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自拔by拓跋微盘:第七单元课文研读

《朱子语类》三则

文化背景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政治、教育、道德、史学等方面的问题。性指人性，天道即理或天理。《中庸》一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理学家就是顺着《中庸》的这三个问题接着讨论。理、气、心、性、太极、无极等成为理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宋明理学六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主要的派别，其中朱熹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思想，为理学思想体系初步确立了范围及基础。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这里，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并影响了此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明清两代一般士人所读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都与朱熹的思想有关。另外，为了维护理学的学术地位，朱熹不但反对不同于儒学的佛学、道教，而且还批判了儒学内部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其他学派。经过了朱熹的努力，理学从北宋时期一个普通的学术派别，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但是，在朱熹晚年，由于他卷入了当时的党争，朱熹的学说也被禁为“伪学”。朱熹去世以后，党禁解除，他的思想学说得到统治者认可，在南宋末期以至元、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学思想。可以说，理学的整个发展都与朱熹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从学术史的角度赞扬朱熹，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这是说，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代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当时江西的陆九渊，浙东的叶适，他们的学问虽然也很突出，但与朱熹相比，总是有所偏颇。这个说法虽然是过去学者的评价，多有溢美之词，但朱熹是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地位非陆九渊、王守仁所可比拟，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朱熹的一生，大都是在著述与讲学中度过的。儒家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朱熹都有注释和研究。另外，在历史、文学甚至道教典籍方面，朱熹也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在朱熹的所有著述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和《孟子》并列，并用毕生精力为之注释，据说直至去世前还在修改。朱熹在《四书集注》当中，不重训诂，重在义理，以精炼的文字，阐述了他的理学思想，把《四书》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如他的门徒李性传所说，这是一部“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之作。此外，朱熹还留有《文集》一百余卷，其中保存了他的一些学术论著、讲义、政治文件、序跋、书信以及诗词等。朱熹的门人九十多人记录了他讲学时的一些问答，后人分类整理，编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这些资料也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依据。

内容理解

第一则

这一则的主要内容是朱子讲读书方法。朱熹不但是著名的理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朱熹一生，长期聚徒讲学，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生。《朱文公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来的门人就有二百多人。《朱子语类》当中记录朱熹语录的也有九十多人。这些门人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有“读书法”两卷，朱子门人还将老师的读书法作了归纳，称为“朱子读书法”，共有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课文所选的这一则语录，中心思想就是熟读精思。

朱熹对于学生读书，一向主张精读，反对贪多。他认为为学者必须通过熟读精思，其学习才会取得进步。朱熹熟读精思的读书法，首先是讲究“熟读”。这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读书须读到不忍处，方是见得真味”。他的熟读，是在专精条件下的熟，他主张“书宜少看，要精熟”（《朱子语类》卷十）。朱熹认为只有通过熟读，才能真正掌握书中所讲的义理，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真味”。他在别的地方还说：“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朱子语类》卷十）又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朱子语类》卷十）把这些话联系起来看，便可以对他的读书主张有完整的了解。

朱熹在这里也明确说，读书的最终目的是领略书中的“真味”，就是说要对书中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朱熹所讲的读书法，并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他主张通过读书来“穷理”，来体认天理，最终达到道德品质的完善。

理或天理是朱熹哲学中的最高哲学范畴。朱熹的天理论是承袭程颐而来，但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严密，更加精致，更加深刻。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源、根本，天地万物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它无始无终，永恒存在。而人的认识活动，也就是他的著名的“格物致知”论，就是要体认天理。朱熹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从这里来看，读书也是明理的一条重要途径。朱子一生勤于著述，这与他的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朱熹所讲的通过读书以明的“理”，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他讲的“格物致知”也并不是要去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理。朱熹虽然有时也主张要认识“草木器用”，但他所讲的“穷天理”，最终还是指人伦、圣言、世故，即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也就是说，穷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增加知识，而是要提高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这是朱熹读书以至穷理的最终目标。

第二则

此章讨论的是天理与人欲的问题。

天理与人欲，或理与欲的问题，是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简单地说，理与欲的问题，就是道德规范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人的一己之私欲，使之符合礼（或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这种主张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所以当朱熹的学生问道，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人欲所引导而丢失了天理时，朱熹说这就是“克己工夫”没有做好。儒家一贯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人欲横行则天理灭，因此要“明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欲作为一对对立的道德范畴首先提出来的，是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礼记·乐记》篇：“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这是说，外界事物无穷无尽地撼动人心，而人的好恶的情欲又不能加以节制，这样外物的作用就会发挥到极致，从而使人也随物而化了。所谓人随物化，就是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如果这样，人们就要产生悖乱忤逆、欺诈虚伪的念头，就要发生纵情放荡、为非作歹的事情。这种把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的看法，为程朱理学所继承，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证。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朱熹把儒家的基本主张归结为“明天理，灭人欲”。

理学家讲的天理，当然首先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世界的根本规律。但同时，他们所谓的天理，也就是指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规范。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卷五十九）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根本上还是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五伦规范。理学主张的人的修养目标，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去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用天理格去人欲。这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天理人欲交战之机”。

朱熹在文中还讲到圣人、贤人和普通人在理欲之间的选择问题。这又是以朱熹对人性的看法为前提的。总的来说，朱熹认为，人性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即天理，因此它是纯然至善的，这也是儒家主流的看法，是对孟子性善论的进一步说明。但是，单纯性善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的道德品性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却是不善的。朱熹继承了前代理学家的思想，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充分的论证。朱熹认为，人性虽然得之于天理，是纯然至善的，但人又是由阴阳五行气质所决定的，因此人在禀赋天理的时候就各有不同。这就是朱熹所谓的“气禀论”。孔子把人分为四个层次：有生而知之者（一生下来就具有各种知识，这种人只能是先知先觉的圣人），有学而知之者（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有困而学之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惑，然后才去学习），有困而不学者（即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困惑也不去学习）。朱熹认为，人之所以有这四等，就是因为气质的不同，即对天理的禀赋不同。阴阳调和，五气具备，他们对天理的禀赋没有受到任何遮蔽，这就是圣人。其他人各有偏重，所以对天理的禀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这就在道德品质上形成差异。这样，既坚持了性善论，又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有善恶、贤愚、贫富、贵贱等不同。朱熹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当我们对朱熹关于人性的看法有了简单的了解之后，便可以理解，圣人由于完全禀赋了天理，没有受到任何气质的遮蔽，他是纯然至善的，因此在理欲问题上不需要任何用力，自然就会顺天理而行，而不流于人欲。贤人比圣人要差一些。对于普通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禀赋的天理本来就受到不同的遮蔽，未得天理之正，因此在后天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就要更加用力，时时刻刻要“克己复礼”，以便不为人欲所牵引。这也就是后天修养的工夫。

朱熹在这段语录的最后引用《论语》当中的两句话，是为了对前面所说的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强化。

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朱熹在这里引用曾子的这句话，是为了说明，以实践仁德为人生修养的毕生目标，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因此要尽心尽力去完成。这也暗含着对前文所讲的理欲之辨、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要认真对待的教导。

童心说

文化背景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朱子学本来自有其丰富、深刻之处，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它就逐渐走向僵化，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之一。明初士人读书议论都不能背离程朱的规矩。永乐年间，三部《大全》的颁定，一方面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同时也表明程朱理学开始走向衰落。顾炎武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十八）《大全》以抄袭前人（尤其是程朱）为主，这正是加强思想统一的需要。

明初思想界的沉闷，正是明中后期王学兴起的背景。王阳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使心学成为理学内部与程朱一派相对立的另一主要思潮。与程朱理学相比，心学更重视心性问题，更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它经王阳明的提倡，一时间在思想界所向披靡，从者众多。其中受王学影响的泰州学派就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学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对正统儒家思想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提出了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和特点。李贽就是泰州后学当中具有“异端”特色的一个著名思想家。

李贽（1527—1602），本姓林，原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卓吾，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回族。26岁时中福建乡试举人。后历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万历八年（1580），辞姚安知府。李贽辞官后过了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万历二十九年（1602）明政府下令逮捕他入狱，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李贽在拘押北京期间，在狱中用剃刀自刎。

李贽自己曾说：“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的这种性格，也许与他的家庭信仰伊斯兰教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经历不相违异。李贽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他的思想体现了传统观念压抑下知识分子要求返归本真自我，还人性以自由的时代潮流。他的思想中充满了新与旧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束缚的矛盾。他的思想是面向社会下层民众生活，不尚空谈心性的泰州学派基本精神在明代后期社会背景下发展的结果。

李贽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反道学。他揭露了当时社会上虚伪、丑陋的道学先生，批判了儒家所尊奉的孔子及六经，颠覆了宋明理学家所深信不疑的道统，这些言论和行为都是十分大胆的。他所谓的“童心”，其实就是指未经理学思想所戕害的人的真实本然的状态。他反对虚伪的世风，主张言行出于真性情，这些都显示出他突破旧有规范，突出个体原则的意图。他的思想与正统儒学格格不入，因此也遭到了统治者的嫉恨。

李贽去世以后，他的著作屡遭禁毁，但书愈禁而名愈高。他的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明末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代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具有自由精神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文学家，对李贽评价极高，同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如汤显祖的浪漫主义唯情论文学主张，受李贽的“童心说”影响极大。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与李贽交游，其“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也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但是，正统派儒家学者，尤其是程朱一派的学者，则对李贽多持批评态度，如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明末著名思想家方以智以及王夫之等。《四库全书》的编者视李贽为洪水猛兽，说：“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藏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藏书》）

这些不同的评价，表现出明代后期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革，传统观念、旧有价值体系遭到撼动时，思想界不同立场斗争的情况。

内容理解

《童心说》是李贽的一篇著名文章，收入《焚书》卷三。本文的主旨是对人们丧失本真自我，以后天习染等蒙蔽纯净本心的现象进行猛烈抨击，主张人应该保持童心，保持本真自我。

李贽认为，只有童子才保持了人心纯真的本来面目，童子之心是未受外在污染的纯真之心。而本真自我在人接受了闻见道理以后便丧失了，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人的道理闻见，主要是从读书识义理而来，因此读书识义理便是造成童心丧失的主要原因。其实，李贽所谓的读书识义理便会丧失童心，并非叫人闭目塞听，不读书，不与外界接触，他主要是抨击当时虚伪的世风和俗儒。陋儒对经书的迷信盲从，食而不化，甚至以之文过饰非的丑陋现象。因此，李贽提倡童心说，就是要人们返回赤子之心，重现本真自我，以纠正虚伪的世风。

李贽批评假道学，还溯源于道学所依据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他认为，六经以及《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并非皆出于圣人之口，其实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所记；即便出于圣人之口，也不能作为万世不变的至论，不能成为行之于万世的信条。这些言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当时虽然也有一些批评假道学的文章，但直接批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认为这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实绝无仅有。

李贽所谓的童心，重在一个真字，也就是未受世俗观念，特别是名利才色等浸染的本真状态。这样，李贽所谓的童心，实际上主要不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而是一个文学的观念。李贽的童心说，是由读龙洞山农为《西厢记》所写的序言有感而发。童心是龙洞山农提出的一个概念：“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李贽就此认为，在文学上要重自然，重真情，“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不管哪一种文学形式，即使是六朝骈文，徒重形式的举业八股文，以及不为正统文学家所看重的传奇、院本、杂剧等，只要出于童心，就是天下之至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贽的美学思想，他主张自然为美。他认为，自然的东西出于人的真性情，它在形式上是美的，在内容上是善的，自然的东西，就是真善美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