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惟依无圣光种子:记刘桂五烈士——“亡国虽生何乐 殉国虽死犹荣”

——记刘桂五烈士

秦奎一  杜广权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在古城西安的革命公园革命亭内举行了一个空前隆重的追悼大会。会议由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及各界人士三千多人临祭。会场内摆放花圈和挽联六百多件。虽然，摆在首位的是蒋介石的挽联，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朱德与彭德怀联名，而由朱德同志亲书的挽联：“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呈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思魂。”蒋介石的挽联是：“绝塞扫狂夷，百战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魄拟睢阳。”享有这极尽哀荣的是东北军骑兵六师少将师长刘桂五。

刘桂五，字馨山。他高高的个子，黝黑的面庞，深陷有神的眼睛。看得出，他是一位勇敢坚强的爱国军人。一九O二年七月四日出生在原热河省朝阳县（今辽宁省）六家子乡八家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仅读了二年私塾，便在家务农。一九二四年到宋哲元部当学兵，后参加热河地方军阀白风翔的部队。历任排、连长。一九二八年白部接受了东北军的改编，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六旅，调到黑龙江北部戍边，刘桂五为少校连长。一九二九年中苏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刘桂五荣立了战功，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桂五奉命率部撤到关内，先后在河北、陕西及甘肃等地驻防。一九三四年刘桂五被选入庐山军官训练团，于第三期毕业。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到西北打红军。由于刘桂五爱国意识很强，因此，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曾向张学良请缨，要求率领五百士兵，回热河敌后对日作战。正当刘桂五的思想处于傍彷徨苦闷之际，是党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前程。

一九三五年冬，东北军进行整编。成立了骑兵军，由何柱国任军长，黄显声任副军长，军部驻甘肃庆阳县西峰镇。刘桂五仍任骑兵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驻释马关一带，距西峰镇三十余华里。黄显声是东北军中赞成我党抗日主张，最早靠近我党的爱国将领。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我党的地下党员。如：东北军中，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公开身份就是黄显声的秘书。王再天同志是张学良派驻骑兵军的联络参谋，他也是我地下党员。刘桂五先后结识了这两位同志，虽然最初刘、王还没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抗日救国的思想基础，所以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交往很密切，常在一起抨击时弊，由于刘澜波等同志的帮助，使刘桂五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提高，在一次交谈中，刘桂五十分激动地说：“咱们的枪炮来自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汗，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九· 一八’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咱们不战而退，眼看着东北同胞当亡国奴，咱们这些守土有责的军人，为什么还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东北大好河山白白丢了！… … 。刘桂五的这种思想在东北军中很有代表性。在慷慨陈词，无限悲愤之余，刘桂五也流露出辞官归隐的思想。王再天同志指出他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并开导他说：“你辞职交枪回家后手中无枪无兵怎么抗日呢？象你这样有爱国正义感的人，掌握的兵马越多越好。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大家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一席话，有力地启发了刘桂五。刘澜波、王再天还经常借给刘桂五一些进步书刊，并向他宣传我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刘桂五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成为我党政策主张的拥护者，他特别赞赏我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有一次他对好友陈大章（骑三师七团团长，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说：“……过去咱们军人只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叫咱们不抵抗，咱们就不抵抗，结果丢了东北三省；叫咱们打红军，就打红军，这是敌友不分，是糊涂透顶的大傻瓜。”这段话足以反映出他思想认识已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主动帮助和掩护过学生队的爱国活动，使打死特务的几名学生逃脱敌人的追捕。

刘桂五领导的十八团是骑兵六师的主力，刘桂五与师长白凤翔又是患难之交。所以刘桂五思想觉悟的提高，对白员翔及全师必然产生强烈影响。又加之黄显声思想进步，所以骑兵军很少与红军发生磨擦，特别是骑兵第六师，经过多次交往，与红军形成了友军关系。

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军代表朱瑞同志与骑兵六师代表，经过秘密会谈，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协议第一条便开宗明义指出：“亡国灭种的惨祸已迫在眉睫”。并明确协议两军“在抗日救亡的无尚任务下，作成亲密的联盟，并从今日始一致确定这一联合”。第二条，骑兵六师还向红军做出了“不受命进攻红军”和互通情报等四项承诺。

这一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浸透着刘桂五的心血。

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十分赞赏刘桂五的思想和作为。因此，多次建议陈大章（曾给张学良当侍卫副官达十年之久，与张学良个人交谊甚厚），把刘桂五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工作。陈按刘、王同志的意思办了这件事。这为后来刘桂五在西安事变中荣立首功，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秋，刘桂五到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举办的由张、杨两将军兼任团长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学习。

张学良还在东北军中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刘桂五也参加了。学习期间，刘桂五刻苦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得张学良的赞许。毕业后，刘桂五曾去见过张学良，张问他学习后有何体会，刘说：“这次训练团办得好，比庐山军训团好。王曲军训团教育内容是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这次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在一起学习，双方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有了共同语言。”张学良表示很满意。从此，张学良对刘桂五加深了信任。后来，刘桂五即被留在侍卫副官处工作。这时的西安已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率领文武大员和亲信保镖队伍宪兵三团亲临西安，坐镇临撞华清池，摆出了与张、杨两将军最后摊牌的架式。强迫张、杨执行他的“剿匪”计划，张在多次“苦谏”、“哭谏”无效后，也只有实行“兵谏”这最后一招了。在此历史重要关头，张学良决定对刘桂五委以重任。

为了进行“兵谏”，十二月八日，张学良把刘桂五从固原召到西安，在他的公馆西楼，单独和刘桂五进行密谈。

张试探说：“我要派一个人去执行一项任务。考虑了很久，认为派你做最合适。但这项工作很危险，甚至牺牲生命，你觉得怎样？”刘当即表示自己不怕死。张问刘为什么那样勇敢而且不怕牺牲，刘说 ：“我胆大枪法好，打枪不用瞄准。在黑夜里，只要敌人打枪冒火亮，我就能对着亮打过去，保证把敌人打死。所以，短兵相接打夜战，是我的拿手好戏。”张学良很满意，决定把捉蒋重任交给他。

为使刘桂五熟悉蒋介石的住所环境和认识蒋介石，当日下午张学良即带刘桂五去临潼以请命的名义到五间厅面见了蒋介石。让刘有意识地察看地形。张向蒋介石介绍说：“他就是我说的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热河人，他要带兵回热河去抗日，今天来向总司令辞行，请作指示！”张学良退出后，蒋与刘单独谈了半个小时的话。蒋假惺惺地对刘桂五慰勉了一番，最后说：“你回热河后，经费方面有何困难，可给我来信、来电报。”刘桂五一方面随机应变地回答了蒋的问话，一方面机警地观察了蒋的住所环境。当日晚张学良又与刘桂五交换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刘桂五认为华清池有宪兵三团守卫，警戒森严，必须突然袭击，猛打猛冲，速战速决，才能冲进华清池把蒋介石捉住。

因此，他们共同商讨了具体可行的捉蒋办法和步骤。当即决定刘桂五与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共同担负“捉蒋”任务。并从卫队营和白、刘的警卫中挑选了九十余名精兵，组成了一支精悍的“捉蒋”突击队。＋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在公馆又召见了刘、白、孙三人面商“捉蒋”机宜，把捉蒋突击队的主力，提前埋伏在临潼附近的霸桥镇。张学良谆谆叮嘱刘、白、孙三人同心协力完成“捉蒋”重任。刘、白、孙向张学良表示了必胜决心后，便一直留在张公馆待命。

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张、杨两将军招待南京诸大员的夜宴方散，立即调兵遣将开始行动。十二日子夜，张、杨两将军联合召开了两军的高干会议，宣布了兵谏计划，然后便部署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除总的兵力部署外，又命令一O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率部封锁华清池、临潼车站和西临公路。又令原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的卫队营营长王玉攒率部协同刘桂五等完成“捉蒋”任务。

十二日凌晨两点，白、刘、孙三人带领全副武装的卫队营，从西安出发到霸桥镇与埋伏那里的士兵会合。由白凤翔做了简要动员讲话后，立即乘车直奔华清池。

在华清池门外，遇到蒋介石的警卫队猛烈抵抗。白凤翔在门外汽车上统一指挥，刘桂五、孙铭九带队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冲进了华清池。

时间已是清晨四点钟。

当他们冲进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时，只见室内空无一人，蒋的军装、鞋袜都在，桌上杯中放着一副假牙，再摸一下被窝还有余温，这都说明蒋并未逃出多久。

通过电话，他们向张学良报告请示，张学良判断，蒋可能躲起来了，就命令严密封锁，仔细搜查。白、刘、孙带领官兵在五间厅内外，骊山上下到处寻找。在搜山过程中，一个士兵忽然发现石洞里躲藏着人。待捉住盘问时，开始蒋不承认，后有人认出是蒋介石。白、刘、孙三人请蒋上汽车回西安，蒋站立不动，不肯走。当时，天已大亮，大家看蒋赖着不动，也不说话，刘桂五只好说：“趁着蒋委员长还活着，咱们大伙把他抬上汽车吧！”于是七手八脚，有的抬，有的推，有的抱，总算把蒋介石装进了汽车。在回西安的路上，刘桂五和白凤翔分别坐在蒋的两侧、孙坐在司机身边。卫队营官兵、侍卫副官及其他捉蒋人员坐在军用大卡车上，直奔杨虎城的绥靖公署。

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捉蒋”任务。

在这次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事件中，刘桂五立了头功，并被提升为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

一时间，刘桂五成为西安城的风云人物。在这个事变中，刘桂五还捉住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他是“一·二九”事件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刘桂五处决了他，真是大快人心。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共同努力，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被释放后却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东北军被调驻各地。刘桂五的骑兵六师驻防蒲城，不久又调往渭南。

经过西安事变，终于赢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一九三七年“七 · 七”事变后，首先组成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挺进先遣军”。其宗旨是“挺进热河，收复东北，驱除日寇，光复中华”。刘桂五的骑兵六师，做为主力，编入了挺进先遣军。

刘桂五参加马占山的抗日挺进军，终于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可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了。在给他兄长桂中的信里说：“弟此次出征抗日，不成功则成仁，成功则到老家相会，成仁则到九泉相见。望兄安心理家，勿以弟为念。”

在挺进军期间，他与在该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邹人鹏、栗又文及关梦觉等进步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刘率部自潼关渡河，十九日抵达大同与马占山会合。

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刘桂五率部在大同、丰镇一线与日伪军作战，由于挺进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除刘桂五师战斗力较强外，其他部队战斗力都较弱，又加上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因此在日伪军强大火力进攻下，九月十一日，天镇、阳高相继失守，大同亦告急。因此，总部及辎重均退到官村。

十四日，自隆盛庄归来时，闻丰镇失守，立即命令辎重及总部办公人员退到绥远以西七十里处，刘桂五亲自率部在苏集堵截敌人。九月十七日刘桂五率部在平地泉与敌人激战三日，虽屡挫敌锋，但终因寡不敌众，挺进军继续后撤，十月一日撤入绥远境内。刘桂五率十七、十八两个团，在绥东旗下营一带布防，准备抗击入侵之敌。副师长王景阳率十六团驻包头。十月六日敌人以伪军三个师的兵力和五百名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大举侵犯绥远。在旗下营一线激战了三天。八日敌人在八架飞机和十三辆坦克助攻下，向挺进军阵地疯狂进攻，一日之中主阵地被敌人占领三次，又均被夺回。九日王景阳率十六团来支援，激战一日阻击敌军不能前进。十日绥省国民兵司令李大超亦从包头返回绥远声称协力死守，刘桂五把城防交给他负责，将六师战斗官兵均开到前方。敌方炮火猛烈，白天作战不易取胜，当即与王景阳师长密商夜袭方法，王师长很赞成，当夜十点刘桂五率骑兵，王景阳率步兵分两路，出敌不意，偷袭了敌人阵地，敌人后撤了七十里，退到卓资车站。敌人因受重创不敢反攻，严守待援。

敌人在与骑兵六师的作战中屡屡碰壁，狡猾的敌人在十一日与骑兵师作战的同时，又派出五百骑兵绕道袭击归绥城南的凉城。十二日敌军占了凉城。这不仅使省城受到威胁，也使骑兵六师的阵地形成了腹背受敌之势。马占山于十三日撤出归绥，刘桂五率骑兵沿大青山山路西进。十五日刘桂五奉命率部向五原转移。半月激战，骑六师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歼敌六百余人，击毁敌坦克三辆，铁甲车一辆。同年冬，刘桂五率部在五原、东胜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敌军向准葛尔旗出兵，侵占该旗王府。马占山任命刘桂五为总指挥，率部及第二、第三旅于二月六日夜出发，八日拂晓围攻王府之敌，激战至暮，毙敌二百余名，敌人不支，突围逃走。刘军缴获大批弹药，从此，敌军不敢再犯伊克昭盟。马占山留下骑六师王副师长留守，自己与刘桂五率精兵过黄河，伺机进攻归绥、包头。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自喇嘛湾渡河，四日拂晓，刘部攻克托克托县城，六日扫灭萨拉齐之敌，直趋包头。敌人早已听说刘桂五的军队锐不可当，他们集中兵力，严守归绥、包头。马占山、刘桂五采取避实击虚策略，冲过平绥路，径直进取百灵庙。敌人急忙调集援军，各路堵截，并用铁甲车一百辆、飞机三队、骑兵两师跟踪追击。

四月二十一日刘桂五与马占山宿营在百灵庙西南黄油杆子村，敌人铁甲车队追到，刘桂五率队迎敌。激战到二十二日早晨，因与敌人战斗时，警卫队被打散，马占山只身走脱，刘桂五率部迎敌，一直战斗到中午，击毁敌人铁甲车三辆，毙敌联队长龙野及部下百余名。

刘桂五在突围时，中了敌人炮弹，腿部负了伤。当下属劝他到后方疗养时，他大声疾呼：“我临阵后退，何以对东北父老！”伤口经包扎后仍指挥战斗。一直激战到傍晓四点多，忽又一颗炮弹炸穿刘的腹部。当士兵来救他时，他自知已无生机，恐连累别人，厉声喝叫别人赶快突围，不要管他，终于壮烈阵亡。时年三十六岁。

敌人发现了刘桂五的尸体，欣喜若狂，立即割下了刘桂五的首级，向上献功，并进行了大肆宣传和诬蔑。

敌人撤走后，刘桂五的侄儿刘大光和士兵，在乱尸堆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盛殓后辗转月余，才在五月二十五日把灵柩运到西安。这一天西安城五千余人出城五里举行了隆重的迎灵礼。刘桂五将军的阵亡，在广大爱国军民，特别在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当时正在武汉的东北挺进军任少校秘书的关梦觉闻讯后，立即挥泪奋笔疾书写了题为“碧血黄沙埋战骨，吴头楚尾吊忠魂”的文章，刊登在东北救亡总会办的《反攻》杂志第六期上。文中记述，五月一日在东北救亡总会办的一个宣传晚会上，当主持人沉痛地宣布了刘桂五将军在前线阵亡的消息后，全场立即怒吼般地呼出了“我们要为刘师长报仇”的口号。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朋友，在刘澜波、邹大鹏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陕西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会民字 074 号文件追认刘桂五为革命烈士，把烈士的灵柩也迁入西安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安葬，并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时，西安市人民政府为烈士举行了立碑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