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意峰高意伟:【麒麟合创】访武汉剧院建筑设计者之一莞籍工程师张权先生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7/07 14:24:10

“建筑，是危险游戏，逞能没有用！”

——访武汉剧院建筑设计者之一 莞籍工程师张权先生

醉红颜子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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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22:52

武汉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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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剧院是1959年10月落成的，号称中国四大苏联建筑风格剧院之一。
》武汉剧院作为武汉优秀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
》武汉剧院是全市党政大型会议和文化艺术交流、群众集会的主要会议、演出场所。
》1965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剧院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88年5月，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剧院观赏文艺演出。
》建院以来，剧院曾接待过许多国内外著名艺术表演团体，如：原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德国杜伊斯堡交响乐团、德国莱茵歌剧院芭蕾舞团，瑞士罗曼德交响乐团、东方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等艺术表演团体。

时间：2010年8月13日
地点：东莞市康华医院馨雅病房
被采访人：张权，86岁，国家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武汉剧院建筑设计者之一。我们称他为张工。以下是张工的口述。

起步——广州

我从小喜欢国文老师给我们解读中国古诗词。我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小学，在执信中学读中学，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读大学。

我是解放初进入广州市府工作的。读大三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当时离解放还有两年。

我的父亲是东莞篁村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曾经在普宁、电白当过县长。后来才回到了广州，在国民党党报当过评论员、也当过编辑。父亲的去世让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我不得不进了惠州公路处当练习生。公路处里还有父亲生前的朋友，他们都很照顾我，他们知道我还要读书，所以就跟上头说，要带着我一起到广州出差。这样，我既可以挣取出差费交学费，又可以继续我的学业了。那时候我戏谑地称带我出来广州的同事做“老家伙”。“老家伙”们则称我做“小鬼”。

“老家伙”们挣的钱比我多很多，他们经常请我去舞厅跳舞。那些舞女一见我来就抢着教我跳舞，可是我很笨，老是学不会。跟着“老家伙”们“出差”大概一个学期后，“老家伙”们陆续离开了公路处，另谋出路了，我也就没有了挣取出差费的渠道了。

于是我去了我堂兄张林的公司——启记营造厂工作。当时我的工资只有每月三十元，比伙头的工资还要少，交不起学费。当时我已经结婚，每月三十元的工资已经很拮据，还哪里有钱交学费呢！于是我就向张林借粮，结果张林不同意，我又向堂嫂（张林的老婆）借，还是没有答复。我只好缀学。

在启记，我非常勤奋，随时留意其他施工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地上的点点滴滴，用心偷师，学到了一点本领。后来工商合营，启记倒闭了，旧同事介绍我进广州市府运营部工作。

当时的运营部主任是东莞人，得知我们是同乡，对我就更加好了。我的试用期为三个月。市府里有我原来的大学同学，他们的级别比我高，公路处的旧同事也在运营部，他们也都很乐意教我，我继续如饥似渴地学习。

虽然我的工资比以前在启记的时候多了，但是妻子和我总是省吃俭用地把钱攒下来给我买书看，白天干活，晚上自学，不懂的时候就问老同学。试用期满，我被正式转正，成了三级技术员。当时给我的鉴定是：“此人虽然大学本科未毕业（还差一年毕业），但能力已达到本科毕业水平，可作本科使用。”大概八、九个月后，我被调到房产局。老局长是我父亲原来报社的同事，他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在工作上遇上困难，我就虚心请教以前的大学同学，大家都非常乐意帮助我。从中，我又吸收了不少知识和经验。

转机——武汉

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1953年），组织上要挑选一名技术员到国家第一机械部属下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我的家庭成分是官僚，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居然选中了我。于是我很快就去了武汉报到。

到了武汉我才知道，原来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的来福线质量非常好，至于是如何生产的，那是绝密的。我只知道，这些来福线可以做高射炮。

由于当时厂里即将投产从来没有生产过的高射炮，我则需要先去学习然后回来设计厂房，所以我到武汉匆匆报到后就乘飞机去北京第一机械部报到。

我不是党员，厂里就安排了一个党员和我一起去。一路上什么证件登记、买车票、飞机票、联系这个联系那个……都是这个党员一手经办的。我们到了北京，那个党员很快就联系上接我们的人，我们乘着吉普车去了军工招待所。

到了招待所，我才发现，和我一样来报到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工程师，只有我是个三级技术员。当天晚上，我就被安排和一个工程师住在三楼的一间豪华客房里，据说这是团级以上级别的待遇才可以入住的。我们吃的是小灶，据说那也是团级干部才有的待遇。而那个和我同来的党员则住在部队安排的三人间，他和战士们吃的是一样的饭菜。

我们在北京呆了大概一个星期。我就接到通知，我去国家第一机械部属下的沈阳机床厂学习。当时国家第一机械部在东北三省都有厂，沈阳机床厂是其中之一。

砺练——沈阳

沈阳机床厂原来是日本人的一个兵工厂，由苏联专家改造后才成了我们的机床厂。在沈阳，一切似乎都是从头学起，甚至连称呼也不能避免。在广州，我们同事之间的称呼一般都是“小张”、“老李”……这样称呼的，可是在沈阳则要在姓氏后面冠以职务。例如别人称呼我，就叫“张技术员”，我叫办公室主任“黄主任”、要去资料室查资料，就要找“陈资料员”，看档案找“周保密员”等等。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怄口，听别人叫起来也很别扭，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习惯。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办事员早就摆好了办公桌，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一尘不染。我刚坐下，办事员就说要带我去办工作牌。原来这个厂里面每个车间都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符号。由于我的身份特殊，我需要到厂里的很多个车间蹲点学习、考察，所以当我把所有的工作牌领齐，一天的时间都几乎过去了。

第一次进入车间，这里一堆铁、那里一堆机器还有头顶上飞来飞去的吊车、满耳朵轰隆隆的机器声……都是无不让我很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

记得正式上班没多久，我居然在厂区迷路了！那么多的车间、那么大的厂房，我居然分不出东南西北。我的认路能力差，加上经常边思考边走路，所以只好找人带路了。厂里也照顾我，派了个人专门给我带了几天路，让我基本上熟悉常去的几个车间的路。

最初来到沈阳的时候，我并不会看图，加上北方在建筑施工上的做法跟南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只能从头学起。在沈阳，我第一次知道冬天在北方施工是要用热水搅拌混凝土的、沙子要用铁板炒热了再用的……所有这些，对于来自南方的我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厂里，等级观念非常强烈的，下级必须无偿服从上级的命令。我的上级是一个老东北工程师，他很有才华，但是非常高傲。他对我的要求也严格得近乎于苛刻。每次我战战兢兢地拿着做好了的图纸给他看的时候，他稍微看一下就知道我哪里错了，但是他不会直接向我指出来，而是把图一扔，说一声：“重做！”我则小心翼翼地捡起来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图纸重新一遍遍地仔细检查、更正……那时候，厂里有个比我早去的技术员，很乐意教我，让我渐渐地了解了厂里面的各种吊车的用途、吊重量等等。于是出错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就是老东北工程师的苛刻，才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形成了凡事小心谨慎、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原则。

厂里是三班制的，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就要下班了，下班后一小时的政治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要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所以每次发言我都显得不大积极，有时实在躲不过，我就硬着头皮避重就轻地作一些政治发言。我的发言一般对事不对人，所以我的人缘不错。

几万人的大厂，一到下班时候电车都会很拥堵。每天下班，我都是和工人们一起挤电车回宿舍的。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因为厂里的煤烟很大，一擦脸，毛巾都是黑乎乎的。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但是自己却不愿意洗衣服，所以我的衣服一般花钱请邻居的家属洗的。

我来沈阳的时候是夏天，但是很快就进入了冬季。我正担心没有御寒衣服的时候，北京来了消息，说拨款给我们作御寒费。于是在厂领导的带领下，我买来了大衣棉裤、皮帽、皮靴等御寒衣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穿那种里面有毛的中筒“鬼头靴”。我觉得很重，少不留神就摔倒。当地的同事就告诉我，要往靴子上打钉。打钉以后，果然就没有再摔过跤。

假日是最无聊的。周末的晚上，我偶尔会和几个同事去公园里跳舞。那时候我们跳的是集体舞，东北的女孩比较豪爽，个头也比较高大，尽管那些东北姑娘热情奔放，但是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我的心一直思念着妻子，想念着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毅然嫁给了我……

于是，买一张电影票看上一天的电影通常就是打发周天最好的节目。

我第一次看雪是在沈阳的那一年冬天。那天一大早，天灰蒙蒙的，阴冷阴冷的。我一早就来到了办公室开始了我的工作。突然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我们的科长。科长呵着气走了进来拉着我说：“快走，下雪了！小广东，快跟我来，看雪去！”科长的细心和热情时时关怀着我，感动着我。

操刀——武汉

大半年之后，我见习期满，返回了武汉。厂里照顾我，把我妻子安排进了厂幼儿园当老师。这样，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可以来到我的身边，我不再是单身汉了。我们一家人过得虽然不算太富裕，但是小日子也算不错了。

我知道我的底子差，要补回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要靠自己，我相信实践才是我最好的课堂。我买来很多专业书籍，边做边学。每天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生怕出差错。我每天晚上看书通常要到凌晨十二点妻子却从来不会打扰我。

我妻子的母亲是个“过埠婆”，她一直在反对妻子跟我在一起，并经常劝我妻子和我离婚，到香港去另外找个金山阿伯嫁。妻子一直没有动摇。

有一天，妻子突然对我说，公安局已经批准了她带着两个女儿去香港了。我感到十分意外，但是我没有任何能力阻止这一切，只能由着她去。那是我一生中最无奈的一件事情。

妻子去了香港之后，并没有如她妈妈劝说的那样嫁个金山阿伯。她去了一家制衣厂做女工。她经常教育女儿，幸亏是我把你们带了出来才不至于在大陆挨穷。其实那段日子，我用我微薄的工资换成港币寄去给她们娘儿仨生活的。因为长期没有在两个女儿身边，所以女儿跟我的关系也就渐渐地疏远了！（张工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浑浊，似乎有点讲不下去了）

（为了调节气氛，我们故意把问了张工一个轻松点的问题：在武汉，有什么难忘的笑话吗？张工不假思索地说，有！）

回到武汉已经又是夏天了。由于厂里要准备生产高射炮，所以来了很多军人。武汉的夏天像个火炉，车间里都是男子汉，我们就打赤膊在车间里干活。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大校来了！”我们慌忙抓起衣服正想穿上，谁知大校已经进来了，看着我们拿着衣服来不及穿，大校哈哈大笑：“大家都别穿了！我也打赤膊！”

高射炮做好了，要试射。厂里用专车把我接到试射基地观摩。其实我很不情愿去的，我心里想，我只是负责基础建设设计的，你们那门炮打得出打不出关我什么事啊！可是不去的话怕别人以为我高傲，毕竟又有专车来接，所以还是去了。

试射成功了！那个负责试射的小兵被提干了，他穿着干部的制服，我见了就和他开玩笑：“现在从两个口袋变成四个口袋了哦！”谁知那小兵拽了拽我的口袋说：“我还赶不上你八个口袋呢！”是的，我上身四个口袋，加上长裤的四个口袋，正好八个口袋啊，我笑了！

妻子带着女儿离我而去，我则全身心投入到我的工作中。第二年，我刚刚满三十岁。我被评上了工程师的职称。有人对这件事情有意见，说我太年轻了；又有人说我那时候还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但是我都是一笑而过，因为这是“三榜定案”的，是评出来的，我觉得我当这个工程师是问心无愧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能连升三级被评为工程师，是上头批示了的，上头肯定了我的工作水平。

这天，领导叫我给下面的技术员上课，讲《基础学》。我有点诧异，因为厂里面四个工程师中，我的资历是最浅的，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会选中我。然而他们不选我还可以选谁呢？我们的老大是只管开会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搞建筑美术的，他整天迷在画册里，另一个是搞预算的，他的算盘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于是我战战兢兢地走上了讲台……

说起我们办公室的其他三个工程师，他们的级别比我高，他们都是一级工程师，我呢，是个四级工程师；他们工资自然也比我高。记得那时他们的工资是145元一个月，我呢，只有95元。我属于四级土木工程师。

在这三个一级工程师里面，有一个是原来在这间兵工厂替日本人工作的沈阳工程师，解放后留用，再后来调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他对我很不服气，觉得我的能力不如他。有一次，厂里要扩建厂房，有一个技术员从现场过来，说厂房的布筋太多，太浪费了，问能不能减半。这个沈阳工程师说可以，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你计算过了没有呢？他说，大概计算过一下。我说，那不行！你犯了错误是要吃苦头的。但是他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坚持让技术员通知工地，全部钢筋减半。结果到验收的时候发现，实际这个工地的布筋最多只能减掉三分之一。于是沈阳工程师被逮捕了，妻子与他离了婚。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很紧张，有人提议给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叛徒等等，我却对大家说，其实沈阳工程师只是技术责任问题，不应该按政治问题处理。我的说法得到了当时的领导的支持，于是沈阳工程师被拘留出来后降级使用，成了我的下属。

这件事过后，沈阳工程师一直对我非常感激。而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个工程师，实事求是、小心谨慎是多么重要！一不小心随时要掉脑袋的啊！

1958年，我申请入党，一个来自东北的领导（我们称他为“东北佬”）说我的家庭出身是官僚，加上是知识分子，不让我入党。我知道他对我很有意见。原因是我有一次劝他：“你最喜欢整人，每个同志都对你有意见，你别老想着针对别人，这样做不好。”谁知这个东北佬对我这一番话竟然耿耿于怀。

我的副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后来却入党了，还当了办公室主任。于是我想入党的梦想也就渐渐破灭了。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武汉重型机床厂，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遇到别人不敢做的工程，我总是大胆尝试，找来大量的资料认真钻研、主动要求参观学习，我愿意做第一个尝螃蟹的人。

问鼎——武汉

在湖北设计了一家医院以后，领导和同事对我更加重视了。

有一天，厂里的领导突然找到我，对我说厂里想修一个影剧院。要是请外面的设计所来做的话，成本太高，我们想利用厂里的力量把剧院建起来，问我敢不敢接下这个任务。因为之前他们找过其他工程师，但是大家都不敢答应，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程。我想了一想就对跟领导说：“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事先声明，我只是尝试着做，要是失败了你们不要让我负责，而且你们必须给充分的学习机会我，让我到全国各地学习考察……”领导同意了。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影剧院最后成为武汉剧院。

我们组成了一个设计组，先后到北京、上海、湖南、广州等地实地考察观摩，我看得比任何人都仔细，回来以后，我觉得自己心里有底了，才展开设计。我和其他几个工程师都纷纷提交了设计方案，没想到我和另外一个工程师合作设计的方案得到了通过。这座剧院可以容纳2000多个座位，跨度有三十几米，舞台高达16米。这项工程的成功无疑为我的事业锦上添花了。

武汉剧院刚刚完工，我便被召回厂里，做厂房扩建的方案去了。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武汉剧院的落成典礼我没有参加，据说这是全国四座具有苏联建筑风格的剧院之一，是武汉的地标性建筑。在这几十年里，我陆续听到同事们传来的消息：周总理来剧院观看演出了！李先念主席来看表演了！中央歌舞团的演员们称赞后台的化妆间太完美了！……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想再回武汉看看，看看这个如自己亲生儿子一般的武汉剧院。

1983年，我应东莞附城城建办和附城区府的邀请游三峡。途中经过湖北，我找到我原来武汉重型机械厂的一个同事。在闲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武汉剧院看看。同事说，那里已经没有人认得我了，而且也已经改变了很多，不去也罢。最终，我没能完成一睹武汉剧院的心愿，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从武汉剧院工地回到武汉重型机械厂，我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就是做旧厂房的改造工程。由于旧厂房的吊车受力只有50吨，而扩产后的要求需要达到75吨。

旧厂房的受力程度明显是不足的。幸亏我平时已经把所有厂房的受力情况做了精确的计算，所以厂里的领导找我做这项工程的时候我是心里有数的。厂里的领导要求我把厂房做成表面上看去像民房，实际是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重型机械厂房。我提出了要去参观学习的要求。我觉得，只有见多了才会学到更多更先进的经验。厂长、厂党委马上同意了，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型机械厂学习。

在旧厂房改造的过程中，我日以继夜地奋斗在工地第一线，当时大家流行一句话——“有事找张权！”结果，我的身体很快亮起来了红灯。我患高血压了。医务室的医生经常劝我多休息，见我不听，索性开三天假单强迫我躺下。

厂里的生产不断扩大，要修厂房了，党委对苏联专家提出不用钢筋盖楼的方法很感兴趣，并打算按他们的方法造一大片厂房出来。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怀疑，但是不好多说，就提出，先试一间再说，并且有一次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出了问题可不能怪我。

结果那栋厂房只用了三年就发现有毛病了，党委不敢找我算账，我还参加了加固工程的设计，结果那座厂房使用了四十多年仍然非常坚固。去年我才听说那座厂房才拆了不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终于可以调回广州工作了！我踏上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在广东机械学院当了一名高级工程师，是国家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享受教授级待遇。当时我很想拿到国家注册建筑师的职称，但是我已经老了，拿国家注册建筑师年龄要在60岁以下。那年我已经超龄了。没能评上高高工(专家级别)，竟成了我一生中又一个遗憾！

归根——东莞

70岁那年，我的手连握笔都握不动了，于是只能完完全全地退出设计的舞台，回到了我的故乡——东莞。

（听完老人的叙述，我们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我们问张工：你一生都在搞建筑设计，您觉得我们后辈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张工笑了：搞建筑是危险游戏，逞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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