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时

作者：刘锋  时间：2011-03-16   浏览次数：44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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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让许多人是心潮澎湃，激起许多期待，遗憾的是，随着高速经济带来的观念冲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者、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去世，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虽然也在高层的文件中屡有出现，但缺乏系统性的改革措施远没有带来解渴的效应。于是，公众中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总设计师为什么在三十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而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越性的思想出现呢 二是执政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也没有提出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呢
　　猜测性的回答可能是政治家的求稳、求同、求和思维在起作用。笔者称之为中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保守派”。“保守派”所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观点就是这些思维催发的产物。
　　政治体制改革一向被“保守派”认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性强、危险性大的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就有满盘皆输的可能。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深入执政者的头脑、血液之中后，“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路径就被扔进了垃圾堆。既然求稳，那么，执政者就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措辞和实施上小心谨慎。因而，“增量改革”也就成为可供选择的优质方法。
　　此外，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在执政精英中，尤其是在那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精英中，远未形成。由于执政精英没有一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意见，短视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目前也只停留在概念创设阶段，因而，如此的条件使得有心改革的人、犹豫改革的人、掂量改革的人、阻挠改革的人、忽视改革的人、不知改革的人等等关联主体维持了现有的国情。于是有人谓之政治体制改革之“大同”——“致力求同”与“不得不同”的混合体。
　　再者，建设和谐社会的整体氛围也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儒家经典中拿出“和谐”理念，贴上时代的标签，古今结合，形成一道社会建设的别样风景，乃是当代中国一大特色。“和”而不同的政治模式、政治道路、政治理念寓意深刻，有时可以被理解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议政”模式自有顽强的生命力。各走各的路，何必一条道走到黑 此外，历史好像还没有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哪一种模式更占优势。于是，持“和谐”思维的相关人士在坚持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实践的过程中等待时代的检验。
　　与上述“保守派”思维不同的是一群研究者的焦急等待。这一群体所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理念是求简、求异、求快。笔者称之为求快的政治体制改革“革新派”。
　　“革新派”细查政治体制改革的各路言论，解剖世界各国的政治模式，以纵横交错的比较借鉴视角简化了“保守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担忧。“革新派”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党政分权的关系;二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三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能处理好这三种关系，中国的全部改革就算完成了。但是，这种简化了的认识在实践中操作可是相当不易。三者当中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处理都事关中国改革的大局，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难。于是，“革新派”的这种理想化诉求常被“保守派”取笑为不懂国情的纸上谈兵。
　　走一条和现有道路不同的路，常常也是“革新派”的一种理论选择。变化的中国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模式。变化意味着进取、有闯劲、能成事。于是，这些“革新派”就反复地、执拗地推荐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三权分立”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最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政治模式。尽管执政者认为此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把它拒之门外，这些“革新派”也百折不挠，大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勇气。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理念的坚守是否是一件好事，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道路选择呢 有没有所谓的“中间道路”模式呢 “革新派”好像对此并不关心。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而经济建设的成果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建设的成果随时可能失去，这是一个让“革新派”着急和焦虑的大事。与挂上高速档的中国经济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实在是太慢了。GDP的增速、财政收入的增速、房价的增速、高速铁路的增速、财富积累的增速等等，浮华地营造了一个慢不下来的中国社会。什么发展都要快，都要有中国速度，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例外。怎么快呢 “革新派”自有论据。为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如以房地产市场改革为突破口、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公众参与为突破口、以铲除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建立制度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等等，一个突破口一打开，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改革的目标就会迅速实现。但是，历史上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突破口带来的示范效应和推动效应不容易产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太多的突破口，一个突破口打开，并不会迅速产生可观的规模示范效应，就像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打开了那么久之后，还打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样。“欲速则不达”的名言在警示所有人。
　　虽然“保守派”与“革新派”都在想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但二者之间的认识鸿沟显然在短期内仍无法缩小，僵持的状态还在继续。那么，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以为，“保守派”与“革新派”应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智慧、大决断与大手术等议题上广泛对话、协商，尽快形成积极改革的共识和行动。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智慧需要从自下而上的参与和自上而下的呼应中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决断需要从时局的解读和预判中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手术需要从政治体制的病根上动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中国国情的影响和制约，必然带有中国特色，但其中共性的因素必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软件”和“硬件”都具备了才能破浪前进。所谓“软件”，就是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使大多数中国公民都认为依照规则参与政治活动是一项普通的生活方式;所谓硬件，就是从推进民主的角度建立公民政治活动的各项运行规则，建立从宪法、法律、法规到普通规则的整套制度设计，保障公民积极地、有序地参加政治活动。“软”“硬”结合，“两条腿走路”，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实现就有了基石。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