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灭魂狂飙技能介绍:权威失信和多元传播

在信息对称方面，公众永远都是弱者。所以，掌握公权力一方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就成为杜绝或减少公众恐慌的解压阀。事实上，从这些年多起恐慌事件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个“解压阀”并不总是那么灵光。

2010年，蜱虫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虫子。当年9月，河南、山东等有多人被蜱虫咬伤后不治身亡，引发当地百姓恐慌，全国其他地区也是谈蜱虫色变。而事实上据中国之声报道，在河南信阳，蜱虫咬人致死的情况一年前就已经爆发过，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面对患者、死者家属的投诉，当地卫生局以保密为由不予重视。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2009年的深圳。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年年底，深圳连续发生多起小学生被绑架的消息以网络和短信传播的方式蔓延，在学生家长中产生集体恐慌。但由于绑架案件的官方消息姗姗来迟，很多家长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对于重大安全事件以保密或其他理由拒绝向公众披露信息，无疑只会助长恐慌情绪。2010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紫金矿业，就是以“担心引发恐慌”为由，直到污染发生9天后才将事故公之于众。而彼时，周遭河段生态环境已受影响。

而在江苏响水，2011年2月因误以为生态化工园区发生爆炸，导致方圆十多公里内上万名群众惊慌出逃，引发多起车祸，4人死亡(详见本版头条)，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民众的反应并非没有来由，当地之前曾发生两起事故，当时县政府皆先称是“谣言”。

政府信用的缺失，无益于缓解恐慌情绪，而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信息不当，甚至反而可能加剧恐慌。去年北京市政府推出的缓解交通拥堵政策，就引发了这样的恐慌。政策出台之前，小道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一时间，市民纷纷抢搭末班车，恐慌中的购车热潮蔓延全市。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中国人的恐慌史后会发现，网络和手机短信已经成了这十年恐慌蔓延的主要载体。现代化传播手段为流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恐慌也往往会因此跨地区甚至是跨国蔓延。日本大地震后的这次抢购食盐风波，就已经波及了在美国的华人，后者大都是听到国内亲友传递的消息后自己或帮国内朋友购买食盐的。

心理专家说，人是群体性动物，害怕为群体所抛弃，有正确认知世界、得到群体认可的基本要求。这决定了跟随众多人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是，当一窝蜂的从众心理与现代化的传播渠道相遇，如果政府相应的信息公开稍微有所欠缺，恐慌呈几何级蔓延就会成为必然。

一个谣言如何演变为恐慌：“江苏响水万人大逃亡”往事始末

在各类信息交错汇集中，响水县国道、省道、县乡道上，逃亡的人黑压压一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兆权发自南京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对于经历了那场恐慌的人们来说，一切却仿佛就在昨天。

本是一个静谧而安详的夜晚，却因一则所谓爆炸性的“消息”引发上万人惊慌出逃。2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在江苏响水县上演的“大逃亡闹剧”最终导致4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事发全程不过六七个小时。

谣言伊始

2月9日晚，响水县陈港镇大湾村村民刘洪昌和往常一样，给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的一家化工厂运了几车土。晚上10点半左右，他突然发现厂区内冒起了白烟，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比平时更加刺鼻的气味。

“不好，又出事了。”刘洪昌顿时紧张起来。他家所在的大湾村与化工园区仅隔一条马路。2010年11月，园区一家企业发生氯气泄漏，30多名工人中毒。2007年，化工园区还发生过一次伤亡达50人的爆炸，村民们当时感觉“像发生了地震”。

感觉“出事”的刘洪昌随即给几个正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打电话，提醒他们：又有氯气泄漏了，“赶紧往上风的方向跑”。随后，牌局立刻中止，大家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可怕的消息”通知家人、亲友。

事后，刘洪昌这个电话被响水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大爆炸”谣言的源头。

散布传播

很多村民回忆，自己当晚是从被窝中被惊醒的。

谣言以电话、短信、论坛帖子等方式在不同的人际网络中飞快地传播，整个响水县的手机网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只有小灵通尚能接通。

双港镇塘港村村民潘东记得，“移动电话打不进去了，都是占线，家家都在打，固定电话都没人接”。

在响水县城一家婚纱店从事数码设计工作的村民小胡接到的预警电话，居然来自数百公里外的无锡。“快逃命吧，化工厂又要爆炸了，我亲戚说陈港镇的人都快跑光了。”她在无锡打工的好友焦急地说。此时，凌晨3点多钟，惊醒的小胡并没有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她家距离化工园区只有10分钟车程。她立即拨通父亲的电话，让父母赶快到县城来。

恐慌出逃

2月10日凌晨2点左右，响水大逃亡达到高潮。据响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周厚良介绍，当日加入逃亡大军的人涉及陈家港镇、双港镇等4个乡镇的30多个行政村，超过一万人。

风声并不是没有传到化工园区。也正是从凌晨2点开始，陈家港生态化工园区的环保热线涌进了大量电话。“化工园区的大和氯碱厂是不是氯气泄漏，马上就要爆炸了?”附近村民接二连三地焦急问询。

化工园区管委会负责安全的张副主任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家赶往园区。这里聚集了48家化工企业，按规定，平日里为确保安全，由张副主任带领24人分三班，每天不间断地进行安保监督工作和相关设备检测。

“当时，经过我们仔细排查，园区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发生氯气泄漏，并有爆炸迹象。我们不断跟村民解释，可根本没人听。”推搡与吵嚷下，园区工作人员的劝阻无济于事。

而潘东在打了另一个电话后更加坚定了要逃亡的决心，他是跟当地派出所值班的朋友通了电话，朋友告诉他“可能发生了爆炸”。

就是在各类信息的交错汇集中，响水县国道、省道、县乡道上塞满了人。村民们回忆说，当时到处都是逃亡的人，有开小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电动车的，还有徒步行走的，黑压压的一片，场面十分混乱。

陈港镇王商村村民蔡凤英后来描述说，她一家九口人摸黑奔跑，由于走得匆忙，孩子少穿了件毛衣，冻感冒了。而那些骑摩托车的人，很多发生冲撞，摔得鼻青脸肿;还有人电瓶车没电了，便干脆把车扔在路边独自往前跑;还有汽车和拖拉机发生碰撞的场面，“现在想想还是很害怕”。

众多事故中，潘东一家人的遭遇最悲惨。他带着家人搭上了邻居亲戚开来的农用车，农用车上后来总共挤了二十多人。天黑下雪，车子不幸坠入村边的河沟，包括潘东3岁孙子在内的4人不幸遇难。

等到天亮时，多数群众已跑到了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

阴影未散

响水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份情况通报说，事件发生后，响水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召集相关镇区和部门进行会办，落实人员，现场调查事件发生原因，深入村组稳定群众情绪，维持交通秩序。同时，通过手机短信、政府网站、电视台、电台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县政府发言人周厚良表示，“通过我们调查证实，这个事件是一起纯属由谣言传播而引起的群众恐慌的事件”。

大约从10日早晨6时左右，有关“没事了”的说法再次经过口口相传，“逃亡”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

周厚良介绍，为切实降低事件影响，10日上午，县委县政府一方面继续组织干部深入农户，挨村逐户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电视、网络、广播进一步向群众说明真相;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说明事件真实情况，引导舆论，以正视听。

根据县政府2月13日的通报称，2月12日， 2名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殷某被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朱某、陈某被行政拘留。

但“谣言”的澄清与问责，没能彻底削减村民们的恐慌。双港镇塘港村村民张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要爆炸，我还是会跑，先跑再说，保命要紧。”

对此，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笪素林认为，当地政府发展化工产业的指导方针没有错，也相信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离群众的心理期盼、离化工园区附近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大量村民长期对化工污染的恐惧心态，就是很好的说明。“化工项目在引进之初，政府就应考虑如何消除民众的恐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并把这些措施提前告诉民众。”笪素林说。

恐慌心理的探源与应对

社会：恐慌考验社会安全网和政府公信力

【作者】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越少，自我保护的反射就越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防辐射而去“抢盐”，看似荒唐，但背后折射出不少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所有的“抢盐”都是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中国人一直有抢盐的习惯，一旦看到物价上涨的风头，大家首先去抢盐。上世纪八十年代，盐价、油价经常涨，抢购行为并不少见。

人群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反理性的方式来做的。比如买盐，别人去买的时候你不去买，万一真卖完了而你又需要，那你就吃亏了，家里可能无“盐”以对，那不得去求别人要盐了吗?所以，有这种思维的人是理性的;还有些人在别人越不理性的时候，他越反理性地去抢购，可能获得一些投机，这在股票方面非常明显。大家抢购盐时，就有游资炒作，把盐业股票价格抬高。

不过除去反理性的方式，恐慌行为都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对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确保安全与否，个人保证个人的利益。

通俗地讲，社会安全网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比如没有盐了，谁家有盐可以帮上忙。过去，这种社会安全网依赖于乡委会、村委会、单位，现在，城市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很少走动，相互间也不愿“求”人。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比较少，这使得人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灾难面前，日本人比中国人显得“镇定”很多。一方面从灾害应对来讲，日本对灾害管理的常规化程度比较高，他们经常有常规化训练，灾难面前不容易着急;另一方面从社会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平时有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够让参与其中的人认同感较高，在危机面前这些社会组织就能起到削减恐慌的作用。因此，发展公民身边较多的、可依靠的社会资本(比如民间组织的建设)，让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类似于“抢盐”的集体行为，关键时刻政府只能选择做两件事，一是告诉老百姓专业性的知识，辟谣;二是整顿规范市场，稳定食盐供给。

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请专家解释科学知识，但我们很多专家说的话往往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专家说核辐射影响不了中国，但是结论说得太坚决，容易引起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辟谣确实要传达给公众客观和现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就让大家接受科学的知识，或者让老百姓习惯于一些不确定风险。如果平时很安全，忽然面对风险，那么公众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会出现恐慌行为。

当然，很多恐慌与灾难有关，还有很多恐慌与政府自身政策有关，比如“限购令”下的购车、购房恐慌。这与政府公信力不足有关。

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谣说买机动车不会限号，但后来又有限制政策出台。现在核专家说中国的核电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关部门就要求对核电站全部进行检测。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缺乏一个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总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说话，而我们经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话成了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但一旦发现政府进行政策变化并会来回折腾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低了。

所以，政策本身的出台过程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可信度都是通过相互质疑和辩论提高的。只有公众充分参与决策的讨论过程，社会安全网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效用，而政府公信力也才能逐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