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南作战靴:新闻话题 20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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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普京阅读原文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普京虽然有过一些小插曲，但正如人们早就预料到的，普京将卷土重来，明年再次参选总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4日表示，他提议由现任总理普京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普京则表示，如他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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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普京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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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普京
虽然有过一些小插曲，但正如人们早就预料到的，普京将卷土重来，明年再次参选总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4日表示，他提议由现任总理普京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普京则表示，如他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出任总理。
两人的表态让之前的猜测尘埃落定，“梅德韦杰夫叫板普京”的意外并没有发生。如此一来，普京很有可能再执掌俄罗斯政局12年，这未必说得上是俄罗斯民主的倒退，但让一个人长期占据最高权位，无疑是违反民主精神的。
俄罗斯民主走到这一步，原因何在？普京会成为新的独裁者吗？
梅德韦杰夫提议普京参加2012总统选举
2011-09-27 第 1817 期
今日话题
对普京的五大误解
普京或再执掌俄罗斯政局12年
误解一：普京打击寡头
事实：普京打击的不是寡头，是胆敢和他作对的富人
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在市场化过程中，塑造了一批大富翁，这些富翁形成了俄罗斯的“寡头阶层”。这些寡头有钱、并且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京上台后，先后“修理”了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三位寡头，前两位流亡国外，后一位至今还在牢里。但把普京此举解读为“普京打击寡头”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这三位都是“因言获罪”，他们或利用自己的媒体工具、或自己跳出来大肆抨击普京，把普京“惹毛了”，所以普京才“痛下杀手”。而那些“听话”的寡头，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在普京治下有些人的财富还在增长。
误解二：普京大搞国有化
事实：普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国内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普京上台后，回收国有企业，通过司法手段或市场手段，将战略行业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国有化，以公有制为主体。”事实真是这样吗？结论完全相反！
普京上台以后肯定叶利钦时代实行的私有化方向，他明确表示：他对90年代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没有疑问，反对重新分配财产，反对重新国有化。他说：“今天根本谈不到、也不应该谈重新分配俄罗斯财产的问题，如果我们允许重新分配财产，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可能比过去搞私有化时还要大。”在普京任上，私有化可谓搞得轰轰烈烈，私有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大踏步前进。2002年，美国和欧盟就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至今还未获承认）。在市场化的大潮下，2008年俄罗斯的10亿美元富豪人数已经从叶利钦时代的9名激增到101名。
误解三：普京怀念苏联
事实：普京对苏联以否定为主，倒是对叶利钦崇敬有加
国内的一些学者靠捕风捉影、混淆视听塑造了一个“怀念苏联、赞赏斯大林”的普京形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普京上台后不久，就视俄共为眼中钉，在俄杜马（议会）一手策划对议会多数党俄共的突然袭击，联合议会各非共党派以议会政变的形式，一举撤消俄共议长、副议长及10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剥夺了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直在议会拥有的领导地位。普京这样评价斯大林：“对于我国复杂的、有时是十分矛盾的历史而言，斯大林时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了解这段历史和记住教训。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在另一些言论中，普京虽然反对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但是却说斯大林是暴君、罪犯。普京在接受加拿大记者采访时说：“人们还没有忘记在苏维埃时期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许多人的伤口还在流血，还记得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全部恐怖。”
与原则性的否定苏联和斯大林相反，对叶利钦，普京无论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崇敬有加。
误解四：普京施行“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
事实：普京对民主的理解并无特色
俄罗斯的现行宪法制定于1993年，宪法的内容原则上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一致，但是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力。普京当选后更是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成了一位实权总统。于是一些人就说普京搞的是“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
然而事实上，2000年普京在总统大选后就宣布继续忠于俄罗斯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共和制原则、普选制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地方自治原则、多党制原则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原则。2004年，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向全国发表致辞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成果将得到保障，而且我们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我们将巩固多党制。我们将巩固公民社会，竭力保证媒体言论自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保留了西方民主的主要特征。
普京任上彻底改变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由原来的不经选举就由89个行政主体一把手组成，改成由各主体选举产生，这一修改显然比原来更加民主。从制度层面看，普京任期内对叶利钦时代的民主主要是继承，也有超越，而基本不存在什么“倒退”。如果说普京的权力要比叶利钦更大的话，那也是由于普京的声望太高，导致他想做的都能做，而不是说制度赋予了他更多权力。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公开表示俄罗斯并不会搞什么不同概念的民主。
误解五：普京有“克格勃情结”
事实：普京并不以克格勃经历为荣，他靠“民主急先锋”上位
国内一些文章努力塑造普京的“克格勃情结”，甚至不惜造谣说普京下令恢复了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普京的确有克格勃经历，但是普京本人并不以这个经历为荣。1990年，普京从民主德国回到列宁格勒后不久就向克格勃打了辞职报告。1991年8月20日，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普京第二次打报告，坚决要求从克格勃辞职。对于普京来说，“克格勃经历”是负担而不是荣誉。俄罗斯“民主教父”索布恰克曾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以此来帮助普京走出心理阴影。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转轨过程中，普京是一个“民主急先锋”的角色，在1990年代初，他是民主派的宠儿，普京也正因此走上仕途。
有民主理想的普京何以违反民主精神
“统一俄罗斯党”占据俄杜马多数席位
首先，1993年的宪法修改赋予总统太大的权力
1993年，叶利钦利用自己在苏联解体中积累起来的声望，以及民众对乱哄哄的总统——议会斗争的厌烦，在民众支持下修改了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议会的权力则被削弱。
所以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总统就是集权总统。权力不受制衡自然会被滥用，而叶利钦也的确滥用了权力，比如在叶利钦执政后期，他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
其次，“帝国后遗症”让普京容易俘获民心
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中，社会组织资源被抑制而无法生长，所以一旦大帝国解体，就很难建立正常秩序。持续的混乱会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的第三帝国。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专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
苏联解体后的10年，俄罗斯就处于“帝国后遗症”之中，政治经济社会都乱哄哄，普京的出现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可谓“久旱逢甘露”。本来就拥有大权的俄总统，在得到民众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后，在权力上可谓如虎添翼。拥有声望的总统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集权”，正如俄罗斯用民主的方式把总统任期修改为6年，为普京长期执政铺路。
第三，普京毕竟不是华盛顿，他没有肚量成全民主
从普京的过往以及他现在的言论来看，普京应该没有在思想上背叛他的民主理想，他只是在用反民主的手段来追求民主理想。
2000年普京当选后，放出了“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的豪言，这是怎样的一个俄罗斯呢？是一个“放弃民主和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的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俄罗斯。然而，“给我20年”和“民主自由”本身就是矛盾，华盛顿理解这一点，普京也许同样理解，但前者理解并实践，而后者选择了恋权。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会让普京倒退太多
普京曾是民主派的急先锋和得力干将
“曲线参选”，本身就说明了普京权力的局限
普京本可以在2008年卸任前就主导修改宪法，让自己可以连任总统，然而他还是选择不这样做。不做的原因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民众如果察觉他有独裁的倾向，还会给他投票吗？普京得掂量掂量。
那些反对党也虎视眈眈，连俄共都打出“民主牌”，以普京不民主来为自己的党派拉票。
在这些压力下，普京虽然“民主无量”，但也“独裁无胆”，只能一面满嘴高喊着自由民主，一面费尽心机的让自己能多干几年。
命运如何，俄罗斯民众自己抉择
俄罗斯民众会拥护普京一步步扩权，成为一个新的独裁者吗？看起来不会。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从民众到领导人都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随着俄罗斯从混乱走向太平岁月，铁腕的魅力将不再耀眼，普京打造的强盛俄罗斯，反而会埋葬像他那样的强人政治家。…
结语：最大的坎，俄罗斯人已经迈过去了，未来的道路依旧曲折，但他们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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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80亿元怎修出豆腐渣高速路？阅读原文
甘肃省花80亿元修建的天水至定西高速公路仅用80天就被迫停用大修，路面损毁严重。这堪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耻辱与笑柄。无论是这条道路建设中存在媒体怀疑的腐败，还是出于赶工期而牺牲质量，这个结果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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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80亿元怎修出豆腐渣高速路？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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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花80亿元修建的天水至定西高速公路仅用80天就被迫停用大修，路面损毁严重。这堪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耻辱与笑柄。无论是这条道路建设中存在媒体怀疑的腐败，还是出于赶工期而牺牲质量，这个结果都是“中国速度”里的一段丑闻。
整条公路的路面返工重修，这是所有质量事故中最低级的之一。天定高速的东西南北都有过筑路的大量经验，这次错误显然不是技术性质的。整条高速的破损坑洼都在诉说管理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能悍然存在，甘肃省的官员可以不因为它们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反而有官员面对央视记者侃侃诉说因由，这不能不令整个中国为之脸红。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为天定高速背后的问题具有多大普遍性而担心。这个问题未在甘肃得到斩钉截铁的处理，说明促成事故的原因至少在甘肃的政府系统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搪塞。那么在全国呢？这些原因放到路面上是坑洼，但如果放到大桥的桥墩上，放到铁路的调度系统里，又会是什么呢？
中国是在高速奔跑的国家，跑得快注意力就不会很均匀，就容易被绊倒。甘肃天定高速的事故告诉我们，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几乎是闭着眼睛在跑，我们没有做到在每一个复杂、陌生的拐弯处集中精力。
中国作为人类最大规模改革的探索者，出差错很难免，但天定高速的问题显然是一些老问题的放肆重演。它还告诉我们，使用及限制权力的艺术获得进步，的确是社会进步中最核心的一环。权力的使用方向只要偏差1厘米，现实后果的偏差就足以像天定高速的235公里一样长。
甘肃省如何追究天定高速质量事故的责任，如何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反映的是“奔跑的中国”亡羊补牢的能力，以及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今后不在同样的问题和错误中打转的决心。
甘肃是中国相对的欠发达地区，追赶其他省份的压力不小。追赶东部，所需要的决非只是资金，思想观念层面的雄心更有力量。东部留下了那么多教训和丑闻，甘肃不应沿着覆辙前行。对天定高速丑闻，全国人民难以容忍，其中甘肃的愤慨程度恰恰应当是最高的。
有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千虑总有一失。有些错误是决不应该犯的，犯一次就应严厉追责。只有确立这种坚定不移的做事态度，庞大的中国虽有万千头绪，才会始终保持秩序和确定性，各种错误和偏差才会得到应有的可控。
让甘肃天定高速这样的返修重建成为中国筑路史上的最后一次，这不是媒体的一个口号，而应是中国国家管理体系的严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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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乱象】“三狂”州长背后的官场集体性溃烂阅读原文
江中立 评论作者云南省专案人员透露，“吸毒州长”杨红卫的根本问题在于“三狂”：一是狂热，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二是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甚至威胁要给纪检监察部门“断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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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立 评论作者
云南省专案人员透露，“吸毒州长”杨红卫的根本问题在于“三狂”：一是狂热，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二是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甚至威胁要给纪检监察部门“断炊”，全然没有“敬畏之心”；三是狂欢，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吸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9月26号《经济参考报》）
其实，杨红卫何止是“杨三狂”，更是一个“杨三多”。通读媒体稿件可知，近五年来，杨红卫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与妻子于赛英在国内外有房产23套；吸食毒品，与10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这比杭州的许三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是这样一个吸血鬼、大淫魔，却在体制内的监管体系下成功漏网，最终还是在灾后重建房出现豆腐渣工程继之以群众上访、媒体调查跟进之后才东窗事发，罪恶曝光，这不仅是监管机制的是失效，更是失败！
稍微对中国法制有点了解人就知道，中国的监督体系由七部分组成：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如此多重的监督体系不可谓不严密，但就是这样细密的监督网却让杨红卫在官场之水中畅游多年，任意侵吞民脂民膏，再次上演贪吃蛇的把戏。不过他可知道，贪吃蛇吃得越多，它生存的空间就会越逼仄，终致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杨红卫成长为这样一个贪腐典型，原因并不难分析，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点，一、权力观、价值观、发展观的扭曲与变形、二、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监管真空的形成。
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固然与个人天性有一定关联，但其成长的外部环境却是个人价值观导向的决定性因素。杨红卫自踏入仕途之日起，就与官场扯上了关系，他每天都会与官场上的各色人打交道，难免会沾染官场上的不良习气。古今中外，官场文化从来就是酱缸文化，五味杂陈，“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眼主义，应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柏杨语），尤其是中国的官场酱缸，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官僚气息颇为浓厚，官场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这从报道中的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杨红卫任团州委书记时，虽然按处级干部待遇他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但州委办公室负责人考虑他还是单身汉，就没有分房子给他。他找到州委办公室负责人理论未果，他狠狠地说：“我会长大的”。不曾想几年后他果然回到州委任秘书长，那位州委办公室负责人无奈提前退休。长期浸淫于这种官场酱缸中，加之自己强势、狂妄、不甘人后的性格，杨红卫的贪腐之路实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的监督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特色”，可能就是说中国多种监督方式齐抓共管，密切配合，体系严密，但越是齐抓共管，就越是九龙治水，漏洞百出，尤其是对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同级监管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官员常会形成一个利益群体，而且有时会是一个政治家族，难免会沆瀣一气，抱团腐化。一个人的腐败往往是集体性的溃烂，基于此，他们当然不会为了揭发一个人而去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即使会有正义感的官员、部门敢于担当，揭露黑暗，也往往会迫于压力投鼠忌器，不敢放手去查。如本案中，几年前楚雄州纪委在连续查了几个案后他认为影响了楚雄经济发展和楚雄形象，很不高兴，公开说：“再查，我断了你们的财政供应！”这样的淫威之下，调查人员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怎么敢去维持正义？在这种逼仄的现实语境中，很多诸如此类的贪腐大案只能靠群众举报，媒体曝光或者更高一级的部门介入才能浮出水面，但这远不能釜底抽薪，这种解决路径只会让杨红卫们心存侥幸而不会对权力与权利有丝毫敬畏。须知，打蛇要抓七寸。
是谁给了杨红卫“三狂”底气？答案不言自明。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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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王艳明：副县长千金陷“炫富门”冤不冤阅读原文
王艳明 大学职员锦屏县副县长及其千金，对民众监督和质疑，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舆论对该事件如此关注，更多还是对官员财产不透明等深层问题的焦虑。据《新京报》报道，日前，一张照片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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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明 大学职员
锦屏县副县长及其千金，对民众监督和质疑，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舆论对该事件如此关注，更多还是对官员财产不透明等深层问题的焦虑。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一张照片在网上风传，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时尚，“左手提一个LV大旅行包，右手挎一个橘红色爱马仕包”的女孩，照片来自女主角的新浪微博。经证实，女主角系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尤成华之女尤异希，遂被网友称为“尤美美”。
不过，“尤美美”版炫富剧剧情相较于此前“郭美美”版仿佛要简单一些。尤异希随后向媒体公开淘宝网店家网址和购买时的发货记录，称所炫的两个包都是“90元左右”的山寨货。尤异希及其父表示，其每月生活费仅800元，生活节俭，“炫富”只是满足女孩子的虚荣心，却因此很受伤害。
剧情至此，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尤异希回应舆论质疑的态度。对于民众的监督和质疑，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否则空口白牙无异于插科打诨，只能进一步激怒舆论，使事态持续恶化。不过，媒体的报道只是简单提到有淘宝网址和发货记录，但发货记录的时间和买主身份，和尤异希的微博内容是否完全吻合？要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不妨进一步公开。
不是舆论太过苛刻，尤异希如果只是一介平民之女，公众大可对其“炫富”宽容以待，问题就在于他的父亲是政府官员，背后可能牵涉官员财产来源是否正当的问题。只有彻底的透明公开，才能消弭种种舆论猜想。
当然，即使最终证实LV和爱马仕都是山寨货，也不能说步步紧逼的舆论监督就是在无理取闹，或者无风起浪。因为舆论监督就应该是一个你来我往的互动过程。质疑，回应；再质疑，再回应——如果存在误解，那在一次次回应中自可消弭；如果确实存在问题，那就必须得到解决。如此，才能算得上一次富有成效的舆论监督。这是一个文明累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能够矫正一些人偏颇的观念，譬如“炫富”，也能够培育逐渐成熟与理性的监督理念，推动种种问题的解决。
“尤美美”买假名牌，或许是为了“满足女孩子虚荣心”，但如果不是因为假货和真品极像，她还会拍照示众吗？这和“炫富”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异希遭受舆论质疑，也并不“冤枉”。
但舆论敏感之处其实不仅仅在于“炫富”，更多表现为对官员财产不透明等深层问题的焦虑。舆论之所以对“尤美美”如此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员财产不公开引发的种种联想。一定程度上，这或许跟“炫富”与否没有太多关系，只要官员财产不公开，还会有更多的人被卷入到舆论漩涡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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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王晓夏：俄罗斯，谁来推动“政治改革”？阅读原文
王晓夏 国际关系学者失去权力上层建筑积极推动，作为现俄罗斯代化之路最关键的政治改革的进程将被减缓。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尽管俄罗斯摆脱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组建建立起了自由市场、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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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王晓夏：俄罗斯，谁来推动“政治改革”？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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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夏 国际关系学者
失去权力上层建筑积极推动，作为现俄罗斯代化之路最关键的政治改革的进程将被减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尽管俄罗斯摆脱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组建建立起了自由市场、多党政治、三权分立、议会民主、自由选举等等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的雏形，但在“超级总统”权力结构下，距离真正的民主国家依然距离遥远。
在苏联解体的转型社会初期，由于俄罗斯陷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之中。恢复秩序成为当时俄罗斯社会广泛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随着“炮打白宫”的炮声，在俄罗斯第一任叶利钦开始的主导下，将民主政治形态转向传统威权政治，修改了宪法，并赋予了自己无以伦比的权力。
叶利钦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国家建立初期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但由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执行力单薄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总统的威权。自1999年普京走马上任俄罗斯总统之职后，开始大力建立强力部门，并且依托强力部门实现总统的权威，打击寡头，摆脱对政权对寡头的依赖。
在近十年的权力强化后，俄罗斯总统的权势就是国家强力部门的权力，换句话说也就是普京只要还掌控着国家强力部门，那么总统的权力依然属于普京个人。这也是普京当年为什么愿意将总统宝座转手奉送其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梅德韦杰夫的原因。
尽管总统威权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俄罗斯国家统一和稳定，但是同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俄罗斯社会而言，在十多年“超级总统”治下，俄罗斯民间社会的活力日益衰弱。最明显的就是，自普京总统上台后，借助打击寡头的机会，成功管控了国内大多数大众传媒机构，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一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权益受到权力侵犯。
看到俄罗斯威权政治种种弊端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不断声称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其实，无论是从普京手中收复自己真正的总统权力，还是实现俄罗斯的国家富强，都需要推动政治改革。
通过政治改革，终结“超级总统”制，让民主、法制取而代之，让权力由法律赋予，摆脱对强力部门的依附，进而剪除总理普京的“余势”，使自己获得法律所真正赋予的总统权势。
尽管，政治改革成为俄罗斯深化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俄罗斯社会各界包括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内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是，梅德韦杰夫真正推动改革，将会损及普京的权势。
自苏联解体后，随着“超级总统”体制的形成和固化，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这也成为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之间的矛盾根源，尽管，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
无论梅德韦杰夫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真实地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俄罗斯在下一个阶段必须从威权政治中走出。因为俄罗斯社会转型已经20年了，国家已经恢复稳定，威权政治继续存在，只能使得政府更加低效，民间社会活力更加萎缩，这将从根本上限制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对于俄罗斯而言，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强民间社会活力，来发展私有经济，让俄罗斯国民经济从对国有能源产业的依附中走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不仅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让俄罗斯民众破除了“普京迷信”，民间对于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愈隆。
尽管，普京可能成功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改革呼声的话，经济发展被政治体制所严重束缚，造成经济衰退的恶果，那么最终“超级总统”权力根基也将被摧毁。
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必然，违逆这一大趋势，只能遭遇“俄罗斯式的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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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秦晖：能设计出胜于西方的制度吗？阅读原文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原标题：人类的美德：东西方是一样的——从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说开去今天一个中国人拿到一篇甲骨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和今天一个西方人拿到一篇拉丁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到底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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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原标题：人类的美德：东西方是一样的——从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说开去
今天一个中国人拿到一篇甲骨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和今天一个西方人拿到一篇拉丁文能够认出的程度，到底哪个大？这都很难说。至少完全就词汇说，今天的一个英国人，即使完全没有学过拉丁文，拿一本《法学汇纂》（The Digest）或者《法学阶梯》（Institutes）会怎样？不说他们，就是我这样一个不太懂外文的人，那里面所保留的词汇，许多我还可以一眼看得出大致是什么意思。虽然整个这篇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这些词我还是懂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说法太虚，包括文明什么的。比如，什么才叫做毁灭，什么才叫做新生？老实说我们也不懂。中国文明是不是毁灭过？西方文明是不是毁灭过？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就此而言，我是反对把儒家和中国联系起来的。我们讲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可是大家都知道儒家到现在才只有2000多年，怎么能说儒家文明就代表中国文明呢？其实我倾向于把儒家当做一种思想体系，大致相当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那么就这些东西而言，在西方，基督教能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也很难说，因为希腊、罗马就是不信基督教的。
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讲儒家有多么多么优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应该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来讲。在我看来，如果在基督教、儒教、佛教之间比较，在它们之间确实分不出什么高低上下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讲资产阶级撕下了中世纪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到了今天，它已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个话我们都可以背得出来的。这里我要讲，贵族时代的这种美德到了后来被很多人怀念，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才怀念。我们只要看看汉儒对秦制的批评和对周制的赞扬。他们对秦制的批评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几乎是一样的。
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很多美德都是从家庭关系中推出来的。好的概念几乎都是从父亲、母亲、家庭等之中浮现出来的。因此，我觉得从家庭推出很多美德，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天下情怀。其实，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什么“爱民如子”啊，其实都是这个东西。但是，关键就在于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儒家早期就已经讲到这个事。他们讲君君臣臣应该像父父子子，但是并不能够做到，最简单的就是君臣无骨肉之亲也。父是自然地爱子的，其实西方人也是靠伦理，不是靠制度。比如，我在课堂上讲，大家都认为西方人是性恶论者，要用制度来治理；中国人就是性善论者，因此相信道德的修养。我说东西方一样。比如西方人在家里，也没有强调要搞三权分立，也没有强调要民主选举哪个人做家长的。父亲对儿子的监护权在西方人那里也是承认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父亲不需要有什么制度去制约，一般来讲他都会爱儿子的。但是陌生人的社会中就不是这样了。在陌生人的社会中，伦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东西，但仅有伦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安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人讲伦理道德不可信，法家讲得最透。他们也设计了一套制度安排，而且这个制度安排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而这套制度安排的严密程度，不亚于西方。但是这套制度安排是为一姓之天下而设计的，并不是为老百姓而设计的。
怎么为老百姓设计一套制度安排？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能够比较和谐，就像当年儒家设想的亲如一家的关系，这完全不在于我们希望不希望。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民族不希望人与人的关系亲如一家，但是怎么能达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假如君臣之间不愿像父子之间这样，假如君不能像父爱子一样爱他的民，那么我们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早期的儒家基本上是没有给出答案，晚期的儒家基本上接受的是法家的那套制度安排。
我们确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鼓吹什么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你真的能设计出一套制度，能够胜于今天西方的这套制度。但是又和我们历史上曾经的那套野蛮的制度划清界限。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才真正有价值。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学术研讨会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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