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戴妃裤业:克格勃绝密档案(中)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第十二章“阿贝尔”之后的特工

1966年由于缺少从美国获得的高级政治情报，克格勃执行委员会——克格勃主席领导的高级顾问机构——要求大力加强针对“主要对手”的情报工作。但是执行委员会建议的加强情报工作的主要措施却是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失败的那一套：在今后几年内建立一系列秘密情报站，承担设在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的主要情报职能。

直到“鲁道夫。阿贝尔”被捕6 年后，克格勃才在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站。虽然已经有一些特工在美国或通过美国开展工作，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所记载的第一个秘密情报站站长是科诺夫，此人是希腊裔莫斯科人，出生于1912 年，他使用的是1917年出生在苏台德区赖兴贝格（今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的一名叫格哈德。马克斯。科勒的德国人的身份。科诺夫是个接受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也是无线电专家，1955年4 月被克格勃招募前他是列宁格勒一个试验室的负责人。被招募后，科诺夫为了建立起德国掩护身份，在东德住了四年，做工程师工作，同时对他的下一个目的地——西德，和最终目的地——美国进行了深人研究。善于给特工们指定婚姻的克格勃给科诺夫找了个德国妻子并兼做他的助手。这个女人曾受雇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代号埃玛，她使用的是1928年9 月2 日出生在布雷斯劳（今波兰境内的弗罗茨瓦夫）的埃尔纳。黑尔佳。玛丽亚。德克尔的身份。

1959年10月，科诺夫和埃玛化装成东德难民，来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德科诺夫找到了当无线电工程师的工作。从1962年起，他开始与美国无线电和电子公司联系，许多公司都愿意雇用他。在以旅游者身份赴美国后，他接受了一家公司的聘请，这家公司于1963年为他和埃玛办理了移民签证。科诺夫似乎是二战后第一个被派往美国专门搜集科技情报的特工。作为电子测量仪器方面的专业人员，他曾多次参加国际性展览并且——据他的档案记载——有几项发明。中心对科诺夫提供的科技情报评价很高，曾两次受到克格勃的奖励。科诺夫和埃玛用格哈德和埃尔纳。科勒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后，于1970年1 月20日成为美国公民，在纽瓦克郡政府所在地举行了效忠宣誓仪式。

1963年，当科诺夫到达美国时，中心已经在加拿大安插了另外两名特工，中心打算把他们日后也派往美国。其中一个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比特诺夫（代号艾伯特），1961年来到加拿大。为他编造假身份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中心先选择了一个名叫利奥波德。兰伯特。德尔布鲁克的人，此人1899年出生在比利时，八岁时与家人一起移民到俄罗斯，死于1946年。然后，中心捏造了德尔布鲁克的经历。中心为德尔布鲁克设计的妻子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定居在德国的格莱维茨（今波兰境内的格利维采），之后又移民罗马尼亚，1931年德尔布鲁克在罗马尼亚去世。在格莱维茨的时候，这对夫妇还“生了”一个名叫简。利奥波德。德尔布鲁克的儿子。比特诺夫使用的就是简。利奥波德。德尔布鲁克的身份。比特诺夫的妻子尼娜（代号吉拉）使用的是一个“死亡的双面人”的身份，这个人名叫亚宁娜。巴塔罗夫斯卡妮，1928年出生于法国，1956年死于立陶宛。

1956年初，30岁的比特诺夫和他的妻子来到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安全局的帮助下建立了他们的掩护身份。1957年4 月，使用中心伪造的文件，他们成功地从比利时驻布加勒斯特外交使团处获得了护照。6 个月后，他们来到日内瓦，以便比特诺夫能到一所商业学校学习如何在西方做生意。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比特诺夫夫妇住在列日镇，取得了比利时国籍，并获得了比利时颁发的新护照，与布加勒斯特颁发的护照不同，新护照中没有提到他们在罗马尼亚的生活经历，这样就减少了他们到北美洲之后受到情报机构怀疑的可能性。1961年7 月，带着他们1960年3 月在列日镇生下的儿子，比特诺夫夫妇移民到了加拿大。

中心可能希望他在加拿大停留几年后就去美国。但是首先，和10年前的布里克（代号哈特）一样，他必须先在加拿大取得商业掩护身份。虽然比特诺夫曾经在日内瓦进修过商业课程，可作为商人，他却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第一次，他用克格勃给他的2000美元开了一家公司，买下有矿产开采权的土地，然后再将土地倒卖给采矿公司。两年后这家公司破了产。接着，他又花了2000美元资金，成为一家汽车代理公司的董事，可仅仅两个月后，这家代理公司就被迫停业清理。因为不希望再在他的投资项目上浪费资金，中心命令他去替别人打工。比特诺夫靠失业救济度过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到了一份收人微薄的当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可比特诺夫抱怨说，由于工作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几乎无法开展情报活动。1969年，比特诺夫终因毫无建树而被中心召回了莫斯科。第二年，中心给了他一笔养老金，并让他在45岁时提前退休。从中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不遗余力地资助比特诺夫就可以进一步看出它在北美洲建立特工网的决心。

比特诺夫并不知道1962年2 月，他到加拿大仅七个月后，另一个代号为道格拉斯的苏联特工已经携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到达了蒙特利尔机场。道格拉斯的真名叫卡利巴。瓦卢什科，是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协助下招募的捷克边防员，时年33岁。他使用的是一个名叫鲁道夫。阿尔贝特。赫尔曼的人的身份，这个人本来是出生在苏台德区的德国人，二战时死于苏联。然而中心重新编写了赫尔曼的经历，说他在二战中并没有死而是定居于东德，后来以逃避共产党的专政为由到西德避难。他的妻子英加（代号格尔达）是出生在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她的家人都移民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使用的是一个“死亡的双面人”的身份。此人名叫英加劳尔。诺尔克，在斯特廷遭轰炸时丧生。1957年，瓦卢什科一家逃到西德后，大肆宣称他们憎恨东德政权。他们在西德住了四年，强化了自己反共难民的形象，同时瓦卢什科学会了经营小生意。

在加拿大，瓦卢什科的生意做得比比特诺夫好得多，但也并不像他的公开记录（该记录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身份）所说的那样成功。到加拿大后不久，瓦卢什科和妻子（他们公开的身份是鲁迪。赫尔曼和英加。赫尔曼）买下了多伦多市中心一家名叫“哈罗德名吃”的小吃店，并把它变成了附近的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职员经常聚会的地方。两年后，瓦卢什科卖掉了这家小吃店，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音响师的工作，并开始学习拍摄电影。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为自由党制作的宣传影片。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成了受欢迎的成功制片人。在1967年自由党年会上，当选为自由党领导人的皮埃尔。特鲁多从讲台上探出身去，开玩笑似地把葡萄扔进了“鲁迪。赫尔曼”的嘴里。虽然表面上看瓦卢什科的生意很成功，可是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为了弥补他生意上的损失，中心共花了1 万美元。

1967年，瓦卢什科成为克格勃在加拿大最重要的间谍休。汉布尔顿（代号拉多夫）的指导员。1961年汉布尔顿因安全原因被解除了在北约的工作，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在以后的三年里，汉布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他回到加拿大在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经济系当教授。回到魁北克后，汉布尔顿与克格勃的联系减少了。他曾在渥太华与苏联公开情报站的一位官员见过三次面，每次他们都在邮政大楼附近的小汽车里接头。但是汉布尔顿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新指导员。这个指导员总想说服他在外交部找一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汉布尔顿没能及时到握太华与克格勃官员见面后，瓦卢什科被派到魁北克重新与他建立联系。他们在俯瞰圣劳伦斯河的弗隆特纳克庄园共进了一次惬意的晚餐，两人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汉布尔顿同意继续为克格勃工作。在以后几年里，汉布尔顿到过很多地方，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边为克格勃工作。他与瓦卢什科的联系一直维持到1975年，他们在特立尼达、海蒂、加拿大和美国接过头。但汉布尔顿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克格勃不得不动用相当多专案官员才能保持与他的联络。

1968年，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一年后，瓦卢什科一家来到了美国，开始在纽约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克格勃联络员是伊万诺娃，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妇女。伊万诺娃曾是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国内的一名间谍，后来被允许（甚至可能是被鼓励）与一个美国游客结了婚，并移居到美国。伊万诺娃给瓦卢什科提供了15000 美元安家费，后来还秘密接触过几次，向他传达中心的指示，并转交瓦卢什科在捷克的亲戚给他的信。从伊万诺娃给他的钱中，瓦卢什科用了12000 美元支付房屋定金，这所房子在距纽约市15英里的哈茨戴尔，环境相当隐蔽。靠这笔钱，瓦卢什科还加入了纽约记者俱乐部并开始了自由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的工作。克格勃给他下达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打入哈德逊学会，这是纽约最主要的思想库。汉布尔顿曾向中心提交了一份关于该学会成员情况的报告，这使中心兴奋不已，并相信这个学会将成为有关美国全球战略和国防政策情报的重要来源。

1962年5 月，也就是瓦卢什科到达加拿大三个月后，另一名苏联特工博贡也来到加拿大。中心希望博贡能像道格拉斯那样，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后就去美国。博贡的真名叫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布利亚布林，38岁，莫斯科人。他使用的是一个名叫彼得。卡尔。菲舍尔的人的身份。菲舍尔1929年出生在索非亚，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和瓦卢什科一样，根纳季先在东德完善了自己的德国身份，然后在1959年装作难民来到了西德。中心给了他三年的时间定居下来，建立起合法身份并找到工作，然后再把他送到加拿大。1961年3 月9 日，经克格勃批准，他与自己的搭档列娜在汉诺威结了婚。12月，他们获得了西德护照，五个月后，两人启程去了加拿大。

瓦卢什科用制片人身份做掩护，布利亚布林则选择了自由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使他能有许多机会和借口周游加拿大和其他地方。1965年2 月，受中心指示，布利亚布林夫妇持移民签证到了美国。在以后三年里，布利亚布林的主要任务是拍摄美国主要军事、科技和工业目标，并提供关于这些目标的情报。

但是，1968年，在刺探美国主要目标的活动中，布利亚布林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莫斯科不得不匆匆召回了布利亚布林夫妇。后来，中心发现，美国截获了布利亚布林通过情报员斯基芬发给中心的一些报告。斯基芬的真实姓名叫卡罗。赫森仁，一位美籍少数民族，1919年出生在塞浦路斯，他在贝鲁特有一家珠宝店，并为很多特工提供过转送服务。中心经调查发现，1968年4 月7 日和7 月27日布利亚布林通过赫森仁寄给中心的信件曾经被人用蒸汽嘘开过。

在布利亚布林被突然召回莫斯科一年前，另一名苏联特工雷巴科夫来到了美国。他的真实姓名叫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鲁坚科，早期经历和布利亚布林惊人地相似。和布利亚布林一样，鲁坚科也是莫斯科人，出生于1924年。他使用伪造的德国人身份在东德住了几年后就去了西德。中心让他使用海因茨。瓦尔特。奥古斯特。费德尔的身份文件。海因茨1927年11月6 日出生在卡利斯克。在东德时，他接受了钢琴调音和维修培训卜1961年4 月到西德后，作为逃避共产党统治的难民，他在世界著名的汉堡施泰因韦钢琴厂找到了工作。虽然曾被告知他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可是1964年他却被派到了伦敦，在一家乐器公司工作，或许中心是为了让他熟悉英语国家的环境。

鲁坚科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差一点在灾难中结束。一次，他到布鲁塞尔从克格勃官员那里领取生活补助后，在返回途中，因为带有未经申报的500 英镑现金而被扣留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有同情心的海关官员。鲁坚科向这位海关官员恳求说这是他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于是钱保住了，他自己也没遇到其他麻烦。

1966年他持旅游签证去了纽约，并参观了位于西区第57街的施泰因韦父子公司曼哈顿演示中心。在该中心，他得到了一份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施泰因韦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就业许可证，并于1967年7 月，持德国护照到达美国。在纽约，鲁坚科为许多名人当过钢琴调音师，其中包括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虽然1964年他没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后来当上了美国副总统。莫斯科把洛克菲勒看作亨利。基辛格的资助人，后者在1969年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当上了美国国务卿）。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纳尔逊的顾问和撰稿人，然后在基辛格进人尼克松政府前，纳尔逊付给了基辛格5 万美元告别费。“他只有二流的头脑，但是对人的直觉却是一流的。”基辛格曾这样评价纳尔逊，“而我的头脑一流，但对人的直觉却是三流的。”

在中心看来，鲁坚科似乎已经打入了资本主义体制最核心的殿堂，因为洛克菲勒家族三代人都是这一体制的集中体现。纳尔逊的第二个妻子哈比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样评价纳尔逊：“他相信自己能拥有一切。而且他也总是能够做到。”纳尔逊那所占地6 平方英里的西切斯特庄园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这里收藏着许多最珍贵的私人收藏艺术珍宝。有一次，西奥多。怀特曾提出用自己在曼哈顿市中心东区第64街的住宅换纳尔逊收藏的一匹唐三彩马。虽然中心认为鲁坚科能有机会到西切斯特去是件甚为难得的事，但他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对于鲁坚科来说，虽然能够接触一些纽约最昂贵的钢琴的条件并没有给他带来获取任何情报的机会，能够进人一些达官显贵的大宅就已经算是达到目的了。

他调试过许多著名音乐家的钢琴，这其中就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钢琴大师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霍罗威茨出生在俄罗斯，过去20年来，这位钢琴大师一直住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东区第94街。1965年，因精神病和结肠炎而休息了12年之后，62岁高龄的霍罗威茨重返舞台。他和卢西亚诺。帕瓦罗蒂成了世界上报酬最高的古典音乐家。他为自己重返舞台选择的独奏乐器是施泰因韦厂生产的CD186 号平台大钢琴，这架钢琴必须被精确地调制在440 —A.琴键压力45克，而普通钢琴的琴键压力在48—52克之间。

鲁坚科能够接触到纽约名人的钢琴这一优势给中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中心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准备让他担任秘密情报站站长。这个情报站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和一个纽约思想库——重点是那些相对年轻又能接触到秘密材料的雇员，特别是那些由于寂寞而对性生活有所渴望的单身女性和工资微薄又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因而容易受金钱诱惑的职员。

但是就在这个情报站要建立时，中心注意到鲁坚科有其档案所谓的“不正当行为”和“可疑行为”。于是1970年4 月，中心以给他下达开始工作前的最后指示为由把鲁坚科骗回了莫斯科。中心究竟怀疑他什么不得而知，但从中心对鲁坚科进行了刑讯这一点来看，中心可能是怀疑他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双面间谍。他给美国方面提供过什么情报并不重要，双面间谍的身份已经足已结束他的间谍生涯了。

1961年到达汉堡后不久，鲁坚科遇见了贝尔塔，一位32岁的女理发师。他曾建议把贝尔塔发展成苏联间谍。中心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命令鲁坚科断绝与贝尔塔的一切联系。在1970年的审讯过程中，鲁坚科承认自己没有遵照指令，他不仅与贝尔塔结了婚，而且把她带到了纽约。更糟糕的是，他还曾当着贝尔塔的面接收中心发给他的无线电信息，并把它们破译出来。贝尔塔的父母也发现了鲁坚科是个特务，但认为他在为东德工作。鲁坚科还交待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与一位女会计师（代号米拉）有非正常关系。

为了减小鲁坚科造成的危害，中心要求鲁坚科给贝尔塔和米拉写信，设法使她们——如果可能的话也让联邦调查局——相信，他因为婚姻破裂已离开美国。鲁坚科告诉贝尔塔说，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再和她一起生活了，并要求她不要白费时间去找他，因为她也找不到。在给米拉的信中，他被允许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和因离别而忍受的痛苦，但是必须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他档案中所用的奇怪的字眼）。

他说突然离开美国是摆脱他妻子的唯一办法，可是这个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这两封信都是由克格勃从奥地利寄出的，目的在于防止泄露鲁坚科的行踪。

马卡耶夫（代号哈里）、布里克（代号哈特）、海哈南（代号维克）、格林琴科（代号克洛德）、比特诺夫（代号艾伯特）、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和鲁坚科（代号雷巴科夫）等人接二连三的失败说明，找到能够在北美顺利完成任务的特工对于中心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化名“阿贝尔”（代号马克）的菲舍尔在许多方面是个例外，他证明中心的这个计划是可以行得通的。即使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至少“阿贝尔”没有暴露自己美国特工的身份。这要归功于长期在西方生活积累的经验、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就立下的志向和30年来在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锻炼。

他的特工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阿贝尔”也遭受过挫折和磨难，但同时也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其他冷战时期在美国的特工，都没有像他那样在思想上充分做好了应付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压力的准备。他们都必须适应与莫斯科向他们所灌输的“主要对手”的形象截然不同的美国现实。与那些使用真实身份的克格勃官员不同，特工不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不会时刻受到上级的政治约束。另外他们也必须适应比其他间谍承受的更大程度的孤独，他们只能靠交友和性行为来减轻这种孤独感，而这又很容易违反职业纪律。考虑到上述原因，发生像鲁坚科那样发生婚外恋又对中心隐瞒实情的情况；或者像海哈南那样，沦落到酗酒和偷窃的地步；或者像比特诺夫那样，发现自己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非常困难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也就都不足为奇了。

特工还必须面对中心提出的无理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期望。直到冷战快结束时，还没有一个战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克格勃主席和主管对外情报事务的官员具备在西方生活的亲身经历，或者对西方有客观了解。中心习惯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指导和计划经济模式，很难理解在明显控制如此少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是什么促使了这个美国神话的实现，导致了“阴谋理论”在苏联的盛行。原从事外交工作，后来叛变了的阿卡蒂。舍甫琴柯曾这样描述他的苏联同事：许多人都倾向于接受这个荒谬的理论，说什么在美国一定存在着秘密控制中心。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习惯了被隐藏在某个地方秘密工作的一小撮人控制的体制。另外，苏联仍然坚持着列宁的教条，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府只不过是垄断资本的“奴仆”。于是他们就想，那不就是秘密控制中心？

虽然中心掌握了许多西方世界的情况，但是它并不真正理解这些现象。更糟糕的是，它还以为自己理解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的失败和失望并没有动摇中心对未来在美国的秘密情报活动的信心。70年代初，中心仍然对科诺夫和道格拉斯寄予着厚望。而且中心已经为以后10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60年代后期，中心制定了一项计划，设想在1969年至1975年期间在美国建立10个、加拿大2 个、墨西哥2 个、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各1 个秘密情报站，并将其投人运营。为了应付战争或其他重大危机，中心还计划建立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当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不能开展活动时，通过这五个“战略通信情报站”来保持与中心的联络。这些情报站的分布情况是：在美国建立2 个、加拿大1 个、拉丁美洲2 个。

后来证明，这个梦想般的计划实在是太天真了。70年代，苏联在美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再次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包括科诺夫和道格拉斯的秘密情报站的崩溃。

1970年，当科诺夫和埃玛宣誓效忠而成为美国公民时，邻居们都把他们看作一对模范夫妻。实际上，他们俩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了。

1971年，他们飞到海蒂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只有中心和他们在纽约的律师了解这个情况。回来后，他们做出仍是一对夫妻的样子，仍然一起住在新泽西的家里。埃玛要求中心给她找一个新搭档。1972年10月，科诺夫被召回莫斯科，三年后去世。而埃玛则被克格勃开除了。

几年后，瓦卢什科更不光彩地结束了化名道格拉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历史。他在美国的第一项任务是打入哈德逊学会，然而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正如后来瓦卢什科自己抱怨的那样，如果他能够使用真实身份，并告诉哈德逊学会他曾经在查尔斯大学、布拉格和海德堡大学读过研究生的话，他或许还可以和学会的高层人士接触。但是作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摄影师，他根本没有机会。1970年，中心毫无理由地对瓦卢什科的工作感到失望，取消了这项渗透计划。

瓦卢什科的大儿子——1957年出生的彼得。赫尔曼——在校期间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并有希望获得瓦卢什科夫妇所没有的、在美国大学里招募间谍的机会。1972年瓦卢什科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彼得，并向中心作了汇报，他还说他的儿子也准备加人克格勃。莫斯科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同意支付彼得上大学的费用。1975年夏天，进人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以前不久，彼得开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并使用德语代号埃尔贝（“继承人”）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1976年，他转入乔治敦大学，并被要求向中心汇报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学生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性格上有缺陷，可以被中心利用的人），以及那些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进步”学生和老师的情况。他还被要求在乔治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找一份定时工作，结交中国学生并尽可能地了解他们。

到那一学年末，彼得。赫尔曼作为一名年仅十几岁的特工的间谍生涯就走到了尽头。1977年5 月初，瓦卢什科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联邦调查局让他自己选择，要么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被起诉犯有间谍罪，要么当双面间谍。后来他告诉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巴伦说，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他就变成了双面间谍，并在联邦调查局控制下活动了两年，直到联邦调查局终止了他的任务。联邦调查局对巴伦说：“鲁迪（瓦卢什科）对我们许下了诺言，而且他遵守了承诺。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对他的承诺。”1979年9 月23日，一辆没有车牌的大篷车搬走了位于哈茨戴尔区安多维尔路的“赫尔曼”家的所有物品。瓦卢什科一家在另外一个地方用新身份开始了新生活。

但是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有关瓦卢什科和联邦调查局关系的记录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在被捕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瓦卢什科在给中心的信息中加入了一些故意的差错和警告信号，向中心暗示了自己正在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下工作。然而克格勃并没有注意到出了什么差错，直到1978年10月初，另一个间谍发出的警告说瓦卢什科可能已经叛变了，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不久，中心召瓦卢什科到墨西哥城与驻华盛顿情报站副站长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林科夫（代号布罗夫）会面。联邦调查局为了让他继续充当双面间谍，批准他去准时赴约。与林科夫一见面，瓦卢什科就承认从去年春天起自己一家人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他怀疑是1969年在西德叛逃的吕岑出卖了他。瓦卢什科还抱怨说，他已经尽全力向中心发出了警告，但是没有人注意。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处反间谍部门进行的调查发现克格勃工作人员的无能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从1977年5 月起，瓦卢什科发出的一系列警告和故意错误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发给驻维也纳和墨西哥情报站的信件也被置之不理。

1978年10月，瓦卢什科在墨西哥城向克格勃发出警告后，克格勃马上通知在加拿大的汉布尔顿说由于安全原因他的指导员暂时不能再跟他联系了。但克格勃没有透露瓦卢什科已经叛变的情况，只是含糊地对汉布尔顿说“进步”人士和组织受到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克格勃还要求汉销毁所有可能危及到他安全的东西，而且如果受到盘问，一定不能承认任何事情。另外，克格勃还建议他在危急时可以去东德。

然而汉布尔顿却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可以导致对他立案侦查。1979年6 月，他给克格勃发了一条秘密信息，说没有必要紧张。

1979年11月4 日早7 时15分，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带着搜查令出现在魁北克城汉布尔顿的公寓门口。在以后的两年半中，加拿大媒体有很多关于汉布尔顿的议论，加拿大议会也多次对汉布尔顿进行了传询，但并没有对他进行起诉。1980年3 月3 日，也就是特鲁多政府上台执政的第一天，联邦调查局让瓦卢什科（使用假姓名）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瓦卢什科公开证实了汉布尔顿的间谍身份。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想迫使加拿大方面采取行动。可汉布尔顿还是逃过了对他的指控。虽然汉布尔顿非常干脆地详细交待了自己使用短波电台与莫斯科进行秘密通信的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

汉布尔顿称：“特务是有规律地从事搜集和传送秘密材料，接受指令并得到报酬的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但是根据汉布尔顿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仅在1975年9 月至1978年12月间，克格勃即付给了他总数达18000 美元的报酬。

1980年5 月，加拿大司法部宣布，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将不对汉布尔顿进行起诉。自此之后媒体对这件案子的兴趣也慢慢消退了。但是两年后，汉布尔顿在伦敦访问时被捕，并根据《官方秘密法案》对他进行了审判，被判处10年监禁。

中心本来可能打算让克列缅季。阿列克塞耶维奇。科尔萨科夫（代号基姆）接替瓦卢什科担任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此人1948年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德国人。他的母亲（于1971年去世）也是克格勃特工，代号埃娃。科尔萨科夫小时候就被克格勃选为培养对象，像他母亲一样，东德还给他提供了假身份证明。

根据这个假身份，科尔萨科夫名叫克莱门斯。奥斯卡尔。基坦，是一个1948年出生在达利格霍夫的私生子。像其他许多苏联特工一样，1953年他和他的母亲装作东德难民逃到了西柏林，一年后，他们到了联邦德国。1967年，18岁的科尔萨科夫获得了西德护照。母亲去世后，他在维也纳住了几年，先在一所艺术学校里学习，然后又进修了广告课程，同时还接受特工技巧方面的训练。为了熟悉在美国的生活，他曾两次横渡大西洋，1978年他移民到了纽约。

但是，开始间谍工作后不久，科尔萨科夫就失望了。1980年1月，在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训练期间，他秘密地来到美国大使馆，表明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并揭发了其他一些克格勃官员（其中包括华盛顿N 线（特工支援处）负责人阿尔图尔。维克多罗维奇。皮亚京）。中央情报局工作站令他保守秘密，不要声张，因为在名义上科尔萨科夫是西德公民，美国决定先把他秘密转移到联邦德国大使馆，然后再安排他潜逃。米特罗欣的记录并没有记载克格勃是否发现了科尔萨科夫曾经到过美国大使馆，但是当科尔萨科夫到达莫斯科机场准备乘飞机去西方国家时，克格勃的人正在等候他。经过长时间的审讯，科尔萨科夫被送往卡赞斯卡亚精神病院，和其他许多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被误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冷战开始以后的30年中，中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力求在美国建立一系列强大的秘密情报站，以便操纵像二战期间一样重要的驻美国间谍网，然而这一大战略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继一连串的失败之后，瓦卢什科的情报站又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控制（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控制），科尔萨科夫还准备叛逃。

最让中心难堪的是，冷战时期最成功地打入“主要对手”内部的人并不是克格勃的特工，而是克格勃的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派遣的两名特工，卡尔。科歇尔和哈娜。科歇尔来到纽约，声称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迫害的难民。卡尔。科歇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法语和捷克语，他在“自由欧洲”电台找到了一份当顾问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先在印第安那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他的导师是后来成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尔。科歇尔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对共产党充满敌意的人，他甚至因为网球明星伊万。伦德尔的捷克血统而不同意伦德尔购买他所住的纽约东区的楼房中的一套公寓。

1969年，也就是他获得博士学位前一年，卡尔。科歇尔被位于斯塔胰岛的瓦格纳大学聘为哲学讲师。哈娜则做钻石生意，经常有机会去欧洲，从而便于充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通信员。另外，他们俩可能是所有苏联集团国家间谍史上性生活最疯狂的一对。他们参加过“换妻”聚会、纽约的伯拉图娱乐城的集体性狂欢，以及“地狱之火”的性俱乐部。在爱滋病还没有被发现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这些俱乐部非常火爆。

后来，经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批准，他们向专于报道秘密信息的华盛顿记者罗纳德。凯斯勒介绍了他们丰富多彩的间谍生涯。但是卡尔。科歇尔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他保留了很多重要细节。1970年卡尔。科歇尔被召回布拉格，参与对中央情报局利用捷克移民开展间谍活动的调查。但是沉醉于在纽约的糜烂生活之中的科歇尔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在以后四年里他断绝了与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联索。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一年后，他的妻子也成了美国公民。

卡尔。科歇尔似乎早已制定了弥和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关系的计划，这就是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1973年他迁居到华盛顿，在中央情报局苏联事务处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拥有最高涉密权。他胆大妄为，仅仅三个星期后，他就要求换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现在的职位根本用不着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我对情报工作非常感兴趣，而且希望能留在中央情报局里好好做点工作。但我认为应该让我在一个比现在这个更需要智慧的岗位上工作才公平……

或许是他的抱怨起了作用，卡尔。科歇尔后来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依据他从录音机上转抄和翻译的有关俄罗斯及捷克的情况撰写情报分析。

对于科歇尔来说华盛顿的性生活甚至比在纽约更刺激。70年代中期，他曾充满怀念地称：“华盛顿是世界性之都。‘他和妻子哈娜加人了”丘比特神殿夫妻“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每周六晚上在”交流饭店“共进晚餐，然后在旅馆或私人寓所里搞群交活动；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在弗吉尼亚假日饭店举行活动的性开放者私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中大约有10名成员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皮肤白嫩、金发碧眼、魁力照人的哈娜比她的丈夫年轻10岁，后来她炫耀自己曾与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五角大楼的官员、重要报刊的记者和一位美国参议员发生过性关系。”丘比特神殿夫妻“的组织者回忆说：”她真是太漂亮了，随和、可爱、迷人，而且总是能保持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状态。“然而，她的丈夫卡尔则”有一点奇怪…。。曾与他在一起的女人说他是个糟糕的情人，一点都不敏感。他妻子与他正好截然相反。”

1974年，在成功地打入了中央情报局后，卡尔。科歇尔恢复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联系，据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向克格勃咨询后才再次启用了他。从此，他也就成了克格勃的间谍，代号“雷诺”。

科歇尔夫妇在华盛顿性俱乐部里的活动，只不过能给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克格勃提供一些关于一些华盛顿官员的负面信息和闲话，绝大多数对于情报活动都没有任何意义。相比之下，卡尔。科歇尔交给克格勃的、他替联邦调查局翻译的有关苏联和捷克的秘密档案则重要得多。安德罗波夫曾亲口称赞他的情报是“重要和有价值的”。1975年，卡尔放弃了在中央情报局的全职工作，但仍然在纽约做情报局的合同工。他所撰写的评估报告中包括苏联领导层的决策程序。

1975年科歇尔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提供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反苏活动的机密情报。除了在纽约以外，他的克格勃指导员还安排在奥地利和法国与他接头。科歇尔提供的最重要的反间谍线索包括中央情报局收买一名苏联外交人员的证据。经过长期调查，克格勃终于发现这个被美国收买的外交人员就是在外交部美国司工作的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戈罗德尼克。

1977年被捕后不久，奥戈罗德尼克同意写一份坦白书，但他抱怨说审讯员给他的钢笔太难用了。当把他自己的钢笔递给他后，他立即取出了藏在里面的毒药，并在警卫能够阻止他之前吞了下去，死在了审讯室里。

80年代初，科歇尔夫妇被隐藏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揭发了。他们于1984年被捕，不到两年后，作为允许在监禁中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夏仁斯基移民以色列的一个条件，他们被允许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据一家报纸报导，当他们通过格利尼克大桥从西柏林进人东德时：长着胡子、穿着毛边大衣的卡尔。F.科歇尔看上去简直就像只狐狸。而他的妻子哈娜，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白色的貂皮高帽，白嫩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非常性感，特别是那双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蓝眼睛，简直就像电影明星。

卡尔。科歇尔后来曾这样对罗纳德。凯斯勒夸耀自己：“克格勃非常重视我。”科歇尔夫妇在西方的间谍生涯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结束的。1992年，哈娜在英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经贸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两年后，一位捷克记者揭露了她的背景，于是她被解雇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不顾过去30年的挫折，仍然坚持在“主要对手”境内扩大特工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过其力度与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心原计划在1975年前在美国建立10个秘密情报站，现在则改为在1982年前建立6 个秘密情报站。中心期望这6 个情报站能够在一系列渗透目标中发展三至四个情报来源，这些渗透目标包括：白宫、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一些所谓的“相关机构”，如哈德逊学会、兰德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西德分部。中心还计划在哥伦比亚、纽约和乔治敦大学里“积极招募”在校学生为苏联充当间谍。

80年代，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境内安插特工方面显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提到，1983年一对特工夫妇一戈特和路易莎一正在美国开始间谍活动，但记录中没有提到他们所取得的具体成就。然而，克格勃降低要求制定的建立6 个秘密情报站而且每个情报站里都有打入里根政府核心部门的间谍的计划却仍然非常不现实。冷战末期，中心制定的利用特工开展针对“主要对手”的情报活动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没有反映80年代的现实情况，而是仍沉迷于半个世纪前“大特工”时代辉煌成就的巨大诱惑之中。

第十三章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1967年，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对政治情报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希望它们能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上任后不久，他在致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报告中宣称，克格勃一定要有影响国际危机结局的能力，绝不能再次出现“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那种现象。他命令国外情报局在三四个月内，就“主要对手”及其盟国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准备一份报告呈交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克格勃在美国缺少像英国人吉姆。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约翰。瓦萨尔以及西德人海因兹。费尔费那样的优秀间谍。他强调，只有招募到这样的间谍，国外情报局才能得到真正的高级情报。

几乎从196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一刻起，安德罗波夫就在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方面建立起了权威。1968年，他成为要求采用“极端措施”镇压“布拉格之春”派的代言人。在整个70年代，他和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共同负责起草呈送给政治局的苏联重大外交政策建议（1973年，他们都成了政治局拥有投票权的正式委员）。1977年出任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时也会在葛罗米柯起草的建议上签名。据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安德罗波夫借助克格勃的广泛的情报源，较全面地了解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这是他的优势……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是权威，但是他们从不敢介入对方的工作，而安德罗波夫却在这两个领域都显得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曾经因为害怕与高层领导人意见相左而对情报分析持谨慎态度的国外情报局对自己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了改革和扩充。安德罗波夫为了影响政治局的决策，曾多次向政治局提交带有倾向性的分析报告。

安德罗波夫成了勃列日涅夫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例如，1976年1月，他向总书记递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私人信件，信的开头不无奉承地写道：这份出自我个人之手的文件只供您个人阅览。如果您认为其中存在一些价值的话，那么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如果相反，那么我希望您就当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虽然安德罗波夫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即使是在只有克格勃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批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勃列日涅夫在学识上的不足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并开始树立自己总书记接班人的形象。然而，多勃雷宁很快就发现，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事务方面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盛大而又热烈的庆祝场面：。。…。仪仗队、在克里姆林宫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令人讨厌的公开露面等等。他希望能为自己的相册多拍些照片，他也非常乐于把相册拿给别人看。他更喜欢出席文件的签字仪式而不是起草或谈判的过程。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会见多勃雷宁时忽然上楼去了。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换上了陆军元帅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他问多勃雷宁，“怎么样？”。多勃雷宁非常恭敬地回答说：“非常气派。”从1974年起，勃列日涅夫由于动脉硬化引起几次轻度中风，身体不太好。无论他到哪里，在他那辆黑色高级吉尔轿车后面总跟着一辆救护车。70年代中期，与他最接近的人是克格勃的一个护士，这个护士不经医生同意，就不停地喂他吃许多药片。

虽然安德罗波夫强化了他个人及克格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他大力改进对“主要对手”的政治情报活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实现。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PR线（政治情报处）没有能够实现他很高的期望。1968年，驻纽约情报站还闹出了一场涉及站长，前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洲事务处）处长尼古拉。潘捷列莫诺维奇。库列别亚金的丑闻。中心收到了一份可能来自纽约情报站内部人员对库列别亚金的控告材料。经调查证明，他进克格勃时提供的学历档案是伪造的。事实上他并没有完成在校教育，而且还逃避了兵役。这些都与他的档案材料不符。中心担心如果在华盛顿就揭穿他的罪行，库列别亚金可能会叛逃，于是就通知他说他已经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并要求他回苏联上任。但是他一到莫斯科就被克格勃开除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表现比纽约站强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主动上门者。1965年9 月，罗伯特。利普卡——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个20岁的军人——来到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隔的苏联大使馆，声称他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粉碎工作。这让苏联方面兴奋不已。代号为“丹”的利普卡可能是自特德。霍尔——1944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为苏联驻纽约情报站工作的19岁的克格勃间谍——之后，苏联在美国发展的最年轻的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间谍。利普卡的档案中提到，他很快就掌握了政治情报处传授的情报工作方法。在以后两年里，通过死信箱以及与一位专案官员保持“一擦而过式”的快速接触和会面，他与情报站进行了约五十次联系。

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年轻的克格勃政治情报处的负责人——在自己狭窄的办公室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审阅利普卡提供的大量资料，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内容，并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然而利普卡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利普卡在找到苏联大使馆后的两年内总共得到了27000 美元，但他仍然不满足，并多次威胁要终止与克格勃的联系，除非给他更多的报酬。1967年，利普卡服役期满后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宾夕法尼亚的米勒斯维利大学上学，可能考虑到已经不能接触到情报的他再保持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缘故，8月份，他终止了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利普卡为了阻止克格勃再次与自己联系，在写给情报站的最后一封信里称自己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但鉴于他提供的秘密文件的重要性，克格勃认为他肯定是在撒谎。至少在以后11年里，情报站和一些特工断断续续地试图恢复与他的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利普卡停止间谍活动几个月后，华盛顿情报站又发展了另一个能够接触到技侦情报的主动上门者。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1985年主动上门之前，华盛顿情报站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动上门者可能要数约翰。安东尼。沃尔克了，他是驻弗吉尼亚诺福克的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里负责通信工作的一名一级准尉。196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想挣些钱，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们一些真东西。“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但是沃尔克可以接触到非常高级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密码设置。卡卢金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马京带着惊喜的心情检验了沃尔克提供的材料样品。卡卢金回忆说，测览这些文件时索洛马京瞪大了眼睛道：”这正是我想要的广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二次”的间谍。卡卢金称，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美乐时牌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 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卡卢金来说，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他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1968年，绝密的第十六处（专门负责处理国外情报局搜集到的技侦情报的机构）成立后，接管了对沃尔克的控制，从此，他的名字从华盛顿情报站的间谍名单上消失了。然而，在沃尔克一家替苏联工作的18年非常岁月里，索洛马京本人一直设法暗中监督着这个谍报网的运作。由于沃尔克和利普卡这两个成功的间谍，索洛马京获得了红旗勋章，而且后来还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卡卢金也因此而受益，1974年，他成为国外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绝大多数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重间谍。

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 年里，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 月，克格勃才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一位苏联最成功的“摇摆”间谍）后来这样评论说，红军拒绝提供机密文件使苏联的“摇摆”间谍根本无法与美国同行竞争：即使文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是在得知这份文件将被提供给西方国家时，苏联军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签署允许送出这份文件的命令。他们害怕或许几个月后，就会被带到斯大林式的法官面前以判国罪被枪决。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卡卢金曾经说过：“我们从来没想过把基辛格发展成间谍，他只是政治情报的一个来源。”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人主白宫、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地下停车场进人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 多名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许多披着外交工作人员外衣的克格勃官员都曾经是联合国秘书长最信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中有：吴丹任秘书长时期的维克托。梅奇斯拉沃维奇。莱西奥夫斯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时期的莱西奥夫斯基和瓦列里。维克多罗维奇。克列普科戈尔斯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期的根纳季。米哈伊洛维奇。叶夫斯塔菲耶夫。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影响瓦尔德海姆，安排苏联杂志刊登称赞他的文章，在他访问苏联时还安排莱西奥夫斯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亲自向他赠送由一位苏联艺术家制作的撒马尔罕风景画。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8年叛变的阿卡基。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透露，瓦尔德海姆经常给莱西奥夫斯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安排一些日常工作，如审查联大发言人的顺序或代替他出席多如牛毛的外交接待场合，但从来不让他们参与联合国内的敏感事务，莱西奥夫斯基和克列普科戈尔斯基声称这是瓦尔德海姆手下的“奥地利黑手党”的影响。但是，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不同，驻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仍然成了苏联发展间谍最成功的场所。舍甫琴科经常看到莱西奥夫斯基在代表团的休息室里，“为某位大使买饮料，给他讲笑话，帮他弄到非常难得的戏剧或歌剧票，请他签名或者奉承他”。在影响和试图收买外国使团及各国在联合国秘书处里的工作人员这方面，秘书长的克格勃私人助手们倾注了许多时间。

但是中心仍然经常对纽约情报站在联合国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表示不满。1973年，纽约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站一些官员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三个“卓有成效”的间谍（代号分别为：格列克、布列斯特、和布里斯）之后，它的工作陷人了一片混乱。1974年底的一份报告认为，政治情报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几年来，情报站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情报工作需要。

特别是针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需要时间谍网。1974年，虽然情报站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仍然未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发展了几个人（苏亚雷斯、迪夫和赫米斯）并开始与他们进行秘密接触。但这也无助于我们完成最基本的任务。

这三个间谍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苏亚雷斯是哥伦比亚的记者，被一位以《共青团真理报》驻纽约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名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马纳科夫的克格勃官员收买。几年后，苏亚雷斯获得了美国公民权。迪夫是一个美国商人，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析报告。比较而言，赫米斯可能是这三个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真实姓名是厄兹代米尔。艾哈迈德。厄兹居尔，他是1929年出生的塞浦路斯人。1977年，纽约情报站通过阿尔卡季。舍甫琴科把厄兹居尔安排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1978年舍夫琴科叛变后，克格勃被迫终止了与厄兹居尔的联系。

1974年美国商人迪夫被纳入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间谍名单。除他以外，政治情报处还掌握着9 名间谍，他们的代号分别是：格里格、毛焦尔、莫顿、尼克、拉姆泽俾、雷姆、罗梅勒。谢夫和斯托伊卡。其中格里格的真实身份没有被确认，但是据说他在加拿大活动。毛焦尔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莫顿是一位出色的律师，1970年被发展为间谍，1975年因年事已高而退休。退休后他让华盛顿情报站与他的儿子（一家非常出名的法律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继续联系。尼克是哥伦比亚人，曾参与过美国与哥伦比亚的文化交流计划。拉姆泽斯是一位美国教授，他在国会、学术界、新闻界和拉丁美洲都有关系。雷姆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意大利籍工作人员。

罗梅勒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拉美外交家，在她与联合国的合同于1975年到期之前，她曾请求克格勃帮助她续签；她向克格勃提供过秘密文件和收买对象。谢夫是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位教授，1974年访问立陶宛时被克格勃收买。斯托伊卡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拉丁美洲外交官。和纽约情报站的情况一样，这些人都无法接触到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虽然纽约情报站在电子窃听、“积极措施”和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主要由联合国和移民团体中的间谍构成，当中只有少数人拥有美国国籍。绝大多数苏联间谍都集中在苏联的侨民当中，其中大部分住在里弗代尔的住宅区。克格勃的数据统计显示，1975年苏联侨民中有1366名苏联雇员和服务人员。在533 名雇员中，76人是官方认定的间谍，还有16人被称作“可以信赖的关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负责向克格勃下属的侨民处汇报其同事的情况。

1974年，中心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强调指出，纽约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间谍存在着种种局限性：这些情报人员都接触不到秘密信息。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在通过联合国外交途径和向一些美国人（非间谍人士）打听信息。

由于缺少潜伏在美国联邦政府内的高级间谍，通常以外交官或记者身份做掩护的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从国会或新闻媒体搜集传言上。1965年至1970年，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负责人卡卢金结识了美国专栏作家瓦尔特。李普曼、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德鲁。皮尔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默斯。罗伯兹和默里。马尔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约瑟夫。哈施；美国新闻署前署长卡尔。鲁文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亨利。布兰登。卡卢金在给这些人打电话或与他们共进午餐时并没有扮演间谍收买者的角色。相反，他“倒像个优秀记者似的”，认真记录下他们对目前政局的分析。“我们很少给政治局提供独家新闻，但我们（政治情报处）能让苏联领导人更多的了解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

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卡卢金得到的情报为谢多夫依据与基辛格的谈话所写的报告提供了确凿证据。他的报告认为，如果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并不会像苏联所担心的那样积极反苏。卡卢金最主要的关系就是罗伯特。肯尼迪，要不是在加利福尼亚总统预选中获胜后遇刺，肯尼迪还可能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遇刺前，罗伯特。肯尼迪曾送给卡卢金一个领带夹，领带夹上的图案是p －109 号鱼雷艇；二战期间他哥哥曾任该艇的艇长。政治情报处官员还与麦克。曼斯费尔德、威廉。富布赖特、马克。哈特菲尔德、查尔斯。佩尔西、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和雅各布。贾维茨等重要参议员保持着经常联系。中心常常向政治局吹嘘说，它对美国政策的分析是根据美国国会中的精英们提供的材料做出的。

华盛顿情报站提供的大部分政治情报报告都是根据公开材料编写的。苏联外交官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外汇经费无法让他们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宴请他们的关系户，这也令一些外交官们相当恼火。尽管多勃雷宁坚持由他来负责与基辛格联系，但是他对情报站工作的看法还是相当宽容的，而且看起来他对从关系户和间谍那里得到的材料都非常感兴趣。他抱怨说：“在苏联的许多使馆里除了纪律之外，大使与克格勃官员之间就没有正常的私人关系可言。”他们经常为了“显示一下谁是大使馆真正的老板”或者向莫斯科展示自己一方更优越的情报来源而反目成仇。

1965—1968年，索洛马京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时，他与多勃雷宁相处得很好。但是1971年他调到纽约后不久，就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发生了矛盾。

马利克强烈反对索洛马京发展与大卫。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兄弟，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关系，因为马利克想亲自去影响这个人。马利克对洛克菲勒收藏的与他接触过的3 万个名人卡片档案非常着迷。这些卡片档案按国家、城市和所属行业分类，记录了洛克菲勒在全世界的关系网。在到位于60层高的大通曼哈顿大楼第17层的洛克菲勒办公室去拜访洛克菲勒时，马利克请求洛克菲勒让他看看卡片档案样本。于是洛克菲勒拿出了赫鲁晓夫的档案卡。马利克也反对索洛马京与埃夫里尔。哈里曼联系。哈里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莫斯科认为他在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美国官员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过渡时期里，已经退休的哈里曼再度出山，他和多勃雷宁成为勃列日涅夫与吉米。卡特的非官方关系。

索洛马京向中心反映，马利克阻止他对洛克菲勒和哈里曼施加影响，完全是蓄意给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向中心说明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可能成为苏联间谍的。

为了改善驻美国情报站的间谍发展工作，1975年，苏联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洛莫夫——一名克格勃“可以信赖的关系”——被派到纽约为情报站面授机宜。1976年，中心制定了对发展间谍有功者的奖励制度，奖励方式包括授予奖章和奖状、提前晋升、分配新住房、给予硬通货奖金（官员们在任期结束时，可以用它来购买西方消费品并带回莫斯科）等。

作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似乎并不明白对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活动所面临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他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间谍招募计划。1974年8 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安德罗波夫指示华盛顿情报站与尼克松的前顾问帕特。布坎南、尼克松演说词的撰稿人威廉。萨菲尔、曾在尼克松政府头一年里担任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艾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经济学家弗莱德。贝里斯腾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元老埃弗里特。格利森（他在尼克松辞职三个月后就去世了）等五位前政府中的要员建立联系。所有这些人都是绝对不可能被苏联收买的。1975年，安德罗波夫还批准了一系列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对乔治。鲍尔、拉姆齐。克拉克、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埃夫里尔。哈里曼、特迪。肯尼迪和泰奥多尔。索伦森等人构成的社会名流圈进行渗透。1976年美国大选期间，克格勃最有建树的间谍是一位可以接近卡特集团的民主党活跃分子，但对于国外情报局而言，这件事说来有些难以启齿，因为这个人是在对俄罗斯进行访问时被第二总局收买的。

克格勃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最成功的战略就是利用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学术研究机构——莫斯科美国一加拿大研究所作掩护。中心保存着的1968年该研究所秘密条例规定，克格勃享有以下权利：给学会下达对“主要对手”进行研究的任务；给克格勃官员提供用于掩护身份的职位；邀请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人士来莫斯科访问和在美国开展与情报有关的工作等。克格勃潜伏该所的官员包括副所长拉季米尔。波戈丹诺夫上校（代号弗拉基米罗夫）。有时他的同事在背后叫他“戴肩章的学者”。潜伏在所里的最重要的克格勃官员就是一度担任所长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代号瓦西里，他在美国建立了一张庞大的高层关系网，并经常被要求对美国高级官员施加影响。基辛格曾这样说道：（阿尔巴托夫）非常善于与那些本来就不太正常的美国知识分子打交道，他使这些人把他看作诚实守信的人，并使他们相信美苏之间的麻烦全都是由美国人的愚蠢和不愿妥协造成的。他总是非常富有创意地抗议说，美国的拒绝使克里姆林宫里爱好和平而又敏感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由于美国缺乏灵活性，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采取对抗政策。但这与他们与生俱来的温和天性是不相符的。

虽然阿尔巴托夫与美国决策者的接触增加了克格勃向美国联邦政府渗透的希望，但是米特罗欣并没有从间谍档案中找出任何通过这条渠道招募到重要间谍的证据。

在中心看来，阿尔巴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赛勒斯。万斯（代号维泽尔）。1973年春，万斯访问苏联时，就美苏关系需要“增强相互信任”这一点与阿尔巴托夫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

阿尔巴托夫汇报说他已经向万斯说明，在莫斯科的美国新闻媒体对苏联形象进行的反面宣传肯定是由美国国会院外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操纵的。1976年阿尔巴托夫又一次被派到美国。他向纽约情报站额外申请了200 美元“活动经费”，用于款待万斯和其他一些人。这种毫无意义的会见竟然使中心愚蠢地抱上了一个乐观的希望，那就是吉米。卡特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以及万斯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后，苏联间谍活动可以渗入新一届美国政府。12月19日，安德罗波夫个人批准了对万斯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使万斯至少成为克格勃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关系”。

当然，这个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万斯的档案记录显示，他在卡特政府任职后，任何与他及他家人的非官方接触都行不通。然而，更让中心气恼的是，多勃雷宁大使先生依旧像当年基辛格在任期间那样通过地下停车场这个秘密通道前往美富国务院国务卿办公室，而且多勃雷宁本人也为能够通过万斯保留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的这条“秘密通道‘而感到骄傲。中心竟然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条”秘密通道“该轮到自己接管了。

中心最初对卡特政府的期望是那样不切实际，它甚至制定了发展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俾基——一个强硬分子——成为苏联间谍的计划。国外情报局计划派曾与布热津斯基见过面的、阿尔巴托夫的助手波戈丹诺夫赴华盛顿，“密切他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关系，并向他传达一些最新消息”。

1977年1 月3 日，安德罗波夫下令收集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材料，作为对布热津斯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当然，和万斯案一样，中心对布热津斯基施加影响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于是中心又开始致力于制定旨在低毁布热津斯基的“积极措施”。1977年5 月26日，克格勃第0017号训令指出：急需要关于卡特政府的更好的情报。

1977年和1978年，中心对华盛顿和纽约情报站的评语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两个机构没有达到中心提出的要求。在美国的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再次因未能完成上级赋予它的任务而受到批评，因为没有一个间谍能直接打入主要的渗透对象。

由于克格勃在美国政府内缺乏可靠的高层次情报来源，中心又捡起了“阴谋理论”（这是经常的事）。1977年初，国外情报局局长（也是安德罗夫的亲信）弗拉基米尔。亚历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向安德罗波夫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报告。报告揭露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央情报局破坏苏联政府、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的“综合计划”：……如今，美国情报机构正计划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训练并帮助他们打入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在间谍技巧上对其情报人员进行个别指导，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间谍进行严格“洗脑”……中央情报局准备在美国情报机构中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操纵这些单独执行破坏和歪曲（苏联的）上级指示的单个间谍。中央情报局相信，如此精心策划的行动一定能给苏联政局制造困难，阻碍苏联经济发展并导致苏联科学研究工作走进死胡同。

安德罗波夫认为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于是1977年1 月24日，他把这份经他签署的报告提交给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如果说对四年前的卡特政府还抱着一点点期望的话，那么中心对将在1981年1 月上台的里根政府根本就没抱任何幻想。那些希望里根在竞选期间的反苏演说只是为了当选而做做样子的人，在里根上台后不久彻底绝望了。1981年4 月，应中心要求，阿尔巴托夫访问了美国。访问结束后，他就新的美国政府向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契科夫提交了一份报告。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晚宴上，阿尔巴托夫有机会在距离里根仅十五米远的地方仔细观察了里根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虽然里根看上去是在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但他扮演这个角色时的确满怀真情。当代表着美国四大军种的旗帜被迎入大厅时，当里根听到国歌后起立并将手放在胸前时，他的眼睛里总闪动着泪光。而南希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她那爱慕的神情让阿尔巴托夫觉得她简直像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突然间被安排在自己最喜爱的歌星身边一样。尽管里根对记者们的讲话“非常浅显易懂”，但他却成功地扮演了“国父”的角色——一个具有博爱精神、幽默感和平易近人性格的杰出领袖。

中心和克里姆林宫对里根都没有什么好印象。明显带着病容的勃列日涅夫1981年5月在克格勃一次重要会议上的秘密讲话中，谴责里根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接着，即将在18个月后接替总书记职位的安德罗波夫也发表了讲话。让大多数与会者惊讶的是，安德罗波夫宣布，经政治局决定，克格勃和总情报部将首次合作进行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情报行动。这个行动的代号是“瑞安”——即“核导弹袭击”这个词组首字母的缩写。它的目的是搜集关于里根政府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计划的情报（该计划是苏联臆造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苏联的这个错觉一方面反映出克格勃向“主要对手”的决策层渗透的计划仍然未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克格勃准备再次倒向阴谋论。安德罗波夫告诫苏联驻外情报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爆炸性。”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克格勃的全面控制，他经常接见克格勃的高级军官。在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瑞安”行动一直都是国外情报局的首要任务。

几年来，莫斯科一直对里根政策进行“偏执狂式的解释”（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毫不过分的描述）。但是绝大多数苏联驻西方国家首都的情报人员并不像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那样忧心重重。1982年6 月，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季耶夫斯基加人伦敦情报站时，他发现所有政治情报处的同事都对“瑞安”行动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前途去冒险挑战中心做出的判断。

“瑞安”行动划定了一个错误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范围。实际上，所有的苏联情报站都奉命搜集那些“令人担忧”的情报。中心对他们提供的情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并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情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克留契科夫的亲信）就是在那时不谴余力地提供这类情报的人之一。

中心把1983年3 月美国宣布启动的SDI （星球大战）计划视为美国政府在发动核战争前给美国公众进行的一次精神准备。1983年9 月28日，躺在病床上已病入膏荒的安德罗波夫用一种自冷战以来最悲观的措辞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谴责。他说：“令人发指的军国主义思想”笼罩着整个美国。“在帝国主义野心驱使下的里根政府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让人怀疑华盛顿能否在任何冷静的人都会停下来的那一刻停止行动。”

1983年11月，北约举行了代号为“能干的射手一83”的核导弹发射演习。在这段时间内，中心内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克格勃的领导人担心这次演习可能就是美国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先兆。此时，对于一些国外情报局驻西方国家的官员来说，他们担心的是中心的慌报军情，而不是西方突然袭击的威胁。

1984年，“瑞安”行动逐渐被搁置下来（虽然并没有完全停止），这主要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该行动的两个主要策划者）先后去世。另外，伦敦和华盛顿当局由于担心苏联国内的偏执情绪频频向苏方暗示：北约不会发动核战争。克格勃驻外情报站提供的危言耸听的“瑞安”行动报告再次说明政治情报处习惯于向莫斯科汇报它想听到的内容。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官员后来承认：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头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里，和其他时期的情况一样，如果中心能多参考一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内容而不是间谍的报告，它就能更准确地了解美国的政策。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他的“新思维”在外交政策上最显著的迹象就是对国外情报局提交的政治报告表示出了不满。1985年12月，自1982年起就担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召集克格勃领导人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的一份措辞苛刻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构提交的情报和情报报告中，不允许有歪曲事件真实情况的现象”。会议阿波奉承地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杜绝阿联奉承的报告并宣称遵循“列宁提出的‘我们只需要全部真相’的准则”是国内外每个契卡工作者的职责。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对国外情报局下属的T 局（科技情报局）的工作产生了深刻印象。在整个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它在“主要对手”境内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活动。对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和研究机构的渗透比对美国联邦政府核心部门的渗透容易得多。科技情报也很少受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影响，相反，政治上的正确性总是左右着政治情报处驻外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以及中心所做出的各种政治情报分析。但是在科技情报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那就是苏联的国营工业体系在充分利用科技情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如1971年，国防部和电子工业部就仿造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阴极射线管进行合作。两年后，由于国家光学学院在生产中出了问题，仿造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苏联决不会从思想上接受失败并从类似事件中吸取教训，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承认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如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外情报局报告的内容都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结构矛盾上，却掩饰了苏联集团所面临的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1970年，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各操纵着九名科技情报间谍和五位“可以信赖的关系”。1973年，中心在纽约情报站设立了美国科技情报站站长这一新职位，他的职责是协调在美国的三个公开情报站的科技情报处的行动，并试图促使国际社会撤消对苏联实行的先进技术出口封锁。1975年＊局已经针对一些主要目标在美国国内外安插了77名间谍和42个可以信赖的关系。

米特罗欣的档案确认了32名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活动的科技间谍和可信赖的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这十年间被发展的。另外，档案里还有8 个未注明发展日期的间谍，这些人很可能也活动在70年代。苏联间谍所在的公司中有很多是美国著名的国防工业承包商，其中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麦道公司和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科技情报网中也包括一些在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机构里工作并能够接触到重要国防项目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及其所在研究机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麦克、芝加哥大学阿尔贡国家图书馆里的特罗普。除了民间科技情报网，克格勃间谍也渗透到了美军科研机构当中，他们为苏联提供涉及最新军事技术的情报，这些间谍包括：陆军电子工程师乔，他提供了关于军事通信系统的“有价值的情报”；内尔帕，他曾在1977年参与了美国陆军物资发展与战备司令部开展的武器研究工作。

米特罗欣交待了苏联科技情报网在“主要对手”境内情报收集的范围及对象，虽然涉及到的内容比以往任何资料都广泛，但是却不够具体。例如，在米特罗欣的档案中并没有提到加利福尼亚药材经销商安德鲁。道尔顿。李，此人曾于1975—1976年间向克格勃墨西哥情报站提供过“流纹岩”侦察卫星的操作手册和其他卫星系统的技术数据。李的情报来自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博伊斯，此人在位于雷东多比奇的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流纹岩”侦察卫星制造厂里工作。除了从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窃取的秘密情报外，博伊斯还提供了有关美国间谍卫星监视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1977年，李和博伊斯被捕，他们分别被判处终身监禁和四十年徒刑。后来这两个人成了一本畅销书以及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猎鹰和雪人》中的主人公，因而名噪一时。

米特罗欣记录的另一份克格勃档案显示，在这两人被捕一年后，克格勃又在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里发展了一位比他们俩更重要、代号为泽尼特的间谍。博伊斯只是一名职员（虽然他能接触到机密文件），而泽尼特则是一位科学家。

T 局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针对“主要对手”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它希望这些成绩能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1972年，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里科技情报为苏联节约了1 亿多可兑换卢布。呈送勃列日涅夫审阅的成绩报告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宇宙飞船研制和为不载人的火星飞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勃列日涅夫被告知，这些情报将解决目前苏联宇航计划所面临的许多困难。苏联科技间谍还窃取了种子粒化技术。有人告诉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技术能使苏联的粮食产量增加2 —3 成，并可以缩短成长期，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1973年，T 局的报告称，它共搜集到26000 份文件和3700件“样品”。虽然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机密材料，但这些机密材料中包括土星火箭、阿波罗宇航计划、海神导弹、诚实约翰导弹、红眼导弹。罗兰德导弹、九头蛇导弹及眼镜蛇导弹、波音747 大型喷气式客机等绝密情报，以及后来苏联在设计明斯克一32型计算机时参考使用过的一些计算机技术。

197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国外情报局在雅瑟沃汉开办了契卡荣誉室。这里陈列着苏联间谍在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T 局的展览称，在过去五年里，它共搜集到14万份科技文件和2 万多件“样品”。有信息称，这些情报为苏联经济创造了10多亿卢布的经济价值，并使有些科技领域里的研究工作提前了2 —6 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这位于1975年上任、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T 局局长主张，应该允许T 局脱离国外情报局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局。他说T局只需要它每年给苏联工农业部门提供的科技情报价值的1 ％作为活动经费就够了。

然而，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决不会让他的情报王国里的这个声望极高的部门脱离他的控制。虽然T 局没能获得独立，但相对于国外情报局里的其他部门来说它逐渐开始独立经营。T 局新招募的间谍大多来自科技或工程学领域。他们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国外情报局的学术机构）里学习为他们专设的课程，并且与其他部门的间谍分开进行训练。在驻外情报机构中，科技情报处官员很少与其他情报处的同事一起工作。

负责向T 局下达任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当时已经对美国以外的目标开始显示出比冷战初期更浓厚的兴趣。但是，美国仍然是苏联窃取科技情报的主要目标。1980年，军事工业委员会获取的情报中有61.5％来自美国（有些在美国本土以外），10.5％来自西德、8 ％来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军事工业委员会共下达了3617项“情报搜集任务”，其中108 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科技情报的成果使苏联3396项研究和发展工作受益。绝大多数情报都是科技情报局提供的。

T 局顺利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多项任务，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科学界中数不胜数的合作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界有共约90位间谍招募人员、900 名间谍和350 位可信赖的关系。其中一些是苏联的顶尖科学家，他们在科技情报史上构成了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内行侦探”网。凡是从事与T 局“搜集任务”相关工作的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都是克格勃的潜在目标。通常，苏联科学家会首先去接触那些被选为目标的、而且研究领域相似的西方科学家，与他们建立联系，发展私人或学院之间的合作关系。然后T 局再设法把那些天真或腐败的西方科学家发展成间谍或可以信赖的关系。立陶宛科学院物理和能量研究所所长（代号维托斯）就是这样一位所级域经理级）间谍招慕人。1973年，他发展了麦克——麻省理工学院里的一位物理学家。萨特恩——麦道公司里的一个经理——也是以同样方法在立陶宛科学院协助下于1978年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

克格勃也积极挑选苏联学生参加与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并训练其中一些人成为“内行侦探”。他们告诉学生去下列靠近情报站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读，如在纽约有：布鲁克林工艺学校、麻省理工学院、伦塞勒理工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华盛顿有：美国大学、天主教大学、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在旧金山有：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明翰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T 局所以能成功地打入一些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地方松懈的安全措施。1985年，克里斯托弗。博伊斯出席了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该委员会主要针对国防工业承包商的安全措施展开调查。经克里斯托弗。博伊斯证实，他和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里的同事经常“在上班时间，聚集在研制‘流纹岩’卫星的‘黑色拱顶’房间里开怀畅饮”。他说，他们把巴卡第朗姆酒放在密码机后面，并把一个用来拆除密码机的工具用作混和香蕉鸡尾酒和玉米酒的搅拌器。也许，绝大多数其他公司里的职员不会如此放纵或者酗酒到这个地步，但其他形式的渎职行为仍然使这些地方的安全措施形同虚设。

由于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那些设立在外国的美国公司和美国本土的公司一样容易渗透。70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的情报站把17家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列为了渗透目标：设在伦敦、巴黎、日内瓦和波恩的情报站瞄准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巴黎情报站瞄准了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伦敦和布鲁塞尔情报站瞄上了蒙桑托公司，布鲁塞尔情报站盯上了西屋电气公司，罗马情报站盯上了霍尼威尔公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瞄上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哥本哈根情报站则瞄上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

经常有一些主动上门者到苏联设立在欧洲的情报站去提供帮助。例如，1974年，一个居住在洛杉矾的加拿大人（后来使用的代号是斯普林特）来到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声称他在一家电子光学公司工作，该公司研制激光反导弹系统和用于枪炮、坦克、战舰和飞机上的红外线瞄准仪。他表示愿意出卖这些情报。和斯普林特一样，克格勃在美国的绝大多数科技间谍都是为了挣钱。

技侦情报充实了科技情报的内容。设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公开情报站中的技侦情报部门（其运作情况将在第21章里介绍）成功地截获了布鲁克哈文国家实验室和一系列主要公司的电话及传真。可是，米特罗欣的档案未能像对人力情报那样计算出技侦情报在科技情报中所占的比例。

自二战前开始，苏联就把科技情报搜集工作看作是避免在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手段。米特罗欣的档案显示，1979年，苏联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都依靠从西方获得的科技情报。1981年，安德罗波夫曾声称，下达给克格勃的科技情报搜集任务已经全部圆满完成了。一份主要依据80年代初弗拉基米尔。韦特罗夫（代号“再见”，国外情报局T 局的法国籍间谍）提供的材料形成的美国官方报告称：据估计，由于使用了美国F －18战斗机的有关资料，苏联航空和雷达工业节省了5 年的发展时间，并在人力投入和其他开发成本方面节约了3500 万卢布（1980年相应的研究活动约需要5500万美元）。其节约的人力可能相当于一千多人年的科学研究和一项西方科技领域里最杰出的个人发明。

有关F －18上使用的大控雷达的资料被用作苏联新一代战斗机上使用的俯视／下射雷达的技术基础。美国在内容设计、快速傅利叶算法转换、地形匹配技术和实时分辨率增强技术上使用的方法被当作关键要素应用在了苏联的类似产品上。

科技情报在其他军事项目上的成功应用包括：苏联仿制了AWACS 空中雷达系统并参考美国的BI－B 战略轰炸机研制成了海盗旗型轰炸机。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越来越重视科技情报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T 局估计苏联的主要民用工业比西方落后十年。1980年1 月，安德罗波夫指示T 局制定一项情报搜集计划，以解决苏联在农业、冶金、发电、机械和先进技术领域里存在的问题。1980年T局搜集到的5456件样品（包括机器、零件、微型电路等）中，44％被用于国防工业，28％通过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应用到了民用工业上，另外28％被用于克格勃和其他政府部门。在这个或许有些异常的年份里人局获得的情报中有多一半来自苏联盟国的情报机构——主要是东德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获取科技情报方面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进行了渗透。据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讲，东德微电子公司罗伯龙公司‘严重依赖于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窃取的先进技术，实际上这已成为了该公司获得技术补充的秘密手段“。虽然与西方比起来还处于落后状态，但罗伯龙公司在开发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技术方面比苏联同行先进得多。克格勃的姓名跟踪系统”松德“（”运算及设立数据系统“）使用的就是东德生产的计算机。

20世纪80年代，科技情报的搜集工作继续得到发展。在1984年年初召开的国外情报局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克留契科夫说：“最近两年里，移交给民用工业的材料和样品数量增加了50％。”他还说科技情报已经“产生了真正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能源和粮食生产方面。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僵化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造成了科技情报在民用经济领域里的应用比苏联仿制西方武器要困难得多；这样做完全符合他的个性。由于沉迷于“瑞安”行动，克留契科夫对T 局搜集里根政府的核打击计划的核心情报搜集工作并不满意。他抱怨说：“和从前一样，我们的确缺乏关于新型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秘密情报。”

下面是国外情报局1984年工作计划中为T 局制定的首要情报搜集范围：主要对手在加强首次核打击武器方面所采取的军事技术措施；核弹药及其运载工具加X 导弹系统、三叉栽导弹、潘兴2 型导弹、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增加情况；核导弹的换代（包括民兵导弹的三叉栽一2 型导弹）情况；新型武器的质量改进情况（包括多种军事用途的宇航器、激光和激光束武器、无声反潜防卫武器、电子战武器等等）。

情报搜集的第二个重点是“对苏联民用经济部门具有重要作用的情报”。

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毫不怀疑苏联的军事技术需要西方科技情报这一点。但是他可能对利用科技情报促进国民经济更感兴趣。1984年12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任苏共总书记前三个月在对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专门表彰了T 局和驻外情报机构中科技情报官员取得的成绩。显然戈尔巴乔夫把隐蔽地获取西方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看成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给T 局创造了新的机会，一年内，它总共提交了2.5 —4 万份科技“情报报告”和l.2 —l.3 万件样品。1986年，它对这些材料的估价是5.5 亿卢布；1988和1989年，它又把搜集到的情报估价为10亿美元／年。80年代后期，西方专家们认为，苏联有150 套武器系统是依靠从西方偷窃的技术开发成功的。

由于T 局取得的成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改变了当初对国外情报局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工作的批评态度。80年代初，克留契科夫总是为他的下属不能招募到重要的美国间谍而大动肝火，并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大踏步的进展”。1985年2 月，他批评克格勃针对苏联主要对手开展的行动“属于低水平”，可是克格勃驻外情报站仍然未能在招慕美国公民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两个月后，克留契科夫的“祈祷”得到了报应，一位主动上门者来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这个人就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力前，他已经在中央情报局里工作了整整18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揭发了20名西方（主要是美国）间谍，其中包括：总情报部的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将军，他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0多年；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当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电子专家阿道夫。托尔卡切夫，他曾向西方提供过关于苏联航空电子系统方面的高度机密文件；另外还有其他至少＊名潜伏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外机构中的间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枪决了，而处在克格勃监视下的戈尔蒂耶夫斯基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帮助下成功地逃离了俄罗斯。

这些间谍代表了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成功的渗透到苏联内部的西方特工。

埃姆斯出卖这些间谍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钱。九年后他被捕时，克格勃和后来的国外情报局共支付给他300 万美元（或许俄罗斯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位间谍比他获得的报酬更多了），并许诺再给他200 万。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制定新的对美政策时，克格勃第一次在中央情报局里招募到了一个如此重要的间谍，这对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个好消息。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关于主要对手及其盟友的报告中减少歪曲事实的成份这一要求，国外情报局也做出了回应。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当时是克留契科夫的助手）说：“国外情报局再也不用提交带有虚假内容的、主观主义的报告了”，虽然很多官员发现改掉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是非常困难的。

1987年门月，戈尔巴乔夫在赴美访问并准备与里根总统签署裁减超级大国核武器的第一个军备控制条约时，带上了克留契科夫。此前，国外情报局局长还从来没有陪同苏联国家元首出访过西方国家。戈尔巴乔夫对克留契科夫充满了信心（虽然后来他为此而后悔）但是在当时，这无疑反映出他对国外情报局在大量搜集科技情报和向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克留契科夫曾在布兰奇庄园饭店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来当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共进晚餐，他们并没有引起饭店内其他人的注意。盖茨后来写道：回顾当初，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进行第一次高级会晤时，克留契科夫竟然能对他在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安插了一个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这件事装模做样地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也知道我们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汇报的有关苏联的情况，并了解我们在苏联开展的人事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

1988年10月，克留契科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第一个由负责国外情报事务的官员提升为克格勃主席的人。他离开国外情报局时所做的告别演说是新旧思想的典型混和物。他声明：“民主化和公开性是促进改革的力量，没有这些我们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认为它是不受陈腐思想和固定思维限制的，那么我们所标榜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都将变为一纸空文。

然而他的讲话也反映出了他对美国一直持有的怀疑态度和“阴谋理论”。虽然没有提到“瑞安”行动，但他仍然试图证明这一行动的原则是正确的：（国外情报局承担的）许多职责并没有被取代。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不能忽视可能突然爆发核冲突。

另外，他还警告说，西方情报机构仍然在进行无耻的“挑衅行动”；他声称仅1988年上半年，西方就已经开展了900 多项这样的行动。克留契科夫戏剧性地迈入了1989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会见美国大使的克格勃主席），这也像征着东西方关系新气象的开端。此后，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赢得西方和苏联人民好感的史无前例的公关活动。他主张：“克格勃不仅要在自己国家中树立起与我们不懈追求的高尚目标一致的形象，而且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这一象。”

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后，53岁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接替了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职务。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由具备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从事情报工作经历的人出任这一要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舍巴尔申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的领导层准备情报报告。他能够超越其他几位比他职位高的竞争者而被任命为局长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戈尔巴乔夫很欣赏他的汇报工作。1991年9月舍巴尔申辞职后，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把舍巴尔申描述成“几十年来第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外情报局局长”。据他自己讲，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的第一个重要指示就是“确保西方不会在武器控制这一问题上使用欺骗手段”。

虽然国外情报局在对苏联“主要对手”取得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却未能挽回它在战略上的失败。T 局成功地窃取到的西方机密也并没有对解决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虽然科技情报一年的价值就有10亿卢布之多，而且苏联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苏联与西方技术上的差距还是越拉越大。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在进一步削弱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能够替代它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1990年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丰收，但苏联还是出现了饥荒。任何经济和政治情报都不能延缓衰败的苏联体制的瓦解。

由于苏联的经济问题在1990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分裂分子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中心对苏联“主要对手”的那种传统的怀疑态度又开始复活。克留契科夫并没有把所有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指责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在克格勃看来，我们应该从国内寻找导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指责中央情报局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帮助“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加强了力量，并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的秘密战争”的一分力量。舍巴尔申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注意到国外情报局发出的警告。“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自我创造的幻觉世界里……他们正奋力把苏联这驾马车赶上西方的轨道。”在中心看来，与戈尔巴乔夫一样，克留契科夫并不想得罪美国人。可是他却开始公开宣扬一些已经被克格勃抛弃的阴谋理论。1990年12月，他指责西方阴谋“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不亚于经济破坏行动”。

接着，1991年2 月，先是他的第一助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然后是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瓦连京。帕夫洛夫接连凭空指责西方银行带头打击卢布。克格勃负责情报分析的官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在1991年4 月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中心对以美国为首的旨在颠覆苏联的阴谋的说法。这个人曾担任过国外情报局负责南北美洲情报工作的副局长。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消灭苏联”。

他还暗示说戈尔巴乔夫不愿听从他的意见：克格勃已经就此问题详细地向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伟大卫国战争前曾经出现过的恶劣形势；当时苏联情报机构曾发出过警告，强调纳粹德国会发动突然进攻，但是斯大林把它当成假情报拒不接受，甚至还大发雷霆。你们都知道这个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另一个证明克格勃领导层再次倒向传统阴谋理论的明显证据就是6 月17日克留契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宣读了1977年1 月国外情报局给政治局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计划》。这份报告至今仍然属于最高机密。报告谴责了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旨在破坏苏联政府、经济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计划。克留契科夫声称这个计划仍然在执行当中。克留契科夫还郑重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间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并声称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

正如克留契科夫以后抱怨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些鬼话当真。毋庸质疑，国外情报局里许多在西方工作过的官员也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克格勃主席并没有在西方工作过的经验。如今克留契科夫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危险的反对派，因为他坚信，这个曾经在1989年乖乖地容忍苏联集团崩溃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领导苏联走向解体的道路。1991年8 月，他成了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保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变的主要组织者。

第十四章 政治领域的战争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主题在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除了从事情报搜集和编写政治上正确的情报分析外，克格勃还试图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去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这些措施包括操纵媒体以及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的“特别行动‘等等。受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勇地挫败反革命阴谋的夸大其辞的描述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希望能够给政治领导层留下一个好印象，克格勃经常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战效率。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克格勃使用的都是非暴力的“积极措施”——抵毁“主要对手”信誉的“影响行动”。1984年1 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我们必须换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 局（国外情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有人估计，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积极措施”上的时间占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25％，虽然，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A 局编造的假情报在复杂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它的情报人员素质上的差异。A 局中50％的官员是开展“积极措施”的专家，而其余50％的官员中有些人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国外情报局里最有能力和最有抱负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不愿意到A 局去工作，因为在A 局很少能得到出国工作的机会，而且在A 局工作会被视为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

当然也有例外。尤里。莫丁（“五杰”的最后一任指导员）就是“积极措施”方面的专家。他在担任了A 局副处长后，又被安排到印度从事政治情报工作——负责散布假情报。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情报系主任。

然而很多A 局的官员都不具备或很少具备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经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都来自拙劣的、关于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阴谋理论，据他们称，这些阴谋家在美国操纵着一个秘密“指挥中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任克格勃的主席和国外情报局局长在国外工作过，因此他们也都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暗杀。如果中心不把这件事解释成一桩阴谋，那就完全不符合它的特点了。克格勃副主席12月份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称：“波兰朋友（波兰情报局）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与南方石油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企业家及多家公司的老板＊月下旬报告说，这一罪行的真正策划者是美国南方的三个石油巨头——理查森、默奇森和亨特，这些南方石油资源的主要所有者一直与南方亲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组织有联系。”

要找到支持这一过于简单化的阴谋理论的旁证，特别是要寻找石油巨头和反共小丑H.L.亨特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并不是件难事。亨特曾荒谬地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根本不需要进攻美国，在美国，亲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比当年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夺取俄国政权时还强烈。”

亨特的儿子邦克是一位右翼分离主义分子，他和其他一些右翼分离主义分子花钱在肯尼迪来访的当天在达拉斯《晨报》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指责肯尼迪是共产党的帮凶，这一指责促使肯尼迪说出了“我正在走向坚果（疯子）之国”这一名言。

达拉斯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杰克。鲁比——就是他在11月24日开枪给了奥斯瓦尔德致命一击——曾在肯尼迪遇刺前不久去拜访过亨特。

克格勃的报告称，《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个记者“在12月初私下里说，现已被拘捕的杰克。鲁比曾答应给奥斯瓦尔德付一大笔钱让他去暗杀肯尼迪。而鲁比本人又是受一个由百万富翁亨特领导的、由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家组成的组织的派遣”，后来鲁比又杀了奥斯瓦尔德灭口。看起来赫鲁晓夫也相信了克格勃的观点，认为行刺肯尼迪事件的幕后右翼阴谋家的目的是要使冷战升级，并且“强化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动和侵略成分”。

克格勃相信选择奥斯瓦尔德去刺杀肯尼迪是为了把公众注意力从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石油巨头身上引开，使这一行刺事件看上去更像共产党的阴谋。中心希望洗脱奥斯瓦尔德谋杀的罪名当然有它自己充足的理由。以下这些事实令克格勃不得不感到非常尴尬：1959年奥斯瓦尔德曾叛逃到苏联，声称自己厌恶美国的生活方式、向往苏联制度，这件事给中心带来了很大麻烦。起初，克格勃曾经怀疑他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但最后得出结论他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摇摆不定的家伙。1962年他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得克萨斯，克格勃很庆幸自己摆脱了一件麻烦。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曾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但很快也得出了与中心相同的带有偏见的结论。然而当1963年8 月，奥斯瓦尔德给美国共产党写信询问继续以“地下”成员身份同“反对改革的力量”做斗争是否比以公开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者身份出现更好时，克格勃对他又产生了怀疑。美国共产党与克格勃的主要联系渠道、美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杰克。蔡尔兹（代号马拉特）警告莫斯科，奥斯瓦尔德的这封信“应该被视为联邦调查局的阴谋”。然而克格勃不知道蔡尔兹自己才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这使得他的这一警告极具讽刺意味。

由林登。B.约翰逊总统任命的对肯尼迪遇刺事件进行调查的沃伦委员会在1964 年9月汇报说，它已经掌握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完全是个人行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虽然报告中也存在着疑点，但是它的主要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A局却深信肯尼迪是右翼势力阴谋的牺牲品，甚至在沃伦报告出台前它就已经成功地策划了第一套反击材料。出版这一材料的是卡尔。奥尔多。马尔扎尼（代号诺德），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了。克格勃经常利用他实施积极措施。

20世纪60年代初，纽约情报站向中心建议给马尔扎尼提供6000－7000 美元，帮助他的“自由书社”继续出版亲苏的书籍：诺德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对交给他的任务相当负责。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可他还是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北方”出版公司（自由书社的出版公司）的运转。“北方”出版公司及其商业销售网络——普罗米修斯书社，已经创办了14年。在此期间，它总共出版并销售了200 多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者撰写的具有进步色彩的书籍。“北方”出版公司的出版书目上大约有50部作品。普罗米修斯书社有770 名会员，另外它还给8000余户个别购书者送书。

这些描述显然打动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1960年5 月，国际部批准了一笔高达1 。5 万美元的秘密资金，这个数目比纽约情报站建议的两倍还多。

马尔扎尼在60年代出版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翻译的意大利共产党撰写的一篇热情沤歌苏联制度的作品：加深对苏联的理解是每个社会主义者、每个民主人士和每个现代人的责任……今天我们有能力去不断地改变这个世界，这应该归功于苏联的成功，归功于其他一系列国家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出的斗争。我们有能力，也一定会把1917年10月诞生的文明发扬光大。

1961年9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在以后的两年里拨给马尔扎尼5.5 万美元，用于拓展其出版业务。此外马尔扎尼每年都得到1 万美元用来支付广告费用。

60年代初期，年轻的克格勃官员奥列格。卡卢金——他于60年代初以莫斯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被派驻纽约——第一次参加了马尔扎尼的招待会，他发现在马尔扎尼公寓里“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克格勃间谍——当然，这些人全都被在场的联邦调查局密探监视着。”

1964年马尔扎尼出版的作品中有一本叫《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本反映肯尼迪遇刺的书籍，作者是德国的约阿希姆。约斯腾。

在书开头，约斯腾表达了自己对卡尔。马尔扎尼“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称马尔扎尼是“一个精明、高效、且具有美国最优秀传统的出版商；他对本书倾注了全部心力”。马尔扎尼在接到这部书的手稿后仅用了五个星期就使这本书成功问世了。

约斯腾支持莫斯科的论调，谴责这次暗杀行动是以“石油巨头亨特为首”的右翼种族主义分子策划的阴谋：由于肯尼迪先生签署了“核禁试条约”、在老挝问题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憎恶拉美军国主义分子，并对卡斯特罗发出和解试探，他们害怕他会结束这场冷战，削减武器费用预算并使“军事工业联合体”这一战争王国受到控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就曾强烈谴责、并警告全国人民要警惕这个专门制造战争的团伙。

在书中，约斯腾称奥斯瓦尔德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也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个可以牺牲掉的家伙，因此被当成替罪羊，而且为了阻止他向外界提供证据而被干掉了。

这样，《奥斯瓦尔德：刺客还是替罪羊》这本书就奠定了在以后三十年中苏联和俄罗斯采取的积极措施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主题：第一，亨特和其他右翼狂热分子策划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第二，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个阴谋。然而在当时，沃伦报告的出台使这本书失色不少，而约斯腾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暴露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本书的影响。

克格勃认为纽约的律师马克。莱恩是第一批研究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阴谋论家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而这种判断是很正确的。一份可能是由纽约情报站编写的关于这个人的报告称：马克。莱恩以与美国民主党交往甚密而广为人知。他在美国当前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并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背景进行了私人调查。

约斯腾称赞莱恩是一位“聪明而勇敢”的人，并称自己撰写的那本书是献给莱恩的：“不管是联邦调查局所使用的‘警察国家的手段’（用莱恩自己的话说），还是各大媒体对此事刻意的沉默，都不能动摇他执着地寻求真相。”莱恩与自己的学生助手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第五大道南段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公民调查委员会，他还租下了一个小型剧场，连续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发表后来人们所谓的“演说”，介绍自己的阴谋理论的进展情况。莱恩写道：“这种特别的发表不同意见的办法是必要的，因为所有广播网和电视节目都不允许发表任何与官方观点有只字之差的言论。”虽然纽约情报站不敢冒险与莱恩直接联系，但是它还是通过莱恩的好朋友给他提供了1500美元，资助他的调查工作。莱恩的克格勃档案只说这位朋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关系。虽然莱恩没有被告知这笔钱的来历，但是情报站认为他也许能猜得到，而且情报站还担心这笔秘密资金可能会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1964年，同一位中间人又为他提供了500 美元，资助他到欧洲旅行。在欧洲，莱恩曾考虑到莫斯科以便讨论他掌握的一些材料。然而中心遗憾地认为邀请他来俄罗斯会过于明显地暴露苏联在插手这件事，于是他去莫斯科的计划被“巧妙地推迟”了。但是克格勃从苏联记者中挑选出了一些可以信赖的关系支持莱恩的调查工作。这些记者中包括克格勃间谍杰里克。博罗维克，此人后来与莱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1966年莱恩在《草率的判断》一书中声称，美国政府最高层中也存在暗杀肯尼迪事件的同谋。该书在当年登上了最畅销精装书的排行榜，并在第二年成了全美最畅销的简装书，而且正像莱恩谦虚地形容的那样，“它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导致“人们对暗杀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莱恩的成功不像以前那么巨大了。最受人们欢迎的有关行刺肯尼迪事件的书成了那些揭露过分的阴谋理论的作品。1971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莫斯科时，虽然说《草率的判断》这本书“对共产党人有利”，但他也提出，莱恩的主要动机是进行自我标榜。然而到70年代中期，对尼克松时期白宫里的阴谋戏剧性地被披露，以及中央情报局准备暗杀几位外国政治家的计划的曝光，使阴谋论者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想见，克格勃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实施积极措施的机会，它要通过积极措施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肯尼迪的遇刺与中央情报局有关。克格勃的主要目标是水门事件的同谋之一、前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华德。亨特（有时会与得克萨斯石油巨商亨特混淆为同一人）。有人错误地指控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他也在达拉斯。

对霍华德。亨特（代号阿林顿）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工具，是一封伪造的奥斯瓦尔德写给他的信。该信据说是在肯尼迪遇刺两个星期前写的。信中使用了奥斯瓦尔德在苏联的两年中所写的信中使用过的短语和表达方式，巧妙地模仿了他的笔迹，并使用了具有他个人特点的、被奥斯瓦尔德经常使用的不便于诵读的拼写方法：亲爱的亨特先生：

我希望得到关于我的处境的消息。

我只想了解信息。我建议在我或其他人采取行动前，先由我们俩对这个行动进行全面讨论。谢谢。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显然，信中暗示奥斯瓦尔德想在执行暗杀任务前见见亨特。使用这封信以前，克格勃行动技术局三处对它的“真实性”进行了两次检验。

1975年这封信的影印版和好心人写的匿名信被寄给三个热衷于阴谋理论的人。这位好心人在信中称他已经把奥斯瓦尔德这封信的原稿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但是看来局长把这封信压了下来。然而，几乎过了两年，这封伪造的信仍然没有被公开，这无疑让中心感到非常失望。1977年，这封信终于被退了休的佩恩。琼斯公诸于众，琼斯曾是得克萨斯一家新闻小报的业主，也曾经出版过自己撰写的四部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纽约时报》报导说，三个笔迹专家对这封信进行了鉴别，认为是真迹，奥斯瓦尔德的遗孀也认出是丈夫的笔迹。众议院暗杀事件特别委员会召集的专家们则更加谨慎一些，他们在1978年称，由于找不到这封信的原件，他们不能做出“最后结论”。

然而，让中心感到麻烦的是，新闻界对这封伪造信件的反应主要集中在这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发给已故的得克萨斯石油大亨亨特（他本来就是中心最初编造的阴谋论的中心人物），而不是克格勃现在选定的目标（水门事件的同谋者霍华德。亨特）

这一点上A局相信中央情报局制定了瓦解克格勃计划的对策。克格勃的报告指出，在美国一场“精心安排”的新闻运动正一个劲地把这件事往（百万富翁）亨特身上扯，以便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奥斯瓦尔德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上引开。1977年4 月，这封信被公开不久，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它正在实施新的积极措施，揭露所谓的“美国特种部门”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霍华德。亨特在1980年抱怨说：“关于我曾在刺杀肯尼迪事件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说法，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70年代后期，克格勃可以毫不过分地宣称，相信它编造的“肯尼迪的遇刺与右翼势力的阴谋和美国情报界有关”的美国人比仍然接受沃伦委员会的主要发现的人还多。但是，苏联的积极措施并不像中心想象的那样对美国人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开始所做的掩饰工作可能无意中给那些阴谋论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去相信这件事的确有阴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影响可能比克格勃所做的工作的影响还要大。有时候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的阴谋论者们纷纷费尽心思地研究那些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证据。最近刚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沃伦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艾伦。杜勒斯故意向委员会隐瞒了中央情报局曾计划暗杀卡斯特罗的事实。就在肯尼迪遇刺当天，中央情报局给它的一个间谍提供了用来暗杀卡斯特罗的武器。J.埃德加。胡佛也隐瞒了重要情况。他发现，虽然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经给联邦调查局写过要挟信而且后来还计划到墨西哥城去会见克格勃官员，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包括在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不忠行为的公民的名单上。他的这一发现令他感到非常恐慌。在阅读了一份有关“对奥斯瓦尔德案调查的不足”的报告后，胡佛认为，如果这份报告被公开，那么它将严重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

杜勒斯和胡佛所隐瞒的这些情况不大可能影响到沃伦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奥斯瓦尔德进行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同谋。但是70年代中期，当这些情况被公之于众时，它不可避免地让人们相信，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被掩盖了，而这表明情报机构可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此后，水门丑闻和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曝光，这更给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虽然情报机构的行为大多是经总统授权或在总统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人们越来越相信，用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参议院研究与情报活动有关的政府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中央情报局“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凶猛的大象”。

A 局如饥似渴地抓住了丘奇使用的这一用词不当的比喻。克格勃用来低毁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措施中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中央情报局驻拉丁美洲的一位满腹怨愤的行动官员，他的名字叫菲利普。阿吉（代号庞特）。1968年他因酗酒、财产管理不善和企图调戏多位美国外交官的妻子而被迫辞职。虽然他一直留在西方，但实际上，他是中央情报局里出现的第一个叛徒。1973年他与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联系，并向它提供了国外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奥列格。卡卢金所谓的“大量关于中央情报局活动情况的情报”。但是多疑的克格勃情报站却因为阿吉提供的情报太好而认为这些情报不是真的，最后还得出结论说，阿吉是中央情报局阴谋的一部分，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据卡卢金称：于是阿吉去找古巴人，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古巴人把他提供的情报抄送给了我们。当我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看着有关阿吉提供的情报越来越多的报告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我们的官员怎么会丢弃这么好的东西。

1975年1 月，阿吉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充满敌意的回忆录，题为《中央情报局内幕：中央情报局日记》。书中揭发了约250 名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员和间谍，并宣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或被它和它支持的机构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克格勃在关于这本书的带有自我庆贺色彩的档案中称，该书是“由A 局和古巴同志们共同准备的”。这种说法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米特罗欣所做的记录并没有明确说明克格勃和它的古巴战友（古巴情报处）对阿吉的这部回忆录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据阿吉自己说：“古巴共产党的代表（古巴情报处）……在我不能确定是否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更多的材料时，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阿吉在英国写回忆录时，克格勃通过其新成员——消息报和文学报驻伦敦记者埃德加。阿纳托利耶维奇。切普洛夫与他保持着联系。在A 局的坚持下，在出版之前，阿吉从打印稿中删除了所有关于中央情报局向拉丁美洲共产党组织进行渗透的内容。

由于美国法律方面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内幕》这本书首先在英国出版。它立刻在英国成了畅销书。伦敦《晚间新闻》称它是“一幅描绘腐败、高压、暗杀和阴谋的令人心惊胆寒的图画”。《经济学家》杂志则称之为“非读不可”的作品。或许在A 局看来，最有价值的是前中央情报局驻开罗站站长米莱。科普兰撰写的一篇评论。该评论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称《中央情报局内幕》是“全世界可能出版的描写间谍活动的最详尽的作品”。在一些记者的热心支持下，阿吉开始揭发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站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发现自己家里居然钻出来一些新闻摄影记者，不由大吃一惊。美国一位戏剧导演在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家门口演了一出讽刺中央情报局的闹剧。阿吉声称：“有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站变成了大家的笑料。”左派人士、工党国会议员斯坦。纽恩斯向下议院提出了一份议案，他和其他32名同事联名要求撤销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受到阿吉在英国成功事例的鼓舞，欧洲其他地区的媒体也都竞相揭露设立在自己国家首都里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

《中央情报局内幕》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比英国晚了6 个月，而且它在美国还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而这更增添了各媒体对美国的兴趣，并促使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中央情报局内部秘密杂志《情报研究》上刊登的一篇对《中央情报局内幕》的评论，承认它是“对中央情报局一次沉重的打击”：“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必须被从他们正常的岗位上抽调出来，去从事非常繁琐又非常费时的弥补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的工作所遭受的损失的工作……”

1976年11月16日，要求阿吉离开英国的驱逐令使他的案子一下子闹得满城风雨，这使中心感到非常高兴。米特罗欣所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克格勃采取了坚决的、针对性很强的措施，迫使英国内政部撤销这个决定……

伦敦情报站负责具体行动，它发动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工会领导人、非常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和国家记者联合会的领导人反对内政部的这一决定。

11月30日，反对驱逐令的会议首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会上发言的有前工党海外发展部部长朱迪恩。哈特、著名工党左派人士伊恩。米卡尔多、电影电视技师联合会成员艾伦。萨帕和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一个总部设在国家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防备委员会积极组织了在内政部前的请愿、集会和封锁等活动。在下议院，斯坦。纽恩斯发起了抗议活动，这个活动得到了五十多位国会议员的支持，他还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会见内政部部长默林。里斯。

阿吉在伯明翰、布莱克浦。布赖顿、布里斯托尔、剑桥、卡迪夫、考文垂、伦敦、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举行的对他表示支持的会上发了言。1977年l 、2 月间阿吉对驱逐令提出了上诉，斯坦。纽恩斯、朱迪思。哈特、前内政部部长埃列克斯。里昂、美国前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曾经给基辛格当过助手的莫顿。哈普莱林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合国驻纳米比亚高级专员肖恩。麦克布里奇都充当了他的品德信誉见证人。哈特和另一位前工党部长巴尔巴。卡斯尔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修改上诉程序，这项动议得到了150 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据阿吉的克格勃档案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芬兰、挪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掀起了支持庞特的运动。”

阿吉上诉失败后，5 月3 日举行的下议院辩论会是这一场马拉松式的抗议运动的最后一项活动。支持阿吉上诉的瓜尔迪安评论说：当默林。里斯裁定菲利普。阿吉和（美国记者）马克。霍森鲍尔必须离开英国时，他应该想到这一决定会引起一片哗然。但是他能意识到这种异议所具有的长期性和极端棘手性（证据的篇幅）与《战争与和平》一书相当、诸多新闻发布会以及狂热的证人们举行的游行吗？

虽然阿吉最后还是在1977年6 月3 日离开英国去了荷兰，但是克格勃仍然为驱逐阿吉事件引起的“极端棘手的异议”而兴奋不已。伦敦情报站声称，它通过工党主要的政治家和其他支持阿吉的人士“指挥”了这场运动，但实际上它极大地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绝大多数支持阿吉的人都不会想到克格勃和古巴情报处与此事有关。

阿吉在广泛的争议声中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然利用他和一些支持他的人继续实施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措施。阿吉通过他所谓的“匿名通信员”收到的文件中，包括基辛格签署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函件的原件。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中央情报局1975财政年度准备在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搜集的“主要情报问题”。克格勃的文件显示，这份文件是A 局提供的。1977年夏，这份文件被发表在一份题为《山姆大叔想了解你什么》的小册子上，并附有阿吉撰写的前言。在承认“这并不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文件”的同时，阿吉声称它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秘密给予美国海外公司的不正大光明的资助。

1978年开始，阿吉和一小撮支持者开始出版《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用阿吉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通过揭发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及其成员，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一项扰乱中央情报局的运动”。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表明，《简报》是在“克格勃提议下”创办起来的，而且是国外情报局K 局（反间局）“组织”了这个刊物的运营群体（集体代号卢波尔）。1978年年初这些人在牙买加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华盛顿激进分子比尔。沙普（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卢比）和他的妻子，记者埃伦。雷以及另一名代号为阿塞尼奥的记者路易斯。沃尔夫等三人一起负责《简报》的编辑工作。

阿吉和另外两个心怀不满的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吉姆和埃尔西。威尔科特（曾被中央情报局分别聘为财政官员和秘书），向《简报》提供了稿件和信息。米特罗欣的记录中并没有证据显示，除了阿吉外，卢波尔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其他人知道古巴情报处或克格勃参与了这件事。

《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第一期是由阿吉和卢波尔小组于1978年夏天在与哈瓦那狂欢节同时举行的第11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节前夕的一个古巴记者招待会上推出的。

阿吉还推出了另外一本著作《肮脏勾当：中央情报局在西欧》的样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他和沃尔夫。书中包括了700 名曾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到西欧或当时正在西欧活动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和个人生平细节。阿吉写道：“新闻界对此的反应令人满意。在以后几天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大多数主要出版物都刊登了关于《简报》和《肮脏勾当》的文章。太棒了。”

中心已从A 局和K 局抽调人力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小组由A 局局长助理V.N.科斯捷林负责协助工作，为《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提供旨在抵毁中央情报局的材料。

1979年，它提供的用于出版的材料包括一份长达18页、题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76年至1981年的情报工作远景》的文件。这份文件最初是以匿名方式寄到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基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的家里。当时情报站和中心都错误地认为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的“诱饵”。阿吉对文件的注释进一步印证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克洛比的抱怨，威廉。克洛比说，最近中央情报局间谍行动的曝光是情报局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科斯捷林领导的特别小组发现为《简报》寻找足够的秘密材料的差事越来越难办，于是他们建议杂志更多地使用公开材料，包括读者来信，以及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可以归罪于中央情报局的危机事件的报道等，其中包括发生在圭亚那琼斯顿的大屠杀事件——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900名美国信徒被说服在琼斯顿进行集体自杀或被谋杀身亡事件。

继被A 局认为是成功之作的《肮脏勾当：中央情报局在西欧》一书之后，阿吉和沃尔夫开始准备它的姊妹篇《肮脏勾当之二：中央情报局在非洲》。1979年初，K 局的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涅奇波连科和A 局的A.N.伊茨科夫在古巴约见了阿吉，给他提供了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名单。就在《肮脏勾当之二》完成前不久，由于担心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在德国的居留权，阿吉决定不公开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他还把自己在《隐蔽的情报活动简报》的编辑头衔改成了“顾问”。后来阿吉承认：“这样做能不能保住我的居留权还不太清楚……但是我非常担心，几乎已经无法理智地思考，至少是在这件事上是这样。”

汉奇波连科、伊茨科夫和古巴情报处处长佩德罗。普波。佩雷斯一致认为，《肮脏勾当之二》的出版时间应该定在1979年9 月——来自92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在哈瓦纳举行会议的日子，这次会议将由卡斯特罗主持。

据阿吉自己统计，加上《肮脏勾当之二》这本书中提到的，被他和卢波尔小组揭发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共有近2000人。对克格勃来说，这是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的积极措施。

1980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近几年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越来越关注一小撮美国人的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正在披露潜伏特工人员的姓名……阿吉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些特工人员身份的暴露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广泛的……

受到影响的官员们的工作效率受到了严重甚至是不可挽回的破坏。他们不得不减少或终止与敏感的隐蔽情报来源的接触，继续的接触也必须在更谨慎的防范措施之下进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更多的开支和时间上的浪费。一些官员不得不被调离现在的岗位，花费巨大代价把他们从国外调回来，多年来他们在当地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和锻炼出来的语言能力只好废弃了。

由于给这些受到影响的官员重新安排工作的可能受到影响，中央情报局里能够派驻国外工作的有经验的官员人数也正在减少。找人代替这些受到影响的官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曝光事件同时也增强了敌对情报部门对中央情报局的存在的敏感性，对外国民众也产生了影响，这使得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全体13名成员一致提出了“特工人员身份保护法”，即通常所谓的“反阿吉法”。该法案于1982年6月获得通过。1981年阿吉的美国护照被吊销。

在以后几年里，他使用格林纳达莫里斯主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签发的护照周游世界。他现在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了。正像他自己抱怨的那样：“1983年5 月，我呼吁组织一个针对中央情报局派驻拉丁美洲间谍的全洲性的行动阵线，但是这一呼吁如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人们有其他工作和更重要的事情。”

和中央情报局一样，联邦调查局自然也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的重要目标。直到1972年埃德加。胡佛去世时，克格勃的许多行动都是针对联邦调查局的这位资深、年高而且脾气暴躁的局长展开的。A局采用了三种简单、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手段。第一种手段是，把胡佛描绘成与诸如极右组织约翰。布里奇协会等的极端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布里奇协会的创始人甚至曾把前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看成是“共产党阴谋的死心塌死的工具”。A 局为了伪造证据，从该协会加利福尼亚总部弄来了该协会的专用信纸及其领导人签名的样本。1965年11月k 局伪造了一封胡佛写给该协会领导人的问候信，信中还提醒该领导人他掌握的联邦调查局的资金可以帮助协会另设几个分支机构。

A 局的第二种积极措施则较为复杂一些。这一行动涉及所谓的联邦调查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冲刺”行动是为了证明国务院护照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奈特是联邦调查局的秘密间谍，她在为胡佛本人而不是为国务卿效力。1967年人局伪造了一封奈特女士写给胡佛的信，并安排把这封信寄给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

皮尔逊把这封信刊登在了8 月4 号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信中说，由于新闻界在调查有关所谓的联邦调查局向她了解H.斯图尔特。休斯教授（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对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的情况的事，导致目前出现了“非常紧急的形势”：我非常担心，这可能说明新闻界正准备发起一场针对我们的旷日持久的运动。

我们已经讨论过国务卿对国务院应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进行调查的一贯做法的态度…

如果我听起来显得过于紧张的话，那么请您原谅。但根据得到的消息我可以确定，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已处在被废除的危险之中，而这将影响到政府的整个运作方式、特别是可能会影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

奈特女士告诉胡佛，她不愿意在纸上写太多，并建议与他紧急会面。

奈特和胡佛都谴责这封信是伪造的，但并没有否认联邦调查局与护照办公室有联系，这使克格勃相信，至少它的一部分诽谤是有效的。

A 局攻击胡佛的第三种手段是指责他是同性恋者。关于胡佛的性欲可能被严重压抑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后来，有很多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法，称胡佛是个喜欢穿女人衣服的同性恋者，说他有一套红色女装和一条女用皮毛围巾，他穿了看上去像“一个老荡妇”，另外他还有一套带黑色卷毛假发时穿的黑色女装，“毛绒绒的、有荷边装饰，配上蕾丝边长筒袜”。其实这些描述都是出自一个后来被证实作伪证的、完全不足为信的家伙苏珊。罗森斯蒂尔之口。他谎称自己曾经见过胡佛这副打扮。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胡佛与住在他家里的副手克莱德。托尔森有同性恋关系。胡佛是个异性恋者的说法似乎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没人知道他有异性朋友。正如联邦调查局第三把手胡佛的坚定支持者“德凯”。德劳奇所言，或许胡佛爱过的唯一女人就是他的母亲：“胡佛对其他人产生深厚的感情的能力已经与她一起沉睡在离苏厄德广场不远的老国会公墓里了。”

后来，关于胡佛参加易装癖聚会的花边新闻——当然那是在一个性观念更为开放的时代——取得的经济效益说明，A 局在60年代编造关于胡佛的同性恋绯闻，实际上可能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积极措施。当德劳奇后来发现这些故事能够被人们轻易接受为“不容置疑的事实”时，他非常沮丧地说道：“告诉我们胡佛和托尔森的事。”人们会这么说。“这还不明显吗？”“大家是否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正如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人局在编造这个似是而非的谎言时给它加上了太多的阴谋论，使人难以相信，从而把这个谎言本身也给毁了。A 局给各大报纸的编辑发出了一些匿名信，并希望能让他们认为这些信是出自三K 党之手。信中称，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胡佛在联邦调查局里专门晋升同性恋者。据说胡佛并不满足于把联邦调查局变成“肉欲横行的魔窟”，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还策划了一场更大的同性恋阴谋——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里安插同性恋者。这些信声称，美国国家安全现在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A 局认为各大报纸一定会认真对待这类流言，特别是出自三K 党的这类流言。而这正生动地反映出A 局对美国社会的理解的局限性。可以说，这些信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美国联邦调查局自己实施的积极措施的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伟大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胡佛顽固地认为金是“一只淫荡的雄猫”，而且他也极端痛恨金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这使得他在1964年荒谬地对一些记者声称：“金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骗子”。当他的助手劝他把这些话从记录中删除时，他拒绝了。他对记者们说：“尽管放宽心，就照我说的写好了。”对金实施的积极措施显然是在胡佛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指使的。1964年12月，沙利文给金送去了一些记录着他与一些成年性伙伴联系的录音带，录音带是在监听金在华盛顿威拉德饭店的房间时录下来的。和录音带一起寄给金的还有一封据说是一位对金感到失望的前支持者写的匿名信：金，你抓C 自问。你知道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欠了我们所有黑人的债……你本来能够成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年轻时，你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放荡的、精神不正常的笨蛋……你完了。你将遗臭万年……你那些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都记录在录音带里了。

金可能是唯—一个被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都选为积极措施对象的杰出的美国人。

美国共产党曾宣称：金身边的地下共产党员能够“左右”金的政策。到60年代中期这些说法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让中心感到失望的是，金总是把人权运动的目标与实现美国梦和“宪法及独立宣言的豪言壮语”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所谓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斗争联系在一起。1963年，他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对未来并不绝望……我们将在伯明翰（亚拉巴马州）和整个国家实现自由的目标，因为自由也是整个美国的目标……我们将会赢得自由，因为我们民族神圣的传统和上帝永恒的意志就体现在我们不断的追求中。

在放弃了影响金的希望后，中心转而企图用一个更激进、更具有可塑性的领导人取代他。1967年8 月，中心批准了“五杰”的前任指导员，时任A 局副局长的尤里。莫丁制定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内容是通过在非洲新闻刊物上发表败坏金及其主要支持者声誉的文章，然后再让美国报纸进行转载。这些文章把金说成是暗中接受政府资助，以抑制人权运动使其不致危及约翰逊政府的“汤姆大叔”。文章声称，就在世人通过电视机屏幕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金率须支持者进行争取自由的游行时，这位自由运动的领袖却与总统保持着密切关系。

这个计划还包括一系列旨在诽谤美国“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的积极措施。中心授权莫丁：——利用克格勃驻美国情报站所能提供的资源，组织出版和发行宣传手册、传单和请愿书，谴责约翰逊政府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并揭露政府压制黑人人权运动所使用的野蛮的恐怖主义手段。

——利用间谍所能提供的资源，安排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发表公开声明，攻击约翰逊政府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

——伪造并通过秘密渠道散布一份有关约翰。伯奇协会正在勾结民兵组织制定暗杀美国国内黑人运动主要领导人的计划的文件。

从1965年8 月开始，伴随着发生在洛杉矾黑人贫民区沃茨的种族暴乱，接连几个夏天都显得异常漫长而炎热。1965年8 月的这次骚乱导致36人死亡、1032人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4000多万美元。克格勃试图充分利用这些暴力事件。中心似乎希望日趋严重的暴力事件能够让像斯托克雷。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激进分子取代金的领导位置。卡迈克尔曾在1967年夏天在古巴举行的第三世界革命者集会上发言，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斗争就是要推翻这个制度……我们要在美国公开开展游击战争。”在赴北越的旅程中，他又在河内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革命者。我们要改变美国的制度。”

1968年4 月4 日金遇刺后，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克格勃曾经谴责金试图阻止发生类似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一百多个城市中发生了暴乱，46人在暴乱中丧生，3500人受伤，2 万人被捕。；在“德凯”。德劳奇看来，似乎“这个国家正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摇摇欲坠”。此后A局不再说金是“汤姆大叔”了，转而把他美化成为黑人自由运动献身的烈士，并散布说，他的被害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政府默许下实施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心通过煽动种族仇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美国国内凝聚力并损害其国际形象的积极措施。1971年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编造了一本充满对其他种族侮辱性语言的宣传小册子，并伪装成是出自迈尔。卡亨领导的极端主义组织——犹太防卫团之手的样子。小册子号召对“黑色杂种”采取行动，说什么这些“杂种”攻击了犹太人、抢劫了犹太人商店。三十本小册子被寄给了一些黑人武装组织，企图借此挑起“纽约的大规模骚乱”。与此同时，克格勃又给60个黑人组织寄出了伪造信件，信中凭空捏造了犹太防卫团对黑人滥施暴行的细节，并号召对卡亨及其主要支持者进行报复。几年后卡亨遇刺身亡，然而刺杀他的却不是黑人，而是一个阿拉伯人，这很可能令中心感到很失望。

至少有一次中心还下令使用爆炸物激化纽约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1971年7 月2 5 日，国外情报局一处（负责北美事务）处长阿纳托利。吉洪诺维奇。基列耶夫命令纽约情报站执行“潘多拉”行动：在纽约黑人聚居区安放定时炸弹。基列耶夫认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所黑人学校”。爆炸发生后，纽约情报站被指示给两三个黑人组织打匿名电话，声称爆炸是犹太防卫团所为。

直到冷战结束时，试图在美国激化种族矛盾仍然是A 局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例如，1984年洛杉矾奥运会前夕，驻华盛顿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伪造了3K党给非洲和亚洲奥委会的信件。信中充斥着A 局编造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骂：奥运会——只属于白人；非洲的猴子！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洛杉矾等着你们呢！

我们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就是射击黑色移动靶。在洛杉矾，我们自己的奥运圣火将把你们烧成灰烬。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让他去处决一只非洲猴子。

黑鬼们，欢迎来参加洛杉矾奥运会！

我们给予你们的欢迎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这些信件与其他同一目的的积极措施，在许多国家成了头条新闻。当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谴责这些信件是克格勃伪造的时，莫斯科还假惺惺地表示对华盛顿的反苏诽谤非常愤慨。

70年代伊始，中心对美国“反苏态度”的评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克里姆林宫非常想阻止顽固的反共分子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此它为尼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休伯特。汉弗莱提供了秘密援助。但是，尼克松在当选后立刻做出了与苏联缓和关系的举动。1972年至1973年，苏美签署的协议比莫斯科与华盛顿正式建交四十年来签署的协议加在一起还多。1974年8 月，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有遭弹劾危险的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这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失望，并对这个事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尼克松试图隐藏用来对付其政敌的肮脏手段——正如多勃雷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很正常的事。谁在意这是不是违背了宪法呢？

‘中心里的阴谋论者们相信，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并不是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愤怒，而是那些反对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人，特别是为苏联犹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移民以色列而奔走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和极力阻止降低军备开支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

中心认为，纠集反苏力量的中心人物是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斯科普”。杰克逊。基辛格也认为杰克逊是“专注于（苏联的）人权事务的自由主义势力与对任何与苏联的谈判都显得焦虑不安的保守派分子之间不可缺少的关系”。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杰克逊不是那种需要一个能告诉他该如何去思考的热情的助手的领导。但是在他身边恰恰就有这样一个人——理查德。伯尔——一个极力反对苏联的相当厉害的人物，虽然他有一副天使般的笑容，可是在官场斗争中与他交过手的人却送给他一个‘黑暗王子’的绰号。”在克格勃看来，理查德。伯尔是犹太人院外集团——国会山上的非正规组织，包括拿佣金的以色列院外活动家和国会工作人员——中最危险势力的领导人。

1972年苏联宣布对移民征收移民税。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为了收回移民享受义务教育而消耗的国家资源，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犹太移民的数量。这项苏联法案把杰克逊推上了战场。10月，杰克逊提出了对“尼克松贸易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在苏联取消对移民的限制以前，停止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和贸易信用。虽然很快莫斯科就取消了移民税，但是杰克逊却仍然坚持这项修正案。

在以后的两年中，基辛格忙于在莫斯科和杰克逊之间开展穿梭外交，为使苏联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做出足够让步以便换取杰克逊的妥协进行着徒劳的努力。后来基辛格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杰克逊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多勃雷宁向莫斯科报告说，为了赢得犹太院外集团支持他在1976年的大选中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杰克逊的要价越来越高”。纽约情报站的鲍里斯。索洛马京向中心汇报说，杰克逊在总统预选中实力相当强劲：杰克逊最大的优势在于，在近三十五年的国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被卷入过任何政治或个人丑闻。在水门事件之后的时期，人格尊严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在这位参议员的履历中寻找一些污点，用来实施低毁他的积极措施。我们必须和我们的美国朋友（美国共产党）商讨阻止杰克逊成为美国总统的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中心也有一些人认为，杰克逊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或许这背后就隐藏着能够被用来低毁他和他的家庭的信息”。克格勃在异常广泛的领域里搜集着他的“负面信息”。虽然杰克逊的父母早在1885年就离开了挪威，克格勃还是在1974年命令奥斯陆情报站对杰克逊在挪威的亲属进行调查。驻美国情报站对杰克逊漫长的政治生涯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调查，看起来最有可能做出点文章的还是他的性生活。

中心关于杰克逊的档案显示，他在49岁时开始的婚姻“使许多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独身主义者的同事感到奇怪”。然而，尽管克格勃进行了大量缤密的调查，可是除了发现他曾多年与自己孩提时代的一位男性朋友合住过在华盛顿的公寓外，没能找到任何能够指责杰克逊有同性恋瘤的证据。

在缺乏指证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证据的情况下，中心决定实施代号为“波罗克”的积极措施——编造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事实”。1976年A局伪造了一份日期为1940年6 月20日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其内容是胡佛向司法部部长助理汇报杰克逊是同性恋者。这份伪造文件的影印件被送到了《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矾时报》／托皮卡首府报》和吉米。卡特的竞选总部。A 局还试图利用发生在1976年总统预选中的一些事件。3 月份，杰克逊与一位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在1次记者招待会上进行辩论之后告诉这位活动家，他并不想得到他的选票。在4 月份的一次电视演说中，杰克逊称“同性恋导致家庭破裂”。克格勃把他的这些言论和旨在让人相信杰克逊和伯尔是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的成员的伪造文件，寄给了被认为‘与杰克逊有私人恩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和《花花公子》。《阁楼》等杂志。

由于杰克逊不断对批准苏美军备控制条约施加影响，‘波罗克“行动一直持续到他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遭到失败后很久才结束。1977年，这项行动的目的之一是要煽动同性恋报刊对杰克逊进行攻击，说他是秘密同性恋者，只是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才虚伪地在公开场合对同性恋进行抨击。5 月初，A 局驻纽约的一位官员把一份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寄给了在加利福尼亚发行的同性恋时报》。这份文件中称，在40年代初，身为州检察官的杰克逊曾经是一位活跃的同性恋者。该文件的标题是手写的：《我们在美国参议院里的同性恋者》。与”波罗克“行动的其他行动一样，这份伪造文件并未对杰克逊的职业生涯产生明显影响。

中心在1977年开始执政的卡特政府中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安全顾问、出生在波兰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前克格勃曾把他列为培养对象，但这一选择显然是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他当时正和国务卿万斯就对苏政策进行着“旷日持久且异常激烈”的争论。据万斯称，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在布热津斯基的“发自内心的反苏主义”和他自己“控制超级大国间的危险竟争”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不稳定的平衡。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抱怨说：“卡特一提到外交工作，我们就会听到布热津斯基反苏的声音。”A 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促使他被解职。

中心命令驻美国情报站开始搜集可能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任何情报，这项工作开展的范围一点也不亚于“波罗克”行动之前的情报收集工作。布热津斯基是不是隐瞒了他的犹太血统？他是否与女影星康迪斯。伯根有染？他与他的副手大卫。阿龙、他的特别助理卡尔。因德弗思、理查德。加德纳大使以及波兰移民团体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对他不利的隐情？

虽然在美国国内搜集并揭发布热津斯基丑闻的工作毫无收获，但是中心还是从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得到了它认为必然会引起轰动的关于布热津斯基在中央情报局从事秘密工作的证据。一位承认自己替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的保加利亚经济学家亨里奇。纳坦。施佩特，提供了（或许是在审讯者的压力下）一份关于布热津斯基1963年保加利亚之行的离奇的描述。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布热津斯基应保加利亚科学院之邀访问了保加利亚。据施佩特称，布热津斯基是中央情报局间谍，他使用口令与他联系，接受他的情报，并给他下达了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施佩特还说，甚至在1963年，布热津斯基就在制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施佩特所作的证词，简单地说，与斯大林时期那些被公开审判的罪犯很可能会做的证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心却很容易沉迷于诱人的阴谋论，并以施佩特的离奇的故事为基础，制定了代号为“穆伦”的积极措施计划。A 局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他参与施佩特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确凿”的细节。这份伪造的报告进一步谴责布热津斯基是一个“秘密的反犹太主义者”，并声称该组织掌握着能够使他名誉扫地的有关他私生活的情况。

中心决定把这份离奇的文件交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并相信其内容是如此的耸人听闻，足以引起卡特和万斯的注意。1978年8 月20日，这份报告被从半开着的车窗塞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停放在东耶路撒冷一条街道上的小汽车里。非常可能的是，美国大使馆认为这份文件是出自有些神经错乱的阴谋论者之手因之不值得注意。但是A 却相信这份文件已经成功地使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前后的新闻报导来看，万斯似乎已经成了卡特外交政策方面最主要的顾问。A 局就以此作为布热津斯基已经被卡特疏远的证据。1978年＊月，A 局副局长L.F.索茨科夫骄傲地向安德罗波夫汇报“穆伦”行动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是，第二年对“穆伦”行动的估价显然就发生了变化，只不过“穆伦”行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提到罢了。甚至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就在变得越来越强硬。

在冷战时期，或许没有哪个美国决策人能像里根总统在第一个任期那样引起了苏联的巨大恐惧和厌恶。针对里根的积极措施始于1976年，即他未能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次竞选中。中心确信，里根的反苏情绪比当时在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及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吉米。卡特都要强烈得多。像对待杰克逊和布热津斯基一样，A 局奉命广泛搜集对里根不利的材料。中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下令对有关“里根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他那位酗酒的父亲的影响”的报告进行调查。里根后来回忆自己童年度过的圣诞节时说：“家里总是笼罩着一种危机。我们知道，假期是杰克（老里根）最容易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关于童年时代这些痛苦的回忆却不是成功的积极措施的来源。除了确认里根是个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人之外，A 局看上去并没有发现比所谓“里根的思维能力比较差”更具有破坏性的证据。但是它还是成功地在丹麦、法国和印度对里根进行了栽脏陷害，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栽脏的土壤比在美国要肥沃得多。但是，并看不出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里根在1976年未能获得总统提名产生了什么影响。

1980年，中心并没有像四年前那样热衷于去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在被布热津斯基的强硬对苏政策所左右的卡特政府和长期敌视苏联的里根之间，莫斯科也无从选择。多勃雷宁写道：“一方面厌烦了卡特，另一方面也对里根感到不安，苏联决定采取观望态度。”里根当选后，莫斯科很快就后悔自己采取了观望的做法。

它认为美国新政府代表着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有沙文主义倾向和最好斗的势力，…。。致力于恢复美国在越南遭到失败后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令多勃雷宁感到失望的是，克里姆林宫竟然接受了对里根政策的“异常偏激的理解”，担心——特别是在1983年——里根准备对苏联进行核打击。通过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多勃雷宁了解到苏联给克格勃和总情报部下达了庞大的“瑞安” 行动命令，要求苏联间谍去搜集有关美国核突击准备情况的情报。“瑞安” 行动是一项机密性很高的行动，大多数苏联驻外大使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能因为中心把破坏里根政府的声誉当作首要任务，1982年4 月12日，安德罗波夫正式下令所有驻外情报官员——无论负责哪个方向、隶属于哪个部门——都必须参与积极措施。这是他在担任克格动主席的15年里下达的最后几个命令之一。这样，确保里根不能获得连任就成了A 局最重要的任务。1983年12月，中心指示苏联的三个驻美情报站开始制定确保里根在1984年11月大选中遭到失败的积极措施计划。

他们奉命与所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和两党总部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美国以外的情报站也被要求提交关于派遣间谍参与这项行动的可能性报告。中心明确表示，两党中的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比里根受欢迎。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情报站奉命散布“里根意味着战争”的口号。

中心宣布了用来抵毁里根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的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是：里根实行军事冒险主义；里根对军备竞赛升级负有个人责任；里根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压政权；里根政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里根对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负有责任。针对其对内政策的积极措施的“主题‘包括：里根歧视少数民族；里根政府里存在腐败现象；里根对美国军事一工业联合体卑躬屈膝。

1984年里根在大选中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这明显表明苏联在美国实施的积极措施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许多大学校园里，人们也“流露出对里根的爱戴和支持”（诚然这种情绪并不一致），这令里根相当惊讶：“80年代的学生们与10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的截然不同。”虽然A 局不愿意承认，但是要去损害一位受人爱戴的总统，它也确实是无计可施。然而克格勃对里根的攻击却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里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里根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民粹主义的赞扬经常遭到人们的嘲笑。

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积极措施在其他国家总是比在美国奏效。A 局最成功的战术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秘密出示苏联伪造的美国文件，以此来警告他们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他们展开的敌对行动。由于绝大多数文件永远也不会被公开，因此美国通常都无法去追究它的真实性。

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这就是A 局于1975年在几内亚共和国实施的“库尔比特”行动。这个行动以三本攻击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政府的法语小册子为基础，传闻这三本小册子是中央情报局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情报站编写的，但实际上它是A 局在莫斯科伪造的。为了强化这些伪造文件的影响，1975年10月16日下午6 时，苏联驻几内亚大使致电几内亚安全部长穆萨。迪亚基特，告诉他莫斯科派来了一位特使，给杜尔总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绝秘情报。晚上9 点，迪亚基特把大使和O.A.谢里斯科夫（国外情报局K 局副局长）引荐给了杜尔总统。谢里斯科夫把伪造的这三份中央情报局文件交给了杜尔总统，第一份文件的开头即对几内亚的高失业率进行了抨击。

据克格勃有关“库尔比特”行动的档案记录，当看到涉及失业问题的内容时，杜尔总统转过身来面对迪亚基特，在他面前挥动着那本小册子，气愤地说道：“丑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然后，谢里斯科夫向他介绍了所谓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制定的准备推翻杜尔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为了让这些计划更具可信性，谢里斯科夫在其中加入各种他很清楚已经被几内亚安全部门掌握了的情报内容。这时已经“情绪激动”的杜尔总统捶着桌子宣布：“我们要对你们指出的美国间谍采取坚决措施。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平静下来之后，杜尔总统注意到谢里斯科夫提供的情报中有一些内容是几内亚安全部门已经掌握了的，而这正是A 局所希望看到的。

塞古。杜尔对克格勃提供的假情报千恩万谢：‘非常感谢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关心。这里不是智利，我们不会允许再发生类似（推翻总统）事件。“他向谢里斯科夫询问如何处理这些所谓来自”美国的重要而且可靠的来源“的有关中央情报局阴谋的绝密情报。谢里斯科夫礼貌地回答说：”这由您来决定。“杜尔总统请他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继续提供有关帝国主义威胁几内亚共和国安全的情报：伪造有损美国的文件和捏造中央情报局阴谋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除了向塞古。杜尔和世界上其他容易上当的政治领袖秘密展示“莫须有的伪造品”外，克格勃还使用伪造材料来开展宣传攻势：其中包括1987年，克格勃伪造了一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写的关于推翻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的计划的信；1988年，克格勃又杜撰了里根下达的在巴拿马制造混乱的指示；1989年，克格勃编造了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撰写的一封有关南非与美国达成的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

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

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

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

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实际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在实施积极措施时更加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保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动的效果……应该把实施积极措施当做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国外情报局的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奉命准备开办新的“积极措施专家班”。

积极措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使用恫吓的办法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重要的是，要让西方国家政府、政界和有影响的移民团体确信，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分裂苏维埃联邦、破坏苏联国家领土完整的赌博，都会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破裂，并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外情报局开展的积极措施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残留的克格勃时代的痕迹。1994年在西方出版的叶利钦回忆录《克里姆林宫视角》一书最后的附录里有从克格勃秘密档案中精选出来的两份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文件。其中一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引起叶利钦注意这份文件的可能就是国外情报局（当时的局长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文件支持A 局宣传的那套理论，称“一伙以百万富翁亨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巨头”选中了奥斯瓦尔德去执行他们的暗杀计划：奥斯瓦尔德是执行针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的背景能够引起一场指责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

但是……鲁比和暗杀肯尼迪的真正策划者却没有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精神病这个情况。当鲁比意识到马拉松式的审讯可能使奥斯瓦尔德供认所有实情时，他马上干掉了他。

冷战时期阴谋理论制造的事件中没有一件能像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引发的阴谋理论那样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第十五章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格勃及其前身在苏联集团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所有东欧国家里共产党控制的安全部门都是按照克格勃的体制建立起来的，而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受到苏联“顾问”的监督，监督着各个国家向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过渡。

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德国军队被赶走后，这些国家马上建立起了联合政府，虽然非共产党的部长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数量，但是共产党却掌握着新成立的安全部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机关。在以后的几个月到三年不等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政府即被共产党操纵的虚假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这种联合政府为走向听命于莫斯科的、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国家铺平了道路。

一直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4 月 30 日返回柏林时对他的亲信说：“一定要有民主的样子，但是也必须把一切都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由于东欧要保持表面的民主，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公开使用暴力来夺取非共产党党派手中掌握的权力。相反，新生的安全部门使用匈牙利所谓的“腊肠战术”（即一层一层地清除反对势力）手段，带头进行幕后恐吓活动。最后，在清除了所有看得见的异己分子后，共产党通过安全部门操纵的选举，以虚假的压倒多数使一党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得以合法地确立起来。

在苏联集团形成的初期，苏联顾问严密把持着新成立的安全部门。为了清除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中支持铁托的人士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是虚构出来的），上演了一幕幕政治迫害和公开审判的闹剧，而这些都是由莫斯科在幕后导演的。匈牙利内务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因为并不存在的铁托主义阴谋于1949年被处决。据其所谓的同谋者回忆说，在对他进行审讯的过程中，当“俄国人对匈牙利安全部门官员说话时，匈牙利官员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奴颜婢膝的笑容”，而“对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讲一些哪怕是最无知的笑话，匈牙利官员也总会报以奉承拍马的纵声大笑”。

即使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集团国家里克格勃不喜欢的情报官员仍然会变成嫌疑分子。1953年至1957年担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恩斯特。沃尔韦伯就是其中之一。他与苏联情报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专门从事海上破坏活动。但是莫斯科专横地发号施令和克格勃对他封锁其在西德的活动的作法逐渐引起了沃尔韦伯的反感。克格勃也不信任他的妻子，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法特。和她的许多同志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期，她也曾被冤屈地关进了监狱。在东德，克格勃明目张胆地对她和她女儿（沃尔韦伯的养女）进行监视。1956年，沃尔韦伯的职位被好拍马屁的亲苏分子埃里希。米尔克所取代。在莫斯科的庇佑下，此人在国家安全部长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89年，成为世界上在情报机构首脑职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

苏联红军曾三次（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介人了在不听话的共产党国家恢复亲苏的正统统治的行动。在这三次被委婉地称为“恢复正常秩序”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56年10月，当“匈牙利起义”随着要求自由选举和撤出苏联部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时，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飞到布达佩斯亲自指挥克格勃的行动。

 在内政部举行的安全和警察部门长官会议上，谢罗夫强烈批评了不愿意向游行群众开枪的现象：“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突击部队都摆到布达佩斯的街道上来了，而在你们国家的军队里竟然还有对使用武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不久后站在自由战士一边的布达佩斯警察总监山多尔。科帕奇轻蔑地答道：显然，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还没来得及了解我们国家的形势。我们应该告诉他，组织跨行示威的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来各个大学，是工人和农民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美丽花朵，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25年后，科帕奇仍然能生动地回忆起当时谢罗夫用他那铁青色的眼睛死死地、咄咄逼人地盯着他的样子。在科帕奇逃到西方前不久，谢罗夫对他说：“我要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那棵树上！”1956年11月3 日夜，国防部长帕尔。毛莱泰尔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设在托科尔的苏联驻军指挥部，商谈苏联红军从匈牙利撤出的最后细节。午夜，正当与会者在相互祝酒的时候，谢罗夫挥舞着毛瑟手枪，带着一队克格勃军官冲了进来，逮捕了毛莱泰尔及其同僚。这之后，持续了几个小时闹剧一般的处决仪式过后，匈牙利代表团都非常清楚他的同事已无一人幸免于难了。11月4 日凌晨4 时，苏联红军开始镇压匈牙利起义。谢罗夫和他的助手，克格勃的K.格里宾尼克将军（他成了驻布达佩斯军事长官一直留在布达佩斯监督“恢复正常秩序”的行动。

虽然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发后，苏联红军才又再一次介入到强制推行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行动中来。但是自60年代初开始，莫斯科就越来越担心西方世界对苏联集团内部日益强烈的影响。

克格勃的报告指出，西方正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开展颠覆活动…。。妄图使人们相信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些“颠覆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广播、宣传出版物、通过使领馆散布的信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交流、旅游和书信等。在中心看来，像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这样的西方电台为了破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进行的宣传很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克格勃最担心的是，“这些电台非常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据统计——这些数据很可能来自克格勃的匈牙利战友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匈牙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1964年匈牙利居民与西方的邮件往来数量达到了5000万份，比1963年多了800万。克格勃也担心越来越多的赴西方国家旅游的东欧人可能会带回来反动思想。1964 年，有16.8万匈牙利人和15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赴西方国家。更糟糕的是，在中心看来，许多人在西方期间没有受到监视。克格勃抱怨说它的波兰同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其驻外情报站里没有官员专门负责监督波兰赴外国旅游者和在外学习的人。1964年有34500 名波兰人以个人身份，而不是随任何团体去了西方。

克格勃保存着有关苏联集团内出现的“有害思想”和“敌对行为”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有些令人莫名其妙，把喜欢西方流行音乐和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一古脑都混在了一起。

据说在1965和1966年，匈牙利青年的“有害思想”和“敌对行动”每年都约有87000 项。据官方的秘密统计，在1968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68000项——这一变化虽然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数据的可信度倒也增加了一点——而且在以后十年中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然而，让人不安的是，记录在案的30％的案件都与“共青团”这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有关。

克格勃在一份报告中抱怨道：“西方的颠覆活动”正在危害苏联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它刺激了东欧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这些国家与苏联的关系。而其中，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造成的危害最大。克格勃还注意到在作家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共处”，而且他们越来越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干预文学事务。学生们也表现出让克格勃担忧的倾向，热衷于成立独立的：无党派组织，进行“英国俱乐部式的自由讨论”。克格勃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报告特别提到了两本当时“越来越引起人们兴趣的”反动书籍：一本是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另一本是德国十九世纪晚期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

吉拉斯称苏联的体制是由一群获得特殊利益的党的特权阶级操纵的寡头政治。

人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他对苏联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揭露会被视为颠覆性言论。1963年，年仅20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因为有一本《新阶级》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对于克格勃官员来说，这本书也有着潜在的危险。1981年，《新阶级》在西方出版24年后，奥列格。卡卢金将军终于在克格勃图书馆读了读这本书，而他发现自己竟也暗自赞同书中的观点。把尼采和吉拉斯归为同一类人的作法更让人觉得莫明其妙。尼采主张只有“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才能使强大的事物的生命力摆脱衰弱的事物的束缚，虽然这个主张与斯大林主义的实际应用有些联系，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却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与吉拉斯的作品不同，尼采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年轻人起到策反的作用。或许那份克格勃报告的作者除了知道尼采是出了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一无所知。

相对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中期进行的第一波改革浪潮倒并没有引起中心的过多注意。改革者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年迈而又残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莫斯科越来越把他看成是一个难缠的新斯大林主义者，而不是一道反修正主义的防洪堤。1967年12月，应诺沃提尼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在事先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对布拉格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诺沃提尼一直集总统和第一书记职务于一身，而现在面临着让他交出第一书记职权的巨大压力。对此勃列日涅夫拒绝干预，并且很干脆地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自己去解决。得不到苏联的支持，诺沃提尼只好给改革者让路。

1968年1 月5 日，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第一书记，最初这并没有引起克里姆林宫和中心的不安。杜布切克在苏联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1958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高级党校，克格勃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把他称作“我们的萨沙”。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尝试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时，克格勃第一总局第十一处（东欧处）起初还认为“我们的萨沙”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巧妙地利用了。后来，当它发现杜布切克自己就是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时，中心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回顾当时的情况，杜布切克认为在他接替诺沃提尼仅仅两个月之后，莫斯科就已经秘密作出决定，要用红军来镇压“布拉格之春”了：在诺沃提尼及其前任执政时期，苏联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包括批准重要任命的绝对“权力”。直到3 月中旬，他们才意识到，未经他们同意，他们手中的权杖可能已经被收回并被烧毁了，他们这才决定进行干预。

事实上，直到苏联8 月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勃列日涅夫还不能确定进行军事干预的做法是否明智。和他一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也对军事干预的作法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向政治局里的强硬派妥协了。

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是在3 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得出的。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声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都因为“布拉格之春”而受到了威胁。他强调说，虽然“关键是要更主动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挖掘进步（亲苏）力量”，但是“军事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谢列斯特得到了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积极支持。安德罗波夫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准备进行军事干预。虽然当时他只是个（没有选举权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物，敢于挑战柯西金等职位比他高、但不愿意使用武力的人。

1956年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在镇压匈牙利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坚持宣称来自反革命的威胁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程度，这一言论促使本来不愿意使用武力的赫鲁晓夫批准了军事镇压行动。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看透”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一边成功地使纳吉相信红军正在撤退，而另一边却在同时策划着颠覆纳吉政府的行动。当匈牙利武装力量总司令11月4 日凌晨致电纳吉总理，向他汇报苏联军队已经开始进攻时，纳吉却对他说：“安德罗波夫大使就在我这儿，他告诉我这是个误会，苏联政府并没有下令进攻匈牙利。大使和我正准备给莫斯科打电话。”

和1956年在匈牙利时一样，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德罗波夫使用的仍然是欺骗和武力相结合的战略。“布拉格之春”期间，伪装成西方人的克格勃特工是欺骗行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后来被称为“进步行动”的一系列行动之初，克格勃即往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了大量特工，这标志着克格勃在使用特工方面的又一重大创新。

在此之前，特工的主要派遣对象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大多数派遣到苏联集团国家的特工的任务（行动代号贝加尔）要么是为了在西方旅游者中培养间谍对象，要么是为了监视苏联公民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例如，1966和1967这两年，不少特工被派遣到保加利亚境内的黑海旅游胜地，混迹于越来越多的来这里度假的西方人之中，从中物色间谍发展对象。曾伪装成西方记者被派遣到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旅游胜地的斯坦尼斯拉夫。费奥多洛维奇。马洛膝科就是一名特工，他除了别的任务之外，还调查“在没有得到克格勃允许的情况下，女间谍是不是愿意和外国人发生亲密关系。”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克格勃第一次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动用了相当数量的特工。他们伪装成西方游客、记者、商人和学生，既从事情报搜集，又负责实施积极措施。中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分子会更坦诚地向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同情者”而不是东欧邻居们介绍他们的颠覆计划。即使在第一总局，也只有少数一些高级官员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的“进步行动”。

一开始，涉及“进步行动”的档案保存在S 局（特工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的办公室里。随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进一步扩大，局里了解这一秘密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8年，中心最初为“进步行动”挑选的20名特工中，至少有五名（格罗莫夫、萨德科、谢维多夫、弗拉基米尔和弗拉斯）冒充西德人，另外可能还有两名（古里耶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也伪装成西德人。另有三名（阿尔乔莫娃、季姆和维克托）伪装成奥地利人、三名（别利亚科夫、乌斯科夫和瓦利亚）伪装成英国人、两名（阿拉和塞普）伪装成瑞士人、一名（叶夫拉特）伪装成黎巴嫩人、还有一名（罗伊）伪装成墨西哥人。

很可能是在3 月份，安德罗波夫下令在5 月12日以前至少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置15名特工。这个数量超过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派遣的特工数量。每个特工每个月都能得到300 美元津贴，另外还有出差费和足够租用一套公寓的经费。

安德罗波夫还增加了克格勃在布拉格的公开情报站的数量。除了由M.G.科托夫负责的、过去20年来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克格勃的捷克同行）总部里运作的克格勃联络处以外，安德罗波夫还在苏联大使馆里秘密地设立了一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克格勃情报站，情报站由V.V.斯鲁扎尼诺夫负责，从4 月26日开始该情报站正式启动。第一总局S 局副局长G.F.博尔佐夫和另一名N 线（特工支援）高级官员V.K.乌姆诺夫被派到这个情报站负责协调特工的活动。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处）和克格勃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联络处共同的主要任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里寻找可靠的亲苏党员，以便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组成一个政府。在克格勃的名单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四位强硬派人物：阿洛伊斯。英德拉、约瑟夫。莱纳特、德拉霍米尔。科尔德、瓦西里。比拉克以及1962年被解职并被判刑的前内务部部长鲁道夫。巴拉克被排在了最前面。当时官方宣称比拉克受到惩罚的原因是侵吞党内资金，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收集用来指控诺沃提尼的材料。

安排与经常出人苏联大使馆的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等人见面，对驻布拉格的克格勃官员来说不是件难事。但是与5 月份才刑满释放的巴拉克进行直接联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格勃下令一位名叫加林纳。列奥厄多夫娜。利宁斯卡妞的女特工（代号阿拉）和他建立联系。利宁斯卡妮持瑞士护照，化名玛丽亚。维尔纳。多年来，活泼的阿拉已经精通于和那些克格勃感兴趣的到苏联的外国游客打交道。克格勃关于她的档案一本正经地批评她“性欲过盛”，虽然她有一个女儿，但是“却不是一个爱管家务的人”。如果类似评语出现在男性特工的档案里，那可不是批评）。1961年，阿拉见过当时还是内务部部长的巴拉克。他出狱后不久阿拉即成功地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在她的要求下，巴拉克同意会见克格勃情报站的B.S.伊万诺夫。

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都证明是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坚定的支持者，就是这个政权后来摧毁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然而巴拉克却证明并不像布拉格情报站想象的那么有用。部分原因是，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里一些亲苏分子也很憎恶他担任内务部长并主管安全与情报局时的那种残暴作风。直到1975年，也就是在被释放七年后，他才官复原职。、

被克格勃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打入“布拉格之春”期间建立起来的反革命组织，汇报他们的颠覆企图；二是实施一系列旨在使这些组织失信于民的积极措施。打入反革命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叶夫拉特、古里耶夫、叶夫多基莫夫、格罗莫夫和萨德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被中心视为颠覆思想主要发源地的下列机构和人士：——作家联盟（特别是该组织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副主席扬。普罗哈兹十以及知名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和米兰。昆德拉）；——摆脱了共产党控制的激进杂志，例如作家联盟的《文化报》和社会党的怕由言论报》以及越来越离经叛道的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电台和电视台里的主要改革派（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总编伊日。佩利坎）；——查尔斯大学，特别是它的哲学系（因为它带头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学术自由的新法律），以及主要的学生活动家，如卢博米尔。霍莱切克和伊日。穆勒；——K －231 俱乐部，这是一个由以前一些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条被宣判为政治犯的人组织的俱乐部；——“卡恩”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无党派活动家在4 月初组建，目的是给那些无党派人士提供参与社会生活和建立“一种至今从未实现过的、新的政治体制——民主社会主义”的机会；——社会主义人民党，它们正在努力恢复其在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丧失了的独立地位。

“五一节”举行的穿越首都的大游行标志着反映政治自由新气象和官方审查制度行将就木的“布拉格之春”的开始。全国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这次游行的盛况。

与以往的游行不同，这次游行中没有出现给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令人讨厌的阿谈奉承，也没有赞美与苏联的友谊的陈词滥调的标语，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广大人民对改革运动的支持的、自发的庆祝活动和向莫斯科发出的毫不客气的信息，比如这样的标语：“永远与苏联团结在一起——但时间不超过一天”；“苏联万岁——但要它自己养活自己！”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杜布切克总会流露出“深厚的感情”，他被K －23俱乐部的前政治犯们以及“卡恩”俱乐部的无党派活动家们对他的支持“真正打动了”。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一天是让人气愤的反革命挑衅，它显示出捷克斯洛伐克一党专政的政府已经发发可危了。

在中心看来，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本身也已经越来越不可靠，情况就变得更加危急了。或许在4 月份上台的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政府中最让莫斯科讨厌的人就是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工作的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格勃把对帕维尔的任命都归咎于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而此人后来变成了改革派的反对者并在恢复亲苏正统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克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什特劳加尔来到切尔尼克的办公室，由于担心这间办公室已经遭到窃听，他建议切尔尼克和他一起到穿过布拉格市中心的伏尔塔瓦河边去散散步。散步时，什特劳加尔强烈要求切尔尼克让帕维尔负责内务部。因为帕维尔曾在50年代初坐过几年牢，因此什特劳加尔称帕维尔一定能保证警察部队和安全与情报局都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帕维尔是值得信任的。据说切尔尼克同意了他的说法。4 月底，刚当上内务部长不久的帕维尔宣布，从今以后，由政府而不是政党来控制内务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事务；而且一大批高级官员将被撤换，其中就包括安全与情报局局长、亲苏分子约瑟夫。豪斯卡。他在6 月份被撤了职。在离任几星期前，他把拍摄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工作人员档案的底片交给了克格勃。

5 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切尔尼克一封信，信中对捷克进行了愤怒的指责，其中提到由于边界安全措施不完善，伪装成西方游客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得以潜人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可以预料的是，他没有提到那些持西方护照的最活跃的间谍和所有的破坏分子正是克格勃派遣的特工。

就在他送出这封信的当天，伪装成西德人的格罗莫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戈尔蒂叶夫斯基）和古里耶夫（瓦连京。亚历山德洛维奇。古京）正准备绑架“布

拉格之春”中最具煽动力的民众领袖。格罗莫夫近期内就有过一次进行绑架活动的经历。

仅仅一个月前，他刚在瑞典执行了帮助另一名克格勃特工（福斯特）潜逃出境的任务，并因此得到了中心的褒奖。中心认为福斯特得了虐待狂。福斯特一回到苏联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里住了一年，出院后他被克格勃开除了。

1968年5 月，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选择的绑架出境对象是瓦茨拉夫。切尔尼和扬。普罗哈兹卡教授。切尔尼（代号捷姆内）是捷克斯洛伐克浪漫文学研究的主要权威作家之一，1948年政变后，他被从查尔斯大学的职位上赶了下来，“布拉格之春”期间他又复出，成为‘十恩“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并积极宣扬学术自由。在1967年6 月举行的作家联盟大会上，普罗哈兹卡是带头谴责官方审查制度的作家之一，要求”创作自由“。声称自己很为切尔尼的安全担心，古里耶夫试图使切尔尼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威胁自然是来自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并且提出帮他找一个临时藏身之处。格罗莫夫也向普罗哈兹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旦切尔尼和普罗哈兹卡被说服确有躲藏的必要，他们就会被交给V 处（第一总局负责”特别行动“的部门）的暴徒，这些人会用在进入东德时不用接受检查的专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如果他们反抗，克格勃会用在行动档案中含蓄地称为“特殊物质”的东西来对付他们。但是这个行动最终遭到了惨败。古里耶夫不可能使经受过二十年残酷迫害的切尔尼相信有什么比他以前的处境更危险的情况。同样让格罗莫夫感到失望的是，帕维尔给普罗哈兹卡安排了一个保嫖。另外，中心也忽视了行动中将会遇到的语言问题。虽然切尔尼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但是普罗哈兹卡只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

伪装成不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的西德人的格罗莫夫发现与普罗哈兹卡交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他能用俄语使普罗哈兹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样做可能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几星期后，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放弃了绑架计划。

除了“布拉格之春”期间的其他任务，克格勃特工还奉命执行一系列代号为“中间人”的积极措施任务。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伪造捷克斯洛伐克“右派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给苏联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找到借口。装扮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苏联特工试图说服捷克斯洛伐克的编辑和记者发表攻击苏联的文章和其他挑衅性言论。他们还试图引起切尔尼和K －2 3 俱乐部对接受一个虚构出来的地下组织提供的援助的兴趣，据称这一组织还得到了西方的武器援助。中心将“中间人”行动秘密通报给了6月份被帕维尔撤了职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局长豪斯卡，他表示同意提供合作。

到7月中旬，作为“中间人”行动的一部分，苏联特工已成功地布置了伪造的有关武装政变的准备情况的证据。7月19日，《真理报》报导称，在西德边境附近发现了藏有美式武器的“秘密窝点”。其中一些武器被简单地装在带有“美国制造”字样的包装箱里，据说这些武器是被“寻求报复和拥护旧秩序的人”走私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来的。据报导，苏联政府还得到了美国制定的推翻布拉格政府的“秘密计划”的副本。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所有新闻机构为了加强《真理报》的报导效果，都纷纷报导称，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内都发现了暗藏的西方武器。同时，暗示K －23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情报机构共同策划反革命阴谋的假情报也被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就在《真理报》编造第一份关于反革命武装窝点的报告当天，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苏联在这场危机中应该采取的第二个步骤。会议开始时，勃列日涅夫建议最后会见一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有在这个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再采取“极端措施”。安德罗波夫是主张立即采取极端措施的一派的代言人。他声称，双边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任何拖延都会增加“右派分子”造成的威胁：“他们在为生存而战，是在拼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做准备，而且他们做的准备是全面和彻底的。他们使工人阶级，工人武装（为冲突）做好了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都表现得相当暴躁。安德罗波夫与柯西金争论得异常激烈，他谴责柯西金，就因为他主张立即采取军事介入行动，而对他进行“攻击”。柯西金反驳道：“我并没有攻击你，相反，是你一直在攻击我。”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有K.T.马祖罗夫支持安德罗波夫反对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的意见。和安德罗波夫同样是候补委员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了安德罗波夫死党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宣称，与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举行会晤只不过是入侵前必要的预备行动：“显然他们是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下决心采取极端措施了……”这或许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

正如葛罗米柯预料的那样，7 月29日至8 月1 日在边境城市蒂萨河衅切尔纳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与苏联政治局的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进行调查后，帕维尔向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报告说，所谓反革命武装窝点只是个“挑拔行动”。虽然这些武器是美国二战期间制造的，但是它的一些包装却来自苏联。其他将K －23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秘密机构牵扯到一起的情报也被发现是伪造的。但是“中间人”行动背后的特工却没有被挖出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个叛徒声称，克格勃准备在8月份暗杀几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苏联籍妻子，并把这些人的死归罪到反革命分子头上，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勃档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但这种证实还算不上是结论性的。

8月初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党委会会议上，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斯拉沃伊。弗劳兹（代号法尔卡奇）指出，克格勃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派遣的顾问违反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情报联络原则，应该被召回莫斯科。其他安全与情报局官员也支持他的提议。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克格勃手里。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所有要求召回克格勃顾问的官员都遭到了逮捕，只有弗劳兹是个例外。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这种要求是在苏联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在于找出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存在于安全与情报局中的主要的反苏分子。

除了编造用于公开宣传的西方颠覆计划的证据外，危机期间，安德罗波夫还向政治局提供了旨在加强政治局采取军事干预的决心的、带有倾向性的情报。“布拉格之春”期间提交给中心的关于美国政策的最重要的准确情报来自华盛顿情报站。

这份情报是34岁的精力充沛的政治情报处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提供的，他称这份情报来源于“绝对可信的文件”。文件证明，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并没有操纵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这份情报违背了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存在一桩“帝国主义阴谋”的阴谋理论，因此这份情报并未被上报政治局。返回莫斯科后，卡卢金惊讶地发现，中心命令“我的情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而且必须销毁。”按照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克格勃煽起了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约的侵略或者一场政变的牺牲品的恐慌。”

在8 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上，苏联以及华约集团中四个“可靠”成员国——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及波兰——的领导人正式商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8 月20日下午4 时，帕维尔的副手，亲苏分子尼利安。沙尔戈维奇召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可靠“成员开会，向他们通报将于当晚展开的入侵行动的计划，并分配协助华约部队行动的任务。两个月前被帕维尔撤了职的豪斯卡重新执掌了安全与情报局的工作。

21日上午9 时许，当苏联军队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关键位置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元老博胡米尔。莫尔纳中校向克格勃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下达了逮捕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的改革派领导人的任务。

莫尔纳曾在1956年协助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并因此得到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奖励的一把雕有特别花纹的自动手枪。在克格勃官员陪同下，这些人来到中央委员会大楼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人用一种在杜布切克看来是二流的业余演员的“机械的声音”宣布：“我以英德拉同志领导的工农政府的名义拘留你。”停顿了一下之后——可能是要想一下接下来的台词——他补充道，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党将很快受到以阿洛伊斯。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审判。

英德拉等莫斯科挑选的傀儡政府的主要成员，已经在苏联大使馆里准备接管政权了。可就在这时，入侵计划不得不作出修改。英德拉及其同谋曾经向莫斯科保证，军事干预会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支持，而这种保证显然是错误的。事实是，杜布切克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群众中也得到了广泛支持，这迫使莫斯科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组建一个傀儡政府的计划，并把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在克格勃官员“护送”下——带到了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恫吓来使他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屈服。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信克格勃编造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正在准备发动政变这个说法：地下指挥所和武器库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并不想对你个人提起起诉，说你有罪。或许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情况……

但是，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苏联政治局逐渐放弃了为入侵行动开脱的努力以及假装出来的同志间的团结，转而诉诸于威胁和强迫。杜布切克感到除了对苏联提出的主要要求作出让步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其他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处理的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事务，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苏联的枪杆子的瞄准之下。”

8 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签署了秘密协议，接受了华约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暂时”占领状态。8 月22日匆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大会作出的谴责苏联入侵的决议被废除了。党和政府、电台、电视台里曾经激怒过莫斯科的一些主要改革派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克里姆林宫把莫斯科协议仅仅视为“秩序正常化”行动的开端，这一行动将很快让“布拉格之春”变成冬天。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后来的一份官方历史记录中所抱怨的那样：‘右派……仍然掌握着党、政府和大众媒体中关键位置……党和国家中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力量在1968年8 月到1969年4 月间，领导了一场艰难而复杂的斗争，右派逐渐受到了压制。

安德罗波夫最关心的是，虽然豪斯卡逮捕了一些主要的改革派成员，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右派”势力依然很强大。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显示，这种情况在对外情报机构中尤为严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对外情报处）里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出现了一些带有反苏性质的行为：扯掉苏联国旗、张贴（充满敌意的）标语、攻击被派去保护一处原址的苏联军队，情报官员转入地下活动、交回了他们的官方通行证，并在苏联军队到达时停止工作以示抗议。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党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使中心非常恼火。这些决议是：

1.一处共产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也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沃傅达和其他同志有可能恢复宪法和党赋予他们的职责而感到高兴。（实际上，在苏联的坚持下，克里格尔已经被撤了职。）

在表达对这些同志信任的同时，一处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制定的（改革）行动计划。

2.一处党组织对莫斯科会谈后发表的最后公报的内客表示关注，它反映出会谈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方代表处于压力之下，而且占领军就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3.一处全体共产党员再次表示对合法选举产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领导的支持，并欢迎他们回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全体党员一致要求对违背局领导和内务部帕维尔部长（因为莫斯科的坚持而被撤职）命令的所有事件立即展开调查。与此相关的是，有必要查明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其中究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党组织认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是合法的，并把这次危机事件的责任归咎于苏联军队。

克格勃发现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纽约情报站站长，代号帕特尔，正在无谓地力劝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置莫斯科协议于不顾，将苏联的人侵行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帕特尔坚持说：‘如果我们不向安理会提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人民会把我们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也眼睛里含着泪水对奥列格。卡卢金说：”我的孩子们会因为你们对我们国家所做的这些事而痛恨你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的这些行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亲苏分子，即克格勃所谓的”进步力量“，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彻底消除了修正主义的后果。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克格勃特工仍然是实施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打入和动摇“右派”势力的战略的中坚力量。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行动”也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情报机构的支持。“布拉格之春”期间，米尔克曾把民主德国的特工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8 月25日，他向中心汇报说，他又向布拉格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和负责指导这支小分队行动及与克格勃情报站联络事宜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官员。9 月，安德罗波夫和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来到华沙，同意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制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准备利用间谍和特工向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反革命组织”、流亡团体和怀有敌意的情报机关进行渗透。

据米特罗欣见过的档案记载，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组织”普通成员中最有价值的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报源是列奥。拉皮（代号弗雷迪），拉皮曾经是政治犯，也是K －23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虽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他却是德裔，这使他比不大会讲西方语言的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更容易发展成情报来源。阿拉是第一个与拉皮接触的人，1968年，她伪装成会讲德语的瑞士人，与拉皮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两个月后，发展他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女特工阿尔乔莫娃，她的公开身份是一位奥地利女商人。1969年2 月起，专门负责接近拉皮的是一名代号为费奥多罗夫的特工。他使用的是德国护照，公开姓名叫瓦尔特。布雷德，在这之后的十年当中，他成了精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活动的主要特工。因为阿拉和阿尔乔莫娃都向中心汇报过拉皮向外国人出租房屋的情况，于是，费奥多罗夫就以自己是个商人、需要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住处为由，与拉皮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拉皮根本不知道阿拉、阿尔乔莫娃和费奥多罗夫这三个人是克格勃特工，是来执行消灭“人道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的任务的。相反，他们都成功地使他相信，他们是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非常希望能为帮助恢复这一运动尽一点力。

由于当时西方几乎普遍存在着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绪，拉皮错误地相信这三位来自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朋友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了。他的这个错误正好被费奥多罗夫无情地利用了。拉皮完全信任费奥多罗夫，以至于在赴罗马尼亚度假期间还让他照看自己的公寓。拉皮还把费奥多罗夫介绍给K －23俱乐部的活动家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领导人。这些党派都曾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试图重建自己的组织。在费奥多罗夫与这些人会晤时拉皮一直为他充当翻译。费奥多罗夫提供的关于自己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会晤情况的一些报告受到中心的高度重视，并被提交给了政治局。

当然，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没有记录特工在背叛那些有时候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时的感受。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了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

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

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

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精神压力大得多。

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

第十六章“进步”行动

——对苏联集团内国家的间谍活动杜布切克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8 个月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退却，放弃每一寸土地前都进行了精心计划的抵抗”。但是，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退却。来自苏联的压力、捷克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以及原来支持改革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决定与入侵者同流合污的各方面的因素逐渐动摇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地位。

1969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为要求杜布切克下台的人找到了直接的借口。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3月21日，“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同苏联国家队的比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冰球比赛，它是一场失败战争的再现……”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胜利，这促使克格勃下决心在3 月28日，即在捷克与苏联进行第二场比赛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中亲苏分子帮助下制造一起反苏暴乱。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些化装成市政工人的警察在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前卸下了一车石块。布拉格警察档案显示，整个行动是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里的一名苏联特工直接指挥的。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打败苏联国家队之后，身着便装的捷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军官混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用事先堆放在文采斯劳斯广场上的石块砸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他们还把大楼里的家具拉出来，放火焚烧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使莫斯科有了它所需要的证据：“反革命必须被坚决镇压”。

杜布切克认为，现在除了辞职他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会发动另一起事端，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流血事件。”4 月17日，斯洛伐克第一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了杜布切克的职务。向全国进行离任广播讲话时，杜布切克痛哭流涕，难以自控。

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进步行动”仍在继续。第一总局S 局高级官员德米特里。基里洛维奇。韦特罗夫来到布拉格，负责监督和协调特工向顽固不化的改革分子进行渗透。加林纳。维诺格拉多娃（阿拉）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瑞士人，奉命向战功赫赫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的教练之一拉吉斯拉夫。莱博维奇（代号卡恩）施加影响。中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抱有很深的怀疑。另一个化装成奥地利人的名叫尤里。列诺夫（代号克拉夫琴科）的特工成功地博得了国际特级象棋大师、体育专栏作家卢德克。帕赫曼的信任。帕赫曼曾经在苏联入侵后参与建立非法广播站。在列诺夫掌握了帕赫曼的一些坚持“反苏斗争”的朋友和同事之后，帕赫曼就遭到了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虽然对杜布切克的辞职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接班人，曾于1952年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帽子并被打入监狱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也不太满意。联络处的报告称“九年的铁窗生活，在胡萨克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对明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路线的人采取了不负责的纵容态度。”联络官还向中心汇报说，捷克共产党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内部团结”，分裂为“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国际主义者”以比拉克和英德拉为代表，都是支持1968年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于预的人；“现实主义者”以什特劳加尔为首，这些人虽然当时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两派争权夺利，在党的机构中争夺重要职位，竞相在其中安插自己的支持者。第二年，这两派都获得了一些成功。1970年1 月，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尼克担任了总理。而与此同时，比拉克获得了负责在颁发新党证期间清理党内改革派的权力。中央委员会管理和审核委员会主席，强硬派分子米洛什。雅克什成了比拉克的得力助手，定期向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汇报清理行动的进展情况。七年后，他接替胡萨克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中心是这样评价驻布拉格联络处和情报站的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复仇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遭受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右派势力的合法思想库被铲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的主要思想家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并被开除出党；在国家机构中对最活跃的右派危险分子进行了清洗。

但是，更换党证并不能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所有敌对和异端分子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本来，莫斯科打算在入侵之后让英德拉掌管“工农政府”。联络处报告说，他“正在等待时机”，提出他希望成为总书记的要求。他的等待毫无结果。

克格勃间谍和捷克共产党里的亲苏分子仍在叫嚷，什特劳加尔和其他前改革派领导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苏联的真正朋友的利益则受了损害。内务部里的一个内线，雅罗斯拉夫。泽曼说什特劳加尔歧视国际主义者：“什特劳加尔是什么东西？1968年，他曾准备移民到西方，并准备好了所需钱财和文件。”

背叛行为在什特劳加尔的庇佑下盛行起来了，而“与苏联合作的官员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里被人瞧不起，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不被提升，也得不到奖励。”

到1971年1 月，有310 位情报官员被撤职，170 人被开除了党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所有高级官员和不少初级官员都被撤换了。但是中心仍然不满意。在这一年里，联络处奉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和安全与情报局采取“得当的方式”，对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进行彻底改组，因为“其中心机构已经被地污了，而且可能还混入了死心塌地为敌人工作的间谍”。中心希望改组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能够在搜集科技情报、派遣特工和其他间谍活动方面向克格勃第一总局提供积极协助。

尽管联络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仍然疑心重重，但它还是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拉德科。卡什卡乖乖地给予了令人满意和实质性的合作：我们没有从卡什卡那里得到任何不正确或非客现的情报。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向我们坦诚地、详细地介绍着捷克斯洛伐克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内务部里的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行动命令和报告都被送到克格勃，其内部人事调整方案也必须得到克格勃的批准。卡什卡奉胡萨克的指令开始秘密搜集“主要右派人士”的材料，以便确定有多少人可以被指控违反了国家法律。1971年3 月，卡什卡问克格勃有没有掌握国民大会主席达利博尔。哈内斯以前与西方联系的“不利情报”，这让克格勃感到非常为难。中心担心，如果它作出答复，这就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非常准确的）印象——“克格勃在搜集友好国家里兄弟党派的官员的情报”。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处长耶。西尼岑奉命作出答复说：“没有得到关于哈内斯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报告”，但是，遵循不对盟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原则，今后克格勃不能再对此类问题作出答复。中心私下告诉西尼岑，比拉克曾向苏联大使揭发，“布拉克之春”期间哈内斯“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而且他的父亲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镇压斯洛伐克工人游行示威”事件负有责任。没过多久，哈内斯国民大会主席的职务就被没有毛病可挑的、正统派人士英德拉接替了。

1971年5月4日卡什卡会见了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向他汇报“秩序正常化”行动的进展情况。茨维贡能够占据这一重要职位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最老的酒友之一。卡卢金对此人的评价是“绝对愚蠢，相对无害”。听了卡什卡的汇报，茨维贡显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卡什卡告诉他，约有45万捷克共产党党员退党或被开除，“这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除了一个人外，内务部下属所有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中共有大约3000名职员被解雇。但是在这些机构里仍能够处处感觉到反苏情绪。苏联的电影和戏剧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电影《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时，剧场里只有五个观众；第二次上映时也只有十个人观看。到处都有匿名的恐吓和恶意的谣言，铁路也经常遭到破坏。但是也有成功的消息。为了引出“布拉格之春”的秘密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建立了一个假装献身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最后，卡什卡向茨维贡保证，他和他的部门会始终与克格勃联络处及联络处处长西尼岑将军保持密切联系。

1972年春，安德罗波夫与卡什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与一年前茨维贡的风格不同，安德罗波夫表现得更加武断。他坚持认为，虽然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平静”，共产党政权也得到了加强，但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已经渗透到这些反对派当中。因此派遣间谍对反对派进行渗透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安德罗波夫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反对派的情报来源很可能还是列奥。拉皮（弗雷迪）。

仍然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特工费奥多洛夫定期在布拉格和东柏林会见拉皮。1972年1 月25日，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接班人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坦想征得安德罗波夫同意，通过“假旗号”欺骗行动（隐瞒克格勃的角色）诱骗拉皮为苏联充当间谍。l 月2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这项行动，于是费奥多洛夫开始执行这个发展间谍的任务，声称自己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特工。

中心对拉皮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弟弟卡尔是一位西德公民，而且根据克格勃档案记载，与联邦德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交往甚密。

虽然卡什卡本人对其克格勃顾问极尽阿决奉承之能事，并亲自监督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但是中心仍然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程度不满意。1972年8 月，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内部敌人”正在竭力阻止“秩序正常化”行动的完成。11月，另一份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用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间谍和内线的话说，内务部的关键职位仍然被“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占据着。

克格勃还从其内线那里收到了很多抗议，这些抗议称，对在“布拉格之春”下台的领导人及其家人的迫害是不够的。曾在1968年协助过苏联的军事行动，并于1970年被提升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威廉。沙尔戈维奇抱怨说，“右派领导人”的子女竟然还能被允许上大学。更糟糕的是，杜布切克、斯特凡。萨多夫斯基和朱利叶斯。图尔切克这三个名誉扫地的前主席团成员的子女在入学考试中还被给予了“极高的分数”。

沙尔戈维奇的抱怨只能反映出亲苏的马屁精们自以为是的报复心理，而并不说明大学里进行的清洗行动的失败。1969－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 人被解雇。所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和文化杂志都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只好去当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海因里希。博尔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形容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座真正的文化坟墓”。

在“秩序正常化”期间，中心收到的许多报告都涉及到了捷克共产党领导层里持续而隐蔽的权力斗争。1972年雅克什向克格勃联络官汇报说，胡萨克下命令对主席团所有成员的电话进行窃听。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作气氛极其恶劣，相比之下，当初诺沃提尼在台上的那段日子可以称得上是黄金时期了。1973年2 月，他和另外三名主要的亲苏分子：卡雷尔。霍夫曼、安东宁。卡佩克及党的书记米罗斯拉夫。赫鲁什科维奇再次向克格勃抗议说“有人试图把共产党员中的国际主义者从重要职位上挤下来”。1973年克格勃向莫斯科提供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明争暗斗的情况还包括：有人称现实派代表人物什特劳加尔总理，用尽了种种办法想讨好胡萨克的副手、国际主义分子比拉克，包括给比拉克的女儿送了一件价值1 万克朗的礼物，而这笔钱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预算里挪用的。

1973年2 月28日，卡什卡在赴波兰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亚罗米尔。奥布日纳接任了内务部长的职务。一上台，他立刻表现出一副阿泱奉承的嘴脸，极力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对克格勃的联络官说：“为了苏联共产党，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准备执行交给我的任何任务”。但是很快，他就被卷入了胡萨克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望的图谋中。胡萨克希望能像诺沃提尼在“布拉格之春”之前那样，集国家元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于一身。1973年底，可能是受胡萨克指使，奥布日纳试图去拉拢那些反对胡萨克当总统的国际主义分子。布拉格为克格勃提供的报告显示，以霍夫曼、英德拉、雅克什和卡佩克为首的亲苏领导人（这些人都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保持着密切联系）坚持反对任何把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的企图。然而1968年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总统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年事已高，这正好为胡萨克实现他的企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75年5 月，胡萨克接替了已精神错乱的斯沃博达的职务。为了庆祝这一时刻，《红色权利报》刊登了五张胡萨克分别与1968年8 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集团五个成员国领导人的巨幅合影照片。

就在胡萨克被捧上神坛之际，杜布切克却在斯洛伐克林业委员会当机械师，时刻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1975年10月2日，中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杜布切克向西方媒体寄出了一些有损胡萨克形象的材料。根据杜布切克提供的材料，西德和奥地利新闻界报导称，战争期间，胡萨克曾陪同一些纳粹记者到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庭森林，德国人就在那里挖出了几千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莫斯科曾指责是德国人杀害了这些波兰军官）。为此，杜布切克两次被传唤到斯洛伐克内务部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审讯。克格勃对审讯结果非常不满。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在审问过程中，杜布切克气焰相当嚣张，直截了当地拒绝回答问题，并声称将来如果再受到迫害，他将进行抗议。”杜布切克还拒绝在否认提供过关于胡萨克的情况和抗议西方媒体使用他的名字的两份声明上签字，并威胁说如果再对他实施“高压手段”，他将做出“果断”反应。而同时，胡萨克则致信奥布日纳申辩自己是清白的。

胡萨克虽然成功地爬上了总统的宝座，但其权力与10年前的诺沃提尼相比，却受到较多的限制。国际主义分子、胡萨克的第二把手比拉克比东欧国家的任何一个副总统都更具有权威和影响力。克里姆林宫拒绝接受一个完全由声名狼藉的强硬派领导的政府，虽然对胡萨克一比拉克这个组合也不是没有疑心，但仍然认为这已经是可能的最好选择了。1979年一份来自驻布拉格的克格勃机构的报告以几乎不加任何掩饰的语言称，虽然胡萨克和比拉克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但是谁都没有尝试去推翻对方，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间的公事公办的关系能够一直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是，胡萨克、比拉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都知道，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给予了胡萨克和比拉克完全的、坚定的、不折不扣的支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是维持他们之间正常工作关系的重要的牵制性因素；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对政治领导层存有偏见，但是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对奥布日纳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还是非常满意的。联络处在报告中称，奥布日纳使它能够“客观地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发生的情况以及包括胡萨克在内的主席团成员的一举一动。1977年，西尼岑汇报说，克格勃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在26个国家的情报站有“业务联系”。克格勃发现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渗透非常困难，于是1975年，应苏联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决定在阿尔巴尼亚设立情报站。1976年，安全与情报局发现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国家科技文艺出版社主编约瑟夫。格罗曼是西德间谍后，奥布日纳邀请中心派遣“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克格勃官员到布拉格协助调查工作。1977年西尼岑在其发自布拉格的年度报告中总结称：我们的朋友把他们与情报站之间的密码通讯——无论是属于情报性质的通讯，还是有关行动计划的联络——都交给了我们；他们还把大使们发回来的电报也交给我们。他们实际上不对我们保留任何秘密。

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此后展开的“秩序正常化”行动，标志着克格勃对东欧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早些时候由特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次实施的“进步行动”——监视公众舆论的动向、对颠覆性组织进行渗透，并密切注意西方情报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蛛丝马迹，也扩展到了其他东欧国家。1969年以后，克格勃还被允许在所有苏联集团国家内部招募间谍和发展可靠的联络员。除了在华约成员国设立的克格勃联络处外，中心还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驻这些国家的苏联大使馆里建立起了在外交掩护下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

1968年3 月，受“布拉格之春”的影响，华沙学生与警察对峙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年迈的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似乎曾有过失去对局面的控制的危险。他能在短期内保住自己的位置完全是因为他坚决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军事干预，以及苏联不希望同时在苏联集团的另一个国家里引起动荡。但是，他的位置已经受到了爱德华。盖莱克（此人后来成了他的接班人）的威胁。根据克格勃驻华沙联络处的报告，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的、反犹太强硬派内务部长米奇斯瓦夫。莫察尔担心一旦盖莱克掌权，自己的职位也会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在暗中策划阻止他掌权的活动。在他的指使下，低毁盖莱克的材料通过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一名间谍送到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他还下令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的电话进行窃听。

1970年下半年，新一轮公开的抗议活动对哥穆尔卡的地位造成了致命打击。12月14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三个地区的波罗的海船厂工人为抗议食品的突然涨价而罢工。第二天，在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300 名罢工和游行群众被打死。

根据克格勃从华沙得到的报告，向船厂工人开枪的命令是由泽诺恩。克利什科（哥穆尔卡在波兰政治局里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支持盖莱克的国防部副部长格热戈日。科尔钦斯基下达的。克格勃还向莫斯科提供了12月19日波兰政治局为解决危机而召开的会议记录。由于哥穆尔卡因精神过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会议由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总理主持。会上，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应西伦凯维兹的要求汇报了情况。

雅鲁泽尔斯基的分析决定了哥穆尔卡的命运。他报告说，仅在格但斯克和格了尼亚两地就部署了350 辆坦克和600 辆运兵车。如果华沙也发生类似程度的动荡的话，他无法保证首都的安全，尽管他将为保护党和政府部门的建筑采取特别措施。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军队被人们骂作“盖世太保！”和凶手！”。

接下来，莫察尔总结了一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部门提交给内务部的报告。他宣称，党在危机面前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前，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党员们都会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事业”斗争，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在党的会议上，当政治局对物价上涨做出解释的信被宣读之后，一些党员流着眼泪离开了会场。把给每个家庭的补贴从15个兹罗提增加到25个兹罗提的做法引起了普通党员的嘲笑，他们对领导人竟然如此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深感震惊。

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政治局同意由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关于应该由谁去通知哥穆尔卡递交辞呈的问题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会议决定由西伦凯维兹和到现在还对哥穆尔卡忠心耿耿的克利什科去完成这一使命。

哥穆尔卡的下台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国家里第一次出现了工人自发的抗议活动导致领导人更迭的情况。可以想见，这次人民反抗运动的规模和它的成功令中心深感紧张。它立即展开了一项“进步行动”，评估这次运动受到多大程度的遏制。

一组特工——仍然是化装成西方游客——奉命对天主教教堂在组织抗议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它们对盖莱克政权的态度和民众的普遍情绪进行调查。在这些特工中就有伪装成西德新闻摄影记者的、经验丰富的根纳季。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

中心交给他一份五人名单，指示他对这些人施加影响，并争取说服其中两到三个人“在假旗帜下合作”，也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西德的好心人而不是克格勃提供情报。这五个人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克拉科夫地区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的私人助手安杰伊。巴达切克神甫。中心把沃伊蒂瓦视为对波兰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克格勃并没有预见到，在不到8 年的时间里，沃伊蒂瓦就成了第一位波兰教皇；但是它也有一些远见，那就是这个人是共产党政权的潜在威胁。

1971年间，除了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执行“进步行动”的特工外，克格勃还向其他东欧国家派遣了不少特工：罗马尼亚13名、南斯拉夫9 名、民主德国7 名、匈牙利4 名、保加利亚3 名。虽然这些特工的活动目的都大同小异，但对于每个不同的国家，克格勃也有它关注的重点。1971年，它在罗马尼亚的工作重点反映出苏联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满。齐奥塞斯库对内推行任人唯亲的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对外推行逐渐脱离华沙集团的战略。他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作为对他这一举动的赞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对罗马尼亚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东欧共产党国家。

1970年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此后他还曾两度访美。1971年，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莫斯科用在罗马尼亚边境举行华约集团军事大演习来表示对此的不满。

克格勃关于罗马尼亚的报告的语气既带有极大的愤慨，又充满深深的怀疑：罗马尼亚领导“采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反苏路线，已经走上了所谓的自治和摆脱苏联的道路……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泛滥。其始作俑者和倡导者就是罗马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己。”

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并没有公开宣称他们的领土要求，但是以各种方式表明，无论从历史的、民族的、还是其他角度看，摩尔达维亚和切尔诺维莱州都属于罗马尼亚。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发表的关于苏联非法占领了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的声明，得到了罗马尼亚的进一步发挥。

法国报纸《世界报》，两次刊登了对苏联将比萨拉比亚纳入其版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动议可能就来自罗马尼亚。

以西方人身份为掩护进人罗马尼亚的特工，奉命搜集的情报范围包括：罗马尼亚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罗马尼亚对苏联提出的在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要求；反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德国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现状。这些特工的主要情报来源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和德语版《大众与文化》报社里的工作人员。

自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决裂后发生在南斯拉夫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危机促使克格勃在1971年展开了在南斯拉夫的“进步行动”。1971年爆发的“克罗地亚之春”运动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全面复苏，并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关系紧张。到当年年底，这种形势达到了顶峰：铁托下令逮捕了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和400 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并由他自己重新执掌克罗地亚秘密警察部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能够消除民族间的敌对状态这一宣言变成了泡影。特工们奉命在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中“建立联系”。这些组织和机构包括：科学院、贝尔格莱德大众观念研究协会、《共产党人》、《政治报》、和《战斗报》的编辑部、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萨格勒布大学、南斯拉夫商业团体以及记者协会（特别是被认为与铁托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多布里卡。乔西茨）等。通过特工的通信员、电台和邮局发回中心的报告中，有一些被认为相当重要而被呈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在所有东欧国家里，克格勃派遣间谍最多的国家还是民主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在位于柏林市郊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总部里就有一大块克格勃的地盘。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德国苏联占领区内各政治党派、教会、商业团体和民众的思想动向。民主德国成立后，虽然克格勃声称其卡尔斯霍斯特基地的任务是开展针对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活动并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进行联系，但实际上它仍然监视着东德国内的发展动向。1971年，不包括联络员在内，克格勃驻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人员就有404 名，其中有48名是以掩护身份工作的行动官员。另外还有47名行动官员被派驻民主德国境内的其他地方。

1969年，以威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联盟在西德执政后，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缓和契机，莫斯科比年迈而又顽固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新斯大林主义者瓦尔特。乌布利希更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来自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乌布利希一直摆出一副比苏联集团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精明和更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姿态，暗示说（或许情况就是这样）他比勃列日涅夫更早识破了杜布切克政府的反动性。他拒绝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承诺，因而不愿考虑与勃兰特签署有关两个德国第一次相互承认的协议。

1969年或更早些时候，民主德国总理威利。斯多夫和曾经负责修建柏林墙的埃里希。昂纳克在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进行会晤时，对苏联对乌布利希越来越恼怒的情绪进行了火上浇油般的煽动。他们报告称乌布利希把苏联降低从东德进口铀的价格的行为说成是“对东德自然资源的掠夺”。

当阿布拉西莫夫说，考虑到乌布利希年事已高（1969年时已经76岁了）应该对乌布利希宽容一点时，斯多夫和昂纳克反驳说，70岁时他就应该退休了。1971年，乌布利希被明升暗降，坐上了新增设的党主席的宝座，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则由昂纳克接替了。第二年，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互承认对方是独立国家。

虽然民主德国党的领导层内还时有争吵，但克格勃现在最关心的是由于西方广播和西德人的来访所带来的“反动思想给民主德国人民造成的影响”。中心估计70年代中期，有50万民主德国公民敌视现政权，而且敌人将在民主德国得到长期支持。

一个准备长期开展的代号“鲁契”的克格勃行动，负责监视东德人民和各党派的思想、东西德人之间的接触及发现所谓的“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企图”。1974年驻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负责“鲁契”行动的处被升格为局。

中心得到的大部分关于东德的情报都来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掌握的内线网比克格勃掌握的大得多。民主德国的密探占人口比率比纳粹德国时期大六倍。1975年，中心收到的来自苏联集团各国安全部门的报告，有65％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提供的。这些报告中有些从实际内容上说就是秘密的东德民意测验结果。例如，1974年在工厂工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0.6％的被调查者“认为与苏联的友谊限制了民主德国的自治，并且带给苏联的利益比带给东德的多”。

在被要求解释“实现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词语时，多数人表示不明白它的含义。呈送给中心的报告用“讥讽、中伤、恶毒”等字眼来形容一些人对这一词语的评论。这些评论中包括：“工人阶级的权力是不错（在理论上），可在实际生活中又怎样呢？”“这只是一句口号罢了！”“对每个工人都要公平，而不是仅仅对于某个新成立的特权组织！”

被调查者在表达这些政治上错误的观点时，人们无疑还是倍加小心的，真正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卡尔斯霍斯特局以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给中心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心就可以不像在东欧其他国家那样依赖特工开展的“进步”行动来获取情报。

在匈牙利，克格勃最关。动的是犹太人在党内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匈牙利的克格勃）里的影响。中心在1969年建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召开一次由进步的、反对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参加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并协助克格勃拍摄一部宣扬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希特勒合作的反复国主义题材影片。但匈牙利方面不愿接受这些建议，这令动辄相信存在复国主义和反犹太阴谋的中心感到非常不安。中心认为：“匈牙利的安全部门在处理涉及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时不得不非常小心，因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对这方面的工作异常敏感。”

克格勃也很不高兴地注意到匈牙利内务部里的犹太人过多。它报告说，匈政府的两位副部长、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一局和三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和监视国内政治反对派工作）局长、警察局局长和军事反间谍工作负责人等都是犹太人。其中最糟糕的是对外情报机构里的情况，根据克格勃的统计，在匈牙利的门个对外情报部门里有13个部门的首长是犹太人。

1971年，苏联特工被派遣到匈牙利执行“进步行动”。他们化装成西方游客，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程度。他们奉命汇报匈牙利对以色列的态度和以色列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匈牙利团体或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联系”以及作家联合会及其他“创作团体”（这些组织中也被认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犹太人的影响）的情况。特工也奉命“调查反犹太情绪”，这肯定是为了能够发现匈牙利民众中普遍存在“反对过多的犹太人占据高层领导职位”的情绪。

然而，中心的一份警示性评估报告称：“在党、国家和公众机构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已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

1972年，“进步”行动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地区。10月4 号，克格勃第150 ／3 －10807 号命令指示第一总局调查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里的民众情绪和西方旅游者在这里的活动。中心对阿尔乔姆、费奥多洛夫、谢维多夫和弗拉斯发回来的报告的分析统统都认为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化装成西方旅游者的这四个特工都指出，这些共和国的政府管理无力、劳动者毫无工作热情，对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丝毫的自豪感，都在混日子“、各民族团体间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酗酒现象相当普遍。然而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却”非常了解发生在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一切情况“。有些急于想和西方人草草成婚以便获得移民理由的人经常给西方写信，这些信件大多数由外国旅游者带往西方。”许多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都与犹太人通婚，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够离开苏联。“就像分析国内出现的不同意见时所作的那样，犹太人被当成了替罪羊。因为他们”自以为有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所以据说他们也比其他民族的人更懒惰——他们向特工们承认说”我们只要做到不被解雇的程度就行了“。

在整个东欧，特工提供的对公众态度的分析总是比克格勃联络处和情报站提供的要坦诚得多，因此也更让人忧虑得多，联络处和情报站经常被迫编造一些当地人对苏联领导人枯燥乏味的套话有热烈反响的谎言。即使在保加利亚，大多数人也已经没有了与苏俄有着斯拉夫血缘关系的传统意识。据一份报告称：保加利亚人的反苏情绪从看电视节目就可以反映出来。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但是它在这里找到了可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插播所谓“，小节目”，即放映以反映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会导致人们关闭电视机。

1974年，当化装成一位前来采写旅游手册的西方记者的塔诺夫被派到保加利亚实施一项为期两个月的“进步行动”时，中心建议这位特工通过送礼去赢得与他交谈的保加利亚人的信任。所到之处，他都发现人们对保加利亚警察和国家安全体系过于庞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过于低下不满，并且人们还认为苏联正在强迫保加利亚浪费自己的资源去帮助古巴和其他肆意挥霍的“外国友人”，而这种想法是很有根据的。在中心看来，塔诺夫这份灰暗的报告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保加利亚人非常畏惧他们的安全机关（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因此不敢公开抱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份情报或许是中心在70年代收到的所有关于苏联集团内部情况的情报中最令它感到不愉快的一份。1976年，一个特工在完成“进步”行动任务后报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仇恨俄国人。捷克人甚至对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巡回表演的苏联艺术家的技艺都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下面是一种典型的评论：“从专业水平的角度上讲，或许艺术家的表演非常不错，但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所以我不想看。”

鉴于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国家队后人们欣喜若狂的表现，1979年在布拉格举行世界锦标赛之前有关方面相当担心。

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成员、重要的国际主义分子安东宁。卡佩克领导的特别小组试图通过一系列安全措施来确保观众们的良好行为。这些措施包括把门票分发给党组织，对运动员及观众进行“教育‘等。但是这些努力绝大部分最后证明是失败的。

在4月底开始的整个锦标赛期间，勃列日涅夫定期收到来自克格勃和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汇报，这些报告令他相当沮丧。无论苏联国家队的对手是谁，捷克斯洛伐克观众都会为对方加油，并大声攻击苏联国家队。相反，美国、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的球队却受到了热烈欢迎。克格勃报告说，就连坐在政府包厢里的什特劳加尔和其他部长们也对苏联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反应冷淡”。比赛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高级官员都避免与苏联大使馆的成员见面。

但是，克格勃却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极为尴尬的局面。在苏联国家队与民主德国队交锋后，一个服用过违禁药品的苏联运动员被要求接受药检，如果他通不过检测（而且他肯定通不过）那么苏联队的成绩就会被取消。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骄傲地报告说：“由于（布拉格）情报站采取了措施”，后来这位运动员并没有被要求接受检查。

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国家队获得世界冠军后，颁奖仪式上使用的是英语和德语，而且没有用俄语翻译过来。在其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俄国人受到了冷遇。苏联国旗被从冰球队乘坐的汽车上扯下来。就连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对加拿大、瑞典和芬兰等球队的报导，也比它对苏联这支世界冠军球队的报导要多。

在苏联举行的单调乏味的官方祝捷招待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有时明显表现得缺乏热情，这也让克格勃十分恼火。1978年7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部长第九次会议，克格勃撰写了一份猛烈抨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米罗斯拉夫。瓦谢克的表现的报告。在这个无疑会令人头脑麻木的会议结束后，瓦谢克昏头昏脑地把一些东西忘在了米尔饭店的房间里，其中包括会议纪念册和苏联文化部郑重地赠送给他的一些不值得读的书籍，这些书藉包括：《列宁：革命与艺术》、《勃列日涅夫传略》、《60年大庆：苏联文化艺术成就实录及苏联对历史和文化遗迹的保护》。克格勃的报告坚持认为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被故意“抛弃，而不是简单地遗忘在房间里了”。中心不准备轻易放过这一令人气愤的举动。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被呈送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并抄送给了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

由于克格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舆论和顽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非常不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70年代末受到了无形的威胁。1977年初，一些小规模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共同发起了“77宪章”组织，该组织称自己是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得到尊重而进行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自由的非官方的公开团体”。在不到6 个月的时间里，750 名勇敢者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名。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公开的诽谤和迫害，有的在大街上受到攻击，有的被判处监禁，有的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扬。帕托奇卡教授在经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次残酷的审讯后去世。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淫威、“秩序正常化”运动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造成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及苏联军队的存在，这一切剥夺了“77宪章”组织唤醒9 年前被“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承诺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热情的任何机会。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的10年中，在中心的驱驶下，整个苏联集团内的所有东欧国家里类似克格勃的机构，都成了造就文化单调和毫无生气的社会的驱动力。

“77宪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瓦茨拉夫。哈韦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我印象中，70年代前五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历史停滞了下来”……历史被伪历史所代替，记录的都是接连不断的官方庆典活动、党的会议、节日和大规模体育比赛……专制政权给历史固有的“紊乱”带来了“秩序”，从而剥夺了其作为历史的生命力。政府似乎把时间也国有化了。因此，和其他被国有化的东西的悲惨命运一样，时间也开始枯竭了。

10年后，随着波兰人当选为梵蒂冈教皇，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停摆的时钟又开始走了起来。

第十七章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被指责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然而共产党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这是麦卡锡主义的拙劣诽谤。然而，克格勃的档案却证明它们的否认绝大部分是谎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经常被要求对苏联的情报活动提供协助，它们也常常把这种协助视为兄弟之间应尽的义务。西方几个最大的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也把苏联共产党每年通过克格勃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看作是苏联共产党应尽的兄弟义务，尽管他们会断然否认这种资助的存在。与克格勃在间谍活动和资金方面的联系，只有党内少数核心人物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发展间谍的工作得到了四个西欧国家共产党最积极的支持，它们是：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和芬兰共产党。它们也都是各自国家联合政府中的少数派。

法国解放以后，苏联间谍向法国情报部门长达25年的渗透活动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协助。这些内容我们在第9 章里已经做了介绍。1946年7 月1 日至1947年6 月30日，苏联驻巴黎情报站共向中心提供了1289份法国情报文件。50年代初，克格勃在法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合作人是加斯东。普利索尼耶（代号兰）。普利索尼耶是一个一生都忠于苏联的人，1970年他成了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虽然法国人对他知之甚少，而且他又是一个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蹩脚的演说家，但在那套神秘的“民主集中制”的运作程序上，他可是一个大行家。共产党领导层正是通过这个制度把他们的政策强加给党内的其他成员的。

除了提供法国共产党内的信息外，他还帮助克格勃寻找间谍发展对象，协助它从事情报活动。70年代后期，普利索尼耶还负责传递安插在阿尔及利亚布迈了总统身边的一名间谍发给克格勃的报告。

与法国的情形一样，从二战后一直到1947年春，意大利联合政府中也有一些部长是共产党员。1945年底，意大利共产党拥有176 万党员，这个数字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的2 倍。在整个意大利，工厂的墙壁和机器上都张贴着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胡子”的斯大林的照片。“我们都有一种印象，”一位共产党部长，福斯托。加洛后来回忆说，“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前进”。华盛顿担心加洛和他同事的预言或许是对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年11月得出结论称，“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意大利政府是不牢靠的，而且它一直受到来自强大的共产党方面的攻击。”中央情报局展开的第一个秘密行动是在1948年大选中资助基督教民主党打败共产党。它从收取的轴心国的资金中拿出了1 千多万美元用于竞选。

正如法国的情形一样，战后人们对共产党的欢迎以及共产党一段时间内在政府内占据的地位，给克格勃情报机关提供了历史上最有利的机遇，使其能够对意大利进行渗透。如果说茹尔算得上是战后克格勃在法国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那么在意大利外交部工作的达里奥，就算得上是工作时间最长、最有价值的意大利间谍。达里奥1908年生，受过律师教育，法西斯统治意大利初期，他当过记者，也做过农业部门的政府官员。1932年，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奉他指导员的指示伪装成墨索里尼的支持者。1937年他成功地打入了法西斯党。战争爆发前，他在外交部任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负责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事务，并成功地把三名外交部打字员发展成了间谍（代号分别是：达里姬、安娜和玛尔塔）并由她们定期向他提供中心认为“有价值的”秘密文件。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达里奥为克格勃获取了非常多的外交部秘密文件。但是战争暂时中断了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辉煌职业生涯。1942年，意大利警方破获了苏联总情报部的一个秘密情报站，导致与这个情报站有联系的达里奥被捕入狱。战争结束时，红军把他从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救了出来。

回到意大利后，达里奥马上与达里姬和玛尔塔重新建立了联系，她俩再次同意给他提供外交部的文件。或许是受到苏联的指示，他并没有加人意大利共产党，而是参加了彼得罗。南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但是，1946年当发现他是个法西斯分子并可能受到起诉时，他被该党开除了。在罗马情报站的要求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与南尼进行秘密调解后，达里奥又被恢复了党籍。但是，不知何故，陶里亚蒂的介人走露了风声，于是人们都知道达里奥与苏联大使馆有联系。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在外交部招募到了两名打字员：托波和英加。托波（后来被称为列达）在以后十五年里为中心提供了许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文件”；尼科尔（后来被称为英加）也提供了许多被中心认为是”一贯有价值的“情报。可能就在达里奥使用”假旗号“将尼科尔发展为间谍之后不久（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没有明确指出使用的是什么旗号），托波与达里姬结了婚。1975年3 月，从事了43年间谍工作的达里奥和他的妻子被授予红星勋章。1979年5 月，这位国外情报局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间谍之一终于退休了。

二战刚刚结束，罗马情报站也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对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代号为杰米德的公务员，他的任务就是为克格勃发展间谍。1944年，按照情报站的指示，刚刚被发展为间谍的杰米德退出了共产党。杰米德在意大利内务部寻找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奎斯特尔，杰米德帮助奎斯特尔在密码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到1955年，从杰米德开始的向意大利内务部的渗透行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项行动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了在罗马新建立的秘密情报站，情报站站长是阿布加罗维奇。阿科皮扬，一位从巴库来的四十岁的亚美尼亚人，代号叶夫拉特。

在第三个国家奥地利，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也得到了在战后联合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奥地利共产党的协助。虽然直到1955年，这个国家一直处于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联合占领的状态（战后第一任执政官卡尔。伦纳曾把这一麻烦的安排比作“四只大象站在同一条小船上”）奥地利和德国不同，它被允许实行自治。在1945年4 月成立的伦纳临时政府中，共产党员出任三个部的部长职务，其中包括弗朗兹。洪纳掌管的非常重要的内务部。然而1945年＊月举行的大选中，本来应该和法国共产党一样有出色表现的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了5 ％的选票，因此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据了一个并不重要的部门——电气化部。两年后，共产党完全被挤出了政府。1947年和1950年，奥地利共产党两次准备发动政变，但这两次都没有全力以赴也没有得到苏联认真的支持。

弗朗兹。洪纳在1945年7 个月的任期里，把大量共产党员塞进了奥地利联邦警察部队。社会党党员奥斯卡。黑尔默接任洪纳职务后，虽然大部分共产党员被清除了出去或遭到排挤，但苏联对奥地利警察部门，特别是其安全部门（奥地利公安局）的渗透仍然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为避免遭到黑尔默的清洗，警察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奉命否认或隐瞒自己的组织关系。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记载了克格勃在警察部队里发展的许多间谍，其中包括：1945年发展的爱德华、1946年发展的文采斯耶夫。

1952年发展的彼得＊年发展的另外两个间谍＊年发展的察克和1978年发展的纳杰日金。当然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米特罗欣的记录很可能并不详尽。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曾经参与了窃取或复制存放在奥地利公安局长的保险柜里的秘密文件的任务（其中一次行动代号为埃德尔魏斯）。1973年，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给一个潜伏在奥地利公安局里的间谍颁发了3 万奥地利先令的奖金。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共产党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其中，芬兰共产党的影响最大。芬兰是德国东部盟友中唯—一个没有被迫加人苏联集团的国家。直到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仍然没有做出最后选择。1945年，在苏联坚持下，芬兰共产党被给予了政府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位置，苏联通过一条“特殊途径”向他们下达关于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指示，并让他们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最后，芬兰还是没有被迫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苏联对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芬兰军队重创了苏联入侵者。斯大林意识到，把芬兰强制并入苏联集团可能要付出另一次血的代价。但是，芬兰还是被掠夺了12％的领土，被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其数额是意大利赔款的五倍），在1948年还被要求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和奥地利的情况一样，芬兰共产党员1945年成功地占据了芬兰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位。奥地利共产党员弗朗兹。洪纳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七个月，然而芬兰共产党员于尔约。莱伊诺却当了三年的内务部长。莱伊诺的目标和洪纳一样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支持反动政策的最重要的武器——警察部队”。到1945年底，经过清洗的警察部队重组成一支新的部队，通常被称作VAryO.莱伊诺后来回忆说：“招募新成员时，自然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共产党员”。然而由于清洗行动开展的时间过短和新成员缺乏经验，这支队伍出现了很多混乱。据莱伊诺称：“芬兰共产党掌握的VALPO 始终没能成为所期望的那种武器……芬兰共产党没有办法用它来干事。”就连莱伊诺自己也觉得控制这支部队是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到了1947年，他已酗酒成性，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不上班。年底，他被召回莫斯科，政治局里的两名高级官员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命令他辞去芬兰政府里的职务，回苏联疗养。虽然他拒绝辞职，但是帕锡基维总统以国会不再信任他为由，于1948年4 月免去了他的职务。

他的离任结束了共产党在芬兰政府中的存在。十年后完成的莱伊诺回忆录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度不安。在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坚持下，在正式出版的前夕，整个版本都被销毁了，只有少量几本还在私下流传。

1948年，所有参加了战后联合政府的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被赶下了台，这虽然削弱了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协助苏联间谍向政府机构渗透的能力，但还没有使之完全丧失这种能力。冷战初期，中心在与西方国家兄弟党的关系上最大的失望就是美国共产党给予它的合作大大减少了。从30年代中期到冷战开始，共产主义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动力，是对民主党自由派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激进分子的精神支柱。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为苏联向罗斯福政府、曼哈顿工程（核武器研制工程）和情报机构的渗透提供了有力的协助。但是冷战的开始给了美国共产党沉重的一击，从此它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1949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吉恩。丹尼斯和其他10位党的领导人因鼓吹暴力推翻联邦政府而被送上法庭。丹尼斯和9 名领导人被判处5 年有期徒刑，剩下的一个则被判3 年监禁，所有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都被控藐视法庭。1951年，最高法院批准了对这些人的判决后，共产党内其他二百多人被判犯有类似罪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共产党基本上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麦卡锡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西方国家中的共产党却处于最无力协助苏联间谍活动的时期。直到1957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其1957的裁决后，美国共产党才重新组织起来。1958年，当重新登记党员时，只剩下3000名公开党员，而秘密党员的数量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美国共产党可能会像加拿大共产党一样在50年代做出一番成就。1951至1953年，加拿大共产党协助渥太华情报站成功地招募11名间谍，其中包括体。汉布尔顿，他可以算是冷战时期加拿大最重要的间谍。

正如多数西方国家中的其他党派一样，加拿大共产党也帮助为特工提供证明文件，其中包括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代号本）——冷战时期最著名的潜伏在英国的间谍。1957年，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帮助下，渥太华情报站为派往美国的间谍“威利”。费希尔（通常被人们称作“鲁道夫。阿贝尔”）弄到了一本新护照。护照所使用的名字叫罗伯特。卡伦，此人1903年3 月10日出生于安大略的威廉堡。但是，在“阿贝尔”使用这一新身份前就被捕了。自1957年6 月“阿贝尔”被捕后，渥太华情报站非常担心签发护照的职员会认出刊登在报纸上的“阿贝尔”就是罗伯特。卡伦。然而，这位职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也并不奇怪，他每天要看很多张照片，自然也就不会太留意。

也有极少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为苏联特工编造身份的事被公之于众，雷诺。海哈年（代号维克）就是其中之一。在芬兰共产党员奥拉维。奥曼（代号维尔塔宁）的帮助下，他使用了一个名叫芬恩。欧仁。梅基的人的身份。1957年维克叛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后，奥曼和他的妻子被秘密送到苏联隐藏起来。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奥曼一直请求回到芬兰，然而芬兰共产党坚持让他留在俄罗斯，他们担心他回国可能使党暴露在“反共宣传”的枪口下。1957年，芬兰共产党领导人，维莱。佩西（代号巴拉诺夫）终于动了仁慈之心，允许奥曼回国，他还得到每月200 卢布的克格勃退休金。

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还被要求为克格勃的特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1957年，法国共产党领导推荐了一些秘密党员接受电台操作训练，以协助苏联秘密情报站工作。起初，新学员们发现抄录中心通过电台试发的编码数字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到了年底，其中一些人圆满地完成了训练课程。

米特罗欣见到的档案并未表明中心在冷战时期减少了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要求协助的要求。相反，在70年代，克格勃对其“盟友”提出的要求比前10年还要多。

由于“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增加了向东欧派遣经验丰富的特工的人数，加上国外情报局越来越难以找到可以替换这些间谍的合格的动机纯正的人，因此中心只好从“大特工”时代寻找新的灵感。“大特工”当中有不少出类拔萃者都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如奥地利的阿诺德。多伊奇和德国的理查德。佐尔格就是其中的校使者。但是，多伊奇的特工生涯至今还属于绝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至今还在西方活动。相反，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的身份却是众所周知的。1964年他去世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之后又成为第一位印制在纪念邮票上的间谍。“浪漫情人”的美名更增加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魁力。他是中心为激发新一代非苏联籍的克格勃特工而树立的榜样。

招募间谍的运动始于1971年4月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利用许多西方国家兄弟党云集莫斯科的机会，国外情报局要求他们寻找新一代的“佐尔格”们。

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记载了国外情报局高级官员与六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有关招募特工的问题。类似的接触很可能还有很多。

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驻哥本哈根情报站前站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在苏维埃饭店会见了丹麦共产党主席克努德。耶斯佩森，让他找“两到三个”绝对忠诚可靠、忠于苏联，能培养成“丹麦的理查德。佐尔格”的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是男性，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最好是秘密党员而不是公开党员。如果是已婚的人，那么他们的妻子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丹麦的佐尔格们还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合适的职业，如记者、商人或外语专业的学生。据扎伊采夫称，耶斯佩森的反应很热情，说他完全理解这一要求的重要性和秘密性，并说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会把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寄给驻哥本哈根情报站的现任站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丹尼洛夫。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宾馆，驻雅典情报站前行动官员伊万。彼得罗维奇。基斯利亚克也在要求希腊共产党第一书记科斯塔斯。科利安尼斯寻找“一、两名”希腊的理查德。佐尔格。与扎伊采夫一样，基斯利亚克强调人选除了在“思想上完全可靠”之外，还要具备“魅力”。在其后与塞浦路斯共产党总书记埃泽基亚斯。帕帕约安努的会谈中，基斯利亚克要求的标准稍微降低了一些。虽然他也强调塞浦路斯的间谍人选必须符合道德、政治和职业方面的高标准，但是他们不一定要“与理查德。佐尔格一模一样”。

就在扎伊采夫和基斯利亚克去找丹麦、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共产党领导会谈时，国外情报局特工处处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也正在和法国共产党第二把手加斯东。普利索尼耶商谈。普利索尼耶同意挑选两到三名能成为法国的佐尔格的秘密党员，后来推荐了两个人选。克格勃还要求他提供法国外交部里收人微薄（也就是说可能被收买）的、从事包括影印机密文件在内的工作的工作人员姓名。

国外情报局与来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兄弟党代表团重要成员的接触是在医院里进行的，这就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海因里希。弗里茨。此人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被送到位于肯采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综合医院接受治疗。他在103 号病房接受治疗期间，四处（德国和奥地利事务处）副处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罗费耶夫曾去探望过他。当提到寻找“一两个”奥地利的佐尔格这一问题时，弗里茨说奥地利共产党主席，弗朗兹。穆利因其在党内地位不稳定而拒绝卷入与情报机关有关的事。但是弗里茨同意由他去寻找这些人选，并表示会向维也纳情报站PR线的负责人N.V.基里连科汇报他的进展情况。

根据米特罗欣的记录，对1971招募特工行动反应最谨慎的是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威廉。卡什坦。尽管卡什坦是一个绝对正统且对苏联忠心耿耿的领导人，但他“指出了很多实际存在的困难”。加拿大共产党务必格外小心地避免引起人们怀疑他们与克格勃有关，他解释说，因为对于1945年的古森科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加拿大共产党唯一的国会议员弗雷德。罗斯以及党的全国组织部长萨姆。卡尔的苏联间谍身份都被暴露了。苏联方面对卡什坦保证说，希望他做的只是寻找可靠的人选、提供有关资料并就与这个人联系的方法提出建议，剩下的事克格勃会去处理。即使发生“复杂”的情况，也不会把他卷进来。据说，卡什坦回答称“这种安排非常适合他”。

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国外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至少与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商谈。其目的不是为了寻找新一代拉丁美洲的佐尔格，而是要在档案部门里发现可能的间谍发展对象，以便让他们为特工活动提供所需的身份材料。不到一年之后，中心就开始积极地在拉丁美洲寻找特工，以便在北美开展活动了。1975年，克留契科夫亲自去找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阿尔瓦雷斯。阿内多，“让阿根廷朋友帮助苏联情报机构完善其间谍机构”。据有关这次谈话的克格勃记录称，阿内多表示“完全理解”。在这一年里，作为在阿拉伯国家中招募特工行动的一部分，安德罗波夫还亲自指示与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

战后初期，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后来这些联合政府又相继垮台，但却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二十五年后，在这些西方国家政府中又出现了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的情况。而这在很大程度是1974年4 月葡萄牙爆发的“红石竹革命”的结果。在这次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军官组成的“武装力量运动”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文官独裁统治，并许诺要恢复民主，结束葡萄牙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战争。几天之内，流亡在外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马里奥。苏亚雷斯回到了国内。站在疯狂的支持者前面，他们俩人共同手持一束红色的石竹花。苏亚雷斯高度赞扬了他以前的老师库尼亚尔，称赞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那明亮而犀利的目光显示出强大精神力量”。但同时库尼亚尔也是一个亲苏的强硬派，他是1968年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的人。虽然他和苏亚雷斯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深，但是直到1975年夏天，他们却在一系列联合政府中一起工作。

1974年6 月，葡萄牙和苏联自“十月革命”后第一次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6 个月后，库尼亚尔和克格勃驻里斯本情报站站长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库兹涅佐夫当时在新建立的苏联大使馆用外交身份做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两个人都非常担心谈话被窃听，虽然会谈是在葡萄牙共产党的保密室里进行的，但他们还是用纸和笔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同意，克格勃为葡萄牙共产党训练两名可靠的党员负责检查窃听设备，这样在以后的会谈中他们就可以开口讲话了。库尼亚尔还负有向克格勃提供葡萄牙安全部门、北约（葡萄牙是北约的创始国之一）和其他“克格勃感兴趣的材料”的任务。

1974年4 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一个调查委员会接触到了前政府的残暴的安全部门（先后被称为“葡萄牙国际及卫国警察”和“葡萄牙安全局”）的档案，葡萄牙庞大的密探网几乎可以和苏联集团国家中的相匹敌。由于这个部门的主要目标是葡萄牙共产党，因此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2名委员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加起来长达308 年，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除了葡萄牙安全局的档案（其中一些有关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的情况）外，葡萄牙共产党还向里斯本情报站提供了从葡萄牙军事情报部门和革命后新建立的安全部门搜集到的材料。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70年代中期，葡萄牙共产党提供给里斯本情报站的材料总重量就达474 公斤。1976年1 月，国外情报局五处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处理葡萄牙的文件，把这些文件拍成微型胶卷，共用了68138 个胶卷。米特罗欣对中心关于这些文件的报告进行了概括，他写道：文件中包含着极为重要的情报，包括：美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境内的特别（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和间谍网络；这些机构与葡萄牙安全局进行合作的情况；葡萄牙安全局在国内和葡萄牙前殖民地建立的间谍网络；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情况；葡萄牙特别部门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方法；在葡萄牙及其克格勃感兴趣的目标机构中开展间谍活动的条件；以及克格勃在情报方面感兴趣的一些人的情况。

这些文件或其经过修改后的版本，是A 处开展旨在抵毁中央情报局、法国和西德情报机构的“积极措施”的基础。

1975年4 月，葡萄牙举行了战后第一次自由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只得到了12.5％的选票，只是苏亚雷斯领导的社会党所得到的支持的三分之一。然而，库尼亚尔对此差距只是耸了耸肩膀，他相信真正的权力仍在一年前掀起革命的“武装力量运动”手中。他对一位记者说：“这次选举与革命的原动力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微……我向你保证，在葡萄牙绝不会出现国会。”他的预言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11月左派分于发动的政变失败后，库尼亚尔丧失了“武装力量运动”对他的支持。

在1976年4 月举行的新大选中，共产党只获得14.5％的选票，而有35％的人支持社会党。苏亚雷斯当选为总理，而库尼亚尔领导的共产党变成了反对派。

葡萄牙共产党仍然不赞成为克格勃挑选间谍。1977年7 月在莫斯科，国外情报局要求葡萄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帕特里克从党组织中挑选适合的人员，训练成开展针对北约的行动的特工。挑选有经验的党员完成一些特殊的情报任务，这对于帕特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并不愿意让他们长期充当特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在葡萄牙共产党内的工作。但回到里斯本后，他还是推荐了五位“在党内没有重要职务”的人选，并提供了空白的葡萄牙护照和其他为特工编造身份所需的证明文件。

1977年7 月与帕特里克会谈的同时，国外情报局还和芬兰共产党资深领导人，正在苏联度假的芬兰共产党主席维莱。佩西（代号巴拉诺夫）进行着类似的接触。佩西同意推荐四到五名芬兰共产党秘密党员或信得过的同路人，把他们训练成特工，用于开展针对美国和北约设立在美国、挪威、丹麦及低地国家的机构的间谍活动。

他还被要求在档案部门和其他能够为特工提供所需身份证明文件的机构里物色一到两名可能发展成为苏联间谍的人选。几乎就在帕特里克和巴拉诺夫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指示驻都柏林情报站站长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沙德林（代号卡韦林）与一位因法律原因不能公开身份的爱尔兰共产党重要领导（代号格鲁姆）取得联系。格鲁姆同意挑选两名秘密党员，把他们训练成爱尔兰第一代特工。

在与非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联络的同时，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就提高驻外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的工作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西方反间谍机构对设立在苏联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进行着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使得扩大秘密情报网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克留契科夫对各情报站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机构提供的特工发展对象开展的后续工作并不满意。他在1978年4 月的一份函件中批评道：许多情报站站长对N 线工作抱有一种三心二意的态度；对那些可以被利用来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特别能充当特殊（秘密）间谍的人进行的研究调查不够充分、不够深入，目的性也不强。

到7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西方、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北非及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寻找新一代特工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及苏共兄弟党开展的这一几乎遍及全球的招募行动产生了像阿诺德。多伊奇或理查德。佐尔格这样出色的间谍。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招募线索而言，从米特罗欣的记录来看，不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相反倒有一些失败的记录。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帕特里克推荐的特工发展对象，担任葡萄牙语教师的共产党员玛利亚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本来，中心计划把玛利亚培养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库诺琴科（代号叶夫列莫夫，此人是克格勃秘密官员，正在为到巴西开展工作接受培训）的助手和妻子。然而，他们俩在东德的第一次约会就搞砸了。玛利亚觉得库诺琴科的仪表太没有吸引力，所以拒绝和他睡觉。发展玛利亚的工作被中止了。没有她的帮助，库诺琴科的葡萄牙语也没有练到足够流利的程度。1981年，中心取消了把他派遣到巴西的计划，安排他到了S 局局部工作。

法国共产党推荐的利姆和他的妻子达娜是西方国家共产党推荐的特工人选中比较有前途的两个，他们是1973年被发展的。法国共产党评价利姆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但建议不要让他参与针对法国目标的行动。在结束了两年的训练后，利姆的第一份有记录的功绩就是发现了另一个可能被发展成为间谍的法国人——马塞尔。马塞尔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区县行政大楼里工作，可能是出于给克格勃特工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需要，1975年克格勃将其发展为苏联间谍。1975年12月，利姆（时年36岁）和达娜被派遣到比利时，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总部附近开了一家打印邀请函和拜贴的小店。第二年，他们一直试图去收买北约的工作人员，但毫无或少有进展。1976年底，他们回到了法国，在波尔多地区定居下来，并放弃了他们短暂的充当克格勃间谍的生涯。

如果是在三四十年前，这种招募特工间谍的活动无疑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当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乌托邦形象还激励着一代基干意识形态目的的间谍。然而，招募行动在70年代的明显失败说明，在衰老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苏联再也没有能力重新激发起那种理想主义了。到了70年代中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大多数都受到了被莫斯科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的影响，主张走多党议会制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而不盲目地模仿苏联模式。在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无条件地忠于苏联的人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至少也是越来越少了。

中心希望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得到兄弟式的援助，而这些党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莫斯科通过克格勃秘密提供给他们的资助。这些资助像参与情报活动一样，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严守的机密。冷战期间，偶尔传出关于“莫斯科黄金”的故事，共产党都称其为麦卡锡主义的假消息。但是，中心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的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这些秘密经费的一些细节内容。例如，在70年代后期，苏联驻渥太华大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此人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一）就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提出抗议，抗议加拿大共产党代表——特别是该党领导人威廉。卡什坦——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要求从情报站站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梅奇雷耶夫那儿得到资助（代号“美国小麦”）的作法。情报站已经警告过卡什坦，他这么做是非常冒险的。到了1980年，中心确信加拿大政府已经注意到加拿大共产党得到苏联设在多伦多的乌克兰图书公司的资助这一情况。10月20日，国外情报局通知波诺马廖夫：加拿大特另fi（情报）部fi计划在15－18个月内完成一项对加拿大共产党财政情况的调查。

联邦政府准备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引用了对1970年加拿大共产党财政收入的渠道和数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数据。虽然对于之后几年的情况加拿大特别部门掌握的材料并不完整，但已足以使其做出结论，那就是加拿大共产党获得财政收入的办法仍然和从前一样。特别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1970年，加拿大共产党的预算是158850加元（另一份未经核实的报告称，1979年其预算为20多万加元）。这笔钱由党员的党费（13500 加元，占总数的8.5 ％）、“已故的忠诚的党员”捐献的部分遗产（这个数量无法估算）、自愿捐款、苏联代表直接划拨的资金和乌克兰图书公司从其收入中捐助的资金等几部分组成。报告称，前三项收入的总和在整个预算中约占30－35％。剩余的部分（65－70％）全部来自苏联及乌克兰图书公司。

加拿大特别部门的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最后这两种渠道提供资金的办法进行分析。（加拿大）反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资助加拿大共产党的方法是由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官员“个人转交现金”，这些钱以共产党积极分子到社会主义国家活动的经费为名，由加拿大共产党官员处置。

1991年8 月的未遂政变后，叶利钦政府查封了苏联共产党的一些档案，这导致了克格勃为西方国家共产党提供资金一事的书面证据被首次曝光。档案显示，仅在80年代，苏联长期缺乏硬通货的这十年当中，苏联共产党向苏联集团以外的兄弟党提供的资金就达2000万美元。在档案被没收之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曾试图销毁这些捐款记录，但是装文件的金属合页夹卡住了碎纸机，使一些文件得以保留下来。

尽管在冷战时期，苏联共产党给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提供的资金援助最多，但如果按人头计算，最多的要数提供给每个美国共产党员的资金。这一不成比例的资金分配说明，在50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几乎被瓦解后，莫斯科仍然希望使共产主义在其主要对手的国土上复苏。当后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异端邪说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中盛行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曾用理想主义的正统斗争方式来回报苏联人的慷慨，这一行动受到了莫斯科的高度赞赏。

1958年，美国共产党资深领导人莫里斯。蔡尔兹（他使用过的化名包括“莫里斯。萨默斯”、“拉姆齐。肯普。马丁”和“D.道格拉斯。莫扎特”）被邀请到莫斯科，讨论如何给境况不佳的美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一事。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提出1978年先提供75000 美元，1979年再提供20万美元，一开始这些钱将通过加拿大共产党转交。1961年至1980年，苏联给予美国共产党的资金全部是由蔡尔兹（代号哈布）和他的弟弟杰克（化名“德。布鲁克斯”，代号马拉特）——一位曾在30年代为共产国际工作过的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经手的。

直到70年代后期，莫里斯。蔡尔兹每年至少到莫斯科去一次，汇报美国共产党的预算情况、要求经费、听取国际部和克格勃的指示并参加有关美国事务的讨论。杰克是在美国主要负责中转经费的人。通常情况下，中心先把下一笔转交的资金的详细安排加密后发给在纽约的一个美国共产党无线电操作员。然后，这个操作员把收到的信息转交给杰克。蔡尔兹。杰克负责信息的解密，并把还原出来的信息通知给他的弟兄格斯。霍尔（此人自1959年起担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代号帕姆）或霍尔的妻子伊丽莎白，告诉他们下一笔钱马上就要到了。

从1968年起，由一位名叫艾伯特。弗里德曼的俄罗斯裔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担任无线电操作员，负责转交总部发给杰克的信息。他在曼哈顿东区第49大街的一家无线电商店做推销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他化名韦伯，在共产国际设在莫斯科的一所无线电学校里任教，训练其他地下电台操作人员。1969年1 月，他回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培训。他出色的表现使他的教员不得不承认，“你知道得比我多”，并请他一起吃午饭。虽然他也缴纳党费，但只有克格勃和美国共产党内的少数领导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但是，无论是克格勃还是美国共产党都不知道，自二战结束以来他已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安插在美国共产党内的一名间谍，代号克利普，他把中心的通信联络的每一个字都传递给了联邦调查局。

到60年代后期，苏联每年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美元，10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二百万。杰克（马拉特）总是在下午3 点零5 分，在纽约事先约好的地点，从克格勃行动人员手中拿到这些经费。经费交接行动被称为“快速传递”。

1974年，他们曾在曼哈顿南区的四个地点进行过“快速传递”（后来用代号瓦尔迪），这四个地点是：松树街10号第10层（代号迪诺）、百老汇街11号第9 层（代号弗雷德）、华尔街120 号第7 层（代号波斯特）和新街sl号第2 层（代号罗兰）。这四个地点全是由纽约情报站挑选的，因为它们都有好几个出人口。马拉特和前来交钱的克格勃官员从交接地点不同的门进出。鉴于装载要转交的钱的钱袋越来越大，为了改变这一现象，1974年使用的钞票面值从原来的20元币改变成了50和100 元币。由于霍尔处于联邦调查局、纽约警察和国家税务局的严密监视之下，把钱交给他是非常危险的，以此为由，杰克常常把钱交给莫里斯保管。

除了负责经费转移的工作以外，杰克还经常通过快速接触行动或利用“死窝点”和纽约情报站交换书面信息。和快速接触行动的地点一样，“死窝点”也是事先选择好并用代号来表示的。1974年，他们曾使用过的“死窝点”包括：曼迪、柳西、奥佩、里巴和奥弗罗。通常，信息是用美乐时牌照相机拍摄下来，然后把未冲印的胶卷放在一个有磁性的容器里传送出去。据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在1975年7 月到1976年8 月这段时间里，杰克共参与了5 次“快速传递”行动和9 次交换秘密信息的行动（其中5 次使用快速接触方式，4 次使用“死窝点”）。如遇到紧急情况，情报站可以通过电话安排与马拉特见面。首先，情报站会在中午12点过5 分准时拨通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找艾伯特医生。当对方回答“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情报站的人会说，“对不起，肯定是打错电话了。”然后，他将在当天下午3 点零5 分与马拉特见面。约会的地点在布鲁克林区J 大道和东区第16街拐角地铁站旁边的西尔弗路药店入口处，这个地点的代号是埃利奥特。约会时，马拉特手里会拿着一本《时代》杂志，左手打着一条绷带。行动官员会问他：“请问现在几点钟了？”当马拉特回答道：“3 点零5 分整”时，他会拿出马拉特以前的一位雇主的名片，上面有马拉特做的记号，后面还有马拉特的弟弟莫里斯的签名。

由于马拉特和哈布自50年代初都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因此克格勃在与他们联系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1974年，中心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对哈布（莫里斯。蔡尔兹）。他并没有在50年代搜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被捕入狱，也没有因为使用假护照出国（中心相信，联邦调查局肯定发现了）而被捕。19 67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里提到了莫里斯。希洛夫斯基（他出生时使用的姓名）和莫里斯。萨默斯（他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两个名字，并提到了战前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中心对他决意要全程陪同格斯。霍尔访问俄罗斯的做法也产生了怀疑，并发现当莫斯科越过他和他弟弟直接与霍尔联系时，哈布表现出一副“紧张”的情绪。1974年3 月，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卡扎科夫——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事务处）处长向安德罗波夫和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虽然（莫里斯）蔡尔兹得到了格斯。霍尔同志的信任，但他直接介入美国共产党的财政事务，给这一特殊（用于转移苏联资金）的渠道造成了现实的威胁。另外，莫。蔡尔兹一些可疑的行为已经足以让人相信，他可能被美国情报界利用了。

卡扎科夫还建议要求霍尔找人代替马拉特（杰克。蔡尔兹），他说这个人总是心不在焉，而且身体也不好。

5 月8 日，另一位国外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在莫斯科与霍尔会谈时，试图说服他让蔡尔兹兄弟俩退休，理由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使他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的危险。伊万诺夫提出了一系列用来替代原来苏联给美国共产党提供经费的移交办法的方案，如在瑞士银行开一个户头或在美国找一个生意做掩护。虽然霍尔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代替杰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国际部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卡扎科夫的警告，也没有坚持要霍尔找人代替杰克。

1975年，蔡尔兹兄弟被授予红旗勋章。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亲自为莫里斯。蔡尔兹颁了奖。回到美国后，哥俩靠挪用苏联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5 ％的经费和联邦调查局给他们的佣金过上了相当奢华的生活。莫里斯做出一副富商的派头，他在芝加哥有一套高级住宅，里面陈设着昂贵的古董、名画，铺着东方地毯。

另外，他在莫斯科和纽约也有公寓。格斯。霍尔天真地相信他们是靠自己致富的，有时他也让他们替他的家人购买衣物。

20多年来，蔡尔兹兄弟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宣称共产党影响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言论。1958年，杰克。蔡尔兹汇报了美国共产党负责“黑人和南部事务”的书记詹姆斯。杰克逊自我吹嘘的一段话。他说：“一些非常隐蔽的、而且相当谨慎的人”在“左右”着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克格勃的一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曾用“政治上极其缺乏素养”来形容杰克逊，并要求霍尔不要带他来见他；他还要求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这里他可能指的是纽约情报站）断绝与杰克逊的联系。

但是，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共产党的确在金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蔡尔兹兄弟汇报说，金的一个顾问斯坦利。利维森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利维森是纽约的一位律师和业主，曾为金1958年出版的《迈向自由》一书撰写了部分内容，并在1960年帮助金准备辩护材料，反击有关他在亚拉巴马的纳税申报单问题上作伪证的诬告。

利维森还把黑人秘密共产党员亨特。皮茨。“杰克”。莱德尔介绍进了金的班子。

对利维森进行了监视的联邦调查局汇报说，利维森与克格勃官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特别助理维克托。勒西奥夫斯基见过面。利维森对金的所谓的影响，导致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签发了对金的旅馆房间进行窃听的命令。虽然通过窃听获得了一些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感兴趣的、金与他的性伙伴的通话录音，但是并没有取得能够证明共产党人对金有影响的证据。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共产党夸大其辞地宣称其对金的前任行政秘书、刚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安德鲁。扬产生过重大影响。霍尔说：“扬自己都不知道，他在亚特兰大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一些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他对他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必要时，在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美国共产党可以小心地对他施加影响。”吴丹助理的身份使勒西奥夫斯基有许多和扬交谈的机会。他虽然宣称在交谈中得到了“重要的情报”，但是他的报告并不像霍尔的那样乐观。他报告称，虽然扬自己希望改善美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在根本上是“消极”的。

虽然霍尔过于夸大了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在民主党内的影响力，但是在70年代，至少有一个人中心的确是相当看重的：他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民主党活动家，在一次赴俄罗斯访问的过程中被发展成为间谍。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在民主党内与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有来往。这些人中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参议员金。威廉。富布赖特和国会议员小约翰。科尼尔斯。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这个间谍提供了卡特集团的内幕消息和关于卡特本人的情况。中心对此评价甚高，因为这么高层次的美国情报来源对它来说实在太少了。有一次，他曾和卡特、布朗和克兰斯顿就竞选的进展情况，在太平洋饭店卡特的房间里讨论了三个多小时。他的报告被呈送到政治局。在竞选的最后阶段，这个间谍与卡特、参议员克兰斯顿、肯尼迪、里比科夫和雅各布。贾维茨进行了被克格勃称作“直率的、长时间的交谈”。安德罗波夫认为关于这些谈话的报告非常重要，卡特当选后，他立即把签署了自己名宇的这份报告送到了政治局。

1971年11月，总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呈送了一份备忘录，抱怨说虽然它已经反复要求霍尔找人代替蔡尔兹兄弟，但是这兄弟俩至今仍然控制着‘与美国共产党联系的秘密渠道“的美国那一端。八、九月份杰克生病期间，莫里斯代替他作为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与克格勃官员的会议：让他去执行”特别渠道行动“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莫里斯）蔡尔兹的情况。这一点已经被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967年的报告所证实。报告中提到他使用很多名字并且与克格勃有联系。正因为如此，谁也不能排除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对他进行秘密监视的可能性。

11月10日在莫斯科与霍尔会面时，卡扎科夫和伊万诺夫再一次向霍尔提出撤换蔡尔兹兄弟的问题。霍尔说，他已经想到了三个可以代替杰克的人选了，这三个人是：约翰。沃戈和阿普莱奥莫斯兄弟。他会在不久后做出决定，并通过加密电报向莫斯科汇报他选择的最后人选。电报的内容是汇报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初稿已经完成，电报中初稿的编号（第一稿、第二稿或第三稿）代表了他最后选择的人。然后，代替杰克。蔡尔兹的人需要向苏联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签证，这样他才能到莫斯科接受一个为期半个月到两个月的“特殊训练”。霍尔还向克格勃建议，利用他私人司机兼保镖的妻子充当在纽约的另一个联络渠道，情报站可以给她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使用“我是比德尼克先生，向您询问关于旧家具的事，我在霍博肯的朋友让我与您联系”这句暗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但是，霍尔又一次没有采取行动。在以后的十年里，蔡尔兹兄弟仍然参与“特别渠道行动”。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显示，从1978年4 月起到以后的8 个月里，杰克。蔡尔兹共进行了19次行动：3 次“快速传递”经费移交行动、2 次与克格勃官员见面。5 次“死窝点”行动、6 次快速接触和3 次信号接触行动。到了1980年春，联邦调查局认为蔡尔兹兄弟的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5 月28日，为了给自己退出‘特别渠道行动“找一个借口，莫里斯。蔡尔兹告诉霍尔，曾经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给他的邻居打电话打听他的情况，他觉得为了避免被捕，他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交给霍尔225437美元，并告诉他这是他手里掌握的莫斯科提供的所有经费。一段时间以来，杰克。蔡尔兹的身体越来越差。8 月22日，他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莫里斯和他的妻子伊娃。蔡尔兹退休后，生活在迈阿密北部，他们在那里有一所能够欣赏到大西洋景色的豪华公寓。1987年，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举行的一个特别仪式上，里根总统亲自给莫里斯和杰克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两个同时得到过苏联勋章和美国勋章的间谍。

在蔡尔兹兄弟操纵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渠道的这几十年里，美国共产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少有建树。在1972至1984年的四次总统大选中，格斯。霍尔得到的选票从来没有超过59000 张，1984年得到的选票还不够35000 张，因此他决定在1988年转而支持民主党。70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员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总共还不到1 万人。此后有一段时期虽稍稍壮大了一些，但到80年代后期，也只有15000 名党员。但是，霍尔仍然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他的虚幻世界中，美国共产党能够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1981年秋，他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我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确信，我们的党是削弱、阻止和改变里根政府反动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数千万人已经不再对里根政府抱有期望了。他们正准备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还有上百万人的思想正在转变。我们的党在影响和推动人民群众这方面是一支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鼓吹美国共产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同时，他向苏联提出的经费援助要求也与日俱增。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苏联每年给予美国共产党的经费高达200 万美元。

1987年，霍尔提出要大幅度增加这个数字：我只能说，因为我党是在腐朽的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开展工作，我们为影响美国的事态而做的任何努力，对全世界的发展都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里根政府面临着深刻而长期的危机，我党的工作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在与美帝国主义和里根政府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党必须被视为一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力量。

第二年，美国共产党从苏联得到的经费增加到了300 万美元。莫里斯。蔡尔兹认为，苏联能够如此慷慨地在经费上支持美国共产党（1987年达人均200 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对格斯。霍尔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的说法至少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笑地过高估计了美国共产党的影响”。

这种慷慨还可以归因于霍尔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惟命是从。美国共产党内一位有45年党龄的好战派党员，多罗西。雷。希利曾经说过：在格斯的领导下，美国共产党有了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一只主要的意识形态牧羊大的角色，当一些小羊羔想从羊圈里跑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奉主人之命对着这只小羊羔狂吠。

苏联领导人会与格斯联系，告诉他他们想让他说的话；于是他会原样不变的把这些话放出来。然后，《真理报》就会刊登出一篇文章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美国共产党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就苏联目前特别关注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话要说。

第十八章 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由85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的大会一致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保持对苏联的忠诚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的坚强队伍，苏联共产党一直而且将继续被公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然而，6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非常气愤地发现，它的一贯正确性随着后来被称作“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而受到了质疑。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第一次公开出现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对苏联的入侵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后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主要力量的意大利共产党，一方面重申“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深厚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苏联有权“对另一国家的共产党或另一国家的内部事务” 进行武装干涉。

即使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仍将两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关系有其秘密的一面，对此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内只有少数人知晓。1967年4月，雅典“上校政变”发生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和其他一些党内领导人警觉到意大利有发生希腊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1967年夏天，乔治。阿门多拉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正式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以备政变后意大利共产党可以作为秘密地下组织保留下去。

苏共中央政治局8 月15日第P50 ／P 号决议授权国外情报局制定一个计划，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组织，包括受过全面训练的人员和秘密无线电通信系统。

意大利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安德列亚与苏共中央委员会高级官员和克格勃官员在莫斯科的会谈中就这一计划的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1967年10月至1968年5 月，3 名意大利无线电操作员完成了四个月的克格勃训练课程。意大利党派去的其他人员参加了制作假身份证明文件的训练班，按照训练计划要求，他们用96个小时学习制作橡皮印章和文件封条，用6 个小时学习人造树脂的压纹技巧，用6 小时学习更换身份证明文件照片的技术，用6 小时学习填写文件的笔迹，最后还用了12个小时进行“理论研讨”。这些训练班和其他一些秘密训练班至少一直开办到70年代末。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还请求克格勃检查其总部是否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对1968年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很快公开的批评就平息了。在1969年2 月意大利共产党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克格勃高级官员给路易吉。隆哥和其他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大会发言中降低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调子。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波诺马廖夫和克格勃官员称，虽然发言中还有一些“暧昧的词句”，但“干涉”和“占领”等用来形容苏联及其华约集团盟友的字眼都被删掉了。意大利共产党也不再提华约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要求了。

1970年，在一次与苏联大使尼基塔。雷若夫的私人谈话中，隆哥“特别强调，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意大利共产党生存的需要。”

经济上，隆哥也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1972年5 月，意大利确定提前一年举行大选，这时隆哥最需要经费的支持。在1972年选举年中，苏共最初给隆哥提供了520万美元的经费，比1971年多200 万。后来应隆哥的要求，苏共又提供50万美元。但隆哥还嫌不够，再次写信要求增加经费。

勃列日涅夫于4 月4 日亲自给隆哥回了一封信，通过罗马情报站站长很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博尔佐夫（化名“贝斯特罗夫”）转交。信中写道：亲爱的隆哥同志：我们收到了你的来信，信中要求增加援助，以保证意大利共产党有足够的资金参加竞选活动。

我们很清楚大选的严峻形势，也明白你们需要积极开展活动去赢得大选和抵抗反对派力量。

你知道，隆哥同志，我们已经又拿出了500万美元来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参加竞选，使今年援助的总额已达570 万美元。

鉴于你的要求，我们再次仔细地研究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可能性，决定再给你们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很遗憾，目前，我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名）L.勃列日涅夫

信送到隆哥手中后，博尔佐夫向中心汇报说：大使（尼基塔。雷若夫）声称，我们背着他搞活动，他将把此事电告勃列日涅夫同志。考虑到雷若夫难缠的个性和对类似事件极其敏感的反应，这件事已经极大地恶化了大使对我们的态度。中心命令博尔佐夫尽可能去安抚大使：告诉雷若夫，你以为他在莫斯科时已经听说苏共领导的决定了。你以自己的名义请求雷若夫同志多谅解，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告诉他，我们今后将继续与他保持坦诚的关系，并且会让他全面了解我们与朋友们（意大利共产党）接触的情况。

1972年10月，博尔佐夫汇报说，“朋友们”退回了三张100 美元的钞票，令人难堪的是，这三张竟然是假钞。

直到1976年，在罗马进行的经费交接活动比在美国或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直接。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主要人物经常走访苏联大使馆，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快速接触”和“死窝点”等秘密而又繁琐的方式。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中有一些非常可靠的对苏联忠心耿耿的人，他们与克格勃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只要挑选几个信使，在确定没有被人跟踪的情况下，把车开到大使馆，就可以取走苏联提供的经费。同时，克格勃情报站里的“慧星”电台监控着意大利警察和安全部队使用的通信波长，以便及时发现任何监视的迹象。

另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是信使出人大使馆，后面都有意大利共产党的车跟随。莫斯科还通过与意大利共产党控制的公司签订对意方有利的商业合同来向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合同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在苏联修建饭店。

1973年9 月，智利军队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联合人民政府。这使得意大利共产党对右翼分子发动军事政变的担心又变得强烈起来。同年12月，克格勃向意大利共产党秘密提供了三套赛林卡型电台，以备意大利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后确保其总部与党的地方组织保持联系。意大利共产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俄罗斯接受了操作这一新通信系统的专门训练。一旦发生政变，就由赛林卡将情况发往莫斯科，然后再由苏联用大功率发射机把情报转发给意大利共产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

然而，重新变得强烈的对政变的担心也促使意大利共产党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动向，这使莫斯科担心这个西方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也在逐渐接受一些异端邪说。在一系列题为《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的反思》的文章中，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接替隆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建议与社会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进行历史性妥协。后来，贝林格的这句话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贝林格与以往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的主要共产党领导人完全不同。他的妻子莱蒂齐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他同意让他的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天主教的信仰。隆哥竭尽所能想让莫斯科相信，虽然贝林格有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但他本人是最好的接班人人选。而他的三个主要竞争对手，乔治。阿门多拉、吉安。卡洛。巴叶塔和彼得罗。英格拉奥都不适合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

隆哥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分别是：阿门多拉“有过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息，而且时常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巴叶塔“权威正在逐渐下降，而且脾气太坏，无法促进（党内的）团结”；至于英格拉奥，“则没有什么水平，喜欢进行不切实际的理论思考“。而贝林格则代表了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但莫斯科并未因此而消除疑虑。

贝林格根据列宁“革命者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退却”这一名言而提出“历史性妥协”这一建议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作为防止右翼分子发动政变的一个手段。然而，这个建议渐渐发展成了一种雄心勃勃的——在莫斯科看来也是离经叛道的——战略，主张天主教的团结传统与共产主义的集体行动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1975年，贝林格成为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意大利共产党与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一道发表了实质相当于“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声明，摆脱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求通过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议会道路来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主义。

1975年12月12日，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内一名克格勃内线在与雷若夫会见时，指责贝林格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耻地背叛了列宁主义”，并越来越敌视苏联。他呼吁苏联共产党发表公开声明，批判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但这是挽回局面的唯一办法。”这个内线还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准备破坏计划将于1976年夏天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代表大会，企图把大会变成他们修正主义的论坛。

在东柏林大会筹备期间，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系列几乎毫无遮掩的公开警告，让他们不要乱来。然而，贝林格没有被吓倒。在6月进行的意大利大选中，他发表了被莫斯科视为最不能容忍的演说。贝林格宣称，意大利的北约成员资格总的来说是一个优势：“它能够确保我们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克里姆林宫用一封措辞严厉的密函向贝林格提出抗议。但是对绝大多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的成员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34.5％的选票这一事实（自1972年以来上升了7 点3 个百分点）。6 月29至30日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空洞的联合公报，呼吁保持“国际主义团结”。但这样一个公报很难掩盖苏联共产党与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贝林格和其他主要的“离经叛道者”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他们的发言经过审查删改后才被《真理报》刊登出来。

1976年12月，克里姆林宫忠实的传声筒、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谴责欧洲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手段。克里姆林宫对贝林格的直接的正面攻击由于贝林格的巨大声望而收效甚微。无奈，安德罗波夫只好指示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用“积极措施”来低毁贝林格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国外情报局在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称，贝林格在撒丁岛有一片土地，并与一项价值数百亿里拉的可疑建筑合同有牵连。

引人注意的是，莫斯科一方面希望通过透露贝林格有腐败行为的证据来动摇他的地位，一方面又继续给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经费。1976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的经费共达650 万美元。但据克格勃档案记录，在罗马移交经费的“行动环境”比以前恶劣了。新上任的情报站站长鲍里斯。索洛马京（此前在纽约工作）1976年指出，在大使馆进行经费移交是非常不安全的。索洛马京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门负责人圭多。卡佩洛尼（代号阿尔贝托）一致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星期日早上在罗马市郊事先安排好的、并经情报站和意大利共产党预先仔细检查过的地方进行经费的交接。意大利共产党员会严密监视取钱的这位“朋友”的行车路线；拿到钱后，他会把钱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再由这辆车把经费移交给党的一个秘密办事处。

尽管敌视贝林格和欧洲共产主义，苏联政治局仍然继续允许克格勃对精心挑选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进行从事地下活动方面的培训。例如，1979年，意大利共产党挑选出3 名党员赴莫斯科接受国外情报局S （特工）局的训练，分别学习电台和密码操作、伪装术和伪造文件的技巧。

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与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不都是公开的。

70年代后期，最严重的暗中的分歧表现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向西方恐怖组织提供援助这个问题上。用已故非共产党员的东德内务部长彼得一米夏埃尔。迪斯特尔的话来说，民主德国是“恐怖分子的天堂”。而这时最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担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对意大利红色旅的支持。1978年3 月16日，他们的担心应验了。这一天，红色旅的人在罗马市中心袭击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的汽车，莫罗的司机和警卫被枪杀，而莫罗本人被绑架到另一部准备好的车子里。在以后的54天中，莫罗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而政府却在是否应与红色旅进行谈判以解救人质的选择中倍受煎熬。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在公开的场合仍然坚持绝不与恐怖分子做交易，但私下里，也非常担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支持红色旅的消息会泄露出去。

主席团的发言人阿图罗。科隆比对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大使弗拉基米尔。考茨基抱怨说，当意大利共产党访问布拉格的代表团提出关于捷方支持红色旅一事时，他们被搪塞过去了。代表团的成员认为，一些红色旅的成员曾被邀请到捷克斯洛伐克。

1978年5 月4 日，阿门多拉警告考茨基说，一旦绑架莫罗的人被抓到并受到审判，那么捷克支持红色旅的事就会“水落石出”。这一次，苏联大使雷若夫与意大利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告诉考茨基：“他已经就与红色旅的关系一事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出了警告，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雷若夫相信捷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仍然与红色旅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你们可能会（从红色旅）得到一点点好处，”他对考茨基说，“但你们所造成的损害却比所得到的好处要多一百倍。”

意大利未能及时找到莫罗被关押的地点。1978年5 月9 日，莫罗被绑架者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总部之间的一辆汽车的后箱里。对莫罗的遇刺，人们无比哀伤，并对此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令主席团着实松了一口气的是，没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与红色旅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警方展开了搜捕恐怖分子电台的行动，这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越来越担心他们自己的电台可能被发现。1981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通知苏联驻罗马情报站，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八年前克格勃帮助他们建立的三个秘密电台已经被销毁了。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的行动彻底撕碎了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和谐的外衣。在1982年1 月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只有一位克格勃的主要联系人对谴责苏联干涉波兰事务的议案投了反对票。贝林格声明，十月革命“已耗尽了它的推动力”，言下之意也就是苏联共产党已经丢掉了自己的革命信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号召西欧左派力量共同努力，在苏联集团成员国中促进“民主的复兴”。《真理报》谴责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明是“对苏联的大肆亵读”。之后就出现了意大利人所谓的破裂——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短暂的、但引起了巨大争论的决裂。

在激烈的辩论当中，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只有阿尔曼多。科苏塔这个强硬派人物站在莫斯科一边。10年后苏联解体了。人们发现，在80年代苏联给予意大利共产党的资助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据一位评论家称：“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只要苏联提供给意大利的资金经过科苏塔的手，那么这笔钱就会被他用来资助一家并不成功的亲苏报纸《国家晚报》或用做他反对其他领导人的活动费用”。最后的记录显示，1985年苏联向意大利提供了70万美元，1986年为60万美元，1987年为63万美元。这些经费全部作为对“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苏联共产党国际部和克格勃认为的，但很可能戈尔巴乔夫不这么看）的“物质援助”，而所谓“健康力量”主要就是科苏塔和《国家晚报》。

除贝林格外，莫斯科最不信任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要算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卡里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已经表现出了领导者的潜质。1936年，年仅19岁的卡里略发起了一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大联合，他自己当上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而当时，他还被他的反对者们嘲笑为“戴着眼镜的蚕蛹”。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著名特工，专门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的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他还让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当他儿子的“教父”。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获胜后，卡里略来到莫斯科避难。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卡里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极端狂热的、自以为是的信，谴责他父亲说：“一名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叛徒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后来，他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如果说在苏联存在对斯大林的任何恐惧的话，我倒没有看见。许多年以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发生过审判和清洗这回事。”

然而，1959年；成为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卡里略逐渐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1968年，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党内主要的亲苏分子阿古斯丁。戈麦斯、爱德华多。加西亚和恩里克。里斯特将军分别在1969至1970年间被开除出党。1975年7月，西班牙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联合“郑重声明，我们以和平与自由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的构想表达的不是一种策略考虑，而是一种战略信念。”11月，弗朗哥死后，卡里略着手准备旨在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计划。1976年末，在没有通知莫斯科的情况下，他从他在法国的总部秘密地回到西班牙。12月6日，中心给马德里情报站发出一份紧急电报，要它调查关于卡里略已经回到西班牙的传闻。如果情况属实，要调查他回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与大主教民主党政府总理阿道弗。苏亚雷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定。

实际上，卡里略回国是为了给苏亚雷斯施加压力。12月10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总理施加压力，要他作出选择：要么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样要冒激怒军队和右翼势力的风险；要么不给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样做会失去一个主要民主党派对他的支持。卡里略于22日被捕，但没过几天就被释放了，并秘密会见了苏亚雷斯。

1977年4 月，共产党在西班牙成为合法的政党。

克格勃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主要联系人是一名亲苏分子。与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克格勃驻马德里情报站在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主要内线是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名铁杆亲苏分子伊格纳西奥。加列戈（代号科博）。1976年3 月之前，苏联提供给西班牙共产党的经费都是通过法国共产党转交的。3 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P －l ／84号决议指示克格勃将经费直接交给加列戈。这些经费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给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而是给加列戈本人用于“开展活动”的。1976年12月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给他提供2 万美元（第P37 ／39－OP号决议）用于在马德里购买一套公寓。虽然在公开场合听不到他对卡里略的批评，但马德里情报站的报告指出，加列戈经常私下里严厉批判卡里略，说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人物”。

1977年初，加列戈通过他的妻子劳拉把卡里略起草的将在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即将出版的题为《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清样送到了马德里情报站。中心对这两份文件中对苏联的批评非常愤慨，最后贝林格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把联合宣言草案中那些过于尖刻的措辞都删除了。加列戈还报告克格勃说，左派报纸《人民报》计划派记者赴莫斯科采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接到这一预警性情报之后，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拒绝给这个记者颁发签证。

随着西班牙内战以来民主议会制度的第一次恢复，人们普遍预期（卡里略当然也不例外）西班牙共产党将像意大利共产党那样在国内左派力量中取得支配地位。

较之其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社会党，共产党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共产党从事过反对弗朗哥独裁政权的地下斗争；其二，在近四十年的流亡过程中，共产党仍然保持了严密的组织。然而年仅35岁的社会党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精力充沛、青春焕发的公众形象大大胜过了卡里略。在1977年6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西班牙共产党发现自己比社会党更难摆脱极端主义者的形象。然而让苏联感到满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前任主席，83岁高龄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女士——20年前卡里略接替了她共产党主席的职务——5 月份从苏联回到了西班牙，这多多少少给卡里略领导的欧洲共产主义者竞选活动造成了混乱。有“激情之花”美誉的伊巴露丽曾是内战时期最有魁力的演说家。她有几句对法西斯表示蔑视的演说词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做英雄的遗孀，不为懦夫的妻子”。

弗朗哥的支持者们曾经散布谣言说她曾用自己的牙齿撕开过一个牧师的喉咙。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心脏有病，伊巴露丽不能在选举中经常露面，但她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沤歌苏联集团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成就的机会。为了削弱伊巴露丽演讲所造成的影响，卡里略极力暗示，她已多年不在西班牙国内，她唯一的儿子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牺牲的，所以她与苏联有不解之缘。

1977年的议会选举是西班牙41年来进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举中，左翼或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都没有得到选民们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只得到9 ％的选票，而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心联盟却得到了34％的选票，社会党也得到了28％的选票。在共产党新议员中，卡里略当上了西班牙共产党国会党团的副主席。克里姆林宫相信，卡里略在党内的地位远不如贝林格在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地位那样稳固，因此它开始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集结反对卡里略的力量。选举结束后不久，莫斯科《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鞭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文章。文章指出，表面上，卡里略似乎只是在谈论不同党派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和战术，而实际上他的观点和“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出一辙”。苏共中央国际部起草了一篇批判卡里略修正主义的文章，并安排由三名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署名发表。另一封内容相似、有200 名西班牙共产党员签名的信件，则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在1978年逐渐平息下来。但在私下里，卡里略对苏联的批判比以前更加严厉了。马德里情报站发回的一份加列戈的报告称，卡里略在一次没有记录的谈话中竟然攻击苏联是一个“被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官僚阶层左右的半封建国家”，其民主化程度远不如美国。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里略开始公开批判苏联。1980年1 月，他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攻击苏联的入侵是政治冒险主义表现，并谴责苏联推行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一样都是导致冷战加剧的原因。虽然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地方组织支持苏联的入侵，但卡里略得到了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加列戈每年仍然能从克格勃得到3 万美元的资助。马德里情报站站长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菲利波夫汇报说，虽然加列戈仍然“尽可能地”坚持着情报站拟定的政治路线，但是他在鼓励公开反对卡里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自己在领导层中的孤立。菲利波夫认为，卡里略仍然牢固地控制着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强硬派的争斗，加上卡塔兰地区共产党组织丧失了对卡里略的领导的信任，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分裂。

由于费利佩。冈萨雷斯试图把社会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局面。1979年5 月社会党代表大会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致使冈萨雷斯辞职。

但是仅仅4 个月之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又提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曾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求解放的最佳选择”，冈萨雷斯又重新赢回了社会党的领导职位。社会党在1982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随着冈萨雷斯出任西班牙首相，社会党在以后的10年中一直掌握着西班牙政权。在这一时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却越来越少，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也从1979年的10.5％下降到了1982年的3.8 ％。卡里略被迫辞职，由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接替他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冈萨雷斯评论说：“卡里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弗朗哥四十年独裁统治都没能做到的事。他瓦解了西班牙共产党。”

克格勃也把西班牙共产党失去民众支持的责任归罪于卡里略本人，虽然它的一些分析与冈萨雷斯不同。驻马德里情报站的一位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的官员，阿纳托利。克拉西科夫写了一本书，书中指出，由于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导致了“党内激烈的斗争”和共产党在选举中的惨败：“大量的活动家，包括一些为反对弗朗哥的独裁统治和实现国家民主化进行过艰苦斗争的著名活动家都被驱逐出了党组织。”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早在19 83年初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即指出，只要卡里略及其支持者的影响仍然存在，西班牙共产党就没有复兴的可能。

1984年1 月，加列戈领导一部分人从西班牙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西班牙人民共产党。莫斯科对此给予了支持，而且可能还给予了经济援助。加列戈批判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宣布新成立的党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理报》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西班牙人民共产党一直都处于分裂状态。1986年，残余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两个左派小党组成了“左翼联盟”。

7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大党就是乔治。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马歇过去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1957年，他曾经向党内一个敢于对斯大林的清洗行动和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提出怀疑的好战分子咆哮道：“没错，苏联抓了人，也关了人！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抓得还不够，关得还不够。如果他们再强硬一点或警惕性再高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厂”。弗朗索瓦。密特朗有一次曾经抱怨说：“侮辱就是他（马歇）问候别人的方式。”

1970年，马歇当选为法国共产党的副总书记，两年后，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随着马歇在党内的权力一步步得到加强，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也越来越深。克格勃1976 年3 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称，虽然马歇最初是忠于苏联的，但据他“身边的人”提供的消息表明，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逐渐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克格勃在法国共产党的主要内线就是马歇的第二把手，加斯东。普利索尼耶。此人至少从50年代初开始就协助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了。与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亲苏分子一样，他也是苏联向法国共产党提供经费的主要渠道。

1972年6 月，法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竞选联盟，与社会党和其他左派激进分子达成了一个“共同纲领”。据克格勃称，几个月后，马歇对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当然也包括普利索尼耶在内）讲，他谴责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对苏联境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他还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戴高乐政府的表面上的友善大为恼火，他认为这“妨碍了法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自 1966 年戴高乐总统使法国退出了北约的统一指挥以后，莫斯科一直把戴高乐主义视为西欧一支潜在的、比左派势力领导的法国政府甚至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都更具破坏力的力量。马歇试图让克里姆林宫相信这种判断是错误的。1972年，无疑是为了使他的警告能够传达到莫斯科，他私下威胁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说：法国正倒向大西洋（亲美国）一边，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集团）不重视法国共产党发出的这一警告，不对法国共产党推翻政府的斗争给予适当的支持，那么法国共产党也将像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那样拒绝支持他们的政策。

表面上，克里姆林宫对此并没有太在意。但在法国1974年总统大选第二轮选举前，苏联大使拜会了新戴高乐主义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明确表示莫斯科更希望他，而不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密特朗当选。然而，在幕后，克格勃却加紧展开“积极措施”，以便使吉斯卡尔失败。最终，这一行动未能得逞。

1976年初，马歇私下里指责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未派记者在列昂尼德。普留什奇抵达巴黎时对他进行采访。列昂尼德。普留什奇是俄罗斯一位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刚刚从苏联精神病医院释放出来。对马歇逐渐倾向欧洲共产主义的行为，中心认为更多的是受他个人野心的驱使，而不是思想上的变化。克格勃的报告显示，就连贝林格都批评马歇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把他和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相提并论。中心认为，马歇不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是绝不会罢休的。

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称，直到1976年2 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马歇才具备了足够的自信。他认为，虽然有普利索尼耶等人的反对，但是党内领导层都支持他的越来越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他敢于公开表明他的观点。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欧洲共产主义计划。马歇倡导放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目标，带头批评苏联集团内部“对民主的限制”，并倡导法国共产党“走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因为这将“推动人们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思想”。

对于法国共产党内部那些愤怒已极的亲苏分子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新论坛似乎“使反革命合法化了”。在以后的18个月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法国共产党发了三封批评其政策的信件。同时，克格勃在幕后展开了“积极措施”予以配合。

其中包括1977年开始的、代号为“欧洲”的行动。这一行动用伪造中央情报局文件的办法，企图制造一种美国阴谋破坏法国共产党内部团结的印象。可以想像得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暗示马歇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这一手法，使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产生一些反对他的人。

然而，克格勃错误地判断了马歇背叛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力量。法国共产党衷情于欧洲共产主义也是它与社会党人进行联合所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这种衷情在1977年夏天走到了尽头，因为很明显的是，联合并没有使共产党在法国成为左翼势力的第一大党，反而使社会党盖过了共产党的风头。1977年9 月，相互指责导致了左翼联合的分崩离析。因此，马歇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逐渐变得对苏联忠诚起来。1978年10月，中心取消了巴黎情报站制定的挑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关系的“积极措施”，很可能就是考虑到这种行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1976年3 月，克格勃向中心提交了一份关于马歇情况的报告，称他战争时期的记录随时有被曝光的危险。1970年马歇曾声称，他在1942年12月曾“被强征”到吕菲厄姆的一家制造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德国工厂里工作，但1943年1 月，他逃了出来，并回到了法国。但是中心称，“一个可靠的来源”提供的消息证明，法国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文件，文件显示他并不是被迫在这个德国工厂里做工的，相反，他签署了一份自愿在吕菲厄姆工作的协议。克格勃的报告充满了对马歇的敌意。据此判断，在1976年，克格勃很可能曾考虑过利用那些战争时期的记录来低毁马歇，就像它曾希望用所谓的可疑的建筑合同来破坏贝林格的名誉一样。1977年法国共产党前政治局委员奥古斯特。勒克尔在右翼周刊《分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马歇是自愿在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制造厂里工作的。但是并不清楚，这份文件曝光的背后有没有克格勃的功劳。马歇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而且以诽谤罪对勒克尔和《分钟》周刊提起诉讼。1977年9 月开庭时，他声泪俱下，但最后还是在这次和第二年的诉讼中败诉了。1980年3 月，《特快报》发表了一篇战争时期德国的文件，文件指出马歇不仅是自愿在德国工作的，而且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44年。这一次，马歇并没有提出上诉，但还是声称他是无辜的，并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为了1981年的总统大选而搞的阴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诽谤的源头能够接连发现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和密特朗的影子的原因。”但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法国共产党带着对莫斯科坚定不渝的忠诚步人了80年代。1979年12月，苏联人侵阿富汗之后，没有哪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像法共领导人那样如此积极地维护苏联。两年后，它又讨好地把取缔团结工会和在波兰实行军管说成是波兰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一期间，法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在1981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歇只得到了15％的选票，这是自二战以来法国共产党最差的记录。在1986年的国会选举中，法国共产党得到的选票数更是直线下降，只有6.8 ％。

戈尔巴乔夫时代使苏联共产党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共产党和莫俾科的其他西方追随者们越来越气愤地发现，苏联不再欣赏他们的忠诚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似乎也是一个喜欢异想天开的人，他不喜欢因循守旧、僵化的思维方式。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似乎也征服了克里姆林宫。1984年6 月，作为苏联共产党出席贝林格葬礼代表团团长的戈尔巴乔夫被涌入罗马皮亚札圣乔瓦尼的150 万送葬群众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1985年3 月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最初迹像就是在契尔年科葬礼之后，他会见了世界各国政治家，而这其中只有一位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贝林格的接班人阿列桑德罗。纳塔。显然波诺马廖夫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呢，他问国际部里的同事，莫斯科云集着这么多“好”共产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只喜欢和意大利共产党这个“不好的”党的总书记在一起呢？

在以后的五年中，戈尔巴乔夫经常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称赞他们的政策并把他们当成他在社会民主和东西方关系上的“新思维”的宣传队。在西班牙，戈尔巴乔夫对支离破碎、所剩无几的西班牙共产党没什么兴趣，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执政的社会党身上。有一次，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问他，他认为自己与哪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关系最密切，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利佩。冈萨雷斯。用格拉乔夫的话来说，他“不仅仅是欣赏‘费利佩’，他简直就是爱他”。

由于依赖苏联提供的秘密经费，许多受到侮辱的强硬派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只能屈尊辱贵。1987年6 月，马歇卑躬屈膝地对戈尔巴乔夫上个月对他的接见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请求1000万法郎（165 万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以备1988年的总统大选之需。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注意到1987年法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200 万美元的资助，但还是决定通过克格勃再给它提供100 万美元的经费。

对于格斯。霍尔这个曾经忠于苏联的美国共产党的强硬派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终令他实在无法忍受，使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公然与莫斯科的意见相左。1989年他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结果只是导致苏联突然停止了对美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的中止给美国共产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它立刻陷入了财政危机。1990年，它不得不第一次减少党报《人民世界日报》的发行次数，由一周五次减少到两次，后来于脆改成了周刊。

第十九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1965年苏联宪法日11月5 日）这一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公开亮相。

大约200 名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游行，声援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这两位作家都被苏联政府指控为企图通过他们的作品颠覆苏联社会制度，不久就将接受审判）。一些示威者还打出了“尊重宪法”、“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旗帜，不久即被克格勃便衣抓到警察局里去了。

从此，苏联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就被称为英语的dissidents“（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与此相当的俄语inakomysliashchil 思想异己分子）。苏联官方一直说这些人是西方国家的走狗，他们并不能代表苏联抗议者的真正心声。用一个英语词而不是俄语词来形容他们，恐怕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吧。

克格勃追捕两位作家的行动出奇地慢。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笔名“阿布拉姆。

捷尔兹”，从1959年起开始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最初是在巴黎。而他的朋

友丹尼尔，笔名“尼古拉。阿尔扎克”则仿效他的做法，从1961年开始在西方发表作品。一些身为克格勃间谍和眼线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捷尔兹“和”阿尔扎克“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中心在对他们真实身份的判断上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两人对莫斯科生活的熟悉程度说明，他们两人就生活在苏联境内，并将自己的作品偷偷送到国外发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也赞同这种看法，并上交了一份报告称”捷尔兹“的作品《审判开始了》的原稿就是从莫斯科送到法国的。而中心的其他一些人则赞成一些文学评论家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两位作家对莫斯科生活的“不准确”的描述说明他们是居住在西方，并以克格勃的其他报告为依据，声称“捷尔兹”和“阿尔扎克”都居住在西欧。由于西尼亚夫斯基使用的是一个犹太笔名，使克格勃错误地断定他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令克格勃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后来苏联官方报纸指责使用这个笔名是一种“阴险的挑拨行为”。一位作家在《消息报》上写道：西尼亚夫斯基使用阿布拉姆。捷尔兹这个名字在国外出版反苏作品，企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我们国内存在着反犹太主义，而且一个用阿布拉姆。捷尔兹这样笔名的作家，要想“坦率”地写一些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他就只能选择西方的出版商。

经过几年对数位选错了对象的作家进行毫无结果的监视之后，1964年一名隐藏在莫斯科文学界，代号为叶菲莫夫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一位名叫尤利。丹尼尔的作家拥有“反苏材料”。而就在同时，驻雅尔塔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报来了另外一名特工的报告称，“仅凭他的一份手稿，丹尼尔就可以被判人狱15年”。通过对丹尼尔的监视，克格勃很快就发现了西尼亚夫斯基。1964年5 月，中心展开“追随者”行动，以图获得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是在西方大量出版“反苏”作品的作家的证据，并力图发现他们藏匿书稿的地方及其偷运书稿出境的方法。在克格勃的策划下，西尼亚夫斯基被他所供职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安排离开莫斯科去出一趟公差。

在他离开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并安装了窃听装置。然而搜查丹尼尔的住所并在其中安装窃听装置则遇到了一点困难。丹尼尔住在列宁大街85号，这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还与别人共用一个厨房。据报告称，“他的家人，他的一个朋友和一条狗成天都在他家里。”最后，一名克格勃官员假扮成一位邻居的亲戚成功地在这套公寓里呆了一段时间，并伺机制作了钥匙的蜡模，为以后进行彻底的搜查创造了条件。

“追随者”行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取得了重要结果。虽然克格勃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却得出结论认为，西尼亚夫斯基最初是在一位前法国海军武官的女儿埃莱娜。扎莫伊斯卡的帮助下将他的作品偷偷送到西方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西尼亚夫斯基是在埃莱娜。扎莫伊斯卡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认识她的。1965年夏天，克格勃截获了一封署名“阿尔弗雷达”的寄给西尼亚夫斯基的信，但是没有回信地址，信中邀请他在莫斯科的布加勒斯特饭店见面。在发现“阿尔弗雷达”就是阿尔弗雷达。奥库蒂里耶——埃莱娜。扎莫伊斯卡的一位朋友之后，克格勃希望在西尼亚夫斯基向阿尔弗雷达交付书稿的时候抓住他。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都被克格勃置于24小时不间断监控之下，同时克格勃还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当场抓获奥库蒂里耶女士。尽管监听了奥库蒂里耶女士访问西尼亚夫斯基公寓时的情况，并对他俩后来在地铁的大虾车站附近的会面进行了录像，但是这个行动小组并没有发现任何交付书稿的举动。而且令克格勃十分失望的是，9 月8 日在苏波边境检查奥库蒂里耶的行李时也一无所获。对奥库蒂里耶的长时间的审问也毫无结果。克格勃企图说服奥库蒂里耶女士承认“捷尔兹”的真名就是西尼亚夫斯基，但也没有成功，反倒让奥库蒂里耶女士认识到克格勃手里并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

在奥库蒂里耶刚刚获准离开苏联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遭到了逮捕并被送进了莫斯科的列弗托沃监狱。审问当中，两人都承认在西方用笔名出版过作品，但否认这些作品是反苏的。而且他们也都不承认扎莫伊斯卡女士曾经帮他们把书稿偷运出苏联。就在他们两人被捕之前，克格勃的一份报告称，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怀疑所有他们新认识的人，生怕他们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

但是，在列弗托沃监狱，西尼亚夫斯基却中了克格勃最老套的一种圈套。一个代号为米哈伊洛夫的卧底（也许就是特工格利。费奥多罗维奇。瓦西里耶夫）被送进了西尼亚夫斯基住的那间四室，并成功地取得了他的信任。就在米哈伊洛夫＊月份被“释放”之前，西尼亚夫斯基请他帮忙给妻子带去一系列的记号和密码，这样她来探监的时候他们俩就可以进行秘密的交流。米哈伊洛夫的情报及对西尼亚夫斯卡妮与丈夫会见情况的监视提供了关于“追随者”行动的档案所谓的“关于西尼亚夫斯基的联络情况的重要材料”。在他的联络人中，最重要的就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雷米佐夫。

在审问中，雷米佐夫承认曾经用“伊万诺夫”这个笔名在西方出版了剧本《火星有生命吗？》以及1964年在《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俄罗斯良心的美国苦责》。他还承认在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曾经将西尼亚夫斯基的一份书稿交给了埃莱娜。扎莫伊斯卡。刚开始的时候，克格勃的计划似乎是要将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尔一道审判。但是当雷米佐夫试图自杀后，这个计划不得不有所改变。

克格勃决定主要利用雷米佐夫充当检举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证人。而对他的案件则另案处理，并且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不得不对他进行24小时监视。为了阻止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妻子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人曾经试图说服雷米佐夫不要提供任何证据，文化部将他送往库尔斯克和图拉执行所谓的“公差”。

在那里，他还是被置于24小时的监视之下，直到审判当天。而通过对丹尼尔妻子的跟踪，克格勃发现她正在收集档案材料，并准备在审判之前将这些材料在西方发表。于是克格勃成功的在她的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这名特工装扮成一位同情她的遭遇的西方商人，只不过他并没有将那些档案交给西方，而是交给了克格勃。

虽然早已有很多苏联作家因为非正统观念，而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受到了迫害，但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却是第一起仅仅因其作品而被送上法庭的两个人。官方称1966年2 月的这次审判是一次公开审判，两位被告都“充分‘享受他们的权力。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的，”这些权力包括被当局一手挑选的近70名听众嘲笑的权力……以及只听诉讼方报告案情的某些细节，而被告方的有关人员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能进入’公开法庭“辩解的权力”。但是这些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却因为被告的不合作而被打乱了。与其他苏联传统的公开审判不同，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表现出悔过。

尽管有事先安排好的“听话的”听众，但是整个起诉显然还是被被告的勇气和口才所破坏。西尼亚夫斯基揭露这起诉讼案从一开始就是在混淆是非，把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观点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中途被打断之前，他也提及了安装在自己住处的窃听器。而公诉人，不顾自己思想的混乱以及对法律的理解的模糊，最后竟然十分可笑地指责他们两人的作品：“它们给最神圣、最纯洁的事物——爱、友谊和祖国——抹黑。他们作品中所描述的女人都是怪物和婊子，而男人则都十分放荡。”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还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现今这个时代尤其严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加剧，国际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与情报机构串通一气，正高速开动起来，用极端虚无主义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不择手段地把它们的触角伸入我们的文化领域……

结果，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劳教7 年而丹尼尔被判5 年。

官方宣布要公布审判记录，却始终未见公布，这更加说明这件案子的证据非常不充足。但是，被告的支持者们收集整理的一份非官方记录却在西方发表了。

为了对那些因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而走到一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渗透，中心挑选了两名年近30的特工——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传科诺戈（代号达诺夫）和他的妻子叶连娜。季莫费耶夫娜。费奥多罗娃（代号达诺娃）。传科诺戈报告说，在西方出售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是克格勃的特工，企业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季亚科诺夫（代号果戈尔）安排的。此人曾供职于《消息报》社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据传科诺戈的一名内线称，季亚科诺夫是一个“真正的胆大妄为的人”，他买卖外汇，还把苏联的抽像派画作和没有出版的文学作品卖给西方商人。

虽然克格勃显然认为起诉季亚科诺夫将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1968年1 月，它还是将编辑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及其他文件的四名年轻人推上法庭进行审判。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亚历山大。金茨堡，尤利。加兰斯科夫，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尔斯基和藏拉。拉什科娃。其中金茨堡和加兰斯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地下出版物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对他们的审判程序与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程序如出一辙。旁听审判的听众也是经过克格勃挑选的，而且禁止被告要求传唤证人进行对证。两个主要的被告全茨堡和加兰斯科夫这一次也拒绝与这种装模作样的公审合作；他们俩分别被判5 年和7 年劳教。

受这些被告在审判时的勇气及西方媒体的鼓励，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向国外记者发表了一份谴责这些审判的激情洋溢的声明，并要求记者们“尽快出版并且通过电台播出”。后来，传科诺戈报告称，1969年莫斯科红场的那场针对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游行示威也是拉里莎。博戈拉兹组织的。这一次，利特维诺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劝阻过她，但当她坚持要干下去时，他们中只有1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可以想见的是，克格勃驱散了这次游行并且逮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

那个时候，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1965年9 月，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之后不久，在对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克格勃发现并查收了索尔仁尼琴为安全起见保存在朋友家里的书稿。克格勃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书稿证明“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带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且散布谣言”。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和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知名作家。最后只得把索尔仁尼琴的书稿交给作家联盟，而作家联盟在18个月内也没有像他们所希望地那样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任何责难。等到1967年3 月，当苏共中央委员会再次提到这件事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将他最新完成的新小说《癌病房》送到了西方，而且他关于劳教生活的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稿。

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内部，1967 年夏天接替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提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在他生命的最后11年中，安德罗波夫一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领导层中最大的敌人。在出任克格勃主席的第一年直接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经历以及有关“布拉格之春”的间接经验，都使他确信，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主要威胁之一来自西方主使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敌人对反革命分子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坏活动，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和其他的敌对组织，并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就是明证……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五局来监控并镇压各种持不同政见者。该局内还专门设有一些部门来监视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成为困扰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颠覆分子在1970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附有一份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草案，鲁坚科也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材料与他的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索尔仁尼琴如果还继续在苏联居住的话，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并使得他能够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能够说服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勃列日涅夫更赞成其亲信、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的反对意见。这位部长在1971年秋天提出，应该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起诉他：“我们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个人需要和索尔仁尼琴坐下来谈一谈，需要把起诉在他嘴里留下的尖刻口吻去掉。”勃列日涅夫在谢洛科夫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评论下面划了线——显然是表示赞成的意思——而这份备忘录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则无异于诅咒：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以前在对待这些文艺界人士方面的错误……“索尔仁尼琴问题”是那些管理文学界的人造成的，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公开处死我们的敌人，而应该靠拥抱令他们窒息。

从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对付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指控谢洛科夫犯有贪污罪，但是在审判之前，谢洛科夫就自杀了。

在1971年秋天的时候，安德罗波夫知道自己是不能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所同意的事情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72年3 月，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更多的“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说明索尔仁尼琴“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为敌的道路并且不顾一切地斗争着”。安德罗波夫试图用这些证据说服苏联政治局同意驱逐索尔仁尼琴。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虽然也同意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堕落分子”，它却不打算驱逐他。这一决定无疑使安德罗波夫极端失望。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另一个最令安德罗波夫感到麻烦的人就是核物理学家及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苦行僧”，他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三次获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虽然失宠于科学管理机构，但他在茹科夫卡保留着一套官方别墅，同时在莫斯科还有居所。1970年末，萨哈罗夫和另外两名物理学家瓦列里。恰立泽和安德烈。特维奥尔多赫列波夫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并且说服索尔仁尼琴（虽然不是十分积极）做他们的通信会员。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萨哈罗夫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使得克格勃不可能像对付其他无名小卒一样自由处置他。萨哈罗夫的克格勃档案荒谬地声称，萨哈罗夫“运用自己的声誉影响司法机关的决策，并在审判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之类的反社会分子的过程中制造混乱”。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于1972年1 月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伪造他本人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证据。令克格勃真正担心的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委员会虽然不能完全阻止苏联政府滥用司法程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做法。

1972年10月，37岁的特工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科特利亚尔，代号“伯特兰德”，取得了萨哈罗夫的信任，并且与萨哈罗夫及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建立了中心所谓的“相互信任关系”。科特利亚尔出生于法国，他成功的将自己的身份改变成一位名叫“阿兰。布科”、过去10年中一直在墨西哥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他成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不断提供有关萨哈罗夫及其妻子邦纳的情报，使得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和他的副手尼卡申对他十分赞赏。同样，克格勃也曾试图在索尔仁尼琴身边安插特工，这其中就有经常去国外演出的钢琴家米罗卡。科科尔尼亚（代号就是米罗卡）。1973年，克格勃试图说服索尔仁尼琴在访问西方时能带米罗卡随行，但是没有成功。

1973年夏天，克格勃终于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公审。在这次公审中，被告们都像斯大林主义时代那样进行了自我控诉，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这次苏联司法当局传统的、滑稽的审判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出版地下出版物《时事实录》的组织的主要成员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亚基尔是一位军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大恐怖时代被杀，他也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当1972年6 月他被捕时，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而且酗酒很厉害。在审判布科夫斯基后，克格勃偷听到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无法面对再一次坐牢……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被捕前，亚基尔曾散发了一项声明，称任何他在狱中说出的坦白的话都不能算数。虽然多年的迫害已使得亚基尔心力焦枯，他在审讯的开始阶段还一直顽强进行着反抗，但是最后还是在长期的压力下崩溃了。审问他的官员残酷而得意地说，“他开始公正地、客观地用一种政治上合格的态度评价他的行为和他散发的那些反苏文学作品了。”

亚基尔最终被说服在一份克格勃准备好的、制式的招供书上签了字：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自己犯下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罪行：我曾经在声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因为信仰而被判刑的诽谤信上签过字；我曾多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发表诽谤性的言论；我还保留、复制并散发有类似内容的文件；我还经常向西方记者传递有偏见的信息，让他们用于宣传目的。

我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并真心悔过。我不仅在将来不会重蹈复辙，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影响我身边的人，并揭露他们的错误立场。

如果说亚基尔在审问中崩溃，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了不小的惊讶的话，那么克拉辛在审问中崩溃则更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着：“（克拉辛）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对年轻时曾经拥护过的苏维埃制度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因为他在工作中十分顽强和持之以恒；因为他那种不管有什么障碍都要将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他是地下出版物“法律指南”的共同撰稿人之一，在书中他向那些被克格勃召去问话的人建议拒绝回答任何问题。1968年至1972年间，克拉辛曾七次被克格勃传唤，他在这些问话中严格地执行了自己的策略。但是经过长期的监视，克格勃五局认为一个“礼貌而冷静”。“不带任何嘲弄”的审问，加上在他牢房中安插一个假装同情的诱饵，最终将磨灭他的反抗意识。克拉辛喜欢反驳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而且在1971－1972年的时候逐渐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前途感到灰心。他曾经说“在最后关头没有几个人会挺身而出”。

像人们预料的一样，在漫长的审问刚开始的时候，克拉辛还带着一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审讯官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校问他，“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的话，你为什么拒绝说出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克拉辛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但是你却认为是。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的所作所为，那就等于在向你们提供控告我的材料。我不想这么做。”

对克拉辛心理防线的第一次突破是由与他关在一起的克格勃特工完成的。

这个特工装作因为倒卖外汇而被捕，他向克拉辛请教该如何应付对自己的指控。克拉辛没有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不要回答任何问题，而是告诉他如何在审讯中建立起自己最坚固的防线。这位卧底十分赞赏克拉辛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劝克拉辛在面对对他自己的指控时也采取这种办法：您非常聪明。我要是对法律也这么在行就好了！

什么审讯官您都可以应付。要诱骗或者是恐吓您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您可以证明您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帮助您那些现在还没有被捕的朋友！

克拉辛的这位克格勃室友声称他已经从以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转而完全相信克拉辛的那套非正统的观念了，并且逐渐让克拉辛相信，如果在审讯时他为这些理论进行辩护，他就是在继续为苏联的民主进行斗争。

审讯报告用一种拔高的、可笑的语言这样写道：“这位卧底在他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了自然的美好以及文学艺术的意义，这些都使克拉辛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并且忘记了自己清醒的痛苦。”克格勃故意向克拉辛透露有关亚基尔已经向审讯官招供的传闻，而这可能就是最终促使克拉辛采纳同室狱友建议的原因。“亚基尔已经完整、准确、详细地供出了所有证据，”克拉辛的审讯官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夸张地说：“这种念头就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他头上。”

克拉辛在刚开始回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问题时非常小心谨慎。一开始，他仅限于反驳那些所谓的可以证明他试图颠覆或削弱苏联政权的证据，拒绝回答任何他认为有诱导性的问题。对那些他可以接受的问题，他准备了书面的回答，有时在这些书面材料上交给审讯者之前他还要几易其稿。这个艰苦的过程持续了两个月，而克格勃认为这个阶段克拉辛所提供的都是一些“无用的材料”。但是，像其他优秀的审讯官一样，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非常有耐心。他认为“这些初步的审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建立心理上的联系。”

1972年9 月27日，第一次出现了有所突破的迹象。像平常一样，克拉辛坚持认为，“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我不可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可能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承认有罪或者为我没有犯过的罪忏悔。”但是，看来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涯即将结束。他宣布“我将不在从事我的工作。”克拉辛还说他认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主要目的不是将他送到劳改营。从此之后，审讯的范围扩大了。每天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都允许克拉辛自己选择讨论的内容，但是一旦有机会，他就将话题引向一些特别的话题，说明克拉辛现在的立场和持不同政见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当谈到捷尔任斯基时代与反革命的斗争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提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头子鲍里斯。萨温科夫，他于1924年8 月被诱骗回苏联。克拉辛的克格勃室友故意问他萨温科夫的审讯持续了多长时间。答案是审讯仅仅持续了9 天，萨温科夫就公开宣布放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流血斗争”的念头，并宣布无条件地承认苏联。而这一答案显然是克拉辛从审讯官借给他的书中发现的。当克拉辛问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为什么萨温科夫最后放弃了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回答说，那是因为萨温科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没有希望了，认识到自己反对苏联政权的斗争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已经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反苏联人民利益的。

当克拉辛在审讯中对某一问题表现出兴趣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总是尽力去找可以对他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书籍或是文章。据说，令克拉辛特别感动的一本著作是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思的《战争中的俄罗斯》，该书讲述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克拉辛被著作中震撼人心的描述所深深打动。有一次，他们甚至还给了克拉辛几本被查禁的期刊《播种》，该刊由苏联国家劳动联盟（一个社会民主组织）出版，上面刊有克拉辛自己和亚基尔的文章。有人看见克拉辛在翻开这期杂志之前满怀期望地搓了搓手。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非常厌恶地扔下这些杂志，称它们是“白卫军的胡言乱语”，并且说他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幼稚。这么没有思想的东西”。米特罗欣对所看到的档案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克拉辛所看到的这期刊物是特别伪造的，想故意激起他的愤慨。

克格勃还利用克拉辛和被流放到叶西涅斯克的妻子叶梅尔姬娜分隔两地这一点来增加他的心理压力。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曾冷嘲热讽地指出，“克拉辛非常爱他的妻子并且准备为她牺牲一切。”在叶西涅斯克见到叶梅尔姬娜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发现她也十分急切地想与自己的丈夫团聚。也许是作为她能够见到克拉辛的一个条件，叶梅尔姬娜同意说出自己藏匿“反苏联的文学作品”的地点。1973年1 月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妻子重新团聚后，克拉辛告诉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四个藏有60部所谓的“颠覆性国外出版物”以及140 个摄有其他“反苏内容”的微缩胶卷（总共有5 ，000幅照片）的地点。克格勃还对克拉辛的母亲及其他亲戚朋友进行了巧妙的威胁，让他们在看望克拉辛时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

甚至在同意承认对他的指控之后，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克拉辛仍然拒绝指证自己的朋友。但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一步一步地让他放弃了抵抗。首先，克拉辛同意谈一谈那些早已招供的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是谈一谈那些已经离开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和在美国及以色列的苏联移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人是“克格勃鞭长莫及”的。接着，他说出了一些他认为没有犯罪的人，这些人仅仅是读了些“反苏文学作品”并且在向外国记者提供《时事实录》时在场。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克拉辛仅存的一点儿拒绝指证其他持不同政见的防线也崩溃了。他用了10天写了一份100 多页的材料，交待指证持不同政见者的证据，并指出了60名持不同政见者，还详细叙述了大量克格勃五局事先并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时事实录》发起的来龙去脉。

在洋洋得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看来，克拉辛好像是在“给自己卸下一个大包伏”一般。

这之后，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鼓动下，克拉辛用了两个月时间给持不同政见者们写了一封呼吁信，这封信于1973年4 月在亚基尔家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根据克格勃的报告，这份材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拉辛说“我们本来以要求尊重法律为出发点，但是最终却破坏了法律。我们都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是苏联的公民，有义务尊重并维护国家的法律。”莫斯科的克格勃机构对克拉辛和亚基尔所提到的57名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传唤和审讯。一些人被带去直接与克拉辛与亚基尔当面对质，在情绪激动的对质当中，他们俩都呼吁他们结束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根据克格勃的记录，他们中有42人最终屈服。另外8 人“对自己的活动的看法仍游移不定”但是“保证以后他们再不会进行反社会的活动了”。只有7 人死不悔改，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警告并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1973年间，总共有154 人由于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有牵连而遭到莫斯科克格勃的警告，他们中有8 人是“因为拥有、撰写和散发思想上有害的材料以及从事反社会和在政治上有危害的活动”。

1973年8 月27日，在莫斯科对亚基尔和克拉辛进行了公审。索尔仁尼琴在审判之前就预测这场审判将是“一幕沉闷的。拙劣的模仿斯大林一维辛斯基时代的闹剧”：在30年代……这些闹剧，尽管编剧技巧极其拙劣，演员的化妆极其丑陋，台词的提示极其直白，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思想的人”看来仍然是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国外）记者被允许参加公审，那就意味着公审还要被降低两个档次。

西方记者倒是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克格勃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亚基尔和克拉辛都对着摄影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克拉辛的转变是如此的剧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都错误地认为他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在中心，这次公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专案官员因为受到上级的赞扬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克格勃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表扬的文章，介绍“周密筹划的审讯被告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卧底“经过深刻思考在狱室中巧妙地感化被告的方法”，并解释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造成了本案听证会上出现的积极效果”。

但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却仍然逃脱了克格勃的处罚。当对亚基尔和克拉辛的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就公开指责美国以缓和东西方关系为名对苏联做出让步的行为，从而加大了他们斗争的赌注。9 月17日，萨哈罗夫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会支持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反对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直到苏联停止对移民的限制：这个修正案并不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干涉。它只是为了维护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就不可能有相互信任。

《华盛顿邮报》用大写字母刊出了萨哈罗夫的这封信。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封信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该修正案，尽管当时尼克松政府极力反对这个修正案。

可以想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极为愤怒。勃列日涅夫荒谬地指责萨哈罗夫的这封信“不仅仅是反国家和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而且是一次托洛茨基主义行为”。他宣称他们忍受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行为的时间已经实在太长了：“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制止他们。”为确保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件事的一致愤慨，已经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安德罗波夫提交了一系列带偏见的情报报告。安德罗波夫宣称，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已经加紧了向反动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兜售他们的效忠的行动”，他们已经被西方情报部门利用或者干脆就与西方情报部门串通在一起了。1974年2月7日，安德罗波夫又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法令草案，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他还亲自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个人信函，暗示说如果这个法令不能通过的话，党内及军内将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们无意破坏国际关系，但我想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否则将在我们国内产生极坏的后果。

这次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2月12日，政治局正式批准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建议‘。三天之后，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官员强制送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转过身对着自己的祖国深深鞠躬，因为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这块故土了。

到法兰克福后，索尔仁尼琴又转机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克格勃在瑞士比在苏联时更容易打入他的周围。在国外，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比在苏联时更难区分陌生人中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克格勃利用索尔仁尼琴对“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的同情心，很快就用捷克移民中的捷克特工取得了他的信任。第一个赢得他的信任的是出生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瓦莲京娜。霍卢博娃。虽然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记载她与索尔仁尼琴第一次会面的经过，但是她似乎是在索尔仁尼琴到达苏黎世的第一天就手捧一束玫瑰和丁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声称自己来自梁赞（索尔仁尼琴曾在那里当过中学教师）。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古老的梁赞谚语，并说这束丁香花就是想提醒他，每到春天梁赞的丁香花就会盛开。至多不过几个星期，霍卢博娃和她的丈夫弗朗齐歇克。霍勒布博士（另外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特工）就成功地成了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非正式顾问，瓦连京娜同时还成了他的兼职秘书和发言人。

1974年3月，霍勒布夫妇带着索尔仁尼琴去离苏黎世不远的普费菲孔村的一个画廊参观艺术家露西姬。拉多娃的画展。该画廊属于一位捷克移民奥斯卡。克劳斯。

当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也曾经是一名被关在捷克监狱中的政治犯后，索尔仁尼琴紧紧地拥抱了他，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霍勒布夫妇紧接着就将他介绍给了年轻的捷克作家托马什。热扎奇（代号雷波），这位作家也是一位捷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并已伪装成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渗透到了移民社团中。后来索尔仁尼琴同意让霍勒布博士主持，由七位翻译家将《古拉格群岛》翻译成捷克文出版，同时热扎奇将翻译索尔仁尼琴1949年在狱中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普鲁士之夜》。

过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白卫军及托派领导人自己最信任的顾问中不知不觉地混进了苏联间谍。而在战后，索尔仁尼琴则是这个长长的著名苏联移民的名单中最近一个遭此厄运的人。霍勒布和热扎奇翻译索尔仁尼琴的叙事诗的做法无疑令中心颇费了一些思量。但是：雷波翻译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在行动策略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他不能拒绝翻译任何反苏联的作品或者试图减轻作品中的语气，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失去索尔仁尼琴的信任，而且这些作品也总会有人翻译。

由于“蜘蛛”（索尔仁尼琴）案件非常重要，对雷波的指示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情报处处长赫拉迪克以及他的助手多维恩经与克格勃协商后亲自下达的。霍勒布夫妇及热扎奇提供的情报使得克格勃可以监控索尔仁尼琴与其在苏联境内的支持者的联络，以及他在西方的活动。

5月2日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报告说：索尔仁尼琴正在酝酿旨在颠覆苏联的活动计划。在苏黎世，他特别与瑞士的捷克移民代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通过这些人的帮助将他的作品和其他反苏材料非法带入苏联。在一次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的讨论中，索尔仁尼琴说，他将来的活动将服从于“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的利益。按照惯常习惯，安德罗波夫没有指明情报的来源，特别是他没有向政治局指出与索尔仁尼琴谈话的主要移民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

7月24日，安德罗波夫报告说，索尔仁尼琴已经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基金”，用他自己的稿费来“帮助那些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家人”。

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安德罗波夫对在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作出了歪曲的评估。他告诉苏联政治局“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西方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仅其平装本在美国的印数就达200万册。克格勃对索尔仁尼琴的歪曲评估，像对其他目标的评估一样，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各情报站都向中心报告总部最爱听的内容。第二，安德罗波夫只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他想让它听到的内容。1974年夏天，他强调了驱逐索尔仁尼琴决定的正确性，但是对他的作品在西方十分畅销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1974年9 月1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旨在抵毁和骚扰索尔仁尼琴及其家人并切断他与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的“综合计划”（第5 ／9 －16091号计划）。一位在处理“蜘蛛”案件上十分有经验的克格勃五局官员被派往瑞士长期指导一系列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克格勃还发行了一系列抵毁索尔仁尼琴的书刊，其中包括一册以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位夫人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妮的名义发表的、但其实主要是由A 局撰写的回忆录。

1975年，热扎奇突然带着《普鲁士之夜》的书稿离开了苏黎世，直奔莫斯科并开始撰写一部旨在破坏索尔仁尼琴名誉的传记。不久之后，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他从到达苏黎世起就一直非常信赖的霍勒布夫妇也背叛了他，于是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

安德罗波夫下令不断散布索尔仁尼琴周围的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或是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欺骗他的谣言，以便在“蜘蛛”与他周围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气氛。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计划还包括，通过不断威胁他的孩子及寄送一些似乎是装有炸弹的可疑的盒子“在其家中制造紧张气氛”。萨哈罗夫的家人也受到了类似的骚扰。就在叶莲娜。邦纳要进行眼部手术之前，他们收到了眼球被挖出眼窝以及其他一些十分恐怖的眼部伤残照片。1974年的圣诞节他们又收到了大量的车祸、脑部手术以及头部植有电极的猴子的照片。索尔仁尼琴对《时代》杂志称，所有这些威胁“都来自同一个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针对流放到瑞士的索尔仁尼琴的行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克格勃赋予了这项计划极大的重要性并倾注了大量精力。1975年针对索尔仁尼琴和与他合作的移民杂志《大陆》将要展开的“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是在1974年底经克留契科夫，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他们分别领导克格勃国外情报局，第二总局和五局）三人批准的。这项计划分为19个部分，仅前三个部分就包含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敌对行动。

设在柏林、日内瓦、卡尔斯霍斯特、伦敦、巴黎、罗马和斯德哥尔摩的情报站都参与了这一“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此外，还筹划了一系列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站共同实施的联合行动。1976年7月，由克留契科夫，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三人联合提议的、更多的“积极措施”计划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批准。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瑞士报纸报道称，索尔仁尼琴曾要求警方的政治保护，但是警方却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克格勃在苏黎世对他的骚扰至少是他下决心于1976年搬到美国的原因之一。自从两年前被驱逐后，索尔仁尼琴就失去了一些以前作为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所享有的非常高的威信。西方对苏联恶行的漠不关心，使他感到非常灰心。于是他开始指责这个他并不完全理解的西方道德沦落，有时甚至是用一种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口吻。在弗蒙特定居后，他便躲进了自己8 英尺高、安有尖刺的围墙内，在那片50英亩的土地上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致力于撰写一系列描写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小说。

索尔仁尼琴的隐居生活（偶尔也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如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或正式发表一些有关东西方问题的见解）也许确实使克格勃停止了像在苏黎世那样对他周围的渗透活动。在此之前，安德罗波夫于1975年8 月23日批准了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和五局局长博布科夫联合提出的命令草案（第150／S －9195号），把派至少一名苏联特工渗透进索尔仁尼琴的亲信圈当成针对流亡者的行动的首要任务。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纽约情报站KR线官员L.G.博尔博夫科就受命负责针对他的行动。虽然设计了很多“积极措施”来抵毁索尔仁尼琴的声誉，并使他和其他流亡者牵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特工取得过他的信任。

尽管没有能够对索尔仁尼琴在弗蒙特的堡垒进行渗透，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位著名作家的名誉在西方迅速下降似乎令克格勃十分满意。1978年夏天，克格勃第一总局和五局在克格勃首脑和苏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安排放映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录像。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群听众集合起来听一位主要的反苏人士的演讲。在哈佛广场上，哈佛的学子们不顾小雨打湿他们的毕业礼服，聆听索尔仁尼琴述说着一个不折不扣的“痛苦的真相”，而此刻莫斯科的要人们也在倾听他的演讲——而且很可能听得很专注。

索尔仁尼琴谴责西方那些习惯于沉默和无为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帮凶”，使那些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倍受折磨。西方人被实利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精神上已经十分贫穷：“250 年以前，现在想来好像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洲，个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他自己突发的奇想……”虽然在哈佛广场的许多人都对此有所怀疑，有些人情绪甚至还十分激昂，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惯例对索尔仁尼琴的致词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放映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录像后，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和五局的官员还作出一些评论。虽然米特罗欣简短的记录中只有他们的结论，但他们很可能引用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痛苦的真相”充满敌意的评论。《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先生的世界观比那种在他看来令人愤怒的随遇而安的精神危险得多”；而《华盛顿邮报》则谴责他“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克格勃的评论者们都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而‘这一点无疑将对他在西方人眼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反苏宣传中的利用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克格勃的首脑及苏共领导人也同意不需要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哈佛讲话展开什么“积极措施”了。他们显然相信，索尔仁尼琴已经自毁了自己的声誉。

第二十章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1975年8月1日，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战略性的错误。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赫尔辛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加拿大以及所有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两国除外）都同意保护一系列的基本人权。但是葛罗米柯自信地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说了算”，也就是说苏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赫尔辛基协议”的内容，他的观点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尽管安德罗波夫警告了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协议“使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处于守势”。

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辞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这些批评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而且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克格勃看来，因为萨哈罗夫在1975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舆论面前把他搞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随之增加了。奥斯陆情报站原先曾接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萨哈罗夫获奖，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影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全部是由“反动分子”组成，其中为首的就是委员会的女主席，劳动党的代表奥瑟。利奥内斯。而萨哈罗夫本人则宣布这个和平奖“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人权运动的崇高荣誉”我觉得我应该与我们的政治犯分享这个荣誉，——他们通过公开的、非暴力的方式捍卫别人的自由，但是却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由。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仅一个星期，萨哈罗夫就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听证会，为召开此会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呼吁。大会听取了苏联践踏人权的证据——几乎所有都违背了赫尔辛基条约。

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题为“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该文件所提出的积极措施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表明，名声越来越大的萨哈罗夫已经成为克格勃的首要目标。

克格勃第一总局奉命在必要时可以与其他局协作开展下列行动：——鼓动挪威、芬兰、瑞典、丹麦、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公众及政治人物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发表文章与演说：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是某些政治势力阻碍东西方缓和进程的企图；——组织一批克格勃掌握的芬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公众界及政治界的代表发表文章和演说，揭露把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与与全欧（赫尔辛基）会议的某项决议联系起来的荒谬性；——向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及西方各国有影响的媒体发送信件和声明，抗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向丹麦、瑞典及芬兰的媒体提供有关萨哈罗夫的材料，暗示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资助的反动组织有联系；——采取措施说服西德《明星》杂志的首席政治评论员卜哈夫纳，让他对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发表批评言沦。在1973年萨哈罗夫被提名为和平奖候选人时，哈夫纳就曾在联邦德国的媒体上发表过严厉的批评言论；——向移居西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散布消息，挑拨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两人的关系；——利用知名的智利侨民（移居在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中有影响力的间谍，散布皮诺切特将军（此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就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向其发出的贺电（伪造的）电文；——一鼓动在意大利、联邦德国及法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智利侨民发表言论，对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表示全体智利爱国人士的愤慨。萨哈罗夫曾在1973年对推翻阿连德的统治表示欢迎，并为此被皮诺切特授予“荣誉公民”称号；——鼓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活动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并将此描述为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交易。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萨哈罗夫在犹太人移出苏联问题上的声明而给予他的回报（萨哈罗夫被授予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诺贝尔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还要指出，哥本哈根的“萨哈罗夫听证会”实际上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萨哈罗夫亲以色列行为的一种报答；——通过苏联《消息报》在国外发表题为《谁是萨哈罗夫的蔽护人？》的系列文章，揭露那些被苏联判刑的有嫌疑支持萨哈罗夫的罪犯，其中有犯受贿罪的施特恩，犯偷盗罪的列维耶夫，以及犯煽动恐怖主义活动罪的布科夫斯基和莫罗兹。

用于将萨哈罗夫个人名誉搞臭而编造的主要内容——他与西方情报机构的瓜葛，他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支持以及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阴谋——都在随后几年中的积极措施中被进一步渲染。然而，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中，有关1975年N 月被安德罗波夫批准的积极措施行动成功的记录却不多。在煽动挪威人反对萨哈罗夫获奖的行动中，奥斯陆情报站至多不过是促成了一篇发表在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来嘲笑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她于1975年12月在丈夫的入境签证申请遭拒绝后，代替自己的丈夫领奖。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邦纳是个烟鬼，不断为“烟草业做免费广告”，她应该被授予一个打火机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

在奥斯陆目睹邦纳代替丈夫萨哈罗夫领奖的有苏联移民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他是《大陆》杂志的主编，该杂志用俄语、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发表有关全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1974年9 月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中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响亮的创刊辞：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在用同一个痛苦与知识的声音说话。能够让这一声音为世人听见是《大陆》杂志莫大的荣誉。而如果西欧充耳不闻，它自己将遭受灾难（这不用很久就会来临）。

《大陆》很快就使马克西莫夫成为克格勃的流亡国外的敌人名单上仅次于索尔仁尼琴的二号人物。在1976年搞臭马克西莫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行动中，最出色的一次是在克格勃发现纽约情报站行动官员爱德华。米哈伊洛维奇。谢尔迪诺夫（代号特加乔夫）的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窃听装置之后。克格勃决定炮制一段谢尔迪诺夫与一位来自苏联人社区的克格勃间谍的谈话，希望以此蒙骗联邦调查局：谢尔迪诺夫：对了，索尔仁尼琴的好友马克西莫夫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他正逐行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

间谍：你说的是哪一个马克西莫夫？

谢尔迪诺夫：就是那个巴黎人——《大陆》杂志的主编。

间谍：唤，不要理他！据这里的“可靠人士”讲……他是他们的特工，他在离开苏联前接受过他们的特殊训练。

克格勃还使用了其他积极措施来加强马克西莫夫的克格勃间谍形象。但是，至于这些措施中是否有哪一个真正成功地蒙骗了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至今仍是一个迷。

不过，令中心十分恼怒的是《大陆》杂志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公开发表了派驻莫斯科、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监督苏联遵守“赫尔辛基协议”各条款的情况资料。

在1976年克格勃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将萨哈罗夫定为“头号人民公敌”；这个帽子一扣就是9 年。几年中，对付萨哈罗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一直在扩大，其中对他的妻子叶莲娜（被克格勃称为“刁妇莉萨”）的攻击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1977年2 月，针对萨哈罗夫策划的一系列当时就要执行和将要执行的积极措施中包括＊次“抵毁‘苦行僧’（萨哈罗夫）的行动”，7 次“切断‘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歧”的行动；8 次“阻止‘苦行僧’与莉萨进行敌对活动的行动”，还有4 次是“分散‘苦行僧’与莉萨从事敌对活动的精力”的行动。

这些积极措施都使用了含意精确的专门术语，例如，“阻止性”行动与以“分散精力”为目的行动就有严格的区别。指挥与协调这32次行动的主要任务落在了克格勃五局九处处长V.N.沙德林的头上。这确实是对萨哈罗夫和邦纳勇气与品质的考验，他们在克格勃千方百计试图伤害他们的行动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

在13次“抵毁”行动中克格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像往常一样，他们捏造了大量事实，其中包括：伪造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评价材料，将萨哈罗夫贬低为一个破落的三流政客；伪造了一封《自由广播电台》中的苏联工作人员写的信，指责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关系。令人感觉更为荒谬的是，克格勃还曾试图将萨哈罗夫与同性恋自由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带有伪造的萨哈罗夫及一个白俄罗斯“同性恋者组织”的签名的信件寄往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同性恋权力组织，旨在促成这些同性恋组织的回信。

克格勃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它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提供消息，说什么萨哈罗夫家族患有遗传性的精神病，他的孩子和弟弟都染有这种病，而他本人也因其统治欲很强的妻子而沦落为“一个疲惫而意志薄弱的人”，“无法自己拿主意”。

但显然这一举措没有多大收获。克格勃还邀请容易上当受骗的西方记者会见S.I.古谢夫将军，后者向他们提供了就“苦行僧”的挑衅行为官方向他发出的警告的性质的客观信息。

积极措施中最为恶毒的攻击是针对叶莲娜。邦纳的，这样做是因为萨哈罗夫世人皆知的个人品质使攻击他不如攻击比他名气小的妻子容易，还因为攻击邦纳对萨哈罗夫造成的伤害要比攻击他本人更厉害。在萨哈罗夫被迫害的15年中，他唯—一次诉诸暴力的行为就是打了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一记耳光，此人是克格勃利用的诽谤邦纳的作家之一。对邦纳的人格攻击始于1976年7 月发表在一份纽约的俄文报纸《俄罗斯之声》上的一篇题为《邦纳夫人——萨哈罗夫的魔才》的文章，这是一名代号“亚克”的苏联间谍写的。与此同时，邦纳开始不断收到由克格勃A 局伪造的属名为“谢苗。兹洛特尼克”的信，寄信人声称知道她“肮脏的过去”的秘密，并以此敲诈钱财。

在此后的几年里，克格勃编造的关于她的所谓“肮脏的过去”全是些赤裸裸的性与暴力。据称，‘在邦纳放荡的年青时代，她掌握了勾引人的绝技，并以此榨取一些比她年长而具有相当地位的男人的钱财。“战争时期，她勾引了诗人弗谢沃洛德。巴格里茨基，并用不堪人耳的电话使他妻子受刺激而死。据克格勃的诽谤材料，她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一位十分有名的工程师“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那位虚构人物谢苗。兹洛特尼克的”叔叔“），他受邦纳的唆使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而被判刑。他们又编造说，邦纳为逃脱罪责，来到一个战时列车医院做护士，但很快就被开除了，因她勾引年长的主治医生被这位医生的女儿发现了。在给邦纳编造的被她在战后所征服的人当中，还有她的年长的法国叔叔莱昂。克莱曼。据说在她”迷住“萨哈罗夫后还继续与克莱曼勾搭。克格勃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这些离奇的故事，据说就是为了渲染她那所谓的淫荡不羁的形象。他们甚至在1977年还派遣了一名特工到法国去搜集莱昂。克莱曼（5 年前已死）的材料，以便帮助A 局编造故事。

不足为奇的是，几年来克格勃一直很难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这一诽谤她的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在西西里的报纸《七天》报上以“世界独家新闻”的形式刊登了出来。据罗马情报站称，该报社里有一个代号基里尔的“秘密关系”。

1980年4月12日，《七天》报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题为《叶莲娜。邦纳是何许人？——著名学者萨哈罗夫的夫人，几桩谋杀案的凶手》的文章。据说这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编辑在巴黎度假期间见到了那位神秘的“谢苗。兹洛特尼克”，这些消息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七天》报用较长的篇幅援引了A 局的一系列伪造材料，其中有一封“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写给邦纳的信，责怪她唆使自己杀害了妻子：“你表现得如此果断、冷酷而理智……你要求‘将她干掉’就像要求我记住要在你生日时送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一样自然。”文章还引用了一篇伪造的日记，据称是莱昂。克莱曼所写，记述了他自己如何被邦纳勾引，并且谴责她的那种“让别人服从自己意志”的强烈欲望。

罗马情报站自豪地向中心送去了50份《七天》报上登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谴责邦纳的读者来信，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出自情报站自己之手。在向苏共中央汇报情况时，估计克格勃不会说《七天》报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发行量只有2 万份的地方报纸，。

为了增加对邦纳的压力，并通过她将压力转移到萨哈罗夫身上，克格勃还采取措施，使她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在1977年初克格勃设计的第一套旨在“切断‘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歧”的积极措施中，列举了7 种不同的手法来骚扰她刚刚结婚的女儿塔尼亚和女婿叶夫列姆。扬克列维奇，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这些骚扰得手了。1977年9 月5 日，邦纳在谢列姆图耶沃机场送别了塔尼亚和叶夫列姆。

中心的高明手段在离间萨哈罗夫夫妇与其朋友的关系方面也得到了体现。潜伏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间谍们受命散布据称是出自萨哈罗夫和邦纳之口的贬损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以“挑拨他们夫妇与其在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结交的人之间的不合”。

克格勃的两种“阻止‘苦行僧’和莉萨的敌对活动”的积极措施还有一个未明确表述的目的，那就是让他们两人无法过正常生活。“阻止”行动的目的是通过一切手段来“制造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虽然克格勃还不敢取消萨哈罗夫的驾驶执照，但无论是萨哈罗夫家还是邦纳家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无法获得或者持有驾驶执照。一名代号莫尔维科夫的间谍受命在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之间制造矛盾。“分散精力”行动包括用大量的假求助来困扰萨哈罗夫夫妇，寻求帮助的人都是一些所谓触犯了苏联法律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为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来向他们咨询。

克格勃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合在一起为萨哈罗夫夫妇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特别是影响了邦纳的健康，她当时患有心脏病。有的时候，邦纳后来写道：“我连100 码都难以走下来，坐在打字机前我浑身出冷汗。”一想到那些对她私生活的诽谤言论，她就难过，甚至感到自己要犯心脏病了。

对萨哈罗夫夫妇的暗中迫害所以如此厉害，部分原因是克格勃目前还不敢拘捕他们。苏联科学院院长郑重地向他的美国同行保证“哪怕萨哈罗夫博士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受到损害——当然，正如邦纳辛辣地讲道的那样，这个承诺没多大意义，因为萨哈罗夫的头发几乎都秃光了。1977年，另外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被捕，其中就有“赫尔辛基观察组”的两位最著名成员：老兵权力运动倡导者亚历山大。金茨堡，他是1968年那幕公开审判丑剧的受害者；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尤里。奥尔洛夫，他是莫斯科观察小组的创建人。

像往常一样，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的情报报告别有用心地将这两个人与所谓受西方情报机构操纵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联系在了一起：敌人的特工部门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正在努力鼓励和扩大反苏分子在苏联国土上的敌对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特工部门正在将反对苏联现行制度及社会秩序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因此，现在已经到了以现行法律为依据，彻底终止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其他人的活动的时候了。

奥尔洛夫和金茨堡于1977年2 月被捕。一个月后，犹太人权运动的领导者、被拒绝移居国外的阿纳托利。夏仁斯基也遭到逮捕。在随后的一年中，这三个人都经受了考验，克格勃各审讯组对他们进行威胁与利诱，试图要他们在公审时合作。1977年12月29日，奥尔洛夫的主审官雅科夫列夫上校的表现等于正式承认了失败。在雅科夫列夫向奥尔洛夫出示正式起诉书后，奥尔洛夫对此做了些笔记，但是“拒绝签名，因为他完全反对这一指控”。

当天的审问记录（附在本章后）表明，在被捕10个月后，奥尔洛夫在与审问者的交锋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当问到他是否明白对他的指控时，奥尔洛夫回答说他并不清楚，也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具有破坏或削弱苏维埃制度的动机”。他在一份书面申诉材料中写道：“从来没有人准确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

主审官雅科夫列夫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而后奥尔洛夫便接着开始指责雅科夫列夫的审问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型的诱供。” 奥尔洛夫声称自己代表”赫尔辛基观察组“而散发的材料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些“西方进步力量”——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研究了这些文件，“他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送进劳改营及在精神病医院受虐待的人减少了，未注册的基督教派的子女被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的情况也减少了。像前面一样，对此雅科夫列夫也没有做答。奥尔洛夫还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书，抗议他提出将雅科夫列夫调离本案的要求被拒绝。

在1978年5 月对对奥尔洛夫的审判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除了他本人无畏地反抗外，15个诉方证人都声称苏联公民享有“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所有自由。而奥尔洛夫却正是为争取这些自由被判处7 年监禁外加5 年流放的。

金茨堡在两个月后受审，他知道，作为一个再犯，他会被判10年徒刑。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们和我玩了一个把戏。起诉方告诉法庭他只要求判我8 年，因为我曾经在夏仁斯基案中协助过警方。他们在撒谎，但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可用于宣传的毁损我人格的好材料，并能使我在劳改营的日子不好过。

而与金茨堡同时进行的对夏仁斯基的审判不仅夹杂着蛮横，还时而出现闹剧。当一位名为普拉托诺夫的证人被问到：“你对夏仁斯基一案有何陈述？”时，他回答说：“没有，我对此案不熟悉。然而，金茨堡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大家很快意识到普拉托诺夫走错了法庭。审判以夏仁斯基获得巨大的精神胜利而告终。夏仁斯基在最后陈述时宣称：我很自豪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奥尔洛夫及亚历山大。金茨堡这些人结识并共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苏联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投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苏联犹太人在全国范围的复兴并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

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我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返回祖国的希望。但是，年复一年，犹太人总要固执地、显然没有任何依据地相互说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厂‘而令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我的梦想、我的人民、我的阿维塔（夏仁斯基的妻子），摆在我面前的是多年艰难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而此刻，我仍要对我的妻子和人民说一声，“明年耶路撒冷见。”而对于你们——只会宣读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准备好的判决的法庭，我无话可说。

对于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夏仁斯基三人的审判可能引起的后果，克格勃最为担心的是奥尔洛夫，害怕他会像三年前萨哈罗夫那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情报站受命将搞臭奥尔洛夫并保证他不被提名的积极措施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一行动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监管。1978年10月27日，奥斯陆情报站的列昂尼德。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卡罗夫（代号谢多夫）深夜打电话给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和平奖已经颁给埃及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

马卡罗夫成功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一被克格勃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中的功劳。在发给中心的一份带明显自我吹嘘色彩的电报中，他汇报说他的情报站成功地“通过可靠的重要内线实施了一整套积极措施，打掉了使奥尔洛夫获得和平奖的反苏活动”。汇报声称他们通过谈话向一系列挪威政界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有挪威外交部长克尼特。弗吕登伦德、挪威工党及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雷于尔夫。斯股、中央工会联盟及挪威一苏联友好协会主席图尔。哈尔沃森和前首相及议会工党党团主席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我们强调了尤里。奥尔洛夫煽动行为的挑衅性及反苏立场，…。。我们指出挪威政界领袖需要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上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这些谈话在挪威工党有影响的人物中产生了预期的反响。我们的工作确实对挪威的外交决策者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并且在我们看来，使我们情报站的任务——阻止尤里。奥尔洛夫和他的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以完成。

中心像马卡罗夫自我吹嘘的那样表扬了他。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是他负责的地区之一）在贺电中赞扬了“情报站在完成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与工作效率”。

与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一样，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依然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问题不放。反颠覆斗争甚至扩大到了抽象画。1979年克格勃莫斯科局与五局莫斯科处的联合报告自负地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利用间谍先后7 次阻止了先锋派艺术家们企图展览他们的绘画作品的挑衅活动。”“四位先锋派艺术家的领导”被发展成了间谍。对“创造性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的监视是“克格勃各部门保护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是具有个性的作品，在他们性格的形成与修养过程中，他们没有受到来自集体的积极影响。面对现实，他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基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兴趣、自负、个人野心和对个人重要性的过高估计。

安德罗波夫在1979年3 月五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管他是多么名不见经传：我们的敌人——甚至西方国家共产党中的某些同志——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那样，你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或者一小撮无足轻重的人的一些不良举动真的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威胁吗？他们真地能够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把每个举动或政治上有危害性的把戏分别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将它们的内客与其意识形态颠覆目的结合起来，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权利容许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失误，因为在政治领域，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制度相敌对的反动势力，即建立地下组织，鼓动采取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斗争形式，说到底就是为推翻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与苏联对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背后有“意识形态颠覆的主要组织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颠覆活动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和无情的。”在苏联境内，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

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月22日，他在坐车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5 月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了。

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入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 变成了“改革”的先驱。促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

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虽然没有向政治局汇报，但是切布里科夫无疑已从克格勃的监视报告里了解到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表示欢迎，他评论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顾问班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秘密地要求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两位官员——安德烈。格拉乔夫和尼古拉。希什林——准备一个可以说服政治局取消流放萨哈罗夫的理由。据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已经认识到，只要萨哈罗夫被继续流放，民主改革和东西方关系正常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从雅科夫列夫强调此事要避免引起克格勃注意时的“诡秘语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很棘手”。格拉乔夫和希什林不得不精心策划了一个秘密行动，甚至在索取萨哈罗夫作品的复印件时也未能让切布里科夫意识到他们的自的。

1986年12月l日，戈尔巴乔夫终于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便将萨哈罗夫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并赢得了政治局的同意——结束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12月15日，在一名克格勃军官的陪同下，两名电工来到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的住所，安装了一部电话。第二天早上10点，萨哈罗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您和邦纳可以一起回莫斯科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在莫斯科为你准备了一套住房……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諳的国家”。

这个用语是一个半世纪前访问沙皇俄国的一个法国人马奎斯。德屈斯蒂纳对这个国家的描述。德屈斯蒂纳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国家只能沉默一段时间——迟早会出现人们开口辨论的日子……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恢复，那么他们所爆发出的争论的声音会让世界震惊，怀疑这是否又回到了巴列塔时期（见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的神话故事——译者注）的大混乱。

“辩论的日子”终于在俄罗斯出现了，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

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很多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着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附录：

1977年12月29日对尤里。奥尔洛夫的审讯根据莫斯科的官方声明，克格勃五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问记录已被销毁。米特罗欣的这份材料也许是仅存的有关奥尔洛夫审讯的文字资料。克格勒五局还向第一总局送交了一份准备在对付奥尔洛夫的积极措施中使用的个人档案，积极措施的目的是把奥尔洛夫在西方搞臭，不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米特罗欣对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同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仅进行摘要复印、笔记一些要点或写一份纲要，而是将这一材料完整地复印下来，而且还复印了其他一些与对他们的迫害有关的文件。

审问是由雅科夫列夫海军上校主持的，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莫斯科州和克格勃莫斯科局调查处负责特殊重大案件的高级主审官，他的助手是莫斯科市助理检察官契斯佳科夫：

问：已经向你出示T1977 年12月29日传唤你的决定，你是第474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你被控触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一

款。你明白对你的指控的性质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清楚。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有破坏或削弱苏联政权的企图，你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不仅没有证据，而且，据我认为，出示给我的这份指控里含有感情化的用语，这些语言掩盖了本案的性质。

问：你对这项指控认罪吗？

奥尔洛夫：不，我不认罪。我没有看到任何表明我有罪的证据；我的良心告诉我，我没有罪。

问：你是否承认自己策划、复制和散发过指控中所述的那些文件？

奥尔洛夫：鉴于你们认为这些文件都属于诽谤性的编造，并认为其目的在于破坏或削弱苏联政权，所以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问：调查已确认你直接参与了指控中述及的文件的策划、复制和散发工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你就是这些文件的作者。这些文件的内容，据本案的有关资料显示，是诽谤性的，诽谤苏联及其社会秩序。你对此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上个问题一样，也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而且我的良心也告诉我，我没有罪。

问：调查还确认你有故意破坏和削弱苏联政权的行为。你对此又做何解释？

奥尔洛夫：我不相信这是已被确认的事实。我信奉我自己内心的信念，信奉我的经验和我的思想。

问：你难道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间谍（你因向他们提供那些文件的大多数而犯了罪）感兴趣的不是破坏和削弱苏联制度，而是巩固苏联制度？难道要我们这样来理解你吗？

奥尔洛夫：我抗议用这种提问的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型的诱供。关于你断言中提出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对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或与此相对的——冷战的总体特征的理解，在于对人类共同进步，特别是在人权领域的进步的共同利益的理解，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因没有这种进步而导致的内部矛盾的共同利益的理解。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不应该求助于什么样的国际组织（或者，也许你根本就不应该求助于任何国际组织？）。它的根源还在于在人权方面的国际义务是否应该由国际社会评判；是否可以被国际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批评是可取的，在什么情况下它就会构成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对某个社会违背人权行为的批评在总体上对其结构产生的是破坏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哪些人权是与政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哪些是没有联系的。此外，众所周知，我的材料被一些西方进步力量采用，他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我记得的就有：法国、意大利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声明，以及来自欧洲许多左翼力量的批评，他们的集会等等，另外还有工人党、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的言论。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批评是可以对我们的政权有所帮助的；比如说，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无疑促进了其体制的完善，并且延长了其存在的时间。然而，我并没有求助于敌对势力，我所求助的对象要么是整个国际社会，要么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力量，而如果求助的问题涉及正式的国际性义务，我会求助于各国政府部门的人员，而不顾其政权的性质。所有的批评，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导致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在以下方面的改进：1977年改革之后，关在劳改营的人数大幅减少；宪法中已经引入一个条款，规定对批评者进行迫害是不可取的，而这类迫害正是苏联公民求助于西方公众舆论的原因之一；投入精神病院的人数减少了；某些宗教团体成员的子女一经法院裁决就被实际上带离父母身边的现象也大大减少，而且或许已经没有了。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你的问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

问：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指控的实质内客提供真实证据？

奥尔洛夫：请你先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真实证据”。我认为，我所说的正是本案的实质内容。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奥尔洛夫：我想亲手写下一些补充观点。

（奥尔洛夫的书面观点）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并没有在指控书上签字，虽然我读过了，部分原因是我要求将刚刚向我出示指控的这位审讯员调离本案，我不接受检察官对我的请求的拒绝。

第二，我想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指控的依据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70条，但我对此并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准确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也没有人向我解释如何理解“有目的”和“无目的”，什么东西被认为是“诽谤性”的，什么是没有“诽谤性”的，等等。

我已经通读了整个记录；我的回答已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我对此没有任何更正或评论。        

签名：尤里。奥尔洛夫

第二十一章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有关冷战时期的情报活动和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中需要补上的最大空白之一，就是技侦情报所扮演的角色。二战期间，由英国和美国密码破译人员组成的高级技侦处对加速战胜日本及德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现在几乎家喻户晓。相比之下，对战后技侦情报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除了有关苏联通信——大部分还是战时通信——的“维诺娜”破译材料外，英国及美国冷战时期的技侦材料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但也有一些已经解密的文件表明，技侦情报对英国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有时是非常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历史资料曾总结称，在朝鲜战争期间，技侦情报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曾写信给英国技侦情报机构——国家通信总局——主管，祝贺该机构提供了“大量”“出色”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技侦情报，并称这些破译的情报都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1992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称技侦情报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一要素”。

冷战时期，英国和美国的技侦情报工作都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而苏联的技侦情报工作则相当分散。苏联总情报部负责截取与破译军事方面的情报，而克格勃则负责破译外交及其他民用通信。早在冷战初期，苏联曾一度合并了这两个情报部门的技侦工作，但是没有坚持多久。

直到60年代末，克格勃的技侦、密码破译和通信工作主要由克格勃八局负责，向苏联领导上报的技侦情报相当多。1961年初，克格勃呈报赫鲁晓夫的年度报告指出，1960年八局破译了41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发出的209000份外交电报。其中有133200多份被呈报给了中央委员会（无疑主要是上报国际部）。到1967年克格勃已经可以破译72个国家所使用的152 种密码体系。虽然这些破译材料都保存在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的档案库中，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中都包含有关克格勃的技侦行动和技侦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果的重要信息。不论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国外的情报站，还是国内的克格勃第二总局都为技侦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研究技侦问题的主要西方历史学家，戴维。卡恩总结说，从现有材料来看，冷战期间，窃听和间谍渗透活动对苏联技侦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比密码分析还要多，而他的这一结论可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克格勃第二总局一直在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使馆进行窃听。1933年苏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30多年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直是克格勃最主要的窃听目标之一。1944年，一位海军电气技师对大使馆进行了第一次电子检查，结果发现了120 个暗藏的麦克风。有一段时间，据一位使馆职员称，窃听器“无所不在，在新送来的椅子和桌子腿里，在墙上的灰泥里，什么地方都有”。由于冷战初期没有发现更多的窃听器，美国大使馆似乎以为已经很安全了。但实际上，至少直到60年代中期，大使馆还是非常容易遭到越来越先进的苏联电子窃听装置的窃听。

1952年美国新任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下令对整个大使馆及自己的住所进行彻底的检查。华盛顿派来的安全专家建议大使在自己的书房念一段过时的外交文件，以便帮助他们发现那些由声音启动的窃听装置。当大使在念文件时，一位安全专家突然开始不停地敲击木制的美国国徽复制品后面的墙壁。但是他在墙壁里并没有发现什么，然后他用小木锤敲击这个国徽复制品，并成功地发现了藏在其中的一个铅笔状的微型窃听器。这个窃听器把凯南大使（毫无疑问还有前任大使们）的每句话都转发给了苏联的窃听者。第二天，凯南大使注意到苏联警卫及在使馆工作的苏联职员脸上有一种“新的严峻的”表情：“愤怒和敌意气氛是如此浓厚，仿佛都可以用刀切割一般。”

1953年，美国在莫斯科市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兴建新大使馆。在使馆建设期间，为防止苏联人安放窃听装置，特别是为了防止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大使办公室及密码室所在的最高两层被安放窃听装置，建设工地上每天都有美国安全人员担任警戒。但是这种警戒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警卫人员在夜间就撤走了，从而给克格勃人员提供了在大使馆安装大量窃听装置的机会。接替凯南担任美国大使的查尔斯。“奇普”。波伦后来将新使馆建设中晚间不设警戒的决定归咎于“粗心”（估计是他自己粗心）和为了“省钱”。直到现在，安全方面的“粗心大意”仍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种传统。

1962年，在与美国大使福伊。科勒的激烈辩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令克格勃感到十分沮丧——他知道这位大使本人反对为建设中的苏联石油天然气管道提供西方生产的钢管。虽然科勒可能推测出赫鲁晓夫知道他发给华盛顿的一些电报的内容，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都是来自对美国大使馆的窃听。但1964年，根据克格勃叛逃人员尤里。诺先科的情报，大使馆发现了40多个藏在大使馆暖气管后面的墙内的窃听器，窃听器放在竹筒里。之所以要这么隐藏是为躲避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令人深思的是，在绝大多数有关美苏关系的研究材料中，对30年来苏联几乎是不断地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窃取外交机密的情况却没有任何的提及。

从60年代起，克格勃也对设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美国和英国使馆以及打着使馆外交幌子的情报机构进行了成功的窃听。对苏联境外的目标放置窃听装置是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技术支援局（也称克格勃十四处）负责的，其派驻各情报站的官员的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提供偷拍秘密文件的器材，短距离无线电通讯，以及制造可以用来藏匿胶片和其他间谍工具的、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物品（如梳子和装剃须液的小瓶子）。技术支援局的窃听装置通常都是远程遥控的，而且全部都是单独制造的，以便于在目标区域内藏匿；而目标区域事先都经过仔细的侦察。窃听装置都是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官员或是当地的间谍人员来放置。这些当地的间谍人员通常都是以清洁工、电工、管道工人、木匠以及电话公司的技术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给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中东的主要情报站安装窃听器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针对英国驻外使馆展开的最成功的窃听器放置行动之一。该情报站设在驻英国贝鲁特大使馆楼内（代号“峡谷”）。60年代初期，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黎巴嫩少女伊丽莎白。阿加。莎帕特。加扎里安被亚美尼亚东正教一位主教发现是个人才，该主教于1947年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代号“奥拉夫”。他于1964年将加扎里安发展为苏联间谍，代号“灰姑娘”。到1966年1 月，加扎里安已经成功的在大使德里克。里奇斯爵士的办公室里放置了一枚无线麦克风（STEREO－I 型人2 月4 日，她又成功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彼得。伦恩（代号不死鸟）的办公桌后放置了一枚火柴盒大小的无线麦克风。当时彼得。伦恩的外交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一秘。

中心从伦恩以前的同事吉姆。菲尔比那里得知了他的背景及职业生涯。吉姆。菲尔比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从1956年起他以记者身份在贝鲁特工作，1963年叛逃到了莫斯科，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刚刚掌握了他叛国的证据。伦恩是英国的一名顶尖的滑雪运动员。他曾在193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担任英国代表团团长，并编写过一系列滑雪指南。1941年，他和菲尔比几乎是同时加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菲尔比叛逃到莫斯科后，告诉克格勃伦恩曾经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在东柏林地下挖筑一条500 米长的地道的行动。在1955至1956年间，英国秘密情报局利用这个地道，对苏联与东德之间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伦恩因此被授予国会勇敢勋章（这是给予英国秘密情报局除局长之外的官员的最高奖赏）。

中心非常欣赏伦恩的职业素质和他那种冷静、自信的作风。据1967年有关“鲁宾”行动的一份报告称：彼得。伦恩手下有许多间谍。他们收集的情报非常广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以及他们派驻中东的代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的短暂联盟）情报部门的活动；关于石油政策（通过一个不断变动的情报网）；关于阿拉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埃及情报官员中培养发展对象。在情报工作上，伦恩谨慎而老练，并且高度重视与间谍联络时的安全。与不知道他的使馆掩护身份的间谍会面时，他会使用约瑟夫这个化名，与他们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或是他的秘书的办公室里见面……而对于那些他熟悉的间谍，他则在家里或者城市中的商业场所与之见面。伦恩要求很高，总是力求给手下的间谍下达死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地完成。伦恩对于自己手下的间谍的奖励则非常吝啬，他严格按照以下原则办事：第一，只有在不付钱就得不到情报的情况下才付钱去获得情报；第二，只为那些有积极利用价值的情报付钱。伦恩唯一的重大弱点，在中心看来，就是他对情报站安全持一种十分松懈的态度。克格勃的窃听器曾经窃听到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向他建议增加新的安全防范措施。

当他们听到伦恩回答说不需要再增加安全措施时肯定大舒了一口气。1967年9 月，英国秘密情报局将伦恩召回，给他在总部重新安排了一份工作。在这之后，对英国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办公室的窃听仍继续了三年半的时间。

1967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说，通过“鲁宾”行动，已经发现了潜伏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50多名英国间谍，“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发现在伊拉克有一个英国间谍小组，该小组由一名通信员和两名在政府最高层的间谍组成。据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埃及也有一名”可以接近总统纳赛尔“的”非常重要的间谍“，同时还有其他”二等情报源“，包括中东某国的外交部长和另外一个中东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长。

“鲁宾”行动同时还发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人员已经渗透到黎巴嫩共产党内部。打入黎巴嫩共产党内部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位律师，他是黎巴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黎共总书记尼古拉斯。沙维的私交好友。1967年9 月27日，中心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称，这位律师除了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掌握黎巴嫩共产党的情况外，还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黎共领导人与即将离任的苏联大使的联络员、苏联介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和平运动以及开罗和平会谈等情况的情报。但是，中心十分不愿意提醒沙维他最亲近的一位同事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这很可能是害怕他会去找这名间谍对质，而这个间谍又会报告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的行动可能已被人觉察了。

1971年，也就是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发现其贝鲁特情报站被窃听一年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克格勃在沙维访问莫斯科期间向他说明有关情况。12月25日，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一次会议上，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级官员帕维尔。叶菲莫维奇。涅多谢金告诉沙维，那名律师被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是“十分有价值的间谍之一”，他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黎巴嫩共产党以及苏联两个最重要的掩护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的秘密情报。毫无疑问，沙维有些吃惊，但是他承认，早在1949年，他就接到过一份关于这位律师与一名英国领事秘密会面的报告；他还说，1968年以来，这位律师以医治白内障为由，两次前往伦敦。沙维承认，他没有一个能够保障党的安全的情报机构，并且许诺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一个这样的情报机构。

“鲁宾”行动也发现了一些令克格勃非常不痛快的事情，其中包括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克格勃、苏军总情报部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与安全局内成功地安插了6 名间谍。

其中最重要的是肖思，他是一家设在大马士革的广告公司的老板。后来发现他是伦恩的副手巴里图恩控制下的一个双重间谍。中心的损失评估认为，肖恩泄露了他曾经参与过的克格勃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招募西班牙负责密码事务的职员戈麦斯（返回西班牙后即被逮捕）。招募一名姓名不得而知的西德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企图，以及苏联陆军武官与叙利亚总参谋长的联络情况等。肖恩甚至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汇报了克格勃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站长与一位苏联医生的妻子之间的风流韵事。

克格勃只是简单地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说，“已经采取措施来消除肖思叛逃带来的影响”。

1967年1 月，“灰姑娘”也成功地将一个窃听器安放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副站长巴里图恩的办公室内。克格勃发现，除了控制肖恩外，巴里图恩还控制着在黎巴嫩共产党及一些左派组织内的16名间谍。通过安放在英国秘密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窃听器，克格勃掌握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安插在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间谍的情况。通过对这些间谍的仔细研究，中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结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中心以前似乎并没有完全注意到。

“鲁宾”行动报告的结论称（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英国秘密情报局间谍在英国大使馆的掩护职位除极少数是领事外，一般都低于领事，大部分都是一、二等或是三等秘书，并且很少被任命为大使馆内主要部门如贸易和信息部门的领导。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不从事外交事务性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大使馆外活动，与英国外交官们相比，他们住的房屋较差，开的汽车也比较破旧，在家里举行大型招待会的机会也较少，但他们的活动经费较多，安排在酒店或是其他公众场合的会面也较多。菲尔比以前肯定就指出过这些问题，但听取他的报告的克格勃官员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从自己的间谍和西方情报机构的叛逃者那儿获得详细的秘密情报上，而没有想到要依靠他们来加深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到了60年代后期，菲尔比变得非常失望（这毫不奇怪），并开始酗酒。这时他已经确信克格勃“根本不知道”如何从他丰富的经验中获益。

1967年，为表彰“灰姑娘”作为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的出色表现，她被秘密地授予了苏联公民权。之后四年中，她继续向克格勃提供了英国大使馆和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的秘密文件和其他情报。1971年当她因为大使馆内的无线窃听器一事件受到盘问后，匆匆忙忙逃到了苏联，在亚美尼亚定居下来，每月只得到少得可怜的120 卢布的退休金。1978年，克格勃驻亚美尼亚情报机构向中心汇报说“灰姑娘”的退休金太少了，于是安德罗波夫同意将她的退休金提高到每月 180卢布。

由于英、美情报部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窃听贝鲁特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站也获得了不少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克格勃发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准备合作在苏联新闻社驻贝鲁特分社放置窃听器的计划，并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1969年，克格勃情报站开始了一项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渗透行动（代号“漩涡”），克格勃希望这次行动能像‘灰姑娘“渗透到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获得成功。在克格勃的指示下，克格勃一名黎巴嫩间谍——一家酒店的老板，代号”马拉特“——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所，目的是吸引那些可以用来开展针对“主要对手” 的活动的女仆和家佣。前来这个介绍所报名的人中，有一个最有希望发展为间谍的黎巴嫩女仆，她叫玛丽。马特罗鲜（代号藏拉），来自一个居住在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家庭。1967年以前，她一直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家里工作，后来由于阿以”六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与家人一道逃难到了叙利亚。在她回到贝鲁特后，马拉特的职业介绍所帮她在几个美国外交官家里找到了当佣人的工作。马拉特打着”假旗号“招募了她，让她提供她的雇主的情报并从他们家中窃取文件。马拉特欺骗藏拉说，这些情报是亚美尼亚民族与宗教领导人需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觉察危及亚美尼亚人民安全的潜在威胁。

1971年，马拉特把藏拉转交给了一名假扮成亚美尼亚人的克格勃驻贝鲁特情报站的指导员。在藏拉的帮助下，克格勃成功地在她所服务的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寓所安装了窃听器。

克格勃档案还记载了克格勃试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进行窃听的其他许多举措，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不如‘鲁宾“行动那样成功。在所有美国使馆中，设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美国大使馆是最不安全的使馆之一。米特罗欣记录的一份档案曾简要地提到，1965年克格勃曾对一名美国外交官在科纳克里的住所成功地进行了窃听。7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次成为苏联外交政策和克格勃行动的重点地区，大量资料表明，克格勃加紧了对驻科纳克里美国大使馆的窃听。1972年11月，克格勃招募的在美国大使馆内工作的一名几内亚人（代号先后分别为鲁姆和桑乔）成功地在大使特伦斯。托德曼（1975年5 月由威廉。哈罗普继任）的办公室内放置了一个无线电控制的窃听装置。鲁姆（桑乔）接到指令，如果窃听装置被发现，他将立即招供说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员付钱叫他放置窃听器的，还给了他一张该外交官的名片。然而，这一窃听装置（1974年1 月被一个更为先进的装置替代）却三次成功地逃过了大使馆的安全年检。克格勃在距离大使办公室仅30米的房间内设立了一个监听点（”画迷“行动），成功地记录了托德曼大使与使馆人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谈话。

托德曼有一种可爱的习惯，喜欢突如其来地唱几句歌，或者是欢快地对自己吹上几声口哨，所有这些有时也会被他无意中启动声控窃听器。但总的来说，“画迷”行动还是提供了中心所谓的“具有重要实战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政策，以及美国国务院对苏美关系和苏联对非洲政策的评估等等。由于情报数量巨大，克格勃不得不将驻亚的斯亚贝巴情报站的两名精通英语的情报官员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热列兹诺夫和尤里。叶菲莫维奇。塔图佐夫临时调来处理这些情报。1975年7 月，克格勃从窃听到的大使办公室内的谈话获知，大使馆已经发觉自己与华盛顿的通讯被窃听了，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大使馆进行安全检查。虽然克格勃驻科纳克里情报站很想将窃听器取走，但是由于怕影响到鲁姆（桑乔）的安全，最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克格勃的一份损失评估报告指出，当9 月份安放在大使办公室的窃听器被发现后，“怀疑全部都落在几内亚特别（情报）部门头上”。而鲁姆（桑乔）没有被发现，继续留在大使馆内工作。

冷战后期，苏联对美国外交使团采取的最野心勃勃的窃听行动要数对美国大使馆1979年由苏联人在莫斯科开工建设的一幢八层新大楼安装窃听器的行动。1980年，克格勃八局的叛逃分子维克托。谢莫夫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说，“克格勃打算把这个建筑变成一个能够窃听一切的巨大的传感系统”。但是华盛顿的官员却轻率地认为，他们有能力在传感器被投人使用之前检测到克格勃安装的所有传感装置并拆除它们。五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后，他们发现在建筑材料里安放有一系列相当高级的窃听装置。这样一来，用一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话说，整幢楼就如像是一个“与苏共中央政治局相连的一个八层楼高的麦克风”。混凝土中的加固钢筋被设计成了天线。而一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蝙蝠翼的”电源则被安在水泥墙中，据估计这个电源大约可以用整整一个世纪。《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位美国官员，他说：“我们的技术人员对这种先进程度十分惊讶。中情局有人说：“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只在设计板上画画而已。”

但是，对于克格勃来说，也和美国国务院一样，这次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新建的使馆大楼一直没有投入使用。

通过在外国大使馆或国外目标中安放窃听装置而进行的窃听行动大部分都是短期的，一般不会超过几年。到60年代后期，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重要的、也是长期的技侦行动都是通过设在外国首都的情报站内专门的侦听站窃听当地电话与无线电通信来实施的。最早可能是在1963年，在墨西哥城的情报站内设立了这种侦听站。它的代号是“雷达”，任务是截获美国大使馆与美国中情局情报站的通信联络，但收效相当有限。那些设计用来截取美国通信信号的最有效的侦听站都设在美国本土。

第一个这种侦听站代号“发端”，于1966年设立在位于华盛顿第十六街的苏联大使馆顶楼上，而该大使馆距美国白宫仅几街区之遥。1967年，纽约情报站又设立了一个类似的侦听站，代号“试验”。后来，在华盛顿及其附近地区总共有五个“发端”侦听站设在不同的苏联建筑物内，而在纽约地区则设立了四个“试验”侦听站。

到1970年，“发端一l ”侦听站（设在大使馆内）和“发端一2 ”侦听站（设在使馆居住区内）已改变了华盛顿情报站收集情报的方式。PR线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说：我们能够窃听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白宫、当地警察局和其他许多机构的通信情况。虽然这些通信全部都是通过公开的、非加密频道发送的，但是通过空中转发的有用信息数量之多仍是惊人的。

在这些情报中，最令中心感兴趣的是有关审查竞选尼克松首任政府职位的90名候选人的秘密材料。1969－1970年间，“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中有23份十分重要，被送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

在同一时期，“测试一广侦听站（设在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内）和“测试一2 ”侦听站（设在使馆位于长岛格伦科夫的大型别墅内）截取了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委内瑞拉驻联合国使团的往来外交通信，同时还截取了一些美国军内电报以及”自由广播电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通信联络情况。

据有关“试验”侦听站的档案称，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都对这些截获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克格勃针对美国的技侦行动得到了许多能够获取有关美国的密码分析和密码系统的绝密情报的间谍和叛逃者的大力帮助，而且这些人全部是“主动上门者”。1960年，两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贝尔农。F.米切尔和威廉。H.马丁被克格勃第一总局偷渡到了莫斯科。早在一年前，他们两人在墨西哥城时就与克格勃进行了接触。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两人又继续做了几年的汇报。1963年，连续几年为苏军总情报部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米德堡的总部盗取绝密文件的杰克。E.邓拉普上士自杀身亡。就在邓拉普自杀前不久，另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叛逃者维克多。诺里斯。汉密尔顿也来到了莫斯科。196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销毁绝密文件的年轻军士罗伯特。利普卡开始把一些要销毁的文件提供给克格勃。利普卡是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档案中提到的克格勃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后一名间谍（但是在80年代早期，一名退休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罗纳德。佩尔顿曾向华盛顿情报站提供过十分有价值的情报）。就在利普卡1967年离开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久，美国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的通信值班官一级准尉约翰。沃克开始了他18年的克格勃间谍生涯，在这期间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美国海军密码情报。

60年代后期，苏联驻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技侦成果。1969年末，纽约情报站实施的“普里森”行动，成功地将遥控无线电发讯机放进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使用的办公室。这些装置藏在木板中，被固定在书架的下面，而且为掩盖它们是苏联所造的事实，制造这些装置的材料都来自西方。与此同时，克格勃的“螃蟹”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也成功地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代号布罗德）的办公室进行了窃听。加纳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办公室也被放置了无线电窃听装置。

1969年，华盛顿情报站又成功地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内安装了一个遥控无线电窃听器。这个用西方材料制成的窃听装置在这间会议室持续工作了至少四年的时间。1973年2 月，该情报站从新闻渠道获悉（也许并不准确），在外交委员会会议室的新闻桌下发现了一个窃听器。这个报道让克格勃十会困惑，因为他们的窃听装置是装在一把椅子下而非桌子下，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窃听器似乎还在继续正常工作。考虑到他们的窃听器有可能被发现，A局杜撰了一套说辞，称这个窃听器是由法国国外情报局安装的。但出乎克格勃的意料，媒体很快就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新闻媒体上并没有出现关于藏匿于椅子下的窃听器的报道。

1968年初，克格勃对英国技侦系统展开了渗透行动。这是自1942年约翰。凯恩克罗斯进人布莱奇利公园后克格勃对英国技侦系统展开的最为重要的渗透活动。当时在西柏林加陶的英国皇家空军技侦所工作的下士杰弗里。阿瑟。普赖姆在苏联的一个检查站把一张纸条交给了一位苏联军官，让苏联情报部门与他联系。但是普赖姆的纸条并没被上交给克格勃第一总局，而只是交给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克格勃三局，克格勃三局的主要职责是监控并保障苏联军队的安全，但有时候也能在驻德国的西方部队中招募一些（层次较低的）间谍。克格勃三局希望通过招募普赖姆来与地位更加显赫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抢功。三局的一位官员在普赖姆的车门上粘上了一块小磁管，管里有一条留言，请普赖姆到东柏林接头。在这次会面以及后来的几次接头中，普赖姆同意为克格勃充当间谍，但是他解释说自己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工作期限将于1968年8 月结束。按照他与三局主管官员商定的结果，他成功地在英国技侦情报单位——英国国家通信总局找到了一份处理截获的苏联情报的工作。

普赖姆十分性感，但却与社会格格不人，他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一种——普赖姆后来承认说——“错误的、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化的看法”。但他的苏联指导员把他调教得很好。1968年9月，在去英国国家通信总局工作以前，普赖姆在东柏林郊区的卡尔索斯特克格勃训练基地接受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训练，学习无线电发报、密码联络、缩微摄影、用美乐时相机拍摄文件以及死信箱的使用等各种技能。在他飞回英国之前，克格勃给了他一个手提箱，其中有一套一次性使用的密码本，密写材料和400 英镑的钞票。普赖姆在英国通信总局为克格勃工作了将近9 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抄录或是翻译截获的情报。1976－1977年，普赖姆在英国通信总局工作的最后一年里，他提供了关于英国在破译苏联通信方面的得与失的非常详尽的资料。虽然他在英国通信总局的同事对他那幅郁闷的样子都有深刻的印象，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不幸的婚姻以及官场的不如意造成的。

60年代后期，克格勃技侦行动的增多导致了中心内部的一次重组。在此之前，克格勃第八总局既负责密码和联络，又负责技侦情报。很可能是在1968年，安德罗波夫新成立了一个克格勃十六局，该局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领导，专门负责技侦情报。它的行动在整个克格勃中是最为机密的。十六局与同时期成立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主要负责情报站的侦听站，获取国外代码及密码，并对外国技侦情报站实施渗透。1970年5月15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在15个情报站设立侦听站的计划（有些已经在使用当中），这十五个情报站分别是：华盛顿，纽约，蒙特利尔，墨西哥城，东京，北京，德黑兰，雅典，罗马，巴黎，波恩，萨尔兹堡，伦敦，雷克雅未克和贝尔格莱德。1971年，这15个侦听站就从60多个国家截取了62000 条加密的军事和外交电报，同时还截获了25000 多条普通情报。

最重要的侦听站依然是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和纽约的“试验”侦听站，这两个侦听站均由十六局在行动技术支援人员的帮助下负责管理。70年代，“发端”侦听站最重大的成就是截获了大量华盛顿经安德鲁俾空军基地与正在乘飞机进行海外访问的总统、国务卿以及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之间的联络情况。安顿（“发端”侦听站的一名操作员）就是由于在1974年7 月在基辛格访问伦敦期间成功的截取了美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当上了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谈话而被授予红星勋章。

中心十分重视这一情报，无疑是因为基辛格访问英国的主要目的是向卡拉汉通报尼克松最近访问莫斯科的情况——这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前的最后一次外事访问。不久，在土耳其7 月21日入侵塞浦路斯引发危机时，“试验”侦听站成功地截听到了基辛格与卡拉汉以及他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图兰。居内的电话谈话。这样，克格勃就能够掌握到美国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应，正如基辛格后来回忆的：7 月21－22日夜间，我们警告土耳其如果不停火，我们将把我们的核武器从前沿阵地撤出——特别是从可能卷入与希腊战争的地区撤出。

但并不是所有截获的基辛格的谈话都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基辛格与其未婚妻南希。马金尼斯在他们1974年结婚前不久的一次通话。卡卢金未免有些吹毛求疵地回忆称：很明显他刚刚发表完演讲，他很得意地问她感觉如何。他大意上是这样说的：“我看上去怎么样？你真的认为我讲得很不错吗？”这些记录说明基辛格是一个虚荣而爱吹牛的家伙。

有消息从莫斯科反馈回来说，安德罗波夫“十分喜欢这些截获的对话”。他经常向自己的政治局同僚们吹嘘说克格勃能够窃听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私人谈话。

苏联使馆屋顶上伸出的复杂的天线慢慢使西方技侦机构警觉到使馆内可能设有侦听站。虽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通信已经被克格勃成功地窃听，基辛格还是于1975年8月15日就苏联大使馆截取无线电信号及电话谈话内容一事向多勃雷宁大使提出严重抗议。中心起草了一份振振有辞的答复：我们建议，在下次与基辛格会晤时，如果他再提起这个问题，苏联大使应该指出设立在大使馆楼顶上的天线是在（外交）互惠原则的基础上用来保证与莫斯科的联系、同时接收正常的无线电与电视信号的。这些天线与大使馆的身份并不矛盾。我们要提醒美国国务卿，美国政府应制止安装防碍苏联大使馆正常无线电通信的设备的行为，特别是在苏联大使馆附近的大楼上安装这些设备的行为。

基辛格没有坚持向苏方提出抗议，因为他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也有技侦行动。1971年，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上批露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可以成功截获坐在飞驰在莫斯科的黑色“吉尔”豪华轿车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微波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联络。但真正令基辛格不安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侦行动受到了苏联的电子干扰。1975年11月，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称，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由于长期受到针对大使馆的电磁辐射，已经身患白血病。在莫斯科的授意下，多勃雷宁大使回答说，美国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并没有超出苏联的健康标准。多勃雷宁声称，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曾私下告诉他，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

基辛格的抗议没有能够阻止“发端”和“试验”侦听行动的进一步扩大。根据“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从1975年的2600页增加到了1976年的7000页。在这两年中，就有800 份基于这些截获的情报的报告从华盛顿情报站发给了克格勃中心。1976年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往通信中截获了有关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1 月和7 月份对北约核武器计划小组的访问、2 月份对欧洲美军司令部的访问、以及基辛格与英国、法国、西德和南非领导人的会晤等十分重要的情报。

到1977年，根据“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已经达到了10500多页，其中包括有关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以及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等人的外事访问活动的情报。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期中，“发端”侦听站还截获了大量的国务院材料，克格勃还给这些材料中提到的每一位官员都设立了卡片档案。

由于70年代克格勃在华盛顿没有高层次的间谍渗透，这样一来，“发端”侦听和其他技侦行动很可能就成了中心了解福特和卡特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总体的影响可以说是良好的——限制了生性多疑的中心对美国政策的无端猜测。比方说，在1979年由美国抗议苏联在古巴设立“作战旅”的行为而引起的危机中，由于“发端”侦听站截获了五角大楼的电话会议及其他通信联系，使得华盛顿情报站可以十分确定的告诉莫斯科，美国并没有军事干预的计划。

然而，“发端”侦听站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很可能还是军事情报。它们截获的高度机密的信息中包括：有关“三叉份‘导弹从X 导弹、潘兴一2 导弹、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情报；有关F －15、F －16、F －18战斗机，B －52和B －l 轰炸机以及早期预警系统”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飞机“的机密情报。从1973 年起，设在纽约地区的”试验“侦听站的主要任务也是收集科技情报，特别是军事科技情报。

在1973年到1980年间，这些侦听站的最大成就是截获了设在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与众多大公司间的传真通信，这些大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仙童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休斯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斯佩里兰德公司。截获的军事计划传真包括，有关A－10攻击机，B－l 轰炸机，EF－111 电子对抗机和F－14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制方案；反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反潜防御系统的重要资料。到1976年，旧金山情报站也设立了一个侦听站（代号春天），该侦听站成功的截获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及西海岸其他高科技公司的电话及传真联络。

克格勃在纽约、华盛顿以及旧金山的情报站同时还设有无线电侦听站（代号分别为“火箭”、“数字”和“鲁宾”），主要用来监听美国联邦调查局（代号菲尔马）的通信，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动。70年代，纽约的“火箭”侦听站不间断地监听了联邦调查局6 个短波无线通信频道。窃听人员很快就熟悉了联邦调查局里的行话。

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观察站与监视组之间通过简单的代号、密语以及事先约定好的短句进行联络，“火箭”的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解这些暗号。观察站与监视组之间的交流都是简短的谈话，通过这种对话观察站通知监视组目标的数量以及他正在向某个叉路口移动的方向。

每天对联邦调查局紧急行动中心的无线电联络进行截听，一幅联邦调查局的行动环境和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采取的行动的全景图由此生动地显现出来。每当（克格勃）情报站在纽约展开一项行动，“火箭”的人员就开始对联邦调查局无线电中心进行监听；如果需要，可以在行动人员前往执行任务的地点之前向他发出警告信号，或者如果他已经被监视，告诉他立即撤出行动。“火箭”侦听站也对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公民进行监听，并将他们的资料输入“联系人”系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计算机姓名追踪系统）。

有那么几年，纽约情报站一直误以为自己能够发现任何克格勃人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的迹象。直到1973年他们才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十分了解情报站一些行动官员的活动和三个“发展中的间谍”的情况，于是它终于明白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那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监视技巧实际上是用来吸引情报站的注意力的，以便掩护那些更为先进的监视手段，而情报站对这些手段一无所知。因为试图应付对方所运用的一些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监视手段，情报站的行动一时间陷入了混乱。

1979年，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的主要侦听站的运营费用显示，华盛顿与纽约的花费是最昂贵的。哈瓦那情报站的技侦站的花费排在第三位，而它的主要目标也是美国。其他所有的侦听站也受命在可能情况下把“主要对手”的通信放在优先地位。克格勃用以从美国境外对付美国的最重要的国外侦听站不是设在某个情报站里，而是设在苏军总情报部60年代中期在古巴伦德斯成立的大型技侦基地里。

这个基地主要监测美国海军的通信及其他高频通信。1975年4 月25日，苏联政府通过一项秘密指令（第342－115 号），批准在伦德斯基地再建设一个新的克格勃技侦站（代号“白蚁一P ”），该技侦站于1976年12月投入使用。“白蚁一P ”由克格勃十六局负责管理，该技侦站安装了一个12米的碟形天线和一个装在伪装的卡车上的7 米的移动碟形天线，这样就可以截取美国卫星的“下行”微波通信或是微波发射塔之间的微波通信。70年代末期，苏军总情报部和克格勃十六局还设立了一些大型技侦情报站，包括在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设立的技侦站。

但是最大的技侦站还是伦德斯基地，而且在之后的十年中这个基地还在继续扩大。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苏联在离我们边境不到1100 英里的情报收集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机构。大片大片的天线场以及监视装置都是以美国军事设施和敏感活动为目标。在古巴伦德斯基地配备了1500名苏联技术人员，这里的卫星地面站可以和莫斯科保持实时联络。这个28平方英里大的基地的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扩大了60％以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1985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估计古巴伦德斯基地的工作人员已经进一步增加到了2100人。

80年代初，克格勃所有的情报站都设立了侦听站。每个侦听站在每年11月必须向中心上交一份年度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必须包括下列方面的详细情况：去年截获的加密及普通情报，其中有实用价值的情报的比例；新近发现的有情报价值的联系渠道；有关国家的“无线电情报环境”的特点；侦听站处理及完成技侦任务的情况；针对情报行动所采取的安全及保密措施；对过去一年表现的总结及对来年工作的建议。

1980年，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报告称，由于美国采取了新的安全预防措施，现在要截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联络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华盛顿情报站却报告了一项新的重大技侦成果。1980年9月，经过两年的计划，该情报站展开了一项代号“红鹤”的行动，成功地在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内放置了窃听装置，该公司是弗吉尼亚阿灵顿的一家私人公司，为五角大楼从事研究工作。‘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洛森科（代号马文）是华盛顿情报站一位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X 线（科技情报）官员，他注意到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也被作战研究协会用来举行会议，当然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就在他任期结束、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他成功的将一根0.25米长，由电池供电的棒状窃听器固定在这间会议室的一张桌子下。

这个窃听装置的信号由设在一辆装有外交车牌的汽车上的指挥点监控，这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装有T 形天线，这样这辆车可以停在离系统设计公司办公室300 －500 米的九个地点中的任意一个地点进行监控。

在之后的10个半月中，“红鹤”行动提供了许多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涉及当时以及将来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部署、美国化学武器、美国海军在核战争中的生存机会以及美国在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等。1981年1月27日，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美国在中欧地区核力量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秘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以下问题：美国的国防动员能力；激光制导系统的效能；销毁730 吨已经无法使用的化学武器的计划；美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苏联化学武器的情报以及情报部门在这方面的任务。其他一些在这间装有窃听器的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也有一些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参加，会议讨论了美军现状以及建议实施的改革。这次行动最后结束并非是因为美国人发现了窃听器，而是由于窃听器电池能源耗尽了。

参与“红曾‘行动的下列四位克格勃官员都被授予红星勋章：洛先科，他选择安装窃听器的地点并安装窃听器；V.I.绍金，他负责指导整个行动；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发端“侦听站站长，在收集与处理这些来自系统设计公司会议室的情报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格拉齐安斯基，作为情报站技术支援组组长负责这次行动的技术保障。情报站的其他三名人员也受到了级别低一些的表彰。

苏联的技侦情报行动，和美国一样，也得到了盟国情报部门的协助。1948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UKUSA 安全协议划分了各成员国的技侦部门情报收集的任务，并规定要互通所获情报。而克格勃却决意严格限制它的盟国接触自己的密码分析秘密。1975年1月，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由十六局起草的“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构在解密行动上的合作原则与方针”。其中两条指导原则是，第一，与“朋友”（盟国情报机构）进行的合作行动必须置于克格勃控制之下；第二，向盟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密码情报“不能泄露苏联在密码分析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必须牢记，我们盟国的情报部门现在在利用电子（基于计算机的）密码分析法对（技侦）目标展开工作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很有可能用这些方法对其他目标展开独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十六局与盟国相关情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在不被我们控制的行动中使用电子密码分析法，而对十六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盟友”根本不知道克格勃有一所高度机密的密码分析学校。给他们的印象是，所有的训练都是在中心进行的。虽然，有时候盟国情报部门也会得到克格勃十六局截获的短波通信中的密码联络信息，但是从来不允许他们接触来自苏联情报站的侦听站、卫星通信或是苏联境内的电话线路的技侦情报。

尽管十六局不愿意与盟国情报机构共同分享大部份技侦秘密，但是它却有赖于这些情报部门的协助。由于电脑生成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苏联密码分析家越来越依赖对外国使馆进行渗透以盗取密码材料，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密码机和电传打字机进行窃听。1974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通过一系列的联合行动至少从驻布拉格的7 家大使馆，驻索非亚5 家大使馆，驻布达佩斯2 家大使馆和驻华沙2 家大使馆窃取到了密码材料。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还把它们暗藏在西方使馆和外交部门内的一些间谍提供给克格勃使用。在这些人当中，克格勃十六局最看重的是一名代号埃皮尔的保加利亚间谍，他是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在1966年招募的一名希腊外交部安全官员。在被招募后的10年中，他帮助盗取了希腊外交部12000 多页机密文件。

1981年5月召开的一次克格勃干部会议，把招募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中国的密码人员作间谍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在一份特别指令中重申这一工作必须优先考虑。安德罗波夫还同意秘密授予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从事密码工作的间谍——法国外交部密码官员尤尔——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过去37年中“长期与富有成效的合作”。由克拉萨文领导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计划在80年代末以前，在世界各地的苏联机构内再建45－50个侦听站。他们乐观地预测，如果照现在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截获情报的数量将会比现在多4 －7 倍。

依照1980－1986年在十六局工作的维克托。马卡罗夫的说法，这段时间内，丹麦、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瑞典、瑞土和西德等欧洲国家的外交通信均经常被克格勃破译，只不过频繁程度不同而已。但他相信这段时间内克格勃没有能够对英国的密码系统进行高层次的渗透。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1980年包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和乌斯季诺夫——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最重要的技侦情报摘要。而克格勃第一总局和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每天也会得到一份范围更大一些的情报摘要。虽然目前这些精选的情报还不能用于研究目的，但终将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研究苏联外交的历史学家们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那些显然相当重要的情况——如基辛格、万斯与外国领导人的会晤——外，挑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的技侦情报无疑还包括（只要有这种可能）西方对他们的公开言论的反应。1991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古尔格涅夫（化名阿尔乔莫夫）公开抱怨称：过去，我们的情报部门为了收集对我们的领导人的每一项“英明的”意见的反应可是吃够了苦头。这种工作很容易对那些起初以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的人造成很坏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被要求迅速提供对苏联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的积极反应的报告。如果没有这种反应，为了防止政治局不高兴，他们通常会编造一些这样的反应。到60年代末，由于十六局已经可以破译70多个国家至少是部分的外交通信，在每周截获的成千份电文中找出这种反应的机会比那些最积极的情报站能搜集到的反应还要多。

在80年代，东西方的技侦机构都面临着两种可怕的新的技术挑战：光导纤维在全球电信中的使用和非常先进的加密系统的广泛应用。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其他技侦部门都没有设计出一种系统，可以截取在光缆中像光一样传输的信息。80年代末期，英国安装了连接200多个军事设施的、非常安全的光纤传输系统，代号“拳击手”。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以色列魏茨曼学院的数学家们研究出了公开关键码加密系统，后来这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如菲尔。齐默尔曼的PGP （“非常保密”）系统，使得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都可以创建密码。而这种密码是技侦情报机构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破译的。

1991年12月，以前的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重新合并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俄联邦国家通信与信息局（俄语缩写为FAPSI ），负责通信安全、密码与技术侦察。现在俄罗斯的技侦行动与前苏联比起来规模已经小多了。苏联集团解体引起的后果中有一条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苏联在前华约国家内的150 个地面站大部分都被拆除了。

但一些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十分重要的地面站却仍然保留下来，其中有爱沙尼亚的塔林附近的大型技侦中心和在古巴的伦德斯基地（虽然到1993年该基地人员已经减少了一多半，大约只有1000人）。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国外情报局的情报站仍然设有侦听站。虽然俄罗斯国家通信与信息局资源有所减少，面对的目标也更难于对付，而且很可能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新技术相匹敌，但是俄罗斯技侦行动的触角仍然遍布全球。

第二十二章 特别任务第一部分：从铁托元帅到鲁道夫·努列耶夫

30年代后期，斯大林一直试图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及其主要的国外支持者进行清算。在1953年去世前，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最后一项行动是计划暗杀约瑟普。铁托。铁托是在苏联集团内继托洛茨基之后最主要的离经叛道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恐怖”处于最高潮的时候，铁托曾是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信任的少数几个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大部分南共领导人当时都流亡在莫斯科）。1937年成为清洗后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之后，铁托曾用标准的斯大林式的辱骂语言将遭其迫害和清算的同志痛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宗派主义者、间谍和反党分子。铁托曾因自己缺乏警惕性而选择了一个后来被发现是盖世太保间谍的女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夫人，而亲自向斯大林表示过歉意。铁托在战争开始后成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领导人，这之后铁托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就由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约瑟普。科佩尼奇（代号“空气”）负责。战争结束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情报站站长萨韦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塔科夫（代号利斯特）向铁托的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局长亚历山大。莱卡。兰科维奇赠送了一幅斯大林画像。兰科维奇（中心给他的代号是“马尔科”）当时十分感动，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礼品。在当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铁托与斯大林之间会在仅隔三年之后爆发如此大的冲突。尽管后来他本人也很厌恶斯大林主义，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后来承认说：事实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一不论是在战前，战争进行中，还是战后……斯大林和苏联始终是我们的坚强基石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其实在战争末期就已经有迹象表明，铁托（中心给他的代号是“鹰”）不会像正在形成的苏联集团国家绝大多数其他领导人那样对莫斯科奴颜婢膝。与其他苏联集团国家不同的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打败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铁托在欧洲胜利日当天就宣布：“我们不再依靠任何人”，而这无疑是一个预兆。布塔科夫向中心汇报说：他有不少优点——受人欢迎，长相英俊，表情丰富，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但同时他也有不少缺点：权力欲过强，不谦虚，自大且没有诚意。他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喜欢被无条件地服从，不喜欢交换意见或是有人批评他的命令；他容易生气，性格暴躁而且粗鲁；喜欢装腔作势。

布塔科夫还认为铁托在处理英国问题上也缺乏诚意，“虽然他表面上也做出了反对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姿态。”

铁托和兰科维奇也很看不起布塔科夫，因为他有从南斯拉夫官邸劫掠珠宝、水晶、瓷器和地毯的恶习（被派驻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仍乐此不疲）。1945年底，阿尔塞尼。瓦西里耶维奇。季什科夫接替布塔科夫成为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首席顾问，南斯拉夫人称他为季莫费耶夫。

战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斯科普里都设有情报站，同时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区还设有四个情报分站，这些情报站专横的行为逐渐激起了南斯拉夫对苏联干涉南斯拉夫事务的越来越强烈的怨恨情绪。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粗暴干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内部事务，为了获得情报而向他们滥施压力”。如果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领导人拒绝提供某些情报，他们就暗中向人民保卫局的下级官员索取。但最令贝尔格莱德不满的还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南斯拉夫招募间谍的行为。

铁托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两员部下，工业部长安德里亚。海布兰、财政部长斯特里特。祖约维奇已经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间谍。令铁托怒火中烧的是1945年苏联曾试图引诱并招募南斯拉夫主管密码的女官员杜希察。彼得罗维奇。当兰科维奇告诉铁托这件事后，铁托十分生气：“在我们这儿建立间谍网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马上告诉他们这一点。” 而季什科夫却仍在不断地向铁托和兰科维奇的办公室要求给予他本人及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苏联“顾问”获知所有南斯拉夫间谍的档案及其行动的权力。

在铁托闹独立的早期迹象中，最让莫斯科感到震惊的是铁托试图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计划。斯大林认为这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1948年3月，苏联召回了所有的顾问，并愤怒地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充斥着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和英国间谍。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战后共产国际的后继者）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呼吁南共党内的“健康因素”推翻现在的领导。而以前给予铁托的恭维性代号“鹰‘也很快被改为贬损性代号”乌鸦“。不过斯大林起初过低估计了推翻“乌鸦”的难度。“我只要动一动小拇指，铁托就会消失。”斯大林这样向赫鲁晓夫吹嘘道。但是当动一动手指没有任何效果后，“斯大林就把能动的都动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而铁托却依然非常牢固地掌握着南斯拉夫共产党、军队及国家机器。

1948年夏无，苏联国家安全部与南斯拉夫安全与情报局（人民保卫局的后继机构）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情报战。苏联安插在铁托内阁的两名间谍海布兰和祖约维奇被逮捕。其他暗藏在铁托卫队中的苏联情报人员也被发现，其中职位最高的是莫莫。尤罗维奇（代号瓦尔）少将。据吉拉斯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与情报局发现了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一项计划，企图在南斯拉夫政治局成员在铁托别墅的台球室中休息时用自动步枪把他们全部击毙。南斯拉夫国家安全与情报局也使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情报局的“叛徒”，其恐怖程度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十几年前对付“人民公敌”的行动相比，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至少可以与之相媲美。

吉拉斯非常沉痛地告诉兰科维奇：“现在我们对付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他对付他的敌人一样！”苏联国家安全部及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在苏联集团国家内同时开展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想象出来的）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胜利要算是揪出了匈牙利内政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及其所谓的七个同伙，他们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经过反复排练的公开审判中都承认参与了由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阴谋，实际上这个阴谋并不存在。

苏联国家安全部最后一项、也是构思最为巧妙的一项暗杀铁托的计划动用了苏联最有名的特工之一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此时代号马克斯或是达克斯）。他是1940年5 月在墨西哥城第一次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那次行动差一点就成功了。在二战期间，他在拉美地区领导了一个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网。

1951年，伪装成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他成为哥斯达黎加驻罗马全权代表（后来成为全权公使）。因为哥斯达黎加在贝尔格莱德没有外交使团，格里古列维奇也想办法获得了驻南斯拉夫的非常驻特使的职位。1953年2 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向斯大林汇报称：1952年下半年，为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马克斯两次访问了南斯拉夫，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与一个非常接近铁托政府的社会团体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被允诺可以亲自与铁托交谈。马克斯目前的职位可以使他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开展针对铁托的积极措施。

格里古列维奇自告奋勇要求暗杀铁托。1953年2月初他在维也纳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面，并向他们建议了四种干掉“乌鸦”（铁托）的方法：1.他与铁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在衣服内暗藏一种无声喷雾器，向铁托喷射一种足以致命的肺炎病毒（当然这之前，自己要先接种抗毒疫苗）。

2.在铁托访问伦敦时，先从格里古列维奇的朋友——南斯拉夫驻英大使那里弄到一张为欢迎铁托来访而举行的招待会的邀请信，然后格里古列维奇用无声手枪射杀铁托，之后喷射催泪瓦斯制造混乱，掩护自己逃跑。

3.上述方法也可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招待会上使用。

4.送给铁托一盒珠宝，珠宝盒的盒子可以在瞬间弹开，当盒子被打开时，盒内将释放出一种致命毒气。

苏联国家安全部要求格里古列维奇向中心递交更详细的计划。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非常肯定地告诉斯大林，毫无疑问，“马克斯自身的素质以及他从事间谍工作的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种任务。”

使用一个受信任的中美洲外交官来执行暗杀铁托的任务是为了尽可能地掩盖苏联国家安全部插手这件事的事实。用自己的哥斯达黎加化名，格里古列维奇给他的墨西哥妻子写了一封绝别信，并让她把信公布出去，希望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拉美身份，如果自己在执行刺杀任务时被捕或被杀也会被认作是拉美人。1953年3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向斯大林报告称，很遗憾，马克斯“除掉‘轶托的计划还没有能够实施。斯大林深夜读到的这份令他十分失望的报告很可能就是斯大林在3月2日凌晨突然中风而亡前读到的最后一份文件了。

斯大林死后三天，暗杀计划就被停止了。同年5月，由于战前苏联的叛徒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开始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关于斯大林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回忆录，格里古列维奇被匆忙召回了莫斯科。因为奥尔洛夫了解格里古列维奇在西班牙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执行破坏任务的内幕，中心担心奥尔洛夫会揭穿格里古列维奇的身份，但后来奥尔洛夫并没有这样做。对于一头雾水的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和罗马使团来说，格里古列维奇和他妻子仿佛是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米特罗欣）1980年关于格里古列维奇的克格勃档案的记录显示，西方情报机构始终都没有人将失踪的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与苏联特工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联系在一起。返回莫斯科后，格里古列维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1958年成为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的高级科研人员。从此他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成了苏联在拉美问题、人种学和宗教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和权威人士，还担任了苏联一古巴和苏联一委内瑞拉友好协会的副主席。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从想方设法暗杀铁托转变为试图安抚贝尔格莱德。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公开冲突在赫鲁晓夫1955年5月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后正式停止。暗杀在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中远没有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中那么重要。但暗杀依然像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一样，是苏联对付反苏流亡团体领导人的一个基本政策，这些团体主要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等。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书记时，曾下令苏联国家安全部秘密下毒杀害了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舒姆斯基和东正教大主教罗姆扎。

斯大林时代后，第一个主要的国外暗杀目标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他是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国家安全部原打算让尼古拉。霍赫洛夫执行暗杀奥科洛维奇的任务。对霍赫洛夫的训练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霍赫洛夫的教官中包括苏联柔道冠军米哈伊尔。鲁巴克和全国射击锦标赛五次冠军古德列夫斯基中校。

霍赫洛夫使用的武器是一把电动手枪，藏在香烟盒内。这件武器装有消声器，所用的子弹是由中心设在哈贾因斯特沃一热列兹诺沃的秘密武器研究所研制的氰化物子弹。然而，霍赫洛夫的思想却没有斯大林时期的刺客那样坚定。在准备暗杀奥科洛维奇的过程中，他阅读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刊物，思想受影响而发生了动摇。1954 年2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奥科洛维奇在法兰克福的寓所，他的自我介绍颇有些令人吃惊：“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他对格奥尔吉说，“我从莫斯科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我暗杀你。”然后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奥科洛维奇，他已经决定不杀他了。后来，他叛逃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开始中央情报局对他还有些怀疑。

4月20日，他举行了一场引起轰动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和盘说出了这次暗杀计划并向世界媒体展示了执行暗杀任务时要使用的神奇武器。

中心对霍赫洛夫闹得沸沸扬扬的叛逃进行了长时间的事后检讨，在这之后，1955年4月，“特别行动”成为重组后的第一总局十三处的职责，各情报站中成立了一个新的F 线（特别行动处）来履行十三处的职能。十三处的主要职能就是配合总情报部准备并实施破坏行动；实施使用武力的其他“特别行动”，包括绑架和暗杀；偷窃西方军事技术（1963年第一总局T 局成立后，这一任务成了T 局的职责）。

在赫鲁晓夫时代以及其以后时期，破坏活动取代暗杀活动成为十三处最主要的“特别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鉴定要攻击的西方目标，并为苏联破坏与情报小组（特工组）以及东西方冲突中的当地共产党“抵抗力量”消灭这些目标做好准备。

特别行动处最早的一项任务是在1955年5月四大国在维也纳签署“奥地利国家状态协定”之后（该协定结束了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占领状态）。在苏联红军撤出之前，克格勃接到指示，在事先挑选好的地方藏匿军火。据米特罗欣所看过的档案记载，这些地方包括：梅叶林村、莫尔拉姆村、韦纳斯多夫村、海利根克罗伊兹村、塞默灵村；施蒂夫特一格特韦格修道院以及两个古城堡（施塔海姆城堡和梅肯施泰因城堡）。克格勃的档案中记录有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及对上述和其他地区的书面描述。施塔海姆城堡的藏匿计划显示，在位于一棵古老的松树右侧1.5 米处的外墙墙缝里藏有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21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另外，在城堡院中距一棵老梨树1.5 米的地方藏有一支6.3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21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在梅肯施泰因城堡，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21发子弹的毛瑟手枪被藏在拱形门左边的大石头下的洞里；而一支带有弹夹和25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则藏在墙上的裂缝里。

1964年5 月，克格勃维也纳情报站对梅肯施泰因城堡的第二个藏匿地点进行了抽样检查，结果发现藏匿这些武器的包装已经腐烂，这令他们深感不安。21发子弹中有4 发已经不见了，检查人员推测是掉进了裂缝中更深的地方；而其他门发子弹则已经损坏，不能再安全使用了。但是瓦尔特手枪，只要把铁锈除掉，还可以再用。为了谨慎起见，中心决定不再对其他藏匿地点进行检查。

与秘密藏匿武器的地点一样，克格勃档案中关于潜在的破坏目标以及苏联破坏与情报小组（特工组）的着陆地点记录都非常详细。1959年（可能还更早一些），克格勃已经开始系统地侦察大部分——如果不说全部的话——北约国家电力系统、输油管道、电信系统及重要的工业设施中最脆弱的环节，并将这些地点标明在第一总局十三处的地图上。1959年夏天，一名克格勃间谍在沃尔姆斯附近的变电站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以协助做好破坏通过莱茵河的输电线路的计划的准备工作。1959年12月2 日至30日，一个以苏联电力建设部副部长为首，成员中包括克格勃官员的苏联能源专家代表团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对美国电站及输电线路中预定要破坏的目标进行了侦察。

关于将要执行这些或其他攻击任务的特工组的空降地点及基地，档案中都有十分详细的资料，包括地形、陆标、不同季节的气候、流行风、人口聚居地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如果特工组从海上到达目的地比飞机更合适的话，则还有关于海岸线、海潮及潜艇和船泊作业的条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由驻当地的间谍和获准去西方国家与家人团聚的苏联人提供。克格勃十三处曾经试图在主要北约国家和日本招募一些间谍来帮助特工组。十三处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适合从事F 线行动的特工年龄应该介于20至45岁之间。来自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人不予考虑。而从事以下职业的人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对象：电工、技工、工具制造工、药剂师、持证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特别是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的公民。那些坚持宗教教义与教规的人是不适合的，同时，那些有酗酒、吸毒和不良性倾向的人也是不合适的。鉴于所要执行的任务的性质和程序的特殊性，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挑选那些经常在自己国内及别的国家旅行的人，有自己的房子，有两个住处，有乡间别墅，农场和大片土地的人。

十三处为战时破坏计划所做的准备工作不可避免地会与总情报部所做的同类工作有所重叠，而这两个部门之间传统的敌意及不信任使得这种重叠情况变得更加严重。1960年4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第P－274 －XIVI号决议，要求克格勃与总情报部更加密切地合作。但是，这一告诫以及其他类似劝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963 年9月中心抱怨说，总情报部的领导没有认真地与克格勃协调行动。

相比之下，克格勃发现，与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合作反而要更容易一些。这些国家的情报部门通常情愿扮演一种被领导的角色，并在克格勃的多次特别行动中提供了大力协助。据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处处长马库斯。沃尔夫称，1952年至1986年期间，中心曾向其盟友提供致命的神经性毒剂和毒素，以便开展“特别行动”之用，而这种毒剂只要一接触皮肤，可以立即致命。沃尔夫声称自己曾拒绝接受这些东西，而只是要了少量“能使人吐露实情的迷昏药”，并让一位情报局的医生进行了分析：他回来时恐怖地摇着头说：“如果不在医生的时刻监管下使用这种药品，那么你想从其嘴里听到真相的人随时可能像一只渡渡鸟一样糊里糊涂死去。”

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试图表明，自己与克格勃的暗杀计划没有任何关系。比方说，他声称，克格勃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在西柏林的领导人亚历山大。特鲁什诺维奇，而他们原本只是“试图绑架他”。克格勃的档案记载却与此完全不同。1954年4月，一位隐藏在西德的名叫海因茨。格勒斯克的民主德国安全部官员将特鲁什诺维奇引诱到自己家中，绑架了特鲁什诺维奇并把他交给了在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然后，格勒斯克发表声明，称特鲁什诺维奇对西方已经彻底失望，并且“主动”叛逃到了东德。中心因为此事授予格勒斯克一枚红星勋章。

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克格勃能够得到其盟友的帮助，但它针对社会民主劳动联盟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特别行动”却不都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所派遣的刺客有疑惑，不坚定。为了掩盖自己与暗杀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的阴谋有牵连的事实，十三处雇用了一位德国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尔德普雷特。但和霍赫洛夫一样，维尔德普雷特也怀有二心，决定不执行“特别行动”，并于1955年12月将此事通知了西德警方。1957年12月，十三处曾试图使用放射性物质钻（据信这种物质可以很快分解，验尸时可以不留痕迹）毒杀霍赫洛夫，但也遭到了失败。

然而在遭遇了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克格勃却成功的暗杀了两位著名的乌克兰流亡者：1957年10月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里贝特，1959年10月暗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执行这两次暗杀任务的都是十三处的杀手波格丹。斯塔申斯基。他在暗杀里贝特时只有25岁。他在卡尔斯霍斯特接受了克格勃的全面训练。他的暗杀工具是克格勃武器研究所特别研制的一种喷射枪，其喷射出的一团氰化物气雾可以使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中心认为，没有特别疑心的医生将会诊断这种死亡是心脏病突发而造成的，而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为了检验这种枪的威力，斯塔申斯基曾将一只狗带到卡尔斯霍斯特附近的树林里，把狗绑在树上，然后向它开了一枪。这只狗马上全身痉挛，很快就死了。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作保证，斯塔申斯基等候在昏暗的楼梯里，成功地暗杀了里贝特和班德拉。1959年12月，斯塔申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在中心的欢迎仪式上，当时的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宣读了一份嘉奖令，表扬斯塔申斯基“完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任务”，并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在派往西方执行3ygs年的“特别行动”任务之前，他将被送去强化他的英语。

但是，和霍赫洛夫及维尔德普雷特一样，斯塔申斯基在其西德女友英格。波尔（他们于1960年结婚）的鼓励下，对自己的杀手职业也产生了二心。1961年8 月，就在柏林墙封锁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路线的前一天，这两个人叛逃到了西方。斯塔申斯基供认了自己暗杀里贝特和班德拉的事实，于1962年10月在卡尔斯鲁厄受审并被判处8 年徒刑。法官宣布，真正的罪犯是把政治谋杀作为一种惯用手段的苏联政府。

这件事也导致了克格勃领导层的迅速变动。据在斯塔申斯基叛逃四个月之后也投奔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称，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至少17名克格勃官员被撤职或降职。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的叛逃使得克格勃领导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暗杀行动的风险。由于惧怕再引起霍赫洛夫式的记者招待会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审判所造成世界性的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把暗杀作为在苏联集团国家外惯常的政策手段，而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加以运用，例如1979年12月暗杀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克格勃不再热衷于搞暗杀活动，而这一改变的最大受益人可能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承认，1964年，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势力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召见了他，要求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采取行动让赫鲁晓夫“消失”。谢米恰斯特内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同意监听赫鲁晓夫的秘密电话线路。在克格勃的帮助下，这些密谋者们成功地对赫鲁晓夫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1964年秋天当赫鲁晓夫去黑海度假时，他的同事们还面带微笑为他送行。但当他在10月13日被召回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时，只有谢米恰斯特内和一名克格勃高级安全官员在机场迎接他。谢米恰斯特内告诉他：“他们现在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等您。”赫鲁晓夫无力回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便投降了，同意以“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这之后，他成了一个被完全忘记的人物，媒体上再也看不到他的消息，直到1970年《真理报》上才出现了一则宣布他死亡的消息。

虽然暗杀减少了，但中心在60和70年代却对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队与恐怖组织的合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61年1 月，赫鲁晓夫公开宣称苏联将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三个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援从猪湾入侵古巴的行动遭到了失败，这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政策的决心。8月3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教训一下帝国主义！”中心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教训帝国主义、同时又能掩盖克格勃参与此类行动的事实的方法。

反对“主要对手”的全球进攻战略于1961年由谢列平策划完成，并获得了赫鲁晓夫的同意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一战略设想，不仅要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还要利用它来推动“推翻亲西方的反动政府的武装起义”。其中最受克格勃重视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是新近在尼加拉瓜成立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这个组织非常希望能以古巴革命为榜样，推翻亲美的、残暴的索摩查王朝。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代号“水文学家”，被中心描述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间谍”。桑解阵游击队构成了1966年克格勃在美墨边境上建立的破坏与情报小组的基础，该小组还在休达华雷斯城，蒂华纳和恩塞纳达三地建立了支援基地。该组织的领导人曼努埃尔。拉蒙。德赫苏斯。安达拉。乌贝达（代号“普里姆”）还去莫斯科接受了特别行动训练。在美国边境地区，他们的主要破坏目标是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场，雷达站和从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斯塔梅萨的石油管道（代号“斯达特”）。他们在美国沿海挑选了三个地点作为特工组的登陆点，在那里还准备了大容量的“窝点”，用以藏匿地雷，炸药，雷管和其他用于破坏行动的材料。一个代号“土星”的援助小组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利用到美国打短工的墨西哥人的来往过境活动来掩护情报人员及武器的过境。“土星”行动的指挥部设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距美国边境50英里的恩塞纳达镇的一个旅馆里，这家旅馆由一名在苏联出生的代号‘老板“的间谍所有。”老板“的两个儿子都出生在墨西哥，但都被克格勃认为是”爱国俄侨“，他们俩在美国拥有一家加油站，这家加油站成了隐藏特工组人员及其装备的地点，同时也是在美国境内实施破坏活动的基地。

十三处（1965年重组为五处）还想把在美国北方的邻国加拿大，也像美国南方邻国墨西哥一样，作为特工组进人美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另一个基地。1967年，克格勃侦察了加美边境的几个入境地点，其中包括伍兹湖和明尼苏达州的美加大瀑布附近地区，以及蒙大拿州国家冰川公园地区。克格勃认为他们在蒙大拿州的目标就是弗拉特黑德大坝——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第五处在大坝下游三英里的南福克河上找到了一个地点（代号“多里斯”），打算破坏建在这儿的陡峭山崖上的几座高压电线铁塔，要修复这些铁塔将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计划在执行这项破坏任务的同时，由特工组的突击队在夜里对亨格里霍斯大坝进行袭击，控制该大坝几小时，并破坏大坝水闸。

但是破坏目标最多的州很可能还是纽约州。在这里，特工组沿特拉华河设有基地，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春天公园以及其他地点也设有基地，他们计划破坏整个州的电力供应，然后躲进阿巴拉契亚山脉。在查看十三处与五处的有关这些攻击目标的档案时，他们对所有目标进行的侦察的详细程度总是让米特罗欣十分吃惊。以纽约港（代号“花冈岩”）的档案为例，所列资料包括轮船停泊处、仓库、通信系统、港口人员以及安全程序的详细情况。而且像其他类似档案一样，该档案还详细标明了港口最薄弱的环节。

加拿大作为克格勃开展针对美国的“特别行动”的基地的同时，本身也是克格勃的一个重要目标。1959年，克格勃设在渥大华的情报站开始实施“雪松”行动，用了12年的时间对加拿大的炼油厂及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横穿整个加拿大到蒙特利尔的输油、输气管道进行了规模宏大而且十分详细的侦察。对每一个目标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拍照，并且标明了其最易受攻击的地点。同时在小比例尺地图上还清楚地标明了破坏行动最适合的进人路线及行动结束后的最佳撤退线路。

在北美开展的F 线行动只是一个更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在与北约的较量中，莫斯科计划在这些国家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分裂活动。他们还设想在仅次于战争的危机（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并没有给出具体定义）中，采取一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破坏活动。在欧洲，设在北约国家及一些中立国家（奥地利，瑞士及瑞典）中的情报站被要求每年制定破坏4 到6 个主要目标的详细计划。例如，1964至1966年，在西德的F 线（特别行动处）的“特别行动”计划包括以下目标：从威廉港到韦瑟灵的石油管道；威廉港和下普法芬霍文的油库和润滑剂仓库；设在布劳魏勒和罗默斯基兴及法伊诺村的主要变电站；不莱梅港的北约军事运输基地；联邦德国政府的战时掩蔽部；基尔的霍尔瓦德斯维夫特船坞和不莱梅在威悉河上的船坞；以及设在米绍的美军主要武器库。在中心的指示下，波恩情报站购置了联邦德国国防军士兵制服以及铁路职工、林场工人、猎场看守人及修路工人的工作服，以供执行破坏任务的特工人员伪装之用。特工组的空投地点选在黑森林和巴伐利亚地区。破坏活动所用的武器与无线电设备则被藏在目标附近的“窝点”里。特工组的标准武器装备装在专门设计的、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贮藏箱中，这些武器装备包括：炸毁铁轨的装备；一个“乌龟”型地雷和三个备用炸药包；4 个乌戈洛克装置（米特罗欣笔记中并没有指明用途）；专门设计的用来破坏高压电传输塔的主要支撑架的炸药；36米长的引爆导火索；2 个可延迟2 小时的“铅笔”型起爆器。每个隐藏武器的地方可能不止藏有一个武器装备贮藏箱。而无线电发射器与接收器通常是藏在不同地点，有时他们还为特工组提供当地的货币。例如，1965年8月，在波恩附近的特雷祖贝茨窝点即放置了10万德国马克；十年后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寻找这个地点，但一无所获，最后这笔钱也就只好注销了。

意大利被中心分为四个行动地区，每个行动地区都设有特工组的两个空降点和基地，这四个地区是：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区（空降地点设在威尼斯附近和米兰一都灵地区）；其余的北方地区（空降点设在阿尔诺山谷和里窝那一比萨一佛罗伦萨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特工组的所有空降地点都必须有大约IXI.5 －2 公里面积的平地，且不能有高大建筑。在每个行动地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被藏匿在经过考验的间谍所拥有的土地或建筑物中。无线电设备和钱则被藏在窝点里。罗马情报站受命去购买军人、警察、猎场看守人、铁路工人及林场工人的制服，以及空降地点附近居民的典型服装。为便于特工人员在意大利最北部地区的活动，当地的情报站受命设法弄到意大利军队驻阿尔卑斯山部队的徽章。特别行动处负责准备每个空降地点方圆120 公里内的所有电力传输线、石油管道、大桥、隧道以及军事设施的详细资料。中心还希望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抵抗组织成员能协助克格勃的破坏行动，为此特别行动处还准备了有关他们的四大卷资料。

克格勃五处对他们所有的目标国家都制定有类似的破坏计划。所有特工组的空降地点被称为“跑道”，而所有基地都被称为“蜂窝”。冷战最危险的遗留物就是克格勃为其特工组所准备的、暗藏的武器及无线电设备，这些武器装备至今仍散布在北美、西欧及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以色列、土耳其、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有克格勃在某些国家中的武器装备藏匿地点的详细记载。一些藏匿地点装有“闪电”爆炸装置，用以在藏匿点被别人强行打开时炸毁其中的武器装备，这种装置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实际上，可能已经有一、两个藏匿点引起了爆炸，只不过爆炸原因被错误地归咎于其他原因罢了。

1998年下半年，瑞士政府开始拆除米特罗欣所说的设在伯尔尼附近树林中的无线电设备藏匿点，在用水炮冲洗时发生了爆炸。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警告说，如果发现了这种藏匿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任何想移动（克格勃）贮藏箱的人都可能被炸死。”在比利时，三套无线电设备被安全地从克格勃的三个贮藏箱（代号分别ALPHA －l ，ALPHA －2 和ALPHA －5 ）中取出。由于克格勃在冷战时期藏匿的数目不得而知的无线电及武器贮藏箱十分危险，现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已经没有理由不对藏匿品所在国的政府说明具体的藏匿地点了。

十三处及其继任者除了利用克格勃情报站的特别行动官员执行特别任务或监督其特别行动外，它们另外还有一小批受过破坏技术和其他“特别行动”训练的特工，他们被不停地从世界各地的一个个破坏目标地送往另外的目标地。这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沃伊泰茨基（代号保罗）。他从1956年就开始接受特工训练，当时他年仅23岁。沃伊泰茨基的父亲，格列布。帕夫洛维奇。什利亚津在1937年苏联大恐怖时代的最高潮时期自杀了。他的母亲，索菲妞。达维多夫娜。鲁德尼斯卡妮是一名音乐教师。帕夫洛维奇自杀后她又和维塔利。潘捷列耶莫诺维奇。沃耶泰茨基——一位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导演结了婚。据沃伊泰茨基说，他真名叫“埃米尔。埃夫拉尔特”，他的父亲恩斯特。埃夫拉尔特是比利时人，他的母亲名叫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是个德国人。恩斯特。埃夫拉尔特从1933年开始就住在俄罗斯了；而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一位代号“拉格”的在比利时的埃诺省贝勒库尔社区工作的克格勃间谍为他们伪造了一份社区记录，这份记录显示保罗和他的这个并不存在的母亲从1943年10月15日至1944年12月14日期间在此地居住。有了这份有力的记录以及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特工处提供的伪造的身份证明，保罗于1962年11月8日用埃米尔。埃夫拉尔特这个名字获得了比利时护照，并且持此护照来到了英国。

1963年1月30日，沃伊泰茨基在多佛注册办公室与另一名克格勃特工尤利姬。伊万诺娃。戈兰科娃（代号弗吉尼亚）注册结婚，这样后者就可以申请真实的比利时身份文件，用来代替她以前持有的伪造的西德护照。在戈兰科娃的协助下，沃伊泰茨基开始全力为第十三处服务。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北爱尔兰，任务是在那里为特工组挑选空降和登陆地点。然后他侦察了在苏格兰的降落地点，同时还为苏格兰共产党的战时“抵抗运动‘组织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基地，准备了可以容纳大量破坏设备的窝点，查明了输油管道的薄弱环节和其他目标，并挑选了执行破坏行动的间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沃伊泰茨基还在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希腊、香港、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国执行过类似的任务（这很可能是执行破坏活动的特工的第一次世界旅行），1975年他成为特工教练。

虽然克格勃第一总局在60年代显著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但却越来越偏离了“特别行动”处的传统职业——消灭住在国外的“人民公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克格勃档案所记录的60年代到70年代的主要暗杀目标都是克格勃自己的背叛者，这些人都是在缺席秘密审判中以叛国罪名被处以死刑。

尽管追捕这些人可能在西方造成更多的不利影响，但中心仍决心不让这样一种信念在克格勃人员中扩散，那就是背叛者能够逃过他们应受的惩罚：克格勃必须加强对敌人及通敌者的憎恨情绪。那种认为情报部门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的怀柔政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会议上或是报告中，背叛有时也被称作是损失。损失的本意是行动上的失败，往往是敌人通过巧妙的引诱造成的。而背叛则不同，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通常会引发对背叛者道德上的宽恕，并会产生认为背叛者是敌人情报机关的牺牲品的想法。通改者必须受到惩罚。惩罚他们可以用以下的词句来形容：“人人都憎恨背叛者犹太”，“对于一只唯利是图的狗，应该在它心脏上插上一根铁钎子”，“背叛者就是自己的谋杀者”。

中心对于1961年12月赫尔辛基情报站阿纳托利。戈利岑的叛逃所造成的损失十分担心，从而下定决心阻止叛逃事件再度发生。由于没有意识到戈利岑越来越离谱的阴谋理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造成的混乱，克格勃将他的叛逃看成是一次严重挫折。他的叛逃促使中心对其在苏联境外消灭背叛者的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检查。1962年11月，接替谢列平任克格勃主席刚一年的谢米恰斯特内批准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三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班诺夫联合提交的一项关于实施打击“特别危险的背叛者的特别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鉴于这些出卖国家重要机密给敌人并对苏联造成重大政治损害的背叛者已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将在国外执行。

被列人死刑名单中的最早的背叛者是前苏军总情报局密码管理员伊戈尔。古森科，他在1945年叛逃到了西方。其余的都是近年来克格勃的叛逃者，他们是：阿纳托利。戈利岑、彼得。杰里亚宾、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彼得罗夫夫妇、雷诺。海哈年、尼古拉。霍赫洛夫和鲍格丹。斯塔申斯基。

谢米恰斯特内批准的计划授权第十三处训练杀手去执行这些背叛者的死刑。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后来升格为K 局）与第二总局进行合作完成下列任务：反间处负责追查背叛者在国外的行踪，第二总局主要负责监视这些叛逃者在苏联国内的亲人与朋友，监视他们的通信联络并对他们的住处进行定期检查。对戈利岑来说，克格勃希望他能从隐藏的地方出来，向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供证词，这样克格勃就有机会暗杀他。

1964年美国报纸上有报道称，曾出卖了威利。费舍尔（化名鲁道夫。阿贝尔）的前苏联特工雷诺。海哈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员被告知这起“车祸”是第十三处精心策划的。虽然实际上克格勃并没有介人海哈年之死这件事，但是大部分驻外情报官员都被自己上级的假情报所欺骗。中心即使是对自己的下属也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很少能成功地追踪到那些列人“特别危险的背叛者”名单上的人，而且即便是追踪到了，也很难想出没有风险的暗杀方法。

在20世纪60年代，要在国外消灭的“特别危险的背叛者”名单上又多了几个名字。其中第一个就是尤里。诺先科，他作为在苏联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代表团里工作的克格勃官员，于1962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秘密接触，并于1964年1 月叛逃到了美国。但是与1962年“特别危险的背叛者”名单上其他叛逃者不同的是，诺先科受到了监禁，并没有被处死。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监禁他的并不是克格勃，而是他所投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戈利岑声称，克格勃可能派出了不少假背叛者，企图促使西方对他产生怀疑。他说诺先科就是克格勃派出来的假叛逃者之一。可悲的是，听取诺先科汇报的人，如中央情报局反间处处长安格列顿真地相信了戈利岑的话。他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抓诺先科所讲述的内容中的漏洞和矛盾，例如关于他的级别问题方面的混乱上面。同时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诺先科的一些情报准确得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他正确地报告说，中心关于奥斯瓦尔德的档案显示，克格勃认为他心理上不够稳定，所以尽管他在苏联住过，仍不愿意把他当作间谍用。诺先科不附和戈利岑的阴谋说法，而中央情报局竟愚蠢地把他这一点当成是可疑的，而不是合理的。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反间小组的主管，皮特。巴格利说：“诺先科使得每件事听起来都没有戈利岑说的那么阴险。在我看来，戈利岑的话更可信一些。”因为审问他的人坚持说诺先科承认自己是克格勃的卧底，诺先科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关押了四年零八个月，关押条件非常恶劣，既不准他阅读任何书刊，也不允许他与外界接触。这个案件处理得如此愚蠢，如此错误，在美国情报史上还很少有先例。

然而克格勃并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诺先科抱有错误的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诺先科被单独囚禁在监狱中饱受煎熬时，中心正在制定一个计划，准备趁他和戈利岑参观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举行）时，由特工保罗将他们暗杀。

特工叶夫根尼。龙格（代号马克斯）和他的妻子瓦连京娜。拉什（代号吉娜）在1967年10月在西德投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况又一次有力证明中心仍然无法对其背叛者成功地进行追踪。按照给背叛者起侮辱性的代号的传统习惯，克格勃用“饭桶”这个名字取代了马克斯原来的代号。与在他之前的其他叛逃者一样，他在缺席情况下被秘密判处死刑。为了追踪并除掉龙格，在几个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机关的协助下，克格勃展开了“特列佐尔”行动，为了这次旷日持久的行动克格勃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却没有成功。克格勃对龙格在苏联和东、西德的50多个朋友及亲友进行了监视，他们经过苏联集团国家的通信都被打开进行检查，他们的家都被窃听并被秘密搜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启动了一项代号“眼镜蛇”的支援行动，企图感化瓦连京娜。拉什的姐姐雷娜塔。路德维希和她的一个住在西柏林的亲戚恩斯特。布赫霍尔茨。但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他们仍没有成功，“眼镜蛇”行动最终只好取消了。

克格勃同时也在寻求其他苏联集团国家情报机关的帮助，希望找到一个能在北美对龙格实施暗杀的杀手，因为克格勃认为他藏身在北美。中心比较满意的是一位出生在匈牙利的西德罪犯，代号“美洲虎”。他是被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招募来对反共的匈牙利流亡者开展“特别行动”的。1968年7 月1 日，“美洲虎”炸毁了在慕尼黑出版流亡者刊物的“多鹅河印刷厂”。同时他还在两家匈牙利移民报社的编辑部里放火，致使其中一家停业。为此，他从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那里得到了4万匈牙利福林和1000西德马克的报酬。克格勃对“美洲虎”在慕尼黑的“特别行动”十分满意，决定雇佣他进行“特列佐尔”行动。“美洲虎”看了龙格和他妻子的照片，同意为克格勃服务。但是，当他去了美国后，就拿着克格勃给他进行活动的钱失踪了。在他失踪后，中心向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询问他们是否与美国的黑帮或是黑手党有联系，看看能不能收买他们当中的人去干掉龙格。但是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都找不到合适的杀手。

在消灭主要背叛者的同时，十三处和五处同时也负责对那些罪不致死的背叛者实施轻一些的处罚行动。1962年11月，他们制定了一项针对背叛者，世界著名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列耶夫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努列耶夫是1961年随基洛夫芭蕾舞团进行巡回演出时，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叛逃的。在他叛逃之后，克格勃立即展开了恐吓行动。在他为西方演出公司进行的第一场主要演出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一部巴黎版的《睡美人》中的“蓝鸟”角色，这时他同时收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师的信，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努列耶夫去意已决，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台……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乌”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

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1962年2 月21日，努列耶夫与玛戈特。芳廷联袂在伦敦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举行浪漫芭蕾舞剧“吉赛尔”的首场演出。这场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对那些看过这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的人来说，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已经诞生了，从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的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令中心十分生气的不仅仅是人们居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叛徒给予了这么高的赞赏，更可气的是努列耶夫几个月后就发表回忆录，声称自己在西方“投奔了自由”。虽然1962年11月制定的针对主要背叛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过弄断努列耶夫的一条或两条腿的计划（但并没有得逞）。

1970年夏天，与努列耶夫同时代的一位著名舞蹈家纳塔利娅。马卡罗娃，乘基洛夫芭蕾舞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剧院演出时叛逃了。克格勃在她的叛逃报告中把她描述成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品质低劣”的人。但实际上，她出逃的主要原因和努列耶夫一样，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大的自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与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在一份联合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可以找到对努列耶夫下手的方法，而且在这个方法中又没有明显的克格勃参与的痕迹，那么对马卡罗娃女士也应该实施相似的行动。当然，像通常一样，在他们的备忘录中，对这些身体伤害的描述用的都是非常委婉的官僚语句：根据对努列耶夫先生采取的旨在降低他的职业技能的特别行动的结果，（克格勃）应该考虑对马卡罗娃女士也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对她即将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演出造成消极的影响，并使得这种影响显得是她所投奔的国家造成的。如果英国宣传机构积极行动起来点利用她提供的资料抵毁苏联的话，则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心找到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一名隐藏在马卡罗娃要去演出的公司中的间谍的帮助。有一次，由于后台布景中的一根横梁突然落下，致使马卡罗娃受了一些轻伤。但是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事件到底是克格勃针对叛逃的芭蕾舞演员采取的第一次险些成功的“特别行动”，还是只是幕后工作人员笨手笨脚造成的失误。

1960年，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中心所宣传的唯—一次成功的暗杀行动——暗杀海哈年——也完全是一个骗局。而纳塔利姬。马卡罗娃的轻微受伤与克格勃有关也只是一种可能。然而更可能的是，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的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

附录1：

拆除“闪电”爆炸装置指南克格勃第一总局S 局向各情报站下发的从装有爆炸装置的贮藏箱中取走无线电发射器的正确程序如下：

l.从土里将贮藏箱挖出时，注意千万不要轻易碰到手柄。挖掘时，要将贮藏箱的带有手柄的表层全部露出地面；取走盖在贮藏箱上的木板和胶合板。

2.只有在拆除了爆炸装置后，才能转动手柄，使贮藏箱倾斜，将其从洞中取出。

3.为了拆除爆炸装置，必须有一节3.5 伏以上的可装在0 袋中的电池。在电池两端接上两根大约30－50厘米长的电线，电线头上装上探针（钉子或针）。

4.在没有将贮藏箱从洞中取出的情况下，将电池的一端接在贮藏箱箱体上，而另一端则接在贮藏箱左边（从贮藏箱盖正对操作者的角度而言）的锁上。在接线之前必须将贮藏箱及锁上的油漆除掉。

5.与电池接通之后，将会听到贮藏箱内部发出“咋”一声；这说明爆炸装置已经被成功拆除。如果没有这种声音，检查连线的接点并重复拆除程序。

6.如果拆除程序重复后，仍没有听到“咋”声，严禁从洞中取出贮藏箱，而且洞必须重新掩埋好。

——打开贮藏箱拆除双向无线电中的电子起爆器；——打开挂锁，并用藏在贮藏箱内的钥匙打开贮藏箱的盖子。拧开四个螺丝，拆除包在几十个包装内的双向无线电装置上方的金属罩；——切断贮藏箱与ALIOT 包装之间所有的电线，将整个包装盒从贮藏箱中取出。

附录2 ：

伯尔尼情报站设置的装有爆炸装置的无线电设备藏匿点示例1966年5月15日，克格勃驻瑞士伯尔尼情报站展开了一项行动，将一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号码为62447 ／2329的BR－3U型间谍用无线电发射器藏到在一个代号“第三窝点”的隐藏点。1972年7月，该情报站接到命令要求检查发射器隐藏的地区并筹划将这一装置取出的行动。S 局将通往这个窝点的路线以及窝点的具体位置通知了伯尔尼情报站：第三藏匿点沿阿旺什公路离开弗里堡。离弗里堡大约6 英里远的地方，该公路穿过贝尔福镇。

当你离开贝尔福镇时会发现在路的右边有一个农场。在离农场大约100米的地方，右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一座小山上的树林。这条小路的入口刚好正对着一个铁路叉路口。

沿小路一直走到树林边，那里有一个被树木掩盖的小教堂，教堂里有一幅圣像以及供人们坐的板凳。

在树林边上有一条小路从教堂旁穿过。从小教堂左边（从正对小教堂的方向而言）沿小路走55步。就在这里，你会发现你的右边有一个刻有FC字样的石柱，在石柱的左边有一棵大松树（J 、教堂与石柱间仅有的一棵）。现在从，J 、路边上开始数步。从，J 、路的右边走，穿过松树和石柱，走36步后，你将会发现自己在两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之间，这是这里仅有的两棵大树。两棵大树相距仅3 步。两棵大树之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藏匿点。

如果没有汽车，可以从弗里堡乘火车，在贝尔福下车，然后步行到藏匿点。从贝尔福火车站到藏匿点大约有1500米。

藏匿点内有三样东西：一个手提箱，一个防水包裹和一块石头。

手提箱上装有爆炸装置，在被放入藏匿点之前，该爆炸装置已经由“闪电”系统启动。

在手提箱的上面有一块木板，在藏匿点被打开时用来保护手提箱的手柄不受碰撞。

在靠近藏匿点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玻璃坛子被埋在地下30厘米处，在手提箱上方有一根15厘米长的金属线垂直插入地下，金属线上端距离地面5 －7 厘米。放置这些东西的特殊作用就是用来检查是否有第三者打开过藏匿点。同时，也可以在挖掘时作为标记。整个藏匿点的深度是1 米。手提箱中装的是BR－3U无线电发射器。

检查过该地区之后伯尔尼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因为缺少用来覆盖的树叶，很难掩盖挖掘的痕迹。而且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借口让实施操作的官员在藏匿地区呆上一、两个小时，因为那很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S 局最后向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导建议放弃这个藏匿点，部分原因是难于挖掘，部分原因是因为“闪电”爆炸装置的保存限期已过，这可能会使得取出无线电发射器的工作十分危险。中心最后批准了这个建议。

1998年12月瑞士联邦警察按照米特罗欣档案中的上述搜索指南，最终挖掘了这个藏匿点。正如特工处所预料的，“闪电”爆炸装置已经很不稳定，用水炮一冲就爆炸了。

附录3 ：

罗马情报站设置的无线电藏匿点示例

1.通往“梅热泽尼”藏匿点的路线及藏匿点具体位置说明1962年4月15日，一台号码为609072／9126的BR—3U无线电发射器被装在防水包裹中，藏进了“梅热泽尼”藏匿点。

“梅热泽尼”藏匿点位于距罗马30公里的阿尔巴诺湖和内米湖之间的一片树林中，具体位置在从罗马到韦莱特里的公路的右侧，距离维亚代拉吉大约50米的地方。从亚壁古道离开罗马，出行17公里后（钱皮诺机场的最南端）向左转，进入通向韦莱特里的维亚代拉吉。沿着维亚代拉吉向前直到13公里里程碑处，然后再沿同样方向从里程碑处往前走120 米，那里有一条大路向右直通一片树林。

沿着这条路走90米会有一处叉路口 ，选择右边的那条，右边的这条小路的入口处距离大路上的四块大石头10米。

这两条小路分别通向小山的两侧。从叉路口选择右边的小路走15米后向左转，向山上爬7 －8 米。山顶和山坡上到处都是挖完树后留下的大坑，其中有四个大坑紧紧相连。放置贮藏箱的藏匿点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坑，旁边是一个不规则的8 字形的大坑。从大坑的底部，朝着小路分叉处的方向挖有一个小洞，装有双向无线电设备的大箱子就放置在洞里。坑里填了一些泥土和石头，厚度为55－60厘米。在洞里藏好箱子后填土到25厘米时设有第一个标记：两条斜插过该点的绿色电线，然后又填上50厘米的土，放着一根斜插过该点黄色电线。然后上面再填上55－60厘米厚的土。在坑的对面有一块大石头。

如果从罗马出发，维亚代拉吉和阿里恰一罗卡迪帕帕叉路口到通往树林大路的距离是1450米。（考虑到藏匿点所藏物品可能已经开始损坏，已不太安全，罗马情报站于1970年2月6日掏空了这个藏匿点。）

2.通往马里诺藏匿点的路线及藏匿点的具体位置1662年9 月20H ，有两件东西被放入了马里诺藏匿点：一本记载着取出及包装双向无线电设备的方法的笔记本，一个装有双向无线电操作指南及双向、单向联络计划的胶囊。所有材料都用英文记载在软胶片上。

马里诺藏匿点就在一棵古树的巨大根系的缝隙中。

藏匿点位于离开罗马后沿维亚代拉吉前行6 ／k 里处。顺着罗马到阿尔巴诺的公路，然后左转进入维亚代拉吉，前行6.3 公里。从6 公里界碑处，公路在马里诺村前有一个急转弯。在弯道中部，公路左右两边各有一条没有铺碎石的乡间小路。公路与右边的小路之间有一块地方长满了高高的灌木。在这些灌木当中，距公路约25米处有一棵古树。马里诺藏匿点就在这棵大树下，在背向公路的一边的树根下距地面约25厘米的地方。

两样东西都用玻璃纸包着，放在一个18X10X4 的金属盒中，盒子的边上已经被用绝缘胶带封起来。所有东西都被泥土覆盖，上面还压了一块石头。（1970年2月7日，罗马情报站腾空了这个藏匿点）

由于数目不得而知的藏匿点都设有爆炸装置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公开克格勃无线电设备及武器装备藏匿点的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