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入门字谱基本 笔画:第二单元课文研读

文化背景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从小就对“礼”感兴趣，很年轻的时候便精通“礼”，曾到东周向老子问“礼”。30岁出头，孔子就已经很有学问，关于如何治国有自己的主张，在诸侯国中有了一些名气，并开始有了一些弟子，35岁时，为避鲁国内乱，孔子去了齐国，齐国不能用他，又回到鲁国。后来，他门下的弟子开始增多。在他50岁的时候，鲁定公起用他，并逐渐器重他，他在政事上很有作为，在外交斗争中也取得成功，鲁国的风气很快大有改善，这是孔子政治上最得意的一段时期，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但是鲁定公终于懈怠于政事，对孔子等人也轻慢起来，孔子见机而作，带上学生开始周游列国，他到过卫、陈、蔡等国，各国君主都很尊重他，甚至忌惮他，但没有人能用他，有一次他还差点死于非命，但是他始终怀抱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肯屈就。14年后，孔子返回鲁国，致力于整理文献和教育弟子，以此而终。

《论语》共20篇，是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出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手。“论语”这一书名的由来，据《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的篇名是从各篇开头部分摘取的两三个字，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较为全面地保存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关于什么是“仁”，《论语》里并没有集中、全面的解说，而是散见于各章里的有关解说，且往往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而发的，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层次也有高下之分。下面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语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综合以上的语段看，“仁”是“全德”，是个人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分析起来，“仁”有这样几层内涵：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人之天性是“仁”的根基，由此而往，对别人也怀有爱心；去除私心、克制私欲，用“礼”来规范一举一动，使言行举止符合“礼”；“仁”表现在政事活动上，则要求仪容、态度庄重、恭敬，做事认真、谨慎，对人讲究信用，并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尽力成人之美，而不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所以，“仁”并不止步于道德自我完善，还要求“仁”发之于外，在社会生活中乃至政治层面上都要发挥有益的效用。

“仁”有时还可以超乎一般性的道德评价，如《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辅佐桓公，没有动用武力，就多次会合诸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在孔子心目中，这是“大仁”。

孔子曾周游列国，热心求仕，可在道德完善和从政这二者之间，他似乎更在意前者。如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正因如此，他在不为当政者所用时，甚至在有生命危险时，都能泰然自若，精神和悦。

《论语》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礼”。与“仁”偏重于内心自觉追求不同，“礼”是外在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渊》）学习“礼”，知“礼”以后，人的行为才会有所依傍，不致出差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和“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讲的就是礼的作用。不过，“礼”虽然是外在的规范，对“礼”的遵循仍要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并且要以“仁”为心理基础，否则的话，“礼”就成为虚假的文饰了，对此，孔子批评道：“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而反过来，行为不符合“礼”，却不妨害它符合“仁”，从孔子指斥管仲不知“礼”，而仍称许他“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见《八佾》《宪问》）可见，在孔子思想里，“仁”是更高的规范。

如何成“仁”呢？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只要有达到“仁”的意愿，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达到“仁”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仁”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会遇到种种考验，这就要求个人具有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自觉坚守“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又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对于一般的统治者，孔子没有用“仁”来要求他们。和“仁”的思想相联系，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人”，并很重视在位者自身的道德品质，认为统治者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规范百姓，效果要比用政策、法规来管理百姓好。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下面是一些相关语录：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现代一般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属于政治哲学和人生伦理哲学，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他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下至个人道德修养、立身处世，上达治国原则和方法，而对超越于实际生活之外的一些哲学命题不感兴趣，对鬼神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孔子思想具有鲜明的偏于实用、理性的趋向。这种趋向经由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传承，早已固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心理元素之一。

孔子的“仁”里的人道主义因素，成为后世优秀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元素，不管是否在位，他们总是很自然地关心民生疾苦，并常常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为百姓请命。“仁”所要求的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杀身成仁”的思想，与孟子的“舍生取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滋养后世志士仁人的精神。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最早的经典。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以及它的成书年代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现在一般认为，《老子》基本上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成书于战国前期老子后学之手，比《论语》晚。老子即老聃，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生活年代大致和孔子同时而略早，孔子曾向他问礼。老聃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后来隐居，不知所终。

《老子》里有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它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道”先于天地万物，是完全自足的、至高无上的，它不依赖任何东西，永远存在。“道”其实“无名”，因为一旦有了名字就有了限制，“道”这个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是为了表述起来方便。“道”不是一个实体，也难以用语言对它加以解释、描述、说明，如果非要用语言来说明它，可以说它是万物之所以如此的东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这两句可以视为对“道”的总特性的概括。前一句的意思是事物的对立面总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相互转化，讲的是宇宙间存在的辩证法原则；后一句讲“道”以“柔”为本。这里的“柔”，应该作宽泛的理解。《老子》一书中，“无为”“柔弱”“不争”“不为天下先”“处下”“静”等说法，或者和“柔”意义相近，或者相关联。

《老子》的哲学重心并不在对宇宙本体的探讨上，它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首先要面对的人生和政治问题，而它的宇宙论为人生论、政治论提供了立论依据。既然“道”是“无为”的，那么治国的“圣人”也应该以此为鉴，以“无为”治天下。《老子》中反复陈说天下不可“为”，应该“无为”，“无为”而后才能“有为”。“无为”的意思是不妄为，让万事万物都顺着自然之性萌生、发展，不让万事万物意识到“圣人”之功。《老子》中这样描述“无为”的治国之道：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

那么，“圣人”如何才能做到“无为”呢？重要的是“好静”“无事”“无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同样的，也要使百姓“朴”“不欲”“静”，这样，天下就能走上正途：“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三十七章）老子之提倡“无为”，是因为他看到“民之难治”“民不畏死”其实都是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社会的问题不是统治者管得不够，而是管得过多。

同样不满于社会现实，同样怀有救世的理想和热情，孔子的主张是做“加法”，知难而进。而老子的主张是做减法，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依据《老子》的思想，越讲“仁义”，离“道”越远，所谓南辕北辙。因此，《老子》对此大加抨击，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致力于武力征伐，醉心于霸业，孟子倡导“仁政”“王道”之说，曾到过梁（即魏）、齐、宋、滕、鲁等国家，游说过齐宣王、梁惠王等，但他的学说始终没有获得施行的机会。《孟子》由孟子及其门人合著，今存七篇，每篇分上、下。篇名和《论语》相似，都是摘取每篇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

孔子将“仁”作为人的最高道德规范，但他没有说明人为什么要行“仁”，孟子的“性善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生来就和禽兽相区别的地方，是人的天性中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即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德的萌芽。本然地、充分地发展这些萌芽，足可以保有天下；而如果不发展它们，则可能连父母都不能奉养。就这样，孟子从界定“人”的特质出发，强调了勉力行“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政治学说方面，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思想。“仁政”“王道”的核心是保民、爱民，具体做法是：制定百姓的产业，并实行低赋税的政策，使百姓得以衣食无忧，上可供奉父母，下可养护妻儿；对百姓重在教化，使具备孝悌之德，而尽量少动用刑罚。孟子认为，推行“仁政”“王道”对于君主来说并不难，只要把他们本性中“仁”的因素加以发展、推广即可，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后世封建王朝从汉朝开始以儒家思想立国，虽然“仁政”思想并未真正实现，但不可否认它对在位者总是一种警醒，并且是士人批评时政的重要的理论武器。

孟子倡导“仁政”，是和他的民本思想紧密相联的。他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民”之所以“贵”，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失民心者也会失去天下。由民贵君轻思想更进一步，孟子指出，像桀、纣那样的暴虐之君，是“残贼之人”，是“一夫”，臣子诛杀他们，不算犯上作乱的“弑君”。在孟子的逻辑里，按照孔子的“君君臣臣夫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国君而不行君道，就不能称之为君，所以诛杀桀、纣不能算是“弑君”。孟子的这种思想真可谓锋芒毕露，毫无顾忌，难怪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叹称“孟子有些英气”。

庄子（约前369—约前286），名周，宋国蒙人。蒙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可确考。他曾做过漆园吏。楚威王曾想任他为相，派使臣去接他，他辞不肯就。《庄子》今存33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学者们认为，内篇基本上出自庄子之手，外篇、杂篇则出自庄子弟子及其后学。庄子哲学的主要精神旨趣体现在内篇部分，外篇和杂篇则可视为对内篇的补充和解释。（有学者认为，外篇和杂篇基本上可以视为对《老子》的解释和发挥）就文章风格来看，内篇的文章神奇玄妙，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神秘又浪漫，常给人目不暇接而又美不胜收之感，外篇和杂篇的文章则显得平实、明晰得多，其艺术美感也大为减弱了。

《庄子》中最高的哲学范畴也是“道”。“道”无形，可以用心去体认，而不可以看见；它是天地之母，无所不在，终古长存，万物万众都应该以它为宗，以它为师。总的来看，《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性质相近。《庄子》里没有花很多笔墨描述和阐释“道”，而着意描述得“道”后的表现。其表现是：“游乎四海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求为世所用，毫不留心于人间事务；于事物没有好恶之分，齐同万物，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进而则连天下万物与自己一并忘掉；不乐生恶死，不以夭寿贫富荣辱为意，随顺自然。得“道”后的境界可以“逍遥游”名之，请看下面这段富有诗意的描述：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这段描述似实而虚。“大树”固然是可见可感的具体事物，“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又在何处？它们在这里其实是指无拘无束的虚无世界。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优哉游哉，“无为”，“无所可用”，而没有东西能够伤害到。《庄子》中还描绘了一些得“道”的“至人”“真人”“神人”形象。他们水淹不死，火烧不着，腾云驾雾，如神仙一般。不过，在《庄子》哲学里，他们不是神仙，只是物我两忘，泯灭生死界限，精神无限自由，进入到“逍遥游”境界而已。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中最富创见、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对于如何评价“逍遥游”，学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端：一种是它看似美好玄妙，不过只是心的无穷游而已，丝毫不能解决现实困境，对社会也无任何益处，在精神上只能起自我麻痹、自我陶醉的作用；一种是它要求个人从种种局限和利害关系的束缚中超脱出来，以宏阔、超然、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人生实际事务及社会现实，心灵由此获得一定的自由和解放，精神境界由此得以提升。

内容理解

孟子见梁惠王

孟子为了使孔子所说的“仁”更易理解，把孔子分开来说的“仁”与“义”合并为“仁义”一词，并加以阐扬。在《论语》里，关于“义”的阐说不多，不过它也是成就“仁”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或者说方面。请看下面两则语录：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可知，“义”指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它和“利”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义以为质”，“质”是质干、根基的意思，而这里的“君子”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具备“仁”的人，所以说“义”之于“仁”极为重要。《孟子》里对“仁”“义”的解说有新的发挥，即：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大意是人心应该居于“仁”，人的行事则应该以“义”为准，也即是说蕴蓄在内为“仁”，而发之于外则为“义”。那么看一个人是否具备“仁”，只要看他的行为是否合乎“义”就行了。这样，就把孔子所说的“仁”的内涵和要求简明化了。

在课文里，孟子高举“仁义”的大旗，痛痛快快地将梁惠王“利”的话头拦了回去，然后具体陈说“利”字当头的危害，再轻轻点出“仁义”的效用，最后重申梁惠王应该讲求“仁义”，而舍弃“利”。

这则文段颇有雄辩滔滔的气势，在语言形式上有两个特点：

其一，善于铺排。梁惠王只是问“有以利吾国”，孟子就由此向下逐级推衍，指出大夫、士、庶人也会只关心什么对他们有利，排出三个大同而小异的并列短句；在概括性地点明一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之后，孟子大概觉得只这样说还不够清楚，也不足以震动人心，就又用两个结构相同的复句具体说明“上下交争利”的可怕后果，两个复句在意思上也有递进的关系。短短的一段文字，主要由整饬的排比句式构成，排比项之间在意思上又紧密相联，读起来不容间歇，斩截痛快。

其二，讲究章法。针对梁惠王对“利”的关心，孟子首先用“仁义”当头拦住；中间先指出举国上下只知道追求“利”会使国家有危险，再具体陈说危险何在，把君主求“利”的危害说足说透。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排比句虽然只是用否定句式轻轻点出“仁义”的好处，但很具有说服人的效果，一泻千里之势至此结住，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最后用和开头类似的话结束，起到首尾呼应、强化主旨的效果。

在孔子、孟子看来，只顾追求“利”会使人忽略了对道德的完善和培养，使行动失去合宜的准绳。在春秋战国之际，国君失国、大夫失家、臣子犯上作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出于对永不满足的私利的追求。“利”对于人的诱惑是巨大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利”理解得宽泛一些：个人的“利”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并且和集体、国家的“利”在大方向上一致，追求它就是合理的、可行的，并且对社会是有益的；国家所追求的“利”也应该符合人民大众的“利”，这样也就是为人民大众谋福祉。不过，在如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利”在人们心目中，多指物质利益而言，不少人沉迷于对金钱、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此同时忽略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忽略了道德品质的完善，这样，他们虽然获取了大量财富，但精神空虚，甚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在这种形势下，也有必要汲取孟子对“利”的理性认识，引导社会对“利”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并用适合新形势需要的道德规范和法制观念来对人们追求“利”的行为加以约束。

胠 箧

这篇文章是对《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发挥。在《庄子》内篇里，抨击“仁义”是基于它不是“大道”，并且会妨害对“大道”的体悟，言辞和态度明显没有外篇里的激烈、尖锐。

文章一开头从日常的生活经验出发，引出惊人之论：生活中人们眼里的聪明做法，岂不是为大盗积聚、做准备吗？第二段中将此结论推广、提升，用反问句的形式指出：所有的智者、圣人都是在为大盗积聚、守备啊！为了证明这一点，文章举了春秋时田氏篡齐的例子。作者认为，齐国人多地广，祭祀祖先和社稷、治理百姓也都取法圣人之道，可忽然有一天就被田成子弑君篡国。田成子所盗的不仅是国家，连齐国用以治国的圣智之法一并盗去，结果没有别的国家敢来干涉，他就安安稳稳地霸占了齐国。圣智之法竟成为“守其盗贼之身”、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田氏篡齐是当时很有名的事件，作者用它做证据，很有说服力。

接下来第三段为了使圣智之法成为大盗的工具的意旨表达得更显豁，文章假设了一段盗跖和他的手下的对话，让大盗亲口说出“盗亦有道”，并一本正经地分析大盗所具备的五种美德：“圣”“勇”“义”“知”“仁”。这是多么绝妙的颠覆，仁、义、圣、知、勇，本是圣人提出引导人向善的道德准则，却也成为大盗们做坏事的信条。作者由此指出，圣人之道不仅有利于善人，也能给大盗带来好处。但毕竟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推论起来，坏人从圣人那里得到的好处更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由此推论出“圣人生而大盗起”的判断，也就是说坏人有了圣人之法，如虎添翼，足以成为大盗。至此，作者关于圣人对大盗有利的意思已经讲足讲尽，自然而然逼出下一层意思：打倒圣人，释放盗贼，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第四段先重申圣人“死去”，大盗不起的意思，然后从反面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并加以分析、论述。文中指出，“斗斛”“权衡”“符玺”等固然是治国的利器，但也可以成为大盗的利器；就连用以矫正世风的“仁义”，大盗也一并拿去用以装点门面。作者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是有鉴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现实。联系前面所讲的田氏篡齐的史实，可谓所言不虚。接着文章又进一步指出，既然窃取仁义、斗斛、权衡、符玺等能获取诸侯之位，那么又怎能期望用奖罚的办法来禁止呢？最后明白指出：大盗们追求重利而不可禁止，这正是圣人的过错啊，这也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意思。

第五段总结以上论述，提出“绝圣弃智”的主旨，并全面地陈述有关主张。其要旨首先是：弃绝“圣智”，就没有大盗了；扔掉珠宝，就没有小偷了；毁掉符玺、斗衡等，百姓就纯朴、不争了。以上这些意思是和前文相呼应的，以下所阐述的则是对“绝圣弃智”主张的更细致的说明。课文指出：将“圣法”、音乐、五彩、技艺、仁义等统统毁弃、除掉，这样天下每个人就都能具备“明”“聪”“知”“德”，天下也就不会混乱、忧患、偏离正道了。为什么认为“圣法”、音乐等会成为百姓具备“明”“聪”等的妨害呢？《老子》第十二章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看多了五色，令人眼花缭乱，丧失对颜色的基本判断，也即“目盲”；听多了音乐，耳朵会对声音失去敏感，丧失对声音的基本判断，也即“耳聋”。暗含的意思是，人天生是耳聪目明的，恰恰是“五色”“五音”让人耳聋目盲。同理，人本来天生具备“知”“德”，可是因为有人出来宣扬“圣法”“仁义”等各种学说，使人们产生迷惑，无所适从，反而丧失了其本然具有的“知”“德”。也就是说，《老子》《庄子》都赞同人保有其天然本性，一切外来的人为的因素均应排斥在外，即使它们借着好听的名义。

全文的论述层次清楚，逐步推进，最后提出全面主张，试列出线索如下：

知者（个别意义上的“知者”），为大盗者积→圣者，为大盗者守；知者（普遍意义上的“知者”），为大盗者积→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知，毁弃珠宝、符玺、斗衡，除掉“圣法”、音乐、五彩、技艺、仁义等

论述过程中，或用事实作例证，或加以具体阐说，将主旨阐发得很充分，很有说服力。

一、扩展阅读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失掉了“仁”，怎么称得上是君子呢？）？君子无终食之间（〔终食之间〕一顿饭的功夫。）违（〔违〕离开。）仁，造次（〔造次〕仓促、急遽。）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子曰：“贤哉，回（〔回〕即颜渊。）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书〕指《尚书》。所引用的几句话的意思是：孝啊，只有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才会扩大到政治。）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樊迟（〔樊迟〕孔子弟子，名须。）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位者讲究信用，那么百姓没有人敢不诚实的。）。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襁负其子〕背着他们的孩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译文（选自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它先于天地而存在。无声啊，又无形！它永远不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停地循环运行。它可以算做天下万物的根本（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把它叫做“道”，勉强再给它起名叫做“大”。大成为逝去，逝去成为辽远，辽远又返转还原。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己本来的样子为法则。）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

（译文（出处同上。）：“道”使万物生长，“德”使万物繁殖，体质使万物得到形状，〔对立的〕势力使万物得到完成。因此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所以被尊崇，“德”所以被重视，并没有谁来命令，它自己就是这样的。所以“道”使万物生长，“德”使万物繁殖，使万物成长、发育，使万物结果、成熟，对万物爱养、保护。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作万物的首长，而不对它们宰制，这是最深远的“德”。）

二、参考译文

《论语》十则

先生说：“君子不求吃得饱，不求住得安定，勤于做事而说话谨慎，向有道德的人修正自己（的道德行为），（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啊。”

先生说：“我十五岁开始专心求学，三十岁时能自立于世，四十岁时遇到事情没有疑惑，五十岁时知道了天命，六十岁时听别人的意见能够包容，七十岁时一切随心所欲，而不超出规矩。”

先生说：“由（即子路）！我教诲你的知道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种态度才是明智的啊！”

颜渊、子路立侍（在孔子旁）。先生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把我的车马和衣服拿出来与朋友共同享用，用坏了也不觉得可惜。”颜渊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希望听听您的志向！”先生说：“老人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少年人得到关怀。”

先生说：“知道它不如喜欢它，喜欢它不如以之为乐。”

先生说：“智者喜欢水，仁者喜欢山；智者活跃，仁者沉静；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先生说：“吃粗粮，喝水，弯起胳膊枕着头，快乐也在里头啊。不合乎“义”而获得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君子心胸开朗而宽广，小人总是忧愁、哀伤。

颜渊问什么是“仁”。先生说：“克制自己的私心，使一切复归到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的私心，使一切复归到礼，天下就称许为“仁”了。达到仁是出于自己的努力，难道是由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它的具体要点。”先生说：“不合乎礼不要看，不合乎礼不要听，不合乎礼不要说，不合乎礼不要动。”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敏，愿意实践这几句话。”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需要戒除的事：少年时，血气还没有固定，要戒除的是女色；等到壮年时，血气正旺盛，要戒除的是争斗；等到老了的时候，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的是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