去会谈，这当然也是假的。苏联别动队的摄影师们早就等在了那里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最老牌的敌人终于落网了。对于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个可耻的时刻。而对于斯大林、别动队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来说这却是一次著名的胜利。第九章 从战争到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战时盟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心担心这种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第一个严重警报来自渥太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中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以及总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就像纽约领事馆里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样紧张。总情报部的情报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的。1945年9 月5 日夜，渥太华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森科偷偷将一百多份机密文件塞到了衬衣下面，准备叛逃。古森科走出使馆时使劲捂着自己的肚子。他的妻子后来说：“要不然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一样。”叛逃并不像古森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和渥太华日报》社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让他第二天再来。可是，9 月6 号，司法部和报社并没有表现出比前一天晚上更大的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十年来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这天晚上，苏联使馆发现古森科和机密文件都失踪了。当古森科和他的妻儿躲在邻居家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破门而人，搜查了他的公寓。当地的警察直到午夜才赶来救他们，古森科一家终于找到了避难所。古森科除了供出总情报部主要的间谍外，还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所开展的行动的不完整的情报。几个月后，苏联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向所有情报站传达了他对总情报部的无能进行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渥太华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机构：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无视自鸣得意和自满的情绪。这都是由于放松了政治上的警惕和丧失了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工作的责任感。古森科的叛逃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使在美洲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渥太华情报站由于害怕再次因违反安全纪律受到批评，所以再也不愿意在招募新间谍方面采取主动了。据后来做出的损失分析报告，古森科的叛逃使苏联在加拿大的情报工作瘫痪了好几年，并对情报站直到1960年的工作都产生了持续性的消极影响。1949年夏天，从莫斯科刚刚调任渥太华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布尔金（又名博罗金）写信向中心抱怨同事们的惰性：情报站不仅失去了以往与加拿大间谍保持的全部联系，而且甚至不去尝试发展新的关系……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绝，只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心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它认为情报站“停滞不前了”。直到古森科去世之前，克格勃都曾断断续续地试图追踪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成功。1975年，进步保守党国会议员托马斯。考斯特要求重新审查给予古森科养老金问题，这使渥太华情报站推测古森科就居住在考斯特的那个选区。情报站还报告说，在苏联国家冰球队到加拿大举行访问比赛期间，有人看到过考斯特和古森科在一起。驻渥大华的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尼古拉耶维奇。赫瓦托夫曾试图接近考斯特，以期能探听到古森科的下落。但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情报站报告说，考斯特向国会提出的议案“明显带有反苏论调”。几年后，克格勃开始编造涉及考斯特私生活的材料，准备开展诋毁他名誉的行动。然而，在这项行动实施前考斯特就于1982年去世了。1945年9 月古森科的叛逃也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设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敲了警钟。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反间谍处）处长的菲尔比全面掌握着关于古森科事件的汇报材料，并汇报称伦敦“强化了”针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措施”。接到报告后，中心命令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有价值的间谍网不会受到破坏”。伦敦情报站里掌握着最重要间谍的指导员鲍里斯。克鲁腾什尔德（化名“科洛托夫”）被命令把除菲尔比以外的其他间谍移交给其他专案官员负责，并将约会的周期减少到每月一次：“提醒全体同志在外出约会前进行全面观察，一旦发现有人监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甩掉监视后再去赴约……”必要时与英国间谍的联络可以暂时中断。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另一名官员叛逃未遂的事件更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警钟。1945年8 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官员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沃尔科夫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佩奇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进行一次紧急会晤。佩奇没有对此做出答复，9 月4 日，沃尔科夫自己来到了领事馆，要求给予他和他妻子政治避难。他声称，如果英国给予他们政治避难和5 万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100 万英镑），他将向英国提供他在中心的英国科工作时获得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他提到的最高层次的苏联间谍包括，两名潜伏在英国外交部（指的可能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和七名潜伏“在英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其中一人“是英国某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指的几乎肯定是菲尔比）。9 月19日，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寄来的外交邮包里惊讶地发现了关于沃尔科夫与佩奇会晤情况的报告。他马上给克鲁腾什尔德发出了警告。9 月21日，土耳其驻莫斯科领事馆给化装成外交信使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两名队员发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星期前在渥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于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术工作，在国王画廊当鉴定员。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有过一次异常的举动，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当时他对英国安全局的同事“塔尔”。罗伯逊上校说：“把国家安全局每一个军官的名字都告诉俄国人真的让我很开心广‘本来，中心非常希望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列奥。朗（代号埃利）——在战争期间他曾是布伦特手下的一名军事情报人员——能够接替布伦特在安全部门里工作，布伦特也曾推荐朗出任国家安全局里的高级职务，但是选拔委员会没有选中他。据说，他与被选上的那个人只有很小的差距。结果朗被调到了英国驻德国监督使团工作，最后还当上了那儿的情报处副处长。在德国，他拒绝了苏联方面让他与一名情报官员定期见面的安排。中心认为，他的反抗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布伦特不再担任他的指导员而造成的。在这之后布伦特也还间或为中心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两三次赴德国去向朗索取情报。与布伦特不同，“五杰”中的另外三个人（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正值巅峰状态，在冷战开始时凯恩克罗斯的间谍事业距巅峰也仅有一步之遥。1947年，在此之前一直担任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的菲尔比被任命为土耳其情报站站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向苏联提供关于穿越俄国边境的间谍和这些间谍在苏联的家人及他们的联系人的情况。麦克莱恩成了在华盛顿大使馆里飞黄腾达的年轻外交家，他在那里一直任职到1947年。1944年到外交部工作的伯吉斯于1946年成了战后工党厄尼斯特。贝文政府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私人助理。战后，约翰。凯恩克罗斯回到财政部工作，1948年，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在以后的几年里，凯恩克罗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国防研究经费开支的决策工作。据他的同事罗宾逊称：凯恩克罗斯不仅了解原子武器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制导导弹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水下武器和其他所有类型武器的研制计划。他还了解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包括航空及雷达研究、反潜侦察研究的项目开支、邮电部等部门开展的信号情报和窃听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等等。他……能够合法地要求掌握任何更多的细节，只要这些细节被认为对于财政部审批经费开支来说是必要的。无疑，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会“因为他提供的这些高质量的情报而兴奋异常”。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个小时——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伦敦的地铁）——对已经勘查过的各个约会地点进行再次检查，以便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被跟踪。到达约会地点后，指导员和他的间谍都先要看一看对方，相互确认对方没有受到监视后才进行接头。如果任何一方有任何的疑心的话，他们会选择另外三个以前约定好的备用地点中的一个进行接头。伦敦情报站首创的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其他情报站。伦敦情报站还率先使用了无线电截收设备监测自己的行动是否被英国警方和英国安全局所监视。除了安装在情报站里的主要截收系统外，情报站还在大使馆的汽车里安装了移动侦察设备对约会地点进行检查。但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派遣到伦敦的八人监视小组曾用过一种方法，审查造访苏联使馆的间谍和其他来访者，并探测英国情报机关使用的监视方法，但这一方法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克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该小组成员的英语语言能力不过关，这个小组“没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或许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成功。然而伦敦情报站在保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对盖伊。伯吉斯起多大作用。一次，伯吉斯与一位专案官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约会，目光接触后，正要往外走，结果他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散了一地。经常有人指责伯吉斯在接头时总是喝得大醉而且衣冠不整。当外交部新成立的安全事务处的负责人乔治。凯里一弗斯特1947年第一次见到伯吉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零乱，不修边幅，浑身酒气冲天的人。于是我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而伯吉斯有时仍然可以表现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风采和机智。1947年下半年，或许是为了摆脱伯吉斯，赫克托。麦克尼尔把他推荐给了克里斯托弗。梅休。这位在外交部工作的议会副议长当时正在组建反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部。后来梅休自己承认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约见了伯吉斯。他表现出一副对共产党使用的破坏方法非常了解的样子，于是，我欣然接纳了他。‘伯吉斯一边向英国各个使馆推销情报研究部的成果，一边向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汇报该机构的全部计划，以此来破坏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1947年成为伯吉斯的指导员，后来成了苏联情报界最优秀的间谍指导员之一。由于各个方面都抗议伯吉斯缺乏外交修养，1948年秋他被从情报研究部调到了外交部远东司。虽然这对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正是这经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方式使得伯吉斯的伪装更加牢固。甚至绝大多数经常被他惹火的人也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是苏联间谍。莫金也非常担心1947年接替库金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丁（化名科罗文）。罗丁认为他本人不受那些严格的安全规定的限制，而这些规定对于他的下属倒是十分必要的。据十分讨厌罗丁的莫金称，罗丁“经常开着使馆的汽车去进行秘密约会，有时竟愚蠢地到间谍的办公室里去造访“。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情报部门里，莫金认为”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是不能批评自己的上级的。“然而，80年代初担任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情报系）主任以后，莫金可不再象当初那样含蓄了。他指责罗丁是个狂妄自大、自命不凡、毫无价值的家伙。40年代末，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仍然没有被人发现，但是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的身份却被揭穿了。1945年初，中心就曾经抱怨过，西尔弗马斯特的间谍网在“很多”华盛顿的共产党员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人们也了解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苏联人“有联系”。中心指出：“纽约情报站不仅在对见习生（间谍）进行控制和指导方面有严重退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足够的认识。”1945年下半年，伊戈尔。古森科和伊莉莎白。本特利的叛逃证实了中心最大的担心。9 月份，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和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古森科提供了关于在美国的一些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其中提到了“国务卿的一位助理”（指的可能就是阿尔杰。希斯）。11月7 日，也就是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接触的六个星期后，本特利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介绍她了解的苏联间谍的情况。第二天，胡佛向杜鲁门总统的军事顾问提供了第一份包括14个向“苏联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就是本特利提供的。名单中包括：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战略情报局行政助理邓肯。李、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劳克林。柯里。本特利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对惠特克。钱伯斯早些时候提供的有关苏联在二战前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证据重新产生了兴趣，钱伯斯也提到了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11月20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戈尔斯基——本特利只知道他叫“阿尔”——在位于第23街与第6 大道路口的比克福特咖啡店前见到了本特利。没有意识到他们正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视着，戈尔斯基把下次约会安排在了1 月20日。据本特利说，戈尔斯基告诉她也许不久就会需要她“回来从事秘密工作”。然而在第二次约会前，戈尔斯基却被召回了莫斯科。或许中心因为发现了本特利的叛逃才突然把戈尔斯基调走。几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站长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普拉夫丁”本特利认识他的妻子），也被召回。中心的损失分析报告指出，本特利不知道她的前任指导员、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伊莎克汉。阿赫梅罗夫的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但是，为了谨慎起见，阿赫梅罗夫和他的妻子也被调回了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间把戈尔斯基、阿比亚特和阿赫梅罗夫都召回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部在美国没有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中心也几乎没有具备在北美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能够接替他们的人。不管怎么说，正如尤里。莫金回忆的那样：“我们在派遣人员出国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担心可能会有叛逃事件发生。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莫斯科工作，因此为数很少的在国外工作的同事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经常由于工作压力而崩溃。”直到1948年，才有人填补了阿赫梅罗夫的职位。戈尔斯基的两位接班人都被中心视为无能的代名词。1946年接替戈尔斯基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表现出精神错乱（因为，在莫斯科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而在1949年被召回前，索科洛夫也经常受到中心的批评。本特利叛逃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采取的限制破坏程度最有效的措施是，断绝了与绝大多数在二战时期发展的——本特利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间谍的联系。因此，本特利提供的众多线索都未能达成法律上的诉讼。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展得太晚了，因此它未能在传递机密情报的当场抓获本特利揭发出来的间谍，而且在法庭上也不能使用窃听录音作为证据。然而，中心由于不了解联邦调查局遇到的法律障碍，在以后的几年里它都还在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成功地召开一次盛大的间谍审判会。美国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后来代号为“维诺娜”）加重了中心的担心。1927年以来，苏联的高级外交和情报通信一直使用一种被西方称为“一次性密码”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当时在西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初期，一些一次性密码被重新使用，使得这种加密方式变得脆弱了。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抓住了由于苏联在加密时的粗心而提供给他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1946年底，美国陆军安全（技侦情报）局的梅雷迪思。加德纳（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出战争时期苏联克格勃总部与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1948年，陆军安全局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一情况。10月份起，特工罗伯特。兰菲尔开始全权负责“维诺娜”的工作，他试图确认出曾出现在“维诺娜”解码材料中的代号所代表的间谍（其中一些仍然在活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才了解到“维诺娜”的情况。更耐人寻味的是，杜鲁门总统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维诺娜”解码材料的报告，或许陆军安全局担心他在每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例会上会提到这件事。“维诺娜”解码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苏联间谍向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二战时的前身）进行渗透的情况。胡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似乎都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里也潜伏着苏联间谍。1947年，通过潜伏在陆军安全局里的一个间谍，中心了解到“维诺娜”这个秘密——这比中央情报局早了五年。这个间谍叫威廉。魏斯班德（代号佐拉），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的儿子。魏斯班德是陆军安全局里的俄语专家，他借口寻找能够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差事整天在安全局里东游西荡。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说，1946年底，当他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魏斯班德曾经从背后偷窥过他的工作。当时加德纳正在破译第一份重要情报，那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4年12月2 日的一份电报，电报反映的是苏联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渗透的情况。对于中心来说，“维诺娜”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无从了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哪些电报可能被完全或部分地破译出来了，或者哪个间谍可能受到影响。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在1948年夏天发生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间谍活动的反感情绪爆发了。1948年7 月，伊莉莎白。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本土事务委员会公开作证，并立即被各媒体奉为“红色间谍皇后”。8 月初，惠特克。钱伯斯也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他指证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是二战前共产党秘密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心担心听证会将是一系列揭露二战时期苏联在美国的整个间谍网的公开审判的前奏，然而它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40年代末，受1947年7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莫斯科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机构调整，这进一步干扰了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期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协调各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虽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协调作用永远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但是莫洛托夫却声称，《美国国家安全法》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与苏联分散的情报管理体制相比占了明显的上风。他提出，弥补差距的办法是把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的两套对外情报管理体系置于同一屋檐下。莫洛托夫的建议还有一个好处——从斯大林的角度出发——它还能够削弱贝利亚的权力，因为，当时贝利亚的亲信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执掌着国家安全部。1947年7 月，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的对外情报管理体系合并成一个机构——情报委员会。在这个高度集权的新机构中，即使是安排与重要间谍的约会和对他们的可靠性进行调查这样的行动计划，都必须事先得到情报委员会的批准。莫洛托夫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使得外交部在对对外情报工作问题上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就日常工作向莫洛托夫负责的第一副主席，是一年前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他是个比较听话的人。和中心里绝大多数负责人一样，费多托夫几乎没有任何在西方工作的经验。罗兰德。阿比亚特这位前纽约情报站站长（或许也是最熟悉西方情况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情报委员会成立时被免职了。他的档案中称，没有人给他解释他被免职的原因，而且“解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档案中没有记录被免职的原因，但是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血统有关。当然，他的血统问题被记录在档案里。斯大林死后，阿比亚特曾一度复职，但后来又被罢免，再后来他自杀了。为了加强外交部对情报委员会的控制，莫洛托夫把苏联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任命为“公开情报站总的站长”，有权管理民间（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站站长和军事（前总情报部的）情报站站长。后来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伊利亚。吉尔科维洛夫曾带有偏见地评论道：这样做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由于外交官对于情报工作和间谍方法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因此，情报站站长们，这些职业的情报官员们，采取了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来避免让大使们了解他们的工作。然而有一些外交官却直接介入了情报工作。导致了1948年和1949年两名成功的情报站站长被召回莫斯科。华盛顿情报站的危机过后，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了一年的情报工作。他具备非常优秀的素质，因此后来，他成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局长。1949年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接替了已经失宠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和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辛斯基在公开审判中扮演过残酷的起诉人的角色，并因此而闻名。他对贝利亚有一种近乎阿谈的忠诚，甚至在打电话时也能体现出来。据他的接班人安德列。葛罗米科称：“只要听到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就会诚惶诚恐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交谈时的情形也是一幅不平常的景象：维辛斯基就像一个在主人面前执言奉承的奴仆。”维辛斯基与莫洛托夫不同，他对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几个月后，他就把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下放给了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和维辛斯基一样是贝利亚亲信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接替了费多托夫副主席的职务，负责日常情报工作的领导。他是一个更为残暴，办事也更为果断的人。他似乎只是对贝利亚而不是外交部负责。当维辛斯基接替莫洛托夫的时候，情报委员会差不多已经四分五裂了。1948年夏，经过与莫洛托夫的长期辩论，武装部队部（国防部前身）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元帅开始把情报委员会控制下的军事情报人员重新置于总情报部的控制之下。阿巴库莫夫可能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开始了争夺情报委员会剩余力量的控制权的旷日持久的斗争。1948年末，情报站里所有的EM线（流亡在外的俄国人处）和SK线（苏联侨民处）的官员都回到了国家安全部的控制之下。1951年底，情报委员会彻底解散了，其余对外情报工作职能均交还给了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对苏联情报事业产生的影响在于，它重新强调了秘密情报站的重要性，情报委员会认为，秘密情报站将为对外情报工作，特别是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起比大使馆中的公开情报站更安全、更隐蔽的基础。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一位二战前因在外国参与暗杀“人民公敌”的行动而出名的人物）领导下的由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特工部门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第四（特工）局总共有87名间谍。1949年，当时军事情报人员已重新划归总情报部指挥，第四局仍还有49名特工正在接受训练。科罗特科夫建立了专门负责挑选JD练和为特工制造假身份文件以便于他们伪装的部门。到1952年，文件部伪造了包括78本护照在内的364 份外国身份证明文件。中心向苏联驻各主要国家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均派出了特工支援州线）官员。第四局的首要任务是在纽约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重建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自阿赫梅罗夫于1946年初离开美国后，第一个被挑选出来赴美国的情报站站长是威廉（“威利”）。亨里科维奇。菲舍尔，代号马克。他可能是唯—一名出生在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他的父母是沙俄时代的革命者，1901年这对夫妻移居到了泰恩河衅的纽卡斯尔，1903年菲舍尔就出生在那里。1921年，全家人又搬回了莫斯科，在这里菲舍尔成了共产国际的翻译。1925年至1926年服役期间，菲舍尔被训练成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在第四局（军事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1927年，菲舍尔被招募到了外国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构）。他曾经在挪威、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情报站里当过无线电操作员。1936年，他被任命为一所专门为秘密情报站训练无线电操作员的学校校长。在大恐怖时代，菲舍尔幸运地逃过了被枪毙的厄运。据他的档案记载，不仅因为他的英国出身，而且由于一系列“人民公敌”都对他“持肯定的评价”，他妻子的哥哥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怀疑对象。虽然1938年底菲舍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撤了职，但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他又被一个无线电台操作训练班聘用了。这个训练班专门为在德国人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和情报工作的组织培训无线电操作员。1946年，菲舍尔在科罗特科夫（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受特工训练。为他编造的出身经历是非常复杂的。1948年，菲舍尔赴美国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名叫安德烈。尤尔格索维奇。卡约蒂斯的人的身份，到了美国之后，很快他又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卡约蒂斯1895年出生在立陶宛，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并成了美国公民。1947年，卡约蒂斯穿越大西洋到欧洲探亲路经丹麦的时候，苏联大使馆给他发放了允许他访问俄国的旅游文件并扣留了他的护照给菲舍尔使用。1948年10月，菲舍尔使用苏联护照到达华沙后，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到达了巴黎，在那里他购买了一张辛西尔号汽轮的船票准备穿越大西洋。11月6 日，他从勒阿弗尔出发到达了魁北克，然后仍然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到了蒙特利尔，11月17日菲舍尔终于辗转到了美国。11月26日，菲舍尔在纽约秘密约见了著名的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马克斯），格里古列维奇曾经参与过在墨西哥城的第一次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并领导一支拉美破坏组织，袭击给德国运送物资的船只和物资的活动。格里古列维奇给了菲舍尔1000美元和三份以艾米尔。罗伯特。戈德富斯名义开具的文件：一份真实的出生证明、中心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菲舍尔交还了卡约蒂斯的护照，摇身变成了戈德富斯。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 月2 日出生在纽约，十四个月的时候就夭折了。菲舍尔的档案记录显示，戈德富斯的出生证明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牙内战结束时从西班牙搞到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在国际纵队的队员中搜集可以在以后的间谍活动中使用的身份证明文件，但是档案中没有记录这份出生证明的具体来历。根据中心编造的经历，戈德富斯是纽约一位室内画家的儿子，童年时居住在东门区第87大道，1916年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底特律工作直到1926年。后来，他到过大瀑布城、底特律和芝加哥，1947年返回了纽约。然而，中心编造的这个经历实在不够圆满。中心担心菲舍尔在求职时会受到盘问，因此不许他去应聘工作。中心指示菲舍尔开了间艺术绘画室，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由于终日和纽约艺术家们混在一起，菲舍尔的绘画技艺也逐渐提高了，并且成了一个有能力的、虽然有些平凡的画师。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最崇拜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画家拉维坦，这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菲舍尔并没有使用斯大林式的评价，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他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派绘画作品的态度。他曾对另一位艺术家说：“你知道吗，我认为绝大部分现代艺术都正在走向死胡同。”1949年，莫里斯。科恩（代号路易斯、自愿者）领导的间谍小组（其中包括科恩的妻子洛娜，代号莱斯利）被置于菲舍尔的控制之下，这个小组构成了菲舍尔秘密情报站的基础。在伊莉莎白。本特利叛逃后，中心曾于1946年初与科恩暂时中断了联系，一年后在巴黎与他们恢复了联络，1948年，中心命令他们重新开始在美国活动。“自愿者‘小组里最重要的间谍是物理学家特德。霍尔（”年轻人“）。19 45年，霍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提供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时，洛娜。科恩曾为他充当过通信员。1948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霍尔和他的妻子加入了共产党，显然霍尔是希望停止间谍活动，去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天真的亲苏派人士亨利。华莱士工作。然而莫里斯。科恩说服了他继续从事间谍工作。1948年8 月2 日，华盛顿情报站在致中心的电报中称：路易斯已经见过”年轻人“T.路易斯说服”年轻人’断绝了与进步党的联系，专心从事科学情报的收集。“年轻人”的两个新联系人得到了重要信息。而且他们已经表示过愿意发来一些关于“庞然大物”（核武器计划）的资料，但是必须满足他们的两个条件：第一，年轻人是他们的唯一联络人；第二，不能让阿尔特弥斯（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知道他们的姓名。扩大后的“自愿者”小组除“年轻人”外，还包括其他三名间谍：阿登、塞尔伯和西尔弗。其中两人肯定就是霍尔联系上的那两名核物理学家。虽然不清楚他们的身份，但中心认为他们提供的情报是最重要的。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自愿者’小组……能够确保向中心提供涉及美国原子弹发展情况的绝密情报。”为了肯定“自愿者”小组取得的成绩，菲舍尔于1949年8 月被授予红旗勋章。然而就在一年后，由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的被捕，菲舍尔的秘密情报站遭到了破坏。因为洛娜。科恩曾经为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当过通信员，所以科恩夫妇被立即转移到了墨西哥，赴莫斯科前，他们在代号为“鹰”和“鱼”的苏联间谍（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保护下在墨西哥度过了几个月。几年后，他们用彼得和海伦。科尔格的名宇“重现江湖”，在伦敦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里工作。霍尔的间谍生涯也中断了。1951年3 月，联邦调查局调查组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询，调查局认为他犯有间谍罪，但是因为缺少证据而未能起诉他。后来使用“鲁道夫。阿贝尔”这个化名的菲舍尔成了最出名的苏联特工之一，克格勃把他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事实上，他根本无法与二战期间的伊沙克汉。阿赫梅罗夫相提并论。在八年的间谍工作中，他未能发现，更别提招募到一个能够代替“自愿者”小组的间谍。然而，与阿赫梅罗夫所处的环境不同，菲舍尔未能得到美国共产党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阿赫梅罗夫那个年代，组织健全的美国共产党不仅担负着寻找出色的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而且是阿赫梅罗夫的助手。菲舍尔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战后被削弱了，其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苏联在冷战初期招募到的最重要的美国间谍是亚历山大（“萨沙”）。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他是个不请自来的间谍。1923年，科帕茨基出生在布良斯克州的苏罗兹。1941年起，他是苏联情报部门里的一名中尉，1943年12月，科帕茨基在战斗中受伤并被德国人俘虏。在德军医院里，他同意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安德列。弗拉索夫将军下属的反苏俄解放军部队里当情报官，这支部队配合德国主力部队对苏联红军作战。战争结束后，他被美国当局监禁了一段时间，被关在达豪的一个过去的集中营中。虽然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服过役，但是科帕茨基为自己建立的反苏形象可谓天衣无缝，以至他被德军东部战线前情报负责人莱因哈德。格伦将军邀请到1946年建立的美国人监督下的德国情报机构工作。该机构设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拉奇。1948年，科帕茨基与前党卫军军官埃莱奥诺勒。施蒂纳的女儿结了婚，这使他进一步摆脱了以前与苏联的关系。他的妻子曾经因参与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而被判入狱了一段时间。后来，埃莱奥诺勒回忆她的丈夫时说：“（他）喜欢喝伏特加。习惯亲吻女士的手……他非常有时间观念，经常把自己的皮鞋擦得提亮，而且他坚持每天早上进行体育锻炼，一辈子都留着整齐的短发。他的枪法很准。萨沙喜欢打猎，经常说起他和他的父亲在西伯利亚打老虎的事。”许多年后萨沙已经死了。闲时在看根据约翰。李。凯利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时候，埃莱奥诺勒突然意识到萨沙与她结婚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她说：这个想法，“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住了我”。从结婚那一天起科帕茨基可能就已经在计划与苏联情报机关恢复联系了。国外情报局至今仍然对科帕茨基的案子非常敏感。直到1997年，它还坚持宣称没有任何档案显示科帕茨基（无论他使用什么化名）曾经“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过”。然而，米特罗欣却从国外情报局声称不存在的档案中摘录下了详细的内容。这些档案显示，1949年科帕茨基曾到巴登一巴登拜访过苏联军事代表团，并被秘密地送到了民主德国。在那里，他同意做苏联的间谍。不久后，他就打入了反苏移民组织——俄罗斯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以慕尼黑为基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联系。1951年，科帕茨基被中央情报局西德站发展为“首席间谍”，这无疑是他的苏联指导员高兴看到的事。他先后使用过中心给他设计的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等代号，每个月他会得到500 马克的工资，而同时他还从中央情报局领取薪水。1951年N 月5 日，他把中央情报局间谍、爱沙尼亚人埃图尼安。弗拉基米尔。基维（在科帕茨基的档案中被错误地称为一名“美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灌醉后送到东柏林，交给了苏联的情报部门。这是他早期的杰作之一。科帕茨基虽然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正式官员，也从来没有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过，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德国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的档案显示，至少有23名克格勃的行动官员和一名特工“曾经见过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可见，中心是何等重视他。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都把美国看做它的“主要对手”。冷战初期，苏联第二位的对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法国则处在第三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曾经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情报活动的重要基地。然而，随着1940年6 月法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而在南方则建立起了维希傀儡政府（后来南方也被德国人占领），加上1941年6 月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一系列情况大幅度地缩小了苏联的渗透范围。然而，在法国抵抗力量中的共产党团体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影子仍无处不在。二战中，在法国的苏联间谍主要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巴黎，由约五十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追随者组成，勒穆瓦纳是该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个小组以图卢兹为基地，大约有25名成员，领导人是亨利。1941年起，亨利领导的小组还在巴黎发展了一个下级组织。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勒穆瓦纳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在为法国共产党工作，而不是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工作，该小组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解散”。虽然亨利小组中有六名成员（克罗德、卢西恩、莫里斯、罗伯特和扎涅塔）被德国人逮捕并枪毙了，但是小组的核心仍然保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苏联情报机构在法国获得的行动自由比在美国和英国都大得多。法国共产党公开歌颂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无可辩驳的英雄形象，自豪地称自己是“战斗的党”，并大大地夸大了牺牲的共产党员的人数。1944年8 月起，戴高乐将军邀请法国共产党加人临时政府后，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担任政府部长的情况。1945年5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7％的人认为苏联是打败德国的主要力量（20％的人认为是美国，12％的人认为是英国）。1945年10月进行的大选中，法国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成为了法国的第一大党。到年底，它已经拥有近80万名党员。虽然对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心或者说是害怕“特别是1946年初戴高乐辞职后——法国正在走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一位社会党的部长曾经私下里这样抱怨说：“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培植一些一把手们都支持共产党获胜！”1944年N 月18日，中心给新成立的巴黎情报站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这也是法国解放后它给设立在法国的情报站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指示情报站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恢复与战前的间谍的联系，并在外交和内政部、情报机关和政治党派及团体里发展新间谍。中心在它在英国和美国开展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激励下，于1945年2 月20日，向情报站下达了新的命令，指示情报站把发展间谍的目标扩大到巴斯德一居里学院和其他主要研究机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法国共产党员和诺贝尔奖得主）被任命为法国政府的科学研究主任，对此中心无疑感到非常高兴。约里奥一居里向莫斯科保证：“法国的科学家……将永远听从你们的指示，而且不会提出任何情报回报要求”。1945年，巴黎情报站向莫斯科发回了1123份根据70个来源提供的情报汇编的报告。巴黎情报站在行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缺少间谍，而是缺少指导员。到1945年2 月的时候，情报站里只有3 名行动官员。5 月份，战时亨利小组中的马塞尔奉命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协助对法国战后成立的对内和对外情报机构。外交部和各政党进行渗透，以及重新建立外省间谍的控制体制的工作。11月份，巴黎情报站里行动官员的数量增加到了7 名，另外还有6 名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在以后的几年里再没有增加。除了招募新的间谍，情报站还奉命对每一个二战前发展的间谍进行专门审查。情报站1945年的报告被批评为不够深刻和对最有价值的间谍缺乏重视，而这应该算是件很自然的事。巴黎情报站上报的另一份关于1946年7 月1 日至1947年6 月30日的情报统计资料显示，这一年中，巴黎情报站所提供的报告和文件总共有2627份，比1945年增加了一倍多。情报站在招募新间谍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44年，被亨利前一年发展的前抵抗运动成员韦斯特加人了新组建的法国国外情报局（1946年1 月起更名为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韦斯特开始时在英国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意大利处。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情报”。虽然韦斯特（后来改名为拉诺尔）于1945年被撤职，并从此开始在出版界工作，但是他仍然与以前的一些同事保持着联系。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案中确认的韦斯特发展的第一个间谍拉蒂恩于1946年被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开除了。1947年，韦斯特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发展了两个更重要的官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舒安（或托尔马）和诺尔（或诺尔曼）。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长期的派系斗争也为苏联间谍的渗透创造了条件。1946年5 月，戴高乐在二战中任命的情报事务主管，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第一任局长安德雷。德瓦弗兰（化名‘湘西“）因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遭逮捕，但是后来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德瓦弗兰的接班人亨利。里比埃和他的副手皮埃尔。富尔科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有一次，富尔科不得不否认里比埃对他的指责，说自己并没有在里比埃的汽车刹车上动手脚，而导致刹车失灵，差点要了里比埃的命。还有一次，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举行的气氛非常紧张的各部门负责人例会上，里比埃竟然用手杖把富尔科从会议室里赶了出去。正如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一位官员抱怨的那样：“局长和副局长下达的相互矛盾的命令使各部门的负责人简直无所适从。”1946年7 月到1947年6 月30日，巴黎情报站一共给中心提供了1147份有关法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其中包括92份涉及法国针对苏联开展的情报活动，50份涉及法国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的活动。米特罗欣抄记录的档案显示，舒安和诺尔都在政治情报部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政治研究处）里工作。舒安曾经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美国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1949年，他被调到了苏联集团处。诺尔专门负责意大利方面的情报工作。巴黎情报站每个月付给韦斯特3 万法郎，而且1957年还给他出资36万法郎购买了一套公寓。1946年到1948年担任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喜欢吹嘘自己在对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就。1952年，在中心举办的一次讲座上，他轻蔑地把法国的情报部门描述成“一个我可以随时召唤的妓女”。对法国外交部进行渗透就困难得多了。共产党贸易联盟领导人伯努瓦。弗拉商1946年6 月访问莫斯科时悲观地说：外交部里的官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群体……以他们的反动观点而闻名。我们在这个部里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一名党员在外交部工作。她是外交部部长乔治。比多的私人秘书，而且比多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她。在驻外人员中，只有驻布拉格使馆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这个共产党员使馆秘书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后来（1969一1975年）担任法国驻北京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马纳克的代号是塔克西姆，他与苏联情报界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42年，当时他还在土耳其任职。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他只是秘密的联络对象，还算不上间谍，但直到1971年还经常出于“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动机”给苏联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受到了中心的重视。在与克格勃29年的接触中，中心给他安排过6 名专案官员，最后一位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的处长钦巴尔，他的职责包括负责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冷战时期，潜伏在法国外交部里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不是外交官而是一位从事密码工作的职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在二战结束时招募的从事间谍活动时间最长也是最有价值的间谍，很可能是在外交部工作的一名23岁的密码官员，代号茹尔。他提供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和密码解码材料被装在“专用箱”（他的档案中这么叫）里，从巴黎被送到莫斯科。这些情报使破译法国外交部发给法国各驻外使馆的密码电报成为可能。1957年，茹尔被秘密地授予红星勋章。二十五年后他仍然从事着情报活动，1982年由于“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他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1947年5 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这使苏联对法国政府进行渗透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1948年4 月中心抱怨道：情报站没有能够接近“戴高乐人民法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的“法国人民共和运动”和其他“反动”政党领导层的间谍；它也没有能够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苏联事务处，情报站从英国和美国使馆获得的情报也少得可怜，而且在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作为科技情报来源的重点目标进行的渗透上也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同时也为了实施旨在“削弱敌视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人的威望”的“积极措施”，中心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莫斯科对这一计划的结果仍然不十分满意。1948年9 月1 日到1949年2 月1 日，巴黎情报站提交了923 份报告，其中20％被认为具备相当的重要性，被呈送给了中央委员会。然而，中心的批示称：“这还没有完全达到领导人对政治情报提出的要求”。2 月1 日到12月31日，巴黎情报站提供了1567份报告，其中21％被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些报告被批评为“未能反映出最核心的内容”和“不足以用来弄清执政党与民主（亲苏）力量进行斗争的计划”。1949年巴黎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报告数量减少了——平均每个月比1948年减少40份。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档案中所谓的1949年年初“行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当时，法国情报局和警察加紧了对苏联大使馆的监视。1949年3 月12日，中心警告巴黎情报站，继续在街道上、咖啡馆和饭店里约见他的间谍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并建议情报站更多地使用死信箱，通过隐写墨水和无线电传递信息。情报站还奉命训练间谍如何发现和摆脱监视，并指导他们在遭到审问和逮捕后如何表现。一个月后，情报站向中心汇报说，虽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在街道上与间谍会面的做法，但是安全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专案官员被禁止从使馆或其他属于苏联的建筑物里径直外出去会见他们的间谍。每次会见间谍前，情报站的司机会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接这些官员，并在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确认无人监视后，才把他们送到约会地点。约会完后，与间谍接头的专案官员会在与另一位情报站官员擦肩而过时，将得到的情报交给这个官员——这种交接方式被称为“快速接触”。约会间谍的时间和地点也经常改变，约会被更多地安排在教堂、剧院、展览馆和巴黎市区以外的地点进行。另一项安全措施是降低与间谍约会的频率。巴黎情报站安排与它最有价值的六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两次，与其他十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一次，与另外七名间谍每两个月接头一次。一些不太重要的间谍被暂时中止了联系或只在必要时通过事先约定的信号进行联络。新的安全措施执行一年后，巴黎情报站报告说“行动环境”得到了改善。1950年4 月22日，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它与约50名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数量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巴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质量比英国和美国情报站提供的要高。4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组织上出现的混乱，也表现在对它的最有成效的三名英国间谍的指导上。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吉姆。菲尔比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英国驻土耳其站站长期间，苏联方面也没有给他指派一名固定的指导员。除了回伦敦期间，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都是通过盖伊。伯吉斯进行的。然而，伯吉斯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在尤里。莫金看来，“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再能够承受双重生活给他造成的压力”。1949年秋，伯吉斯到直布罗陀和丹吉尔进行了一次旅行，在这次被戈伦韦。李斯称为“轻率的自我放纵的长期旅行”当中，伯吉斯竟然忘记结清饭店的账单，还公开了自己英国情报官员的身份，并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喝醉后唱道：“今天的男孩子很下流，比过去的还下流。”回到伦敦后，他竟然没有被解雇，这使伯吉斯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但是他一回到外交部就重新开始了一位忠诚的间谍的生活，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文件。例如，1949 年12月7 日，他交给了莫金168 份文件，长达660 页。他利用英美在对1949年10月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上的分歧，离间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克格勃把这项内容也当作伯吉斯的功绩记人了他的档案。唐纳德。麦克莱恩受到的压力比伯吉斯还大。1948年10月，刚刚35岁的麦克莱恩被任命为英国驻开罗领事并负责领事馆档案室的工作，这使他看上去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向外交部最高职务或接近于这个职位的道路。然而苏联驻开罗情报站麻木不仁的态度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他提供的情报得不到任何反馈，中心也没有给他进一步的指示。1949年12月，麦克莱恩在一包机密的外交文件里夹了一个字条，要求允许他放弃苏联间谍的工作。没有用心指导麦克莱恩开展工作的开罗情报站未能发现这个字条，字条原封不动地被送到了莫斯科。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心也忽略了这张字条。直到1950年4 月，麦克莱恩再次要求从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双重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这时，中心才看到了他四个月前发出的第一张字条。当中心还在考虑他的请求时，麦克莱恩已经要疯了。5 月的一个夜晚，他和同事菲利浦。托因比借着酒醉后的冲动，冲进了两名美国使馆女工作人员的公寓，洗劫了她们的卧室，扯开了她们的内衣，然后又去破坏她们的浴室。在浴室里，托因比后来回忆说：“唐纳德把一面大镜子举过头顶扔向浴盆，让我感到奇怪和高兴的是，天啊，浴盆碎成了两半，可是镜子却完好无损。”几天后，麦克莱恩被送回了伦敦，外交部给他放了暑假，并替他支付了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心理医生做出的诊断是工作过于繁重、婚姻问题和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到了秋天，麦克莱恩至少能在上班时间里控制好自己，后来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事务处处长。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增强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莫斯科的影响。后来，麦克莱恩的副手罗伯特。塞西尔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一定发现了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建议中国和北朝鲜应该采取的战略和谈判原则方面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提供机密文件的同时，麦克莱恩和伯吉斯还把他们自己的反美态度附加了进去，这样做增加了苏联认为美国可能把朝鲜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的担心。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麦克莱恩在他的外交生涯里第一次公开认同了斯大林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天生就是带有侵略性的。他说，美国经济过于依赖其军事机器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看起来，较之于因大批军人复员而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似乎还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然而，中心最看好的英国间谍还是吉姆。菲尔比，它希望有朝一日菲尔比能成为英国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1949年秋，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站长。他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这个新职位使我“重新回到了情报决策过程当中”，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情报机构”。启程赴美之前，菲尔比被告知了“维诺娜”的秘密。虽然他很清楚破译出来的材料可能会确认出他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他发现“维诺娜”破译出的材料涉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英国开展的活动的很少。他于是放心了。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美国进行的活动。1949年9 月底，苏联成功地实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不久，菲尔比在了解“维诺娜”进展情况时发现，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窃取原子弹情报的苏联间谍查尔斯已经被证实就是克劳斯。富克斯。中心立即给那些与富克斯有联系的间谍发出了警告，通知他们可能需要取道墨西哥逃跑。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能成功地通知到富克斯，1950年4 月，富克斯被捕并被判处14年监禁。1949年10月到达华盛顿后不久，菲尔比很快就获得了定期了解“维诺娜”破译情况的权利。第二年，威廉。魏斯班这位第一个向中心透露“维诺娜”秘密的美国间谍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后，菲尔比的这个权利变得更加重要了。菲尔比还负责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工作，这使得他能够为中心提供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针对苏联的行动的预警性情报，他甚至还能提供英美间谍跳伞降落地点的地理坐标。后来在写回忆录时，一想起上百名被他出卖的间谍的命运，菲尔比就无法抑制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民提到那些跳伞降落到苏联国家安全部怀抱里的间谍，他带着令人毛骨惊然的讽刺语气写道：“我不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但是我有根据进行猜测。”菲尔比在华盛顿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情报委员会或国家安全部在华盛顿人员的协助。华盛顿情报站的混乱状态导致两名成功的情报站站长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被召回了莫斯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尔比拒绝与任何设在苏联使馆里的情报站的官员进行接触。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伯吉斯是菲尔比与中心的唯一联络渠道。1950年夏，菲尔比意外地收到了伯吉斯的来信。伯吉斯一开始就写道：“我有一个让你吃惊的消息——我刚被派到华盛顿来工作。”后来在回忆录里菲尔比声称，为了使伯吉斯摆脱那些使他声名狼藉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尴尬”，他同意在伯吉斯任职期间把他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道4100号——菲尔比自己宽敞的、具有新古典风格的家里。然而，“尴尬”仍在继续。1951年1 月，在菲尔比夫妇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伯吉斯再次发作，他给利比。哈维，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妻子画了一张侮辱性的（而且据别人说是淫秽的）的漫画。哈维夫妇狂怒地咆哮起来，埃利恩。菲尔比躲进了厨房，而吉姆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对伯吉斯哺哺说道：“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呢？”尽管伯吉斯在美国麻烦不断，但是他还是完成了替菲尔比与他的新任专案官员充当通信员的重要任务。新任专案官员是一个代号为哈里的俄国特工，此人在伯吉斯到美国赴任的几个月前才到纽约。哈里出生于1918年，他的真实姓名是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马卡耶夫。1947年5 月，他被送到华沙。因为他将使用一个曾经在波兰居住过几年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他的假身份证明，中心给了他一个1930年签发的过期的美国护照。这本护照属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瓦里克（此人1917年出生在芝加哥，父母是乌克兰人）。1930年，真正的科瓦里克（当时还是个孩子）随父母回到了波兰，后来这家人在苏联定居下来，1957年，科瓦里克死于车里雅宾斯克州。马卡耶夫在华沙居住了两年后，一位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帮助他用科瓦里克这个名字弄到了一本新的美国护照。1948年间月，国家安全部发现这位女职员在未通知大使馆的情况下与一个波兰公民结了婚，她希望自己任职期满后，能与这个男人一起回到美国。为了保守她结婚的秘密，她屈服于国家安全部的压力，发誓说自己认识科瓦里克本人和他的父母，而且可以为他的人品担保。根据马卡耶夫的档案，他向大使馆提出的护照申请“处理得非常迅速，而且办理过程中存在着重大违规行为”。这个腐败的使馆职员得到了750 美元的奖励。1950年3 月5 日，马卡耶夫登上了巴托利号客轮，离开格了尼亚前往美国。中心认为，在成分复杂的纽约艺术家圈子里，马卡耶夫能和菲舍尔一样找到可靠的掩护。到美国后不久，他就与一名出生在波兰的芭蕾舞演员（代号艾丽斯）谈起了恋爱；艾丽斯在曼哈顿开了一个芭蕾工作室。马卡耶夫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比菲舍尔在绘画方面可强多了。当了一段时间的毛皮商后，他在纽约大学找到了一份教作曲的工作。中心对马卡耶夫的期望很高，并给他2.5 万美元用来建立一个新的、与菲舍尔的情报站平行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中心还给他安排了两名苏联间谍做助手，一个是使用假芬兰身份的雷诺。海哈思（代号维克），另一个是使用奥地利身份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利亚明（代号迪姆率迪马）。另外，中心还为新的情报站准备了两条专门的通信渠道，一条是纽约间谍梅和伦敦间谍格里之间的邮政渠道，另一条则利用代号为阿斯科的海员当通信员，他经常往返于芬兰和纽约。让中心振奋的是，马卡耶夫结识了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一家。不过，马卡耶夫的主要任务还是给莫斯科最重要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当指导员。1950年11月，伯吉斯第一次充当了在华盛顿的菲尔比和在纽约的马卡耶夫的通信员。他去纽约的借口是探望他的朋友，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的私人秘书艾伦。麦克莱恩（唐纳德。麦克莱恩的弟弟）。由伯吉斯建立起来的这条联系渠道畅通后，菲尔比同意亲自与马卡耶夫见面。然而，伯吉斯仍然是菲尔比与专案官员间的正常联络渠道。他频繁地到纽约去探望艾伦。麦克莱恩，甚至使杰布以为他们俩“合住一间公寓”。与艾伦的谈话无疑也使伯吉斯能够随时了解到麦克莱思不稳定的精神状况。菲尔比交给马卡耶夫的一些极重要的情报均与麦克莱恩有直接关系。菲尔比接触到的“维诺娜”解码材料中多次提到一位在二战结束时在华盛顿活动、代号霍默的间谍，但是一开始，关于这个间谍真实身份的线索非常模糊。菲尔比很快就意识到霍默就是麦克莱恩，但是中心告诉他“麦克莱恩必须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而且时间越长越好”，中心会制定在“敌人收网前”营救麦克莱恩的计划。直到1950—1951年的冬天，这张网才逐渐缩小。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少到了35个。1951年4 月初又减少到了9 个。几天后，梅雷迪思。加德纳破译的一份材料证明霍默就是麦克莱恩。因为这份材料的内容显示，1944年6 月霍默的妻子因为要生孩子住在了纽约她母亲家里，在怀疑对象中只有唐纳德的妻子美林达。麦克莱恩符合这一情况。至少还有几星期时间可以安排麦克莱恩逃跑。由于英国方面作出了在任何诉讼中都不能使用“维诺娜”材料的决定，搜集用来证明麦克莱恩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的工作就变得复杂起来。这样，英国安全局就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逮捕麦克莱恩。向麦克莱恩发出警报（警告他已经被证明是苏联间谍）的计划不是由中心而是由菲尔比和伯吉斯制定的。1951年4 月，在一系列引起了弗吉尼亚警方、国务院和英国大使愤怒的越轨行为后，伯吉斯不光彩地被命令回国了。乘“玛丽女王号”离开纽约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与菲尔比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晚饭，餐厅里的管乐声使他们的谈话不可能遭到窃听，两个人商定，伯吉斯一回到英国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麦克莱恩并通知伦敦情报站。与担心麦克莱恩的安全相比，菲尔比更关心自己的安危。如果麦克莱恩承受不了审讯的压力，而且从目前他那已经糟透了的精神状态上看，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么菲尔比和“五杰”中的其他人都会陷入危险。米特罗欣从克格勃档案里摘录了这样一段话：“斯坦利（菲尔比）要求立即把霍默偷渡到苏联，这样才能够保全他自己。”他还迫使伯吉斯保证不会陪同麦克莱恩去莫斯科，因为这样也会威胁到他的安全。5 月7 日，伯吉斯一回到英格兰就去找布伦特，要求他把这个消息带给“彼得”，也就是莫金。莫金说，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已经从布伦特紧张的表情上断定肯定是出了大事。布伦特说：“彼得，出大麻烦了。盖伊。伯吉斯刚回到伦敦。霍默快要被捕了……看唐纳德现在的状态，我肯定他过不了审讯这一关。”两天后，中心同意把麦克莱恩弄出英国。与此同时，伯吉斯去见了麦克莱恩，让他担心的是，尽管（或者是由于）非常紧张，麦克莱恩可能会拒绝叛逃。伯吉斯向莫金和伦敦情报站站长尼古拉。罗了报告说，麦克莱恩现在是不会离开妻子美林达的，因为再过几个星期，美林达就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当罗丁把麦克莱恩犹豫不决的情况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后，中心电告他：“霍默必须同意逃出英国。”从麦克莱恩向她求婚时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间谍的美林达。麦克莱恩，出于对丈夫安全的考虑，也认为他应该马上到莫斯科去。但是，很明显，麦克莱恩需要一个护送人。5 月17日，中心指示伦敦情报站，让伯吉斯陪同麦克莱恩来莫斯科。开始时，伯吉斯不同意，因为他曾经向菲尔比保证过自己不会离开英国，而且他自己，在莫金看来，也已经“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然而罗丁使伯吉斯以为他并不需要把麦克莱恩一直送到莫斯科，而且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返回伦敦，这样伯吉斯才被说服了。实际上，中心认为伯吉斯已经变成了负担，并决定把他也弄到莫斯科来——在必要时使用欺骗手段，并把他留在那儿。莫金后来写道：“只要他同意和麦克莱恩一起走，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这种情况实在够可笑的，中心认为一…。。我们手上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已耗干了的间谍。”虽然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已秘密下令对麦克莱恩进行审讯，但是并没有确定审讯的具体日期。但伦敦情报站错误地认为，麦克莱思可能会在5 月28日（星期一）被逮捕，并计划安排他和伯吉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末离开英国。伦敦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英国安全局和秘密警察于每天晚上8 点后和周末停止对麦克莱恩的监视。（它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位于肯特和萨里郡交界附近的塔斯费尔德的麦克莱恩的住所根本没有受到监视。）情报站还发现，法莱兹号游艇每个周末都会从南安普顿港出发，到达法国港口后再返回，而且上船的游客不需要护照。伯吉斯奉命用假名为他自己和麦克莱恩买了两张5 月25日（星期五）晚上的船票。那天晚上，怕吉斯开着租来的车到了塔斯费尔德，和麦克莱恩一家吃完晚饭后，他和唐纳德开车到了南安普顿，正好赶在法莱兹号启航前上了船。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圣马罗下船前往雷恩，并在那里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从巴黎他们又乘火车赴瑞士。在伯尔尼，他们从苏联大使馆拿到了假护照。在苏黎世，两个人登上了在布拉格中转飞往斯得哥尔摩的航班，但他们在布拉格一下飞机，就与苏联情报官员会合了。当美林达报告说他的丈夫周末过后就没有回家的时候，伯吉斯和麦克莱思已身处铁幕背后了。伯吉斯一到苏联就被告知，他不能再回英国了，但是每年他都会得到2000卢布的养老金。莫金后来抱怨说，中心浪费了一个天才的间谍：“读书、散步和偶尔与另一个邂逅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本来他对克格勃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但是他无所事事，因为没有事让他去做，而他又不是个会自己去找事干的人。”麦克莱思受到的待遇比伯吉斯强得多。他在古比雪夫定居下来，用马克。彼得洛维奇。弗拉瑟这个名字获得了苏联公民权，而且他得到的养老金是伯吉斯的两倍；在以后的两年里，他在古比雪夫教育学院里教书。1953年9 月，中心计划的代号为西拉的行动帮助麦克莱恩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逃离了英国，一家人在古比雪夫团圆了。中心认为，成功的营救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高了自己在苏联间谍眼里作为情报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但是，菲尔比并不这样认为。5 月24日与马卡耶夫见面时，马卡耶夫发现菲尔比“很紧张而且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坚持认为如果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逃到了莫斯科，那么他自己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五天后，英国安全局在华盛顿的一位联络官向他通报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的情况，直到这时菲尔比才知道伯吉斯也逃跑了。菲尔比后来写道：“我（对这个消息）的惊愕可不是装出来的。”那天午后，他开车到弗吉尼亚乡下，把用来复制文件的照相器械掩埋在了一片树林里——两年前他刚到华盛顿时就已经在头脑里把这个行动预演了许多遍。就在菲尔比最需要指导员帮助的时候，马卡耶夫却没有出现。设在纽约领事馆的苏联情报站在一个死信箱里留下了一封信和2000美元，让哈里交给菲尔比。然而马卡耶夫却没有找到这些东西，自然菲尔比也就未能收到。由于未能给菲尔比提供帮助，中心在查问马卡耶夫在纽约的所作所为时，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心认为马卡耶夫“缺乏纪律观念”、“违抗中心的命令”而且“作风粗野”，这一缺点被归咎于他童年时缺乏教养。让马卡耶夫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的计划被取消了，并且为了使他得到专家的监督，他被调到了菲舍尔的情报站里工作。但是他的表现也没有什么进步。从莫斯科休假返回纽约的途中，马卡耶夫弄丢了一个仿造的瑞士空心硬币，硬币里藏着拍摄了秘密行动指令的微型胶卷。经过进一步调查后，马卡耶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间谍生涯也宣告结束。中心在纽约试图收回分配给他的9000美元（2000元存款和7000元股票）的努力未能成功，这笔钱只好被注销了。据中心统计，从1934年至1935年被招募为间谍开始，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总共提供了2 万多页“有价值的”机密文件和情报报告。然而，正如菲尔比所担心的那样，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尽管没有给“五杰”中其他人的间谍活动划上句号，但也至少造成了损害。他们叛逃后，布伦特来到伯吉斯的公寓寻找并销毁那些可能被用做证据的文件。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一系列未署名的、关于1939年英国政府进行的秘密会谈的记录。在英国安全局漫长的调查过程中，约翰。科尔维尔爵士（记录中提到的一个人）发现这些记录是由凯恩克罗斯整理的。于是，国家安全局开始了对凯恩克罗斯的监视，在他去与指导员莫金紧急约见时跟踪了他。莫金及时发觉有人监视凯恩克罗斯，于是他没有与凯恩克罗斯见面就回家了。在英国安全局以后的调查中，凯恩克罗斯承认自己给俄国人提供过情报，但是否认自己是间谍。不久后，他在与莫金最后一次见面时拿到了“一大笔钱”，辞去了在财政部的职务，并移居到了外国。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中心马上指示莫金，让他迫使布伦特也到莫斯科来。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库尔托学院有名有望，而且恰合心意的环境，去面对斯大林控制下的苏联惨淡的社会主义现实，布伦特拒绝了这个要求。布伦特对他的指导员说：“我非常了解你们人民的生活，要我也过那样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忍受的。”用莫金自己的话说，他只好无言以对地走了。布伦特确信英国安全局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指控他。苏联情报机关以后再也没有与他有更多的联系。正如菲尔比担心的那样，他的朋友、曾经与他住在一起的伯吉斯的叛逃，使他立刻变成了怀疑对象。中央情报局局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马上通知英国秘密情报局说，菲尔比再也不能当英国驻华盛顿的联络官了。回到伦敦后，菲尔比从秘密情报局退休。1951年12月，他被召到英国安全局总部接受“司法询问”（实际上是一次非正式的审讯），对此，他在回忆录里作出了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记录。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称：“每一个听完了审讯的全过程的官员在离开时都完全相信菲尔比是有罪的。”与他叛逃到莫斯科12年后试图使人们形成的印象恰恰相反，菲尔比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多数同事都同意情报局的观点。但是“司法询问”得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可以达成成功诉讼的证据。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菲尔比还有一帮忠实的朋友在支持他，在他们面前菲尔比聪明地把自己装扮成了麦卡锡主义的无辜的牺牲品。直到1954年，苏联的情报机关都没有再与他有过联络。看来，菲尔比永远也没有想到伯吉斯的叛逃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勇气，而是中心使用了巧妙的欺骗手段，而且菲尔比也永远没有原谅伯吉斯这一使他处于危险境地的做法。1963年，菲尔比叛逃到莫斯科时，已经病入膏盲的伯吉斯请求他的老朋友到位于“步兵大街”的克格勃医院去看望他。可是菲尔比没有同意。在莫斯科受到的待遇使菲尔比更为不满。菲尔比一直以为自己是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军官，然而他惊讶地发现，作为一名外国间谍，他永远也不可能被授予军衔。更糟糕的是，克格勃或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领导并不完全信任他。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也就是他到莫斯科十四年后），这位克格勃最著名的西方间谍才终于被允许进入了克格勃的总部。第十章 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1951年11月6 日作为哥斯达黎加代表团的顾问，“特奥多罗。B.卡斯特罗”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开幕式。这算是苏联特工最引人注目的公开亮相之一。实际上，这个‘卡斯特罗“真名叫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曾经使用过马克斯、阿图尔和达克斯三个代号），是一位居住在立陶宛的犹太人，以前主要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被训练成破坏专家，也是在墨西哥城暗杀托洛茨基行动的主要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阿根廷领导专门破坏德国船只和货物的秘密情报站。在阿根廷时，格里古列维奇就开始为自己编造在拉美的活动经历，以备战后活动之需。1949年下半年，格里古列维奇和他的妻子劳拉。阿劳约。阿吉拉尔（一个移民墨西哥的苏联间谍，代号路易莎）在罗马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格里古列维奇以一位哥斯达黎加已故名人（这位名人其实没有子女）的私生子特奥多罗。卡斯特罗的身份，办起了一个小型进出口公司，以掩护自己的情报活动。1950年秋，他与一个来访的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混熟了，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包括与他同时代的哥斯达黎加著名政治家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创建第二共和国的执政团的首脑；该执政团重新建立了法制政府，菲格雷斯本人也曾于1953—1955年和1970—1974年两次出任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自己居然能赢得菲格雷斯的信任肯定令格里古列维奇大喜过望。被格里古列维奇那一套关于自己是私生子的谎言所蒙蔽，菲格雷斯告诉格里古列维奇说他们俩是远亲。此后，据格里古列维奇的档案记载，他成了这位未来的总统的朋友和知己，并用中心的钱和菲格雷斯在意大利合伙投资一家公司，进口哥斯达黎加咖啡。1951年10月，冒名“特奥多罗。卡斯特罗”的格里古列维奇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罗马全权代表。一个月后，他被选为哥斯达黎加参加巴黎联合国第六届大会代表团的顾问。会议期间，他被介绍给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文登，但是显然没有被介绍给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风格向来单调而冗长。但是，这次他带来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鸽子，以此来比喻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无辜受害者，然后才开始他那充满挖苦的演说。苏联大恐怖时代，他在公审大会上担任公诉人时就因为这种挖苦风格而臭名远扬。对于杜鲁门总统关于军备控制的讲话，维辛斯基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讽刺和抨击，他声称：“昨晚读了这篇演讲之后我很难人睡，因为它让我不停地发笑。”维辛斯基挖苦的另一个对象就是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安理会讨论了希腊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允许在希腊内战时期疏散到苏联集团国家的希腊儿童返回祖国的议案。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下，哥斯达黎加代表同意支持这个议案。哥斯达黎加选择了格里古列维奇来为乔治。马蒂内。莫雷诺起草一份支持这个议案的讲话稿，这无疑使他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竭尽全力用空洞的言辞来尽可能地少冒犯苏联代表团，强调“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始终对可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因素表示忧虑和关切”，并祝贺联合国巴尔于问题特别委员会“开展的观察和协调工作，虽然巴尔于地区还存在着危险，但毕竟联合国的工作捍卫了世界和平”。但是苏联代表团并没有被打动。也许因为没有察觉到卡斯特罗的真实身份，维辛斯基指责这个讲话是个外交小丑的胡言乱语。维辛斯基的这些指责并没有对格里古列维奇的外交生涯产生任何消极影响。1952年5 月14日，格里古列维奇向意大利总统路易吉。伊诺第递交了自己作为哥斯达黎加驻罗马全权大使及特别信使的委任状。据其档案记载，格里古列维奇与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及接替邦克的克莱尔。布思。吕斯的关系十分亲密，而且他还成功地感化了保罗十二世的侄子——哥斯达黎加驻梵蒂冈的公使——朱利奥。帕斯利王子。格里古列维奇曾15次拜见过教皇本人。同时，他与意大利战后主要政治家之一、天主教民主党人士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1945—1953年任总理）交上了朋友，这位政治家还送给他一架照相机“象征我们的友谊”。从一个专门从事暗杀和破坏的苏联间谍到一个拉美地区成功的外交家，格里古列维奇这一令人惊奇的转变，加上“威利”。菲舍尔的秘密情报站成功地提供了美国核武器方面的“绝密”情报，这一切使中心认为，它在冷战初期重新实现“大特工”时代辉煌成就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战后特工的作用被认为具有比他们那些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前辈们更重大的潜在意义。冷战一旦变热——而中心认为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苏联大使馆里以及设在其中的公开情报站就必须从北约国家中撤出来，而只能依靠这些潜伏下来的特工开展战时的情报活动。尽管冷战初期格古列维奇及菲舍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在50年代初，克格勃总部里却没有一点欢庆胜利的气氛。由于“维诺娜”破译密码查出了一些苏联间谍，加上不久前本特利。钱伯斯和古森科叛变后交代的一些情况，中心不得不重建几乎整个美洲间谍网，而且必须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比以往严密得多的监视下开展间谍活动。另外，曾在二战期间帮助苏联间谍打入罗斯福政府、美国情报部门以及曼哈顿计划的美国共产党已经无法再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了。1949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吉恩。丹尼斯和另外十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被指控犯有鼓吹武力推翻联邦政府罪，丹尼斯和其中九名被告被判5 年监禁，另一名被判刑3 年。审讯期间，所有辩护律师都被指控有蔑视法庭的行为。1951年，最高法庭核准了这些判决后，又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指控犯有类似罪行。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状态。同时，对苏联在美国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曝光，也使中心经受着严峻考验。1950年1 月24日，克劳斯。富克斯开始向他的英国审问官交待自己在战争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从事的间谍活动。第二天，在纽约，阿尔杰。希斯由于在大陪审团面前为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做伪证被判5 年监禁。2 月2 日，富克斯在伦敦受到正式起诉，苏联间谍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恶劣行径也醒目地出现在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一个星期后，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谎称自己掌握205 名在国务院“操纵”美国对外政策的共产党人名单。虽然麦卡锡编造和夸张了事实，但却很快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人们的心理。存在于许多美国人头脑中的“内部的敌人”的想法，被希斯和富克斯这些间谍的定罪（以及一年后罗森堡的定罪）所证实，美国人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存在于美国国内的敌人，使得一个如此强大的美国却无法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苏联崛起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1954年1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美国支持麦卡锡的人有50％，而反对他的只有29％。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提出，“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的资本就是麦卡锡参议员”。从长远来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说到底，麦卡锡对苏联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位有影响的克格勃间谍。他为了一己之利而狂热地攻击“红色恐怖”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使世界上持自由观点的人们开始怀疑莫斯科针对苏联“主要对手”开展的秘密情报活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就连1953年先后在纽约辛辛监狱的同一张电椅上被处死的埃文。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遭到了陷害。但是中心却在数年后才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麦卡锡主义展开巨大的宣传攻势。而当时，中心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应付美国的“特务敏感症”给苏联在美国发展和操纵新间谍的工作所造成的困难上了。麦卡锡主义加强了中心对在其“主要对手”境内扩大秘密情报系统的重要性的认识。苏联设立在使领馆中的公开情报站肯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越来越严密的监视，而秘密情报站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非常自由地开展工作。威利。菲舍尔（马克）从1947年到达美国起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虽然他的一名间谍，特德。霍尔的身份被“维诺娜”破译电文揭露后，在1951年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心也十分严肃地认为，一旦战争或其他危机迫使苏联使领馆和公开情报站撤出，秘密情报站就能必须担负起全部情报工作。扩大秘密情报站的准备工作十分周详。1954年，特工管理局制定了一份由130 名“档案间谍”组成的谍报网的计划，这个谍报网专门负责获取出生证明、护照和其他用来证明特工假身份的文件。专门从事伪造假文件的行动官员被派到设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22个情报站以及设在中国和所有苏联集团国家内的克格勃联络处。但是扩大特工网的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比中心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大特工”时代——有像多伊奇和马利那样能通过自己对未来苏联制度的向往来鼓动其他间谍的神奇特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把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成长起来的苏联公民转变为能够伪装成西方人，能在美国应付自如的人，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而且旷日持久的工作。在冷战时期召募有理想、有抱负，思想坚定的美国间谍，比在30年代和二战时期要困难得多。苏联对那些对美国社会的福利主义和不公正现象不满的、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麦卡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讨伐“红色恐怖”的运动进人最高潮的时候，也正是近30年来苏联在对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处于最低微的时期。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影响了中心的工作，而斯大林时代后期情报委员会作为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自身的起起伏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的作用。在冷战时期，特工管理局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八次调整，而赋予它的职能也进行了十四次调整。在冷战最初十年里担任特工管理局局长的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根本不了解在美国的苏联特工所面临的难题。他制定的针对苏联“主要对手”的宏大的特工行动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整个50年代，除了菲舍尔的情报站，中心一直希望能在美国再建立哪怕只是一个秘密情报站。但是第一次建立情报站的尝试却因1951年原打算担任该情报站站长的马卡耶夫（哈里）的被召回以及9000美元情报委员会活动经费不翼而飞，而不光彩地匆匆收场。因此，中心的第二次尝试相当谨慎。中心决定先把一名设想中的秘密情报站站长送到加拿大，待他在那里羽翼丰满后，再让他进人情况更为复杂的“主要对手”境内。后来，这个策略经常被中心采用。第一位把加拿大当成去美国的跳板的苏联特工是30岁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布里克（代号哈特）。他带着要求他取得蒙特利尔居住权的指令，于1951年门月来到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受过双语教育是布里克的一大优势所在。1932—1937年，他在莫斯科英一美学校上小学，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在纽约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工作，他在纽约住了几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布里克回到苏联参加了红军。1948年，布里克奉命到他的母校感化西方学生，中心想以此来检测他是否适应在北美的情报工作。在这次考验中，他的表现令中心很满意。从1949年开始，他接受了为期2 年的训练，包括密码、密写、短波电台的使用、挑选及使用死信箱、反跟踪技巧以及情报搜集方法等。布里克同时也学习了钟表修理手艺，以便可以在加拿大做点小生意。这次加拿大之行，布里克使用了一个加拿大的“双面人”的身份，这个人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什（代号弗雷德），1951年7 月被发展为间谍，目的就是为布里克提供假身份。按照中心的指令，格拉德什越过大西洋来到英国，然后穿过法国和西德到达了维也纳，在那里他见到了布里克。格拉德什向布里克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和这次欧洲之行的情况，然后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交给了他。布里克把护照上格拉德什的照片取下来，把自己的照片贴上去，之后就开始了穿越大西洋之行。到达哈利法克斯后，布里克乘火车前往蒙特利尔，到达后他进了火车站的洗手间。在一个小隔间的门上他发现了他正要找的用粉笔做的记号。他进了这个小隔间，打开水箱后找到了用胶条粘在里面的另一个“双面人”大卫。谢苗诺维奇。索博洛夫的出生证明和其他文件。索博洛夫（代号索科尔）1919年出生于多伦多＊岁时随家人移民到了苏联。1951年，索博洛夫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煤矿和冶金学院任教。在水箱里找到那些文件后，布里克就变成了大卫。索博洛夫，并在以后一直使用这个身份。同年7 月，他用这个名字拿到了加拿大护照。布里克说服了中心他不可能在蒙特利尔做钟表修理工，而应该开一个个人摄影室。在蒙特利尔的时候，中心指示他开始制定移民美国的计划。但是布里克却证明自己是个比马卡耶夫还麻烦的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人选。在没有通知中心的情况下，1953年10月，他与生活在安大略省金斯顿的一位加拿大士兵的妻子开始热恋。为了不中断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布里克向总部解释说，现在让他移民美国还为时过早。不久后，布里克就向他的这位恋人承认了自己是使用假身份的苏联特工，并试图说服她离开她的丈夫，但是这个女人拒绝了他，并恳求他去向加拿大皇家骑警自首。1953年11月，布里克最终被他的情人说服，他给渥太华加拿大骑警中心打了个电话。为了尽可能多的发现苏联情报部门在加拿大的活动，加拿大骑警中心安全局下属的B 处（情报处）处长特里。格恩齐决定使用布里克仅处给他的代号是吉迪恩） 做双面间谍。结果证明吉迪恩是一个非常难以控制的人，特别是当他的情人中断了他们的关系之后，他经常酗酒，而且常常无法自控。有一次，他在喝完一整瓶“老汤姆”杜松子酒后，打电话给蒙特利尔报报社，并用他那酒后含糊的声音说——他说的话令监听他电话的加拿大骑警官员大吃了一惊——“我是一名苏联特务。想不想知道我的故事？”就像《渥太华日报》在1945年9 月没有理会古森科一样，该报社也没有意识到它将独家了解到近十年来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而把打电话的人当作醉汉挂断了电话。直到1955年夏天以前，克格勃都未发觉哈特（布里克）可能是个双面间谍。当中心认为布里克已经成功地用假身份和掩护职业在蒙特利尔稳定下后，它开始了将他培养成一个秘密情报站站长（其主要职责将是做特工的指导员）的第二步行动。设立在苏联驻握太华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在古森科叛变事件后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并因此受到了中心的批评。在这些指责的刺激下，在1951—1953年间，该情报站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募了11名间谍（明显都是些层次较低的间谍）。其中5 人是共产党员，这些人提供的主要是科技情报。中心希望将一些间谍移交给秘密指导员控制，以解决加拿大骑警安全局对渥太华大使馆进行严密监视所带来的问题。等到克格勃意识到布里克已经受到加拿大皇家骑警控制时，它已经安排了5 名间谍与布里克进行接触。其中有三位是男性：利斯特，191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多伦多共产党员；林德，一位从以色列移民到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他在A.V.罗伊飞机公司工作，也已在多伦多定居；共产党员波莫谢尼克，渥太华一家广播电视销售服务公司的老板。林德提供的情报包括CF－105 型“阿夫罗一箭”战斗机计划，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布里克也知道埃玛和伊尔若的身份。这两位女间谍被当作与中心联系的“活信箱”。1951年，埃玛在索邦上学时就被召募为间谍了。她曾经参加了加拿大国外事务部的资格考试，但是没有通过。1954年她在魁北克开了一间工艺美术品商店。伊尔若是法国的时装设计师，生于1939年，还是巴黎一家家具店的老板之一，她被当作传递来自加拿大的克格勃信息的一个活信箱。后来，中心认为布里克出卖了他接触过的这五个间谍。但布里克并不知道休。汉布尔顿——50年代初渥太华公开情报站召募到的最重要的间谍——的真实身份。1922年汉布尔顿出生在渥太华，由于他的父亲在法国一家加拿大报社工作，汉布尔顿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自由法国”组织驻阿尔及尔的一名情报官员，法国解放后，被派驻巴黎。之后他担任了法国与驻欧美军第103 师的联络官。1954年他被调到加拿大军队，在斯塔斯堡呆了一年，分析德国被占区的情报并负责审讯战俘。当然，比较而言，战后的时光有一点无聊。他曾说：“要使自己变得重要，要让更多的人注意你，这才是生命的价值。”克格勃给了他所希望得到的赏识。汉布尔顿的克格勃档案第一次显示出，战后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心的“加拿大朋友们”发现了他的才能。哈里。贝克，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党的会议上发现了他，后来还担保他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另一位代号斯瓦亚谢尼克的共产党员对汉布尔顿的背景进行了审查。1952年，汉布尔顿被苏联渥太华情报站的弗拉基米尔。特罗菲莫维奇。布尔金召募为间谍，布尔金给汉布尔顿起的代号是里曼（后来改成了拉多夫）。两年后，汉布尔顿来到巴黎，在索邦开始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56年，他在北约经济委员会中找到了一份工作，该委员会的总部当时设在巴黎郊外。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汉布尔顿上报了其克格勃档案所谓的“大量文件”，这些文件的大部分被中心评价为“内容重要甚至是极端重要”。虽然布里克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二十年后，汉布尔顿还是被另外一个苏联间谍出卖了。1955年初，可能为了给布里克进人美国作准备，中心计划派另一名代号为“任果”的特工前往加拿大。任果是一位49岁的俄罗斯人，原名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菲洛年科。他使用的是约瑟夫。伊万诺维奇。库尔达的出生证明，而且在以后一直使用这个假身份。库尔达1914年7 月7 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莱恩斯，1922年，他随父母移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菲洛年科的妻子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代号马尔塔、叶连娜）使用的是玛丽亚。纳夫特那姬这个假身份。玛丽亚于1920年10月出生于捷克的曼库里亚。她随其父亲成了捷克公民。在嫁给菲洛年科之前，她用了两年时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完善自己的身份。装作捷克斯洛伐克难民的菲洛年科夫妇首次申请加拿大护照时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在联合国难民委员会帮助下（后来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他们于1954年来到了巴西。1955年，中心计划让菲洛年科到加拿大与布里克一起工作，他在加拿大使用的新代号为赫克托。布里克也老老实实地将赫克托到来的消息报告给了加拿大皇家骑警。本来，克格勃将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菲洛年科的被捕以及公审等，但是一位来到渥太华情报站的不速之客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克格勃。1955年7 月对日，负债累累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詹姆斯。莫里森，与接替布尔金担任渥太华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代号戈卢别夫）联系，并向他透露了布里克已经在18个月前“叛变”的消息。莫里森时年39岁，曾多年参加对渥太华苏联大使馆进行的监视工作。莫里森声称他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对苏联的同情，并且想阻止10年前古森科事件的重演，因为这些事件的确大大损害了加苏关系。但是莫里森要求5000美元的行为却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实动机。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知道，莫里森因追求奢侈生活而负债累累，为了偿还债务他挪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公款，但被人发现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并没有被解雇，只是被要求偿还他挪用的公款。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居然是用克格勃的钱来还给加拿大皇家骑警。中心最初怀疑莫里森（后来的代号是‘朋友“）提供的情报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精心设计的”离间“行动，但还是决定在莫斯科审问布里克。凑巧的是，克格勃在6 月份早就安排了布里克在夏天晚些时候回莫俾科度假并与他的妻子团聚。布里克虽然十分害怕返回莫斯科，但他似乎仍然十分有信心继续欺骗克格勃。布里克离开加拿大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查尔斯。斯威尼和驻华盛顿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联络官莱斯利。米切尔对他面授机宜，要求他尽力查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情况，同时在这次旅行之中，尽可能多地确认克格勃官员的身份。他们告诉他如果在莫斯科需要帮助，英国秘密情报局可以提供，因为加拿大没有国外情报机构。他们告诉他很多细节，包括与一名英国秘密情报局约会的地点，两个死信箱的位置以及如何知道信箱是否装有情报的信号。如果他真的需要逃跑，英国秘密情报局将在死信箱中放置一个短波电台、钱、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他和他妻子的假苏联护照以及去苏联和挪威边境的贝辰加小镇需要的旅行文件，还有指示穿越边境的地点的地图。为了不在其出发之前引起布里克的怀疑，中心行事非常谨慎。按照6 月份的安排，他的第一站是巴西，8 月7 日，他将在那里会见菲洛年科（赫克托）。菲洛年科接到命令不要赴约，但克格勃对早已安排好的约会地点进行了严密监视。8 月7 日当布里克到达约会地点时，守候在那里的克格勃人员报告说他还有两位同行者，这明确说明布里克的确是双面间谍。显然，布里克没有过多考虑菲洛年科没有赴约的原因，他继续取道巴黎和赫尔辛基向莫斯科进发。设在这两个首都的情报站接到命令，要热情接待布里克并与他讨论如何安排回加拿大的行程。但是为了防备在最后时刻布里克变卦，不回莫斯科，克格勃派遣了一位杀手前往芬兰。一位隐藏在芬兰警察部门的克格勃间谍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安排把布里克驱逐回苏联。1955年8 月19日，布里克一到莫俾科机场就立即遭到了逮捕。刚开始时他还不承认自己是双面间谍，但据其档案记载，紧接着他就在“压力”下“全部交待了”。他的证词证实詹姆斯。莫里森（朋友）给渥太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于是莫里森很快得到了5000美元。莫里森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还主动表示可以为中心提供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组织机构、人员情况以及行动计划的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安全部门的情报。1956年9 月4 日，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布里克被叛人狱15年。布里克之所以能逃脱死刑，大概是因为他在其档案所谓的“行动游戏‘中十分配合。布里克被禁止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接触，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一急之下泄露他的处境，但是他奉命安排一次约会，而他本人并不需要去赴约。通过对约会地点进行严密监控，克格勃得以确认出现在约会地点的英国大使馆职员达夫妮。帕克（后来叫巴洛尼斯。帕克）确实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官员。在”行动游戏“过程中，布里克被允许和他家人住在家里，以便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感觉他目前仍然处于自由状态。克格勃发现——很可能是通过对布里克家的监听——布里克曾想劝说妻子逃到国外去，但没有成功。莫里森替苏联工作了三年。加上他出卖布里克得到的5000美元，克格勃总共付给了他14000 美元。但是中心对他提供的情报质量越来越不满意了。1955年9 月，莫里森被调往温尼伯参加对从美国走私毒品活动的调查行动。这样他就失去了许多以前能够接触到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情报。1957年12月7 日，他与他的苏联指导员见了最后一面。莫里森要求帮助他偿还4800美元的债务。但是渥大华情报站副站长列姆。谢尔盖耶维奇。克拉西尔尼科夫（阿图尔）只给了他150 美元，并且告诉他如果想得到更多的钱，他必须设法安排调回渥太华并接触到更多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情报。在事先安排好的与克拉西尔尼科夫的第二次约会中，莫里森没有露面，并从此与克格勃失去了联系。1958年，渥太华情报站从新闻报道中获悉莫里森已经被加拿大皇家骑警解雇，而且由于行骗被判人狱二年。虽然1955年莫里森的警告让克格勃挽回了不少由于布里克充当了21个月的双面间谍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布里克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的损害仍然是相当严重的。中心不得不放弃以布里克和菲洛年科为基础在美国建立第二个秘密情报站的计划。而且，除了指证了克格勃的五个间谍外，布里克还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指证了渥太华公开情报站的大量克格勃官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在事后撤出了加拿大。在50年代中期，中心在美国再建秘密情报站的另一个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克格勃打算的秘密情报站站长人选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格林琴科（代号罗恩、克洛德），他使用的假身份是扬。贝什科。贝什科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从1948年起，格林琴科和他的妻子西蒙娜。伊萨科夫娜。克里姆克尔（代号米拉）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活动，并于1951年成为阿根廷公民。1954年中心准备将他们派到美国。但是在最后时刻，中心发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格林琴科在一艘访问北美的苏联船只上从事间谍活动时取得了他的指纹。格林琴科迅速被调到了法国。几个月后，他的间谍生涯结束了，原因是，据他的档案记载，“严重违反了安全纪律”。1955年8 月，他的阿根廷护照、法国居留证、学生证和费用账户在巴黎他所住的旅馆全部被窃。被窃的还有克格勃另外一个代号为鲍里斯的秘密特工的照片和一封俄语信件。格林琴科和鲍里斯都被迅速召回了莫斯科。中心还没有察觉，它在美国已经建立的唯一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现在也遇上了麻烦。与马卡耶夫（哈里）、布里克（哈特）和格林琴科（克洛德）不同，威利。菲舍尔（马克）是个极为自律而且信仰坚定的人。但是他的主要助手雷诺。海哈南却比布里克还不可靠。海哈南冒用的是“双面人”尤金。尼古拉。梅基的身份。梅基1919年出生在美国，父亲是移民美国的芬兰人，母亲是纽约人。梅基8 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使用芬兰语的苏联卡累利阿共和国。1938年，梅基由于特务嫌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后来被苏联内务部所雇用，代号大卫，负责调查苏联大恐怖时期其他受迫害的卡累利阿家庭的情况。1949年，梅基将他的出生证明交给了海哈南。海哈南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用梅基这个身份，在芬兰共产党员奥拉维。奥曼的帮助下，多数时间住在芬兰。奥曼是苏联在1939年召募的间谍。1952年10月20日，海哈南（现在的代号是“维克”）乘坐“玛丽女王”号到达纽约。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用了大量时间建立自己的新身份，从曼哈顿和布朗克斯的死信箱中领取自己的薪水。他因为不时喝得酩酊大醉，还时常与自己的芬兰妻子汉娜发生激烈争吵而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心显然没有注意到海哈南的反常举动，并将拍摄有祝贺他“安全抵达”的信息的微型胶片藏在空心镍币中发给了他。和一年前的马卡耶夫一样，海哈南随手将镍币放在一边，后来很可能就是海哈南自己，在1953年夏天在布鲁克林向报童买报纸时将这枚镍币花了出去。非常偶然的是，这个报童不小心将这枚镍币掉在了地上，并惊奇地发现镍币裂成了两半，一段微型胶片掉了出来。报童将这枚镍币和这段胶片交给了纽约警察，警察迅速将这些东西上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虽然联邦调查局花了很多年也没有破译出胶片的内容，但是信息是用俄语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一点使联邦调查局意识到纽约出现了苏联间谍。而维克并没有向中心汇报镍币和胶片丢失的情况。1954年夏天，海哈南终于作为菲舍尔的助手开始工作了。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潜伏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间谍——一位法国经济学家（代号奥里佐）——的报告放进死信箱，以便纽约公开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奥里佐的报告很可能涉及到了两位美国核物理学家，他曾受命把这两个人发展成苏联间谍。但是报告没有送到。由于这起重大的安全事故，奥里佐要求不再为克格勃服务，但后来他还是被说服继续为克格勃工作。虽然对于海哈南笨拙的表现十分不满，但菲舍尔并不知道他还是个喜欢喝酒的骗子，对菲舍尔秘密情报站的未来是个严重的威胁。1955年春，菲舍尔和海哈南在贝尔蒙德公园里埋藏了5000美元，海哈南要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把这些钱交给罗森堡间谍网中一个被判人狱三十年的成员——苏联间谍莫顿。索贝尔——的妻子。海哈南后来报告说：“我找到了海伦。索贝尔并把钱交给了她，并告诉她要小心花这些钱。”而实际上，他自己私吞了这5000美元。1956年初，海哈南和他的妻子都喝得酪团大醉，有人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察来到赫德森山谷皮克斯吉尔的“梅基夫妇”家中，发现海哈南腿上还有一道严重的刀伤。海哈南声称说这是在一次事故中弄的。同年晚些时候，海哈南又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驶执照。1957年1 月，海哈南本该返回莫斯科休假，起初他不敢回去，于是就编造了一系列谎言来拖延起程的日期。他先是告诉菲舍尔说他被三个人跟踪，然后声称他本来订好了“玛丽女王”号的座位，但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从船上带了下来。对他毫无防范之心的菲舍尔告诉海哈南尽快离开美国，以逃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并给了他200 美元作为旅行费用。4 月24日，海哈南乘坐“自由”号轮船前往法国。5 月1 日，他到达巴黎，并与当地的克格勃情报站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另外20 0美元回莫斯科的费用。四天后，他没有回苏联，而是出现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里，声称自己是克格勃间谍并开始供述自己的事。虽然直到8 月份克格勃才发现海哈南已经叛逃，但是也许在5 月底或是6 月初时克格勃就已经警告过菲舍尔，告诉他海哈南并没有返回莫斯科，并指示他使用另一套身份文件离开美国。但是菲舍尔并没有执行命令，而继续留在美国。6 月21日清晨，他在纽约东28街的一家旅馆里被捕，然后被用飞机送往得克萨斯州麦卡伦外国人拘禁中心接受审问。在与审问者进行了几天较量后，菲舍尔承认自己是一个利用假身份生活在美国的俄国斯人，而他所供认的真名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克格勃同事的姓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菲舍尔知道只要中心看见美国报纸头条上的“阿贝尔”这个名字，就会立即明白发生在美国的一切。菲舍尔的被捕标志着克格勃针对“主要对手”的行动遭到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挫折。冷战初期，中心在美国的行动战略是以建立一个间谍网为基础，这个间谍网将负责指挥重要间谍，如霍尔和菲尔比，最终像伟大卫国战争时期那样，使这些间谍打入美国政府的高层。但是菲舍尔失败后，克格勃在美国已经没有秘密情报站了。于是中心相应地采取了更为实际的目标更有限的战略，试图再创“大特工”时代的辉煌，并将以前的失败都归因于一系列行动上的失误。中心对马卡耶夫（哈里）、布里克（哈特）和海哈南（维克）案件的调查表明，它在挑选冷战后第一代特工时存在着严重问题。海哈南的克格勃档案里记载着很多足以引起警惕的迹象，这些迹象在他1952年赴美国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他在苏联和芬兰都有负债并向他人借钱的记录，而且还存在极为复杂的性关系。虽然他在苏联时已经结了婚，但是在没有通知中心的情况下，他又在芬兰和汉娜。库里卡结了婚，后来还带着她到美国生活。但是，1949年准备汇报给情报委员会领导的关于海哈南的报告却掩饰了他性格上的缺陷，而是坚持认为通过训练完全可以改正海哈南行动上的失误。米特罗欣在读完克格勃档案中关于海哈南的资料后这样写道：显而易见，虽然海哈南（维克）已经有过不麻烦，但克格勃仍希望让他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不管具体干什么，因为克格勃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行动。因为再训练一个代替他的人是非常困难、而且也十分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克格勃不想让花在维克身上的那么多时间和金钱都付诸东流。海哈南的俄罗斯妻子接到丈夫叛变的通知后，立即与他离了婚，并开始使用她结婚前的姓——莫伊谢耶娃。1957年克格勃主席接到一封署名格里蒂纳的女人的信，询问海哈南的下落。她说海哈南是她12岁孩子的父亲。对于格里蒂纳，克格勃显然没有像对待莫伊谢耶娃那么诚实。克格勃告诉她，他们从来没有雇用过海哈南，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他们听说海哈南在苏联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现在警察正在通缉他。格里蒂纳回答说，她将告诉她的孩子说他的父亲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与德国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实际上，海哈南于1961年在美国去世。当时有人说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但实际上他似乎是死于肝硬化。1957年11月15日，55岁的鲁道夫。阿贝尔被判三十年监禁。阿贝尔在听到实际上对他来说等于终身监禁的判决时，表现得“出奇的镇定”。他的美国律师詹姆斯。多诺万对此十分惊讶：“这名镇定的职业间谍的自控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阿贝尔的妻于伊利亚上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是在1955年夏天“阿贝尔”返回莫斯科度假的时候。听到判决后，伊利亚没有像她丈夫那样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十分悲痛地写信给中心说，这不是等待25年或是30年那么简单的事，“我不知道我丈夫还能不能够回到我身边。”在过去7 年中，她一直是管弦乐队的竖琴师，但是当因丈夫的被捕而指责了克格勃之后，乐队以不再需要竖琴师为由将她辞退了。中心也拒绝了伊利亚。阿贝尔提出的帮她再找一份工作的要求，只是同意每月付给她sl卢布的退休金。鲁道夫。阿贝尔被送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监狱服刑，在那里，他与另外两名苏联间谍成了好朋友。他和莫顿。索贝尔下国际象棋。海哈南私吞的5000美元就是准备给莫顿的妻子的。阿贝尔也得到了库尔特。庞杰给予他的小恩小惠。庞杰是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美国人，在监狱里的牙科诊所工作，他于1953年被指控在驻澳大利亚美军服役期间进行特务活动而被判5 至15年监禁的。克格勃有关庞杰的档案显示，庞杰早在1936年就已经成了苏联间谍，但是在他被捕后，中心错误地认为他是个双面间谍，他的被捕只是美国人为了破坏苏联在澳大利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制造的阴谋。阿贝尔对庞杰是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一点毫不怀疑，1962年9 月出狱后，他还曾试图说服克格勃给予庞杰经济上的资助。阿贝尔只在监狱里呆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1962年2 月10日，美国与苏联在连接西柏林和波茨坦的格利尼克大桥上将他与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 －2 飞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进行了交换。克格勃极为重视这次交换行动，并给它起了个代号“留登泽亚”，由原渥太华情报站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布尔金负责协调。克格勃的一个秘密行动小组被派驻西德，负责监视大桥附近地区美军的动向。而在大桥上，在东德海关办公室中还潜伏着一个克格勃武装行动小组。在附近，一个从大桥西端看不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武装小组负责押解鲍尔斯进行交换。在苏联检查站，第105 团的一位受过特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着一队冲锋枪手。另外，东德还准备了由20名手持冲锋枪、身背手榴弹的军人组成的预备队。这一庞大得有些可笑的秘密军事部署几乎没有被发现，中心为此深感得意。阿贝尔的律师则对陪同他的当事人到大桥去的美国警卫印象颇深：“他是我所见过的最高大威猛的人，足有6 英尺7 英寸高，体重恐怕有300 磅。”在阿贝尔和鲍尔斯进行了交换后，格利尼克大桥就成了冷战中有名的“特工桥”。据克格勃关于“留登泽亚”行动的档案记载，他们的非军事性花费（阿贝尔和他妻子、女儿的食物、火车票、及酒店住宿费用及其他手续费外加一顿庆祝宴会）共5388马克90芬尼。但当时的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却没有像中心一样对这次行动的成功表示满意。2 月15日，他向苏联大使别尔乌辛抱怨说，他的政府没有得到关于这次行动的详细通报，而且在押解鲍尔斯的人员中没有东德警察，这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不尊重。乌布利希在提出口头抗议后，还对苏联这一蔑视行为发出了外交照会。在美国，阿贝尔的书画作品成了收藏家们的目标。大律师罗伯特。肯尼迪请苏联大使馆问一问阿贝尔是否愿意将他在亚特兰大监狱所画的他的哥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肖像送给美国政府，并允许他们将这幅作品悬挂在白宫里。中心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他们还认为在白宫内悬挂阿贝尔的作品是一种挑衅行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挑衅的具体目标是什么。罗伯特。肯尼迪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回到莫斯科，阿贝尔受到了非公开的但却是英雄式的欢迎，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特内，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苏联总情报部部长彼得。伊瓦舒京将军都先后接见了他。在谢米恰斯特内的提示下，阿贝尔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赫鲁晓夫，感谢他在确保自己获释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十分感动，您在处理大量党务及政府工作的百忙之中还牵挂着我。”中心为了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声誉，把阿贝尔在美国的使命吹嘘成一位忠诚的“契卡分子”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宣称阿贝尔的使命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叛变行为才不得已而提前结束，其实中心很清楚阿贝尔在美国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举动。他在1957年被捕，原因就是当海哈南没有返回莫斯科后，他没有执行中心的命令，立刻离开美国。美国媒体也将阿贝尔吹嘘成了一位英雄的特工大师，中心也从中获益匪浅。阿贝尔的辩护律师在1964年出版的《大桥上的陌生人》中，以一种赞赏的笔调对他在审判、监禁以及与鲍尔斯进行交换时的表现进行了描述，这些描写更加强了“阿贝尔”特工大师的形象。多诺万在著作中清楚地写道：“我崇拜鲁道夫这个人”，他还引述了1953—196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的话“我希望我们现在也能在莫斯科有三四个像他这样的特工……”他在《大桥上的陌生人》的结尾附上了阿贝尔从莫斯科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两张十分珍贵的16世纪时书写在牛皮纸上的《论查士丁尼法典》。阿贝尔写道：“请您收下，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对于中心来说，这些言辞就像是美妙的音乐。特工大师鲁道夫。阿贝尔的神话掩盖了菲舍尔秘密情报站平庸的现实。可以用来歌颂的英雄事迹少得可怜，但这种缺陷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粉饰过去，那就是：虽然他们也做出了不少英雄事迹，但是因为这些事迹大都过于机密，因此不能公开歌颂。但是真正的“威利”。菲舍尔的幻想日渐地破灭了。回到莫斯科后，他被安置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管理局的一个角落里，甚至连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当一位朋友问他在做什么时，他闷闷不乐地回答道：“我是展览馆里的一件展品。”第十一章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艾森豪威尔（1953—1961年）和肯尼迪总统（1961 —1963年）执政时期，克格勃针对“主要对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不是因为它制定了“建立新秘密情报站”大战略（这一战略在菲舍尔被捕的几年后就失败了），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主动上门者”。这些“主动上门者”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德国和西柏林的“大间谍”亚历山大（“萨莎”）。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库瓦什维茨”（先后使用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三个代号）。1949年，他被苏联克格勃发展为特工，接受了密写和微型摄影技术方面的训练。50年代，克格勃总共付给他4 万西德马克和2117东德马克，并因为他业绩出众而奖励了他几块金表。科帕茨基在美国最敏感的一个情报部门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柏林站就设在距离苏联军队驻地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个苏军驻地是苏联军队在世界上最大的集结地。科帕茨基的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愿意用色相引诱苏联军人、充当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东德妇女。他积极参与了情报站招募和策反苏军军人的工作，因而能够获得许多破坏其活动的机会。在他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包括100 多位美国驻东德情报官员和特工的资料，这些人中有一些遭到了逮捕，另外一些变成了双面间谍。他还帮助克格勃故意“暴露”一系列假造的特工行动，欺骗中央情报局工作站。1952年他帮助安排了苏联特工维克托的假叛逃，后来维克托被“美国之音”所雇用，提供了许多科帕茨基的档案所谓的“有价值的情报”的文件。1954年，科帕茨基因酒后驾驶被判入狱后，中央情报局将他的名字改成了伊戈尔。奥尔洛夫，所以在他申请美国公民权的材料中并没有这项犯罪记录。1957年，奥尔洛夫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不是苏联间谍）的身份在柏林曝光后，他和家人被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训练。后来，奥尔洛夫又被派回欧洲参与中央情报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系列行动。1960年中央情报局开始怀疑奥尔洛夫在替克格勃工作。中心的一份损失分析报告认为，过多的克格勃官员与奥尔洛夫的直接接触——在过去10年中与奥尔洛夫接触过的官员超过了20个——可能是造成他被怀疑的原因之一。为了防止奥尔洛夫在对他立案之前叛逃，中央情报局答应给他在华盛顿安排新的工作，1961年1 月，他一到华盛顿就立即被解雇了，深人细致的调查工作也随之展开。奥尔洛夫与他的苏联新上司——苏联驻华盛顿情报站行动官员谢瓦斯特亚诺夫接上头后，得到了当卡车司机的工作，在以后几年里都没有再听到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有什么消息。1964年，奥尔洛夫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买下了一家画廊，而这笔钱显然有一部分是从克格勃挣来的。开画廊时，奥尔洛夫一定非常自信地认为他的案子永远也查不清楚。然而1965年春，当联邦调查局侦探出现在他家门口时，他的自信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探员们在他家搜查了几天，盘问了他妻子，并传唤他去接受测谎检查。奥尔洛夫显然是被吓坏了。在联邦调查局监视下，奥尔洛夫不能和克格勃的人进行秘密接触，于是只好从后门溜进了位于第16街苏联大使馆，希望能不会被别人发现，而这种希望显然是幻想。经莫斯科同意，华盛顿情报站为他设计了一个潜逃计划。受阿贝尔被吹捧为特工大师以及他的美国律师为他撰写的动人回忆录的刺激，中心试图把奥尔洛夫的潜逃也演变成一次引起轰动的惊人之举。中心计划在莫斯科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奥尔洛夫将以一位二战期间在德军东部战线后方进行过英勇斗争、后来打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苏联特工的形象出现。然后奥尔洛夫会出版他的自传，这样一来克格勃就可以炫耀自己、同时贬损苏联的“主要对手”了。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不得不取消。因为奥尔洛夫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带着两个年岁尚小的儿子去莫斯科，奥尔洛夫只好在华盛顿坚持着。虽然联邦调查局仍然在调查他的案子，但是他们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他们的调查像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一样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1961年12月，克格勃的阿纳托利。戈利岑少校叛变后曾透露过一些能够证实中央情报局对奥尔洛夫的怀疑的线索。戈利岑称，克格勃在德国和西柏林启用了一个真实姓氏以“K ”开头的间谍，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戈利岑还称这个间谍的代号是“萨沙”，在这一点上他说错了。根据这个线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错误地认为亚历山大（“萨莎”）。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就是间谍萨莎。但是奥尔洛夫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他曾使用过欧文、赫伯特、理查德等几个代号，从来没使用过“萨莎”这个代号，而且直到1982 年他去世前的几年，他仍然是苏联的特工。1978年，有一篇报导称奥尔洛夫是苏联间谍，此后克格勃终止了与理查德的联系。1992年，奥尔洛夫去世10年后，他的遗属经营的奥尔洛夫画廊仍然被一份华盛顿指南描述成“间谍作家的巢穴”。西德和西柏林是克格勃策反美国军队内部对现实不满人员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科帕茨基（化名奥尔洛夫）在1949年第一次开始为克格勃工作。在克格勃所招募的间谍中，最重要的要数代号为乔治的罗伯特。李。约翰逊。这位对现实不满的美军军士在西柏林兼做拉皮条的生意。1953年，约翰逊和他当妓女的未婚妻赫迪穿过封锁线来到东柏林请求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说服约翰逊留在西柏林为苏联充当间谍，一方面可以多挣一份钱，另一方面也可以跟美军算算旧账。虽然约翰逊有嫖妓、酗酒和赌博等劣迹（更不要说从事间谍活动了），1957—1959年间他竟被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导弹基地当警卫，他在那里替克格勃盗窃文件和照片，有一次甚至还偷到了火箭推进剂样品。1961年约翰逊的间谍活动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他在巴黎附近的奥利美国空军基地快递中心担任警卫。该中心是美国军事机要通信体系中的神经中枢之一。在以后的两年里，约翰逊向他的指导员提供了1600页机密文件，其中包括：阿当尼斯。KW－9 及HWJ 型密码机使用的密码和日常密码表；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作战计划；有关美国核武器生产的文件；美国核武器瞄准的苏联集团国家的目标及其位置；美国情报机构关于苏联科学研究、航空和导弹发展情况的情报以及东德空军战备情况的技侦情报。这些情报综合起来使苏联能够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驻欧美军以及美军掌握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实力的高度机密的情报。1964年，由于克格勃特工尤里。诺先科的叛变告密，约翰逊被逮捕。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在美国本土最值得一提的主动上门当间谍者要数21岁的别尔诺恩。F.米切尔和29岁的威廉。H.马丁。他们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技侦处）的雇员。1960年9 月6 日，他们俩在莫斯科的记者之家举行了一次可以算是美国情报历史上最令人尴尬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们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破译美国一些盟国的通讯密码，这使美国情报界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马丁称：“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和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我想。”虽然这两个人的叛变是一次引起轰动的宣传攻势，但是米切尔的克格勃档案显示，它并未能达到中心预期的效果。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虽然米切尔承认在19岁之前他在六年的时间内一直与鸡和狗进行“性实验”，但是1957年他还是被国家安全局雇用了。因为有人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天份远远比他在农场里那些荒唐事重要得多。在对马丁的调查中，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不负责任、令人难以忍受的个人主义者，但同时——和米切尔一样——也是个数学天才。政治上的天真和对社会的不适应使他们相信了苏联的宣传，认为苏联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国家，其进步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他们实现在美国无法实现的自我价值。1959年12月，米切尔不顾国家安全局的规定从华盛顿飞往墨西哥城，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虽然使馆里的克格勃官员极力劝说他继续留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一个留守原地的叛变者，但是米切尔没有接受。后来，米切尔同意在华盛顿秘密会见另一位克格勃官员，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和马丁一起移民到苏联，同时他保证，一旦到了苏联，他会把了解的所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况都说出来。1960年6 月25日，米切尔和马丁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的暑假。他们先从华盛顿国家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307 号班机飞往新奥尔良，短暂停留后，他们登上了飞往墨西哥城的航班。他们在“维雷斯”旅馆过了一夜后，乘坐古巴航班到达了哈瓦那。7 月份，他们从古巴偷渡到了苏联。克格勃密码破译人员失望地发现，米切尔和马丁并没有掌握多少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分析系统的详细内容。在中心看来，米切尔和马丁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他们再一次确认美国还没有能力破译苏联高级密码。但同样地，克格勃也无法破译美国高级密码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米德堡的总部的安全管理实在太松懈了，直到米切尔和马丁超假八天后，安全局才开始追查他们的下落。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事务官员在米切尔的寓所发现了他故意留下来的保险箱钥匙。他们在附近一家银行里打开了米切尔的保险箱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信封，信封上附有米切尔和马丁签名的一份请求，要求公开这封信的内容。米切尔和马丁在信中用大量篇幅对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批判，夸张地赞美苏联的生活，甚至声称解放了的苏联妇女是“更好的择偶对象”。1960年8 月2 号，苏共第295 号决议批准了米切尔和马丁的政治避难请求，并给予他们每人每月500 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相当于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收入，但高于苏联当时的工资标准。这一年秋天，米切尔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学院工作，马丁也在这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他们开始检验苏联妇女是更好的择偶对象这一想法的正确性。米切尔娶了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钢琴音乐系任助教的30岁的加利纳。弗拉基米罗夫娜。雅科夫列娃。马丁（后来改名叫索科洛夫斯基）与一位他在黑海渡假时结识的俄国妇女结了婚。几年后，中心发现米切尔和马丁给中心带来的麻烦比他们的价值大得多。可以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很快就对苏联的生活失望了。中心认为马丁更容易被说服，于是克格勃恐吓他说，他和米切尔都被美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了20年苦役。为了让马丁打消回家的念头，克格勃还向他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判决书的副本。而马丁竟然幼稚地相信了这一切。米切尔则是个多疑的人，到了70年代，他坚决要回美国。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因为担心这可能给其他西方国家中的潜在的叛变者造成影响，亲自下命令决不允许米切尔和马丁返回美国。为了进一步吓住马丁，安德罗波夫给他出示了一份尤里。谢苗诺夫撰写的报告，报告中称苏联间谍发现美国情报人员已经配备了毒药针，并使马丁相信这些毒药针就是为对付他和米切尔准备的。但是米切尔却怀疑这些都是克格勃捏造的，他的怀疑无疑是正确的。加利纳。米切尔也非常想离开苏联，但克格勃对她的母亲施加压力，要她说服加利纳改变主意。在他们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瑞士和美国发出的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后，1980年3 月29日，米切尔夫妇向苏联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向外国移民的努力。但此后仍不断有报告称，米切尔仍在继续试图离开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设立在华盛顿和纽约苏联使领馆中的公开情报站都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成功地从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搞到情报。他们的这一缺陷在冷战最危险时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两年已经暴露无遗。克格勃缺少来自美国的高级政治情报，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危险的假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真空，其中一些情报明显反映出苏联情报分析中的那种偏执倾向。1960年6 月29日，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亲自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政策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北约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不知名的联络官提供的错误情报起草的。报告中称：中央情报局了解到，五角大楼的领导人深信需要“尽快”对苏联发动一场战争。……目前，美国有能力凭借轰炸机部队摧毁苏联所有的导弹基地和军事目标。但过不了多长时间，苏联的防卫力量就会加强……美国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就会消失。…，。。根据这样的推测，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希望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赫鲁晓夫对这份报告非常重视。不到两个星期，他对五角大楼发出了一份公开的警告，他说：“请不要忘记，最近进行的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火箭能击中13000 公里以外任何预先确定的目标。”莫斯科严密关注着美国1960年总统选举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看作五角大楼鹰派分子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麦卡锡主义者，因此他非常希望肯尼迪能够获胜。于是，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化名“福明”）受命“运用外交、宣传手段或其他方法促使肯尼迪当选”。情报站曾试图与罗伯特。肯尼迪接触，但被礼貌地拒绝了。然而，1961年4 月，一支受美国人支持的‘古巴旅“在”猪湾“登陆，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极不明智的计划失败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猪湾“事件过后，肯尼迪曾沮丧地对他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说：“我怎么会如此愚蠢呢？”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这个年轻的总统根本驾御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的“黑暗势力”。6 月份在维也纳与肯尼迪的高峰会上，赫鲁晓夫挑衅性地要求于年底结束三方分割占领柏林的状态并签署德国和平条约。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已决心走上冲突的道路。后来，肯尼迪对记者詹姆斯。赖斯顿说：我想他（赫鲁晓夫）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认为，他可能觉得只有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能卷入这样的麻烦，而这样的人是容易对付的；而且卷入这种麻烦却又没有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地对付我。1961年7 月29日，谢列平把苏联新制定的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进攻性全球战略大纲呈送给赫鲁晓夫，该战略旨在‘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一种环境，以便转移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并分散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在解决德国和平条约与西柏林问题的过程中拖住他们“。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建议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在东西方斗争中占据优势，并”利用克格勃一切可用手段煽动反对亲西方的反革命政府“的武装起义。谢列平把苏联”主要对手“的后院——中美洲——列为破坏对象的首选目标，并首先拿尼加拉瓜开刀。他建议在尼加拉瓜与古巴人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建立一个联合”革命阵线“。他还建议破坏北约集团在西欧的基地的稳定，并通过散布假消息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军事实力正逐渐超过它们，从而打击西方的气焰。8 月1 日，他的建议稍经修改后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利用国际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的“主要对手”进行斗争这一条，在以后25年里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战略方针之中。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作用并没有总情报部那么重要。1961年5 月，总情报部的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上校以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身份做掩护，开始了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每两星期一次的会晤。他成功地说服罗伯特。肯尼迪相信，他们之间可以放弃官方外交的那些繁琐的礼节，进行不使用政治活动家们惯用的宣传伎俩的“开诚布公”的交谈，并在肯尼迪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之间建立直接交流的渠道。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忘记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并受命对他施加影响的情报人员，竟然相信他与博利沙科夫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消息要转告总统，或者总统有什么消息要捎给赫鲁晓夫时，我们都通过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我和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尽管博利沙科夫取得了成功，但是总情报部仍认为美国的政策“捉摸不透”。1962年3 月，总情报部提交了两份危险的误导性报告，这两份报告进一步强调早些时候克格勃提出的关于五角大楼正在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警告。总情报部称，去年6月美国就已经计划动用核武器于9月份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但是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实验使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核武器比他们想象的先进得多，因此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计划。苏联情报机构这些关于华盛顿发动热核战争的计划的失真报告，正好与美国一系列真实的、但却是极不明智的、企图推翻或暗杀莫斯科的古巴兄弟——卡斯特罗将军的行动在时间上正好巧合，这就更加重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偏执想法。1962年3 月，卡斯特罗督促克格勃在哈瓦那建立活动基地，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5 月份，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建立核导弹基地，开始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赌博。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向美国显示苏联强大的核威力，借此迫使美国停止筹划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事实k 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他还希望以此来表示对古巴革命的支持。苏联之所以进行这场赌博，是因为它相信华盛顿一时不会发现古巴导弹基地的存在，而等到它发现时又已经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了。从以下两方面分析，苏联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美国U －2 高空侦察机的摄像设备能够发现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基地；其次，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能够从U －2 飞机拍摄的模糊照片中看出端倪，因为他们有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上校秘密提供的导弹基地建设计划和其他重要情报。佩尼科夫斯基上校是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指挥的潜伏在总情报部里的间谍。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所有关于古巴导弹基地的主要情报报告上后来都标有“按树”一词，该代码字表示该报告引用了佩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当苏联人已开始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时，博利沙科夫却仍在保证说——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欺骗策略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绝不会支持这种攻击性的政策。10月中旬，当U －2 飞机发现了正在建设的导弹基地时——这也就是导弹危机开始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终于回过味来，指责博利沙科夫说：“我敢打赌，你肯定知道你们在古巴有导弹基地。”可是博利沙科夫没有承认。索伦森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赖博利沙科夫来直接向赫鲁晓夫了解内部情况。他觉得自己上了当。他也确实被欺骗了。”就在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最需要华盛顿的可靠情报的时候，克格勃在那里的情报站却没能提供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的每个重要部门里几乎都隐藏着苏联谍报人员。中心对美国一些重要政策的掌握（如曼哈顿计划）甚至比罗斯福的副总统或其他内阁成员还全面。相反，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苏联驻华盛顿情报站的情报来源却仅限于隐藏在新闻机构和外国使馆（特别是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的间谍和关系。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费克利索夫发回莫斯科的一些情报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他没有能够渗透进“行政委员会”（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班子）了解到他们的密谋策划。从10月16日到危机结束的这13天里，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们每天都要在内阁会议室碰头，一起开会研究。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多次在费克利索夫发回的电报上轻蔑地批示：“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信息。”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反映出克格勃主席的局限性。1961年12月，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接替相当有影响力的谢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没有谢列平那么能干。他对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且对这个新职位也没有兴趣，接受这个任命只不过是迫于赫鲁晓夫的压力。赫鲁晓夫曾明确表示，任命谢米恰斯特内主要是为了确保克格勃在政治上忠诚，而并不是希望他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什么有益的建议。在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勃档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谢米恰斯特内能像他的前任谢列平那样忠实地贯彻执行赫鲁晓夫针对“主要对手”的野心勃勃的大战略。在整个导弹危机过程中，谢米恰斯特内从未和赫鲁晓夫见过一次面，也没有被邀请出席过一次主席团会议（主席团是扩大的政治局，在过去十年中，它是苏联最主要的决策机构）。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要求克格勃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评估，克格勃也没有主动向他提交过此类的分析。作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萨哈罗夫斯基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深刻的理解。虽然他显然是个苏联模式下的有能力的官僚，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体验仅限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萨哈罗夫斯基总是一脸忧郁，对此他的下属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在政治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也是他承受的压力之一。第一总局很少对什么事做出评估，除非是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或主席团的明确要求。第一总局所谓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涉及某些问题的情报做出摘要，而且通常都避免做出任何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与上级的判断相左。处理导弹危机的最高权威是赫鲁晓夫，而不是主席团。在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既决定苏联政策，又是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在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情报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10月25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表示，为了解决危机，苏联最终可能需要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以此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但当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由于总情报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人核戒备状态的情报，25日夜间，赫鲁晓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原先赫鲁晓夫一直希望能维护苏联人的面子，力争让美国拆除在土耳其建立的导弹基地，作为对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的回报。26日早上，由于错误地担心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对古巴发动侵略，赫鲁晓夫口头上向肯尼迪发出了和平呼吁，话说得有些漫无边际但同时又充满个人感情色彩。他只要求美国保证古巴领土完整，但只字未提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仅仅一天之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10月27日，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不会立即入侵古巴，于是他再次致信肯尼迪要求美国必须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此后不久，显然由于指挥环节上的失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击落了古巴上空的一架美国U －2 侦察机并击毙了驾驶员。这下赫鲁晓夫可乱了手脚。而有关肯尼迪将在10月28日下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使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会宣布对古巴发动进攻。于是赫鲁晓夫做出了妥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一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了确保肯尼迪能及时得到这个信息，赫鲁晓夫命令莫斯科电台广播他的决定。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时刻向美国屈服的耻辱导致了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中下台，而接二连三地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渗透以及苏联间谍叛逃至中央情报局的事件，更令中心脸上无光。1961年12月，克格勃少校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叛逃到了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并被安排潜逃到美国。1962年9 月，克格勃逮捕了总情报部的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他被发现在过去18个月里为英国和美国提供高级情报。在有关戈利岑叛逃的报告中，克格勃又用老一套的说法抨击了他的叛变动机。既然不可能对克格勃或苏联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所有叛逃的内在原因都在于叛逃者本人的道德沦丧——尤其是中了被西方情报机构大肆利用的“名利主义的毒”：戈利岑是一个野心勃勃、贪慕虚荣的人，他的叛变提供了体现功利主义者的本质的典型例子。50年代中期，他由于自己被降级而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别人指出或议论他的错误。他总是强调自己非凡的能力，对于自己未能在斯大林时期成为高级军官，他的解释是：只怪自己运气不好。（1961年末）他多次试图偷看对他的表现持否定态度的呈报上级的鉴定报告。（赫尔辛基）情报站认为，在得知报告的内容后，根据他人以往的经验，戈利岑认为自己会被人事部门召见并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会受到降级处分。于是，他叛逃到了美国。和其他叛逃者一样，苏联结戈利岑起了个带侮辱性的代号“驼背”。为了败坏他的名声，克格勃说服了一个被逮捕的走私犯（代号穆斯塔法），要他供认戈利岑曾参与过芬兰边境的走私活动。1962年9 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谴责戈利岑参与走私犯罪的文章。虽然中心尽量贬低戈利岑，但是他叛逃后的损失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赫尔辛基和其他情报站绝大多数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克格勃训练及操纵间谍的方法。1962年1 月4 日至2 月16日，中心指示54个仍然在活动的情报站站长，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对目前行动造成的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与重要间谍的约会都被推迟，联系也只能借助“死信箱”等“非人力手段‘进行。除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情报以及追查苏联间谍的一些线索外，戈利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系列让中央情报局感到迷惑的越来越不可思议的阴谋理论。他竟然使中央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列顿相信，克格勃正在实施全球性欺骗战略，就连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演给西方人看的骗局。戈利岑后来还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是克格勃导演的骗局。中心并没有想到的是，戈利岑的偏执思想影响了中央情报局里少数爱惹麻烦的官员，这给中情局带来的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利益。1963年11月，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帕诺夫把一个装有高度机密文件的包裹和一封希望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信寄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些机密文件涉及到克格勃对外国驻苏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监视和引诱的情况。包裹寄到时美国大使不在，代办担心这又是克格勃设下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被允许对这些文件进行照相，但是尽管这位站长竭力反对，这些文件的原件还是被归还给了俄国人。谢列帕诺夫只好逃离莫斯科，但是1963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斯坦边境还是被克格勃的边防警察逮捕了。在审讯中，他承认向美国人透露了苏联使用“间谍尘埃”——一种放在怀疑对象鞋上帮助追踪的化学品——的情况。1964年谢列帕诺夫被秘密判处了死刑。中心的损失评估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关国人会出卖谢列帕诺夫。或许他们怀疑这是克格勃设计的另一个圈套，或者他们是希望让克格勃陷入追查将包裹寄往大使馆的人的繁重工作之中。中央情报局对谢列帕诺夫的叛逃虽然没有责任，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1964年2 月，身为苏联驻日内瓦裁军代表团成员的克格勃军官尤里。伊万诺维奇。诺先科叛逃到了美国。虽然他在1962年6 月就开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听取了诺先科的情况介绍后，却错误地认为他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中心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判断，认为诺先科的叛变是克格勃的一次重大失败。损失评估报告仍然以对诺先科性格的抨击开始，声称他和戈利岑一样是中了“名利主义的毒”：诺先科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并且爬到了较高的职位。中第一总局的领导不会忘记，当通知诺先科他们打算把他由副科长提升为科长时他那欣喜如狂的样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局长向我保证说，我会当上局长。”功利主义心态在他的生活中随时可见。当他担任另外一个部门的副处长时，他对自己的军衔（克格勃上尉）感到不满，因为它低于这个职位通常对应的军衔。他把带有“上尉”字样的文件一律退回不签，只签署那些他的聪明的下级不提及他军衔的文件。冷战时期，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国内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在向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1963年第一总局科技情报处被升格为T 局。T 局的多数任务都是由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该委员会负责监管武器生产，对美国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非常感兴趣，几乎到了置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于不顾的地步。6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90％的任务都是针对苏联的“主要对手”的。那些年克格勃窃取的美国科技情报包括：飞机和火箭技术、涡轮喷气发动机（通过通用电气公司内部的情报来源）、幻影式战斗机、核研究成果、计算机、晶体管、无线电电子器材、化工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成果等。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的在美国活动的苏联科技情报间谍（虽然并没有介绍多少他们所窃取到的情报的细节）有：在美国空军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斯塔里克和鲍勃（又名博格）；在凯洛格（很可能就是休斯顿的M.W.凯洛格技术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乌尔班，此人从1940年起就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高级工程师贝格，很可能是在斯佩里一兰德公司（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工作；在化学品制造商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的威尔；潜伏在生化和石油联合企业，杜邦公司里的间谍费尔克；潜伏在纽约阿普顿区布鲁克哈文国家试验室，从事核能、高能物理和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乌萨克；潜伏在生产电子、通讯和国防装备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诺顿。冷战时期，数量越来越少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同情者根本无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接触到克格勃最需要的科技情报。克格勃在美国招募的许多科技情报间谍都是为了钱。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个唯利是图的克格勃间谍：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一个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做秘密工作的机构里任职的约翰。布坚科和向苏联提供过有关导弹及核武器的情报的威廉。惠伦上校。仅1963年一年，纽约情报站就提供了114 份、共7967页科技情报类秘密文件，非密文件30131份，共181454页，以及71件最新技术“样品”和其他情报。华盛顿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秘密文件共37份（共3944页），非秘密文件1408份（共34506 页）。但是一些最有价值的美国科技情报却来自苏联在其他国家的情报站。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情报了，苏联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1953年生产的实验机BESM－l 被一位西方专家认为是当时“一台不错的计算机”，它的运算能力高于西方1951年生产的UNIVAC－l 型计算机。而苏联1959年开始生产的B ESM －2 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却只有美国1955年生产的M －7094型计算机的三分之一，1959年生产的IBM －7090型计算机的十六分之一。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组成的禁运委员会）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技术产品，从西方合法进口的计算机比苏联自己生产的先进不了多少。60年代苏联弥补与西方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差距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间谍活动。克格勃得到的绝大多数计算机技术情报来自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60年代全世界使用的计算机中有一多半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潜伏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是，出生在沙俄但加入了法国国籍的阿尔瓦尔。与大多数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不同，他为苏联提供科技情报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1935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为间谍的阿尔瓦尔很可能是克格勃活动时间最长的科技情报间谍。50年代，他是国际通用机器公司设在巴黎的欧洲总部的高级职员，1958年他因其突出的情报业绩而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70年代退休前，阿尔瓦尔一直为克格勃工作。退休后，除了通用机器公司给他的退休金，克格勃每月还付给他300 美元，这也表明了中心对他的赏识。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驻巴黎情报站收集了许多关于美国晶体管制造技术方面的情报，根据克格勃档案的记录，这些情报不仅提高了苏联生产的晶体管质量，而且使苏联大规模生产这种产品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他们还提供了关于计算机网络系统方面的情报，这些技术后来被苏联国防部所仿效。提供这些晶体管制造和计算机网络系统方面的情报的很可能就是阿尔瓦尔。1964年起，巴黎情报站又在美国得克萨斯工具公司安插了一个代号为克洛德的间谍。为苏联从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窃取科技情报的间谍还有一个日耳曼人，代号孔。从1960年到1966年，在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的一家欧洲下属公司工作的孔购买了12万4 千美元的禁运材料和样品，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克格勃。1961年和1962年，美国大使馆因为他购买这些器材而两次对他进行了讯问，但每次他都能给出令大使馆满意的答复。和阿尔瓦尔的动机不同，孔为克格勃工作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开始他得到的佣金是10％，后来增加到15％。孔后来替联合国工作，到过许多国家。苏联方面先后为他派遣了12名指导员，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联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退休一年后，也就是1982年，克格勃中止了与他的联络，在此之前，克格勃共与他接触了150 次。苏联常常发现使用从美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防合同企业——搜集来的科技情报比搜集这些情报困难得多。1965年政治局批评说，总是要迟两到三年的时间苏联产业界才能开始利用窃取来的科技情报。即使是克格勃窃取来的计算机技术，在发挥最好作用的时候，也不过使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造成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缺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正如一位加拿大专家1968年所写的：“每一位了解苏联计算机科学家的西方人都能证明他们能力出众而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苏联在计算机业的长期落后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虽然苏联科学家有高超的专门技能，克格勃也窃取了大量的科技情报，但苏联的技术创新总要受制于繁琐而且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本来，军事工业委员会应该分担不能有效地利用从西方窃取的科技情报的责任，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该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还指责克格勃未能提供足够的科技情报。1965年4 月，在致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信中，斯米尔诺夫说，军事工业委员会2 —4 年前给克格勃下达的最重要的科技情报任务中有一半没有完成。谢米恰斯特内在回信中称，克格勃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满足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要求，但同时他批评斯米尔诺夫低估了搜集美国科技情报的困难。英国、法国、日本和西德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同样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委员应该给予这些国家更多的关注。在以后的几年里，针对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被派遣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丹麦、芬兰、印度、以色列、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瑞士、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虽然斯米尔诺夫对克格勃提出了批评，但是从总体上说，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报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正如斯米尔诺夫自己所说的那样，顶多在几年的时间内，第一总局就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给它的一半任务。但与二十年前的巨大成就——中心通过两个不同的间谍窃取到了原子弹研制计划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机密，还从另外几个间谍那儿获得了重要的有关原子能的情报——相比，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取得的成绩也还有许多让人失望的地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打入罗斯福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大多数苏联间谍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为苏联工作的，他们被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的神秘形象所吸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开创了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这个形象即使在美国的激进分子中也渐渐褪色了。那些战争时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而从事情报工作的人被唯利是图的主动上门者和国防工业巨头内部那些愿意出卖自己企业机密的、腐败的雇员所取代。发展和利用有理想、有抱负的美国的意识形态间谍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克格勃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它确实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