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葫芦娃娃:浙江模式的发展危机与应对之策

　　浙江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在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充分肯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以市场化为先导和根本动力，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和县域块状经济或产业集群，带动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进而形成企业、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的主导下，浙江在短短30年间创造了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截止2008年底，浙江的GDP为21486.9亿元，其中非公经济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70.%以上;人均GDP从1978年的331元增加到42214 元，按同期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为6078美元。全省财政收入3730亿元，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933亿元;城市化水平达到57.6%以上。由此，浙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活力最强，市场化和社会转型最成功的地区之一，浙江模式堪称是“中国奇迹”的一个缩影。

　　然而，一度被当作是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典型范例的浙江模式，近年来却在其本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浙江模式被各地复制和全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浙江省的先发性体制机制优势不断趋于弱化，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早在二三年前，浙江的发展模式尤其是温州模式已经显露出了增长乏力的疲态，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几乎把浙江模式逼入困境：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一批批民营企业停产、濒临倒闭和破产，甚至一些著名民营企业也应声倒下，浙江的区域经济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发展危机。

　　浙江模式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早前已有揭示，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素质性、结构性问题，诸如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过高，2008年浙江出口依存度高达49.9%，其中一般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79%;产业层次低，高能耗、重污染，企业技术含量低，凭借低成本和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打天下，等等。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和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重，这些民营中小企业曾经拥有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迅速弱化。进入2008年以后，更因受西方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衰退潮的冲击而陷入了发展困境。对此，当下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因应之策，是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减税减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采取措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甚至由政府出面或协调对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重组，等等。但是，从更深的层面审视，以上种种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

　　我们认为，浙江模式步履维艰，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目前的困境，除了上述民营企业自身的短板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性根源。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大量存在，其对市场的消极影响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市场体制，严重阻碍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由政府权力独大造成的对财富资源的过度垄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了民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在最近的10年间，市场化改革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结果直接造成了市场垄断问题的无解。尽管国家早就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2005年又发布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三十六条，试图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但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依然有限，国有大型企业对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重要领域的高度垄断地位岿然不动，民营企业只能在那些完全竞争的“难赚钱”或“不赚钱”的领域艰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政府垄断+局部竞争”的格局。

　　其次，是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干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来越呈现出向计划体制复归的趋势。这种体制复归呈现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由此产生“国富民贫”之感;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都有所增强，发改委及其职能空前强大。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前些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对民营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困难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凭借其掌控的土地资源和财富，重新介入早前已经退出的微观经济领域。各级官员们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乐此不疲地与民争利，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掌控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财富。各种政策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等源源不断地涌入地方政府经营的各种项目，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拿地难，融资难，经营难，赚钱难，由此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第三，是市场制度和法治环境的不完善。民主与法治建设虽已进行了三十余年，但整体的法治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问题多多。如企业的“三角债”问题，虽经二三十年的整顿，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企业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不断下调和利润微薄的情况下，仍然一个劲地把产品往国外销，就因为外商的信用好，企业能够确保并且及时收到货款。在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屡禁不止的同时，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制售假药、瘦肉精猪肉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最后，是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致力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断尝试进行机构精简和冗员裁撤工作，但改革的绩效并不明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如故，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依法行政、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等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双重效应。在这样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竞争环境中，浙江模式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触到了有如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天花板，这一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只不过提前揭破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局而已。我们认为，浙江的民营经济能否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全局性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能否向纵深推进，无疑是其中的一大关键。“浙江模式”能否安然渡过危机并再创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浙江各级政府在新的环境下能否大胆解放思想，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从而创造出体制机制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主导的伟大事业。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待于国家制度建设的全面推进，诸如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地区封锁，真正落实国务院发布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促进公平竞争;取消行业准入限制，落实各类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以国家产业导向标准的项目核准制替代各级发改委的项目审批制，让民营企业真正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平等的政策环境，等等，都需要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相配套。就地方政府自身而言，现阶段浙江的地方政府创新和体制改革，必须改变市场化初期单兵突进的改革模式，而代之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经济、社会和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协调推进，以治理模式的创新提升 “浙江模式”。

　　一是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模式。浙江的市场化程度全国领先，但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配置程度还不高，因此，必须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全力推进法治环境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建设。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法治意识，以法律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使政府官员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不当干预。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中最迫切的一项是信用体系的建设工程。长期以来，融资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据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4.58万亿元，充足的信贷投放有力地促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但从贷款结构看，资金主要流向大型建设项目。国有银行为什么不愿意向民营的中小企业放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信用体系不健全，担保体系不完备等，导致银行不敢放贷;加之中小企业自身的经营特点，与银行现有的信贷审核标准不适应，也让银行难以控制风险。有专家指出，我国现有的征信体系内容单薄，除了一些获得过贷款的中小企业的信贷信息之外，那些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的信息，如企业用电量、缴税额、出口报关额等指标，都掌握在政府各部门手中，而没有得到整合利用。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形成完备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同时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将大大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效化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二是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和建设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之所在。公民通过组建各种志愿性组织、社团、基金会和各种非营利机构，从事环境保护、扶贫和慈善活动、妇女儿童和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健康保健、文化娱乐和各种社区服务，填补国家和市场的能力不足所留下的空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护公民权利，以及先前需要由国家来完成的各种公共目标和公益事业。因此，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既可以提供大量服务业的工作岗位，缓解目前困扰整个社会的就业难问题;又可以有效地改变大事小事什么事都要找政府、官僚机构和官员因承担过多的责任而疲于奔命却难以应对的窘境。为此，必须合理确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畅通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自治能力，使公民社会组织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体。

　　三是在更深层次上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既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制度创新的关键主体，同时又构成市场主体和公民社会发育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因此，应把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浙江模式”重中之重，以服务型政府建设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各项体制改革，再创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优势。

　　具体来说，推动新一轮“扩权强县”和“扩权强镇”改革，把小城镇建设提升到推进新型城市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制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规划，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和农村土地、住房制度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小城镇对城乡统筹的承载带动作用，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小城镇的实质性转移，以新一轮城市化带动并激活地方投资和民间消费需求，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奠定基础。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推进各级各类开发区的整合和提升工作，深化外资利用和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商会、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和会计师、律师等中介组织的建设，把发展各种行业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切实落实行业组织在打假维权、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国际反倾销诉讼等方面的职能，通过现代市场治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确保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平稳有序地退出。

　　[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社会科学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