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的仪式后续:傳奇——斯科爾茲尼的故事（十四）

杜斯特律師請托馬斯中校舉出他的親身經歷做個說明，思考了片刻後，托馬斯說了一個他做過的事情。托馬斯曾計劃營救一名被德國人逮捕的地下抵抗同誌，他是在托馬斯去倫敦的時候在法國被逮捕的，所以，托馬斯首先要做的就是通過空投返回法國。

“我的同誌”他說道：“被關在雷恩監獄，位於布列塔尼。我偵察了監獄的外部情況並想辦法賄賂了一名監獄看守，這樣也許我能找出成功救人的辦法。”

（上圖就是托馬斯中校計劃襲擊的雷恩監獄。）

“然後我安排了我手下一些會講德語的人穿上德軍軍裝，拿著偽造的必要的證明文件去把人從監獄裏弄出來。我們偷了一部德國汽車，另外我還有一部小型卡車，我們把它裝扮成囚車的樣式。”托馬斯繪聲繪色地介紹著。

“我們計劃開車到監獄，對看門的德軍出示假證件，然後我們就開那輛德國車進去，小卡車開進去時故意把它熄火，這樣，那些看守就沒辦法關上監獄大門。”

“那些裝扮成德軍的人，其中有一個化裝成軍官，他將走進監獄警衛室。如果我們要救的那個犯人沒有按照假文件的要求被送出來，如果對方出現任何的猶豫，我們的人就要迅速而又安靜地解決那些警衛，反正絕不能讓他們發出警報，當然我也計劃好了，事先要切斷電話線。”

說到這裏，托馬斯停了下來，杜斯特律師就此提出了幾個問題：

“你們是不是為了這次行動而專門搞來了德軍軍裝？”—— “是的！”

“你們是怎樣搞到這些德軍軍裝的？”—— “細節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我命令過他們，為了搞到德軍軍裝可以不擇手段。”

“那麽，你們是否也考慮過也使用德軍的徽章標記？”—— “為了確保這次行動的成功，我們考慮過一切！”

“包括徽章、軍銜以及其他一切可識別的德軍標記？”—— “絕對是的！”

“你是否計劃過攜帶武器？”—— “當然，我們必須對付那些警衛。”

“請你準確地解釋一下這句話的含義。”—— “如果必要的話，殺了他們，我們沒辦法帶著俘虜。”

“這些計劃的實施都是要身著德軍軍裝？”—— “是的。”

就在準備襲擊雷恩監獄的前一天晚上，托馬斯自己也被德國人逮捕了，於是杜斯特律師的問題回到了“習慣”上，他問托馬斯：身著德軍制服進行“陰謀詭計”是不是英國秘密情報機關的慣用手法？

托馬斯回答說：“上級把任務交給我們去做，他們會說‘這個任務交給你，我們並不想知道你如何去完成任務，但如果你被抓住了，那只能說明你是個傻瓜，我們是不會承認你的。’”

對於身著敵人的軍裝進行“作戰”一事，杜斯特律師的提問非常謹慎，因為他還不太了解托馬斯會如何回答。

“當穿著德軍軍裝時，那些秘密情報人員是不是全副武裝呢？”—— “是的。”

“為了防止被發現，通常的做法是什麽呢？”杜斯特律師輕聲問道。

托馬斯中校掃了一眼法庭，法庭上旁聽的的軍人們議論紛紛——他們不得不對這一深刻而又復雜的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的眼光又掃到屏息靜聽的旁聽席，他又看見了主控官羅森菲爾德上校——他帶著他的法律書籍以及作戰地圖正逐漸敗退，他已經無法通過現有的法規、條例、附件打贏目前的這一法律戰役，托馬斯的五個字回答徹底擊敗了他：

“幹掉那些人！”托馬斯答道。

杜斯特律師掩飾著自己的微笑，斯科爾茲尼知道這個案子結束了，剩下的問題就是關於“盜竊紅十字會包裹以得到美軍軍服”這一指控了，這一指控沒有時間沒有地點，有些不清不楚。杜斯特律師抓住機會提問：英軍是如何得到德軍軍裝以及身份證的？

“嗯，”托馬斯中校思考了片刻：“我們有些辦法。有一些軍裝是從德軍駐法國的司令部裏偷來的，相當多的一些法國地下抵抗人員在某些特殊場合殺死那些德國佬以獲得那些身份證明，······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辦法，我不能告訴你。”

杜斯特律師問道：“是不是也包括從德軍戰俘那裏得到這些身份證？”

回答是“可以肯定，一個軍人如果被俘，他有責任必須丟掉那些身份證明，如果他帶著這些東西被俘，這實在是太糟糕了。”（註：身份證明會間接地泄露相關軍事機密。）

現在，托馬斯中校已經證實了“改變習慣的戰爭”。他作證指控那些布痕瓦爾德的看守是為了懲罰那些看守殘暴野蠻地對待那些無助的平民，也是為了他自己，他是一名軍人，必須照顧好自己；他被要求不要寬恕他的敵人並且不要提供任何對他們有利的證詞；他出現在達豪軍事法庭的這座木屋裏，把國際法本身推上了法庭。

因為托馬斯中校站出來坦率地說出了那些事實——盟軍也做過斯科爾茲尼被指控的事情，所以對法庭來說，要麽宣布這些被告無罪釋放，要麽宣布針對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法律是不同的。這樣的話，士兵們在以後的戰鬥中接受命令很可能需要事先檢查一下該命令是否與國際法相違背，這次審判就是個好例子。如果敵人首先違反了國際法所以你也可以違反它——但你最好確定自己站在了勝利者這一方，這就是戰爭規則。“殺掉那些人！”——殺人或者被殺。

托馬斯中校從證人席上走了下來，斯科爾茲尼悄悄地發了個命令，所有的被告站起來立正，向他鞠了一躬，然後被告們再次坐下。

托馬斯中校作完證離開達豪的那天，斯科爾茲尼並沒有得到允許去見一見他的這位“新夥伴”，他寫了一張紙條給托馬斯表示感謝，他得到的回復是：“你從事的那些該死的戰鬥非常出色······，我確信你會被釋放的。無論怎樣，如果你需要一個地方過過退休日子的話，我在巴黎有一處住宅。”信紙下面附註了他在巴黎的公司地址，托馬斯現在是一家制衣公司的經理。

法庭的宣判已經毫無疑問了：所有的犯人被宣布無罪！但是卻發生了奇怪的拖延——演出結束了，幕布卻拒絕落下。

第一個出來致“閉幕詞”的是羅森菲爾德上校，他祝賀了這些犯人後解釋說：“請你們理解，我只是像一個戰士那樣接受了自己的任務。”斯科爾茲尼回敬說：“和我們一樣！”事後，羅森菲爾德上校向記者們表示：“我還是認為這個斯科爾茲尼是歐洲最危險的人！”

雖然美國軍事法庭宣布他無罪，但他沒有獲得自由，沒有！斯科爾茲尼的同誌以及部下把他擡上肩膀回到了牢房，他們準備了禮物——蛋糕、香腸、蘋果——“慶祝他又被送回了監牢”，這一天是1947年9月12日，剛好是成功解救墨索裏尼的紀念日，原來他們準備慶祝的是這個。這天晚上的慶祝聚會，斯科爾茲尼沒有參加。

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據說丹麥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想引渡斯科爾茲尼：他們那裏有一些可怕的罪行需要斯科爾茲尼去回答。在困惑了兩個星期後他得知：這都是錯誤得，沒有一個國家想要引渡他。報紙上又開始刊登關於“冷血殺手”的傳奇故事了，於是他被送到“開放營”（指相對寬松的戰俘營），在這裏，他得到了真正的友情，這對他就足夠了。他的囚衣破爛不堪，於是一名美軍中士找來了一些德軍軍裝幫他改成一套衣服，“我在這裏遇到的每一個人”斯科爾茲尼給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讓我再一次覺得我是一名身處這些戰士中的士兵。”

斯科爾茲尼和拉德爾被要求幫助美軍軍史部門編寫關於墨索裏尼行動的詳細過程，他們答應了。隨後他們坐著一輛顛簸的卡車一路回到了奧博魯賽爾的戰俘營，他們又一次回到了關押重案犯的單人牢房。

不過這一次，斯科爾茲尼和拉德爾奮起反抗了：我們是無罪的，現在又是在幫你們美國人做事，為什麽讓我們住在這種地方？抗議有效，他們得到了更好一些的住處。這個監獄還有個奇怪的規矩：關在裏面的所有德國人必須使用代號。拉德爾的代號是“Baker”，斯科爾茲尼的代號則是“Abel”，不過這個代號並不能阻止美國兵高叫“斯科爾茲尼”這個名字，只要他還在通緝名單上。隨後又有兩個老朋友到了這裏，一個是“X-ray”，另一個是“Zebra”。

來了這麽多人，他們一下子熱鬧起來，隨著“軸心國莎莉”的加入，他們組成了一個“瘋狂帽子黨”。（註：瘋狂帽子黨這一玩笑是英國的一個傳統玩笑，源自《愛麗絲漫遊仙境》，這裏不再詳述。軸心國莎莉指的是一個美國女人Mildred Gillars，她在德國柏林受雇於戈培爾的宣傳部門，她在專門向盟軍的宣傳廣播中被美軍稱為“軸心國莎莉”或“柏林的婊子”，但她的廣播確實受到盟軍——尤其是美軍士兵的喜愛。戰後她因叛國罪被捕，被法庭判處10年有期徒刑。）在獄中，軸心國莎莉教斯科爾茲尼學習英語。

（上圖是“軸心國莎莉”1961年被釋放的情景，CBS等一眾記者顯然想問問她此刻的感受。）

1947年的聖誕節來臨了，斯科爾茲尼他們依舊沒有被釋放，不過，他得到了兩周的假釋。漢娜·萊契的居住地就在奧博魯賽爾，在這之前，斯科爾茲尼曾經委托她去慕尼黑看望一下自己的家人。1947年的冬天是一個饑餓的寒冬，城市完全變成了廢墟，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平民百姓。“如果我能徹底看清戰爭這個魔鬼的嘴臉”斯科爾茲尼表示：“唯一的原因僅僅是：我也在戰爭中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假期結束後，斯科爾茲尼準時回到了奧博魯賽爾監獄，這時他才知道他又被盯上了，他的假釋是有原因的：美國人依然認為希特勒還活著，斯科爾茲尼也許能帶著他們找到希特勒的藏身之處。

1947年的一月過去了，這是寒冷的一個月；二月，他們為美軍歷史部門所做的工作完成了。這時，一個美國的委員會，熱衷於對希特勒的追捕，有一個德國空軍士兵向他們透露，他曾經看見過希特勒與斯科爾茲尼在一起，他們在某個機場象飛到別處去。該委員會正饒有興趣地審問該士兵時，醫生跑來打斷了審問，他告訴他們，這個士兵的頭腦不是太好。

現在，一切都快結束了，但越來越多的關於希特勒逃亡的瘋狂故事促使美國人把斯科爾茲尼再一次帶回紐倫堡調查盤問。隨著這項工作的完成，斯科爾茲尼從美軍監獄轉到了一間德國監獄繼續關押。

很久以前，斯科爾茲尼和拉德爾自願參加了德國舉行的“去納粹化”運動，現在，另一個等待過程又開始了。為了消磨時間，他們參加了幫助附近城鎮清掃轟炸造成的殘垣斷壁的工作。每天下午在達姆施塔特戰俘營（斯科爾茲尼現在被關押到這裏），你都可以看見這個德軍特種部隊的首領排著隊拿著鎬和鏟子出發去參加勞動，或者能看見他坐著達姆施塔特的“廢墟特快”順著鐵軌而去······。路上有些人能認出他來（斯科爾茲尼過去作為德國的英雄人物，曾經頻繁地出現在各類報紙雜誌上），有些學生會遞給他一兩支寶貴的香煙，有的家庭主婦會給他咖啡喝（代用品咖啡）。

（上圖大概就是達姆施塔特的戰俘營遺址了，不過此圖僅做參考，不敢100%肯定。）

四到五個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他的案件被推延了七次，新的文件被提了出來，新的指控還懸而未決，官員們聳著肩膀表示：“我們也不明白到底是怎麽回事，這和我們無關。”斯科爾茲尼萬般無奈之下寫信給為他作證的托馬斯中校，現在他們成了朋友，他想問問他的意見，很快，白兔先生回信了：“逃跑！”

自從斯科爾茲尼被宣布無罪到現在已經接近一年的時間了，這期間他不止一次地想過潛逃，他之所以還留在戰俘營裏是因為他的頑強，他想徹底洗刷自己名字上的汙點，要出獄就要像個真正的男子漢那樣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而不是通過逃跑這種不名譽的方式。但現在，他受夠了！他在戰俘營裏繞了一圈，告訴他認識的那些獄友，他不會再待多久了。

1948年7月27日，斯科爾茲尼逃跑了！沒有用鋼絲剪，沒有用繩梯，沒有用賄賂也沒有挖隧道，他就這樣逃走了！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一輛運貨卡車正要離開戰俘營，在看守的視線之外，斯科爾茲尼鉆進了卡車，躲在後車廂的貨物中間。就在這時，拉德爾發出了一陣大笑，這是一個暗號，其他的三四名戰俘開始掩護斯科爾茲尼的潛逃行動。車門關上了，斯科爾茲尼龐大的身軀隱藏在車廂中，汽車慢慢地開出了戰俘營的大門。開到一個拐角處，司機停下車，讓這個興奮不已的逃亡者出來坐到前面他身邊去。（註：關於斯科爾茲尼的逃跑方式，他自己一直不願意談論，包括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抱怨過“人們總是要我說如何逃跑的，讓人厭煩，我就是那樣跑出去了。”而斯科爾茲尼對他的傳記作者曾提到過他的逃跑，更加具有斯氏特色：一輛卡車，幾個他過去的老部下裝扮成美軍憲兵，對戰俘營的看守說要帶斯科爾茲尼去紐倫堡受審，稀裏糊塗的看守就讓他們走了。另外一個說法是：這些偽裝的憲兵，他們的制服和車輛車牌都是美國人自己提供的，其目的是不想讓斯科爾茲尼被移交到蘇聯人手裏去。無論真相是哪一種，都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盟軍對德軍戰俘的看押是很不嚴密的，只要稍稍下點功夫就可以逃走，問題是，逃跑後的前景並不美好，德國全境到處缺吃少穿，不一定比戰俘營更好過。）

戰俘營外面的朋友早已安排好了，有個人在距離達姆施塔特10英裏外的一個小火車站等著斯科爾茲尼，還為他準備了一個小皮箱（裏面裝著必要的東西）。斯科爾茲尼在一個小木屋裏換了衣服，隨後搭火車去了斯圖加特。第二天，他已經到了貝希特斯加登，站在那裏看著山峰的最高處，那裏就曾經是希特勒最後的堡壘，斯科爾茲尼不禁黯然。

下一步該怎麽辦？是不是應該坐飛機逃亡？很快就傳來了一個明顯的暗示：斯科爾茲尼為自己的未來所做出的果斷決定，德國當局對此非常高興，他們一點也不想制止他。但如果就此宣布釋放這個“歐洲最危險的人”，可能會激怒盟軍，從而打亂他們向西德提供經濟援助的行動。所以他最好跑遠一些，等這件事情平息後就可以回來了，他們不會再次逮捕他！

斯科爾茲尼拒絕偷偷摸摸地活著，這就是答案！不過他可以通過偽裝的辦法，一小瓶過氧化物就可以把那些好奇打探的人搞迷糊，有一張當時拍攝的照片顯示這個金發巨人在貝希特斯加登抱著他的女兒——她是被一個來訪者特意帶來的。斯科爾茲尼花了幾個月時間用於日光浴、登山、砍樹這些活動上，他很滿足。他所遭受的那些磨難嚴重傷害了他的情感與力量，盡管他自己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1949年的初春，他已經準備好換換地方了，投入更廣闊的世界裏而不是窩在山上，而這時，他的逃亡已經漸漸被人遺忘了。在慕尼黑附近，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在附近再次發現了人們的友誼。到了夏天，他已經開始公然開著車周遊德國，到處尋找戰時的那些夥伴，但他經常找到的是寡婦和無主的家庭。

1949年10月，斯科爾茲尼一家去法國聖日耳曼看望朋友，巴黎這座城市沒有被戰爭破壞（註：德軍駐大巴黎司令官肖爾鐵茨對保護巴黎有極大的功勞，《巴黎燒了嗎？》一書有詳細敘述。），所以路上非常順利。巧合的是，有一個記者拍攝到了斯科爾茲尼：他正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路邊一些人因為煽動赤色暴動被捕。這個記者衝出去想找到他，而斯科爾茲尼已經消失了。

（什麽？希特勒還活著？在哪裏？）

在裏昂附近的一個農場，斯科爾茲尼度過了冬天，修養得非常好，他恢復了一些過去的活力。隨後他又趕到了靠近薩沃伊的小城梅傑福去滑雪，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斯科爾茲尼在開羅、紐約、布宜諾斯艾利斯、羅馬繼續從事‘新納粹運動’而不斷遭受失敗”的神奇故事。在法國，他發現了報紙的“幽默”以及他認識的那些法國朋友不斷給予他的安慰，兩國之間的“歷史仇恨”在他所遇見的那些法國人中不可思議地消失了，甚至當他們知道他是誰之後也是如此。

又是一個春天到來了，斯科爾茲尼徹底找回了自己，他開始貪婪地尋找工作。但這次他的回來，對德國政府來說卻是不合時宜的，好像他喚起了德國人過去崇尚武力的傳統一樣，而這時的波恩政府正在努力擺出一副愛好和平、端正高雅的新面孔來面對全世界。在請求工作許可證這個問題上，有人提醒斯科爾茲尼：你來自奧地利，那麽你是否參加過奧地利擺脫德國的解放戰鬥？斯科爾茲尼覺得這個問題太奇怪了，為什麽？對方馬上告訴他：那你現在最好立即動身去維也納，對盟軍戰士張開手臂歡呼，感謝他們解放了奧地利。斯科爾茲尼對此覺得不可思議，他是一個戰敗國的軍人，他曾試著抵抗盟軍並阻止他們，就因為這樣，他成了對現在這個國家來說多余的人。灰心喪氣之下，他的目光投向了西班牙。

1950年的夏天，戰爭再次爆發了，戰爭的威脅從朝鮮席卷全世界，西方盟國立即開始重整武裝。比利牛斯山顯然無法抵擋住俄國人的突擊。斯科爾茲尼認為西班牙軍隊勇敢善戰、遵守紀律，非常適應遊擊戰的艱苦，這支軍隊如果用現代的方法加以訓練，是可以遲滯俄國人的進攻的。斯科爾茲尼認為他可以提高4—5個師的戰鬥力，這樣就可以建立起一支“歐洲軍團”執行特殊任務以幫助西方盟國抵禦俄軍入侵。

目前在德國有很多參加過二戰的老兵，他們普遍對平民生活無所適從，盟軍也是一樣，他們那裏還有大批德軍戰俘，可以從他們當中挑選出一些最好的士兵組建一支新的軍隊。如果俄國人攻占了直布羅陀海峽導致西班牙軍隊失敗的話，這支部隊也可以用於防禦西班牙北非一線。當然，斯科爾茲尼的想法裏也並非全是關於防禦，也有很多關於打擊入侵者的設想，這完全要看領導者的智慧了。

一些德國將領很歡迎斯科爾茲尼的計劃，五角大樓的人也很感興趣，西班牙當局也很關註。然後就是一大堆政治及軍事的協議書，這些官僚體系拖緩了這項計劃的實施，一直被西方排斥的西班牙提出，第一次正式意見應該由華盛頓提出，而美國則認為應該由西班牙政府提出來，同時，戰爭的危險正在逐步消退。1951年，斯科爾茲尼放棄了他的計劃，開始把精力投入到個人的事業中去。

一張辦公桌，一個文件櫃以及一些借來的資金，斯科爾茲尼靠這些簡陋的條件在Gran Via大街上開了一家只有兩間房間的工程公司，公司的位置不錯，位於馬德裏的主大街上。工作、工作、工作，斯科爾茲尼拼命地努力著，他這種工作方式在西班牙人中極為少見，所以他實在沒有理由不成功。

戰後的西班牙需要一切與建築有關的人，工程建築師成了搶手貨。斯科爾茲尼突然發現他成了這個商業圈子裏的佼佼者，當初在紐倫堡的證人席，他作為戰爭犯罪的證人兼被起訴人，所以不可能被德國的商業圈子接受。斯科爾茲尼還拜訪了一些他過去的“獄友”，這些人過去都是企業家、科學家或經濟學家，他們花了大量時間毫無保留地教給他關於商業方面的知識，所以，斯科爾茲尼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商人。1952年，他承接了戰後西班牙與德國之間最大的一筆生意——價值500萬美元，為鐵路建設提供材料及機械工具。現在，每周都有一些他過去在獄中的夥伴跑到馬德裏來找他。

（斯科爾茲尼此刻已經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照片上多少有些誌得意滿。不過我覺得像他這樣經歷過太多事情的人，對一切都會淡然相對吧。）

這時，傳來了一份波恩政府的新的公告，黑森法庭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宣布斯科爾茲尼已經通過“非納粹化”檢查，經過漫長的七年審核，他的記錄是清白的。在此之前，駐馬德裏的盟軍管制辦公室，經過調查，完全同意為作為“過去的敵人”的外國人斯科爾茲尼頒發旅行證件，這樣一來，斯科爾茲尼就可以隨時出國洽談蒸蒸日上的業務了。

1954年夏天，斯科爾茲尼從非洲的一個研討會返回，高層人士對這個“不凡的推銷員”歡迎的熱烈程度讓人驚訝，英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只要他曾去過的國家，都有一些上層人士喜歡他：一個活著的傳奇人物！興趣使他們打開了大門歡迎他。當然，也出現了預料中的謠言：他已經開始幫助埃及統治者，並派遣了蛙人對付蘇伊士運河裏的英國船只。

斯科爾茲尼—— 一個無法無天的名字！但他是被冤枉的，雖然這一點很難被洗刷掉。後來，被廢黜的摩洛哥蘇丹被他的保鏢——法國士兵們——從科西嘉帶到印度洋的某個小島上，巴黎方面報道說：此舉是為了挫敗阿拉伯聯盟，但是，是誰提供了50萬英鎊讓斯科爾茲尼把這位蘇丹帶到他在開羅的朋友那裏去的！

記者們問斯科爾茲尼對此有何評價，他嘲笑著表示了驚訝：“如果法國政府真的如此焦慮，他們為什麽不認認真真地加強蘇丹的保衛工作，而不應該象現在這樣無所作為。畢竟，我只是個已經退休的‘綁票者’！”

斯科爾茲尼的故事即將結束了，下一篇也將是最後一篇，我會簡單介紹一些逃到西班牙後他的傳奇故事，但真的可能是故事，因為從未經過核實。好奇的人們總是不願意讓他們心目中的傳奇人物過早謝幕，不僅要有續集，還想知道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沒有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