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骑在女知青身上:傳奇——斯科爾茲尼的故事（續補篇）

1951年，斯科爾茲尼在西班牙馬德裏建立了他的行動基地，當時的西班牙執政者是親納粹的佛朗哥政府，在這裏，前納粹成員的活動基本不受限制。在這裏，他開辦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工程公司，但他的公司也並不嚴格從事經營範圍內的業務，例如國際軍火貿易什麽的，他們也幹。另外，他還繼續管理著“敖德薩”之類的納粹組織。（註：關於這一點其實始終沒有特別的明確說法，①到底有沒有“敖德薩”或“蜘蛛”這兩個地下納粹組織？②即使有的話，為什麽一定是斯科爾茲尼在指揮？這種說法過於牽強。關於敖德薩，還有一個說法是斯科爾茲尼在獄中就開始遙控指揮該組織，實際上，我們在仔細看過他在監獄裏的經歷就會發現，斯科爾茲尼在那種狀況下不可能從事此類工作了。）

1949年的時候，有人看見斯科爾茲尼在阿根廷出現，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一直是那些前納粹成員的保護者。斯科爾茲尼之所以跑去阿根廷，很大程度上是擔心馬丁·鮑曼隱藏的那筆巨額財富，戰爭結束前，馬丁·鮑曼曾把多年來他從帝國銀行轉移出的巨額秘密資金分散到國外，據說是為了圖謀“東山再起”，這筆秘密資金包括大批現金、珠寶、黃金以及其他一些資產，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來自納粹的死亡集中營。在戰爭末期，斯科爾茲尼幫助鮑曼轉移了一部分這些資金。（註：鮑曼秘密資金一事，就如同隆美爾黃金、山下奉文寶藏一樣，數十年來吸引著全世界的掘寶人，到目前為止，沒有絲毫證據表明這些財寶的下落及去向。）

戰爭結束前，馬丁·鮑曼委托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幫助看護這些納粹秘密資金，1945年，胡安迎娶了艾薇塔，不久之後，艾薇塔把這筆龐大的資金分成若幹份，用她自己的名字存入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幾家銀行。在1945年年底，鮑曼這筆資金在銀行的存款估計已經超過了8億美元，另外還有2500公斤黃金、90公斤鉑金以及4600克拉的鉆石和其他一些寶石。戰後，鮑曼並未出現去領取這些資金（他已經死於柏林），庇隆夫婦順水推舟把這些財產據為己有。

自從斯科爾茲尼在大薩索成功地解救了墨索裏尼後，胡安·庇隆就對他非常欣賞。所以，1949年，當斯科爾茲尼趕到阿根廷時，胡安·庇隆親自去迎接這個大個子奧地利人。為了保持與阿根廷總統的友好關系，斯科爾茲尼壓根兒沒提關於鮑曼秘密資金一事。當時的阿根廷局勢動蕩不息，庇隆總統欣然同意了斯科爾茲尼關於幫助他維持社會安定的提議。斯科爾茲尼“幫忙”的一個結果就是阿根廷的警察們很快就精通了納粹的那一套酷刑及審訊方法。

當然，要贏得艾薇塔的信任，必須得有一些更加靈活的方式。1949年7月，斯科爾茲尼收到情報：有兩個海軍軍官密謀刺殺第一夫人——艾薇塔。於是，斯科爾茲尼帶著警察突然搜查了那兩個人的住所，當場查獲了槍支彈藥以及關於暗殺的詳細計劃。斯科爾茲尼把這些證據交給了艾薇塔，並向她提出警告，艾薇塔倒是滿不在乎，她絲毫沒有把這些陰謀的嚴重性放在心裏。

（庇隆夫人——艾薇塔，國內很多人知道這個名字，也聽過那首著名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但並不了解這位艾薇塔的生平。二戰結束後，阿根廷成了前納粹成員的避難天堂，為此，庇隆夫婦有相當大的責任。）

隨後，艾薇塔邀請斯科爾茲尼陪她一起去視察她的一個慈善基金會。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突然，斯科爾茲尼吩咐司機停車，然後他跳下車，衝進附近的一座樓房內。等他再次出來時，用槍押著兩名垂頭喪氣的刺客。實際上，在當時突襲了刺客們的住所後，斯科爾茲尼的部下——一些前黨衛軍成員，就已經抓獲了這兩名刺客，現在僅僅是把他們故意放在這裏而已，當然，斯科爾茲尼不會告訴艾薇塔這是一場“秀”。對斯科爾茲尼來說，現在他已經獲得了艾薇塔的信任了。

艾薇塔和斯科爾茲尼成了一對“地下情人”，在1950年年初，他收回了大約四分之一的鮑曼秘密資金，隨後，他把得到的這筆錢用於資助“敖德薩”以及其他的一些納粹團體。（註：斯科爾茲尼是否真的跟艾薇塔有一腿？這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斯科爾茲尼確實親口跟他的傳記作者說過此事，但很多人認為他是信口開河胡吹的。）

1952年，艾薇塔因患癌癥去世，剩下的鮑曼資金由胡安·庇隆掌握。而斯科爾茲尼收回全部資金是在1955年，當時阿根廷政府倒臺，斯科爾茲尼幫助胡安逃離阿根廷流亡到西班牙馬德裏居住，為了感謝斯科爾茲尼所做的一切，胡安·庇隆把剩余的鮑曼秘密資金全部還給了他。

除了上述斯科爾茲尼在西班牙及阿根廷的活動外，他也去過埃及。1952年，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默罕默德·納吉布將軍接管了埃及政權，正式結束了埃及的帝制，當然，納吉布將軍僅僅是個傀儡而已，實際操控埃及政權的是著名的納賽爾上校。在此期間，受萊茵哈德·蓋倫的邀請，斯科爾茲尼飛赴埃及擔任納吉布將軍的軍事顧問。（註：萊茵哈德·蓋倫是一個極其神秘的人物，二戰時期他長期負責收集東線情報，官職並不高，到戰爭結束時僅是少將而已。但戰後他積極與美國人合作，成功地開創了他的“蓋倫組織”，專門從事針對蘇聯以及東歐各共黨國家的情報工作，成績斐然。蓋倫幾乎成為了後來西德情報機關的鼻祖。）

（後來西德情報機關的頭子，萊茵哈德·蓋倫，他的照片非常稀少，在這一點上，他保持了足夠的神秘。）

斯科爾茲尼招募了一批前黨衛軍成員到埃及參與這份工作，他們為埃及政府訓練士兵，這其中包括奧斯卡·叠勒旺格（華沙屠夫）以及阿道夫·艾希曼（“最終解決”的積極倡導兼執行者）。（註：這一傳說過於匪夷所思，艾希曼躲在阿根廷打工度日，直到以色列人抓住他為止；而叠勒旺格在1945年在監獄裏被憤怒的波蘭人打死，法國人埋葬了他，後來為了應對各種神乎其神的傳說——包括他跑到埃及為納賽爾政權訓練軍隊等，法國人專門挖開了他的墳墓驗屍。叠勒旺格、鮑曼、繆勒、甚至包括希特勒，在他們身上都有大量荒誕不經的傳說，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已經死了。）

（臭名昭著的叠勒旺格，他的胸前竟然也帶著近戰勛飾。）

還有很多前納粹黨衛軍成員跑到埃及加入斯科爾茲尼的組織幫助納吉布/納賽爾政府，埃及政府對納粹法西斯成員的寬容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敵人——新成立的以色列國！這些納粹分子賣力地推動著阿拉伯世界的反猶主義。

除了訓練埃及軍隊外，斯科爾茲尼還幫助組建訓練阿拉伯突擊隊，這些人有可能被用於對抗駐紮在蘇伊士運河的英軍部隊。一些巴勒斯坦難民也接受了特種訓練，斯科爾茲尼最初的計劃是讓他們通過加沙地帶進入以色列進行襲擊。在這些巴勒斯坦人中有一個年輕人——阿拉法特，他與這些納粹指揮官保持了長期的友誼。

既然提到了艾希曼這些人，這裏必須要提一下“納粹獵人”——他們長年累月地在全球範圍追尋潛逃的那些納粹戰犯。斯科爾茲尼與某些前納粹成員不同，自始自終，他從未譴責過希特勒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對於他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送未有過絲毫的悔意。戰後的三十余年內，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金錢阻止那些“納粹獵人”對前納粹成員的追捕，盡管他自己根本沒有成為他們的目標。

（希特勒贈送給斯科爾茲尼的戒指和煙盒，這是在他執行完解救墨索裏尼的行動後獲得的。像他以及魯德爾這種人，對希特勒的感情極深，很重要的一個緣故我覺得可能是他們與元首保持了恰到好處的距離。）

1964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魏森塔爾在巴西找到了弗蘭茨·保羅·斯坦格爾——前索比堡及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指揮官，在他的領導下，大約有90萬人死於非命。戰後，他就用本名踏踏實實地生活在巴西。但是，巴西的警察部門拒絕逮捕他，而奧地利當局也同樣拒絕引渡他，斯科爾茲尼通過賄賂巴西警察以及奧地利政府官員達成了這一目的。直到幾年後，反納粹態度堅決的州長當選後，斯坦格爾才被引渡回奧地利，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1971年因心臟病死在獄中。（註：對斯科爾茲尼的這種無端猜測是毫無事實證據的。）

此外，斯科爾茲尼還盡力拖延審判時間，以便使他過去的那些同誌不面臨最終的司法判決，當然，這又是他花錢賄賂的結果，一個案件被拖上10年並不罕見。他還非常善於隱藏他那些納粹同誌，1960年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秘密抓獲，斯科爾茲尼立即發出信息通知其他的納粹成員趕緊找尋新的安全地點落腳。這些人當中，有一個人——約瑟夫·門格爾，奧斯維辛的“死亡天使”，他曾把成千上萬的囚犯送進死亡毒氣室。就是這個門格爾，對斯科爾茲尼以及“敖德薩”極為感激，他從未對自己的戰爭罪行付出過任何代價！

保護這些前納粹同誌，除了采用賄賂的方式，也包括幹掉那些企圖告密的人。1965年，胡伯特·庫爾科斯——號稱“裏加的魔鬼”，他在1941年曾經殺害了不少於32000名拉脫維亞猶太人。就是這個“裏加的魔鬼”，他向以色列特工人員索取15萬美元作為他向對方提供門格爾準確位置的報酬，同時還要求他個人的安全。幾天後，這個“裏加的魔鬼”的屍體在烏拉圭的蒙特維迪亞被發現，他的頭顱被打得粉碎。

1970年，斯科爾茲尼被發現脊柱上長了腫瘤，於是他返回漢堡接受背部手術，這期間，敖德薩的成員為他保駕。手術摘除了他背部的兩個腫瘤，但卻使他腰部以下癱瘓。斯科爾茲尼發誓要重新站立起來，經過六個月的物理治療，憑借著頑強的毅力，他終於能站起來行走了。

這其後的幾年，對斯科爾茲尼來說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癌癥繼續折磨著他的身體。有些時候他的心情很好，有些時候他也很沮喪，因為他知道，剩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繼續從事著“敖德薩”的工作，但畢竟無法象過去那麽活躍了。1975年7月7日，斯科爾茲尼終於放棄了與癌癥病魔的抗爭，有超過500名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前納粹分子趕到西班牙馬德裏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斯科爾茲尼的家族墓碑，位於奧地利，落葉歸根，傳奇的英雄人物葬身於此。）

結束本文前，有幾點總結：

①斯科爾茲尼是一名戰士，一名勇敢的士兵，他多次完成了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然，某些任務的性質可能有所爭議，但法庭最終宣判他無罪就是對這些爭議最好的回答。

②也許，他的傳記書籍有些為他歌功頌德，但我們確實能看出斯科爾茲尼在戰鬥中對自己的部下及對手的生命保持了足夠的尊重，這一點不僅限於他的傳記，甚至包括美軍士兵的證詞。

③關於斯科爾茲尼戰後從事的所謂“敖德薩”或“蜘蛛”，這兩個組織至今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其存在，大多來源於“據說”“聽說”“好像”“大概”等臆斷，這一說法最早來自“納粹獵人”魏森塔爾，而他的證據僅僅是一張簡單的“敖德薩會議記錄”，而這個會議是否召開過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按照該說法，甚至已經有敖德薩成員成功地混入了以色列情報機關高層！

④即使有“敖德薩”或“蜘蛛”的存在，它們是不是由斯科爾茲尼暗中指揮？有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說法？上述的第三點已經難以成立，第四點其實不應該成為問題了。

（斯科爾茲尼獲得的飛行員/觀測員組合勛章，這一枚是金質鑲鉆的，我們可以看見勛章的背後刻著他的姓名和職務。）

斯科爾茲尼是一個英雄，不僅是在戰時，戰後他依然是一個英雄，不僅我們這些讀者這樣認為，德國的老百姓也這麽認為，約翰·托蘭的《歷史的捕影》裏有幾句描述斯科爾茲尼陪著他回到德國的簡單描寫，很能說明問題。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那些勇敢的戰士，憑借著自己的勇氣和毅力，智慧和運氣，在戰爭中得到了屬於自己的榮耀，盡管因為戰爭性質的關系，這些榮譽在戰後多多少少被打了折扣。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這些功勛和榮譽確實是那些前線的將士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們無需對這場戰爭的性質負責，他們僅僅是軍人而不是政治家，把他們全體押上法律或道德的審判席顯然是不公平的。1957年，德國政府重新允許二戰老兵佩帶他們所獲得的戰爭勛章，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最好解釋。

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悄然隱退！—— 本文獻給逝世34年的英雄：斯科爾茲尼。 

（WE FIGHT, WE LOST ——這句話也許是對斯科爾茲尼傳奇故事的最好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